爱华网日军毒气战经过 日军毒气战经过 山口山战记毒气通道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载仁于8月15日将野战瓦斯第七小队、第四迫击大队配属于上海派遣军。稍后，载仁又一再向淞沪战场增派瓦斯部队，并于10月30日下令编成上海派遣军瓦斯队本部。在淞沪我军有力抵抗下，日军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多次使用催泪瓦斯，以求一逞。
从1938年春开始，日军由使用催泪瓦斯进而使用毒性更强的呕吐性毒气“赤剂”，并扩大了毒气袭击的规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载仁亲王的命令尤其引人注目。
1938年4月11日，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驻蒙兵团司令官：“在下列范围内可以使用赤筒及轻迫击炮用赤弹：一、使用目的：对盘据在山区的敌匪进行扫荡战时使用。二、使用地域：山西省及与之毗邻的山区。三、使用方法：必须注意尽量混合在烟幕中使用，严格保密使用毒气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根据目前掌握的确切资料，日军第一次使用“赤剂”是在1938年4月中旬，台儿庄附近。日本战俘宫下胜弥供称：当时他所在的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曾向台儿庄以北约十公里我军据守的一座村庄，发射了“赤弹”12至14发、烟幕弹40发。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赤剂”，是在策应徐州作战的“晋南肃正战”中。1938年7月6日，在山西省曲沃县南方地区，日军第20师团准备了18000筒中型“赤筒”，计划对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毒气袭击，后因风向及风速发生了变化，最后使用了约7000筒。
经过徐州会战及安庆战役，日军对毒气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使用毒气的指导方针，由随时随地、分散使用，转而强调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使用毒气，藉以推进战局的发展。1938年8月6日，载仁指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今后可以使用“赤筒”、“赤弹”。华中派遣军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毒气战。武汉会战中，日军共计消耗毒气筒32000多筒，毒气弹9600多发，使用毒气达375回，百分之八十的毒气袭击获得成功，对武汉会战的进程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武汉会战后，日军盛誉“赤筒”为“决胜瓦斯”，更加重视毒气的作用。在稍后的南昌会战中，日军自始至终将毒气视为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并在首战中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1939年3月20日，日军集中多支毒气部队，向我军修水南岸长12公里、纵深2公里的阵地，在10分钟的时间里，集中使用了“赤筒”15000筒，“赤弹”3000发及烟幕筒10000筒，致使我军官兵六、七千人中毒，日军乘机一举突破我军河防阵地。
日军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多次使用毒气，并在首战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毒气袭击。9月23日，在新墙河北岸的日军野战瓦斯部队，向我军8公里宽、纵深2公里的防御阵地放射“赤筒”及特殊瓦斯10000筒，在毒气发生效力的同时，日军乘机发动进攻，一举突破我军防线。担任新墙河南岸防线要点的我第52军第12团全团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四百余人是在中毒后因失去自卫能力，被突入的日军刺死的。我军缴获的日军指挥部军用品消耗日报表显示，第一次长沙会战开战七天内，日军共计使用了毒气15000筒，烟幕罐17000余个。
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毒气战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滥觞时期”。这一时期，日军使用毒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华南、华中、华北全面使用有“毒气之王”之称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
在1939年底“翁(源)英(德)作战”中，日军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12月20日至次年1月5日间，一共使用了10发九四式山炮“赤B弹”和294发“黄B弹”，“黄B弹”即芥子气炮弹。
1941年9月，我军乘敌主力南犯长沙，反攻宜昌，宜昌日军陷于我军重围中。但敌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在10月7日至11月间，先后向我军发射了1500发“赤弹”和1000发“黄弹”，“使敌(指国民党军)之攻击意图受挫，脱离了险境。”日军此次毒气袭击，致使我军“伤亡官兵千余员名，内死者四百余，糜烂者八十余，经救治者七人。”与此同时，华北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作战，渡过黄河佯攻我军。10月31日，日军在郑州南方共计撒布330公斤芥子气，卦锁我军前进路线，掩护日军佯攻后的撤退。
1942年2月8日至15日间，日军第36师团在对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扫荡战中，将300公斤芥子气撒布在我军兵营、窑洞、工厂及监视哨、阵地等要地。结果，数千名返回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中毒，其中半数惨死。
日军在此期间进行毒气战的另一重要动向，就是加强了对八路军的毒气战。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11次，使八路军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谢富治、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多人。在“百团大战”后，日军强化了对八路军的进攻，并于1942年底形成了一整套针对游击战的毒气战战术。如，在封锁沟内撒布持久性毒气，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在日军据点附近的必经路口埋设毒气地雷，防止游击队夜袭；在电线杆子上面绑上毒气手榴弹，藉以防止游击队前来破坏电话线路；向地道内施放毒气，将隐藏在地道内的中国军民熏出来，尔后加以杀害。前文所述在我根据地内部要点撒布持久性毒气，也是这套战术中的一种。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还惨无人道地对敌占区的中国平民使用毒气，杀戮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1942年5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长上坂胜率部“扫荡”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在冀中定南县的北疃村，日军向地道内藏身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致使八百多人中毒后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或儿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这样的事件很多，兹举其中一例，可见日军之残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继续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为报复杜利特尔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发动了浙赣路作战，并在这次作战中大规模地使用毒气。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接到国民政府通报后，于1942年7月向日本提出了严正警告。日本有些学者认为，在罗斯福发出警告声明后，日军慑于美国强大的化学打击力量，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积极性顿时消沉下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中，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毒气74次，我军535人中毒，仅11月26日一天，日军对常德守军使用毒气即达13次之多，日军滥施毒气之疯狂，由此可见一斑。1944年长衡会战中，日军甚至出动了中国派遣军直属的化学部队，参加毒气袭击。1944年9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禁止使用一切毒气的通知。但侵华日军并未放弃对我军的毒气作战。在1944年底桂柳会战中，进犯桂林的日军向七星岩施放毒气，洞内我军官兵八百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进入1945年后，日军已无发动地面攻击的力量，盟我空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日军的毒气作战由于缺乏使用的机会，而被迫告终。
权威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抗战八年中，日军先后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其中，对我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000余人伤亡；另外的1668次是对中国正规军使用的，使我军官兵6000余人死亡，41000余人受伤。至于中国平民的伤亡，尚不在其列。
1937年7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侵华战争。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载仁奏请天皇后，以“临参命第六十五号”下达了向华北派兵的命令，在这项命令所附战斗序列中，即包括毒气战部队迫击第三、第五大队及第一野战化学实验部。次日，载仁又指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在平津地方扫荡战中，可以相机使用催泪瓦斯筒。8月31日，日本又向华北方面增派第一、第二野战瓦斯厂，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乙)，野战瓦斯第六、第八小队等多支毒气战部队及相关单位。由于日军进攻平津的战斗意外的顺利，加之平津地方国际人士鏖集，日军未使用毒气。而在津浦线、平汉线、平绥线作战中，日军均曾使用催泪瓦斯。例如华北日军第十师团，在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5月末期间，共计使用了催泪瓦斯筒1619筒。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载仁于8月15日将野战瓦斯第七小队、第四迫击大队配属于上海派遣军。稍后，载仁又一再向淞沪战场增派瓦斯部队，并于10月30日下令编成上海派遣军瓦斯队本部。在淞沪我军有力抵抗下，日军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多次使用催泪瓦斯，以求一逞。
从1938年春开始，日军由使用催泪瓦斯进而使用毒性更强的呕吐性毒气“赤剂”，并扩大了毒气袭击的规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载仁亲王的命令尤其引人注目。
1938年4月11日，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驻蒙兵团司令官：“在下列范围内可以使用赤筒及轻迫击炮用赤弹：一、使用目的：对盘据在山区的敌匪进行扫荡战时使用。二、使用地域：山西省及与之毗邻的山区。三、使用方法：必须注意尽量混合在烟幕中使用，严格保密使用毒气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根据目前掌握的确切资料，日军第一次使用“赤剂”是在1938年4月中旬，台儿庄附近。日本战俘宫下胜弥供称：当时他所在的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曾向台儿庄以北约十公里我军据守的一座村庄，发射了“赤弹”12至14发、烟幕弹40发。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赤剂”，是在策应徐州作战的“晋南肃正战”中。1938年7月6日，在山西省曲沃县南方地区，日军第20师团准备了18000筒中型“赤筒”，计划对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毒气袭击，后因风向及风速发生了变化，最后使用了约7000筒。
经过徐州会战及安庆战役，日军对毒气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使用毒气的指导方针，由随时随地、分散使用，转而强调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使用毒气，藉以推进战局的发展。1938年8月6日，载仁指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今后可以使用“赤筒”、“赤弹”。华中派遣军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毒气战。武汉会战中，日军共计消耗毒气筒32000多筒，毒气弹9600多发，使用毒气达375回，百分之八十的毒气袭击获得成功，对武汉会战的进程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武汉会战后，日军盛誉“赤筒”为“决胜瓦斯”，更加重视毒气的作用。在稍后的南昌会战中，日军自始至终将毒气视为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并在首战中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1939年3月20日，日军集中多支毒气部队，向我军修水南岸长12公里、纵深2公里的阵地，在10分钟的时间里，集中使用了“赤筒”15000筒，“赤弹”3000发及烟幕筒10000筒，致使我军官兵六、七千人中毒，日军乘机一举突破我军河防阵地。
日军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多次使用毒气，并在首战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毒气袭击。9月23日，在新墙河北岸的日军野战瓦斯部队，向我军8公里宽、纵深2公里的防御阵地放射“赤筒”及特殊瓦斯10000筒，在毒气发生效力的同时，日军乘机发动进攻，一举突破我军防线。担任新墙河南岸防线要点的我第52军第12团全团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四百余人是在中毒后因失去自卫能力，被突入的日军刺死的。我军缴获的日军指挥部军用品消耗日报表显示，第一次长沙会战开战七天内，日军共计使用了毒气15000筒，烟幕罐17000余个。
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毒气战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滥觞时期”。这一时期，日军使用毒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华南、华中、华北全面使用有“毒气之王”之称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
在1939年底“翁(源)英(德)作战”中，日军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12月20日至次年1月5日间，一共使用了10发九四式山炮“赤B弹”和294发“黄B弹”，“黄B弹”即芥子气炮弹。
1941年9月，我军乘敌主力南犯长沙，反攻宜昌，宜昌日军陷于我军重围中。但敌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在10月7日至11月间，先后向我军发射了1500发“赤弹”和1000发“黄弹”，“使敌(指国民党军)之攻击意图受挫，脱离了险境。”日军此次毒气袭击，致使我军“伤亡官兵千余员名，内死者四百余，糜烂者八十余，经救治者七人。”与此同时，华北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作战，渡过黄河佯攻我军。10月31日，日军在郑州南方共计撒布330公斤芥子气，卦锁我军前进路线，掩护日军佯攻后的撤退。
1942年2月8日至15日间，日军第36师团在对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扫荡战中，将300公斤芥子气撒布在我军兵营、窑洞、工厂及监视哨、阵地等要地。结果，数千名返回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中毒，其中半数惨死。
日军在此期间进行毒气战的另一重要动向，就是加强了对八路军的毒气战。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11次，使八路军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谢富治、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多人。在“百团大战”后，日军强化了对八路军的进攻，并于1942年底形成了一整套针对游击战的毒气战战术。如，在封锁沟内撒布持久性毒气，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在日军据点附近的必经路口埋设毒气地雷，防止游击队夜袭；在电线杆子上面绑上毒气手榴弹，藉以防止游击队前来破坏电话线路；向地道内施放毒气，将隐藏在地道内的中国军民熏出来，尔后加以杀害。前文所述在我根据地内部要点撒布持久性毒气，也是这套战术中的一种。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还惨无人道地对敌占区的中国平民使用毒气，杀戮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1942年5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长上坂胜率部“扫荡”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在冀中定南县的北疃村，日军向地道内藏身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致使八百多人中毒后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或儿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这样的事件很多，兹举其中一例，可见日军之残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继续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为报复杜利特尔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发动了浙赣路作战，并在这次作战中大规模地使用毒气。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接到国民政府通报后，于1942年7月向日本提出了严正警告。日本有些学者认为，在罗斯福发出警告声明后，日军慑于美国强大的化学打击力量，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积极性顿时消沉下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中，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毒气74次，我军535人中毒，仅11月26日一天，日军对常德守军使用毒气即达13次之多，日军滥施毒气之疯狂，由此可见一斑。1944年长衡会战中，日军甚至出动了中国派遣军直属的化学部队，参加毒气袭击。1944年9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禁止使用一切毒气的通知。但侵华日军并未放弃对我军的毒气作战。在1944年底桂柳会战中，进犯桂林的日军向七星岩施放毒气，洞内我军官兵八百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进入1945年后，日军已无发动地面攻击的力量，盟我空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日军的毒气作战由于缺乏使用的机会，而被迫告终。
权威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抗战八年中，日军先后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其中，对我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000余人伤亡；另外的1668次是对中国正规军使用的，使我军官兵6000余人死亡，41000余人受伤。至于中国平民的伤亡，尚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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