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到崇祯，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对崇祯的评价蛮复杂的，主流的观点是此人勤政节俭，私德颇佳，而且即位初期一扫阉党，但由于性格弱点太突出——刚愎自用，暴躁多疑，而且吝啬小气，不仅很快又重新启用太监这个千古苛政工具，明明打不过后金又打肿脸撑胖子硬挺，最重要的是，没事就把看不顺眼的文臣武将罢官赐死，搞得好端端几个人才都被他枉杀了，自毁长城，实在是可怜可恨啊。
对此，在下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与诸位大人同观。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然后——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认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则民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b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b
崇祯当然很生气，古来只有殉国殉皇帝的大臣，哪里见过逼皇帝去殉国的大臣？？但在大臣们冠冕堂皇的论调前，崇祯也踌躇了，没有敢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祯再次来了点勇气为自己作最后的挣扎，但大臣们已抱定主意，坚决抵制皇帝任何关于“南迁”的话题。在强大的攻势下，崇祯终于认命了，他突然大声说了句：“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