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刚
到北京观光的游客，甭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提到北京城的去处，不外乎“长城、故宫、颐和园；东单、西四、鼓楼前”，说到玩的内容，也多半是“升旗、看庙、逛公园，烤鸭、涮肉、景泰蓝”。奥运了，顶多再加上鸟巢、水立方。其实，真要想了解北京城，体会北京文化的底蕴，不到城南，就算枉来！
提起“城南”，一准儿叫人想起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所写的《城南旧事》，眼面前儿就会浮现“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情景。林海音小时候家住在城南，现在的宣武区南柳巷40号和42号院的晋江会馆。小说《城南旧事》，既是她自己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1990年、1993年，林海音两次回到北京访旧寻根，老街坊们还记得，林海音站在晋江会馆的门口，想起小时候看到的疯女人，“她就站在这个门口，冲着我笑眯眯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林海音回忆道。也就是在那次，林海音伤感地问道：“我的城墙呢？”
女作家林海音念叨的那段城墙，其实就是宣武门。宣武门是老北京的内城西门，与东边的崇文门东西相望。不过，跟东边被称为“景门”的崇文门相反，宣武门被视为“枯福”之门，俗称“死门”，不仅平常送葬出殡常出此门，而且官府杀人也途经此处，然后到菜市口处决。所以，早年间，北京人也把宣武门叫做鬼门关。城门箭楼的西侧，还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后悔迟”三个大字。细琢磨，这也对！出了事，犯了案，五花大绑，出城门就要掉脑袋，可不后悔也迟了。中国人讲究风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宣统，两个皇上的第一个字都是崇文门、宣武门的第一个字。您说巧不巧。后来，北京城里流传下童谣：“正阳门，连西东，左亡明，右亡清。”大清国时，宣武门的城楼曾加以修葺，民国年间箭楼被拆掉，文革期间（1967）北京修地铁，宣武门的门楼和城墙全都给扒了，宣武门整个儿算是寿终正寝。
明、清时期，外省人士进京靠得是水旱两条道儿，水路顺京杭大运河过通州进京城；旱路沿京汉路线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城。一进广安门，就是菜市口。早在唐朝，菜市口所在的檀州街（现广安门内大街）就是幽州城的闹市，据考证，金代大将兀术的宅邸也在这条街上。因此，这里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终日行人不断，热闹非凡。据杨懋建在《京生杂录中》描述：“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
菜市口大街路北中心地段，有间鹤年堂药店。店门上方的正匾“鹤年堂”三个大字赫然醒目，此为明朝首辅、权倾朝野的严嵩亲笔所题。招牌醒目，地界儿自然也就成了京城明显的标志。那时节，人们谈起进京之路，常把鹤年堂挂在嘴边儿，当成确定方位的物件儿，“过了卢沟桥，就是广安门，进了广安门，瞅见‘鹤年堂’就算进了北京城喽。”
论起来，始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的“鹤年堂”可算是真正的“老北京”，不光比同仁堂（1669年）要早260多年，而且比故宫早15年，比地坛更早上125年。
“鹤年堂”的创建人丁鹤年是个回回，博文广学，生于医药世家。秉承家风，丁鹤年少年时便立下“不为良相，只做上医鸿儒”的志向，最终创出了一条中医养生之道。丁鹤年为药店取名鹤年堂，不光是承其名，往深里说也是取《淮南子·说林训》中“鹤寿千年，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的意思。言外之意，鹤与蜉蝣虽寿命长短不一，但同样都游乐一生。作为医生悬壶济世，自然应一视同仁，救死扶伤，把人生游乐奉献给不同的病人。
1644年，大清朝顺治爷“定鼎燕京”，君临天下，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也就成了京城法场。菜市口之所以有此“荣幸”，全靠着繁华所赐。“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很悠久，顺治爷不过是前有车，后有辙罢了。杀人刑场就设“鹤年堂”药店对面儿。“鹤年堂”后来的600多年风风雨雨中，菜市口法场伴随了它大半生，以救人性命为己任的药店，却要时时面对杀人无数的刑场。这可是丁老爷子万万没有想到的。
菜市口作为刑场，到底这儿一共砍掉过多少犯人的头,每次的法场监斩官姓甚名谁,都是谁操刀执法,被砍头的死囚犯年方几何,因何致罪,恐怕没人统计过。
一般说，处决犯人都在秋天。《左转》中说：“赏以冬夏，刑以秋冬。”原因是，到了秋景儿天，草木凋零，一片肃杀之气。此时行刑顺应天道肃杀之威，这叫“秋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与九卿共同对犯人会审，冬至前处斩。处决砍头的行话叫“出红差”，为什么叫“红差”？说法儿有三：一曰砍头斩首之时血喷满地，溅洒黄土；二曰刽子手一身粗麻赤红行头，头裹红头巾，怀抱鬼头刀，刀无鞘，刃不见天，用赤红的蒙刀布罩着；三曰囚犯验明正身后，当场红笔勾魂，监斩官用朱笔在处决罪犯的名字上恶狠狠地打个对勾，剩下的就是“喀嚓”一刀。
每逢到“出红差”当天，临街铺面都要在门口放一张条案，上摆三碗白酒，讲究的摆放一把酒壶，壶嘴朝外，示意送行。更讲究的还要摆上几碗蒸菜。宣武门外大街路东有一“破碗居”。“破碗居”得名也是和杀人有关，囚车过“破碗居”，犯人可要求停车吃酒。掌柜的急忙叫伙计把掺有烈性白酒和黄酒的二混酒，盛在大海碗里端上来。这酒劲儿大，喝了上头，一碗下去，囚犯已是脚步踉跄，随即，借着酒劲儿，解差将空碗摔得粉碎。
中国人礼数周全，有杀头的罪过儿，没有饿死的罪过儿。犯人可以不停不看，也可以不吃不喝，可两姓旁人送人上黄泉之路，不能没酒没菜，没吃没喝。据讲，囚犯在谁家门口喝了酒吃了菜，谁家就会积德有报。沿街的铺面前有的还要挂红绸子贴红对子，像办喜事一样。知情懂行的念叨：阎王爷有知，会在生死簿上记下阴德。那年月，菜市口名气旺，“出红差”时比吉祥、广和戏院里唱戏还热闹、红火。
老北京有个说法：“先有鹤年堂，后有菜市口。”意思是，菜市口还没有特别之处时，“鹤年堂”已声名远播，很多人是要找“鹤年堂”看病才来到菜市口。大清朝，菜市口成了法场，就搁在悬壶济世的“鹤年堂”门口，把杀人与救人就这么着掺合在一起，叫人心里总有点五脊六兽的。每次行刑，“鹤年堂”都在头一天得到通知：搭席棚，备酒食，勿外传，日后付款。得到信儿后，“鹤年堂”当下就得备下饭菜，饭菜分为两种，一种官差们享用，另一种是为死囚准备的。到了日子口儿，监斩官、刽子手先在“鹤年堂”聚齐，推杯换盏，大吃大喝，待酒酣耳热，吃了个肚儿歪，“午时三刻”也就到了。这里还得多说两句，“午时三刻开斩”，也有讲究，“午时”指现在的十一点到十三点，一个时辰分作八刻，从十一点起计，每十五分钟为一个刻。“午时三刻”，差十五分钟就到正午，按照阴阳学家的说法，此时阳气最盛，阴气即时消散，在这个时候开刀问斩，“连鬼都不得做”，以示严惩。于是，众人抬出一张“鹤年堂”的书案，放在事先搭好的席棚内，桌面上排放着锡制笔架和朱笔等。监斩官更衣之后，缓步走进监斩大棚，还要特地戴上一副茶色墨镜，表示不忍视刑。
被执行的死囚要向东而跪。那位问了：为什么向东不向西，不是说人死了，要上西天吗？其实，这里边也有说法儿，上西天，那是好人，有造化，或者与佛有缘的主儿！您犯的是掉脑袋的罪过儿，被砍头是罪有应得，甭打算去西方净土，只能脸儿朝东。另外，法场东边儿有虎坊桥，死囚面向东，意味着落入虎口。不过，凌迟处死的死囚就不能朝东而跪，因为罪大恶极，连老虎都不吃他的灵魂，这样的死囚，死后不能超度，也无法转世投胎。自然，这都是中国“酷刑文化”的一种说法。
历史上在菜市口被处决砍头的谁也没数个数儿，不过，算下来有头有脸儿的倒有这么几位：
明朝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嵩；
明朝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
清雍正年间，年羹尧幕僚汪景祺；
清嘉庆年间，刺杀嘉庆皇帝的刺客陈德 ；
清咸丰年间文渊阁大学时柏葰；
清同治年间两江总督何桂清；
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肃顺；
太平天国林凤祥、李开芳等八名将领；
清光绪年间“烈宦”寇连材 ；
“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
仁；
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袁昶 ；
翰林院编修许景澄；
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刑部、吏部侍郎徐用仪；
户部尚书立山；
内阁学士联元；
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启秀；
刑部左侍郎徐承煜;
......
“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的菜市口，是个丁字路口，三条土路都不宽。一到杀人的日子，老百姓踏着满街的土尘，前呼后拥，乌泱乌泱的。按说，砍头杀人，是件挺血腥的事，本不该上前凑热闹。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百姓就偏好这一口儿，尤其是京城的老百姓，扎堆儿起哄架秧子，而且个个还都是幸灾乐祸，美不滋儿地欣赏别人送命。
在菜市口被杀的，最多的是刑事犯。听老辈人说，当年在菜市口杀人最多的一次是光绪初年（1900年）7月，在半个月中，以白莲教谋反的罪名，在菜市口冤杀百姓一百余人；7月15日这一天砍了78人。其时，“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大半皆乡间愚民，临刑时呼儿唤女，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科学出版社 第27页) 因斩处的是朝廷叛逆，怕劫法场，行刑当天，好家伙，光兵勇就出动数百人，刀出鞘，箭上弦，鸣锣开道，杀气腾腾，煞是森严，后边跟着拉尸首的马车就七八辆。菜市口地方不大，犯人按规矩向东跪下，两行排开。时辰一到，报时官扯破嗓门报时，监斩官手握朱笔，连连勾画，刽子手各就各位，鬼头刀上下翻飞。犯人太多，刽子手人手有限，尽管心狠、手重、刀快，可连着砍上四五个，也就气短手软。这时，有人托上红托盘，上有三大白瓷盅，分别是酒、水、茶，喝什么全在刽子手。按照规矩，一般是先含一盅水，清水漱口，吐了，再干那盅酒。不过酒是含在嘴里，不喝，“噗”的一口，喷在刀刃上，让刀喝酒。因为杀人多了，刀面上会沾上过稠的血液，血一旦渗入刀内很难去掉，而且造成刀具生锈，用酒洗刀，是防止血粘在刀上。最后，那盅茶是要喝的，喝了以后再拖刀砍头。眼瞅着一颗颗的人头，叽里咕噜地满地滚，脖腔里喷出的血，下雨般地溅落，再瞧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由于劳神费力而面目狰狞，跪在后面的犯人，早都吓松了，有的没等刀落，就昏死过去了。
菜市口被杀的既有无辜受冤枉的平民百姓，也有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既有扯旗造反的太平军、义和团，也有直言敢谏的当朝官吏；既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失败的监下囚，也有反抗封建王朝的爱国志士。1898年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在菜市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一直为人称道，尤其是谭嗣同在刑场上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至今叫人回肠荡气，感奋不已。（字数：4252）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以人肉为食的荒诞、残忍的宴席的历史。不仅是“人要吃我”，而且“我要吃人”。在食人的宴席，品尝者不仅有至高无上的帝王、庞大冷酷的官僚机构，而且还有聚啸山林，扯旗造反的社会底层和普通民众，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大相迳庭，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对同胞的残忍以及置人于死地的权力。
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及残忍程度，在世界史上是少见的。笔者手头有一本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凯伦.法林顿所写的《刑罚的历史》，这本书主要介绍了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的刑法历史。在人们印象中，中世纪或许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愚昧、最黑暗、最荒谬、同时也是最残忍的时期，发明过许多惨无人道的折磨犯人的手段，其中包括了像：生祭、活埋、沸煮、溺毙、绞吊、斩首、由动物咬噬、用石头砸死等这样一些花样迭出的酷刑。但若将这些与中国的刑罚比起来，差得可就不止一星半点儿，用咱老北京的话说，差得就是大鼻子的父亲——老鼻子了！
您光听这些刑罚的名称，就够教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在《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卷八十四《推原用刑本意》一文中说：“后世暴君酷吏始有法外之刑，如炮烙、锻炼、抽肠、悬脊、剜膝、剥皮、鼎烹、甑蒸、腰斩、寸斩、刷洗、鸩毒之类，何其惨哉！”明末吴尔埙所著《仁书》也罗列了各种刑罚，“曰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刭，曰不食，曰闭口，曰雉经，曰扼吭，曰立槁，曰没阵，曰触，曰坠，曰鸩，曰烹，曰菹醢，曰脔，曰斩，曰车裂，曰磔，曰锯，曰囊扑，曰剥，曰剖拉，曰杖，曰笞，曰槌击，曰刺，曰幽，曰冻，曰疽发背，曰恸哭。”以上两处所列名目包括了一些法内之刑和其他死法，但更多的是法外之刑。这里见到的名目显然不是中国古代酷刑名目的全部，散见于正史及其他典籍中的法外之刑的名称还有很多。只要翻一翻二十四史中的刑法志、酷吏传，查一查《太平御览》、《渊鉴类函》等书的刑法部分，仅那里面记载的各类刑罚名称、各种刑具、各样用刑方式以及许许多多血淋淋的事实，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中国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这种刑罚就是要犯人“慢死”，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一点一点地折磨，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人毕命。凌迟的刀法一般从上至下，先割双眉；再切双肩；然后割双乳；再去两手至两肘部分.....直至削手去足、片大腿、刺心脏、砍脑袋。行刑时，刽子手用渔网紧缠在犯人身上，使其肉从网眼中鼓出，然后一刀刀切割。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老百姓常说的“千刀万剐”其实就是凌迟。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南朝宋后废帝皇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多数专家和学者认为始于五代。诗人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
菜市口受凌迟之刑的是太平天国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后来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押到菜市口受凌迟之刑。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被清军俘获，原本也是要押解进京处决，但满清王朝怕途中生变，于是下令在四川执行凌迟。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儒家主张仁政，提倡“爱人”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佛教宣扬“以慈悲为怀”，反对杀戮；道家更是崇尚生命自然，反对逆天人为。以此推论，中国文化中应当充满人性和慈爱。可为什么，中国的严刑峻法明目之多，手段之残忍，在历史上存留之长久，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呢？
细细思量，问题并不难解释，这与数千年来封建帝王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的“游民文化”息息相关。
首先来说，尽管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学说，但“历来都行秦政事”，中国法家的“霸道”思想，早已深入统治者的骨髓。中国唐朝以前的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法家思想制定的，即使唐朝之后的法度，也是贯彻了大量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提倡严刑峻法，又是“严”，又是“峻”，必然带来“酷”。韩非子说：“铄金百溢，盗趾不辍。”这就是说，您看，金子值钱吧，可要把一百斤重的金子烧得通红，甭说是您，就是像盗趾这样江洋大盗也不敢伸手。为什么，怕烫着！言外之意，惟有酷刑才能制止犯罪。在法家眼里，别说是“乱世用重典”，就是平常也离不开“重典”。所以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都是中国酷刑实施得最泛滥、最兴盛时期。吴起活埋士卒、齐湣王镬烹文挚、商鞅车裂、李斯腰斩、孙膑刖足、司马迁腐刑......
历代的刑法都是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酷刑在施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残忍意义，反映出统治者暴虐的一面。酷刑的施用对象，一般是普通官吏和平民，他们一旦犯罪，总逃不脱各种酷刑的折磨，特别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抗粮罢税的百姓、杀死主人的奴仆等。不过，在统治集团内部，玩政治，也充满血腥。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威胁到自己权力，侵犯到利益阶层的犯上作乱者、叛逆者，对这些人必须下重手，宁可错杀。像在菜市口被诛杀的肃顺。
其次，专制的原则就是恐怖的原则，而恐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杀人，而且是变着花样杀人。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正式颁定的法规法典，但若翻遍中国历史，很难找到科学的完整的法制系统，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最高统治者随心所欲，像朱元璋就由着性子胡来。《大诰三编》中专有一条讲这个问题，即“秀才剁指”条。该条说：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都把左手大指剁去，目的是不出仕作官（因为当时作官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官府把他们捉拿到京，由朱元璋亲自审问。朱的处理是“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说白了，就是抄家砍头，以儆效尤。历来新朝不杀遗民，文人士大夫愿不愿做官皆是个人意愿，可朱元璋不行，太平盛世的大明朝请你做官，你不来，给脸不要脸，反了你了！不杀你，杀谁！
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官府上行下效，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也各取所需，变着法儿地钻空子，根据眼前利益，既可随时改变既定的法律条文，又能随时发布新的法律条文。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之下，法律被挤压，被扭曲，被强奸。在专制统治下，什么叫法？法，就是网住小虫，管不住鸺鹠的蜘蛛网。要不，怎么说“县官不如现管”呢！另外，非法的酷刑一经官方使用，它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后世的酷吏重新使用这种非法酷刑时，便把前代的非法行为作为合法的依据。有时，前代的非法之刑会正式列入后世的法典，如凌迟在唐代之前是法外之刑，到了宋代之后以至于明清，就成法律规定的死刑之一了。
其三，各种酷刑不仅作为朝廷与官府的官刑，而且也作为民间的私刑而常存在。实施恐怖主义的专制统治者，原以为靠酷刑可以吓唬住老百姓，未曾想，“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这也使民众习惯于恐怖，安于残酷，学会暴虐。换一个说法，就是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地培养出暴民。在专制制度下，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就使得酷刑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社会常态，也使接受酷刑者在长期的暴力下自我意识丧失，从而产生认同施暴者的心理变态。
最后，不能不谈谈中国的“游民文化”。李慎之先生在为学者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所写序言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不妨抄录如下：“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笔者以为，正是这种“游民文化”，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一方面也使得中国酷刑文化得以流传。
所谓“游民”，归纳学者王学泰先生的定义，“主要是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 16页）其重要特点：其一，没有稳定的收入；其二：没有固定住所；其三：靠出卖体力或脑力，或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为生；其四：生活窘迫，挣扎在社会底层或死生边缘。这些人在艰难的生活中饱尝世态炎凉，倍受主流社会排斥，都曾亲身经历和体验过官府的霸道与残忍。因此，他们从本能上就有一种仇视现实生活与反抗社会的冲动。正因为生活给予他们太多的痛苦与不公正，他们并不认为活着有多美好，多幸福，认为活着就是活受罪、是一种煎熬。由此，他们对于自身和他人的生命也就相当漠视。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影视、戏剧中，常见那些被绑赴刑场的亡命之徒，会扯着嗓子大吼：“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其实，并非他们不怕死，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感悟到生的意义，甚至觉得生不如死。但在中国的民间说唱、故事、小说、戏剧中，却常常能够发现对这类“游民”的顶礼膜拜，将他们的人生态度作为行为准则来颂扬。最典型的要算是《水浒传》，这本书影响深远，甚至毛泽东也将此作为启蒙革命，造反有理，陪伴终身的教科书。
诚如王学泰先生所言：此书是“讲述游民的成功与失败故事的”。仔细分析《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所作为，尽管有路见不平，杀富济贫，反抗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的一面，尽管有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生信条，有为弟兄出生入死，两肋插刀的壮举，但，的的确确是一部游民暴力的“匪魂颂”。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对生命的漠视，对众生冷酷，对民命的蔑视，对妇女儿童的作践。梁山好汉们为救卢俊义、石秀，冲入城中，四处放火，大开杀戒，“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深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如此惨烈，如此恐怖!这难道是替天行道吗？分明是屠城。山寨领袖如此，手下更是肆无忌惮：李逵江州劫法场，两把板斧砍去，不知多少百姓死于他手；武松血溅鸳鸯楼，马夫、丫鬟、亲随等十二条无辜性命，都成了张都监、蒋门神陪葬的冤魂；扬雄将妻子开膛破肚，卢俊义对妻子和奸夫割腹剜心。更有甚者，为了要将朱仝赚上梁山，黑旋风竟然将朱仝照管的人见人爱的小衙内的脑袋劈作两半，为图报复，又把官府中人黄文炳生生活割，将其腿上的肉割下来，放在炭火上炙，烤熟后下酒。最后，将黄开膛，取出心肝，与众头领做醒酒汤。而这些非人道的残酷行为，数百年来都是被民间百姓当作大英雄、大豪杰的作为称颂的。
这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意识，这种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快意恩仇，深深地植根于“游民”心中，形成了其文化特色。直至今天，在草莽革命中，仍不时留下它的阴影。李慎之先生曾说：“近读《血泊罗霄》，才知道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在湘南也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言：“发现另一个中国”同心出版社第3页）由此，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民族的国魂中会“有一个官魂，一个匪魂”（鲁迅：《华盖亭续编.学界三魂》）；就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民族的精神中，总有一种暴戾之气；由此，就会感悟为什么在“十年动乱”中会出现红卫兵、造反派的的“红色恐怖”的癫狂；就会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一直保留着不愿忏悔，愿意遗忘的痼疾。鲁迅先生所言极是：“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