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是“八一五”，有学者在官媒上说：一个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我知道，这话是专门针对日本说的。可是，关注今天一天中国媒体报道纪念“八一五”的新闻，难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就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吗？还是让我们还原69年前的“八一五”吧。1945年8月15日，是所有中国人不能忘却的日子。那天一早，7时，经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从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通过无线电广播用汉、英、俄语向战场上的海陆空部队、向世界各国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当日中午12点，无线电广播中播出了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录音。20世纪中国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中有两项演说被视为经典之作：一是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抗战演说；二是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抗战胜利演说。两个演说皆与抗战有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从重庆国民政府前往胜利大厦发表胜利广播，沿途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潮。人们看见蒋介石时，更是欢声雷动，争相与他握手。此际人民心目中对蒋介石的拥戴程度，可谓空前高涨。
上午10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讲，讲稿是蒋介石亲自起草的。抗战胜利了！历经八年屈辱，北平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市内张灯结彩，许多商店门前贴出了“庆祝胜利”的标语，天安门前竖起了大型标语木牌，“还我河山”！
日本兵跪地哭成一片1942年，我还不到13岁，到北京学徒，在崇文门街上一家纸行学印刷、加工。当时，哈德门(即现在的崇文门)城门楼子底下每天都有3个日本兵站岗，还有两个伪警察给他们帮忙。那时，几乎每家铺子里都有收音机，纸行里也有一台，是日本兵和伪警察逼着店里交了20块钱买下的。不过，正是这台收音机为我们带来了真正胜利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中午，广播里宣读了日本天皇的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大家都不敢相信。因为头一天日本兵还开着车在大街上巡逻呢，还听到他们在广播里说，他们打沉了美军多少船舰，取得了如何的胜利。直到傍晚，其他店铺的伙计跑来告诉我们：“快去看看吧，日本兵在哭呢。”我们将信将疑，于是约了好几个街坊，一起跑去崇外大街上路东的福源线店。那里是日本宪兵队驻地，平时大家都不敢靠近那个院子，可今天门口站岗的日本兵不见了，围了一大群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我往院子里一望，只见八九十个日本兵都面朝东，单腿跪在地上哭成一片，日本国旗也降了一半，往日的神气全没了。围观的中国人都觉得特别高兴，特别解气。1945年10月10日，日寇华北方面军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正式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街上每个商铺只能去一个代表，我的大师兄作为代表去看了仪式。他回来告诉我们：“日本军官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交了军刀。可寒碜了。”日军出城的时候，枪把朝后，攥着枪口，蔫透了。还有收缴的日军小坦克，就排在金水桥南的小马路上。当初耀武扬威的坦克，这时看上去又小又粗糙，像孩子的玩具似的。（讲述者王鸿儒）
街上的日本人都低下了头当时我住在东四，离北大红楼不远。8月14日就从北大传出消息说日本投降了。第二天标语就贴出来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滚回老家去！”日本投降了，混合面不用吃了，德胜门外的鬼市也热闹了，日本自行车、家具特别多，还有和服，那时人们叫“日本大袍”。不但街上的日本兵少了，那些住在北京的日本男男女女见了人也都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用日语说“你好”。有一个航空公司的日本人经常到我学徒的祥昌铁工厂修车。以前他脾气挺不好的，有一次还打了我们一个工人。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他就老实了，跑来说“我打了人，对不起”。（讲述者李书贤）
中国政府受降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在责成何应钦受理芷江洽降第1号、第2号备忘录中记载道：“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所有驻华日军，应向蒋委员长及本总司令所指定之受降主官投降，不得接受其他任何部队之要求，而贵官(指冈村宁次)及所属部队，亦不应向任何其他部队接洽投降。蒋介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面示一切受降工作，责成其处理中国战区全部日本投降事宜。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等30名受降人员从重庆飞抵湖南芷江。由于战略需要，凡涉及芷江的对外宣称都隐替为“前进”二字，如芷江机场就叫前进机场。所以何应钦到达芷江后，宣布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总指挥部，奉命代表中国战区受降。8月21日，日本派遣降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桥岛芳雄中佐等8人乘机飞抵湖南芷江机场参加芷江洽降。中国战区受降使节何应钦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及副参谋长冷欣参加了芷江洽降。芷江洽降共进行了三次会谈，历时三天。这次洽降，为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在中国陆军总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原址)举行20分钟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芷江洽降确定了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各受降区和受降主官、各区日军投降部队及代表。其中16个受降区划分如下：(一)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受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受降地点在越南河内。(二)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广州。(三)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州、汕头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田中久一。受降地点在汕头。(四)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二十军司令长官阪西一良。受降地点在长沙。(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等地。日军投降代表笠原幸雄。受降地点在南昌。(六)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收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受降地点在杭州。(七)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上海为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南京为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受降地点分别在上海、南京。(八)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宜昌、沙市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受降地点在汉口。(九)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受降地点在徐州。(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受降地点在北平。(十一)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青岛、济南、德州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受降地点在济南。(十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受降地点在郑州。(十三)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省。日军投降代表为第一军司令官澄清徕四郎。受降地点在太原。(十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接收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日军投降代表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受降地点在归绥。(十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受降地点在郾城。(十六)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收台湾、澎湖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降地点在台北。还记得这二张风靡的影视剧截图吗……
难忘八一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候我才十五岁，正在北平读书。当时的心情万分激动，用语言是难以表达，因为从此就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气了。那时全城的人，也和我一样，就连走路和骑自行车，都感觉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自行车上都插上了纸做的国旗和其他战胜国的小旗。街上各商家门口都挂上灯笼和各种彩旗。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无线电收音机里面听到后，胡同里面的居民都走出门外奔走相告，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相互传递着日本投降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当时我家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中间的一条胡同，每天上学都要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过去要用30分钟才能到学校。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后，我用20分钟就能骑到学校了。每天早上上学时马路旁经常有各单位举着横幅，排着队伍，上面写着单位的名字，如:“中华邮政”等，站着很多职工，手里拿着小旗，上面有庆祝光复，欢迎国军到来，接收北平等口号。北平日本军方向中国递交投降书的仪式是在故宫博物院内太和殿前，文华殿和武英殿中间那一大片朝拜的广场上进行。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中国的受降仪式分别在九月九日和十月十日在南京和北平举行。我有幸亲眼看到北平的日本军方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和全部受降仪式过程。受降仪式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好像老天爷也为日本人投降而笑开了脸一样。一大早，就有很多的人，涌向故宫博物院，这其中有老人、有小孩，还有全家一起去的。耳边还听得有老人向孩子们说：我到底要看看日本鬼子投降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威风扫地的样子今天也轮到了他们头上。而我就想揍小日本鬼子一顿，解解这几年的闷气。文华殿和武英殿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我因为学校放假，又对日本鬼子投降缴枪有浓厚的兴趣，要亲眼看一看欺侮我们中国人民八年之久的日本鬼子，今天是怎样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的场面。一大早我就从家中走到了故宫博物院东门，在文华殿挤呀挤，好不容易在台阶上找到了一个适合观看的位置。这时候，观看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人手里都拿着三角形的各种颜色的小纸旗，上面写着:“庆祝光复”，“欢迎国军到来”，“接收北平”等。大家都带着紧张期盼亢奋等表情，急切的等待受降仪式开始。在受降台的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个个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军人，穿着崭新的军装，手里端着最新的冲锋枪，笔挺的站立着，十分威武。而受降仪式台上分别是中方代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日本代表、日本驻华北战区司令根本博。国民党第92军在军长侯镜如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前的广场上；群众代表陆续进入指定区域；主持受降仪式的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步入会场；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缴械投降代表团60人来到会场，站立主席台一侧；万人会场上一片寂静，除了南归的飞雁经过故宫上空发出的几声鸣叫外，此时此刻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
上午10点整，煤山(即景山)山顶上的汽笛长鸣，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会场上礼炮响起，军乐队奏乐国歌，全体肃立，军人敬礼。然后，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默哀，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低头躬身，向中国人民谢罪。按大会程序，首先由孙连仲将军在日本华北派遣军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由根本博向孙连仲鞠九十度躬。孙连仲接受投降书后，有位记者支起三脚架，对准受降台照下了这一庄严时刻的珍贵照片，同时拍下了缴枪仪式的照片。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日军以根本博为首的5名代表双手捧着自己身上佩带过的战刀来到签降桌前，先是向主官鞠躬示礼，然后恭恭敬敬地交出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刀，放置桌面上。缴枪仪式开始时，日本军人排好队，双手托枪按顺序排好，按指定地点，分几个缴枪点，把枪慢慢地放下，并向中国人民鞠躬。这时候我热血沸腾：日本兵把平日的蛮横劲已经丢的精光。原来那么丧心病狂、残杀欺辱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也会有今天，心中顿时升腾起一个强烈心声，中华民族不屈，人民团结必胜。整个缴枪仪式大约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缴的枪械中，除了有三八大盖枪，还有机枪和小钢炮等，在缴枪的过程中，群众最激动时，有挥舞小旗的，有高喊口号的，还有鼓掌的。受降仪式到十一点多在军乐声中结束。（讲述者李振宗）
日本鬼子卖手枪1945年8月，人们从广播中偷听到了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联在中国东北出兵的消息。而一些日本人的颓废作为，更是让百姓感到日本已成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早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生活在北平的日侨，就纷纷把家里的家具、器皿拿到街面上变卖。“当时东单的东大地一带形成了一个市场，专门有日本人在那里卖家当。”民俗学者王永斌清晰地记得当时一套日本和服只卖一块钱，手表、照相机也很便宜，每当有人光顾，摆摊的日本人都感激致谢，“他们要凑钱回日本了。”王永斌当时正在崇文门眼镜店里当学徒，让他记忆深刻的是，竟然有日本军官到眼镜店里卖枪。“那天三个日本军官来我们店里，突然每人掏出一把手枪。”店员们全都吓坏了，以为日本人要闹事，几个胆小的伙计退到店铺的里间，店里的顾客有的躲出店去。而两个日本人掏出枪后，摸了把枪身，然后把枪放在了柜台上，跟店员们打手势，意思是说要卖枪。“那谁敢买啊，我们赶紧把这几位请走了。”几个日本军官失望地离开了，又沿着街面去找下一家店。日本鬼子投降后，急于回国的日本侨民在“东大地”这块空地上，摆摊儿叫卖自己无法带回国的日用品、家具、和剩余战争用品，中国人也跑来设摊儿卖东西，逐渐就演变成“东大地集市”，天天游人和买卖东西的人不断，市场办得很红火。那时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骄纵。据报载，日本公使曾发《告日侨书》，要求日侨“保持冷静，沉着纪律，对中国人士益当亲善。”投降了，知道亲善了，一副强盗被捕后的求饶嘴脸昭然若揭。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人及其家属开始逐步撤出中国，可还没等他们撤完，附近居民忍受多年的屈辱终于爆发了，很多人铰断日本人基地围着的铁丝网钻进去，抢回被日本人掠夺去的东西。东单往东最大的日本师团级兵营在贡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那里也是“日本神社”所在地。附近居民曾冲进“日本神社”抢东西，日本人也不敢阻拦。笔者看过一张那时候的老照片，一辆郊区农民的马车竟然安装了二个飞机轮胎，就是从日本兵营抢来的。
谁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战？
开罗宣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比较明朗的情况下，美、英、中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2至26日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日本等政治问题，史称“开罗会议”。《开罗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3年6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达了拟约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会谈的意愿。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面告罗斯福，指出在苏、日未公开决裂以前，蒋参加会晤是否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建议美、英、苏三国领袖可先行会谈，若有机会，他本人愿随时与罗斯福晤面。7月4日，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相见于重庆与华盛顿间之中途地点。8日，蒋介石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相晤时间以9月以后最为适宜。8月18日，美方又提出能否邀请蒋介石飞华盛顿与罗斯福晤商。中方以蒋“军政羁身，似难远行”为由婉言谢绝。10月28日，在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期间，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结果得有裨于各方，余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余尚不知斯大林能否与我会晤，但在任何情况下，余极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定为11月20日至25日，余思亚历山大（埃及海岸）当为一良好地点。”罗斯福强调：“余知阁下不欲久离贵国，但现时远行，对余甚为适宜。余正期望与阁下相见，因余信有多数问题，惟有吾人面觌，方能得圆满之解决。”11月2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当如前往埃及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9日，罗斯福正式电邀蒋介石于21日抵达开罗。丘吉尔也致电蒋介石，表示将“藉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由于斯大林不同意与蒋介石会面，4巨头会议先后由美、英、中和美、英、苏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
国民政府各部门为参加开罗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提出了《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分为对日反攻战略及讨论远东各问题之机构、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战后重要问题3大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拟具了《关于未来会议军事方面之建议》，内容包括发动缅甸战役、分3批装备中国军队90个师、维持美国第14航空队作战能力、援助中国空军建设、美军派步兵10个师来华作战等。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拟定了《战时军事合作方案》、《战时政治合作方案》及《战时中美经济合作方案》3种具体方案。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在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三地同时发表。这样，《开罗宣言》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谈精神为基础，由美方代表草拟，经中、美、英三方代表认真讨论（中国代表据理力争），三国首脑同意，并征得斯大林的完全肯定，实际上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公布于世，表达了同盟国打击并惩罚侵略者、维护国际正义的共同政治意愿。其合理性、严肃性、正义性和有效性无庸置疑。开罗公报（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领袖，于举行会议后，发表公报，其公报全文如次：“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邱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在远东对日作战还在激烈进行。为了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美、英、苏3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1945年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3次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或“柏林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结束以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德国首都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盟军在欧洲大陆地区的战争宣布胜利结束。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并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了反攻，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苏、美、英三国为了处理战败后的德国和解决战后欧洲及其他一些问题，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这是战争期间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等。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已于1945年4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半途回国参加大选。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偕新外长贝文于1945年7月28日参加了最后几天会议。会议讨论了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规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摧毁一切军事工业和纳粹组织，惩办战犯，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上消灭过分集中现象，实现分散化。关于波兰西部疆界问题，规定德国原来的东部领土，以及不归苏联管辖的一部分东普鲁士及原但泽自由区，均由波兰政府管辖。英美同意与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议决定尽快组织国际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英美还同意将哥尼斯堡及附近地区割让给苏联。会议还讨论了对日作战、赔款等问题，并作了规定。苏联在会上重申按时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8月2日三国首脑签署了《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波茨坦会议对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但会议也表明，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英美同苏联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化。会议讨论了德国问题、波兰问题、奥地利问题、缔结和约接纳联合国会员等一系列问题，会议的重点是德国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确定了美、苏、英、法四国管制和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会议规定，彻底铲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消灭垄断组织，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政治生活。茨坦会议还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会议期间发表了“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验原子弹成功。杜鲁门在得知后“精神振奋”，他和丘吉尔计议，并决定将这个所谓“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透露给斯大林，使他对西方这一新型武器有深刻印象。但斯大林听后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只是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斯大林的反应使杜鲁门和丘吉尔大失所望。原子弹的诞生很快促进了反法西斯胜利的脚步。奠定了波茨坦会议美国的决定性作用和霸主地位，促进了波茨坦会议的召开。波茨坦会议是三大国首脑在战争期间召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并就战后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从而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会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反映了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开始恶化。随着战争的结束，新的矛盾，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又重新上升为东、西方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从而成为战后一段时期内国际斗争的重要内容。《波茨坦公告》共13条。鉴于苏联当时尚未对日本作战，没有签字。中国政府虽未参加讨论，但事前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故公告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在公告上签字，成为四国对日共同宣言。公告敦促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岛屿范围之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永久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战犯交付审判。盟国对日本实行占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之工业。宣言宣称，在上述目的达到并成立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日本政府后，盟国占领军当即撤退。《波茨坦协定》决定：为进行关于缔结和约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设立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的外长会议，这也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来源。
苏联参战，一周后日本投降。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接见日本大使佐藤，向日本政府递交《苏联对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宣言》。宣言指出，美、英、中7月26日要求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已遭日本拒绝。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的关于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失去了一切根据。苏联政府忠于对自己盟邦的义务，参加7月26日同盟国的公告，从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自身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苏联对日宣战的8月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回见了蒋介石的代表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双方还讨论了国共两党问题。宋子文强调，国民党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容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属于国民党，而且不能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以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容纳中国共产党，将难以克服其困难。斯大林声明，这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袒护任何党派。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1）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2）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3）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4）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5）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全民投票，98%同意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换取苏联不出兵中国，不提供武器给当时的“土匪”（指林彪部队）。1950年，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从此，外蒙古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了。1952年2月1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控告苏联违约，联合国大会通过了505号决议案，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5年8月，外蒙古要求加入联合国，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还是台湾当局，投了反对票，外蒙古没加入成功。1961年10月27日，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的台湾当局，受美国控制，没有到场，没有投票，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国。下面是现在台北发行的《中华民国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