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广义亦即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 艾思奇
所谓广义哲学,是指与狭义哲学相对应的一门大众哲学。或曰:泥腿子哲学。也可以说,它是被经典著作遗忘了的一门极其实用的历史悠久的优秀学说。所以,及时给以挖掘,十分必要。
一、按照哲学本意认知广义亦即大众哲学
哲学这一概念,是近代被引进来的舶来品,不是中国固有的产品。从中国历史性社会的活动看,中国的广义哲学理念,从文字产生那时起,就被认知与反映了出来。
在文化人对哲学未有广义认识与认知之前,只有狭义认识与认知,因而也只有在这一方面的理论上有反映,使哲学的根本要素——相联系与相结合的“两点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一大缺陷,应当补起来。
所以,认识与认知广义哲学的毛泽东主席,写了著名的哲学论著《实践论》与《矛盾论》之后,前无古人地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然而,时至今日,这种震天惊地的疾呼,被“一点论”者不屑一顾,抛之脑后。因为“一点论”一直占领着许多文化人和大众的思想阵地,所以谁也奈何不了。
那末,哲学上的广义与狭义之含义是什么?从相关资料看,哲学的广义含义是:爱慕智慧。据说这是从希腊词源PhilosoPhia译过来的。这一含义,现在用中国人的话讲:哲学,是认识、认知和辨析判断与发明创造能力的一门科学。它的核心是研究认知与反映事物运动的客观存在和运动规律。中国广义亦即大众哲学,就是属于哲学的本意之类。
所谓狭义哲学,是指词典上所刊发的共识,即 “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高度抽象的社会意识形态。”(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二版8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从哲学被引入中国到认识、认知与发展的情况看,一个“根本观点的体系”和“高度抽象的社会意识形态”,一下子把源于社会实践的极其普通的社会活动的知识的总结抬到了凡人难及的高度,成了众多人只能夜晚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夜明星。
由此,太阳的光辉即广义亦即大众哲学带给人们的光亮与温暖即万物生长靠太阳,不被认知与反映。高深的狭义哲学学说,把殿堂学子们引进了只知狭义哲学不知广义哲学的“辩证”的形而上学。
众所周知,中国人创造的文字文明,就有象形字和相声字两个方面,应当认知这就是哲学的核心——“两点论”。
在此,仅以象形字为例,简单认识一下中国广义哲学的“两点论”的始作。如:“理与埋”。
中国陕西关中地区民间俗语说:“王里是理”;“土里为埋”。前辈们解释:王讲的话,管国家,治众人,是理。跟土地打交道的人,只能是用土掩盖种子,是埋,不是理。
人们所反映的“理”,一是治国的手段;二是教育大众的说词。而“埋”,则只是用土掩盖东西,别无它用。这种理解,比较形象,没有错,是正确的。
上述理解,是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的想法和说法。若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会“望文生义”地领悟到:“理”,就是说,能够到民众中教导大家如何种田的人,即“王田土”相结合。所以造字者,把“理”中 “王”字的底下一横作(即刻字与写字)成一提“∕”,示意扎根于“田土”干实事的人。由此可见,一个“理”字所显现的王与里(田土)相联系与相结合十分密切,也非常重要。否则,就不是“理”,也就无理可言。
所以,韩非在《五蠹》篇中记述禹王与民同耕,如是写道:“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可以想见,由社会实践产生、经仓颉在禹之前整理出来的文字“理”(也有可能这里的理,是后来进化来的),其哲理既浅显,又深刻,更具有可持续的教化作用。
俗语“望文生义”,再看一下“埋”字。它由土与“田土”相联系、相结合组成。大意是,用土掩盖的种子出土把土给盖住了,这就是“埋”。与“理”字相同的是:“土”的下边不是一横,也是一提“∕”,显示的是扎进田与土(里)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是十(士)扎入田土(里),就被掩盖了,才能不一定能够显示出来即埋没了。
关于“埋”的农谚说:“人吃地一辈,地吃人一口。”其意是说,人在土地上求生存,靠地养活了一辈子,死了被埋地下,只一下就没了(被地吃掉了)。读、听都很生动,很现实。虽然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又不是什么高超的理论,但是它很简单很通俗易懂地把人在地上生活的长(音chang)与死后入土之短,两个方面表现得很完美。能说这没有哲理?不能。
可是,“埋”与“理”,两字只差上边的一横,虽都映衬出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但其意却相去甚远。可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中国字的象形与相声,从根本上讲,就是体现汉字有两个方面,不是只有象形没有相声,或者只有相声没有象形一个方面。这种汉字自身的客观存在,既不能忽视,更不能无视。
在五千多年前,中国的《气坟》之文字中就有“生杀相克”的记述。其意是说,生与杀,是相互联系的;克,是制约,生要有制约,杀也要有制约。不制约,生态就不平衡。应当说,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关于人类调节生态平衡的认识与认知。其辩证原理是:人类生存要有节制和约束;为了生存去猎杀其它动物供自己食用,也要有节制和约束。可以说,这种用“生杀相克”的文字来点化人类,把中国原始人类从以狩猎维生为主推向以农耕自种为主,对中国古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认为理性认识源于实践,那末,这种“生杀相克”的理念,便是由民间流传甚广的“善恶”教化口语被上升为理性认识而来的。这就是:“善化不足,恶化有余。”于是,皋陶制刑以“治恶扬善”,将“恶而掠美”、“贪以败官”、“杀人不忌”这三种罪犯均处以死刑(参阅《中国法制史》19页,《群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北京)。此后,在对“杀”之恶行进行节制方面,又相继衍生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在“哲学”概念未引进中国之前,中国的官方与民间以及文化人,就一直传诵着社会活动的两个方面和事物的辩证运动。在文化人那里,把“阴”与“阳”作为认识与认知以及反映社会活动跟事物运动的两个方面,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见《周易·系辞上》他们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断开拓与发展“阴与阳”之理论,用来教化信徒和与之相联系的人。在社会行为方面,推崇“善恶报应”说,用来规定和规范自己与他人的社会活动。
在民间,除了接受“善恶报应”说用以指导自己的社会行为外,还创造与发明了没有文化之人的“两点论”。比如:中国民间的田间地头,街谈巷议,时时流传着:“耳听是虚,眼见是实。”“眼过千遍,不顶手过一遍。”它们既浅显易懂,将虚与实的两面反映得十分现实,又将读书与学手艺跟掌握手艺学习与实践两个方面表达得很清楚。尤其是,指出了“手做”实践的重要,教育人们学用一致,学用结合,且以用为主。还有:“破腹万卷,笔下千言。”讲的是:要想写出一千字的文章,肚子里不装下一万卷书的知识是写不出来的。指出多读书与写好文章的关系。再如:“条条大路通京城,哪条近来走哪条。”把路的近与远两方面反映的很明确,并且指出了切实的选择。应当说,这些俗语、谚语的哲理性很强,实用性更强。
若是将这些没有文化之人的口头哲理跟文化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相比较,民间谚语、俗语与歇后语(简称三语)的“哲理”要通俗易懂,切实客观,更要实用得多。在一些文化人看来,“三语”品位低,要说有“哲理”,也是既不高又不雅的“哲理”,是口头语,少有文字记录,没法考证,所以不能著书立说。而“阴阳谓道”之言,既明又不明,即对文人而言,能明白。由此,“阴阳”说,被近代文化人列入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对无文化之人来说,阴阳论道为何方神圣,犹如在五里雾中,难辨东西南北。
所以,狭义哲学可以说是文化人笔下的创作,从受众范围看,只是文化圈子中之人,与广大民众相比,是少数。若是跟大众哲学相比,是小众,是“文人哲学”。没有文化之人,看不懂,也看不到,在实践方面更是沾不上边。
与此相反,广义哲学亦即大众哲学,是没有文化之人的口头传诵,其与实际紧密相联系的“哲理”,文化人可以接受并被引用,没有文化之人能够理解,能够切实地给以应用,并且被广泛地给以传承。所以,它与狭义哲学相对应,相比较而存在,相互促进而发展。
二、事物的两面存在与广义哲学的“两点论”认知和反映
中国广义亦即大众哲学认知与反映事物运动之核心,是对客观事物存在的两个面的如实反映。用现代人的话讲,就是坚持的是唯物“两点论”,不是唯心或主观的“一点论”。
中国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两点论”,从现代人认知的矛盾论的角度看,一是事物运动中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即“三语”俯拾即是;二是实用活动中矛盾存在的特殊性即“三语”到了不同人那里,所起的作用因人而异,不尽相同。
有人会问,论据是什么?若是到狭义哲学的宝库里去找,很难找到只言片语。因为狭义哲学一般是由文化人创造的学问,所追求的是所谓的高深莫测和不粗俗的雅正,怎么也看不上流传极广颇为广大民众喜爱与践行的浅显易懂的大众学问。比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堂而皇之地进入许多书文并且还有专著进行研究和开发;而“眼过千遍,不顶手过一遍”,就因其调底被看作是粗俗,怎么也进不了“文人哲学”的书里。其它书里虽是有引用,但那只能是陪衬而已。所以,论据只能到大众哲学里去找。
若是客观地认识和认知周围的一切,就会非常容易的看见“两点论”的实在论据遍地都有,俯拾即是。
在此,以中国古建筑为例,认识与认知一下“两点论”的体现。中国古建筑安门均为一门两扇,大小皆是如此。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陕西关中地区民间家庭所安的门,几乎全是两扇。虽然后来多数小门被一扇门取代,但是大门仍旧为两扇。何也?中国陕西关中地区民谚说“家家门两扇,图的是平安。”应当说这是客观存在与传统的传承使然。就是说,受物体两面客观存在的思想观念之支配。那时人们并不知道有“两点论”之说,但是对阴面与阳面的道理是认同的。民间的“好事成双”以及后来传诵的“成双成对,大吉大利”,正是安装双扇门的缘由。所以,民间安门时总要在门的上门框上写“安门大吉大利”的文字。可见,安两扇门而不安一扇门,是借“双数”图个吉利,保平安,是以实用为核心的。假如北京故宫的大门不安两扇,只安一扇,行么?肯定不行。
虽然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两点论”是什么,但是“两个方面”的平衡原理从实践中早就领悟了。
正因为“两个方面”的客观存在睁眼可见,略思可得,所以人们的社会行为就紧随着客观的存在而求生存谋发展。
我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却在田间地头和热炕上给儿时的我传承了不少的“两点论”谚语,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很难忘怀。父亲在田间地头曾经说过:农民就是干农活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你别总想着天还没黑就想回家。天一亮就得起来下地干活,甭想睡懒觉。现在领悟,这就是朴素的“日出与日落”的“两点论”。关于生与死,父辈们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并且解释:人光着身子出生,死后,穿一身寿衣装进棺材入土,生前就是攒下一个金山银山,一文钱也拿不走。在世上,是你的,你拿上,不是你的,千万别强求,强求会损阴德,不得好死。
在陕西关中地区,民间经常流传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关于交替转换,人们传承说:“日夜轮流转,打墙板上下翻。”他们说的“打墙板”,指的是农村打造土墙,用的是木板或木椽,随着墙的增高,木板或木椽上下不断地变换着。
尤其是作为口头弹被广泛传诵着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大意是:当皇帝的要清正,不清正,行为歪了,下边的官儿就正不了;中间的官儿不清正,行为歪了,国家大厦就要倒塌。希望皇帝清正,大小官儿都能行为正直不歪。
还有:“打墙板翻上下。”“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讲的是,上与下之转换,东与西之变动。告诉人们:啥事都在变,不是一成不变的。
若是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认知上述农谚,就会发现,一、矛盾斗争有无结果,中间转化过程的适应与否是一个关键环节,相适应,矛盾就转化得快。否则,就慢。如果中间环节出了问题,矛盾斗争则不会有好的结果反而会结出坏的结果;二、上与下,东与西都不断变化着,不会一成不变。
这类农谚与俗语,不但刻画出了矛盾的上下两个面,而且刻画出矛盾斗争中不可缺少的转化环节。若是跟文人哲学中的“否定、肯定以及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哪个切实易懂可行性强?自然是大众哲学的“上中下梁要正”之哲理。由于“上中下”不正的客观存在与坏的影响极大,所以人们才提出了对“上中下”要正的期盼和警示。
人们要是仔细留心看一下自身和周围的事物,就会发现,人一般都长有两只眼,两个鼻孔,两只胳膊和只手,两条腿和两只脚,是“两方面”,不是一方面。树木有阴面和阳面两方面。人有男女之分两方面。等等,等等。从“文人哲学”看,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方面”,不是一方面。从人的认识看,有理性和感性两方面,不是一方面。哲学也应当如实反映:有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不能只反映一个方面。否则,以“两点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就变成了“一点论”。
从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上述部分内容看,它所坚持的“两点论”极其普遍、极其客观、极其现实、极其具体、极其通俗易懂。在世界其他国家,文人创作的哲学著作,是不具备有中国广义亦即大众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哲理特征的。
三、中国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基本要素和地位
由于中国的狭义“文人哲学”所追求的是文人的高深莫测和不愿与粗俗打交道的雅正,所以,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基本要素“三语”所反映的认识理念,一直未进入当代的哲学典籍,也没有走上殿堂。除了文人偶尔引用“三语”以润饰其所作的作文以外,在现代的“文人哲学”里找不到它应有的立锥之地,使它一直处于〇的地位。
令人十分欣慰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引有农谚和俗语,并把它们大大地提升到跟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地位,被看成是人们认识论和实践的“真理”。
从《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看,许多文章特别是发表重要的政要文章,几乎没有不引用农谚、俗语以及歇后语的。毛泽东的文风既反映了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又反映了他对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基本要素“三语”理念的高度重视和发扬。
在民间,广义亦即大众哲学,一直被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诵了五千多年。它的传承、创新与发展,直接推动着民间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一直支配着民众的社会行为,指导着大家的有益的社会活动。
所以,广义亦即大众哲学在民众的心目中,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可以说,对“大众哲学”基本要素“三语”的践行,是没有文化之人的行动指南,是他们教育和培养子女后代规定与规范社会行为的有力武器。
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三语”哲学理念源于社会实践,曾经被文化人用来表现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表达思想效果,在著作中多被引用,以润饰自己的文章。据史料反映,《易经》、《尚书》、《左传》、《战国策》、《国语》、《孟子》、《史记》等古籍里,都程度不同地提到并记载了谚语。宋代以后,出现了关于谚语的专著。如:《古今谚》、《中华谚海》、《中国谚语资料》等,在传承谚语启迪、劝诫、警示与生活经验和为人处世方面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但是,用“三语”理念按照哲学要求探索生活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专著很少,甚至没有。
所以,要把中国谚语、俗语和歇后语即“三语”中存在的哲理挖掘出来,让它们进入广义亦即大众哲学专著,不打破抽象的狭义哲学思想之羁绊,是办不到的。
例如:民间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发现同物不同价是由物之稀少造成的。于是悟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哲理,被商家普遍应用。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一方面用“物以稀为贵”作说词,贵卖商品,多赚钱;一方面瞅准市场行情,物多时贱买,发现物少时,就贵卖,从中赚大钱。有一位文化人在《老残游记》第三十四回中引述民间俗语,曰:“既是没才的这们少,俗语说的好,‘物以稀为贵’,岂不是没才的到成了宝贝了吗?”鲁迅也在《藤野先生》中引用过此句俗语,贬责把北京白菜运到浙江变成“胶菜”的奸商(见《汉语成语大词典》第1244页)。
显而易见,这一客观反映市场行情的俗语所显示的哲理,不但被商家充分利用,成为赚钱的至理名言,而且被文化人加以引用,评判当时的所谓“贵才”其实是庸才;鲁迅则用来贬责菜市场的奸商之弄虚作假行为。
再如: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平编著《歇后语8000条》,搜集民间大量流传的歇后语以及相关资料,成书以弘扬民间文化。本书评价说:“歇后语的最大特点是:幽默、逗人、风趣。”这,很客观很实在。若是加上许多歇后语富有哲理,其意境就会更深更高。
如:此书录有“一条扁担挑两桶水——哪头也不能落空。”它反映的是挑水活动必须保持两头的重量基本相等,才能比较平衡的把水挑走。这是哲学上的物体水平运动原理。如果挑水的一头是空的,那末,剩下的另一头就失去平衡,这水就很难挑走。力学叫它是运动的物体必须平衡。
再如:歇后语“一根竹子搭桥——难过。”非常客观,非常现实。它告诉人们:竹子本身又圆又滑,用一根搭桥,很难过河。这个“难”,既含有困难或者难度很大,更含有无法过河或过不了河之意。犹如“上天难”,普通人是上不了天的。这一歇后语的深层哲理是:人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干活,想顺利过河,决不能用一根竹子搭桥,最少得用两根竹子搭桥。
如果认真打开由孙治平等人编著的《谚语两千条》,就会惊奇地发现,民间谚语的哲理既多又广,既浅显又深厚。此书在前言中说:“谚语是人民群众的口语,内容涉及面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活的百科全书。”
从《谚语两千条》的18个分类和所收集的谚语内容看,有的含哲理多些,有的少些,有的没有。比如:实践真知、行为道理、嫉恶劝善、抨击坏事、处事方法等,把实践出真知、有理与无理、恶与善、批坏扬好以及客观处事等,反映得十分明确。如:“碰一次钉子,长一次见识。”
然而,嫉恶劝善分类中的“豆腐爱厚,脸皮爱薄”与“嫉恶劝善”就没有多大关联。但是,这种客观存在,反映了有哲理与无哲理两个方面,从而坚持了哲学上的“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
在当代,引用谚语、俗语和歇后语即“三语”哲理最多的莫过于毛泽东主席。他受中国农村私塾启蒙教育颇深,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十分热爱。他独具创新天赋,促使他在接受“洋学堂”教育期间,洋中结合,为我所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著名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引用中国广义哲学之要素,弘扬中国大众文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广义亦即大众哲学的地位。如《实践论》中引“失败者成功之母”(俗语),“吃一堑长一智”(俗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谚语)前所未有地将中国大众哲学中的名句提升到与马列主义同等的高度,称这些哲理是:“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5页)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主席引孙子军事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引唐人魏征之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此证明中国古人都懂得片面性不对,当代人更应引以为戒。(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8页)毛泽东主席提醒人们,要想把事情办好,要想正确解决矛盾,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不是蜻蜓点水,只停在水面上。
综上所述,中国除了文化人的狭义哲学以外,还客观地存在着无文化之人的人民大众口头传诵的大众哲学。如果在思想和行为上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就很有必要把中国的大众哲学挖掘出来,传承给子孙后代,让中国的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发挥出更大的正能量,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之必须。
2014-3-11 12: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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