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幸运（四）：孤竹=觚竹=休屠=翳徒=句决=固姑=姑姑=罟罟=顾姑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周伐翳徒戎。“翳徒”可能为突厥语?duq qut（神圣幸福）的音译。由此可见，“翳徒之戎”不属氐羌系统，而是阿尔泰语系的先民。推而广之，孤竹、休屠皆可作如是观。
关键词 休屠 翳徒 孤竹觚竹 句决 固姑 罟罟 顾姑姑姑
孤竹是传说中的古代中国北方最荒远的国家，是公元前17世纪为商汤所封。周代仍然存在。伯夷、叔齐就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老孤竹君生前留下遗言，命少君叔齐继位；可当父死后，叔齐却推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以父命难违推逃。叔齐仍不肯继位，亦逃。二人同走，“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半路恰遇武王伐纣，于是叩马而谏，武王未听。夷齐耻于臣周，两人义不食周粟，直至饿死于今山西永济南首阳山。对于“夷齐让国”，历代儒家正统学说都给予极高评价，使伯夷、叔齐及孤竹国的名声遂扬。
孤竹国的历史记载散见于《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孤竹”一名，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甲骨卜辞有关竹氏的活动，有40多条纪录。
冀东北沿海地区应为孤竹人的活动区。孤竹国疆域孤竹国腹地在滦河与青龙河汇合地域，即现今的迁安市、卢龙县、滦县三者交界处，以及3县（市）所辖地区。《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管子·大匡》记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行军路线云：“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首先征伐的是令支，地在今冀东的迁安一带。然后过“凫之山”，是为渤海北岸的碣石山。接着便是斩孤竹，此孤竹已过碣石，即杜佑《通典》所说“营州柳城郡，古孤竹国也”。在商兴旺时期，孤竹疆域曾远达辽宁朝阳地区。
史料对于孤竹都城的记载莫衷一是。《汉书·地理志》载：“令支县有孤竹城，盖即商之孤竹国，周之令支、孤竹二国也。”清光绪《迁安县志·沿革》载：“邑在汉为令支县，旧地理志令支县有孤竹城，即商之孤竹国。”由此可以初步确认，孤竹城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市坨上村与处于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今迁安市坨上村南一里许，滦河由西而东奔流。河心有一石基小岛，有明嘉靖四十二年所建“孤竹君庙”，供奉的是夷齐之父老孤竹君塑像。与岛隔河相望的南岸，是“夷齐庙”，亦称“清节庙”，庙内供奉的是伯夷、叔齐塑像。庙系明景泰5年由知府张茂复所建，是在孤竹城旧址上建起的，东、南、西三面为围墙，北面以陡峭石壁临滦河。
自商汤初封至殷纣王之时，孤竹侯共传了9世，这9世“竹侯”的情况虽史已失载。但有人根据甲骨文、金文及有关文献的记载，考证出后3代的一些情况：第7代竹侯的庙号为“丁”，历任殷王朝的贞人和司卜；第8代竹侯名“微”，亦即文献中的“墨胎初”，继父业为殷王朝的亚官；第9代竹侯名“凭”，亦袭父职为殷王朝亚官。1973年在辽宁喀左北洞出一件铜罍，上铸6字铭文 “父丁孤竹亚微”。显然，这铜器应为孤竹遗物，其中的“微”即第8代竹侯，也就是闻名青史的伯夷、叔齐的父亲。《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载，伯夷、叔齐因不愿继承国君之位而逃跑后“国人立其中子”为国君，这个新君的名字在《路史·国名记》中作“冯”，这个“冯”字在金文中作“囗[害夫]”，囗[害夫]、冯一声，“囗[害夫]”即“冯”的古文。
大致说来，孤竹在殷商之前是原始部族。孤竹国兴于殷商，亡于春秋。根据《春秋》和《国语·齐语》所记，春秋时北方山戎（即后世鲜卑）侵燕，燕告急于第一个当上中原霸主的齐桓公，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这次北伐，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时在齐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其实这次齐桓公斩孤竹国君，孤竹国并没有灭亡。《管子》记述的时间公元前660年，孤竹国才亡。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年（约前1600-前660）。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554年（约前1600-前1046）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386年（前1046-前660）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此后孤竹乃成为地名，纳入燕国的疆土。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人群体。
目前学术界对孤竹国名有几种解释：一是“孤竹”亦写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了这个诸侯国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二是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三是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第四种解释认为，“孤竹”是一根竹子，代表男性的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是氏族图腾。这都是以汉语为基础的解释。
种种迹象表明，孤竹人并不使用汉语。孤竹国君为“墨台（胎）氏”。《帝王世纪》记载 “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辽史·地理志》载：平州“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光绪《永平府志》也载：永平府“《禹贡》冀州之地，虞初分为营州地，商为孤竹国，周属幽州，春秋为山戎、肥子二国，属燕。”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载：辽宁朝阳地区“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其地复属燕。”《国语·齐语》记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二国，山戎之与也。”山戎是鲜卑的一支，孤竹也应属山戎的一部分。孤竹在文化上属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谱系。张家园上层文化地层中，同出有直口扳耳鬲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片，后者是以赤峰宁城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土著青铜文化，属于山戎部落的遗存，说明孤竹和山戎部落的密切关系。由上可见，孤竹国疆域与春秋山戎国是重合的，这一地区当时使用的是阿尔泰语，孤竹与山戎、离支（令支）民族属性是相近的，语言也应该是相近的。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孤竹”上古音katieuk，与突厥语küllüg-?or（“阙律啜”、“屈律啜”，义为光荣的）、Kutluk（“骨都”，义为福，吉祥）、qut（“孤涂”，义为幸福）都有对音关系。
北方各族对幸福的追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妇女头饰上尤为突出。13世纪时，蒙古族注重头饰。有一种帽子引人注目，它的名字叫固姑。《蒙古秘史》记载诃额仑夫人“紧系其固姑冠，严系其衣短带，奔波于斡难上下。” 固姑的形制是，帽高而小，顶戴在前额上，系有悬带，帽顶插有美丽的雉翎或孔雀翎。这方面的表述在汉文史料中是很多的。成书于13世纪，记述蒙古地区情况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及《蒙鞑备录》、彭大雅《黑鞑事略》对它均有记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綃，其末如鹅鸭，故曰‘故故’。”《蒙鞑备录》：“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黑鞑事略》说：“其冠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徐霆注云：“霆见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 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元朝之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
《辞源》有关于“固姑”的解释：“固姑，贵妇人戴的一种帽子。俗称箍箍帽。元蒋平仲《山房随笔》引聂碧窗《咏北妇诗》：‘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永乐大典》服字韵引《析津志》作罟罟，《真珠船》作顾姑，《草木子》作姑姑，《续通志》作古库勒。”它就是蒙古语K?kül、K?kel，意为“幸福”。《辞源》说“固姑，贵妇人戴的一种帽子”，实际上，古代蒙古平民与贵族妇女已婚妇女多戴固姑帽，《事林广记》记载：“固姑，今之鞑靼、回回妇女戴之，以皮或糊纸为之，朱漆剔金为饰，若南方汉儿妇女，则不得戴之。”所以固姑帽是已婚的标志。因为成吉思汗的远征，这种帽子传遍了欧亚大陆，变成在欧洲和中国同样时髦的饰物——在欧洲称为henin。
据《夷俗记》载：明代，新婚妇女，“披长红衣，戴高帽子”，此高帽即为固姑帽。后来的满族命妇也戴固姑帽。谈迁《北游录》记满装：“命妇如其夫之服，亦固姑帽，披领窄袖，长可拂地，辩发周环杂饰宝。”因为满蒙是可以通婚的，在清朝的达官贵人的命妇甚至后妃中有许多就是蒙古妇女，固姑帽的习俗自然就流传过来。大约15世纪以后，这种帽子逐渐消失。
固姑最早音写形式是“句决”。《后汉书·乌桓传》：“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句决是一种已婚妇女戴的头巾，用黄金和宝石装饰。句决一词肯定是用来译写蒙古语K?kül、K?kel的，甚至“簂步摇”之“簂”也是K?kül、K?kel的对音。鲍培认为，蒙古语词K?kül、K?kel与鄂温克语的kutu<*kutuk（幸福）、蒙古语的qutug<*kjtuk（幸福，神圣）对应（2003）。无疑，它也与突厥语qut对应。
突厥族传说，在天与地之间有一女神，名乌玛依（Umay)，又名亦都护，是恩赐子孙、土地和水源的幸福之神。亦都护首见于鄂尔浑碑铭。该词也是古代高昌回鹘等突厥语诸部首领的称号。7世纪定居于新疆北部吉木萨尔破城子的拔悉蜜和12、13世纪的高昌回鹘都称其首领为“亦都护”，后者并将所居城称亦都护城。虞集《道园学古录·高昌王世勋碑》：“太祖皇帝龙飞于朔漠，时巴而术阿儿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亦都护’者, 其国王号也。”《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元初高昌统治者，是公元840年为黠戛斯破灭之回纥帝国苗裔，其亦都护徽号，当沿自唐代。《蒙古秘史》作“亦都兀惕”。含义说法不一。一说是借用汉语官名“都护”加词首元音“亦”而成。但该词也译作“易都护”、“邑都护”、“亦都兀惕”，怎能用汉字解释？戴美桑(Des-maisons)释此语为“幸福”、“富足”和“强有力”的意思。韩儒林说，该词是突厥语iduqut音译，由?duq（神圣的）+ qut（“骨咄”，幸运，君主）构成（《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译释》）。兰司铁指出，该词突厥语作idiqut或?duq qut，意为神圣幸福, 神圣的君主；由yduq（神圣的）+qut（庄严宏伟，幸福）构成（《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威廉·巴托尔德指出：“在鄂尔浑碑文中有拔悉密统治者亦都护的头衔，亦都护按字义说即‘神圣的幸福’或‘神圣的君主’的意思。在突厥语中?diqut一词如果指统治者说即作为欧洲的‘君主’使用。在公元13世纪上一地区的回纥统治者具有亦都护同一形式的头衔”（《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总之，该词有“神圣幸福”和“神圣威武”二种意义。
据记载，商代末年，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交界处，有一少数民族称翳徒之戎，被周人讨伐，俘去了3个大夫级别的高官。《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曰：“（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通鑑外紀》卷2也引《紀年》曰：“太丁十一年，周伐翳徒戎。”“翳徒”可能为突厥语idiqut或?duq qut的音译。试比较雅库特语ytyk（奉献的），通古斯语etik（供祀的），蒙古语idam（神圣的）。由此可见，“翳徒之戎”不属氐羌系统，而是阿尔泰语系的先民。
在匈奴共同体中，有众多氏族，休屠部为其一。《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又载：“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从两条引文可知，“休屠”这一音写显然是匈奴的王号。乌其拉图说，“休屠”在现代蒙古语书面语中仍保存了古老的读音。现代蒙古语书面语中，该词有三种读法：idugen、edugen、utugen，指大地女神或女萨满。idu、edu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变，意为“大地女神”。因此，“休屠王”可以理解为大地之王或国土之王，“亦都兀惕”、“亦都护”可以理解为大地女神的人们或大地女神的子孙（《匈奴与萨满教文化》）。
汉文史籍中出现的 “呼都”、“醯椟” 、“伊屠”等可能都是同一个词，如《汉书·匈奴传》有“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醯椟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有“伊屠于闾鞮单于”。为什么会从“呼都”、“醯椟”变为“伊屠”？也有可能是失去首音h的结果。《蒙古秘史》中，该词的词首h音脱落后音写为“亦都兀惕”（《蒙古秘史》238节）、“额秃格捏”（《蒙古秘史》113节）、“斡脱坚”（《蒙古秘史》201节、255节）等。“亦都兀惕”一词在《蒙古秘史》里是以人名出现的，该词与突厥官号“亦都护”是同一个词，该官号和人名无疑因袭了匈奴官号“休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呼图壁县，是古丝绸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两汉时为乌贪訾离国，后并入车师后国。唐属庭州和北庭都护府。宋属高昌回鹘国，元属别失八里。明属瓦剌，明末清初为准噶尔部游牧地。清乾隆二十年（1755）设乌鲁木齐西路军台，称呼图克拜台。乾隆二十八年（1763）改设呼图壁巡检。1918年从昌吉县析置呼图壁县。县因河得名。《西域同文志》作“胡图克拜”，一说为古代突厥语，有“求幸福”的含意。一说系蒙古语“多鬼的地方”之意。一般从前说。《元史·西北地附录》称古塔巴，来源于蒙古语hutubi/khutukbai(吉祥)。
在蒙古语中，该词还音变为Qubi。蒙古汗国大将、号称“四獒”之一的忽必来（Qubilai，虎必来），统一全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Qubilai，呼必赉）名字由Qubi（运气，幸福）+lai（词缀）构成；法式善《陶庐杂录》：“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 呼毕勒罕又作胡毕尔罕、胡必尔汗，皆为蒙语xubilgan的音译，指神、佛的化身。达赖喇嘛、班禅的转世灵童都可以称为呼毕勒罕。
与“亦都护”相联系的还有“翕侯”（ “叶护”、“叶获”、“业护”），史家比附为突厥碑铭之Yabghu。匈奴、大月氏、乌孙、葛逻禄之属，皆曾用之。大月氏曾将占领地分作5区，每区设1翕侯,相当于将军。公元1世纪，贵霜翕侯统一各翕侯，建立贵霜王朝。翕侯来源甚古。《史记·匈奴传》：“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此为翕侯见于载籍之始。赵信本来是匈奴人的小王，由于与匈奴军臣单于结仇，遂降汉朝，改名赵信，封为翕侯。赵信翕侯之号虽为汉封，当系一匈奴官名之音译。盖赵信本为胡人，故汉家仍用北族官号宠之也。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汉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元狩四年（前119），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纵兵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乌孙传》皆言乌孙有翕侯。颜师古注：“翕侯，乌孙大臣号。”在突厥时代，其地位仅次于可汗，并可世袭。《旧唐书·回鹘传》中提到“有特勤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其“叶被沽”3字也就是yabghu之对音。屠寄《蒙兀儿史记》、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认为“亦都护”（idiqut或?duq qut）、“翕侯”（yabghu）两者有演变关系，但并未加论证。idiqut变为yabghu是否可以从qut音变为qubi得到启示，尚有待探讨，录以存照可也。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之一部分。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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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经作者二十年努力，《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终于横空出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抛开汉字书写形式，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