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李文和夫妇产生的联想_你正在接近成功 李文琦
1999年底，并非武器专家的李文和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从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被除名，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用电椅处死他，就像当年用电椅处死向苏联泄漏核技术的罗森伯格夫妇。李文和被独自关押在一个牢房里，没有窗户，灯永远开着，日夜不熄。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还经常挨饿。世纪之交的2000年元旦，他独自一人在囚室中挨过。李文和感到，美国政府明知他不是间谍，却要逼他自杀，把案子作实。在被关押了9个月后，他被迫“认罪”，承认曾把一些毫无敏感性的公共信息数据下载到个人电脑里，以表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才换取了释放。现在，李文和依然认同美国，但他在新近出版的自传里这样写道：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对于美国人而言，李文和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但对于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注定有祖国，不管他们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
在悲剧的祖国
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
今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载文，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1953年，17岁的卡迪尔汗入读位于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学院，不久又去欧洲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领导巴基斯坦的原子弹研究。20多年后，巴基斯坦拥有了原子弹，“核弹之父”卡迪尔汗成为国家英雄，两次荣获国家最高勋章。学校的教科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全国各地的汽车上都印着他的肖像。他成了巴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国家总统的知名度还高。
然而，在美国和西方看来，穆斯林国家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过于天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盯上了他，在他的寓所和工作场所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信的助手。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重压之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甚至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供其要挟伊朗等其他国家。
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在成功的祖国
“科学无国界”的先决条件是祖国的成功。祖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
1996年，在北京中关村西北方，矗立起一座航天城。那里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互联网上读过一篇文章，写北京航天城的故事。
1998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均由北京控制中心发出。担任总调度的是年轻的申劲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神舟一号升空的那天，刚好是他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申劲松发现飞行状态有些不对。但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决定如何处理，而决定的后果却是巨大的。他作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的一刻，申劲松失去了感觉，腿发软，汗水从紧攥的拳头中流出。这天，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呆了整整一年。到2002年神舟三号升空时，这个1973年出生的大男孩才不过28岁，却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
事实上，整个北京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青年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全部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载人航天没有经验丰富、胸有成竹的专家领军，就靠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控制软件专家的欧余军，1995年毕业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但却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供借鉴，一切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安全回来，就全看这个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欧余军没白没黑日夜苦干，终于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被推翻，全部的心血付之东流。小伙子伤透了心，一个人躲在机房里失声痛哭。中心的领导坚信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让他继续干。离飞船上天只剩下几个月时间了，欧余军成了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是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送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直到飞船返回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做手术。
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在航天中心旁边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他们的同学、朋友月薪上万元。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的月工资只有人民币1300元。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那篇文章后面，有个跟帖：
1992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受良心的谴责。
为中国航天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也许有些将来也不算成功。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早年在美国任教，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会留在美国过平静的生活。1949年，34岁的任新民回到祖国，成为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1985年，任先生年已70，因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贡献才为人所知。而在此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他85岁时，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
其实，这些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的科学工作者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他们成功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与共和国一道前进。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中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是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
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祖国是个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环境、雇主的招牌，乃至城市户口、居住条件，祖国似乎是虚无缥缈的。
然而，中国的科学就是为“祖国”而兴起的，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的愿望和动力，中国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国家的进步依赖科学。没有科学，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就没有我们国家从贫弱走向强大富裕的今天。祖国依靠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于是撑起了中国这栋大厦，这大厦也给科学工作者带来了荣耀。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落叶归根，就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写照。世界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以千百计，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赢得诺贝尔奖，那荣耀属于一个复兴中的古老文明，属于中国民众亿万双期待的眼睛。
祖国在哪里？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祖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同事。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买饭不排队，甚至加塞儿，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就不善与人合作，就会偷懒，走歪门邪道，就抄袭、剽窃、造假数据，甚至会把国家的科研经费“洗”出来给自己买汽车房子。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落后，就贫困。
的确，中国仍然贫穷落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很多地方不如别人的家。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强大的工业，却发现夜晚的天空没有了闪亮的星斗，城市里的空气肮脏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变成了荒原，辽阔的草原变成了黄沙。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于是，工业化了，我们的国家却还是发展中国家，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的制度不合理，腐败官员贪赃枉法，而给国家带来光荣的宇航科学家却只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我们还有很多公民蒙受冤屈，却投诉无门，正义不得伸张。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公民，特别是肩负着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们，要一起来努力，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
别人的房子再好，是别人的家；我们的房子再破，是自己的家。我们的家是我们乃至我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的依托，能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为了把这座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要时刻准备着，准备吃亏，甚至做出牺牲，正如北京航天城里的那些年轻人。
我们不如别人，我们承认。但知耻而后勇。我们勇敢，我们不屈不挠，如愚公挖山不止，前赴后继，世代努力，把国家建设成最好的家。这就是祖先留给中华精英们的忠诚精神。
忠诚是什么？忠诚是：成不了一颗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树，就成为树底下的一粒泥土。这不是中国普通民众所固有的精神，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英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落后、贫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国家先进、富裕、强大，你没有成名成家，但永远不败，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国家共同进步。
中国的进步属于世界
有人会说，毕竟“科学无国界”啊。你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吗？不是的。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强，加上海外的华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接近于解决了。第二，科学无国界，但高科技有国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以保持他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剥削。中国的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就是对“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实践，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侮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因此，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使命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是人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讲一个故事作为结尾。有位国民党将领，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因为是败军之将，不被重用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辞职去了南非，做点小生意过日子。那时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与美国一样，那时候的南非还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比美国还严格。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四十年前的1964年10月17日，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司机对他说，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诧异，说：“我是中国人。”司机说，“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老先生说，“那，我不就应该坐在后面？”司机说，“难道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泪流满面地说，“这车我不坐了，我下车走路。”
是啊，对这位老先生来说，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红色中国的强大为他挣来了前排座位，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挣来了世界的进步，却也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反攻大陆回家乡的希望。
我们的家或许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本刊略作删节）参考资料：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46033792909312/20050705/5799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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