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你心有不甘，愤怒，贪婪，害怕迷茫……那就去读一下史铁生吧”(一位读者)
本刊记者刘珏欣 发自北京
“米黄色的裤子，咖啡色的条绒夹克，戴着手套的双手就像插在口袋了。戴着棒球帽，脚下是永远不沾地的皮鞋。”这是史铁生延续多年的招牌打扮。在老朋友老邻居王耀平眼里，这代表“铁哥”的文学青年范儿。
这一次，史铁生仍穿着这些，平躺在朝阳医院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渐渐微弱。下午，史铁生做完例行透析，回家后突发脑溢血。
晚上九点多，老朋友、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及介入放射诊断治疗中心主任凌锋赶来，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凌锋感叹：“他的角膜真亮啊！”
这片不大的急诊区里，挤挤挨挨排了几十张病床，躺满了人，打针送药，进进出出，闹哄哄的。凌锋联系把史铁生转到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单间，一个安静些的环境。作了十几年朋友，史铁生让医生凌锋明白，病人需要的，不仅有生，还有有尊严的死。对史铁生来说，有尊严的死意味着，不要“浑身插满各种管子”，靠它们维持生命是比死更可怕的侮辱和刑罚。
史夫人陈希米签了停止治疗的同意书，还要签一叠器官捐献同意书。病了几十年的史铁生，想死后切开腰椎，看看那里到底出过什么事。
陈希米问凌锋，他这脊髓和脑有研究价值吗？凌锋说：太有了。还有那亮亮的角膜，凌锋问能捐吗？陈希米忙点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史铁生讲过，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天津红十字会的人赶来，他们协调整个华北地区的人体器官捐献。凌锋说，2010年，这么大的华北地区，只有5个人捐过，史铁生是第5个。
史铁生昏迷着，身子因脑溢血微微颤动。陈希米扶着他的头，像平常在家里一样，淡淡地说：“没事了”，“你别动。”旁边懂医的人劝她：别弄了，他没有意识了。陈希米没听到一样，继续扶着说。
过一会儿，她起身去旁边病房办捐献器官手续。刚一走，史铁生全身挣扎，心电图立刻乱了。朋友何东赶紧去找陈希米，她回来一弄，好了。再去，史铁生又闹。最后只好把手续拿到病床旁边办，史铁生安安静静了。
“这事情，你医学能解释吗？他俩之间，肯定有一个灵魂交流的世界。”何东说。
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史铁生在武警总医院停止了心跳呼吸，表情轻柔而安祥，“像睡着了一样”。还有4天，他就60岁了。
所有医护人员走向他，三鞠躬。
开始肝脏移植手术，飞驰运往天津。
“好像把史铁生的生命传递给了另外一个人。”凌峰说。
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人的身体里苏醒。
没有太阳的角落
我生于1951年1月4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
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
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
不过，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务虚笔记》
史家这一辈的男性名字中都有一个“铁”字。因为史铁生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
堂兄弟们都健康平安，只有史铁生终究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他有点庆幸父母在“铁”后选择了“生”字，也许不经意，却“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18岁时，史铁生从清华附中毕业，去陕北插队。这个家庭出身不红不黑的少年，看着大家都去，有些兴奋地以为这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探险。若干年后他说：“那是对个人选择的强制，……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干3个月农活后，他因腰腿疼痛回北京治疗。两个月没诊断出大毛病，也不疼了，于是又去陕北。队里照顾他，安排给他喂牛的活儿。
放牛不算重活，但因耗时而辛苦。有时候，史铁生帮村民漆画箱子，换人家去帮他放牛，还能换一顿杂面吃。渐渐有人拿他画的箱子去集市上出售，队干部认为这助长资本主义倾向，不让史铁生再画了。
1971年夏末，一次放牛遇到暴雨冰雹，史铁生再次病倒，高烧，腰腿一天比一天疼。同去插队的校友老李记得，此时的史铁生脾气火爆，远不像后来那样淡然，他跟医生大吼：你不治好我，我拿菜刀劈了你。三十多年后，老李再回插队的地方，那医生已经不记得史铁生的长相，却还记得这句狠话。
史铁生又一次回到北京，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友谊医院。一年多后，离开医院时，下肢彻底瘫痪，只能由爸爸用轮椅推着回家。此时，他21岁。
他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瘤”，大夫说是肿瘤就比较好办；一个是“死”，他想不是肿瘤就死了吧，也比坐轮椅好。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他心里说：玩儿去吧，病又没得在你身上，你有什么不乐观的？
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会突然砸碎面前的玻璃，或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墙壁。他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祈求神明。古园寂静，神明不为所动。
老李记得，从发病到截瘫，史铁生自杀过3次，因电灯短路而活了下来。
1974年，史铁生拿出当年画箱子的本事，在街道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木箱或鸭蛋上画仕女，有时候是山水，卖给外国人。没有公费医疗和劳保，他只是摇着轮椅拐进少为人知的小巷，和大爷大妈们一起挣些糊口钱，每月15元，一干就是7年。
纸笔碰撞开一条路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病隙碎笔》
2011年1月2日，熙攘的雍和宫大街上，一个小小的院门淹在一排香火店中。紧挨院门的小店“福缘”门口，有人喊着：“姑娘，来算一卦，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小伙子，你别不信。”突然，他脱下生意人的面孔，凑过来，成了街坊的样子：“你是来找史铁生的吧。看，他原来就住这间房。”
这间临街的青砖小平房，以前屋门向院里，现在改成向外，租出去成了香火店，这天没有开门。
很多年前，轮椅上的史铁生就从这里摇出家门，摇过只容一人的大杂院窄道，摇去不远处的地坛。那时的地坛荒芜冷落，如同一片野地。史铁生说：“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史铁生的车轮压过地坛的每一米草地。他带着书，读一段，摇一段，有想法了马上停下，摇着走时可能又有更好的想法。他渐渐带上了本子和笔，到园子的角落偷偷地写文章。有人走过来，就把本子合上，笔叼嘴里，怕写不成反落尴尬。
1979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办的刊物《希望》上，史铁生第一次发表小说《爱情的命运》，开始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一条路。此时，他也终于落实了病残知青的优待政策，有了公费医疗和民政部门给的每月60块生活费。
生活刚刚展露一点欢颜，要命的尿毒症又来了。体力不支让史铁生辞去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写作。
“起落架(两条腿)和发动机(两个肾)一起失灵。”史铁生这样说。
朋友徐晓记得，史铁生刚得病时被人嘲笑，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他们同归于尽；几年后，再有人嘲笑，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怜悯。“提起他的境遇，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个夹着纸烟，闷闷不乐、敏感而又古怪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不属于他。只要见过他笑的人，就绝不会认为我的话有丝毫的夸张——他笑起来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 ”
1983年，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十几家媒体拥到他家，他愁得不知如何躲。最后在门上贴字条：“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但人真的上门来，他又常常不好意思说“不”字了。
残疾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与地坛》
在王府井书店的角落，何东看见史铁生一本装帧简陋的白皮小书《我21岁那年》。21岁，史铁生开始腿瘫，他写自己是怎么面对的。以硬朗著称的主持人何东在书店里一边看，一边哭。
何东一直觉得这世界没什么事情应付不了，最多一死。但当父亲得了癌症，医生宣布一点办法没有，他崩溃了。那些以前看的书，教人刚强的、有意志力的，这会儿全没用了。“我一个念书的人，六神无主，就去医院旁边的书店翻，看有什么书，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每天去，每天去，非常失望。很少有书教人救自己，让人内心能面对自己，没有。”直到碰见那本史铁生的小书。
何东又找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来看：“它告诉我，除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还有一个灵魂的世界。”
父亲1995年过世后，何东第一次去史铁生家找他，碰到一个香港记者在采访。记者问：“您的专业就是在家写作吧？”史铁生说：“不是，我的专业是在家生病，我业余写作。”
生病越来越成专业了，透析开始，占走一星期3天和越来越多的力气。剩下的4天，每天也就能写两三个小时。即使这样，史铁生在4年里写出了十几万字的《病隙碎笔》。
每天早上9点多，史铁生摇着轮椅到院子的西面，对着一棵玉兰树静静看书。如果是冬天，就摇到院外墙根，只有那里有太阳。如果是夏天，常有幼儿园的孩子来院子里绕一圈。不时有邻居过来打个招呼，或聊两句。对史铁生来说，这是和透析一样重要的透气时间。
他已经不是那个要拿菜刀劈医生的史铁生了，在送给朋友陈村的书上，他写道：“看来，残疾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他说：“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
史铁生爱看体育比赛，尤其是跑步和足球。最爱刘易斯，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下辈子有个像他一样健美的躯体。直到刘易斯在奥运会上输给约翰逊，史铁生明白：“上帝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
朋友们都爱找史铁生聊天。“其实他也没说什么，好像很平常的话，很幽默。比如我去他家，他笑着说你脸上怎么轱辘轱辘的，我回去就会想，我怎么轱辘轱辘了，我天天弄这么忙，犯得上吗？去他家，好像有去教堂或者寺庙的感觉。”何东说。
节日已经来临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像一只飞虻/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眺望即是回忆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已无数次起落/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 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你是否能听出，往日/已归去哪里/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生死同一。
——《最后的练习》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挽联……60根红烛绕成一圈，外面围着红网，一支支红玫瑰别住一张张祝福的卡片，写着：“铁生，生日快乐！”“一路走好！”
1月4日，史铁生60岁生日。“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北京798时态空间画廊举行。高大的拱顶下，几百人给史铁生过生日。
两天前，史铁生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同样没有哀乐和花圈，朋友们把鲜花撒在史铁生身上。
此时，陈希米裹着粉色大披巾，戴上红围巾。彩色的水钻花朵型发夹，把头发高高别起。她微笑着讲，最喜欢朋友聚会的史铁生，这次终于不用因身体支持不住先撤了。“他这次有的是时间和力气，和我们尽兴。”发给朋友的邀请短信上，陈希米要求大家一不带花圈、挽联，二可带漂亮鲜花，三要穿漂亮衣服。
张海迪穿着漂亮的玫红大衣和修身靴子来了，带着60朵红玫瑰扎成的心型花束。铁凝带着一大篮红透的樱桃，去年见面时，史铁生孩子气地举着樱桃说，这个我爱吃。还有人带来了超大的生日蛋糕，上面用奶油画着大大的“60”和“铁生走好”。
屏幕上放起了史铁生自己拍的视频：陈希米在院子里拄着单拐，系着彩色围巾。史铁生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绕回来”，像导演一样。陈希米转回头，眼睛笑得弯弯的，拐杖和围巾一起跳起来，像飞一样。
史铁生最喜欢的外甥小水走上台，声调安稳柔和，讲他小时和舅舅的一次次谈话，讲他因舅舅的影响从数学系转到中文系。
“不用悲伤，他已经说过很多次，这是他的节日。”22岁的小水，平静地念起了舅舅的诗——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我抬稳
躲开哀悼
挽联、黑纱和花蓝
最后的路程
要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这囚笼烧净
让我从火中飞入
烟缕、尘埃和无形
最后的归宿
是无果之行
呵，节日已经来临
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
我已跳出喧嚣
谣言、谜语和幻影
最后的祈祷
是爱的重逢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怀念史铁生：留给世人戒绝浮躁的精神
作家史铁生的离去给喧闹的新年带来一丝悲凉。作家莫言称，“他是伟大的人”。评论家李星说，“他的作品是这个时代最纯粹的精神财富”。批评家李敬泽说：“他为中国作家立下了精神标杆”……这位“轮椅上的哲人”驾鹤西去，却留下了“用生命书写生命”的创作精神，为愈发物化与浮躁的当今留下宁静与慰藉、反思与警示。
身体病弱精神强悍
史铁生21岁时瘫痪、30岁患肾病，从1998年起开始做透析。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再到《我与地坛》，他把病榻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与救赎，用生命书写的一部部作品感动和鼓励着无数读者。
“史铁生和文学是在互相拯救。”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说，他的离世，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在当今文坛应当呼唤史铁生的这种文学精神和对文学本身的敬畏。
“中国作家中像史铁生这样坚持写实写作的人不多了，他不是用心血，而是用生命创作，他的离去和拼命的创作不无关系。”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说，“史铁生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仅用心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抱着‘用生命书写’的态度，才能不辜负人民对作家的期待。”
态度豁达人格伟大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史铁生的名作《我与地坛》里，他这样写道。这种豁达的人生观，让史铁生生前多次重申，自己在失去救治意义时赶快放弃，死后只要有用的器官能救别人就全部捐献，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史铁生留下的不只是他的作品，更是他人格的力量。”作家迟子建说，“我觉得他思想的重量，跟任何一个作家比都不逊色，没人能取代他。”
“为什么当下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愈发提不起个儿来？不是作品水准降低了，而是生命的质量发生了变化。”何建明说，史铁生书写的不仅是文学作品，还有人格作品。“我们因为他的人品而记住了他的作品，也从他的作品看到他的人品。一部精品，是作品质量和作家品格的统一。”
追求宁静拒绝诱惑
有人说，在当前轻阅读流行的年代，史铁生注定是一位畅销不起来的作家，因为在泛娱乐时代读史铁生的作品是自讨苦吃。但正因为此，史铁生成为一位最与众不同的中国作家，他不像某些作家用荒诞的想象制造语言的狂欢，而一直遵循内心的指引创作，戒绝着浮躁和诱惑。
何建明认为，史铁生“心向于静，戒绝浮躁”的创作精神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前，不少人面对巨大的诱惑无法静心，热衷于创作收益多见效快的作品，总以为不融入市场的潮流就要落伍，以致形成注重量为先、质为次的创作逻辑。”史铁生的一生为我们愈发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令人珍视的精神向度。而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在娱乐盛行的时代，我们也需要静心阅读的心态，在安静中领悟像史铁生那样伟大作家的作品，去追寻真正宁静、尊严、有安居感的生存。（据《新民晚报》）
(本文来源：北方新报 )
史铁生：生死同一
网友这样评价史铁生：他是可敬之人，他的书是可读之书。
《灵魂的事》是史铁生的最新散文集，其中收入散文《重病之时》、《皈依是一种心情》、《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灵魂的重量》、《复杂的必要》、《宿命的写作》、《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无病之病》等。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不少作家在消费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里，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史铁生散文思想意境的深邃与语言表达的明朗、他肌体的疾病与灵魂的崇高，使读者为之敬佩。在《灵魂的事》里，史铁生回答了一些关于“灵魂的事”生、死、爱、性、记忆、信仰、写作、故乡……那是一个经历了一次次死亡的人在面对生命时最真实的话。在《轻轻地来与轻轻地走》中，史铁生说，他听多了死神的声音，但依旧坚毅地活着，为了“一心向往的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史铁生，在轮椅上生活了30多年，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在《好运设计》中，他写道：不妨在背运之时，遥想一下自己的好运。所谓好运，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喜剧中的他，悲剧中的他，爱情中的他，重病中的他……因为作家灵魂的厚度，作品的语言便拥有了力度。
对生命的乐观与喜悦，是智者的境界。人永远不可能圆满，但人可以追求思想上的圆满。所以史铁生在书的后记里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午后，如果阳光静寂，你是否能听出，往日已归去哪里？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在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之中，生死同一。文/安 然
地坛里玩耍的那孩子回去了(组图)
著名作家史铁生昨日告别读者
本报讯（记者鲁艳红）在《我与地坛》中，他这样写道，“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的“节日”降临昨日凌晨3：46，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享年59岁。
北京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王升山向记者透露，“铁生30日下午从医院做完透析回家后，感到头疼、恶心，并呕吐，后一直昏迷，被急救车送往医院。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王升山介绍，根据史铁生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而史铁生的家人则宣布，尊重他生前多次重申的意愿，将不举行遗体告别。
史铁生双腿瘫痪，患有严重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在难与人言说的病痛折磨之中，史铁生将写作当作“一条走向自己幸福的道路”，以其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在小说里描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
“地坛不见斯人影，此刻他应在天堂。”“地坛里玩耍的那个孩子，回去了！”在得知史铁生去世的消息后，读者纷纷上网留言表示哀思。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图)
1995年1月21日，在“共和国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上，史铁生和梁晓声、王刚在一起。
史铁生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但因为瘫痪，这个病人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
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评论人潘采夫记得，2005年，他前去接史铁生参加一个活动，看见他“那么瘦弱”，就提出要把他抱进车里。但这个提议却被拒绝了。
直到现在，潘采夫仍然记得这个作家“努力地抓着把手，靠臂力把自己一点点挪进车座”的样子。回程时，史铁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费劲地举着个小垫子，想挡住西晒的阳光。
“这一趟可能透支他好几天的精力，我看着揪心极了。”潘采夫说。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许庆亮还记得，2003年，自己曾去采访史铁生。这个轮椅上的作家从容地谈论着死亡，身体却处在极度虚弱之中。在接受采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许庆亮试探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摆脱透析。史铁生却回答道：“肯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我就死了嘛。”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姑娘，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成名初期，他曾经这样告诉徐晓，“听见敲门就害怕，看见来人就想哭”。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徐晓能够理解他的恐惧，“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可他的病情几乎未曾向好的方向转弯。徐晓曾经这样描述这位朋友遭遇的一切，“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一九八六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年轻时那种想“抱着炸药包”与嘲笑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已经慢慢被磨平了。他说起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
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他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年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23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作者：赵涵漠文 贺延光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史铁生老师的最后一个访谈——扶轮问路的哲人
文/ 郭文斌
按：这也许是铁生老师的最后一个访谈了，现鞠躬转发至此，聊寄无尽哀思：
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哲人（之一）
史铁生 周国平 和 歌
采访手记
如果说世间上有一个人，听他说话你会感觉到如沐春风，那一定就是指的史铁生先生。
采访到史铁生先生很不容易。他很少接受采访，因为他花在生病上的时间太多了，那些他并不生病的日子，他很珍惜，仰慕他的人可能也会自觉地不去打扰他。我心里也一直挺纠结的，悄悄地算着那些他不去医院的日子，斗着胆子提出了请求。之前，我还特别惭愧地给史铁生发了一份很“八卦”的采访提纲，采访那天他竟然拿出来打印稿，并且作了一点儿注解！好在这次我特请周国平先生出手相助，采访才沿着“问题”而不是“八卦”顺利完成。
虽然是大病初愈，但他仍然眼睛明亮，精神健旺。他其实不是个爱谈家常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永远都在“问题”中的人。他所困惑的问题，并不是通常作家们在创作上遇到的问题，却往往是人类千年以来一直困惑着的大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死亡究竟存在或者不存在？”“我们何以是人？”“我们要往哪儿走？”等等。周国平说史铁生是天生就具有哲人气质的作家，这些哲学问题并不是因为他受困于轮椅而与他迎面相撞，其实是他的天性使然。而与他谈话，最大的乐趣就是跟随并分享他的思考的乐趣。他脱口而出的很多句子不仅精彩，而且极为耐人寻味。
他说：“所以有人问我，写作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真是这么回事。没有别的原因。”
“我一直觉得深入生活这理论应该彻底推翻，因为它自身就不合逻辑。你说你跑一个地儿呆几个月，怎么就是深入生活？我在这儿呆一辈子，我倒是浅入生活。这说得不对。我写过一个，实际上应该叫深入思考生活。什么叫深入生活？你到哪儿去你呆多久你干什么叫深入生活？干什么叫浅入生活？没有好好想，没有好好思考，就叫浅入生活！”
“干净问题呀，我就是想，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一种干净。曾经有过一种说法，文学是要变还是不变。实际上它是要在千变万化中寻那个不变的东西。”
“ 我一直觉得记忆等于一种限制。……我认为印象是丰富的，记忆是一个牢笼，而印象是牢笼外无限的天空。”
……
当我整理完采访稿的时候，我发现，即使我没有直接发问，很多关于文学的问题，史铁生先生已经给出了他的解答。毕竟关于文学的基本问题，总是蕴含在人生的大问题中。
感谢周国平先生在本次采访中的鼎力相助，若不是因为他的到场和参与，本次采访一定大为逊色。
——和歌
2010.5
访谈录
文学是写印象，不是写记忆
史铁生（以下简称史）：我老说自己记性不好。后来发现记性不好就是，公式、数字，总有点儿糊涂。我经常特别惊奇好多人能非常轻松地说出一个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粮产量是多少，我就不行，对童年的记忆只是形象、当时的气氛。所以后来我写那个——印象。记忆这件事太清晰了，它能清晰到数字上去，这个不好玩儿。印象啊，它有那种气氛。后来我看到一个挺有名的外国人说，人们不会记住是某年某年，但能记住是什么季节，这事儿是发生在什么季节的。
周国平（以下简称周）：年份是抽象的，季节是形象的。
史：还有一个氛围。
周：它有景物，有心情。
史： 甚至还有一种触得到闻得到的一种味道。年头是特别冷漠的。
和歌（以下简称和）：那能记住钢产量的那种人也是这样吗？
周：有的人抽象记忆很强，类型不一样。
史：我觉得中文系应该算是理科，文理科。
和：为什么？
周：它知识性比较强。
史：至少它是要把你的东西归纳呀、分析呀，它想弄出一个套路来。
和：可它没有公式、计算呀。
史：后来也弄出公式来了，像“深入生活”呀。
周：学校里当然是没有感性、印象这种科目的。
史：是没有。艺术应该在科学之外。
周：是艺术和学术的区别。
史：艺术它比较全息。它是整个的，很难分析。一旦过分地分析又变了。
周：又变学术了。
和：可即使是学画画，最开始也要认识颜色呀，有技术性的东西吧？
史：我觉得刚开始这就是天生的。节奏是从他骨子里来的。有天看到《参考消息》里边说，小孩子天生就懂音乐，后来让大人给教坏了。
周：画画也是这样的。啾啾小时候画得多好，后来再也画不出来了。
史：她根本不管你那个，她就是印象。
周：画出来就有规范的东西了，有模式了。
史：所以写作这事，我也老这么说。看得看，也别看太多了，看得太多，自个儿写不了了。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就是看得太多了。后来他发现什么都被别人写过了，他自己就彻底麻烦了。
和：您在《我与地坛》里面，确实把草叶露珠、四季的感觉，全渲染出来了。全部的感官都运用起来了。
史：只有自己印象里的东西。
和：但如果不是后来写，而是当时写，会不会写不了那么好？
史：我也不知道。
和：我觉得您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跟知青文学的距离特别远，远远地超出当时的那个普遍水平了。
史：知青生活只是我生活的一个小部分。在那之前它对我的影响还是最大的。但后来病了之后，它就不是最大的。
和：您回看那段时间的话，就已经换了角度了，是吧？好像对童年对家乡的那种感觉了。
史：还是刚才说的，记忆与印象的区别。完全写记忆，我写不出来。所以，你说实际上我插队三年，只写了两篇插队的，一个“清平湾”，一个“插队的故事”。就是说，我不太善于写实，我是“借尸还魂”的那种感觉。完全是写我自己的感想。光把自己的记忆写出来，好像不太过瘾。
“深入生活”这个理论应该彻底推翻
和：您好像说过，再平凡的生活，内心的经历仍然可以是惊心动魄的。
史：我一直觉得，“深入生活”这个理论应该彻底推翻，因为它自身就不合逻辑。你说你跑一个地儿呆几个月，怎么就是深入生活？我在这儿呆一辈子，我倒是浅入生活。这说得不对。我写过一个，实际上应该叫深入思考生活。什么叫深入生活？你到哪儿去你呆多久你干什么叫深入生活？干什么叫浅入生活？没有好好想，就叫浅入生活。
和：你要在那里像个局外人一样呆着，根本就没深入。
史：过去说谁去哪儿采风，采风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有些外在的印象嘛。按着过去的理论，我是不能搞写作的。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好多人都劝我。而且深入生活这理论特别深入人心，从教授到普通工作者，他们都会问我同一句话，你的生活从哪儿来呀？我说，你看我死了吗？这个理论特别深入人心。
周：是现实主义。
史：哎！都是现实主义。他都是跟你讲一个哪哪哪儿的故事，很少跟你讲他内心的东西。他认为内心的东西不重要。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把他的事情跟你讲一遍，让你给他写出来。你肯定也遇到过吧？
周：遇到过。
史：他们认为写作就是这么一回事。而我们呢有很多文学作品，典型，树立的也是这样的。过去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凭什么你把别人的事儿讲一遍，还跟别人要钱？”
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统治了中国文学多少年？几十年。
史：所以就不管什么人都会问，你的生活从哪儿来？
周：这是从意识形态出发问的问题。
史：而且我觉得它包含在中国文化里面。因为它不是特别看重心灵的这种探索。你的心灵是要受规范的。中国的成语里，不肖子孙。就是说，像你的子孙，就是好孩子。那是像哪儿呢？（指指胸口）就是这里不能出格。西方是死乞白赖地向这里头找不同，我们是死气白赖地向这里头找共同点。
和：别人是使劲儿证明自己是小众，我们是使劲儿证明自己不小众。
史：所以，你说文学是不是来自生活经历，这个很简单，在某种意义上肯定是来源于生活，但不是直接对应，一定要有想象力。国平说的灵魂的力量、灵魂的强度，这里就包含想象力吧。没有这想象力，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你的生活从哪儿来。或者说，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你写下来。
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家很多人对生活的理解特别表面，又表面又狭窄。
史：我以前跟搞电影的人聊，当然是那个年代了。他们总认为电影一定要有动作。我认为电影是要有动作，但不一定是要四肢的动作。后来看国外的一部电影，好像是《沉默的人》？就两个人，镜头卡定两个人。两个历经沧桑的离婚的人，碰上了在一个小咖啡馆里谈，很危险的处境。整个就两个人谈，那个心理的动作可是太多了。还有很多人说小说要有悬念。小说可以有悬念，但悬念不一定是情节的悬念，你思想有没有悬念呀？情绪有没有悬念呀？这个都是可以的。你说的那种，它容易走向外在的时空里的东西，而不是心理的东西。
周：所以说，我们在文学上也是唯物主义者，就相信自己看得见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是生活。
史：所以他们那时候说，没有爱情。我说，你说没有爱情，你说没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要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说没有？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它就有了，爱情是你知道它，要求它，你理想它，它就有了。外在的爱情你怎么找？婚姻能证明爱情吗？
周：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内在生活。内在生活这一块是最重要的。
史：这是最大的一个。
周：而且没有内在的生活，外在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生活。
史：那只能是叫活着，饲养着。
周：对，被饲养着。
史：所以存在主义叫存在，你只是在那儿，和存在是两回事情。你不意识自己的存在。还有记忆，我还是那么想的，我一直觉得记忆等于一种限制。很多人写回忆录，原原本本地去写那个年月日，甚至去考证。我写过那个《记忆与印象》，我认为印象是丰富的，记忆是一个牢笼，而印象是牢笼外无限的天空。你想象一下，在牢笼里看外面无限的天空，牢笼里很真实的东西都是死的。当然有时候你得“借尸还魂”。那“魂”是无限的，你可以借很有限的“尸”来还它。
周：你说的记忆与印象这两个词特别好。就是跟你刚才讲的活着和生活是一回事。过去时的活着和生活，就是记忆与印象。
史：我为什么反对流水账，就是因为这个。它仅仅把你的事情记录下来，完全是外在的东西。
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和：铁生要不是被固定在这儿的话，凭他的那种灵性和生命力，不定会在别的领域做出什么大事来呢。
周：我觉得他还是写作。
史：最好是。但我觉得有种危险在哪儿呀。我是个——用我奶奶的话，还有北京话说是——“怵窝子”，非常胆小，不敢到外面去。小时候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还有个朋友也说，你的这些东西可以总结成一个词：恐惧。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我从来是恐惧的，对这个世界。因为恐惧，才会对爱、宗教信仰呀，有着本能的向往。凭我的“怵窝子”，写作我可能根本就不敢想，写了也不敢拿出去。可能就会在七七、七八年跟着我的理工科同学去考个理工科大学，然后再去干个什么事儿。然后会尽力把它干好，但干不好，凭我的魄力，我还不能放弃它，去自己写作什么的，那我可就惨了。
周：（大笑）不会的！
和：您觉得在写作方面受哪些作家或是作品的影响比较大？
史：好像没有……
和：就想听您说找不到师承，嘿嘿！
史：其实我看的文学作品，小说并不多，就是现在我也几乎看不完一本书，除非是很短的一篇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看他的方式。他的方式就是他的态度，他看世界的态度。我一旦把这个看明白了，我就不要看他了。所以我说从我插队以来，一直到后来生病，我真是想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涉及到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一旦你觉得应该活下去，就要问为什么要活下去？这么付出我值吗？我是不是冒傻气呢？受一辈子罪还要活下去。就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我的写作一直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别的我都不太关注。
和：一直是在追问。
史：活得好又怎么样？万事顺利又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荒诞的？这些事情我可能想得早些，因为我二十岁就已经瘫痪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你要不要活下去？为什么要活下去？那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我写作是在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我得想！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写一篇这样的东西，但不见得对别人有用。有时候要少读书，不用读那么多书。不如多想。古圣贤的时候没有多少书，事儿都是他们想出来的。
周：天才不用读太多的书，中等之才还是要读书，多受启发。
史：我说的是有的时候不用过分强调。不读书是不行，那是许多高级脑子想出来的东西。
周：读书最有用的一点是推动你思考，引发你思考。
史：还有就是支持你思考。就是说你有时候想到了，你不信，有一天你看到了，孔子也这么想，亚里士多德也这么想，你就信了。好，那就接着想。
和：就是说走在思考的正确的路上了，跟圣贤一致了。
史：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如果要是你自己想到过的问题，在读的时候撞上了，人家比你说得棒，比你想得完全，这个你就永远都记得住。而且一下子就通了。然后你就开始赞叹，人家名著就是不一样！
周：所以读书是在寻求自己的问题的回答，这才是真读书。不光是正在想的问题。实际上一个人的问题始终就是那么几个，差不多不变的。
史：从各个角度来审视这几个问题。
周：但这得是优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史：博尔赫斯说过，可能世界上就只有一件事，所有的事都是它的不同侧面。
和：就像您也说过，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写作同一个故事。
周：应该说每个作家都在写着同一个故事。那还是指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家，达到一定高度的，才能这么说。很多作家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史：对对对！他不想。
周：而且绝大多数作家是没有问题的。
史：对，没有问题。比如说死的问题。我发现在医院里一般人都怕说这个问题。有一次我遇见一个诗人，我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别说。我说你连死的问题都没想过你写什么诗呀？
周：这是个灵魂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灵魂。
史：没有灵魂就没有问题，那就剩了有没有房子和车子的问题了。
和：灵魂就是生命的主题。剩下的就是些零散的东西。铁生的作品就是，没有弄出复杂的情节呀、虚构呀。
史：就是庄子乘物游心。
和：就像存在主义的那种小说，比如说萨特的那种小说，它好像是有一个内核，其实主角是在木然地走，但最后有一个对于自我的存在的问题在那里。他木然地走是因为意识到荒诞。但看我们现在的许多小说，主人公是在那里活动，但他活动到最后，连个大的问题都没有。
史：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问题。其实各行都是这样。你只要搞人文，搞科学，你提不出问题来就完了。爱因斯坦说了，你提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提不出问题来，你干吗呢？
周：大师就是伟大的提问者。
史：就是这个意思，在别人结束的地方你开始了。
和：找出一个缺，才能产生问题。
史：所以有人问我，写作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真是这么回事。没有别的原因。刚开始是为谋生，我想来想去只能做这个。开始写作呢就要像那么回事，带有模仿的意思，任何人写作可能刚开始都是这样。等你写到一定时候，你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弄不明白的问题。
周：这时候一个真正的作家才诞生了，那以前都还是一个习作者。
和：国平也说他写的东西是自解自劝。
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网上的小文章写得很好，那作者不以写作为生，偶尔写这个，但他是有问题的，他是从问题出发的。写多了的人尤其是要注意这个。据说有人一天要写一篇散文。我觉得这是每日大便一次的感觉！（众人大笑）这你怎么能保证每日一篇呢？他压着自己一定得写。
和：可现在网络写手一天必须得写一万多字，坐在马桶上还在写呢。
史：好家伙，我也不理解。那也是一种能耐。
周：那种状态和写作没有关系，那是生产。
和：那是苦役犯。您现在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史：嗨，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问题。但那个问题确实很严重。所以我看书就特别杂，不光是看小说。我老想知道别人那么多故事干吗使？我看那个杂书，比较邪门的书。你比如说灵魂到底有没有？最近读到一本书，是美国一个人类学家，跟踪研究一个墨西哥的巫师。他本来想去分析研究人家，结果反被人家给改造了。那个挺邪乎的。存在这事儿不好说。我是不是全信，单说。就是说科学所圈定的那点儿东西，太简单太少了。你只是宇宙里的一种存在，因为我们的行动所具有的时间性、逻辑性，就把我们给框定成了一种时间性逻辑性的动物，我们就遵循一种方法，把它奉为圭臬奉为神圣。实际上存在的状态太多了。说起来又有一个问题，现代的社会是怎么活着都对。可能作为梦想你怎么活着都对，你自己的信念，你自己的梦想，都可以。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个说起来太长了。你的问题后面永远有问题，最后解决了？
周：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
史：永不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那你说这岂不是荒诞吗？最后你发现作为一个永恒的过程而言，只有美是它最终的解答。别的没有，别的都很荒诞。只有美可以是不断超越的。
周：还有宗教，神秘。
史：对，这都包含在里面。真正的美里面一定有这一层。所以，真、善、美，这三个字我一直觉得它们是递进的。先有真，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但这个东西是不够的，背后还有许多东西。所以要有善的标准。善的东西有时候可以容忍假。艺术可以虚构，那是善的东西。但善的东西走来走去，有时候也很荒诞。只有美在最后作支撑，所以美有时候很神圣。你到一个城市，它的美如何？就全说了。你是文盲，然后你是科盲，最后到美盲是极致。如果你是美盲，那反过去一看前面那几个肯定也全盲。
和：一旦到美盲就有点儿行尸走肉的意思了。
周：从个人来说，真善美可以说是递进的；从人类来说，可能是无奈的后退。真得不到，那我们来个善吧，主观性强一点儿；可是善也得不到，那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那就美吧，美我个体自己就能支配了。
史：对对对，这很对。其实最后你就是……
和：是向内在的退。
史：有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最高境界就只能独善其身，你不可能要求世界全都是怎么样的。刘小枫他们说的政治哲学，也有这意思。你不能用理想来要求一切，最后要靠政治来平衡，平衡大家伙儿。很多人在一块生活呢！我的那个“丁一”呀，有点儿不谋而合，或者说有了这些坚定了我的想法。丁一呀也是很好的理想。你说丁一有哪点儿不好？多跟几个人发生爱情有什么不好？爱情不是好东西吗？好东西为什么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推而广之，有什么不好？但是不成。只要有三个人，就已然要出政治。一个人，独自的理想，两个人可以有爱情，三个人，就要出政治。它要平衡关系。你把理想放在政治那儿，就要出问题。戏剧呢，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理想，就像爱情是一样，家庭就是现实。人要是老像戏剧一样地活着，就不成。不可能的可能，不现实的实现，在戏剧那儿可以，但不能拿到社会上。拿到社会上，就一定要坏，出漏子。顾城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想要强行地维系一个伊甸园，就不成。这里面的关系是要变的。谢烨一旦要走向现实，要想孩子怎么办？理想主义者就不干了。这就坏了。
和：他就崩溃了，是不是艺术家的那根弦更脆弱？
周：谁都不行，那种时候谁都是艺术家。谁都受不了。
史：政治家让你厌烦，但不能没有。其实你想人类的矛盾就是这样。
和：顾城要是有点儿政治家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会好一些？他直接就拿起屠刀了？
史：他要能那么冷静，他就不是他了。
和：也就不会想到伊甸园了。
史：他就不会想到去做这事。像哈姆雷特，既是艺术家，又面对了政治，他老是犹豫，老觉得这事不能干。
灵魂是一种牵挂
和：那您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史：《去年在马里昂巴》。
周：剧本我看过，那个剧本很好。电影你看过吗？
史：电影我也看过，看那个电影其实也是在看那个剧本。要是会看的人，看剧本可能更过瘾，但电影也很好。前段时间有个法国人让我谈法国文学，我说我读得不多，没什么可说的。但有搞比较文学的，为什么不比较比较《去年在马里昂巴》和《红楼梦》？它们都是这样：我们俩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了？我们曾经哪哪儿怎么地，现在这个地方错了。赶紧离开吧。
周：《红楼梦》也有这个味道。
史：对呀！他误入红尘，到那儿一看，一把辛酸泪，这不是人呆的地方。空空道士渺渺真人不是就把他带走了吗？
和：太虚无了。
周：这个角度挺好的。
史：我现在真的有这个感觉。经常有，不是虚的。走到大街上一看，这群小动物们还在走着呢。我写过一首诗：“我怕我走错了地方……”梵高那里面也有这个，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来就是来朝拜了，这是我们非要经过的一个地方。
和：是在蜕变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
周：实际上是灵魂的感觉。灵魂和肉身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分离的。你在看你的肉身。
史：分离这事儿是真的。过去我在想，人死后灵魂还有载体没有？他这种能量可能不需要载体，是在寻找载体。很多东西是不可实证的。中国人要求实证，心想不能为实。说真实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有问题，真实那是法律管的，不是艺术管的。
周：那看你用什么标准的问题。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了，你拿什么检验呢？
和：那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吗？
周：所以就坏在这里，什么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全把你们给变愚蠢了。
史：所以说咱们换一套，虚，你说梦是虚的，真不真？你心里想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说它真不真？
周：那是另一种现实。
史：比如说巫师那本书，他说在你的身体里有很多能量，在你的身体四周一米左右有个圆，这个圆形或是蛋形整个把你包住，在这个圆中有个集中点，给人的感觉是你的灵魂。你不过是它的车辆、电脑，它用你的身体工作，但它和你的身体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作者有好几本这样的书，他是个人类学者，其实是巫师看中他了，觉得他有这个天赋。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不少事情，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反正我看了觉得他不是瞎说。
周：我希望这样，灵魂有更广阔的天地。
史：糟心就糟心在这里，灵魂它太拘泥于社会、现实、肉体。就在这些面上，很丰富的东西，只能在这些面上游走，它甚至不能跳出来看看。
周：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这样一种出来的方式。
史：佛教说是出离。就不拘于这样一种形式。
和：做文学艺术的人可能因为敏感而有更强烈的出离的要求。
史：就是国平说的灵魂的强大，他受不了这个束缚。他的想象力超过太多。那些天才的艺术家像梵高，他看到的世界根本和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所以一般人看他就是疯子。
和：有这样的人就让懂得这些的人感到一些安慰。
周：他们是一些见证，证明灵魂是存在的。看到他们你就必须相信，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和：是不是当他们没有灵感的时候，他们又没有灵魂了呢？
史：有很多挺神的事儿。有个女孩子因为家贫出去打工，挣了钱，等回来的时候，在车站被人把钱偷了，她就傻了。傻到什么程度？让她干吗就干吗。她睡觉的时候你把枕头抽走，她就悬空着还睡。你就会感觉到她的软件给抽走了，灵魂给抽走了。她的肉体和灵魂完全分开了。去西藏住了一段，可能是找了什么人，回来好多了。她有说有笑的，虽说有点儿差但还算正常了，估计是招魂术。所以很多精神病是怎么回事呢，软件程序一出问题，就得重装。那这岂不就是招魂术！
灵魂是一种牵挂。《圣经》刚开始就说，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他就分离，分开白昼和黑夜，分开男人和女人，所以人是互相寻找的。但是，灵魂有可能是有联系的，为什么你爱？你有灵魂。你关心的灵魂越多，证明你的灵魂越强大。你只关心你自己的灵魂，或者说你压根就只有硬件没输入软件，整天吃喝玩乐，没有关切，对他人、他者没有关切。这就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输入软件，或者说是错了，或者说是太平庸的软件了。软件也是，越高明的软件，联想的能力就越大。人也是，你人格高，说明你联系的多，关心的多，达则兼济天下。
和：那能量大的人，他照射的范围就大，影响的人就多。
史：所以说灵魂可能是互相连着网的。
和：是联网的。
史：人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终端。
和：是一个显示器而已呀！
史：所以，人们想做的最神圣的事业不过都是想做这个，不管是佛还是啥。
和：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软件，把别人变成自己的显示器。
史：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个网是在作乱，都是终端在各显其能，造成一个分裂状态。
天国在信仰的过程中
和：是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专制社会，大家的显示器显示的是一样的，民主一些的国家花样多些？
史：专制的那是把网站占领了，所有的终端全洗脑。学佛的人都说在反对二元对立，这是我最对佛学看不懂的地方，要所有的人都脱离苦难。当然，你要用这种方法让大家都去做善事，这可以。但要所有的人脱离苦难，这事儿没有可能。脱离苦难的意思就是反对二元对立。脱离二元对立，成为一。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包括宗教的诞生，也是二元对立的。二元对立会弄出世界纷争。但应该这样说，二元对立是一个事实，你不要反对二元对立，而是要促成二元和谐。你要是打掉一方，只剩下一方，那或者是出乱子，或者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宇宙就是二元对立的。有篇文章说，宇宙最到头的单位是比特，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就是无穷动嘛。用我们通常的话说，它就是一个过程。没有矛盾怎么有过程。
周：所有的宗教最后都是要回到一。
史：就是说，耶稣的伟大就在于，在他之前，原始的宗教都是要求上天给我们好处，丰衣足食什么的。所有的宗教都是我们向上天要求什么。只有到了耶稣这里，才说是神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是侍奉神的。神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我们向神要求。这时候出了两个神，一个是创世主，一个是救世主。创世主他不理会你。约伯跟创世主要求说你待我不公。创世主说，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不会为你一个人改变我的策略。怎么可能？创世主不是你的神。救世主耶稣来了，他说上帝要求你要去爱。不是那种要什么给什么的宗教，那是原始宗教。只有救世主要求你应该怎样活，应该怎样爱，应该怎样对待苦难，只有这时候，人才转向自己了，这事儿才好办。至于那一，亚里士多德说，无不能生有。老子说，有生于无。这毛病大了。按我心里想的，无它就是无嘛，它怎么能生有呢？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有即是空，空即是有。所以我想这无，应该是指的空。这跟物理学联系上了。物理学说，在一绝对封闭的空间里，抽去所有的东西，里面还是有，有什么呀？所以这不是无，无就是没有。空它才是有。比如星系什么的，它坍塌了以后，剩下什么的？就是动能，极强大的动能，空成为无限的动能。朝哪儿动呢？朝向有。有的能量，它的方向是空，空的方向是变成有。我写了一篇叫《门外有问》，就是写我的这些瞎想。
周：你是试图用物理学来解释哲学问题。
史：我很爱看物理学的东西。看不懂但喜欢看，看了多年还看懂一点儿。我觉得它们都是相关的。我可能也就是胡说八道，没有能力去论证。但我觉得一生二，二生三，那个一是空，而不是无。
周：实际上在这里一是道，道是没有形式的。
史：是可以有各种形象的，可以变成有任何一个有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无，是空。
和：无是不是更丰富一些？
史：有本书上说，人一直用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事物，认为世界有始有终有限，不一定吧？你没法想一个无始无终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生命即是如此，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
和：那在这始以前和终以后呢？
史：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有个佛教的大师宗萨老是说，自无始以来。自无开始以来，而不是有史以来，有始以来。
周：人的逻辑思维没办法想象有始有终，也无法想象无始无终，康德把这对矛盾叫做二律悖反。两个都不行。
和：这么谈下去越来越玄。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这么有限，真没办法。
史：无穷动的东西，它就只是动，无始无终。
周：人类是没法想的。人类是用理性来想的，当然你可以靠神力来感觉，但这个无法证明。
史：没法证明。所以一般搞科学的人都不信这个。现在的主流是科学，实证的东西是在逻辑范围内，而逻辑范围比存在要小得多小得多，你怎么能把它归到你的范围？
周：科学主要是经验和逻辑，科学是处理经验的，用逻辑去整理经验。因为科学是不能分析它，所以人们认为它们是不值得去思考的，不值得重视的。其实这就是个无用之用的问题，它是有大用。
史：对，无用之用。
周：没有这个东西，人类所有的成果都是没有根基的。
史：而且人类将活得多么枯燥。
和：你们两个的特点是，都被这些无用之用的大问题折磨了这么多年。
史：你反过来想，人们要是整天都被房子车子占领着，实在是太无趣了。不让你感觉到有意思，就让你整天干活。我经常在透析时就会想，这些护士活得挺高兴的，一辈子就重复这几个动作，也不烦。反过来我又想，没有她们我们也没法办哪。所以这世界确实有很多螺丝钉，你还得爱护它，你还得不跟它一样。
和：但她们不把这几个动作当成她们生活的全部，她们还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还有，病人也是不一样的。
史：咱们真是人互相难以理解。陈村写过一篇文章叫一生，写的是一个工人，每天在那儿轧一个东西。到老的时候，他看着自己的两只手，所有的手指都是齐全的，他觉得这是很成功的一生。他的同事好多都缺手指的，他不缺，就很成功。
和：我的同学讲过一个故事，她好多年以前跟一个女孩在一个车站卖票，后来她不断求学，但过了三十年之后回去，那个女孩子已经老了，可还在同一个房间里卖票。这中间有种什么感觉呢？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呢？
史：这个就问到头了。我现在最写不了的也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这个问题。就像《卡拉玛佐夫兄弟》里说的，这么多的人受苦，就为的是最后的一个所谓天国，但这样的付出我们认为是不值得的。你说那儿有多好多好，事实上，最后只有少数的灵魂可以达到，可以理解，可以感受到。多数人就是没有。虽然人道主义说要爱护这些东西，在《我与地坛》里那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知道不可能一切都变得美好，但我们的目的就是一切都变得美好，你说这荒诞不荒诞。
和：你说天国究竟是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博大的善，一种无比享受的精神状态呢？还是通常所说的在那里可以吃呀喝呀。究竟什么样的算是天国呀？吃了这么多的苦，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得到的究竟是什么？而且我们想进入的天国还不是一个。
史：这让我想到“高贵的谎言”，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比方说你有仨孩子，有一个不适合上大学，可你不能不让他上，但他不适合，他一上他就疯了，他永远跟不上，他抑郁症。这怎么办？这是同等问题。
和：我在想，如果天国是精神上不断地感到愉悦、充实的过程的话，那在一个人的精神追求的过程中，在不同的程度上一直有这样的感觉，那这是不是就是天国了呢？天国不是个实体，是个过程呢？没有最终的天国。
史：天国在这儿呢，过程即目的，看你能不能把这个过程变成天国。
和：如果是到了最后，来了仙乐，大家到了一个什么国度，永远在那儿了，我觉得那倒是糟糕了。
史：那是一个不可能！实际上所有的这种说法都是高贵的谎言。
周：对优秀的人也一样，可能谎言的性质不一样。对大众来说，那个天国是指你现在梦想的最好的生活。但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也是不存在的。但你有一个高贵的目标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高贵是能显现出来的。
和：你就是在过程中高贵了，最后如果能千古留名，那是结果好，但那跟你这个人所感受到的愉快已经没有关系了。
周：有没有真正的信仰，不在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了，但你有这个信仰，你的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
史：我现在看我周围的同学，我就知道我原先的校长他缺一东西，他是英雄主义教育。我的同学无论成功或是不成功，抑郁率很高。不成功，抑郁。你曾经成功过，老要求自己成功，受不了不是英雄的状态，也抑郁。
和：受不了不再是中心了。
史：那成功都是在社会层面上的，缺乏超越性。因为你到老了的时候一定是英雄暮年，壮心不已。但是你做不到了。或者是你的成功几率也不是百分百，那没成功呢？这个压力非常大。我想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要是现在还在街道工厂那儿干，现在不定是什么情况。也麻烦。所以中国的教育只在社会层面上，他只要当代英雄，就这么一个目标。他没有其他坐标。
周：始终在那里斗。斗。
和：那也不光是校长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问题。
周：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史：我那校长仍然是当时最好的。但当时中国就没有这超越性，有也给你粉碎掉。你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最高的价值就是成功，成为时代英雄。你当不成总理，当时传祥也是成功。再没有另一个坐标另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人生。艺术那个时代也没有。
周：其实没有超越层面的人是很可怜的，无论他多么成功他也是可怜的。
史：他是平面的，他再不能跳到另一个层面上去感受一下。
周：他从来不能俯视人生。
和：能不能从教育上或读书上给大家一个提醒？
史：当时也读书，但没有这方面的书，我们以前老说是制度的问题，其实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需要潜心慢慢做的，也许能成，也许还没成，在社会层面上已经完蛋了。
周：中国文化缺乏信仰这一点来说，是有毛病的。但对每个个体来说，也不是问题。因为整个人类的这个层面是存在的，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你可以摆脱民族的这种局限性。
史：但是很沉重啊！你看，它常常过了以后就变味了，变成了实利的要求。你看庙。
周：所以还是证明了没有这个层面，它肯定就歪曲了。它只能从现实的层面去理解信仰问题。
史：所以你说在中国，人们老说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是默默的最根上的东西。你不要指望他能成，可能压根成不了他就崩溃了。毛泽东挺英明，文化革命。当然他不对，但他看到了真正的变革是从文化上进行的。前不久看一电视节目讲画家的，讲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美术界的解放，介绍的全是人性的解放。他画的画，藏族小姑娘坐在草地上，真是春情萌动，真是纯洁。中国的文艺复兴，全是人性的解放，没有神性的冲动。“人性解放”这四个字可不全是褒义呀。人性还有恶呀，全由着人性来，就糟糕了。什么都出来了。文艺复兴有没有神性的出现？
周：关键西方一直有神性的传统。它那个文艺复兴是用人性来平衡一下，神性没有丢，而我们是本来就没有神性。
史：人家是往这边靠一下。好多的是中国没有这个根。比如说披头士，你也来一个？上来就来一俗得不成，就像画画，想一上来就写意，没有写实的根基，那就是胡来。好多那就是胡来。
周：人性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混合的，人性和兽性的混合才成了人性，我们没有神性传统的话，我们的人性解放就是兽性解放，赤裸裸的。
史：你看美术界就可以。那几年真有些那种感觉，我可能是保守，我看很多玩意儿就是胡闹，完全就是为了挣钱。根本就靠炒作，画得一塌糊涂。人性解放到兽性泛滥。
周：你看他们那些画吗？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的？
史：我认识一画家，他说好多画家就是坐那儿想一概念。我说想概念这事儿不应该是你们画家做的事吧？用画表现一个概念，那不就是宣传画吗？
周：很多行为艺术很可笑。
史：没事儿就坐那儿想主意。我说过，第一个想起来把便池钉墙上的那个真高明，那是艺术，然后你往墙上钉什么都不是艺术了，都狗屁。
（原发《黄河文学》2010年第6期）
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哲人（二）
■ 史铁生 周国平 和 歌
我想证明死是不可能的
和歌（以下简称和）：我再有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感受到了一点儿乐趣，但一想到死后会被抛到乱坟岗上，还是有点儿不平衡。
史铁生（以下简称史）：这其实是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死的问题。我病之前正在写一个长点的东西：第一部分叫《死，或死的不可能性》。我想证明死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是不可能的，而有必然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无限和有限是不能单独成立的，有限对无限的观察，无限对有限的衬托，缺一是不可的。任何人、任何有限都自名为我，都是要进行观察。说史铁生死是可以的，说“我”死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的问题。我那个同学孙立哲那么聪明，就这事儿他想不明白：做了那么多，最后咔嚓一下全没有了。这个受不了。英雄们全受不了这个。
周国平（以下简称周）：英雄和天才全都受不了。
史：你怎么棒怎么棒，克服了多少多少困难，最后没有了。
和：我特别不能接受的一点儿是，一个妈妈养活大一个孩子，需要多少爱，多少耐心，多少辛苦，最后在战场上一梭子子弹全给打死了，或者一个人弹就那么爆了。这点儿我特别接受不了。
史：这当然接受不了的，这是从理论上可以避免的。我们那个是不可避免的。
周：你这是尘世层面上的。
和：老死病死都认了，可这种死法太可惜了。在花开得最艳的时候！
周：你这还是正常的感觉。
史：现实里你把他养大，最后他傻子，或者他疯子，他杀人去了。或者是他受苦，他受的苦他自己不知道，最后他疯掉。
周：我现在觉得，宗教、哲学，实际上都是想证明死是不存在的。铁生你现在想写的也是要证明死是不存在的。
史：否则确实荒诞。如果死就是完全虚无的话，这事儿实在荒诞。
和：如果死就是虚无的话呢？
史：那真是荒诞。
周：那不能允许。
史：这里头也有这个意思，我们强行论证它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刚开始是这样的情绪，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你受不了这个。也许它不存在呢？也许有一天你确实证明了，或者说逻辑通向那儿了。
和：可以这样说，全人类最高级的脑子都想证明死亡以后不是虚无。
周：宗教和哲学就是这样啊。因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史：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私自利的人是最有道理的。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所以人类需要有个证明来至少推翻及时行乐，否则现实里谁都好过不了。比如说只活一个钟头，就看谁掠夺的快乐最多，最后一定演化成战争。
周：所以你要唬他一下，死是不存在的，天国还会有惩罚。
史：其实我的论证跟那个结果差不多。
周：你那个论证是从逻辑上去论证，从逻辑上论证带有很大的自欺的色彩。虽然所有的论证都是自欺。
史：因为只要你不能实证的话，谁都可以说你是在自欺。这事儿咱们得先说好了，这事儿就是不能实证，你要跟我说实证，只能退出话题。
和：但好多濒死体验呢？
史：这个证明只有在自个身上发生才能证明。
周：没有经验就没有办法，有经验的人他自己信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经验到我的经验。逻辑上的证明是各个学派都在这么做。比方说唯物主义，它也说物质不灭，不会从有变成无。但人不能忍受的是，我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物质，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物质。并不是有就行了，我们还要是一种特殊的有。这你就没办法证明了，靠逻辑是没办法证明了。只能靠信仰。
史：这可以做这样一个证明，你也可能是一个更高明的存在，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更垃圾的存在。这地方就要驳倒一个什么事啊，生命就是蛋白质。谁告诉你生命就一定是蛋白质的构成？霍金现在说了，外星人可能已经来了，它们不一定是你们这样的生命构成。有的科学家就说，什么叫生命？就是载有足够信息的可以繁殖的东西，这就叫生命。它完全可以是另外的什么元素，可能比你还高明。
和：如果人家比你高明，就能让你意识不到人家的存在。
史：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垃圾。在某种存在来看，这帮垃圾还挺高兴的，还想回过头来还做这垃圾呀！
周：愿意成为自己这个存在。
史：所以有人问，假如还有第二次，我怎么才能知道这是第二次？他居然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永恒是骗人的。我说过，人类是有继承的，有集体性记忆的。恰恰是意义使这个东西可以成为永恒。他说是我们虚设了一个永恒，拿它当意义。其实是你有意义，它才能永恒。甚至瞬间，都是用意义来界定的。比如说现在，瞬间，它是多久？一秒？千分之一秒？没法儿计算。它是由意义来界定的。你记住的一个意义。现在是一个意义所形成的最短过程，也叫当下，也叫瞬间。如果没有意义，千年也是空无。对吧？所以你能记住那个瞬间，你要没有，一千年也记不住。
周：意义也是自己的一个感觉，也是无法证明的。
史：是自己的感觉。
周：你刚才说的那个也是一个很难证明的。如果生命能够轮回的话，你怎么能够证明是我在轮回？这个自我虽然现在因为有很多偶然因素产生了这个我，我成为我，我很看重这个我。但是我没有办法不看重。既然我看重，如果我要追求永恒的话，我肯定是追求自我的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应该是我能感觉到的，否则它等于没有。这个很麻烦。
史：这个问题先这样说，分两部分，一个是你说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有了你才能感觉到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才是空无。所以你是有的。但如何证明它就是原来我那个有？这一点最后是我的一个困惑。好像《西藏生死之书》里有，说死的时候要镇静，才能自由地到那儿。我写的那个可能叫《备忘来生》，我希望到那时候我能镇静，灵魂是带有信息的，它能不能尽量扼要地带上此生的信息？
周：佛教里面是有一套如何修炼的方法，中阴，说灵魂离开肉体到投生之前叫中阴，那一段是最关键的。
史：但这里有个前提。如果是一个独特的灵魂，你能认出来，如果是一个平庸的灵魂，你可能认不出来。所有的灵魂都吃喝拉撒睡，都是这点儿信息，你怎么能认出来你是你？他们说那个转世灵童也不见得特别聪明，但在宗教这一块特别有灵性，最后的考验是把他带到去世的那个活佛的屋子里去，他能认出一些东西来。转世是延续了上一世的我，你要能认出他来，这就是越独特越能认出来。你转世的时候，灵魂带的那个能量应该是你此生思考的最有意思最有悬念的事情，你被下一世认出的可能性就最大。但这些东西都是未知。我说死是不可能的，但我没有说我一定是我，是上一世的我。
周：这里你已经退一步了。
史：对，退一步了，这一步必须退。也等于没退，为什么呢？活着也是这样，人体的细胞在一段时间后就完全更新了，你说哪个是你？你的基因也可以转换了，你说哪个是你？只有你的记忆是你，你最独特的记忆是你。
周：康德有个概念叫“统觉的延续性”，你有个统觉，你模模糊糊地，觉得是你，你所有感觉都告诉你，这是你。
史：你在今生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天才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但四岁能作曲，你说是学来的吗？不是，他是被捅醒的。所以，柏拉图说，学习即回忆，这太对了。他就此也是在探讨灵魂。就是灵魂携带的信息，就此进入了一个终端，这个学习就容易了。就这个啊，他马上就知道了。
周：梁和平说过，人前世是不同程度的，有的一年级，有的二年级，有的大学了。到了这一世，他是接着上的。
史：上次你带芮乃伟夫妇来，他们不是说嘛，吴清源、李昌镐他们就不是一世的棋手，常昊他很聪明，但他是一世的棋手。这是刚学的。这虽然是无可证实的，但太有可能了。灵魂所带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是有的。尤其是看到一个人，那么丰富的灵魂，怎么可能瞬间什么都没有了？化为虚无了？
周：有一点我们会看到的，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已经证明了，那就是灵魂和灵魂之间所带的能量差别太大了，但我们试图来解答这个原因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解释。佛教的轮回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
史：这给人一个乐观的理由，此生的努力不是瞎掰的。
和：这也给人一种安慰，尤其是受了苦的人，觉得不那么委屈了。
周：基督教说，回到天国，灵魂的国度。修炼也是有用的了，是为了以很好的状态回到你的上帝身边去。不过轮回好一些。
史：天国这事儿一定要在过程里，否则就成地狱了，到那儿整个就是一个傻子。
和：马克·吐温不就写过一篇文章嘛，通过一个灵媒跟他去世的表哥说话，表哥说他天天在那儿没事儿干，就是谈论在活着的时候的事，还有就是等他们来。
史：说梦那个巫师，还有我认识一个气功师说，在空间里有各种能量体到处飞，有些东西是恶的，它就是想要找你要一个身体。
和：一旦人的状态差些，它们就进来了。
悲剧和惨剧
史：年轻的时候应该有点儿坎坷。一个人要是一直是所向披靡的话，他对信仰不可能有特别真切的感受。
和：也可能有的人的坎坷是在心里。
史：又好像关键在感受。有的人他的坎坷看起来没那么严重，但对他的心灵的触动特别严重，他也是有信仰的天赋。就像国平说的那个灵魂的强度，再加上灵魂的碰撞。有人不感觉这个。我读过《希腊的精神》这本书，说悲剧是一种感受力。有的人没有这个感受力。悲剧的事情哪国都有，你这里出不来悲剧，你没有这个感受力呀。中国人感受出来的全是惨剧，不叫悲剧。来一个清官就能判清楚的事。生命本身的那种悲哀没有出来。
周：他都是停留在现象界，悲惨的现象。没有悲剧的本质。
史：生命本身的那种矛盾没有出来。他不太感受，他感受的是社会矛盾，包括现在咱们的文学，写的也都是社会矛盾，写精神、心理矛盾的少。而心理矛盾，你不处理好信仰和神的问题，你几乎没法解决。
周：是终极性问题。
和：是呀，读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觉得他有好多心灵的问题要解决，永远在那儿受折磨。中国人没这个。
史：中国人要不是因为妥斯陀耶夫斯基特别有名的话，估计也没有多少人去读他。我们为这种问题出毛病的都少，我们出毛病的都是为社会问题。我估计中国男人抑郁呀，现在多是价值失落。
和：价值失落。现在的成功衡量标准又很明确。
周：是世俗价值的失落，不是精神价值的失落、神圣价值的失落。
史：我是说他们是把价值转变成了价格。他把它放到市场上去了。自身的价值他反倒忽视了。他看到市场差价，被整懵了。
周：没有早些转变为市场价格，没早点儿把价格兑现，或者是太早脱手了。价值的衡量其实是有坐标的，看他用什么坐标了。
史：价值是你自身包含的东西。首先是你对这个东西的信任和标定。它首先不是靠别人，也不是靠市场。价值它是自身含有的。放在东西里它叫物化劳动。价值它是有的，放到市场上去它有推销、广告等问题，以至于造成价格比价值还低，他不信任自己的价值了，这就坏了。
和：而且此前没有在这方面修炼，到这种时候就会遇到问题。不过在这个时代要坚守价值挺难的。现在知识分子、文人同时炒房炒股的也多了。
史：咱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有点占便宜就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那个时候成名比较容易。
和：也不对，那个时候文学青年多了。
史：但还是比现在容易。那时候基本是一片荒漠。反过头来看，七八、七九年写的东西基本上都不能看，但它是在一片荒漠上，然后你就有了名了，然后它就能被承认，有人买你的。要是现在我再开始写作，写我想写的那种东西，我没法儿活。没人买你的。现在有点儿名了，还有人买你的，活命还成，没问题。你要是从一开始就按自己的愿望去写，就活不了。国平你也是，你的粉丝培养出来那么一大批，就没问题了。
周：现在要脱颖而出是比较困难了，但还是有，像韩寒那样的。要脱颖而出也得是非常厉害的。郭敬明的市场，韩寒的影响。
和：他的博文一篇有的点击量上百万。
史：这个时期创造出市场来，应该说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周：但也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占不了多大的市场。
史：好像是陈村说的话，他这人一直是很英明的。他说，你要弄明白你是要嫖娼还是要卖淫。你要是嫖娼你就别指着赚钱，说不定还要搭钱。你要是想赚钱你就卖淫去。陈村这话前几天我还在给别人说，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齐笑）
和：要愉悦自己，和愉悦别人当然不一样了！
史：你是愉悦自己，你还想赚钱？你愉悦别人，让干吗干吗，当然能赚钱了。
和：可以问问他是在干吗？
史：陈村肯定会告诉你，我该卖淫的时候卖淫，该嫖娼的时候嫖娼。以卖淫养嫖娼。
周：这倒是像陈村的话，虽然不是陈村说的，是史铁生说的。
和：陈村常常是一语中的。
史：他是真会说。陈村说起性幽默来，真是很精彩。
和：基本都原创。
史：语言天才。同样的事他能用特别邪门的话给你说出来。王朔也是。
周：韩寒也是。他也有这个能力。
史：我不会上网，很少看他的东西。今天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在网上你有五六个博客了。可我至今还不会上网呢。
和：他们在网上把你的文章贴上去，还有很多留言，而且留言都很好，是真喜欢，引起共鸣的那种，气氛很好。
史：一个朋友说，博客的主人比如是张三，他说史铁生庄严推荐中国唯一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是张三。这事我都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和：我还很好奇，铁生为什么会喜欢他呢？
史：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周：他这个侵权呐。
史：可据说也没有什么办法。肯定冒充国平的也有。不信你看看。他有号召力，一下子会被很多人注意。别人说你只能是甭理他。除非我哪天在文章里说，我不会上网。他就不攻自破了。
种种负面现象的根在于没有信仰
史：现在是一说中国文化就都说孔子孟子。你说现在这受贿算什么？那满街撒谎算怎么回事？从哲学现象学上来看，从这个现象怎么捣腾那个根？咱们捣出的现象和咱们的根都不挨着。捣腾的都是祖宗的辉煌，这是鲁迅的话了。
和：撒谎和游说的习惯有没有关系？
史：因为没有上帝呀。
周：就是信仰的问题。
史：没有精神要对之负责的东西，那外在的肯定要撒谎了。
周：在很早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和孟德斯鸠都写到过一点，说中国人是一个最爱撒谎的民族，在中国，靠掠夺得来的东西都不是合法的，但骗来的东西都是合法的。当然他们自己没来过，但听传教士、商人说，都一致这样认为，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
史：这真不是现在开始的，没有灵魂的看守者。
和：是不是说做了坏事来生有报应，但撒谎不算做坏事。
周：中国人没有来生这个观念，中国是没有本土的宗教的，佛教传进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史：中国人说的报应也是很现实的。忏悔这个事儿就特别说明问题。中国没有忏悔这件事儿。
和：“吾日三省吾身”呢？
史：你发现没，一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其实他们的好东西，谁也没有继承下来。怎么就把好的传统扔了，把西方的坏的一些东西又接收过来了。
周：孔子特别看重道德修养的价值。他认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为了得到什么利益的。但道德修养的这个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道德修养？它上面没有灵魂了，没有源头了。最后他说出来是为了社会能更好。
史：他说敬鬼神而远之，这个东西在中国，尤其是理工科那儿特盛行。我问他们，你们怎么想死亡的？他们说我们不想这个。他们很唯物主义，而且绝对的唯物主义还真有点儿无所畏惧的意思。死就死了。我有好多同学，都是理工科的，特别聪明，高材生。他就不说这事儿，就说自己是无神论，坚定的无神论。
周：多可怕呀，一个人不以作一个无神论者感到羞耻。
史：而且他能拿出很多科学上的证明来。
和：也难怪。哲学修养这块，他们恨不能一直学到博士，仍然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这一种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是第一原理。
史：可我有些同学，他们哲学书也读得不少，可他就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就相信实证的，非实证的他们不想，说想那个没意义。我发现好多搞哲学的人也这么想。有一次有个哲学教授也是这么说。我感到很惊讶。他说，说不清楚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想？我说，这可不应该是一个搞哲学的人说的话呀。搞哲学的人恰恰要想那些想不清楚的事儿呀。
和：我真觉得铁生是搞哲学的。
周：那个教授是搞英美哲学的，分析哲学，哲学就是要说那些说得清的。
史：最后我就是要弄清楚那些我弄不清楚的。我的智力极限在哪儿？这种时候才能出现另外的比如说信仰。信仰不是无理性，它是非理性。是理性不能处理的，它不能说一上来就没理性了，什么都不想了；也不是无理性，它没有思考。当你相信有智力的盲点的时候，这个盲点你怎么处理？你肯定要有一个没有理由的信仰。其实人最后都要有一个没有理由的信仰。得抱着这个并不很逻辑的信念去活着。
和：但我并不喜欢有些有信仰的人，喜欢讲各种神迹呀，各种关照呀，得到各种好处呀。
史：这个吧，大众也就这样。但一个民族总该有一些引领的精英吧。不能仅停在这儿。
周：这就是民族的区别。你刚才说了，信仰是没有理由的，到了一定的极限了，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信仰，但这个信仰理性本身是没有办法来说明的。所以实际上是需要决定了信仰。你这个民族如果你有强烈的需要，就肯定有信仰。但你没有感受到这种需要，就不会有。但强烈的感受到信仰的需要，这又跟灵魂的强度是有关的，精神本能的强度有关。
史：这是整个的文化的问题。比如说你对历史：有人说历史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审美。我一想，确实是这样。它就算很有秩序，很有效率，很安定。但永远如此重复，它也要提出一个荒诞的问题。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审美这事儿能说明精神的事。国平刚说的灵魂的强度，真是这么回事。没有强烈的要求，向虚无之中去询问，他不需要啊。
和：好像民族主义的呐喊很多，但对于灵魂的呐喊就特别少。
周：就是因为那个少了，所以这个就多了。
史：像我们现在又有些时髦的东西出来了。就是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好的。我们的文化在那儿存在了多少千年，它能不好吗？我说我们谈的是好与坏，是价值学，不是存在与不存在。
周：他们以为存在这么长时间就证明它好。
史：后来我看到一个书叫《蚂蚁的故事》，它说在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生物是蚂蚁，为什么？所有的蚁类的体重加起来，超过地球上所有哺乳动物的体重，这你信么？
和：我不信，
史：他说这是真的。他把这样的事实作为蚁类是最成功的生物群体的论据。当然他这是生物学的观点。把体重当成判断标准。所以存在一个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的问题。说你存在的时间长就是成功的？说你数量多就是成功的？现在整个的自由主义又走过了头，就成了怎么都成，成了价值虚无。
周：从价值多元到了价值虚无。
史：谁都不能说多元化不好，所有的都是好，都到了某种可笑的程度。电视台上小孩子比赛，小孩子被淘汰了，主持人对这小孩子说你是最好的。这不是明摆着说瞎话呢？最好的怎么淘汰了呢？要不然就排出名次来，说大家都是第一名，那你这比赛不是白比了吗？我们已经软弱到不能承认我们哪一点儿不好了。
把大实话说美了就成了典故
史：让希米给你拿我刚出的《扶轮问路》。
周：是散文集吧？
史：是杂文吧。我这么多年就写了那么几首诗，去年都给它发出来了。
周：是新诗吗？
和：铁生会写格律诗吗？我觉得他的思路特接近西方哲学的那种感觉。
周：肯定写过，我都写过嘛。
史：格律诗写得好也是真好。像苏东坡。
周：苏东坡、李清照、李煜……聪明人哪个国家都有。
史：都有高人。就是说它成不成为文化中的一股势力。不过很可能才气不够就会被格律束缚住，弄很多典故，让你永远都记不住，永远都看不懂。真就是束缚。这一点毛泽东真不容易，没有束缚住。
周：毛泽东的诗词真不错。
史：气魄呀，那股劲儿，别人就不行。像柳亚子，大名人，也比不过。伟人的诗，就是有气魄。
和：有些帝王也不行，像乾隆，写那么多也不行。
史：他那已经不是英雄乐章了，他那已经是享乐乐章了。
周：尤其开国的雄才大略的皇帝和末代皇帝。
史：中国文人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没落贵族，因为曾经是贵族，高处的他知道。第二个是寡母抚孤，像鲁迅啊，其实还是家境败落。确实还是开国皇帝和末代皇帝才能出东西。像李煜的那种伤感，康熙他不可能有。
周：李煜真是个天才呀，感受的细腻……
史：上帝有时候就故意把天才放到那个位置上，出点儿好诗什么的。
和：看过一篇文章说有的皇帝就爱做不是皇帝该做的事，有的是极好的木匠，有的是大画家，最后把国家都弄亡了。
史：就是说诗人就不该当皇上。
周：这是很悲惨的，他不当皇帝的话他好好的。
史：不光是李煜，梨园的那个是谁？
周：是唐玄宗？他是大音乐家。
和：都觉得当皇帝是个肥差。
周：文人不能去当皇帝。像李煜，他根本就不愿意当，没办法，落到他了，又是亡国的时候让他当。可如果他不是末代皇帝，他也写不出来那种伤感，那种哀愁。
史：还有语句的那种自然。好诗都是这样，而且那么有韵味。所以我说，好多人追求美文，好像是追求造句，我说不是，你要把大实话说美了。
周：把大实话说准确了，就美了。
史：你看李煜的诗，没有典故，都是感受。苏东坡也没有（典故），人家是自己成了典故。
周：对呀，自己成了典故。苏东坡也实在是太厉害了，苏东坡是第一，而且什么风格都有，他丰富。
史：你看大江东去，那么有气魄。但到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又……
周：还有“谁见幽人独往来”。
史：你看他还都是信手拈来。
和：在任何情绪状态下，他都可能出好诗。
周：不，我觉得这是他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了解的深度广度，这是更重要的。中国还是有好东西。我常想，最好有段时间专门看中国的好东西。
史：我也是，好多该看的东西没看，用于生病的时间太多了。你看那好书，中国的古典散文。
和：我看了您的《妄想电影》，您的剧本写得不是故事性的，就像是散文诗。
史：因为有好多人要改，改了好多回，也有拍出来的，但都一塌糊涂。跟一些朋友聊，他们说，中国出不来这样的导演，因为得像是周国平那样的。（笑）
和：觉得画面感很强。
史：我受了一个说梵高的电影的启发。完全是说梵高这一生到过哪儿，到过哪儿，全是画外音，内容是他弟弟的通信里的话。
和：是《亲爱的提奥》里的。
周：那是一部传记片？不是故事片。
史：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这个方式不仅仅是纪录片可以用，我也可以用，我用的话外音全是我小说里的话，剧本上面都标出来了。所以它也是可以拍的，但是没人拍。细部我也没有很精致，真要拍，那是导演的事。
周：可以拍一批这样的电影，就是为了艺术。很纯粹的电影。
史：是有这样的导演，他拍商业片挣钱，也拍艺术片。
和：香港就有个电影公司，一方面扶植某个导演拍商业片，像王晶，同时又让王家卫拍艺术片。最后两条战线都很成功。
周：一个挣钱一个挣名。
史：出版社也是这样，都出阳春白雪，赔都赔死了。
和：您的剧本我觉得把您对于记忆和印象，对美的那种理解全都表达出来了。虽然没有复杂的故事，但是挺丰富的。
史：这个电影就是需要好的画面和好的音乐。
和：真要动手拍的话，肯定要往里加故事，加人物。
史：那就成了另外的东西了。
文学是要在肮脏中寻求一种干净
和：咱们讲讲文学吧。
史：文学就是了解自己，文学没有使命，它客观上起到了某些作用，其实就是了解自己。我主要就是自救，这些东西当然可能对别人也有用。刚开始就讲使命，有小说是那样，但我不是。我老想把文学和写作分开。文学好像有一种定念，但写作是一种自己的东西。
周：文学是一个社会分工，有一个专业领域。
和：这两次谈话，我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了。当文学环境更多元更复杂的时候，您觉得这对于写作来说有什么影响？
史：干净问题呀，我就是想，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一种干净。曾经有过一种说法，文学是要变还是不变。实际上它是要在千变万化中寻那个不变的东西。后来人们把它理解成文学就是要变的。你看戏剧特别符合浮士德的问题。我现在感到浮士德的伟大，你往哪儿走吧？戏剧现在变得戏魂没了。灯光变了，布景变了，其实最不变的戏魂是要在不同的环境里，相当于舞台上不同的灯光、布景、演员等的背景下表现的是不变的人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世界也是这样，你千变万化，文学找的是其中不变的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何以是人？”“我们要往哪儿走？”等等，所以世界的丰富和不干净给浮士德一个机会，就是他在哪儿停下来的机会更大。越灯红酒绿，浮士德越禁不住，他就停下来，结果他把灵魂给输了。我们现在的戏剧就是禁不住，它把戏魂儿给输了。它满台的背景，满台的噱头，但把戏魂给丢了。现在看他们的戏，通常就是这个感觉。
周：说得特别对！
和：请您给《黄河文学》说句话吧？
史：祝《黄河文学》越办越好吧！
史铁生选文
放下与执著
几位老友，不常见面，见了面总劝我“放下”。放下什么呢？没说，断续劝我：“把一切都放下，人就不会生病。”我发现我有点儿狡猾了，明知那是句佛家经常的教诲（比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也不专指索命的器具，是说一切迷执），却佯装不知。佯装不知，是因为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快；可见嗔心确凿，是要放下的。何致不快呢？从那劝导中我听出了一个逆推理：你所以多病，就因为你没放下。逆推理中又含了一条暗示：我为什么身体好呢？全都放下了。
既知嗔心确在，就别较劲儿。坐下，喝茶，说点儿别的。可谁料，一晚上，主张放下的几位却始终没放下几十年前的“文革”旧怨，那时谁把谁怎样了吧，谁和谁是一派的吧，谁表面如何其实不然呀，等等。就不说这“谁”字具体是指谁了吧，总归不是“他”或“他们”，就是“我”和“我们”。
所以，放下什么才是真问题。比如说，放下烦恼，也放下责任吗？放下怨恨，也放下爱愿吗？放下差别心，难道连美丑、善恶都不要分？放下一切，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总不会指着什么都潇洒地说一声“放下”，就算有了佛性吧？当然，万事都不往心里去可以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人间的事绝不可以是这样，也从来没这样过。举几个例子吧：是执著于教育的人教会了你读书，包括读经。是执著于种田的人保障着众人的温饱，你才有余力说“放下”。唯因有了执著于交通事业的人，老友们才得聚来一处喝茶。若无各门各类的执著者，咱这会儿还在钻木取火呢，还是连钻木取火也已经放下？
错的不是执著，是执迷，有些谈佛论道的书中将这两个词混用，窃以为十分不妥。“执迷”的意思，差不多是指异化、僵化、故步自封、知错不改。何致如此呢？无非“名利”二字。但谋生，从而谋利，只要合法，就不是迷途。名却厉害。温饱甚至富足之后，价值感，常倒把人弄得颠不知所归，其实也是在谋名了——优—优之后，价值感越感，或价值感。价值感错了吗？人要活得有价值，不对吗？问题是，在这个一切都可以卖的时代，价值的解释权通常是属于价格的；价值感自也是亦步亦趋。
价值和价格的差距本属正当。但这差距却无从固定，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当然这并非坏事，这正是经济学所赞美的那只市场的无形之手。可这只手，一旦显形为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旦与认钱不认货的媒体相得益彰，事情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只要广告深入人心，东西好坏倒不要紧了，好也未必就卖得好，不好也未必就卖不好。媒体和广告沆瀣一气，大约是经济学未及引入的一个——几乎没有底线的——参数。是呀，倘那无形或有形的手也成了商品，又靠谁来调节它呢？价格既已不认价值这门亲，价值感孤苦无靠去拜倒在价格门下，也就不是什么难解的题。而这逻辑，一旦以“更高、更快、更强”的气势，超越经济，走进社会各个领域，耳边常闻的关键词就只有利润、码洋、票房和收视率了。另有四个词在悄声附和：房子、车子、股市、化疗。此即执迷。
而“执著”与“执迷”不分，本身就是迷途。这世界上有爱财的，有恋权的，有图名的，有什么都不为单是争强好胜的。人们常管这叫欲壑难填，叫执迷不悟，都是贬意。但爱财的也有比尔·盖茨，他既能聚财也能理财，更懂得财为何用，不好吗？恋权的嘛，也有毛遂自荐的敢于担当，也有种种“举贤不避亲”的言与行，不对吗？图名的呢？雷锋，雷锋及一切好人！他们不图名？愿意谁说他们没干好事，不是好人？不过是不图虚名、假名。争强好胜也未必就不对，阿姆斯特朗怎么样，那个身患癌症还六次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人？对这些人，大家怎么说？会说他执迷？会请他放下？当然不，相反人们会赞美他们的执著——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矢志不渝，都是褒奖。
主张“一切都放下”，或“执著”与“执迷”分不清，是否正应了佛家的另一个关键词——“无明”呢？
“无明”就是糊涂。但糊涂分两种，一种叫顽固不化，朽木难雕，不可教也，“无明”应该是指这一种。另一种，比如少小无知，或“山重水复疑无路”，这不能算“无明”，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奏，是成长壮大的起点。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已然是大智慧了。
后一种糊涂，是错误吗？执著地想弄明白某些尚且糊涂的事物，不应该吗？比如一件尚未理清的案件，一处尚未探明的矿藏，一项尚未完善的技术、对策或理论。这正是坚持不懈者施才展志的时候呀，怎倒要知难而退者来劝导他呢？严格说，我们的每一步其实都在不完善中，都在不甚明了中，甚至是巨大的迷茫之中，因而每时每刻都可能走对了，也都可能走错了。问题是人没有预知一切的能力，那么，是应该就此放下呢，还是要坚持下去？设想，对此，佛祖会取何态度？干脆“把一切都放下”吗？那就要问了，他压根儿干吗要站出来讲经传道？他看得那么深那么透，干吗不统统放下？他曾经糊涂曾经烦恼，但他放得下王子之位却放不下生命的意义，所以才有那锲而不舍的苦行，才有那菩提树下的冥思苦想。难道他就是为了让后人把一切都放下，没病没灾然后啥都无所谓？该想的佛都想了各位就甭想了，该受的佛都受了各位就甭再受了，该干的佛也都干了各位啥心也甭操了——有这事儿？恐怕，盼望这事儿的，倒是执迷不悟。
可是，哪能谁都有佛祖一样的智慧呢？我等凡人，弄不好一错再错，苦累终生，倒不如尘缘尽弃，早得自在吧。可是，怕错，就不是执著？怕苦，就不是执著？一身享用着别人执著的成果，却一心只图自在，不是执著？不是执著，是执迷！佛祖要是这般明哲保身，犯得上去那菩提树下饱经折磨吗？偷懒的人说一句“放下”多么轻松，又似多么明达，甚至还有一份额外的“光荣”——价值感，却不去想那菩提树下的所思所想，却不去辨别什么要放下、什么是不可以放下的，结果是弄一个价值虚无来骗自己，蒙大家。
老实说，我——此一姓史名铁生的有限之在，确是个贪心充沛的家伙，天底下的美名、美物、美事没有他没想（要）过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他多病的原因。不过，此一史铁生确曾因病得福。二十一岁那年，命运让这家伙不得不把那些充沛的东西——绝不敢说都放下了，只敢说——暂时都放一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暂时都放一放”，绝非觉悟使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先哲有言：“愿意的，命运领着你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你走。”我就是那“不愿意”而被“拖着走”的。被拖着走了二十几年，一日忽有所悟：那二十一岁的遭遇以及其后的二十几年的被拖，未必不是神恩——此一铁生并未经受多少选择之苦，便被放在了“不得不放一放”的地位，真是何等幸运的事情！虽则此一铁生生性愚顽，放一放又拿起来，拿起来又不得不再放一放，至今也不能了断尘根，也还是得了一些恩宠的。我把这感想说给某位朋友，那朋友忒善良，只说我是谦虚。我谦虚？更有位智慧的朋友说我，他谦虚？他骨子里了不得！这“了不得”，估计也是“贪心充沛”的意思。前一位是爱我者，后一位是知我者。不过，从那时起，我有点儿被“领着走”的意思了。
如今已是年近花甲。也读了些书，也想了些事，由衷感到，尼采那一句“爱命运”真是对人生态度之最英明的指引。当然不是说仅仅爱好的命运，而是说对一切命运都要持爱的态度。爱，再一次表明与“喜欢”不同，谁能喜欢坏运气呢？但是你要爱它。就好比抓了一手坏牌，你骂它？恨它？耍着赖要重新发牌？当然你不喜欢它，但你要镇静，对它说是，而后看你如何能把这一手坏牌打得精彩。
大凡能人，都嫌弃宿命，反对宿命。可有谁是能力无限的人吗？那你就得承认局限。承认局限，大家都不反对，但那就是承认宿命啊。承认它并不等于放弃你的自由意志。浪漫点儿说就是，对舞蹈说是，然后自由地跳。这逻辑可以引申到一切领域。
所以，既得有所“放下”，又得有所“执著”——放下占有的欲望，执著于行走的努力。放不下前者的，必至贪、嗔、痴。连后者也放下的，难免还是贪、嗔、痴。看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人，怎么可能会爱命运。不爱命运，必是心里多有怨。怨，涉及到人即是嗔——他人不合我意，涉及到物即是痴——世界不可我心，仔细想来，都是一条贪根使然。
2007.11.27
（原发《黄河文学》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