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电影“十七年”的光彩
在新中国电影迎来60周年纪念，中国电影正以从未有过的快速步伐，走向新的辉煌的时刻，回顾新中国电影最初的“十七年”，一种既激动又感慨的情绪便会涌上心头。
对于这“十七年”，评价各异。江青、“四人帮”之流全盘否定，认为是“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种否定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四人帮”粉碎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也曾有不少同志从艺术上对“十七年”进行否定。或将“十七”电影统称为“教化电影”，以喻其无艺术可言；或认为“十七年”中国电影是“一段空白”，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应从上世纪80年代写起”。就我个人而言，同意夏衍说的，1949年到1966年“是中国人民电影的振兴时期”[1]尽管这“十七年”，中国电影有曲折，有坎坷，有磨难，它在曲折、坎坷、磨难中依然闪耀着自己特有的光彩。而这种光彩到现在依然璀灿。可以这样说，如今中国电影的坚实基础是在“十七年”中打下的，“十七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是我们电影人不应忘记的。
始于1905年的中国电影，到解放前夕，历经战争摧残，已满目疮痍。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就致力于新中国的电影体系的创建。至建国之初，这一体系就已基本确立。它包括高度集中统一的电影管理体制以及新的组织机构、干部队伍、新的指导思想及关于电影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1949年4月，新的电影事业领导机构“中央电影局”成立，首任局长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电影局”成立之初归中宣部领导，1949年10月后归属共和国文化部领导。之后新的创作体系也同时确立。早在1946年10月东北解放区接收日伪电影企业“满影”，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第三厂后成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名北京电影制片厂），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企业第一厂、第二厂等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组成了建国后第一批国营电影制片企业。当时尚有7家私营制片企业及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紧接着，新的电影剧本创作、电影发行放映、电影教育机构及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当时称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也相继成立。整个中国电影业从此走上快速发展道路。从1949年到1965年，国营电影制片厂由3个发展到16个；放映单位（含电影院、放映队等）从646个发展到20363个，观众人次从4731万人次发展到46、3亿人次，发行收入从205﹒8万元发展到1﹒3亿元。应该说，到1965年，我国的电影业收入在当时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的分量而言，已明确无误地可称为成为支柱产业。
纵观“十七年”，中国电影创作有低谷，亦有高潮。其中有小高潮，也有大高潮。当我们回首当年，低谷时的教训与高潮时的经验，都已成为我国电影创作的宝贵财富。
中国“十七年”电影的第一次小高潮发生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前后。新中国的电影创作初显威力。1950年，国营电影厂完成的故事片达29部。昆仑、文华等私营电影公司在解放后完成解放前业已开拍的《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又新创作了《我这一辈子》、《腐蚀》、《两家春》、《人民的巨掌》、《思想问题》等影片，使这年的中国电影总数达到了31部。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与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为了检阅中国人民电影的初期成就，在全国20个城市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展出了1950年3个国营厂生产的26部影片，其中故事片20部。《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儿女》、《赵一曼》等优秀之作在全国观众中激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白毛女》，它于1951年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特别荣誉奖之后，在全国25个城市120家影院同时上映，首轮观众即达600余万，仅上海一地首轮观众就有80万。这部影片年累计观众数达到5亿人次，相当于当时中国观众的总人数，创造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票房最高纪录。但是，在第2年（1952年），批判了《武训传》之后，情况便急转直下。当年国营厂仅仅拍摄了一部短片，私营厂也只拍摄了7部，再过一年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国营厂、私营厂加在一起一共只拍摄了10部影片。中国电影走向第一个低谷。第二个小高潮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和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之后的1956年。这一年的影片总数达到了42部，涌现了《祝福》、《上甘岭》、《铁道游击队》等优秀作品。但好景不常，紧接着，出现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及电影界“拔白旗”运动。这一“左”的思潮，给1958年的电影创作带来一大批质量低劣的“大跃进影片”，即所谓的纪录性艺术片，中国电影再次陷入低谷。
中国电影“十七年”的创作大高潮，出现在1959年。世称“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这一高潮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一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对大跃进进行“纠偏”。电影界的“纠偏”得益于周总理“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即“既要鼓作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思想性，又要艺术性”等十个方面的问题。[2]二是，当时中央决定在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是其中重要一项。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经理的邓小平亲自向文化部布置任务，要求生产7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彩色故事影片。文化部根据这一指示，在1958年底在京召开了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进行具体落实。周扬在会上对献礼片提出了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三好”要求。周总理接见陈荒煤、张瑞芳、郑君里等电影界人士，指出献礼片不要贪多，要提高艺术质量。夏衍根据中央精神，在故事片厂长会议上作了非常生动、大胆的讲话。他说：“要增加新品种，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贯彻百花齐放，要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3]他强调指出，电影不仅是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也应该给人以艺术享受，通过电影要使人能得到些历史知识与文化知识。陈荒煤在讲话中呼吁要“出大师”、“出流派”，尖锐地指出1958年的缺点是“片面浮夸”、“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和“强调政治忽视艺术”。文化部党组根据上述讲话精神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第一次创作高潮出现正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这一高潮的出现与新中国电影业自身基础越来越稳固有关。从1949到1959，这十年来虽说挫折不断，但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无论是电影事业还是电影创作队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当这一基础被引上了较为正确道路之后，它的力量就被发挥出来了。
1959年，共生产了故事片、戏曲片81部，其中优秀与比较优秀的作品占了30%以上。总体艺术质量之高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年。取得突出成就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的创作。不仅数量多，主要是艺术上有新的开拓。特别是在表现史诗性与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的结合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风暴》中林祥谦、施洋，《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高山，《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都是活生生、性格化了的英雄人物形象，而，《聂耳》、《青春之歌》塑造的知识分子聂耳、林道静的形象对于当时中国银幕而言带有开创意义。历史题材影片《林则徐》与《林家铺子》是艺术上不可多得的精品，这两部影片中的浓重的时代氛围、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民族气派，富有精神与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使它们至今仍被称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不可多得的经典。现实题材作品历来是建国后创作上的弱项，而在1959年涌现的《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对新生活的描绘与表达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年的影坛，出现了在风格、样式上有开拓、表现形式轻松活泼的的作品。《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是其中极具代表意义的两部，它们“淡”于政治，着意于人美、情美的表达方式，是“十七年”电影中少有的独具一格之作。1959年9月25日至10月24日，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展出了《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春之歌》等35部优秀影片。这年的观众突破了40亿，比1958年的30亿增加了三分之一。
1959年之后，由于“左”风日盛，反修防修和自然灾害，中国电影再次落潮。1961年中国电影产量下降至28部，其后，随着党的政策调整，从1962年到1964年，中国电影有过一个小小的回旋，拍出了如《早春二月》、《李双双》、《农奴》、《舞台姐妹》、《阿诗玛》、《小兵张嘎》等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接踵而来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及迅即掀起的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左”风吹得比之以前更为猛烈，中国电影由此进入颓势。当“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中国电影便陷入了灭顶之灾的悲惨境地。直至粉碎“四人帮”中国电影才重新崛起。
在纪念新中国电影60年之际，回眸“十七年”中国电影的“潮涨潮落”，诸多经验与教训化为鼓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十七年”中，中国电影工作者那种韧性斗争精神与不懈的探索精神值得永远学习。活跃在“十七年”中的主要是我国第二代与第三代电影工作者。事实上，多数的电影工作者经历了革命斗争的考验，或是经历了解放前后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体验，逐渐趋于成熟，确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与艺术追求。否则我们便难以理解，为什么只要文艺政策趋向正确时，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总能马上拍摄出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而且，在这十年中，也不乏许多电影工作者顶住政治压力，坚持自己的思想观、艺术观，在“左”风肆虐时，用作品来证明、表达自己观点的事例。有的因此而被批斗、关押，打成右派，但却始终不放弃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显示了我国电影工作者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其次，“十七年”中国电影的波折与起伏，证明着对于电影来说，一个宽松、安定的政治环境，坚持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对于创作而言何等重要！即使时间过去了30多年，这一条经验依然没有过时。“十七年”中国电影的遭遇也不断激起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思考。电影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决计离不开政治与意识形态。从中国的电影历史而言，政治与意识形态曾促使过优秀影片的诞生，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的确曾把电影引向一蹶不振。产生如此对立的情况，基根本区别在于当时控制社会并体现在电影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是顺应还是违逆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是顺应还是违逆了人民的意志与愿望，是顺应还是违逆了艺术的规律与艺术的民主。当今，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处于从来没有过的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与艺术环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中国电影在这一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应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我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都要为维护这一环境、发展这一环境作出自己的努力。
其三、在特定的时代，在当年特定的政治、政策干预下，“十七电影”中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平庸、肤浅或教条、概念化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实事就是地来分析“十七年电影”中的优秀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如同“十七年”中的电影基础建设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打下不可动摇的基石一样，“十七年”中中国电影的优秀之作为形成中国电影创作的总体特色、总体风格同样立下了基石。比如，“十七年”中国电影中那种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关注人民命运的情怀，洋溢着的奋发、乐观、勇敢、向上的精神；比如，“十七年”中国电影中对于革命、劳动、战斗、友谊的歌颂，对于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满腔热情，对于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捍卫、赞美与肯定；比如，“十七年”中国电影中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艺术美学的融入与多样表现，以及民族风格的初步确立。诸如《南征北战》、《上甘岭》、《风暴》等影片中的雄浑激越，粗犷豪迈，《早春二月》、《枯木逢春》等影片中含蓄蕴藉、抒情写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的的深沉细腻，意境绵远。正是这些优秀影片汇聚了“十七年”中国优秀电影总体特色、总体风格，奠定了新中国电影的基本品格。
“十七年”中的中国电影人的精神，“十七年”中优秀中国电影的品格不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消失，事实上在当今活跃在影坛优秀电影工作者身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拍摄的优秀作品中，依然有着它们的璀灿光辉。中国电影要遨游于艺术的蓝天，耸立于世界电影之林，不仅要吸收世界优秀电影的营养，更要继承发扬我们自身优秀的东西，被证明是正确、感人的东西，并不断地发展它丰富它，要避免已经给过我们挫折、迷惘、失落过的东西。重温电影史这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这正是在纪念中国电影60周年之际，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发于2009年《当代电影》[1]夏衍：《中国大百科全书》前言。
[2]周思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载《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25-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9月版。
[3]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