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阅读思考
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批驳了已有观念，给出了思考，抛出了问题，但却并未提供答案。他像阿基米德要找到一个支点翘起地球一样，颠覆了我们的旧有理论，将我们的思想逻辑库重新洗牌。
这本书让我们去思考社会所认可价值背后的观念。虽然某种价值观为我们一直所信奉或批判，但是经过思考，支撑这些价值的观念就真的站得住脚吗？我们一直赞同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吗？为我们一直摒弃的就断然是错的吗？当这种想象力扩散为民众的批判与理性精神的时候，我相信社会的车轮一定会是向前捻转的。
米尔斯对于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分析是有前沿性的。他几乎预言了在科层制背景下，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学术科学的发展未来。研究机构以及高校中，学术行政官和研究发起人开展保守的，不触及政治的学科项目；而在学术氛围匮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术新手犹如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缺乏学术好奇心，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科层制教给他们的单一方法研讨社会问题，搭建模型，解决项目。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学者最可贵的气质便是，结合自身的个性，通过好奇心发展心智，借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米尔斯的很多观点与现状表述与我国出奇的相似。每每读到西方30年，50年，甚至一个世纪前的著述理论与我国现时的状况恰巧一致时，总是感到丝丝悲哀和讨巧。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学者是具有前瞻和预测本领的。可是，大量西方经典的跨时应证，让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发展的落后与效仿，尤其是学术研究的落后。我们竭力走着一条别人走过的路，描摹着一只西式猫画着中式的老虎。当然，走在别人后面是极具安全感的，看着自己遇到的问题别人也遇到过，不会感到混乱，惊慌。可是，出现的问题一样并不意味着解决方法是一样的，由米尔斯所讲，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幕布，自己的社会背景。是时候，打破研究的框框，抛开某些标准，自己探寻道路了。有迷茫就有无限的可能，有无限的可能就有自己的未来蓝图。中国学术界会支起自己的舞台，尽情表演。
（二）《社会学的想象力》小试牛刀
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思考问题，头脑中总是遐思无限。将现实问题放到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下，将个人与社会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联系起来——个人是如何促进社会发展，反过来社会又是如何塑造个人的。这便是米尔斯整本书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思考。这要求我们把对问题点式的思考，片段式的思考转化为线性思考，将历史的点连接成线，将社会的事件联系成片，综合运用多学科和方法论分析问题。
牛刀一 母亲毒杀脑瘫双胞胎儿子
课堂上我们曾遇到的偷药救妻的故事，从道德与法律的角度，我们看到他触犯法律，但不违背道德的表象，如果法官的思考也仅限于此的话，结局将是悲剧的，并且由该事件带来的社会气氛也必然是阴沉惨淡的，人们会陷入更深的迷茫，甚至对于生命价值的绝望；可是，只有法官思考到生命无条件的为第一价值时，才会给出公允的判断，引导正向的社会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不缺乏这样的故事。慈母毒杀脑瘫双胞胎儿子，全村人为她求情。又是一场人情与法理的拉锯战。在进行自我的思考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媒体解读：
《燕赵都市报》标题《“慈母”毒杀脑瘫双胞胎》，详解了事由原委，表达了对武文英的同情，但并未问责；
《法制晚报》标题《毒杀双胞胎还需思考什么》，认为“是贫穷、文盲、家暴、政策雨露普照不到位等多种因素长期叠加和积累的结果”，文章坚持法律铁面无私的立场，问责社会，没有哪个社会机构给予她帮助，将武文英从迷失中及时挽救出来，致使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慈母”逼成杀子“魔鬼”。
《南方都市报》标题《“毒杀脑瘫双胞胎案”呼唤强制免费孕检》，关注我国脑瘫患儿，已经脑瘫儿增长背后的取消强制孕检和婚检。
《新京报》标题《农妇毒杀脑瘫双胞胎儿子 全村对外沉默》，标题里隐现武文英的苦衷，以最动情的文字和图片，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极端贫穷，生活的重担和不易。基本立场是站在人情这边。并且进行了大量后续报道。
不难看到，很多媒体报道的分析有打擦边球的迹象。尤其是《南方都市报》，作为评论界大哥，竟然只把强制孕检拽出来讨论，并未就问题作出深层次的分析。
《新京报》的报道是触动人心的，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极端艰苦的家庭如何挨过养育两个脑瘫儿子的20年，但是其报道方式又的确偏离了客观，容易引导公众对这个家庭过度同情，从而失去理性判断，一味批判政府救助机制缺陷，批判当地政府不作为，加剧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情绪;而《法制晚报》站在冷冰冰的法律立场，只言法不讲情，则让公众对法律多了一丝无奈，让人不禁唏嘘法律本有的保护公民的初衷；再者《南方都市报》的另辟蹊径则让人大跌眼镜。文章至少要引出武文英在身怀六甲，喝农药被救之后为什么没有人告知她，这种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用药百分之一千地会对婴儿造成伤害，而又是为什么，她坚持把孩子生下来？悲剧的源头至少在20年前的家暴，逼迫一位母亲做出了结束生命的选择，婚姻的不幸已经让她对活着失去信心，接下来忙碌奔波的20年则是一个愚蠢决定的代价。
深度分析远远不能到此为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偏远的山区还存在着多少像武文英这样的家庭，“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媒体应该怎样去呼吁大家关注他们，寻求怎样的方法施以援手，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将行走在生命边缘的人拉回来。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的新闻媒体现状表示担忧。且不论当今媒体暗规则下的引导式报道——他们只是想让我们看到他们想要我们看到东西；媒体对事件关注的焦点，浅尝辄止的分析让新闻成为没有营养的快餐。甚至新闻业也成为商业竞争的幕后战场，利用广告投放，“要挟”报社发表攻击其竞争对手的文章。更有甚者，为了利益，报社主动勾连商业实体，不惜扭曲事实为其代言。新闻最崇高的价值在于真实。当它成为木偶剧中的木偶时，指引它的便不再是真实，而是利益。
武文英事件的出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公众关注与思考；而对她将如何判决，我想定会引起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就像当年的马加爵事件，药家鑫案件，激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这些讨论中不乏偏激的声音，而这些偏激的观点正是来自新闻报道的影响。有时，我们将自己的思考能力放心的交给了新闻报道，可是，恰恰这种信任被拿来利用。无论怎样对于武文英的判决和进一步的报道，我们将拭目以待。
牛刀二 未成年犯罪
一家人自囚八年令人不解，让人震惊。这样极端与社会化相逆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迫不及待探究这个家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心理访谈对他们进行了报道和帮助，发现导火索就是儿子高考失利，而父亲杨定国坚定地对成绩持有异议这件事。八年自囚的根源就是这位执拗固执到底的老父亲。运用心理学方法教导孩子冲破家庭藩篱走入社会是必然的手段，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化这位父亲。我想，如果法律体制足够健全的话，这位父亲一定是触犯法律的。现今再也不是“教孩子是我们家里的事，是我自己的事”，外人不得干涉的时代，父亲固然有权威，但是再大的权威也不能阻挡孩子的成长，阻止孩子完成社会化。
近些年，未成年犯罪率逐年提升，而且呈现暴力型，低龄化趋势。好多案例耸人听闻。从李某某等人轮奸少女，到年仅10岁的小女孩在电梯里摔打婴儿。我们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正发生在这些本应快乐成长的少年身上。我们气愤，我们指责他们，我们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犯错，揪出他们不和谐的家庭背景。我们希望法律针对他们的恶劣罪行给出最重的惩罚，甚至希望以儆效尤。可是，我们严重地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忽视了这些父母给了孩子怎样的培养和教育，使原本一张白纸的天使变成人性淡漠的罪犯。
如愿，我们惩罚了李某某。可是，他们的父母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制度，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强制教育这些父母。诚然，未成年犯罪对于整个家庭都是不幸的，他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但是更是责任人。父母对孩子的无暇照顾和漠视，是导致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法庭对违法少年的父母可判处“养育令”，强制其就教育孩子相关内容接受一定时间的培训和指导，内容包括如何树立规范行为，如何教育孩子学习规范行为，如何对孩子的青春期做出适当反应，控制孩子行为的方法等。而目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在尝试与一些涉罪未成年的家长以自愿的方式签订协议，让家长定期到法院“教育室”在帮教考察法官的指导下收看家庭教育方面的教育片，提供相关书籍，与法官交流。”（参考《法制时报》“立法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责任”）
然而，这些尝试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将问题孩子的家长接受教育培训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定。具体法律的出台，一定要配套相关政策的实施，从资金预算到执行机构建立等一系列配套。
社会学的想象力教会我们如何思考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学者。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从不同切面，不同视角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相信培养这份想象力，能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发掘事情的根源，擦亮自己的双眼，不被媒体评论左右，培养出自己的理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