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报记者叶正积整理 内容有删节，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久前，我国著名民营企业家，从温州市乐清柳市镇崛起的中国民企“双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德力西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栏目，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为题，进行了对话。
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由于经营业绩过人，被全国工商联等排序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第五、六位。两家集团的掌门人南存辉与胡成中，学生时代是同窗好友，创业时期是合作伙伴，创业之初，一位修皮鞋，一位做裁缝，他们的原始积累，是共同于1984年创办求精开关厂时开始的。如今，他们各自发展事业，比翼高飞，成为中国民企的“双星”。2000年5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温州分别视察了这两家企业。
在《对话》中，南存辉、胡成中回顾了他们共同走过的创业历程，并就如何看待当初两人的分家、现在的竞争关系和怎样才算是一个好老板等等一系列问题敞怀畅谈。他们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缩影，从“对话”中，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给中国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央视《对话》播出后，在全国上下引起较大反响，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报特撷取刊登《对话》中的精彩部分，以飨读者。
裁衣修鞋早当家
主持人：今天的《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两位嘉宾，非常特殊的是这两位嘉宾来自于同一座城市的两家企业，而这两家企业是在同一时期创业，在同一地区发展，还在同一行业竞争，所以有人称，这两家企业是双胞胎企业。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出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先生，还有德力西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先生。欢迎两位，欢迎你们，请坐！您好，我想既然是双胞胎企业，那么你们相互之间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能不能在这里用非常简短的语言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对方。南先生，好久没坐得这么近了。
南存辉：是的，我们两个确实是该有这么一次会面。胡主席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
主持人：噢，你们俩是同班同学。
南存辉：我当班主席的时候，他当体育委员。
主持人：噢，原来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体育委员，两人还一同领导过一个班级。
南存辉：他很会跑的，他跑得更快。
胡成中：点子也很多。南总当时进小学的时候，个子也比较小，他坐第一排，我呢？是坐在后面。
主持人：坐在后面，显然高度上、个头上赢过了南总啊。
南存辉：对，胡总原来是比较活跃的，他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少年老成了，很多的点子。我那时候在班里是最小的年纪，就坐在第一排。虽然我是班主席，但经常听他指挥的。
主持人：您是不是指挥他指挥惯了。
胡成中：没有。
主持人：咱们回忆完童年，再来回忆一下青年。你们都做过什么事，胡先生原来做过什么？
胡成中：我原来做过裁缝。
主持人：原来做过裁缝。那南先生呢？
南存辉：我中学毕业以后，修了3年的皮鞋。
主持人：噢，一位修皮鞋，一位做裁缝。这个大家都没想到，我发现很多人非常的惊讶。那当时为什么两位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祖传的吗？
胡成中：我父亲原来就是做衣服的。他原来在部队，部队转业以后，一直在家里做衣服。我是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失学了，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困难。
南存辉：你说错了，那时候条件是他最好的。因为他爸爸在部队做衣服，做裁缝嘛，赚了很多的钱。那个时候就造了一套温州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房子，叫万元屋。
胡成中：是这样子的。当时我父亲啊，被评为新商界知识分子。后来由于带了几个学徒，又盖了这样一座房子，一万块钱的房子被没收了，人也进班房。在这个期间，我母亲呢？她也是党员，在棉织厂工作，她是9岁做童工，18岁入党。当时一家7口人，只有28块钱维持生活。因为我母亲一个月只有28块钱，所以我哥哥、姐姐他们读书都读得比较少，都是初中毕业就不读了。当时是家庭生活所逼，没有办法。
主持人：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做衣服的天赋啊？
胡成中：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愿意。当时在街上开了一个铺面，叫我坐第一排，我死都不坐。看着同学都在上课，背着书包，我自己还做衣服，心里很不情愿。后来应该说慢慢也习惯了，生活所逼，没办法。
主持人：那当时南先生，你们家住的条件怎么样？
南存辉：我们家住的是乐清最破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下雨的时候，外面雨下得小，屋里雨下得比外面还大。因为屋顶是茅草盖的，所以一到下雨天就糟糕了。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您才开始当修鞋匠。
南存辉：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的主业，就是务农，副业的话，就是修鞋。他的手艺非常精、非常好。所以，我当时中学毕业以后，没有事情做，父亲就让我一起跟他学这个修鞋。
主持人：那你们后来都没有继续读
书，你也没有成为优秀的鞋匠，你也没有成为优秀的裁缝师，反而是都出来办厂了。
南存辉：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政策和大环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那时候在街上摆摊修鞋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供销员，原来都是朋友，都是一些农民，看见他们拎着个皮包，跑来跑去。因为他鞋破了、皮包破了，要到我这里来修，那我就奇怪，你这个鞋怎么经常破的，包怎么经常破，而且包里面拿出来的东西，一些合同啊，包括印章啊，都放在包里面。
主持人：是不是那些都特别让你心动。
南存辉：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主持人：那个时候大概是哪一年？
南存辉：应该是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柳市整条街上全部都是前店后厂，全部都是做电气的，有专门卖零配件的，有专门去做装配的，有专门去替你做一些配套东西的。我就发现，这个行业很赚钱。而且，那个时候隐隐约约感觉到政策可能允许做了，你看这么多人都到那儿去，开始跑供销，然后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人，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如何转业。
主持人：什么时候能够浮出水面，开始不再这么遮着掩着来跑供销了呢？
胡成中：应该是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就开始浮出水面了。
主持人：这个时候大家为什么敢浮出水面呢？
南存辉：我的印象当中是这么记得的，当时我听其他人说，现在都改革开放了，农民可以办工厂了，我们可以搞长途运输了，可以跑供销了。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改革开放，所以1979年开始，1980年就浮出水面了。
“求精”厂长轮流做
主持人：所以刚才你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的这种热情，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其实在这之前，你们都是处于准备阶段，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浮出水面，大大方方地开始干了。那你们什么时候决定一块儿来办一个厂呢？
胡成中：那是1985年的事。1984年我的求精开发厂批下来，我是法人，是厂长。当时我跑供销的时候，印的名片是副厂长，因为说厂长老是跑供销，这个企业肯定是不大的。
主持人：所以我真的是再次验证了南先生说的，刚才他夸你是智多星，名片上的一字之差，就看出你的智慧所在。当时这样跑，很好跑吗？
胡成中：应该说当时还可以。我跑供销，有了积累；南总开店，有了经验。我们在一起，是很好的配合。所以1984年我的厂子批下来以后，1985年我就请南总一起合作了。
南存辉：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的，所以办厂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一点上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当时惟一的一个顾虑，就是厂办起来以后，万一到时候政策变了，说办厂不可以，那好，这个工厂就得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俩统一了之后，后来就想到一块儿了。
主持人：刚才这个南先生说，他也是厂长，你也是厂长，我就发现，一家工厂里面怎么同时有两个厂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你们俩老争，最后就决定？
南存辉：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是合伙制，也没有股份制的。我觉得合伙制，直接有一个利益的问题，碰到一些荣誉的话，给谁，给法人代表，还是给厂长？因为那个时候法人代表就是厂长。所以后来我们胡总想了办法，今年你当法人代表我当厂长，明年你当法人代表，我做厂长，轮流坐庄。
主持人：那办了厂之后，肯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有没有什么困难是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克服的。
南存辉：那个时候最困扰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无能为力的就是零指标。所以当时，我们现在回忆起来讲，假如说那个时候，国家不支持你，认为你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不能发展，把你关起来，把你卡死，不给你指标，你就完蛋了。所以后来我们做正规的产品，必须要有指标。
主持人：后来许可证解决了，指标解决了。可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资金的困扰，胡先生在资金方面，有没有发现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把这个厂撑下去。
胡成中：对现有的产品的资金周转，应该说还是比较良性，还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少。但是要再发展的话，要系列化，再扩大规模，那肯定要稍微有点负债。所以我记得还是1989年吧，农行第一笔贷款大概是50万，那个50万真是雪中送炭一样，这个企业就迅速发展了。
心头落地了厂房落地了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你们的这个求精开关厂是一直没有厂房的。为什么呢？
胡成中：对，当时考虑到盖厂房的话，一要投资比较大，第二，风险也很大。因为你银行的贷款也是有限的，你盖一个工厂起码要几百万，而且可能将来会不会被没收啊，因为当时的姓资姓社还没有定，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我们就比较大胆了，该投设备的投设备，该技改的技改，该盖厂房的盖厂房了。所以顾虑就少一些。
南存辉：对，那个时候不敢露富，
即使赚了钱，哎，没赚钱，赚了多少，赚不了多少，不敢讲的。因为那个时候姓资姓社，说不清楚的，什么时候把你抓出来批斗一下，你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候根本不敢去建工厂。
主持人：刚才您也讲到了，“南方讲话”之后，你们开始建了厂房了，“南方讲话”其实也就是把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个理论告诉大家。
南存辉：那个时候我们俩正好分开，1991年嘛。1992年“南方讲话”，我马上就开始造厂房了，所以我的厂房比他们造的早，先上来了。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讲到了“南方讲话”，我想问一下胡先生，你在什么情况下，看到了或者是听到了“南方讲话”。
胡成中：这个应该说是从报纸上看到的，看到以后，当时我心情应该说是非常激动的，从我父亲，再从我创业和南总合作，到这个“南方讲话”之前，应该说我们温州人的创业精神，不管是智慧也好，温州人的行销网络也好，应该说，辛辛苦苦干了那么长时间，再想再扩大，把企业再做大，就是不敢。
主持人：你看到这个“南方讲话”之后，有没有跟你父亲一起来商量一下这个，因为你刚才说你非常激动？
胡成中：和父亲也商量过，父亲那时候说，哎呀，成中啊，你现在可以搞了，可以有比较大的投入了，现在的政策和过去都不一样的。
主持人：你的爸爸就开始鼓励你，可以往前走了，不要再害怕了。
胡成中：对，比较踏实了。工厂方面，应该说当时南总和我是分开了，分开以后，我是批了一个德力西。
南存辉：德力西电子元件厂。
胡成中：德力西电子元件厂，后来是浙江德力西电气实业公司。那大概是1992年、1993年的事吧。
南存辉：1993年。
胡成中：那时候分开了，分开以后，应该说建厂也好，各方面投入也好，胆子就更大一些了，政策方面应该说已经明确这条路不是搞资本主义，已经是那么一个调子了。
主持人：当不再有这个姓资姓社的讨论之后，你们心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任何顾虑了？
南存辉：那不是。
主持人：胡先生有什么顾虑？
胡成中：应该说我对私营企业，比如说贷款啊，用地方面啊！或者是政治待遇方面，入党问题啊，应该说还是有障碍的。
主持人：这也是你的顾虑，我们听听南先生有什么顾虑？
南存辉：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当时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二呢？是政治待遇也没有。第三个社会地位也没有。
“南方讲话”之后，应该说是解决了一个思想包袱，也就是说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仅仅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虽然是造了厂房，觉得可以搞，政府也鼓励你搞，但是也很担心，当然跟过去比不同了，心里踏实一点，但是你说，大发展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三个方面待遇都能给你。所以我们真正地消除顾虑是在“七一讲话”以后，所以“七一讲话”，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公司16个党支部包括我就坐在电视机旁，兴奋地鼓起掌来，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我是这么一路过来了。“七一讲话”后，再接着就是前面讲的十五大，因为十五大就解决了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提请全国人大写进《宪法》，因为我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之一，所以我亲身体会了这个法律地位的明确，那么法律地位不明确之前，很多的大学生，很多的海归派，他根本不愿意到你这里来的，他到你这里来，你自己的法律地位都没有，什么时候被取缔都不知道。
主持人：刚才南先生说他听江总书记“七一讲话”的时候，一直鼓掌，胡先生还记得当时你听这个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胡成中：当时我在公司的会议室，是党委组织的，一般高层都在那里听，听了以后确实也非常的激动，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私营企业主可能将来会入党啊，应该说我们作为企业主的话，有个人就讲，啊，胡总你可能有入党的机会了。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您心中的一个愿望？
胡成中：对，长期以来的。
不仅仅为了赚钱
主持人：你们两个原来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搭档，却成为了对手，两人各自进行办厂了，为什么没有一直走下去？
胡成中：可能在发展的思路啊，有些观念啊，可能有所不一样，我觉得分开以后，也有利处，但是合起来，可能会做的更大一些，现在也很难讲。反正到现在，应该说两个企业分开以后，应该说发展得在同行业当中还是不错的，属于前茅的。
主持人：其实一说到分开，我们首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你们是那么好，那么好的搭档，而且知己知彼，可是现在一分开呢？可能原来对手的优势啊，都变成自己的一个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所以当分开的那一刻有没有想到过，未来的竞争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南存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有一个德力西在正泰身边，正泰在那儿不敢睡觉；那么有个正泰在德力西身边，他们也不敢睡觉。所以相互就竞赛了，因为他对我也非常了解，我对他也是了如指掌。他这个脑子里转什么，肚子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主持人：所以确切地说，这种竞争关系，其实是一种不断超越、相互学习、相互竞赛的一个关系。那现在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回头来看，能不能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感觉到自己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胡成中：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当然没有想到，现在可以做到这样的规模。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应该说德力西没有这个今天。所以我们应该说，德力西发展的，或者说创造的财富，应该说属于社会和国家对我们的支
持，当然我们全体员工也是努力的。应该回馈社会，回馈国家，这个应该说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主持人：从单纯的对利润的追求，变成一种对社会的回报，南先生呢？
南存辉：我觉得从办厂的初期，我们想到一点，赚钱。到了分开之后，想到的还是赚钱。这个办企业不赚钱怎么办呢？那么现在不同了，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政策不断地向好的方面去引导，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思路都变了。通过不断地学习，整个观念都变了。我记得去年，日本的《朝日新闻》记者来采访，他就问，南先生，我有一个话题能不能讲？我说你讲吧，他说，你认为现在你这么放手去干，拼命地去干，扩大还要扩大，你怕不怕共产党的政策会变？他问这个话题，我说，哎，这个话题问得好，我给你肯定的回答，共产党的政策一定是变的，而且是天天在变，越变越好。所以我现在说，认识到位了，所以我不怕了。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从一个投资就是为了赚钱的农民出身的土老板，到了现在，不断地接受教育之后，我们又认识到了这个形势的好，政策的好，所以我们的观念都在转变。
主持人：那你们觉得，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南存辉：我想能有今天的成绩，能有今天的成就，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几个人，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成的。我们非常幸运，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遇上了。所以我觉得，你想要持续地健康地发展，你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平衡，必须想到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所以我觉得有了今天，是党的政策，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觉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就是说，今天应该在除了自己赚钱以外，应该想到社会的同步的发展，回报社会。
主持人：刚才两位说了很多不同，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没有提，无论是在正泰，还是在德力西，你们都建立了党组织，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地的企业当中很普遍吗？
南存辉：在当地应该说，现在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在建立党组织。
胡成中：我们早一些。
主持人：在你们组建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普遍。
胡成中：对。
主持人：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在工厂当中组建党组织？
胡成中：1993年6月份吧，正泰1993年7月份，迟一个月，大概差不多。当时我们为什么成立党支部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好多工程师，学校过来的党员啊，组织生活也没地方过，我觉得党支部成立以后，对我们公司来讲，作用是非常大的，应该说是政治核心的作用。更关键的是我认为是起凝聚力的作用，只要你凝聚职工的思想。
主持人：我想知道你们两位现在是党员了吗？
南存辉：我们现在条件还不具备，还在培养当中。
是对手更是伙伴
主持人：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数字啊，就是在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之后的一个月内，柳市就有6位企业家，马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富而思进已经成为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共同的一个选择。关于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台下的专家和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
某观众：我现在就更关注、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集团的厂房你们的办公楼离的非常的近。
南存辉：你去过柳市啊！
某观众：没有，因为我来《对话》栏目之前，我浏览过你们的网站，包括你们的一些信息我都了解。
主持人：非常关注这两家企业。
某观众：所以我想问一下，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的市场之内，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们如何去克服这个，可能是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竞争。
主持人：她很担心你们的产品很类似，然后质量和价格又相近，会不会造成恶性竞争。
南存辉：胡总先讲，我再讲。
胡成中：像我和正泰的关系，我觉得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是战略联盟的伙伴关系。这个合作，我应该说，目前来讲是价格上面，大家不要竞相压价，提高质量，如何从效益最大化，向价值最大化去进取。怎么样向价值最大化去进取，不一定说低价去竞销了，我有高档产品，智能化的产品，我价格肯定卖得高啊，我有一批产品订出来，就是高于柳市同行价的两倍。
主持人：那南先生，您怎么看待大家担心你们之间会有恶性竞争的这个问题？
南存辉：我这儿就有一个小故事，3年以前，当德力西用高于我们现在总部所在地，10倍以上的价钱，50万一亩土地买下12亩土地，在我们对面建造一个办公楼的时候。
主持人：他想跟你做伴。
南存辉：不，我跟你讲，我就向我的内部的这一批弟兄们说，我说弟兄们，德力西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是第一次，3年以前，第二次，两年以前，我们在白香镇搞了一个工业园区，德力西花50万元代价的一个广告牌，就竖在我们50米的距离上，我说越来越近了，弟兄们，50米了。今年呢？我们又开始了。
胡成中：本身就挨着的。
南存辉：德力西在新疆搞多元化，投资房地产，赚了很多的钱，我们这个行业他看不上了，我说搞不好啊，什么时候我们还要跟他再进一步合作。所以大家担心归担心，我们两个既竞争，也会合作，因为多元化，毕竟有很多个专业化组成的，所以我们搞专业化，正好可能跟他是一个互补，所以我们经常在一块探讨，就是下一步，两个企业从合开始，到分，分之后，再合，寻找一条共同的发展之路，我觉得都是双赢的局面，所以不光是我们两个合，还要跟国外合。
胡成中：作为我个人的话，有些人讲我是企业家，我认为，应该说还不到家，我初中还没有读毕业，那么后来当然不断地充电，像念了中央党校啊，上海交大啊，美国的加州大学啊，M BA，现在我正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子，我觉得给自己定的应该是终身学习制，那么企业要成为跨国公司。
南存辉：我把自己定位在争创世界品牌，成为一个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这么一个梦想，为这个产业去奋斗终身，来体现自我价值。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