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初识南怀瑾和他的书
小时候，当我幼学启蒙时正值大陆文革，四书五经是被列为“大毒草”批判的，禁书当然不允许看，也见不到。我知道孔子这个人是从父亲嘴里听到的，他只读了三年私塾，文化程度勉强能读报，再加上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不能引导孩子读经史，只能讲些断续的故事:古代有个了不起的人，叫孔子，有学生三千……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我正值高二。“封、资、修”的书籍不断解禁，孔孟的形象不断还原。第一次接触《论语》，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且讲这个“说”字当快乐的“悦”字解。当时感觉很困惑，天天做作业，不是复习就是预习，哪来的愉悦？后来才知道，这是《论语》第一篇《学而》里的第一句。但含义拿不准，就翻阅各种教科书和几种《论语》章疏，但不看还好，看后让我更加困惑:“学习知识并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也是很高兴的吗？”或者“学习了而时常温习，不也高兴吗！”能看到的注解大都如此，大同小异。
按照这种注解我又有了新的困惑:其一，学习新知识必须按时去复习，这种道理小学生都懂得的，今天上新课学了新内容，课后不温习肯定不行；而且大小考试前，都得进行反复的复习。一个民族至圣讲这种小孩子都懂的道理，我就觉得不合常理:假如是这样，那人人都是圣贤，因为这种道理人人都懂嘛。所以，这种注解我就觉得不能让人信服；其二，从人性的角度，学习本身已经是苦差事了，还要不断温习、复习，一个孩子整天搞在这里头，他能不抗议、忍气吞声地去做就不错了，你还硬说这是“很高兴的事！”一代圣贤能讲这样违反人性的话吗？这个困惑直到读了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才得以释解。我将此书视为瑰宝，爱不释手，以为天下人都会和我一样地喜欢这本书。因此，当我看到海峡两岸一些学者对南怀瑾的误解、曲解和非议诋毁时，感到极为诧异和震惊。
上世纪末，我应聘到大学任教，除了弄好专业、上好课之外，想多读些书，但又不知道该先读些什么。于是，就有朋友给我推荐说，一定要看南怀瑾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个南怀瑾。直到有一天，一位多年学道的吴姓朋友给我介绍南怀瑾，并极力推荐他的书，说此翁不仅学问好，而且重视实修实证，几十年来知行合一。闻听此言，我当即决定买一套《南怀瑾选集》，一看便被吸引住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拿到《南怀瑾选集》，由于好奇，先看了《论语别裁》和《金刚经说什么》。但后者是围绕第一义谛讲形而上道的，所以对其精髓大义当时不能知晓。但它和《论语别裁》有着一样的风格，都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南怀瑾先生对每一章或长或短的评论、札记和解说，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切切实实增长了许多学识。在此，我想先就《论语别裁》作些浅略的评论和解说。
首先，这本书的定位,是本《论语》的讲录，不是学者书斋笔耕的学术专着，而且是十五年历程中三四次讲课录音整理的合成。重申这一点很重要。从我的教学工作经历知道，演讲和讲课时说的是口语，故而表达很随性、很率真，即使被录音整理成文，其风格不变。毋庸讳言，与在书斋经过充分构思酝酿的笔耕之作相比，该书文辞略欠秩序和严谨，其中细节上的谬误，字词上的差池在所难免，这是事实。就像某位学友所言:“南师的《论语别裁》，整书讲述信手拈来,关乎大意,不求细节,举例繁多,古今中外,想到说到,尤如聊天。但缺乏严谨的学术秩序……”我认为，这是就书的风格结构、体例形式和个别细节而言的，无关乎语义内涵。而且，我发现同样的文字南怀瑾有时会有不同的讲法，甚至抛开汉字标准注解，其目的是能让听的人懂他的“别裁”之意。当然，这也是引来非议的原因。根据我多年的授课体会，正是因为很投入地讲课，以及课堂讲述时的随性、率性，才使得很多经过理性构思后会泯灭的东西得以真实地表达出来。关于这一点，没有亲历的人生体验，是不太了解的。
关于南怀瑾和他的书，历史学家李伟国有如下感悟:“南怀瑾在讲解中调动其平生读书、实践、阅世、思考、教人所得之深厚学养和独到观点，游乎经史子集之中，博征佛、道乃至西方宗教学术观点，不论出世入世，评比精义，正说反说，更提示出入禅道的旨意，且以通俗话语，深入浅出，为读者开启智慧之门户。”
二、千古注解《论语》重训诂而忽义理
自汉以来，对《论语》的注解，不计其数。比较著名的有汉代诸儒注释的《集解》、《义疏》，唐代的《论语笔解》（韩愈、李翱）和宋儒《集注》，以及近现代的《论语正义》（刘宝楠）、《论语译注》（杨伯峻）和《论语今读》（李泽厚）等等。以上诸注虽有褒贬和争议，不过就是围绕征引、考据和训诂之类。从没有像《论语别裁》这样，一改千古惯例通则、甩开辞章训诂而着重把圣贤经典的义理还原出来。以往各种《论语》笺注，专主章句字词、纠缠枝节末微而忽于义理，将孔子要说的根本大义丢掉了，这叫舍本逐末。此其一。
其二，古今众多的《论语》章疏，均工于章句的训诂译注，严谨刻板而只重考据。南怀瑾不重走辩词释义的训诂路子，因为各种《论语》章疏都反复注解过了，他着重于纠正、别裁语义内涵的谬误。南怀瑾的讲解风格是不离文字，但又不拘泥于就字说字、就文解文，而是从义理的角度，再现其精髓实质。因此，有时不去计较章句字词原释如何，而是将整个章句的语义直接结合事例引申了，他是活讲活用，所以不死摘死译。不仅如此，南怀瑾的阐释有别于任何一位注解《论语》学者的是，他既不困于原文章句，又能根据该章句的内容需要，有针对性地为读者（听者）插入原文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增加了读者对全面准确理解该章句所必须知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俚俗。这些是南怀瑾不同于一般学者注解《论语》的一个特别之处。
更要命的是，论语的要旨、孔子学说的核心和精髓是在义理上，不在章句文辞上，只是借助文字表述和示意而已。譬如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如果在文字上死盯死解这个“一”，就不可能有结果，甚至越解越远。所以，解经须尊“不离文字，不执文字，而为道用”的古训，对于经典义理的把握是要这样入手的。不能用训诂一般古文古籍的方法来注解《论语》、《大学》和《中庸》这样的经典。正因为如此，南怀瑾讲述《论语》时，才把重心放在对义理的阐释上，以还原《论语》真正的内涵和孔子的原意。这是南怀瑾注解《论语》于一般学者不同的根本之处。此外，他还善于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引以为用。加之其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的讲解，就使得《论语别裁》“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尤为新颖，别具一格的。”这样风靡两岸、脍炙人口的好书，却也引来争议最大、质疑之声不断。而且“向来强调专业主义、执着于细节真伪对错的两岸学者均不以为贵；不仅长期忽视之，甚至还一直蔑视之。”（薛仁明《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和痛惜。
汉唐以来，注解论语几乎都偏重训诂词章、训注章句，而把孔子学说最根本的东西丢掉了。从汉代郑玄所作的《论语注》，到曹魏时何晏基于郑玄注解多重训诂、集《论语》诸家训注而作《论语集解》，再到朱熹的《论语集注》，直至近代各种《论语》章疏，无不沿袭辞章训诂之路。即便如此，其中也不泛谬误，所以南怀瑾先生才直言“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这些在《论语别裁》中基本得到了纠正，这是该书最为宝贵之处，所以很重要。在上述的各种注疏中，即使其中有释解义理的，要么依然“依文解义”；要么依译注者的主观臆测。如唐代韩愈、李翱等，其所谓“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于是，竟然把《论语》的精髓、孔子学说的核心“仁”，直究为“博爱之谓仁”，韩愈如此的“直承孔孟”，却成为千古以来，诠释孔子义理且影响最大最久的谬解之一。所以，南怀瑾称“这是韩愈的思想，不是孔子的思想。”
到宋儒时，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孔孟真正的思想“几千年来，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南怀瑾先生语）。因此，朱熹的《论语集注》虽也杂揉汉、唐众说，保存大量汉人的旧注，但亦有很多朱熹本人的“己意”，已经不是章句原意了。所以南先生说“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比如，本文开始讲的《学而》篇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的“时”，是见习的“习”。这句话的本意是学习以后要去不断的实践它,学以致用不是件很开心的事吗?看孔子多开放,他不提倡死读书,啃书本。可朱熹却将他解释成学了要去温习它，完全变了意思。还有，将“贤贤易色”的“色”解作“好色”“女色”。仅从以上数例，可见从汉唐到宋明理学，其篡改有多深,因此国人长期读这样的译注不能知晓真正的儒家学说，都学了宋儒的假儒学假道学了。
明末清初，所谓的训诂考据之学“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中发展起来，虽“世薄程、朱”，但“家道许（慎）、郑（玄）”。以汉儒经说为宗，亦从训诂入手，专主审订文献，详细考论经、史、子、集的辨别、校勘、注疏和文字诠释。这些朴学家不但专意以考据治经，甚至发展到“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这个传承一直到民国的几位国学泰斗，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诸先生。其中，章太炎先生又被称为近现代著名朴学大师，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这几位国学大师，在考据治经、文史哲研究和考古方面，颇有造诣、成就斐然，有目共睹。只是这样沿袭旧制老路，以训诂入手治学，用考据之法来诠释儒家经典，何以解得真义理？故而，没能像南怀瑾先生那样直涉经论核心和孔子学说的根本。
当代海峡两岸虽然有几位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声称自己是从义理角度研究发挥孔子的，但遗憾的是，诸君亦未明了真实的内涵。仅举一例，譬如某作《论语心得》上总结说:“大家知道，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有一个是‘仁’字。”此君所说的“儒家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居然有二个（一个是“恕”；一个是“仁”），姑且不论她这“二”的问题。把“仁”作为最最精髓的东西没有错，但接下来对“仁”是如何解的呢？这位学者举了《颜渊》篇12.22章句的樊迟问仁，她说:“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地去问老师什么叫仁？老师只告诉他两个字:‘爱人’。爱别人就叫‘仁’”。其实，此君忽略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后面还有一句“樊迟未达”。可见，孔子的答复是针对樊迟的程度而言的，是圣贤依对象自身程度而采取的对治教育法，是因材施教的话，而非彻底语。此君如此认定爱别人就叫“仁”，把孔子应机施教的方便之语当成“儒家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当代其他几位学者亦依文解义，谬解误读。令人堪忧的是，诸君如此解经，岂能不谬？以此见解说于百家讲坛，四处演讲，岂不误人子弟？
《颜渊》篇总共有四处问仁的对话，四处不同的人问的，孔子作了四个不同的答复。令人感叹的是，这位学者所说的“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其实就在《颜渊》篇开头“第一段讲内在的修养，形而上的‘克己复礼’，教诲的对象，是得孔门道统真传的颜渊”（南怀瑾先生语）。孔子答复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详见本文“五”）。其他三个答复都是“讲到外用的对象”，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话。所以，南先生说“我们读书，要透过语意，要透过语文内涵的意义，找出思想、道理的真谛，这才叫学问。”由此可见，千古以来用训诂之法依文解义，或用主观臆测推断，怎么能够了解《论语》的精髓，如何知晓孔子学说的真谛呢？
三、为孔子平反洗冤
由上述可知，南怀瑾别裁《论语》、为孔子正名的意义之大了。正像上节所说:由于汉唐以来，特别是宋儒的理学家把《论语》解释错了，不仅使孔孟思想被人曲解，也使得孔孟的形象被人扭曲了。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进而造成许多人对四书五经特别是《论语》和孔子的误解、反感。所以“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是无以复加了，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南怀瑾先生语）。
时至今日，孔孟思想虽然没有被推倒，但却对孔子学说的精髓义理，注释家们大多曲解错解，或断章取义。经过历代儒者左释右解，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们这样一搞，使得千年以来，人们对孔子的印象是冰冷刻板、不拘言笑、不近人情，甚至是迂腐——因为圣贤之人是不能随意说笑、玩闹的，也不能生气、发脾气，甚至不能有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情感和欲望。一句话，不能有喜怒哀乐。所以已经失去了孔子原本真正的面目。我无意为南怀瑾辩护，因为他一生所做所行，自有公论；也不是刻意美化孔子，因为既然是至圣，当然是知行完备、至善之人，一个才德全尽的圣人何须我来美化？我只想辨明真相，还其本来面目而已。
其实，孔子很开明、很通人性，活泼幽默而多有言笑；比我们一般人更亲切随和，更懂人情、善解人意，而且情怀博大。我们来看看《公冶长》篇的5.8章句:“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这里的语句辞章近乎白话，无需笺注。所以，南怀瑾更不去逐文逐句地翻译，而是直奔本句对话双方所谈的内容“仁”。“首先他问子路的学问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说:‘不知也。’”然后，南先生根据孔子和孟武伯说话的语境和当时的对话场景，给我们提示了孔子对孟武伯的问话，不好正面作答的隐衷:“孔子说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辞，不肯定的话”对于孔子不肯定的答话，孔子为什么有不好正面作答的隐衷，钱穆先生也有释解:“不知也:仁道至大，仁德至高，孔子不以轻许人，故说不知。”
由此可见，钱穆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绝不是南怀瑾的个人随意发挥。接着，南先生用现实中的人情事理举例说:“等于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认为你的学生某某的能力，能不能当省主席？我们也许答复他，这个我不晓得。”无论是当时课堂的听众还是读者，听（读）到这里，一下就进入了对话者的语境和场景，这对准确明了孔子话语的内涵至关重要。南先生又深入一步，把一个有很高修养的人，面对别人来征询自己学生如何时的心态描述了出来:“也许我们的心里认为这个学生的本事，还超过了这个地位，但口头上不能这样吹；也许我们认为这个学生当科员的本事都不够，也不能说得他太难堪了，否则害他没有前途、没有饭吃，我只有说不知道。”
每当我读到这里，真的赞叹孔子的虚怀若谷和善解人意的情怀，也感佩南怀瑾深懂孔子此句的仁善心境！——自己的学生再好、再超群，“口头上也不能这样吹”，这是谦虚；自己的学生差很多，比别人认为的低很多，“也不能说得他太难堪了……”，是慈悲啊！所以，孔子才说“不知也”。但孔子只是就“仁”的修养境界而言，才说“不知也”，但他还是准确告诉了孟武伯子路具体的才智与能力，那就是“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南先生接着说:“所以孔子说“不知道”这句话时，是带着笑容说的，就是不作肯定答复，当然语意中隐含了子路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意思。”并谦虚地说:“这是我对这个“不知也”含义的看法。”这显然是南先生一再想表明的，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没有说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不强迫别人接受，更没有否认别人而以为自己的正确，这也是“别裁”的另一个含义。
其实，孔子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地方，偶尔也率性而为地玩笑一下，《阳货》篇17.4章句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他有个学生叫言偃，字子游。子游去武城做官了，孔子就到那儿去了。我们先来看原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南先生融情融景地讲解到:“一次孔子到了那里，听到弦歌之声……孔子嘴巴一咧，这么一笑说，子游真滑稽，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用这种高级教育来教育老百姓……过于小题大作了！”子游质询孔子说，先生呀，以前您不是常这样教导我们的嘛，“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个话，是你教育我们的！但人家实践了，你不能笑人家呀，我应该教育他们啊！孔子看子游当真了，于是就说，是是是，马上收回了刚才的话，并告诉其他弟子:“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说笑话的。”这就是真实的孔子，他率性地说、率性地笑，也没有固执己见，更没有一副道学的面孔。这和人们受旧说误导而想象的孔子完全不一样。所以，南先生接着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像古人一样，把孔子塑造得那么好，孔子也是人，有时候也会说个笑话。或者不经过大脑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的。”我们越是看到孔子真实的地方，便越觉得孔子可爱。
此外，还要说说论语和其他古籍里的“子曰”“诗云”了。就《论语》而言，这种全篇一律的记述，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书面文风和行文规范，它只能这样记述为“子曰”“诗云”。至于在什么环境、什么语境下曰的，当时曰者的心情、语气，以及具体“云”的什么，都要由读者自己去品读。除《论语别裁》能够依据具体情形和曰者语境而灵活地讲述外，从古至今，几乎所有《论语》笺注对“子曰”“诗云”释义，要么是“孔子说”、要么是“先生说”。我很理解先人们对圣贤话语注解的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问题是，圣人也是人呀，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情形，都象机器人一样，用一个语气、一个腔调说话吧。更不可能是永远一丝不苟板着脸的。
除了开玩笑，孔子时常也会感慨一下。譬如《公冶长》篇5.11章句:“子曰:吾未见刚者……”南先生就这样译述:“孔子有一天在感叹，他说我始终没有看见过一个够得上刚强的人。”细读原文，明显看出孔子确实是在有感而发，南先生没有死扣字句为:“孔子说……”，《论语别裁》在这些细微方面，相较其他笺注也算上是又“别”了一点。正因为南怀瑾能够结合孔子在每一章句讲话的环境、语气，才使得该书读起来活泼泼、有生气，里面人物也都感觉像“活”了一样，这也是该书大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也终于明白南先生说的，如果把《论语》的对话场景还原出来，每一章句都是一部精彩的话剧和影视剧。只可惜难能找到有如此高修养的人来演呀。由此可以看出，南怀瑾先生在研读和讲述《论语》时，不会死扣文字语句，停留在文的层面；他一定会结合该章句说话者的身份、语境，事件的背景和所针对的特定的人和事，立体的、完整地展现出来。这一点是其他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及的，当然，这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才指责为“随口乱说”而大加诛伐的。
南怀瑾的别裁和讲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儒家和孔子刻板的印象，再现了一个活泼、通达，还会开玩笑的真实孔子。其意义不仅使孔子得到了正名和平反，而且对于重新激起民众研习中国文化、重新认识儒家和孔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像学者余世存说的:“他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南怀瑾做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学院读书人不愿意做、不屑于做，今天看来也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因而，“他把传统文化用一种深入浅出的语言和比较通俗的方法传递给现代的读者。”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把传统经典学问只放在讲坛上、学院里面，没有推向大众的状况，使束之高阁的传统学说以平实的、常人的语言表述出来，完成了儒释道教义和传统学说的趣味化、大众化和世俗化。余先生进而总结道:“我们大陆知识分子没有完成文化现代化、知识现代化的任务，大众对世俗化的知识、学问是有需求的，所以南先生的著作填补了这个空白。”
南怀瑾不仅博学，注重实修实证，更主要的一点是，他是开悟之人，对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核心——“心性”透彻明了。深明儒释道经论言说差异下的根本核心是一样的、相通的，都是讲心性的问题。因此,南先生才能把《论语》解释得那么生动和通达，这也是南怀瑾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最根本的地方。从古自今，除了南怀瑾没有人这样解读过《论语》，所以是《论语》“别裁”。难怪海峡两岸的一些学者们“一看就大吃一惊”了。
四、古今解读《论语》多谬误，不“别裁”行吗？
看《论语别裁》，每当读到南怀瑾需对以往笺注做“别裁”时，南先生总是先致个歉、告个罪:“讲到这里，我们要向前辈的某些儒者、理学家、读书人告个罪了，他们的解释，又是错误的。”可见他谦虚、恭敬而又直率、不含糊；对事不对人，错就是错，该纠正就纠正，但不攻击、不诋毁人家。这是我们后生要学的风范。上节说过，古今对《论语》的译注，不可胜数，比如，一本书名为《论语通译》的，就有几十个不同作者和出版社的译注版本。对经文的译注偏离原意的、或有程度不同误解谬见的，更是不计其数。本文开头所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一例。下面我会再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首先，以《述而》篇7.7章句为例:“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我查阅了目前能见到的注解论语的版本，无论古今，对这句话的译注基本都是“愿意亲自来送十条干肉（作为薄礼）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甚至连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也译注为“从带着十脡干脯为礼来求见的起，吾从没有不与以教诲的。”不管“十条腊肉”在当时算得上厚礼还是薄礼，如果说孔子持以“凡是付了束修的，我没有不教”的说法，明显与各种经典记载的孔子的言行大相径庭。孔子的学生中如颜回，清贫到每日只能“一箪食，一瓢饮”，哪有腊肉送给老师呢？而孔子不但教他，并且以他为最得意的学生。生平寒微的穷学生除颜回外，还有子路、卜商、冉求、仲弓、原宪、伯牛等等。孔子并不嫌贫爱富，相反，他坚持了“有教无类”的平等原则，将许多贫寒的弟子培养成了君子。此外，他要求弟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岂能以付学资为条件才教徒呢？
这一章句的关键地方在“自行束修以上”，特别是在“自行”和“束修”两词的误读和误解上。而且，“自行束修以上”的读法须重新辨析，其读法若是“自行……以上”，就可能被误读为“自己带着|薄礼或学费|来的”这种意思。正如台湾学者傅佩荣所解读的:“由古人说话的句法来看，整部《十三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以‘自行……以上’来表达的。反而，我们看到‘自……以上’的句法出现两次，都是在《周礼·秋官司寇》里，原文是‘自|生齿|以上’，亦即从‘长出牙齿’（约一岁）以上的小孩，才可以登录在户口上。在此，明明指的是‘年龄’。”（傅佩荣《束修不是学费》）。南怀瑾先生也认为:“我认为‘自行束修以上’这句话的重点要放在‘自行’两个字上。”
“自行”搞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看“束修”作何解？傅佩荣先生说:“那么，孔子的意思可能是‘自|行束修|以上’了。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学，所备之礼即为束修，行此礼之男子的年龄可用‘行束修’称之。因此，东汉郑玄为‘束修’所下之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延笃传》注）。”孔子的真实意思是:“‘从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简单明了，表现了有教无类的胸襟。他自己十五岁志于学，因而推己及人。”此解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既与孔子一贯的言行相吻合，又与孔子自己十五岁开始求学经历相一致。
傅先生的考证，即男子十五‘行束修’而后准备进学；而南先生虽然没有强调十五年龄，但强调只要到了求学年龄而又肯上进好学的，孔子都教。也就是说:“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 傅先生和南先生都否定了“束修”作“腊肉”礼物讲；差异仅仅是，前者强调年龄、行“束修”礼；后者强调只要到求学阶段肯上进向学的，孔子没有不教的。两人的解读内涵一致。傅先生最后作结论道:“当然，弟子诚心送来的薄礼，他也没有理由拒收。但是本末轻重不宜混淆。像颜渊这样的学生，一贫如洗，孔子对他却赞誉备至。把束修当成学费，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这段话倒是一语中的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论语》5.10章句的争论，我们先来看看原文的前半段:“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关于“昼寝”，虽有“昼而眠”“寝者寝室”“画其寝室”“画是划义”，但各版本多取第一项昼而眠。南怀瑾先生特别指出“昼”作“画”解，虽倡导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但最早提出来的是梁武帝。由于此说过于牵强，故而钱穆先生也不赞同，他说，如作别解“何来有‘于予与何诛’之语。仍当从第一解（昼而眠）。”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宰予为什么昼而眠？真的是很多书上解读的，因为懒惰懈怠，所以被孔子骂为“朽木不可雕”，而使孔子认为他不可再教诲，气得孔子都懒得去责骂他了？对此，钱穆先生也存疑，他说:“宰我预于孔门之四科，与子贡齐称，亦孔门高第弟子。此章孔子责之已甚，甚为可疑。”显然，钱穆先生的话是说作为孔门高第弟子是要在在处处给同学做表率的，不可能大白天赖在寝室睡大觉而“翘课”，他的表现坏到这样怎么能成为孔门高第？这不符合逻辑呀？所以，他怀疑人们对这个章句的字面解释有误。由此可见，“朽木、粪土之墙”的内涵所指到底是什么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应该不是说宰予懒，坏。
实际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么解决了“昼”和“朽木、粪土”的释义和所指以后，南怀瑾先生的解读就顺理成章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懂得他是说宰予的身体不好。只好让他多休息一会，你们对他不要有太过的要求。”而且，他还讲了这个解读是如何在生活中观察出来的:“这个道理，我是从学生中体会出来的。因为我有几个学生，能力好智慧高，他的才能见解，老实说我都佩服他。但要命的是，交给他一件事情，一个月都没有消息。骂他吗？不忍心。实际上他三天两天就患感冒，一天到晚都必须与床为伍，没有精神，只好躺下来睡觉。我才发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不是说他坏，而是他的底子太弱了。”南先生进而引证:“但是人很奇怪，身体弱的人头脑都好，试看《孟子·尽心章》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一个有病的人，因为经常在病苦中，身体没有其他的活动，所以会多思想、会搞学问。体力好的人，运动得锦标的，要他写两篇，他很吃力。”
还有，本章句为什么称宰予，而不称宰我，有人说是有意贬宰予，因为照例《论语》记诸弟子，不直书其名。对此，钱穆先生认为:“或曰:宰我得罪于孔子，故书名以贬之，然如此则是记者之辞，未必孔子当时有此意。”宰予，字子我，亦称宰我。如前所述，论语是孔子之后弟子们记录的一部谈话录，不是既严谨又重考据的《春秋》，更不能把它当做现代标准的学术著作来苛求。《论语》记诸弟子，一般是不直书其名，但也有例外呀，更不能把这个不同当做“有意贬宰予”的依据，顶多是作为“记者之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读南怀瑾对后半段的解读，有理有据，上下贯通:“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古人根据这些话解释说，孔子对宰予恨极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孔子说，我看了宰予，对人生看法有了改变，天下事,实在并不简单。” 他接着引申阐述道:“有人有思想、有能力、有才具，他却一辈子做不好事业，因为他的精力不足、精神不够。所以曾国藩的相法便说:‘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有道理！”南先生同时申明:“所以，我认为这一节是这个意思，对与不对，还待大家再研究。不过我认为是这样的。只是古人把孔子描写得太古板、太迂腐了，其实孔子非常通人情。”
以上两例，是章句的中心意思被误解误读了，此类情形还有十几处，读者可阅读《论语别裁》甄别之。此外，还有一类是主句没有问题，而对细微处或首尾句词的注解有问题，从而误导中心思想走向偏差。例如《述而》篇7.8章句，这一章句的问题出在最后的“则不复也”，严格地说出在“复”字上。千古以来的注解都把“复”字作副词，解为“不再”，于是就译为“便不再教他了”、“我不会再教他”等等，进而就添加了“教”这个动词。这一注解最早见于何晏的《论语集解》“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之后的《论语》笺注全都沿袭这一说而成为“通解”。南先生在《论语别裁》里没有从语言学角度去辨析“则不复也”的误解问题，只是纠正别裁为:“‘复也’就是回来。回到哪里？回到思想智慧的本位，就是回到自己智慧的本有境界。”
那么，为什么说千古以来对此句的注解都是误读了呢？为什么南先生把“复”字作“回来”、“返回”解呢？我认为有如下几个缘由:上例举的旧笺注把“复”字作“不再教了”解，不符合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这和上面我们谈“束修”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是其一；第二，亦不符合孔子一贯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态度，颜回曾很崇敬地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如此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又怎么会仅仅因为笨一些（不能举一反三）就不教了呢，就舍弃他了呢？顶多是看到学生程度不够，暂不引导而已；第三是，旧的笺注把词性搞错了，把本来是用作动词的“复”，作副词用了，于是就在句子中增加了使意思完全改变的中心词——“教”，出现了增字解经的错误。这种看似一字之差的细微处，在旧的《论语》笺注里还有许多。想想就觉得可怕，如果跟着这些注解走，搞偏了都不知道。其实，四书五经，不光是一本《论语》笺注有问题，其他经典也存在此类误解误注的事。个人认为，我们要还原经典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墨守旧的笺注，最好的办法还是以南怀瑾惯常采用的以经注经的方法，或参照南先生的讲述，这样起码不会有大的偏差。
再看一处。《先进》篇11.14章句中的“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以往读此章句的时候，因为受旧解诱导，解释为实体府库建筑，变为改建、翻修的意思了。对“仍旧贯，何必改作！”就不可能转而对现实世界作智慧的观察。读“别裁”后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针对制度而言的，闵子才说“何必改作”。他说“制度不要轻易变动，还是沿用现有制度，方法变一变就好了。”为什么呢？南先生强调到:“研究中国历史，不论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形态，如果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过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成功的先例。”南先生进而引用《易经》作说明:“这就是《易经》的道理。天下的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突变要出毛病的。”也就是说，突变、巨变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和不良后果。
读到这里，困扰我多年的迷惑解开了，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历次重大社会政治变革和变法总是失败，成功的却很少？当然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根本原因还是出在突变上，因为它伤筋动骨了，不仅旧病未去，又使机体丧失元气。这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智慧和南先生的睿智，也让我多了一双慧眼去看历史、去观察社会。那么过去宣传的史上历次的农民起义、平民暴动和近代的革命，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现在看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