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吕恩（1920—），江苏省常熟人，中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本名俞晨，青年时代热爱演艺事业，中学时期遇于伶老师要她演戏，可父母坚决反对，认为“戏子”低人一等。为追求光明与自由，吕恩随动荡的时代大潮到了重庆，毅然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但她是孝女，为不“辱”俞氏门第，易名为吕恩，从外祖母姓吕，并示戴德感恩之意。1941年毕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从事话剧、电影演艺事业，建国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与电影作品，创造的蘩漪（话剧《雷雨》）、马聂法（话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白口袋（电影《骆驼祥子》）等形象，为其表代表作。由于“文革”中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得了“红斑狼疮”，治愈后便告别了舞台。（注释：这个资料依据“百度百科”。吕恩年龄另有版本，以其自述“1939年我十七岁”而论，当是1922年生；搜索其晚年活动的许多报道，包括2009年“87岁的吕恩”称谓都持此说）。
吴祖光（1917—2003），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2003年4月9日，因冠心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李：认识您快十年了，一直想听您讲讲您和吴祖光先生的故事。现在大家一般只知道吴祖光和新凤霞是夫妇，对吴先生在此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清楚，他本人和您基本上都是避而不提。我想，你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六七年，后来又是友好地分手，其实完全不必回避。对于研究吴祖光创作和传记的专家来说，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挺重要的。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聊聊你们的这段爱情婚姻生活。
吕：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生活美满，我就淡出了。我跟他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我想了半天我们的结合，他对我不错，我对他也不错的。我想，我和吴祖光的感情是朋友的感情。我怎么就没有转换成夫妻的感情呢？跟他，人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好，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呢，就不怎么样了，就又没有那么如胶似漆。我们分开了很好，写信很好，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完美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感情上、生活方式上不一样。我们就走开了。走开以后呢，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李：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吕：我是在1938年就认识了他，是在重庆。1938年夏季，我从沦陷了的老家江苏常熟逃亡到重庆，考取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一年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教务主任，吴祖光在那里当余上沅校长的秘书。他也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国语，后来又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是南方人，跟他学国语。所以，我开始一直叫他“吴先生”，后来关系转变之后，也从来没有叫过“祖光”，有时就连名带姓叫“吴祖光”。到现在为止，提到他还是叫吴祖光。
李：在学校有个人接触吗？
吕：我一到学校不久，就受到邀请，参加了他的一次请客。他就是爱请客，有这个特点。你们不是说他爱请客吗？不是现在爱请客，从小就爱请。1939年，我17岁，他大概21岁，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李：我最近在整理他的日记，是1954年到1957年的，几乎见天就是记着请人吃饭，从夏衍、潘汉年，到黄苗子、郁风、丁聪，还有梅兰芳、齐白石。好像整天就是聚会。
吕：在重庆时他就是这样，有了钱就一天到晚请客吃饭，他感到开心。
李：真正开始来往，或者说你们成了朋友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
吕：那是到离开学校以后了。1943年，我从学校出来到了中央青年剧社，当职业演员。他后来也从学校来了，好像是当编导委员，反正位置比我高。这时，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是同事关系了。从那时开始，他对我不错。他开始写《牛郎织女》，在重庆写的，完了之后，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是张骏祥当导演。《牛郎织女》赚了钱，我们都参加平均分配。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就胡花，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每天去逛街吃包子。后来，小丁、我、吴祖光三人就说到青城山去玩。青城天下幽嘛。我们三人就去了。
李：这次青城山之行，您对吴祖光有什么印象？
吕：这一段，我们大约玩了十六天。吴祖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像郁风那样，一堆人总是能看到郁风，吴祖光不太出头的。
李：从青城山下来，你们就成为朋友了？
吕：在青城山不算，回来后这时开始通信，就算做了朋友吧。
李：看来你们的爱情与四川的名山大川关系密切。
吕：也是机缘吧。1944年八九月间我回到重庆，吴祖光没有回去，还留在峨眉山写剧本。是宋之的把我送到“二流堂”去。那时，高汾还没有去，我和郁风的妹妹一起住。唐瑜的房子叫碧庐，那里的故事可多了。
李：我写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还编过一本关于“二流堂”的书，书名就叫《依稀碧庐》。我觉得“二流堂”里的你们这批人很有文人特点，值得研究。要是能拍一部“二流堂”的纪录片，其实也很有意思。吴祖光什么时候来和您在“二流堂”会合？
吕：吴祖光到冬天才回来。回来他也住了进来。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我很奇怪我的感情，很有意思。他对别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我就是不嫉妒。一堆人一起玩玩挺不错就是。走开了也想。他比我大四五岁，给我很多帮助。他中文底子深，语言也很好。我是江苏常熟人，学表演，他就纠正我的语音，像卷舌音我就发不好，教我念儿字化的绕口令，如“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他还教我写字，大字小字都写。我很听他的话。他还鼓励我记日记。挺好的。但就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两人后来就不干了。就这么一种关系，很多人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孩子。他没有提出来正式结婚，我也没提，也不想结婚。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李：就是说在1944年冬天，你们在“二流堂”开始一起生活。
吕：是的。半年多之后，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我和秦怡坐汽车回上海。我们先动身，他后到。吴祖光是坐飞机到上海，结果他比我还早一个月到上海。
李：听丁聪说过，你们是在上海举办的婚礼。
吕：开始还没有准备结婚。但又为什么正式结婚呢？到上海后，我回常熟家乡去，这时发生了一个重要插曲，促成了我们的正式结婚，而且是三天之内决定的。
我有一个同乡表兄，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学气象的，抗战八年期间当空军，他到印度一个基地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很荒凉的地方。他是个孝子，有兄弟两个，都出来了。抗战期间母亲在家乡病了，找了一个女孩子照顾她，母亲病好了后和这个女孩子相依为命。这个女孩子不错，他妈很喜欢，就写信给儿子说是替他定亲了。表兄非常孝顺，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回信还是同意了。过了几个月，他母亲要把女孩子送到重庆，但走到半路没走成，又回到了常熟。表兄给我写信说到这件事，说战争无望，他让他母亲还是把那个姑娘当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样他就了了一桩心事。这个表兄告诉我这个事，他其实对我也有意思，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过去后，他一直和我通信。吴祖光也知道这件事。我回到常熟，上午到家，下午表兄的母亲就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些事，问我他儿子的情况，我说他没有别的女朋友，要通信只是和我在通信，他呆的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她们走了之后，我母亲就说我：“你这个傻瓜，她就是来探你的”，因为外面有传言，说我和那个表兄已经生了孩子。我说：“去他妈的！”我说，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人，只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寂寞的，与我通信，我就回信而已。母亲说：“你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嫁出去。当时不愿嫁出去，还自杀过一次。”母亲警告我：“你可不能跟他好，不然要出人命！”正在这时，吴祖光到我家来了。
李：你知道吴祖光要来常熟吗？事先约定的？
吕：事先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的。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母亲对他很满意，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这个人不错，跟我谈得不错，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说，怎么一下子就说要结婚呢？母亲说：“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不然，你表兄回来又要追你，事情就闹大了。”我想怎么办呢？后来想通了，结吧，反正我们已经好几年了，感情虽然不是那么深的，但还是有感情的。我是个女孩子，不结婚挺麻烦的，老是被人追来追去的，也不好。结了婚以后，我可以专心搞事业。就这样，我决定结婚，回到了上海。就这么结的婚，当时很理智的。
李：对你们结婚，上海的朋友们好像都很高兴，前几年冯亦代也曾同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婚礼准确时间是哪天？在哪儿举行的？
吕：1946年3月，在上海梅龙镇饭店举办的婚礼。证婚人是叶圣陶、夏衍，是冯亦代、丁聪他们几个人张罗筹办的。重庆的那批朋友都来了，还有话剧界、文学界的朋友。1946年我25岁，在重庆时我和吴祖光是同居，现在是正式结婚了。那个时代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李：你和吴祖光在一起一共生活了多久？
吕：如果从1944年在“二流堂”住在一起算起，到1950年分手，应该是6年。在这之前，只是朋友交往。我回想一下，1943年开始和他来往密切，到1946年这4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他的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他写了《少年游》、《牛郎织女》、《捉鬼传》、《嫦娥奔月》，好像还改编了《红楼梦》。这四个戏都演出了的。
李：你出演过他的多少戏？
吕：我总共演过他的三个话剧《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三部电影《山河泪》、《春风秋雨》、《红旗歌》。最后一个就是1950年解放以后新中国的电影《红旗歌》。
李：你们在香港和潘汉年、夏衍他们来往多吗？
吕：我和潘汉年认识，但不像吴祖光和他那样熟。我和夏衍很熟，叫他“干爸爸”。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秘密的事情还要我做。1948年中秋前后，拍张骏祥导演的《火葬》，要到北京拍外景。那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我要走的头一天晚上，夏衍来找我。过去他每次来都是找吴祖光，谈他们的事，他一来，我就走到一边去。所以这次，我一看他来了就又要走开。夏衍马上说：“吕恩，今天你别走，这次我找你有事。”那时从香港到北京，要先坐霸王号到上海，停一晚上，然后再去北京。他说：你在上海住一晚上，替我办四件事。一，先去找于伶，把他约出来，要他转告阳翰笙，赶紧离开上海，到香港来；二，告诉陈白尘，要他隐蔽起来，这个你可以去通知；三，叫刘厚生等四个人，赶紧到苏北解放区，找什么人联系；四，带一封信给王苹，这封信是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宋之的写给妻子王苹的，先带到了夏衍手里。我们剧组到北京拍外景只有四个人，我、白杨、陶金，还有美工秦威。一个多月后，我回到香港，夏衍拍拍我说：“吕恩，干得不错！”我说：“干爸，奇怪，你怎么要我干？怎么不要白杨干，她比我细心。”夏衍说：“你糊涂，胆大。”他真教我怎么做。去上海前，他说带那些东西，不要让海关的人查，宁愿多送钱。
李：你和吴祖光分开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
吕：我们分手，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同。我这个人脾气挺怪的，他后来越来越红，名声越来越大。和现在的演员不同，我那个时候不想靠着导演上去。我要上去，要靠我自己的演技、靠自己本事上去，不能靠丈夫的关系上去。他越是红，我就越不习惯叫我“吴太太”，我不知道是叫我，香港那个地方喜欢这样称呼，而我喜欢人家叫我“吕恩”。
吴祖光这个人有一个好处，人缘很好，随和。他不像张骏祥，张骏祥脾气大。吴祖光是什么人都能交，各种人物都能交。吴祖光的朋友真多！他女朋友也不少，当然和凤霞结婚之后不一样了。在我之前，他有一个女朋友，和新凤霞样子不一样。她大大个子，是打篮球的，是他在北京孔德中学的同学。在重庆他们也是挺好的，我们也经常来往。
我们是在拍《虾球传》时决定分手的。后来，我还参加拍摄他的《红旗歌》。我们是很友好地分手。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没有吵。我们两人分开，夏衍和那些朋友他们都理解。夏衍说：他们性格不一样。
李：你怎么看待他后来和新凤霞的婚姻？
吕：我觉得他最后找到新凤霞，是找对了路子。为什么呢？吴祖光他喜欢北京的生活气氛，那种调子。我比较海派一点儿，他和丁聪都喜欢京剧，在上海时，他们带我去听京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看麒麟童的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他就说：对牛弹琴！我就说：“下次别带我去看了，带我跳舞去。”这样，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行。
李：你们分手后就离开香港了？
吕：我跟他分开是在1950年演完《红旗歌》之后，他是1949年七八月份回到国内，我是1950年初回来的。我先从香港到长春，后来到北京就分开了。在香港，我们其实就分开了。开始他不愿意分，说国内的事情还是回到国内去解决。回国后，我又参加了他导演的电影《红旗歌》。拍完之后，我就到了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上了一年学。后来，他从东北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他比我先结的婚，1950年。他结婚时我们也是礼尚往来，我送了礼，但我没有去。
李：离婚后还有来往吗？
吕：他还来看过我。我在西苑革大学习的时候。那时我抽烟，他送我一条烟。他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不知道。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都忘了。我们一起到颐和园去，当时我就提出来，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以后你不要单独来看我。他说：“为什么呀？朋友还是可以的。”我说：“我不要。你现在的婚姻很美满，我知道。新凤霞很爱你，爱情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我就不要做那粒沙子。我们以后在大众的场合见面是可以的，就不要单独见了。我拒绝了他，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单独见过。除了吴祖光以外，我和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很好，吴祖康、吴祖强、吴祖昌我们都来往，叫我“吕姐”。他的姐妹在昆明的、福建的，到北京来总是要找我。我们成了好朋友，整个吴家，FAMILY都是我的朋友。很有意思。
李：有一次你说过，你们之间有过一个疙瘩。
吕：是这么回事。1949年我们分手，他从香港回来时，经济上非常不行。那时导演接戏按整部戏的标准领取费用，演员则是按月拿薪水。一部戏拍的时间长了，导演的钱反倒没有我们当演员的多。比如说一个戏导演拿一万元，一个月是这么多，半年也是这么多。当时张骏祥和白杨在一起，他就说：“我穷得要死，白杨富得要命。”吴祖光和我也是这种情况，虽然我没有白杨拿得多，但旱涝保收。他的钱已经用光了，要回去。我们把房子抵掉了，有几千块吧，我都给他了。还是不够，我就买了一个莱卡相机送给他，很贵的。我说：“吴祖光你走了，我送你一个照相机。为什么要送呢？你是当导演的，回去后拿来拍戏采景用。”除了相机，还有一套辅助设备。他也挺感动的。后来，他和新凤霞结婚，人家告诉我，要在欧美同学会那里举办婚礼，两个人没有多少钱，把我送他的相机卖了用来请客。我心里挺不舒服的。心想我是为你工作送你的，结婚干吗卖了，多可惜呀！我不痛快，后来我告诉郁风，她批评我心眼太小。她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的就怎么的？”我想想也是，我送给他了怎么能限制他呢？所以现在也觉得没什么。
李：和他分手后，你自己的生活怎么样？
吕：我后来结婚的先生不是文艺界的，他是胡蝶的堂弟，叫胡业祥，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打过二战，打过日本人。后来参加起义，改行了，不用第一技术，让他用第二技术———英语，到体育总局当英文翻译。前两年去世了。我们有一个儿子。
李：我见过你先生。大概1994年，那次在夏衍家“二流堂”老人们聚会，我也参加了，你和你先生一起来的，吴祖光也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有没有因为他的事情遇到麻烦？
吕：分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除了老朋友，他的新朋友我后来就淡出了。他在电影界，我在话剧界，隔行如隔山。北影属于中央部门，人艺属于北京市，一些活动也不在一起。偶尔有文艺界联欢活动，会碰到吴祖光和新凤霞，但都是寒暄。我这个人是淡出的人。“反右”时我正坐月子，过后才知道吴祖光在文联礼堂挨斗了。“鸣放”时一次活动也没参加，一次会也没有参加。我的许多朋友都成了“右派”，我要是参加了活动，恐怕也跑不掉。“人艺”的领导来问过我，批判吴祖光你有什么事情要揭发的？我说，我没有什么。
李：许多年过去了，你能再说说你对他的印象吗？
吕：吴祖光是个天才，才思敏捷。我跟他说，你怎么不用功，他说用不着用功。他说：“我奶奶是有学问的人，我小时候，她坐在炕上，盘着腿，拿一大堆铜钱，要我背古诗，背一首拿走一个，把这一堆拿完就可以出去玩。”他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童子功好。这个人有意思。说他神童不假，我看他写东西不痛苦的，玩着玩着就写出一个剧本。人家写东西都得构思呀，他不，脑子确实好用。后来变成一个痴呆，真是可惜可怜。
吴祖光还有一个特点，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同情弱者。我记得在剧校时，有一个工友，叫老黄，大大的个子，农村来的，我们女孩子们调皮，都叫他“奥赛罗”。学校在江安，我们后来到了“二流堂”。那时重庆经常抓壮丁，他来找吴祖光，说家里回不去了，回去要抓他的壮丁。吴祖光就把他留在“二流堂”当男佣，替我们挑水，做饭。还有一件事，他们家在江安时，他家里的一个佣人，是个男孩子，被抓壮丁，他去抢回来，把保长他们痛骂一顿。打抱不平。
李：晚年他和超市打官司的事情，你知道吗？
吕：我知道这件事，花费了他不少精力。他就是这个特点。
李：你保留有和他一起的照片吗？有结婚照吗？
吕：我们没有结婚合影照，可见不重视。真是没有。我翻出这一张，在水里的相片。1948年，拍《山河泪》时，热得要命，拍完我就跳到水里，他给我拍的。他很喜欢这张，以后放在了他的床头。真是没有合影。他那里有没有我不知道。这是我演他的《嫦娥奔月》中的主角，1946年，在上海兰心剧院，服装还是小丁设计的。
李：他给你的信还保留着吗？
吕：一封也没了。他写给我不少信，当时也给秦怡写了不少，给我一封，给她一封。我问秦怡，吴祖光的信还有没有，她说也没有了。他的信写得真漂亮，很美，很有感情，看他的信，是一种享受。
李：你的日记还有吗？
吕：“文化大革命”时抄光了。那些都是吴祖光鼓励我写的，我还养成了写的习惯。我想，吴祖光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认识他，那不知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走另外一条道路。是不是？我想想，还是很感激他。我想了半天，吴祖光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新凤霞去世之后，他已不再能说话了，是唐瑜米寿，高汾的女儿召集的聚会，在“夜上海”。吃饭之后，唐瑜的夫人叫我，说：“吴祖光要和你照张相。”我当时愣了一下。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当时不怎么说话，只吃饭。就这样，他拉着我的手，和他照了一张相。
李：那天我在场，是1999年。这可能是吴先生病逝前最后一次参加“二流堂”的聚会。很有历史意义。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吕：在他去世前一年，2002年吧。我和吴老二吴祖康很好的，我常去他家看他。一次，我在他家，正好吴祖光的儿子吴欢来电话，他听说我在，就说：“要吕阿姨别走了，我请她吃饭。”他就来了，我们一起在旁边的饭馆吃饭。我问他，他爸爸最近怎么样，他说有两个保姆在照顾。他说，过两天我们要一起聚聚。他说要请我和他爸爸到他的新居王府花园去玩。过了几天，他来车先接我，然后到东大桥接吴祖光。那时吴祖光已经完全痴呆了，是被背下楼、背上车的。虽然痴呆，他还认得我。他看见我就这样呆着。他弟弟祖康指着我问他：“你认识她吗？”他点点头。他还认识，他不说话了。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轮廓变形了。我很难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