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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宋朝词人
两宋在历史上的地位仿佛颇为尴尬，论威势不及汉唐，论疆域不及元清，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般都是岁币，偏安，求和，内耗，亡国……种种耻辱的烙印，使“偃武修文”于两宋成为一种讽刺，使“积弱不振”于两宋成为一个定性。两宋又是堪称精致优雅的时代，也是堪称奇特峥嵘的时代。两宋拥有不世出的名将，拥有超古迈今的政治家，拥有最杰出的天才文人、英雄词客……虽然这一切，没有挽回这个朝代的衰弱不振，没有挽回最终亡国的命运，如此令人痛心疾首，惨烈不堪，以至于后人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在两宋灭亡之后，成为遗民词人的刘辰翁，写下这样的句子：“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繁华归于落寞，精雅摧成残破，可是就算尘归尘，土归土，也有人始终记得，那三百年的梦幻之间，有多少值得所有人沸腾一腔热血去维护的美好，又有多少在外敌逼凌与上层腐朽双重作用下轰然毁灭的美好。纵使天上渺茫，人间无路，梦里成空，毕竟也能够存留在心里，定格在笔下。那一阕或缠绵或激昂，或清丽或雄壮，或欢愉或悲凉的词曲，那隐藏在词曲之后的形形色色的面容，种种般般的性情，悲欢苦乐，浮沉遭际，在打开词卷的那一霎，会又重新生动鲜活起来。例言：因为是宋代词人，所以身份当属于五代的李后主不算，虽然他生活的年代也入宋初；金代的元好问等人也不算，虽然他的生卒也与南宋平行。从王禹偁起，到宋遗民词人结束。按时间顺序排列，原则上取比较知名的词人，和有故事可说的词人。
王禹偁（945-1001）巨野（今属山东）人。晚贬知黄州，世称王黄州。《宋史》与《东都事略》有传。著有《小畜集》。存词一首。偁字的读音是"chēng",同"称",特此说明
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
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说王禹偁是词人，其实并不十分符合，他以诗文著称，所填小词存世的仅仅只有这一首，但就这么一首，还占了个“最”字——最早的宋人小令之一。只要我们翻开按年代次序编的宋词选、宋词三百首之类的书籍，放在第一首的一般都会是他这首《点绛唇》，王国维说：“词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死的时候王禹偁已经二十多岁，正是北宋第一代的文人，继了李后主开拓的“士大夫之词”的境界而创作，这一首词深有文人词的特色，笔调清新淡雅，一改宋初时词坛上尚沿袭的五代柔靡艳冶之风，所以他的词虽仅此一例，在宋词坛上还是值得提一提的。其实王禹偁出生的那一年，离宋太祖立国还有六年，这一年李煜还做着南唐国主，娶了大周后，然而等到王禹偁进士及第的时候，已经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李煜被牵机药毒死已经五年，新时代的新文人，刚刚成长起来，宋代文学的新气象，也正等待着他们来创造。
宋代拔取进士不象唐代重视品第，所以寒士进入仕途的情况开始大大增加了，王禹偁就是一个平民之家的子弟。据说他家里以磨面为生，但这个平民子弟天生聪慧，七八岁已经能做文章，他是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当时任济州从事的毕士安（字文简，后来位至辅相，曾推荐寇准为相，是个善于选拔贤才的人听说了这个神童，将他找来，因为他家里以磨面为生，就命他作《磨诗》，这个题目不无揶揄的意思，王禹偁却毫不思索，脱口吟出了一首绝句：“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明是写磨，句句却包含人生哲理，毕士安当然大为惊异，留他于子弟中讲学。有一天太守在席间出了一个对子：“鹦鹉能言争似凤。”坐上的宾客都对不出来。毕士安回家将对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就接着在下面写：“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又一次的惊服，叹息说：“真是经纶之才啊！”他和太守在一起赏白莲的时候提起了这个诗才敏捷的神童，太守便即召王禹偁前来，即景命题，让他咏白莲诗，王禹偁又来一首五绝：“昨夜三更后，妲娥堕玉簪。冯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太守也叹服为天才。
王禹偁的敏捷诗才，给自己争取到了良好的待遇与进身的机会，一直到中了进士后也一样如此。当时的皇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才名，召来面试，选拔他作了右拾遗，在史馆任职，还有“赐绯”的待遇（就是赏穿红袍），历来成例，赐绯者，给配的衣带是涂金银带，太宗却特命给他一条文犀带“宠之”，在当时的士子眼里，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恩遇了。据说他在太宗面前也有即景成诗的故事：宋太宗有一回宴请百官，这种宴席上一般是即兴赋应制诗的，太宗耍了个花招，前一日看见王禹偁在宫禁中喃喃吟咏，知道他在预先作《赏花钓鱼》诗，知道其他的文官大概也押了一样的题，于是第二天宴席上临时改题，要求作《千叶石榴花》，百官一时都慌了手脚，事先拟好的作品拿不出来，只有王禹偁飞快的写了一首应景的七绝：“王母庭中亲见栽，张骞偷得下天来。谁家巧妇残针线！一撮生红熨不开。”太宗拿着诗，赞赏说：“这才是真才实学啊！”——当时百官里面有没有人从此嫉恨，不得而知，但王禹偁如此才华，也得帝王赏识，仕途却一直不顺，难说不是有着锋芒毕露得罪了同僚的缘故。
王禹偁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中了进士，起初做成武县主簿，次年即以大理评事的官衔做苏州长洲县的知县，端拱元年（988）入朝做右拾遗，五年内从地方进入中央，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他让宋太宗赞赏为“真才子”，也正是在这一段任职京官的期间，但只在三年之后，他就因为徐铉辨诬被贬到外地，做商州团练副使。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四年后，至道元年（995），王禹偁复入朝，拜翰林学士，不久便“坐谤讪罢”，外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就是欧阳修做《醉翁亭记》的地方），未几改扬州。宋真宗即位将他重新召回朝廷，修撰《太宗实录》，他却由于秉笔直书，犯了忌讳，再度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也是最后一次。
王禹偁最后一次被贬出京城，走得既荣耀而又惨淡，当时任翰林学士参政的苏易简做主试官，一榜选拔了进士353人，可能都是文人的缘故吧，苏易简同情王禹偁，虽然对他的贬谪无能为力，却愿意对这位老学者表示最后的一份敬意，他上书朝廷：“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行于郊。”于是一共353名新榜进士，奉旨送王禹偁出郊，在官桥拜别，不知道王禹偁看到这一番场景，是否百感丛生？他口占一绝，托状元孙何致谢苏易简，有“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的句子，既有对苏的感激，也有老景将至的喟然。因为他是在修实录时直言犯忌得罪遭贬，当时的宰相也对他“不悦”（大约也是王禹偁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吧），一时纵使是亲朋好友，也畏惧时势不敢接近他，惟有窦元宾拉着他的手在阁门前哭泣感叹：“一再贬谪你出外，这难道是命运么！”王禹偁有感于人情冷暖，也感激他替自己报不平的意气，日后曾经写诗相谢：“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这个窦元宾出身名门，是五代汉宰相窦正固的孙子，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他不喜欢修饰自己，老是很久也不洗澡，体味不雅，当时人给他取了绰号叫做“窦臭”，可见一贯我行我素，也是个有意思的人物。被贬黄州之后，按例得向朝廷上谢罪表，王禹偁的表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宣室鬼神之间，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唯期身后。”前一句是用了贾谊的典故，他曾经向汉文帝讲鬼神论，使皇帝“半夜虚前席”，听得极其入神，最终却死于贬所长沙；后一个典故是司马相如，他死后汉武帝派人到他家求取遗文，惟有数卷《封禅书》进奉。这两个典故都关乎死亡，十分不祥，语气也很悲凄，宋真宗在历史上还是一个好文学并爱护文士的皇帝，读了之后被其中的悲词打动，想把王禹偁调到近处来。这时黄州当地又发生了件事儿：两只老虎争斗，一只吃了另一只。本来这在动物界不过是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但古代人比较迷信，将两虎相争看作是上天的警示，须得占卜吉凶，占卜者说：“这表示黄州的知府将要有灾祸！”——大约占卜者知道宋真宗的意思，有意顺着帮忙吧。真宗立即下令调王禹偁到蕲州（属湖北），可是敕令才下，王禹偁已经去世，终于还是如表中谶言死在了黄州的任上。其实是一再的折搓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未满五十而终，跟所谓谢表谶语、黄州虎斗的警示并无必然联系，即使他接到旨意前往蕲州的话，也未必能够等到回朝的那一天，而若是去了蕲州并殁于当地的话，按古代称谓规则，后世对他的称呼就得改作“王蕲州”了。
王禹偁在黄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他的文集就是在那时编成，名为《小畜集》，这个集名据说是他以周易占卜，得到“小畜”的卦象而取（这个卦象的意思，注解为“不足以兼济也”，是否可以认为王禹偁心里仍然未忘怀兼济天下之志？）。他在黄州写成了千古名文《黄岗新建小竹楼记》，有一段话可谓脍炙人口：“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这样清幽雅致的环境，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和他早年供职内翰时所写《待漏院记》，议论宰相职责，为天下、为苍生谋事的抱负似乎已经相去甚远，苏东坡说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在黄州的王禹偁，到底是晚年心境已转为平淡恬然，还是一身刚性在无可奈何之际而遁于隐？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他深爱自己建造的竹楼与无愠斋，曾经郑重其事的作记告诫后人：“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为厩库厨传，非吾徒也！”反对将自己的小楼和书斋改造成马厩仓库厨房等，可是到北宋末年，竹楼已然毁损，无愠斋则真的成了马厩，那块刻着王禹偁所作“记”文的石头，正被厨师拿来压羊肉，后人很是感慨：“元之（王禹偁字）难道是先知么？还是一语成谶？”其实，这一切无关什么先知或命定之类的神秘性，而是人事变迁的常理，王禹偁在作记的时候，多半也料知了竹楼书斋的结局，愤慨么，痛惜么？就象石头上的棱角终于会在风波中渐渐磨平消失一样，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都无从更改，他也惟有接受贬窜在生前，接受陵夷于身后，唯一不能磨灭的，大约只有他在文坛上的开拓之功、熠熠盛名了。
王禹偁的诗歌创作学习白居易，宋初诗坛上各种“体”（也即是诗歌流派）甚多，学白居易的称“白体”，王禹偁就是白体诗人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在学白体时能够避免语言浅俗的弊病而追求精炼深警，从学白深入到学杜，所以他的成就又使他不能单以“白体”诗人局限之。这一点在他生前就有记述：王禹偁贬商州团练使时，曾经有一次做了一首《春日杂兴》写落花：“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他的儿子嘉佑指出：“老杜曾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与父亲的诗句很相似。”请他改了这句诗，王禹偁反而欣然说道：“我所作诗句的精诣，竟然能够暗合子美么！”并不改诗，却又做了一首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对自己诗风的“暗合”，其实也就是由学白转而向学杜，他是抱以欣慰的态度的。
王禹偁的诗歌代表作，可以举下面这首七律，也是我最喜欢的宋诗之一：
《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潘阆(?～1009)，字梦空，一说字逍遥，又说自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一说是扬州人。至道元年(995)赐进士及第，晚年遨游以终。工诗。有《逍遥集》一卷，《逍遥词》一卷。今存词10首。
【忆余杭】其二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
三三两两钓鱼舟，
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
白鸟成行忽惊起。
别来闲整钓鱼竿，
思入水云寒。
【忆余杭】其十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
来疑沧海尽成空，
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别来几向梦中看，
梦觉尚心寒。
在宋词史上,潘阆并不特别显眼，虽然有词集一卷，传世的词却仅存十首写杭州风景的《忆余杭》，这是潘阆自创的词牌名，有的词谱将之归为《酒泉子》，是错误的，两个词牌并不相同。据说后世苏轼十分喜欢这十首词，曾经亲手将它们写在屏风上，他的朋友石延年又让画师按词意绘制了风景图。这十首词里，我个人最喜欢“长忆观潮”一首（按：宋代的时候观钱塘江潮胜地在杭州，到明朝以后江水迁道，才变成海宁），当地人水性特别好的称为“弄潮儿”，他们敢在潮水中耍弄各般技艺，“手把红旗旗不湿”，这是何等高明的平衡术！冯梦龙《三言》里面收录了一篇《乐小舍拼生觅偶》（又名《喜乐和顺记》），男女主人公就是在观潮时跌落江中又被弄潮儿救起的，所写的也是杭州钱塘江观潮。因为这首豪迈劲健的词，也因为那个情到浓时“生死风波总不妨”的爱情故事，总想到钱塘江看看，不知能否如愿。
潘阆的诗风，在当时属于“晚唐体”，这一体学的是晚唐贾岛、姚合的诗风，主要人物有九僧、潘阆、寇准、魏野、林逋等。其中以“九僧”最能代表这一派的风格。九僧是：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洲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这九人擅长五律，比较善于炼字炼句，写着写着也就成为一种套路，据说当时进士许洞会集他们赋诗，事先拿出一张纸来约定：“不能犯上面的一个字！”纸上写的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诸如此类的字，众僧瞠目结舌，尽皆搁笔——因为这是他们最常用的字眼，若禁止使用的话怎么作诗？许洞以此来嘲笑他们诗境的狭小与用语的熟套。
但奇怪的是，许洞捉弄晚唐体的代表人物九僧，却对另一个晚唐体的门下潘阆服膺之极，《赠潘阆》一诗里称赞：“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可能是潘阆的性格属于狂放一型，虽然也致力于苦吟，其个性却冲破了晚唐贾、姚“苦心搜索、力求清奇”的小圈套束缚，迸发出奇才异采，令人不得不赞赏吧！王禹偁对潘阆狂放不羁也很欣赏，说他不屑功名，浪迹天涯，逍遥自乐：“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寄潘阆处士》）
可有点矛盾的是，潘阆不屑科举进身，到最后却因宦官的推荐得宋太宗召见，赐同近世出身，做了国子助教。这个推荐潘阆的宦官是王继恩，在北宋初的“烛影斧声”疑案之中，据说他曾有功于太宗即位，因此在太宗朝恩宠异常，王继恩在平蜀中李顺之乱时杀戮甚重，又握重兵久留成都，骄横自恣，太宗死后他阴谋废立太子，未遂，被真宗降罪贬死。潘阆似乎在王继恩倒台前就已经由于狂傲不为世人所容而离开了朝廷，这时因为惧怕受牵连逃入中条山，终于还是被逮捕出山进行审讯，但宋真宗最后并未追究而是宽放了他，给他一个“参军”之职，潘阆晚年仍然过着浪迹江湖、遨游四海的生活，于漫游中死于泗上（在今淮阴），离他的家乡扬州并不远（如果按他的籍贯是扬州来算的话。）和他同是晚唐体一派的诗人魏野、林逋都是著名的隐士，而潘阆其实也可以算作一个真正的心隐之士：虽然也得到功名，任了微职，甚至招过牢狱之灾，但功名和官职并未能拘束住他桀骜逍遥的性情，牢狱也并不能改变他潇洒自如的人生。
宋人笔记《续湘山野录》里记载了潘阆的一件轶事，笔法近乎于小说，真实性大为可疑，却写得十分有趣：潘阆有个好朋友柳开，平素尚气自负，潘阆却对他的自负一向嗤之以鼻。柳开一次赴任途中经过扬州，潘阆是本地人（按这个传说潘阆确实应该是扬州人，有可能是祖籍河北大名，迁居扬州，因为笔记里写“先世卜居于彼”。）当然要来迎接并帮忙安置朋友。官员在道，有专门的传舍居住，按柳开的级别，大约是能够住比较高规格的房间吧，但这间旅舍里的中堂却牢牢锁着，柳开的暴躁脾气立即发作，怒冲冲的向服役的驿吏质问，驿吏回答：“这间屋子有古怪，居住的人都不能安稳，向来没有人敢住的，已经锁了十来年了。”柳开说：“我的文章惊鬼神，名气震夷夏，有什么畏惧！”便命令驿吏开了门户，扫除干净，公然居中而坐。潘阆知道柳开的老毛病又犯了，暗暗想道：“我倒不信还有不怕鬼神的人！”于是找个借口说要回家去，让柳开一个人独宿驿舍，出门前悄悄的个驿吏通了气：“这家伙是我的老相识了，总是说大话唬人，我今晚要整治整治他，你别大惊小怪。”驿吏刚受饱了柳开的气，当然毫无异议，只等着看好戏了。
当晚潘阆着意化妆一番，全身染成黛绿色，穿着豹纹短裤（按：都是原文，看这打扮让人汗，古人也如此前卫），装上两根兽牙，披头散发，手持巨棍——估计这模样也算得上青面獠牙，保管能把人吓出心脏疾病了——从外墙跳入驿舍，高据厅堂屋脊之上。这一夜天公特别作美，月色加倍明亮，照得人毫发毕见，柳开正拖着剑在台阶间转圈逡巡，潘阆猛然捏出怪声大喝一声：“咄！”他这一声喝得煞是恐怖，柳开毛骨悚然，抬头观看，潘阆不失时机又喝了一声，柳开的心脏功能想是比较坚强，倒没有吓晕过去，却也露出了惶恐惧怕的神情，慌忙向这位“神鬼”告罪：“在下只是赴任经过，暂居这里，不敢干犯，还请恕罪！”
潘阆捏着怪声开始一一数落柳开生平所干的幽隐不法的事迹。要知道柳开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凶暴残忍的人物，据说他喜欢吃人肝，做地方知府时常常杀死俘虏或求取死刑犯的肝脏来吃，这绝对是一种变态的嗜好，连宋太宗都无法忍耐想要治他的罪，却因有人从中说情而作罢。柳开平时做这些事，心里肯定也不能无所忌惮，潘阆熟知他的行事，说出来每一件都是柳开自以为隐藏很深的罪孽，自然说得柳开冷汗涔涔而下，身体瑟瑟发抖，最后潘阆厉声道：“我是阴司使者，阴府里因为你的罪孽如此深重，命令我前来索命，这就跟着走吧！”
柳开已经跪拜在地，哀求道：“这些事诚然是有的，只是我的官职还没有去就任，我的家事也尚有牵挂，要是圣者能够高抬贵手庇护我一下，定有厚报！”说着一再磕头，竟然哭泣起来。潘阆停了半晌：“你认识我么？”柳开说：“我是尘土般的下等之人，怎么能识得圣者？”潘阆道：“只我便是潘阆也。”
这一场捉弄以柳开丑态百出而告终，笔记中只写：“柳乃速呼阆下”，立即呼叫潘阆下来，大概恼羞成怒的同时，也不无杀机。潘阆也知道柳开的性格暴躁，当然不至于轻易给他捉住，当夜就悄悄开溜（柳开素来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武艺应该是有的，居然拿潘阆没有法子，我估计是轻功不及他）。柳开羞惭无地，天亮也开船出发，不告而别。此后两人还是不是莫逆好友，这就是老大的悬念了。
注：柳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人。进士出身，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任气自负，具有过人的雄心胆识。他的传说故事在笔记小说中记载颇多，其实很值得挖掘一下，但因为不是词人的缘故，这里姑且就省略了。
寇准（961-1023），字平仲。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元年(1004)辽宋之站中为主战派，力劝真宗渡河亲征，缔成“檀渊之盟”。不久被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封莱国公，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仁宗朝殁于雷州，谥忠愍。现存《寇莱公集》7卷《寇忠愍公诗集》3卷。存词4首。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寇准在历史上，首先是作为一名贤相存在的，他在景德元年初拜相时即值辽兵大举进攻，朝中大臣不知所措者有之，主张西幸南逃者有之，真宗亦举棋不定，寇准力排众议，力主抵抗，促使真宗前往檀洲督战，起到了扭转局势的重要作用。但事后王钦若等反以“檀渊之盟”作为口实攻击他，致使寇准被罢相。晚年被起用后又遭到他一手提拔的丁谓陷害，远贬岭南，客死他乡。他在当时名声满天下，京城的民谣中都唱道：“欲得天下好，无如招寇老。”据说他为官清廉，“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这是在他晚年封莱国公之后，在京城里尚自没有购置自己的住宅，因此上京觐见皇帝时只能住僧寺或租借房舍，当时的著名隐士魏野赠诗给他道：“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这个名声远播漠北，连辽国来使都问通译人员：“哪个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据说真宗听了这话，立即召回寇准，让他镇守大名，作为“北门管钥”，大约也是让契丹人好好瞻仰一下的意思吧。但和魏野的诗句有矛盾的是，在另一些笔记记载之中，寇准却以生活奢华无度出名，宋朝很优待文臣，给他们的俸禄都比较高，寇准又是富贵人家出身，自来挥霍。他最喜歌舞宴集，古代有一种舞蹈叫做“柘枝舞”的，（这是唐朝时从西域传来的一种健舞，柘枝之名，大约来自于起源地“郅支”，在今中亚江布林一带），是寇准的最爱，每逢宴集必命跳此舞，每一舞都要舞上一日才觉尽兴，因为沉溺于欣赏柘枝舞，当时人称他做“柘枝颠”。他做邓州（在今河南）知府时，喜爱夜宴，常常通宵达旦的饮酒作乐，而且不点油灯，全用蜡烛，官舍到处灯烛通明，每次宴会结束，连厕所里的也能看见烛泪成堆，可见浪费的程度。据说邓州的花蜡烛名著天下，连京师里都制造不出来，这制法就是寇准所传的。一方面奢华享受，另一方面却又毫不置办房屋田地等不动产，这岂非是矛盾之极？
清人杨潮观撰有杂剧《寇莱公思亲罢宴》，写的是寇准自幼丧父，由母亲供养成人，做了宰相后却习气奢华，为了做生辰而大肆铺张，寇家老婢以其亡母生前的贫苦事迹告诫之，寇准思念母亲，痛哭流涕，当即罢宴自责。作为戏曲来说，提倡孝思与简朴，写得颇为动人，却与历史上寇准的真实情况有所出入。欧阳修说寇准“少年富贵”，又提到他“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都十足是一个纨绔子弟的形相。据说他的母亲管束他极为严格，因为他“爱飞鹰走狗”的浪荡行径，怒极用秤锤砸过去，打得他脚上流血受伤，从此才开始认真读书。到他贵为宰相的时候，母亲已经亡故，寇准怀念亡母，一摸到脚上伤痕，就禁不住流泪。这个故事里寇准的孝思也足动人，却与“思亲罢宴”并不是一件事。
对寇准的挥霍奢华而进行劝谏的事情，笔记中也有记载，主角却是他的妾蒨桃。这个女子聪慧能诗，大约出身下层，也深知劳动的辛苦，在一次宴会时，寇准赠了歌妓五匹绫。（古时布帛也当作货币使用，约略估计，真宗朝的丝帛价格在每匹700-800文之间，而米价为每石600-700文吧（也有说法宋初米价才300左右），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如此计算，五匹绫的价格还是极其惊人的，寇准确实有一掷千金的味道。）蒨桃认为这样毫无意义的挥霍，是对辛勤劳动者的不公，于是作了两首诗劝谏，其一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我小时候就被家父提着耳朵命令背诵过这首绝句，从中学习“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意思涵义，当时的思想自然是站在蒨桃一边的，认为“美人”只唱了一曲清歌便轻易得到织女辛苦劳动的成果，很不公平，现在倒觉得各有所值，物价应该根据市场规律，凭什么唱歌就值不到那个价呢？呵呵，人的价值观果然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环境的改变而颠覆的。寇准看到两首谏诗，却并未动容，只是和诗一首：“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蒨桃的诗中在为织女抱不平，寇准回答的却是自己要及时行乐，似乎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但细味寇准的和诗，却能从他的诗中看出深切的颓丧来，从而对他生活奢华之下隐藏的苦痛闷烦，能有一个较好的了解。
“将相功名”，寇准一生，入相封爵，也可谓风光之极，可是在仕途上，却是一个失意者，他有着极其刚直的个性，或许也难免有求名以冀垂千古的想法，但在危急的情况下力主征战，挽回了北宋一面倒的颓势，结成的“檀渊之盟”，虽然有“岁帛”损失（其实寇准本人是极力反对给辽银绢的），但也带来了辽宋之间的百年和平，王钦若等人却以此为攻击，说他只图自己邀名，却不惜将皇帝置于极度危险之地，是在拿皇帝做为赌注孤注一掷，这种谗毁确实能够打到君王内心深处，因此寇准成了一个被罢职的功臣，情怀的郁闷可想而知。此后宦场起伏，屡屡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许皇帝对他也不无忌惮之意，直到晚年尚不宁静，这样情况下的寇准，即使还怀着一腔刚直血性欲待用世，又何处可施手脚？大约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就很容易遁入“醇酒妇人”（这是信陵君的典故，他为魏王所疑，晚年不复问事，纵乐而终）的道路去，“人间万事何须问”，其实也是欲过问而不得。寇准晚年为丁谓陷害，其实背后有真宗刘皇后的意旨，平心而论，日后谥为章献的刘后，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颇为精明能干的女性政治家，她并不象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那样纯是一个毒妇，寇准与刘后的矛盾牵涉较复杂，我不太熟悉政治，所以无从置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蒋胜男的《大宋女主刘娥》，对这一段史事讲述得很详细，呵呵）但民间的舆论，显然比较倾向于寇准，因此近世学者孙楷第对“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演变考证里，认为忠心护幼主的寇承御即是影射寇准，这也算是有趣的考据吧。
蒨桃虽然不能十分理解寇准沉溺宴乐时的复杂微妙心情，却也不失为他晚年的心灵伴侣，可惜这个灵慧女子未能相随寇准以终老。在寇准晚年贬谪岭南的时候，途经杭州，蒨桃重病不起，竟然就此香消玉殒。她临终前嘱咐寇准：“我是好不了了，希望能葬我在天竺山下。”并且说：“相公珍重，你也快不久人世了啊！”寇准暮年与爱妾死别的悲痛，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前面那首【江南春】词，我们也无法判定一定是这一次道经杭州时所吟咏，我们只能从如画词意中看见一腔思归之情，平生刚肠，到此化为清丽温婉的低吟，真是铁石人亦有妩媚语啊！
林逋（967-1029），字君复，钱塘人。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终身未娶，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后人称林处士。有《和靖先生诗集》，存词4首。
【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送迎，
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头潮已平。
林逋在文学史上，首先是以隐士诗人而著称的，他写诗不喜保存，随写随抛，并不希冀留名于后世，临终前自书一诗云：“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评者认为比之王禹偁的谢表：“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报。”一句，品格更见高迈。但王禹偁为宋室之臣子，林逋做人间之隐士，志向与要求均自不同，也不必一概而论。林逋的诗集是后人收集而得，一共300多首，而填词在当时犹视为小道，存留更少，《全宋词》仅见4首，其中一首还是那篇著名的《山园小梅》，当作《瑞鹧鸪》这个词牌来传唱，按严格要求，他的词作只应该算作3首。其实说到林逋，《山园小梅》一首无论是诗是词，都必然无法回避不提的，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被推为咏梅绝唱，后人甚至评为：“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林逋这一联并非原创，而是本于江为的诗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但原作分咏两物，仅是写景而无意境，林逋只改动了两个字，却是神韵特出，有点铁成金的妙处。另外在意境上，也偶有人讥议，如王居卿就曾在酒席间对苏东坡议论：“林和靖梅花诗里‘疏影’、‘暗香’一联，作为咏杏花、咏桃李的诗也可以呀！”苏东坡是个幽默的人，没有直接争辩，只是说：“当然是可以，就怕杏花李花不敢承当！”满座大笑，估计王居卿当时也只有讪讪无语。而《带经堂诗话》里对诸如此类的议论就毫不客气的驳回去：“《陈辅之诗话》里说和靖的梅花诗描写近似于写野蔷薇，这种说法连诗人的意境都没有深入的理解：
‘疏影横斜水清浅’，野蔷薇能有这样的潇洒标致？”
不管后世怎么评论，林逋的梅花诗，确实做到了后无来者的地步，这“疏影”、“暗香”二语，也成为梅花的专用形容词，移去形容别的花都不可。南宋姜夔的自创调词，名为《疏影》《暗香》，一看就知道是咏梅词，张炎想改咏荷花，便将词牌名改成《红情》、《绿意》，不便照样沿袭旧名。对于梅花来说，虽然“自从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甚至被公然认作妻室，但能有这样风雅高洁的赏识者，总比只解嫁东风的桃杏要欣悦得多了！千古惟有梅花能当此咏，也惟有林和靖能当此花，不然的话，随便换一个人再学他称“梅妻”试试？即便无人嘲笑，只怕自己也会醯锰笕弧。林逋终身未娶，当然也没有子孙，这一点人人皆知，可是又偏偏有人自认是他的后代，明代诗人陈嗣初曾经接待一个自称是林逋十世孙的人，并不说什么，只是拿出《宋史·林逋传》来让他读，读到“和靖终身不娶，无子。”这一句的时候，来客不禁默然。陈嗣初大笑，赠了一首七绝给他：“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自是闲花草，不是孤山梅树枝。”嘲讽得可谓尖酸。
但现代人也有对林逋的传说提出质疑的，理由便是他所作的这首小词《长相思》：“都说林和靖终身不娶，方有‘梅妻鹤子’之说，我却终有疑惑：那个终身只爱草木禽羽的人，果然能写出《长相思》来吗?……想来，处士林和靖也是有眼泪的，也是有爱情的。梅可爱，鹤可爱，但终究是人最可爱。……在我，却是希望隐士有后的。绝人情爱的隐士，终不如增人情爱的隐士更可信呢……”写这一段话的，是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士，也许出于女性的心理，更希望理想中的人物更带有儿女柔情吧。我则以为不然，为什么林逋“梅妻鹤子”，便是“终身只爱草木禽羽”，无情于人，便是“绝人情爱”？林逋并没有提倡不婚主义远离家人，我们看他的诗集，对自己的侄儿也爱护关怀，他的不婚，他的寄托情怀于梅鹤之间，为什么就一定要视作乖僻不近人情？读他的小词，可以见出他对人间的情爱怀有一份宽容体贴之心，他个人的不婚，也许只不过是没有遇着自己的那杯茶而已，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林逋并非隐居而抛弃婚姻，因为做隐士只需要“不宦”，并不需要“不婚”，与林逋同时代的隐士杨朴，就有妻子，在他被召到朝廷之际，还能写诗调侃之：“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如此诙谐别致的送行诗，视帝皇召见的“恩宠”为“捉将官里去”的灾祸，使得宋真宗也无奈而失笑，只有将杨朴放还回山。突发其想，如果林逋也遇见这样可爱的陪伴自己隐居的妻子，是否还会坚持抱着他的独身主义？按：似乎近些时争执林逋究竟有后代与否的文章也不少，亦有人执家谱称为林逋后代，其实也没什么可疑，因为据当时记载，林逋身后有亲属为之“立后”，依古代人重视香火传承的观念，被立为林逋之子嗣的人（多半是他的侄辈），自然也可以名正言顺的称为林逋后人了，只是从血缘上来看并非他的直系后代而已。
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钱塘人。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归宋，由武职改文职，累迁翰林学士枢密使，参与编修《册府元龟》，与杨亿、刘筠等唱和，诗歌结集《西昆酬唱集》，此派诗风遂号称“西昆体”。著有《拥旄集》、《伊川集》。存词2首。
【玉楼春】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
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钱惟演在宋史的记载上，不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士，他最初附和丁谓，与他结成姻亲，丁谓排挤寇准，他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故意在题名册上将寇准的名字删去，称之为“逆准”，是标准的反面嘴脸。后来丁谓得罪，他害怕被牵连，又转而排挤丁谓，又是十足的小人作风。宰相冯拯厌恶他的为人，于是进言说：“钱惟演的妹妹嫁给了刘美（章献刘太后的兄长），是太后的姻亲，不宜参知机政，请将他外放。”于是被改任大军节度使，外知河阳。他和刘太后结亲，又为自己的儿子娶了仁宗郭皇后的妹妹。刘后逝世，他的靠山倒台，十分惧怕，于是上奏请将刘太后、李太后（仁宗的生母李宸妃）一起配享真宗太庙，希冀能得到仁宗的欢心，又有和李后族人结亲的意图。结果被御使中丞冯讽弹劾：“擅议宗庙，且与后家通婚姻。”落职外任，不久郁郁而终。
当时朝中大臣想必很看不起他，在谥号的问题上也故意给他以难堪，建议谥“文墨”，因为按《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败官曰‘墨’。”前一字尚是赞扬他学术不凡，后一字简直就是丑诋。古代人最重视“盖棺论定”，这种谥法无疑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羞辱，钱惟演的家人不服，向朝廷申诉，于是改谥为“思”，理由是：“以惟演无贪黩状，而晚节率职自新，有惶惧可怜之意，取《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其实也带有轻蔑的意味。直到庆历二年，两位太后如钱惟演的进言一起入了真宗神庙，他的儿子钱暧再次提出申诉，才由这个不甚光彩的谥号“思”改成“文僖”。通过这个谥号的一再更改，也可以看出钱惟演生前身后的处境如何了。这首【玉楼春】词，就是他晚年贬谪随州（在今湖北随县）时所作。
钱惟演是旧国王孙，一生境遇尚算顺利，到晚年却谪居汉东，眼看行将老死他乡，心情自然是悲凉无限，所撰【玉楼春】词也极其凄婉，传说他每逢酒后自歌此曲，往往泪下。他家中有一个歌姬惊鸿，曾服侍他的父亲吴越王钱俶，这时已是白发苍苍之年，听了这不胜哀伤的歌词，说道：“先王将薨逝的时候，预先为自己制作了挽歌《木兰花》，辞意与这首词很相似，难道如今相公也将要死亡了吗？”不久，钱惟演果然死于随州。《木兰花》与《玉楼春》实则是一个词牌的异名，钱俶的旧曲，也有“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的句子，与钱惟演词“泪眼愁肠先已断”确实是惊人的相似。父子二人都在临终前发出这样的哀音，未必是偶尔同谶，或者是家族遗传？我倒觉得，和他们身为亡国王室成员的身份不无关系。
虽然钱氏以国归顺，显得颇为识时务，但亡国王室在新朝的处境，总有微妙尴尬之处，钱俶是暴毙身亡，也有传闻是为宋主毒死。钱惟演纵使能够保留优裕的待遇，这种来自于家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却难免有之。他依附丁谓排挤寇准，固然是小人之所为，但寇准的被黜，明显有刘后的意思，作为极力与太后结姻亲以冀进身保爵的钱惟演，当然也别无选择。在丁谓失势后又惧罪排挤丁谓，讨好仁宗进言将他生母也奉入神庙，又想与李后族人结亲……这一系列的举动，瞧起来确实是卑污低下之极，以至于朝中直接拿来作为攻击他的把柄，其实反过来也证明钱惟演的政治智商，其实不算很高明。难怪第一次议定“思”的谥号时要说他“率职自新，有惶惧可怜之意。”朝臣看待他，大约也如看待一个小丑，有着轻视鄙夷的冷笑。但他们也承认，钱惟演并不贪污腐败，那么他钻营的目的何在？也许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家族能够安然立足，并且多保留一点贵族的利益吧！嘲笑怜悯他的群臣，并不能了解这个亡国王孙的心思。
其实钱惟演学问见识尽皆不同凡响，他参与编修《册府元龟》的时候与杨亿、刘筠等人唱和结集成《西昆酬唱集》，“西昆”是传说中西王母藏书的地方，由这个书名也可以见出这几人对自己的学术工作颇有自诩之意。“西昆体”一派虽然被讥作只会挦扯李商隐的衣衫，但在宋初诗坛上的地位不可小觑，并不能一概轻忽之。钱惟演若是只做一个学者终老，也许会幸福得多吧？
钱惟演在洛阳任使相的时候，十分厚遇文士，谢绛、欧阳修在洛阳供职，曾经一起登嵩山游玩，到达龙门的时候下起了雪，两人正在观赏山景，忽然见到有人骑马冒雪渡过伊水而来，却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歌妓，使者传钱相的口谕说：“登山辛苦，两位可以在山上多留一阵赏雪，府里公事简易，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文人间那种心灵相通的意会，使欧阳修等人既感动又亲近。后来钱惟演贬谪随州，欧阳修等人送行，钱惟演席上赋词，使歌妓演唱，音节悲苦，宾主都为之哭泣。这首词也许就是【玉楼春】。
欧阳修对钱惟演的知遇之情毕生没有忘记，在《归田录》里记下了钱惟演在洛阳对他说的话：“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后来欧阳修总结出读书时间的“三上”（马上、厕上、枕上），多半也是受钱惟演的启发。
另外《归田录》里还记载了钱惟演的一件趣事：他生长富贵，却讲求俭朴治家，法度十分严谨，子弟们不到规定时候，无论如何也领不到他发放零花钱，因此想出了花招骗钱——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格，是平生最珍爱的文具，常常放置在几案之上，子弟们有谁想用钱了，就偷偷拿走笔格藏起来，钱惟演找不着心爱的文具自然着急，于是在家庭中贴出寻物启事，悬赏十千钱。子弟还要故意再等一两日，假装找着了献给他，钱惟演一欢喜，果然将十千钱如数照付。以后有想钱的人，都看准了这条生财之道，乐此不疲的偷笔格，钱惟演居然也乐此不疲的贴悬赏，这种把戏一年里能玩上五、七次，钱惟演居然也傻呵呵的不知道其中有诈。（照这件记载来看，钱惟演实在是一个颇天真的人物，他不宜于政治，却偏偏跟人在官场角逐，可惜可叹。）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临川市）人。景德二年以神童召试，赐进士出身。累迁至翰林学士，庆历中拜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谥元献。《宋史》本传称：“工诗，闲雅有情思。”有《珠玉词》一卷。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清人冯煦在《六十一家词选》中说：“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征，和婉而清丽，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确实，北宋文坛上，在他之前的填词者，都是业余为之，诗名远大于词名，而他真正是以词著称。他是一个著名的神童，十四岁时即蒙皇帝召见，赐同进士出身，日后一直做到相位，又是著名的“太平宰相”，幼有神童之誉，进而担当国家重器的人物，在北宋之前似乎也只有唐代的李泌、刘晏堪与相提并论。晏殊比之李、刘二人，当然及不上李泌有中兴之功，也比不上刘晏有理财之能，但能稳稳做十余年的太平宰相，自有他的过人之处。晏殊的一生基本上是顺风顺水，虽然也曾因事得罪而罢相，但不久又回到朝廷，仍然身任显职，受到仁宗的礼遇，他晚年病重，仁宗想亲自到家中探望，晏殊说自己很快就会痊愈而辞谢了，后来他竟去世，仁宗一直以未曾探病而遗憾不已。他的待遇既优，诗词文章里也都有一股出于自然的闲雅富丽之态。他也常以此自诩，讥笑那些满纸金玉富贵的诗句都是“乞儿相”，曾经读一首名为《富贵曲》的诗，中间有这样两句：“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碑。”他哂笑说：“这是没经历过富贵的人！”他自己的诗句从来不堆砌这些字眼，只以气象胜人，比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一句，并无半点金玉锦绣之言，优裕的生活却自然流露出来，晏殊就不无得意的对别人说：“穷人的家里，能有这样的景致吗？”知道晏殊这样的心境，那么也可以知道，柳永的词作不被他看在眼里，简直是必然的，并不见得单单是嫌柳永提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其实宰相填词，在当时并不自贬身价，在他前面的寇准也照样填词，而早在五代时，和凝就已经被称为“曲子相公”。晏殊恼怒的，其实是柳永拿自己的俚俗之作和他的富贵闲雅之辞相提并论，实在没有颜色，而他的自诩，是不容沾上一点尘世风味的。对他这一点十分了解并曲为回护的，是他的儿子晏几道。
当时词作，尚不脱晚唐五代的花间之风，以女性的口吻写代言之作最为常见，连一代名相寇准都不能免俗，而晏殊的词中写男女之情，也并不比欧、柳等人为少，晏几道却极力维护父亲的声誉，说道：“先父虽然平日里所作的小词很多，却没有一句模拟妇人的话语。”他的朋友蒲传正当即反驳：“‘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这是晏殊《玉楼春》里的句子），这不是妇人语吗？”好在晏几道伶牙俐齿，立刻强词夺理的说道：“原来你的理解，是将‘年少’当作‘所欢’（妇人的情郎）来解，那么照这样的解法，白居易‘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这一句诗，也可以读作：‘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原来是等待情郎的意思了！”记载中说“传正笑而悟”，到底是领悟了解诗句的方法，还是领悟了晏几道为父亲强辩的心意，就不得而知了。依现代人的看法，有这些描写爱情的诗句，不足为玷，反而可以为一种光荣。就象“昨夜西风凋碧树”一首，不是被王国维解为做学问的三大境界之一？王国维并说：“以这样的方法解读词，只怕晏殊等人不许。”其实晏殊不见得会反对将自己的词作意境作如此拔高吧。
晏殊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很诚实，在初次被当作神童推荐入朝时，皇帝让他和举子们一起参加廷试，他一看到题目就说自己几天曾经做过，请求改换试题。皇帝赞扬他读书勤奋，不象别的官僚耽于嬉游宴饮，他却直率的说：“我不是不喜欢宴会游乐，只是家里贫穷，没有办法而已，如果有钱，我也会出去游乐的。”（这句话没有说谎，因为后来晏殊身历富贵，确实是喜爱宴游）仁宗很赞赏他的实在，所以晏殊虽然一度因事得罪罢相，后来却又召回朝廷，加以宠礼。他的仕途平坦，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己诚恳塌实的作风有关。晏殊担任显职时善于选拔人才，范仲淹、孔道辅、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都出自他的提拔。他也喜爱同宾友僚属谈论诗文，宴会时欣赏完了歌舞之后，就与宾客赋诗为乐，称为是自己的“献艺”。他自身文采富赡，对诗词的鉴赏能力很强，也从来不埋没人才，有一件事可以为例子：
晏殊有一次去杭州时路经扬州，下榻大明寺，寺间墙壁上题诗很多，他闭上眼睛慢慢行走，让侍从为他读墙壁上的诗作，只许读诗不许说出作者的官爵籍贯和姓氏。听了很多诗都不满意，直到听到最末一首才开始留意，问知作者是当时在江都担任县尉一职的王琪，并不介意他官职卑小，请他来跟自己一起吃饭。饭后在池边散步，这时正值春慕，池面上落英缤纷，晏殊遂谈起：“我经常得了一个好句子就写在墙壁之间，有时长年累月的也想不出合适的对句。比如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一联，至今也没能对得上。”王琪应声说：“可以对：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后来将这一联连续用在两处，一首七律一首小令，后者即是【浣溪沙】，成为千古绝唱。
不过,晏殊赏识人才，似乎有点过份重视才学而忽略了人品，所以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比如他虽然是欧阳修的座师，却对欧阳修不甚看重，连欧阳修写信向老师谢恩，都不免有这样的抱怨：“……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晏殊对于这封信，只是口授了几句话，命令门下书史代为回报。别人认为：“欧阳公有文名，这样回答是否太草草打发了？”晏殊不以为然的说：“回答一个旧日的门生，这样已经足够了！”而对于另一个门生宋祁，他却是十分的赏识爱护，常常请他宴饮论诗，甚至为了方便相见，特地为他购置了府第在自己在住宅旁，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不料他仕途中最大的打击，却是由他所赏识的这支笔写出来：
晏殊执政的时候皇帝为宋仁宗，他的身世背景有“狸猫换太子”的传说，虽然真实事件与民间故事相去甚远，但仁宗不是刘太后亲生而是抱养宫人之子，这件事却是确凿无疑的。仁宗的生母李宸妃早于刘太后逝世，当时由晏殊撰写墓志，因为刘后尚在，他当然不敢将仁宗的身世在墓志中写出来，可是后来刘太后也去世了，仁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有人向皇帝告发晏殊故意不写李宸妃是陛下生母的事。仁宗当时应该是处于极度矛盾的心理之中，一方面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情绪难免有波动，对于一直隐瞒自己的刘后难免有所怨恨，但刘后抚养他成长，母子感情很深厚，何况现在也已经死了，无法责怪，这种郁闷的情绪只有发泄到别人头上去，晏殊遂得罪罢相。他被贬谪的罪名有二，一是不曾在李妃墓志中说实话，二是曾经驱使官兵为自己建造府邸，但前者换了谁在当时也不敢秉笔直书，后者是宋代官吏的常规行为，都实在不能构成真正的罪名，所以在当时有许多大臣同情晏殊，认为他贬非其罪。
晏殊被罢相的诏书，就是由宋祁起草，前一晚是中秋，宋祁还受到晏殊的邀请到他家里饮酒赋诗，听歌赏舞，玩了个通宵。第二天接受到起草诏书的任务，旁人尚自同情晏殊“非其罪”，这个刚从恩师酒宴上回来的门生，却毫不留情的直接诋毁斥骂晏殊，甚至说他：“广营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可谓骂得异常痛快淋漓，丝毫不顾前一刻还跟人家把酒言欢，宾主相得，旁观者都禁不住惊骇叹息，觉得宋祁实在是太薄情了。一向对宋祁爱护有加的晏殊，所受打击自然更大，以至于愤激的写下《吊苏哥诗》，借着吊唁一个因情人背盟而自杀的青楼女子，感叹有些文人趋炎附势，翻覆无常，连一个女子都不如，后人就直接指出这首诗其实就是指斥宋祁而言。
在同时，他还做了一首《山亭柳》词，也是借写一个歌女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愤慨不平，是《珠玉词》中唯一一首流露出激切感情的词作，也是一种异音：
家住西秦，赌薄艺随身。
花柳上，斗尖新。
偶学念奴声调，
有时高遏行云。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
残杯冷炙漫销魂。
衷肠事，托何人？
若有知音见采，
不辞遍唱阳春。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由这首词可以看出，风度闲雅的大晏，其实也不是能在所有时候都保持他从容淡泊的性情，他也有激烈愤怒的时候，平时的不表现，只是因为他一生实在太顺了，顺利到很少需要这样大幅度的情绪起伏，很少有机会发泄自己不平的意绪。连这次贬官风波也不过是他人生遭遇中的一次小折挫而已，比之别人，他终究是幸运儿。或许这也是上天的眷顾，让他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静观人生，以“圆融的观照”（叶嘉莹语）来体贴万物，从而给我们这样珠圆玉润的精美词句，泛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含着旷达的感悟，正如他最有哲理的一首《浣溪沙》下半阙所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又曾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守边多年。卒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存词5首。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边塞词之作，在唐末已经有“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的小令，敦煌曲子词里面也有同类的著作，只是到后来的五代宋初，填词越来越让柔婉绮丽的一派占据了主流，直到范仲淹边塞词出，方始重新一振，从而开启北宋豪放词一路。范仲淹曾镇守边关，羌人呼为“龙图老子”，西夏人称他为“小范老子”（“大范老子”指在范仲淹之前镇守延州的范雍），说他“胸中自有十万甲兵”，所以他边塞词中的苍凉雄壮之气，非关矫饰，而是自然的感情流露。
范仲淹所作的《渔家傲》词有数阕，应该是一组组词，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一首，词中大都是述说边镇守军的劳苦。在当时，这种笔力嶙峋、带着悲怆感的词作在词坛上想是一个异数，没有去过边关的人是难以彻底理解的，纵然是同时代的大才欧阳修，也呼之为“穷塞主之词”，赞叹中不免含着揶揄，欧阳修在送一位王尚书出镇边关的时候赋了同调的词送行，末句为：“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向人说道：“这才是真正的元帅之事呢！”欧阳修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武将，他兴高采烈的设想着战胜的辉煌荣耀，却不能深入的贴近战场，了解“家万里”、“归无计”的辛酸悲痛，那纵使是一将功成、勒石燕然也无法抵消的边塞的苦楚。而这些范仲淹不但看到了，且在词中写出来了，惟有真正的悲悯情怀才能发此语。宋史说他：“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他去世之后，所管辖过的地方上都给他立祠供奉，连羌人也派出数百首领，象哭父亲一样的祭奠他。
范仲淹毕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想必读过中学的人都会记得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能改斋漫录》说他在中进士之前，曾经到祠庙问卦，先祷告问道：“将来能做宰相吗？”卦象显示不能。他祷告：“那么，我请求成为良医。”谁知道卦象还是不许，他十分失望，不禁叹息说：“不能够利泽生民，这不是大丈夫平生之志！”后来有人对他说：“大丈夫的志向是当宰相，是这理所当然，可是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这个愿望岂不是太卑微？”范仲淹说：“古人说过：‘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大丈夫求学，当然想遇上圣明的君主，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使天底下的人莫不得到恩泽，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惟有宰相这个职位才行。既然做宰相是没有指望了，剩下来能够发挥救人利物之心的，就莫过于良医。果然能做一个良医，上可以治疗君亲，下可以拯救百姓，自己也能借此保生长命。处于下层的地位，却能够普及大小生民的技艺，除了行医，就再也没有了——这就是我如果当不成宰相，就愿意去当一个医生的原因。”古代视医为小道，属于“方术”，一般人是轻蔑不屑的，但后来又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将医生的行业地位推崇至高，出了不少既是宿儒又是名医的人物，恐怕跟范仲淹这番议论，大有关系。
范仲淹的事迹，在《宋史》上可以看到很多，笔记的记载也不少。他性格正直无私，当时刘后正垂帘听政，权倾一时，朝中提出由皇帝率领百官向太后献寿，这在古代来说也属于一种礼制上的逾越，明显是定仪礼的官员想趁机向太后献媚，时任宰相的晏殊尚不敢反驳，受晏殊推荐的范仲淹却敢于公然上奏抗议，并且在晏殊惧罪责备时正色抗言：“我受到您的知遇之恩，恐惶无以为报，想不到今日竟因为正论而得罪于门下！”晏殊不禁惭然无话。
据说在之前刘后就已经派人向范仲淹示意：“今后但凡有大号令的事，不需要强出头违拗上意。你如果合作，那么三五年里当上宰相，也不是难事。”根据前面他求卦的记载，范仲淹应该是一直向往着成为宰相的，但他不愿意选择跟太后做这笔交易，坚持进谏，终于使得皇帝率领群臣贺寿的事作罢。他还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触怒朝廷被贬。但到了后来刘太后逝世，仁宗知道了自己不是刘后所亲生，朝臣开始肆意议论刘太后当国的事迹，攻击瑕疵，有趁机落井下石的意味，独有曾与太后有过节的范仲淹说：“太后受先帝的遗诏，调护陛下十余年，纵然有小过失也应该有所掩盖，保全太后盛德的名声。”仁宗遂下诏，不许再议论太后时的事。对于另一个有过节的人宰相吕夷简，曾经与范仲淹有过激烈的言语冲突，并指斥他“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导致他第三次被贬，但后来范仲淹回朝任龙图阁直学士，仁宗亲自为他和吕夷简解和，范仲淹回奏说：“我以前是论国事，和吕夷简私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仇隙。”可见范仲淹的性格，不但有刚直的一面，也有宽厚公允，顾全大局的一面。
范仲淹立朝，因直言三次被黜，但当时众议都认为这是他的光荣。他也以比较乐观的情绪看待自己的官场起伏，说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言来。但他的内心中，是否也有过孤危不安的感觉呢？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他喜欢弹琴，平生却只弹《履霜》一曲，时人称之为“范履霜”。查《琴操》一书，《履霜》琴曲是周代时的孝子伯奇因后母谗言被逐出家庭，所作的怨愤之歌，唐代韩愈曾比之于忠臣遭逐。所谓“孤臣孽子”，原是一体，不知道范仲淹喜好这首琴曲，是否含有更深层的寓意？在仕途为逐臣，在家庭中，他也有早孤的身世，或许难怪得他对这样的哀音，有出奇的偏好了。
范仲淹幼年贫苦，两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到朱姓人家，直到中举的时候，他还是跟继父的姓，名叫朱说（这个“说”字在作名字时念“悦”，也就是悦的意思），后来奏请朝廷复姓为范。传说在中举之前，他借住寺庙苦读，家贫只能喝粥果腹，冬天他将冻结了的粥划成一块块的，读书到深夜的时候就拿粥块充饥——童年的时候长辈老拿这个故事来给我做忆苦思甜的教育，所以记忆特别牢，背范仲淹的边塞词也感觉有不一般的情致，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范仲淹一样会做缠绵入骨的相思小词，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人物，居然也能从前人的笔记里挖掘出绮事来：
《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做鄱阳太守的时候，很属意一个稚年的小歌妓，离任之后，尚不忘寄诗给继任的魏介：“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庆朔堂”是他在任时建造的一间厅堂，诗中意思，颇有杜牧留情于湖州少女，“往年曾见未开时”的口吻。魏介得诗悟其意，于是替小妓脱了乐籍赠送给他。《西溪丛语》里则说他到了京城还不忘寄胭脂给这个女孩子，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更是直接挖出花边新闻来。而另外的笔记里，也有替范仲淹辩疑的，认为前一诗是赠给当地一个道士的，诗歌的版本也微有不同，最后一句作：“只托春风管句来。”道士的名字，就叫做“春风”，是范仲淹的唱和文友。那么这段绯闻，究竟还是属于疑似之间
《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做鄱阳太守的时候，很属意一个稚年的小歌妓，离任之后，尚不忘寄诗给继任的魏介：“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庆朔堂”是他在任时建造的一间厅堂，诗中意思，颇有杜牧留情于湖州少女，“往年曾见未开时”的口吻。魏介得诗悟其意，于是替小妓脱了乐籍赠送给他。《西溪丛语》里则说他到了京城还不忘寄胭脂给这个女孩子，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更是直接挖出花边新闻来。而另外的笔记里，也有替范仲淹辩疑的，认为前一诗是赠给当地一个道士的，诗歌的版本也微有不同，最后一句作：“只托春风管句来。”道士的名字，就叫做“春风”，是范仲淹的唱和文友。那么这段绯闻，究竟还是属于疑似之间了。不过，即使有这样的绮事，于盛名何损？毕竟他也是写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样透骨情语的词人。
另外范仲淹还跟两句很有名的俗语有关系：
他做鄱阳太守的时候，有书生向他献诗并求助，自称：“天下最贫寒饥饿的，无过于我了。”范仲淹很同情他，不过估计是自己也清贫难以为助，正好当地有欧阳询书写的《荐福寺碑》，是当时流行的书法碑文，每张拓本价值一千文钱，于是范仲淹为他准备了纸墨让他去拓印一千本到京城出售。谁知一夜之间，石碑竟然被雷击击碎，书生到底没有得到救济。后世戏曲小说中常用这两句对语表示人生祸福无常：“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王勃的风送滕王阁故事众所皆知，雷轰荐福碑似乎就稍微冷门一点了。元杂剧中有《荐福碑》一剧，即从此事生发出来，明代沈璟《双鱼记》里，也糅合了这个故事。
另一件事是范仲淹在杭州任太守的时候，手下的官吏都得到荐用，惟独遗漏了巡漏苏麟，苏麟于是献了一首诗，其中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句子，讽刺范仲淹只任用身边亲信，范读后也选拔了他。“近水楼台”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徙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卒赠尚书，谥景文。曾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文集已佚，今有清辑本《宋景文公文集》，存词6首。
【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宋祁的词作存世不多，但在当时却应该是极为脍炙人口，单这首《玉楼春》，已使他获得了一个“红杏尚书”的雅号。他另外还有一件因词而佳偶的故事：他有一次路过京城内的繁台街，迎面遇上宫内出来的车马，其中有一辆车内的宫女揭开车帘，唤了声：“小宋！”随即便擦肩而过。宋祁回家，于这一声娇呼不能无怀，遂赋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因为他词名远播，未几这首词便传唱开了，一直到达宫禁之中。宋仁宗知道了，追问此事，是何人呼了这一声“小宋”，有宫女回禀道：“我以前侍侯御宴，见到宣召翰林学士，左右的人指点说：那是小宋。后来在车中偶然见到，所以试了叫了他一声。”仁宗召来宋祁，故意提起此事，宋祁惊惧无地，仁宗笑着说：“蓬山并不远。”便将宫女赐给了他。历来都认为这是一段佳话，我却有点疑惑，宫女在车中呼那一声“小宋”，究竟是出于好奇，钦佩，景仰，还是真正的爱慕？在车走雷声语未通的一瞬，可能双方都未曾打个照面，小宋就如此肯定他们之间的“心有灵犀”而辗转思忆这“一声肠断”？无乃太多情乎？不过，即使这段佳话一起初，只是小宋自己单方面加以渲染而夸大，宫女能够因他而出了窒闷的宫禁，终究也是好事，何况，虽然小宋有点轻浮，在当时却也不失为文才翩翩的良人。
小宋是风流人物，据说家中妻妾颇多，他在享受偎红倚翠的同时，倒也为她们时时留心，处处在意。传说他曾经在外面宴饮时觉得天气寒冷，命人回家取衣，谁知数房爱宠各自都送了一件“半臂”（类似于现在的无袖小马甲），他看着好几件衣服，无法选择，索性一件也不穿，忍着寒冷回了家，他的想法是：既然都送衣服来，就是都关心我，那么不论穿了谁的，都必然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拂了另外人的心意。倒不如我自己挨冻，换取她们太平无事。这种念头似乎痴到好笑，却是用了深心体贴，后世一直将之当作文人韵事来说，明末清初南山逸史所作《半臂寒》，就是谱写这段情事。
宋祁之所以被呼为“小宋”，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和他齐名的哥哥宋庠。和小宋略嫌佻达的人生态度完全不同，大宋却是一个“清约庄重”的人物，弟兄俩一齐考中的进士。本来宋祁的文才在乃兄之上，中在第一而宋庠中在第三，但章献刘太后看了礼部拟就的名单，认为不宜将弟弟排在哥哥前面，于是将宋庠改在第一，宋祁则排到了第十，当时称为“双状元”，认为一门双杰，是无上的恩荣。宋氏兄弟合称“二宋”，后来大宋一直做到宰相，小宋则为翰林学士。宋庠为人简朴，即使做了宰相也没有改变，有一次上元佳节的时候，大宋在书院里读《周易》，听说宋祁狎妓纵酒，醉饮达旦，于是第二天派人责备弟弟：“相公寄语学士：听说你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一年的上元夜，和我一起在某州的州学里吃咸菜煮干饭的时候吗？”宋祁笑着对来人道：“请回报相公，不知当年在一起吃咸菜煮干饭是为了什么？”
二宋在未入仕前，曾得到安州知州夏竦的器重，夏竦善于鉴人，曾命二人作《落花诗》，宋庠诗中一联为：“汉皋佩解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宋祁一联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就诗论诗，其实应该是宋祁的诗句更为灵动自然，是典型的西昆体之作，但夏竦却更为赞赏大宋，说：“咏落花而不言其落，大宋今年应当状元及第，而且文笔风骨秀重，他日定然能做宰相。小宋不及大宋，但也一定能够登上显位。”后来果如其言。又有传说，认为宋庠有一回见到蚁窝被水淹没，一群群蚂蚁将被淹死，心怀恻隐，用竹枝搭桥救了蚂蚁，因此积阴功当为宰相。救蚂蚁居然有如此厚报，实在令人对天帝的赏善标准产生疑问，但古人明显是深信不疑的，明代还有一部戏曲《四喜记》，描写二宋故事，就将救蚁得相以及小宋作词得赐宫人的事全编进去了。
比较起这些笔记传说，《宋史》的论点更实际一些，认为大宋文才不及其弟而持重过之，所以能为宰相。比较二宋的品格，确实大宋显得更敦厚稳重，而小宋则是一个放浪的享乐主义者，他对兄长“记得吃咸菜煮干饭”的回答，是普通人心照不宣的事实：十年寒窗苦，不就是为的一朝题名金榜，过上更好的生活？比起在未中举前就誓以救济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小宋的思想境界自然不够高明，但他能够坦然宣之于口，却也是一种洒脱的诚实，“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这样的词，的确是他的心声写照。
宋祁晚年时说自己：“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但在同欧阳修修史书的时候，却特别喜爱卖弄学问，尽使用一些雕琢艰涩的字眼，常常放着浅易的说法不用，刻意写得让人读不懂。欧阳修是主张诗文革新的人，对此很有意见，想劝讽他，于是故意在自己家的墙壁上写上一段似通非通的话：“宵寐非祯，札阀洪休。”宋祁到底是有名的才子，一看之下就解出了这八个字的本意，说道：“这不就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吗？何必标新立异成这个样子？”欧阳修笑道：“我不就是学您在《李靖传》里写：‘震霆无暇掩聪’这一类话的榜样么！”宋祁领悟到他在讽喻自己，不禁惭愧而退。不论怎么说，奉命和欧阳修编《新唐书》，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自诩的一件事。他晚岁时镇守成都，将《新唐书》带到任上刊修，每每于宴会散后，盥手漱口已毕，打开寝室大门，垂下帘幕，点燃两根巨烛，婢女环侍周围，他居中铺纸书写，远近都知道是尚书大人在修唐书，望去俨然如神仙出尘。曾有一个大雪天，宋祁秉烛添帘，左右燃着炽热的炭火，身周诸姬环列，正磨得墨浓，舔得笔饱，在澄心堂制作的名贵纸笺上写着唐书列传，忽然问诸姬：“你们都曾经在别人家呆过，见过有主人象我这样吗？可谓是清雅脱俗了！”诸姬都说：“确实没有过。”诸姬中有一人前主人是宗室子弟，宋祁又问：“你家太尉遇到这种天气时做什么？”那女子回答道：“前主人太尉只是拥着火炉欣赏歌舞，间以杂剧取乐，喝一场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学士阁下！”宋祁点头道：“其实这样也不坏啊。”于是搁笔不写，饮酒为欢，几至通宵。在想象中，修史应该是枯燥的事，他却能自如的将学术做得如此倜傥，将娱乐提高到如此风雅，不得不佩服他实在会生活，懂生活，当代不论是“小资”还是“精英”，享受和品位似乎都赶不上这一千年前的古人。
宋祁在某种程度上和他的座师晏殊很相似，喜宴游，为人自诩，因此晏殊一度对这个门生极度赏识，其实何尝不是气味相投？但宋祁比之晏殊，显得更张扬更肆意，他在起草晏殊罢相的诏书上极力诋斥老师，在场人都为之惊异，晏殊本人更加愤慨不平，他自己却似乎并不以为然。在宋史上，他是附着于其兄宋庠而入载的，史称风操不及其兄，却也没有更多的议论。想必宋祁这个人，不过是一个有缺点的才子，他没有大善，却也没有大恶，轻佻意气或许让人风流潇洒却又使人折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官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知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主持编修《新唐书》，又自撰《新五代史》。有词集《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传世。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的地位，是诗文革新的领袖，于填词一道，也是具有重要贡献的人物，清代人冯煦编《六十一家词选》，在序言中说：宋初大臣作词的有寇准、晏殊、宋祁、范仲淹与欧阳修，都蜚声艺林，但大多数人作词只是一时兴到之作，不是专长，惟独欧阳修与晏殊，“学之玩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取二龙于入路。且文忠（欧阳修）家庐陵而元献（晏殊）家临川，词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推崇极高，并提出欧、晏二人都是江西人，因此开创江西词派（比黄庭坚的江西诗派创建时间还早），所谓“同出南唐”，应该指的是二人同受冯延巳的影响，至今冯、晏、欧三人的词集里还有互相混淆无法判断归属的作品，比如前面所举的欧词代表作《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同时也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据去欧阳修时代不远李清照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之句……”该词当判断为欧作。）
虽然这三人的词作经常混杂在一起，其实他们的词风却还是有不同个性的，叶嘉莹很好的概括过他们各自的风格，说冯延巳“有执著的热情”，晏殊“有圆融的观照”，而欧阳修则是“有遣玩的意兴”。他对一切事物，都能保持一种欣赏的情绪，豁达的心态，所谓“人生自是有情痴”，“有情痴”一语，出自《世说新语》：“（任育长）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伤。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即感情极度敏感丰富，并不单单是为个人的伤春悲秋而感动。欧阳修有这种深于情的心灵特质（这也是一切诗人所普遍共有的特质），却又能以旷达的心态排遣开去，读他的《醉翁亭记》，即可以很好的了解到这一点。在他的词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作品，比如这首《玉楼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又如《采桑子》：“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都是在失意中作振作语，有一种沉郁的豪情。所以冯煦说欧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苏轼继承了他旷达从容的风骨，而秦观则得其深于情的韵致，能够影响到后代两大词人，欧词的底蕴可谓深厚。
欧阳修有这种“遣玩的意兴”，他的性格也必定有达观诙谐的一面，这在很多记载中都可以看到。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自己作《六一居士传》解释这个号的意思：家里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又常常置办酒一壶，以我这皤然一翁终老于此五物之间，加起来不正是六个“一”吗？他曾经出任颖州太守，非常喜欢颖州的西湖，晚年退休之后，果然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并写了十首《采桑子》组词赞美“西湖好”，无论是晴是雨，是朝是暮，在他眼里都是那么美好恬然。他的诙谐则有笑话集予以记录：《道山清话》称他平生不信佛教，自家有个孩子却小名“僧哥”，一个和尚问他：“你如果不看重佛教，怎么会用这种名字？”欧阳修笑道：“人家的小孩想要好养活，往往都要取个很贱的字眼做小名，就象阿猫阿狗什么的。”一句话就将“重佛”变成了“贱佛”，听者都佩服他善于应对。《拊掌录》记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欧阳修和人行酒令，出的题目是：每人各作诗两句，必须描写犯徒刑以上的罪行。有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有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时，他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别人诧异问道：“这是犯罪吗？”欧阳修说：“身当此时此际，就是徒刑以上的罪行也都敢于去做了！”——这样的行令方式，在《世说新语》里有殷仲堪与顾恺之等人的事迹颇为类似，给后世留下了“盲人骑瞎马”的成语，欧阳修这次酒令，则留下了“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好象一般都会写成“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这句俗语，而欧本人作出的两句诗，则正是他们这一类文人诗酒风流时常常遇及的场景，不免令人为之一噱。
在生活中,欧阳修有风趣的一面，而在文坛与政坛，他却又有极其庄重、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他与宋祁一起修《新唐书》，按古时惯例，修史时一般只写上一个官职最高的主编者，欧阳修的官职高于宋祁，应该只著录上他的名字，但欧阳修认为宋祁撰写了所有的列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让宋祁也列名于上。二十四史里面，有两个著者署名的，仅仅只有这一部《新唐书》而已，这此事上欧阳修实在深具君子之风，当时宋祁的兄长宋庠都叹息说：“自古以来，文人好互相凌掩，这样的事真是前所未有啊！”欧阳修与宋祁同出晏殊门下，但晏殊不太喜欢他，可能跟他曾经讽喻晏殊有关。其实在一开始晏殊应该还是很赏识他的，《默记》中说晏殊主持进士考试，出题很偏，众举子都不知其意，惟有欧阳修上前提问，说出了题目的出处并质疑关键词，晏殊赞叹：“今日的考场之中，只有你一个人识题。”这一榜取了他为第一。然而欧阳修与座师的关系并不象宋祁那么亲密，晏殊任枢密使的时候，有回天气下雪，正值欧阳修等人在他家做客，晏殊很是喜悦，说：“下雪天又正值诗人来访，不可不饮酒为乐。”于是开宴置酒赏雪，即席赋诗，欧阳修却偏偏扫他的兴头，赋诗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透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言下讽其自己作乐，不顾边境上正有战事。晏殊怏怏不乐，后来跟别人说：“唐代的裴度也曾宴请宾客，韩愈也是个会做文章的人，但是他在裴家宴席上也不过写：‘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这样应景的话，没有象欧阳修这样故意胡闹，扰人兴致的！”
在为人处世方面，欧阳修可能的确不够圆滑，但他的人品却绝对是一流的，《宋史》上评价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当时范仲淹因言论遭贬，舆论都同情他，独有司谏高若讷认为他该贬，欧阳修愤然写了《与高司谏书》，责备他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他的来信呈递给朝廷，欧阳修于是也被远远贬到夷陵。后来范仲淹又被起用，经略陕西，欲招他前去为掌书记，已奏请朝廷得到同意，欧阳修却叹道：“我当时论范公的事情，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和他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竟然推辞不去。他的品德，使皇帝为之敬重，也远播到国外。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受到四名贵臣陪宴的礼遇，契丹方面并说：“这不是常规的礼制，完全是因为您名重一时才这样接待。”
欧阳修的高贵品质，与他母亲的从小教养很有关系。他和范仲淹一样是早孤家贫，欧母亲自教他学问，没有纸笔，就用芦荻为笔，在沙地上划出字来教授给他。他母亲曾经对他讲述其父的事迹：“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做一个小官吏，夜间在烛下看案卷，屡屡掩卷叹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死狱，我想替他求生而不可得。’我说：‘生也可以求得吗？’你父亲说：‘尽量替他求生路，实在没有，那证明罪犯真是应该死的，我和他都不会再有遗憾。治狱判案这种事，常常百般替犯人找生路都难免一死，何况这世上，更经常的是草率就判了人死罪呢！’”欧阳修牢记母亲的教诲，为官的时候，力求宽简，不苛求，不琐碎，并不为政绩而增加自己治下的死刑案（因为他知道那往往是为了追求破案率而屈打成招）。有学者来访问他，他都不谈文学，只谈行政，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他曾经加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是继包拯之后的开封府尹，但这个“欧阳龙图”明显不及“包龙图”出名，很大的缘故就在于他“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但开封府也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私生活方面的声誉，大约也没有文人比欧阳修更加倒霉的了，名重一时的文章领袖，居然两次被人以“帷簿不修”的罪名进行攻击，而且都有着“乱伦”的恶名，都有词作成为捕风捉影的证据，哪怕放在现代也是重磅炸弹般的丑闻，何况在重视伦理纲常的古代？
欧阳修第一次遭“帷簿不修”的诋毁，是“盗甥”案，即说他与甥女（非血缘）有不正当的关系。欧阳修的妹妹嫁给张龟年，这个女儿是张龟年前妻所生，张早死，欧阳氏携继女居住在兄长家，后来这个孤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由开封府进行审理，“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王铚《默记》），也就是说，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说他妹妹携孤女来投奔自己的时候，张氏才十岁。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
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
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
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
何况到如今。
钱勰恶意的嘲弄说：“十岁，不正好是学簸钱的时候嘛！”（“簸钱”是古代一种掷钱赌博的游戏。）因张氏案件牵连，欧阳修被贬出任滁州。据《词苑》记，钱勰是钱惟演的堂侄孙，也是吴越王钱俶的后代，欧阳修撰《五代史》，对钱俶有贬低之语，钱勰因此怀恨，趁机加以打击报复。单以《望江南》词意来说，如果不论其是否有寄托，所写的倒确实是对一个稚年少女的爱恋（颇有点似古代版的《洛丽塔》），但能否指实了就是为甥女张氏而写，则需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这个案件表面上是家庭纠纷、伦理丑闻，其实背后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欧阳修在朝中，因“锐意言事”的作风，“大忤权贵”，成为一批人的眼中钉。他在政治上是追随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的改革派，并在反对派以“朋党”之名攻击己方时作《朋党论》，是为改革派一篇义正词严的宣言文字。但宋仁宗却并不是一个能坚持改革到底的皇帝，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苏舜钦等等一批主张新政的大臣纷纷被贬出朝，欧阳修受冲击，简直是不可避免。
《默记》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记录得比较详细，说他“职事甚振，无可中伤”，适值甥女张氏因奸被获，牵扯到欧阳修身上。当时的审问官孙揆只将张氏与陈谏私通的口供呈到上司，并不多加枝蔓，宰相知道了大为震怒，又派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复勘，采取了张氏所有的供词成案，其中当然以张氏与欧阳修的不正关系为主。后来又派出内官王昭明前来监察复勘，这个王昭明可能与欧阳修也有过小小的过节，书中说：“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恨也。”但王昭明却没有更进一步落井下石，反而对苏安世的复勘之后拟就弹劾欧阳修的案牍“视之骇”，说道：“昭明在官家左右，听官家三天两头的说起欧阳修，（对他赏识敬爱），如今复勘的案牍却只迎合宰相的意思，将重大的罪恶加在欧公身上，我要是同意了，他日只怕性命难保！”苏安世听了大为惧怕，竟不敢拿自己复勘的供词去更换了孙揆的原案，上疏弹劾的内容也只是指责欧阳修用张家的资产买田产，将一桩乱伦丑闻变成了财产侵吞案，欧阳修坐此罪名贬谪滁州，这个结果使宰相“大怒”。这篇记载并没有说诬陷欧阳修是谁在背后指使，但通过一再说宰相“闻之怒”、“大怒”的表现，却是不言自明。而且张氏的攀指其实也可供玩味，虽然说她是“惧罪，且自图免”，但多咬一人，增加自己的犯奸事件，也不见得能够减轻罪名吧？古代既没有“坦白从宽”的政策，也不至于因为她证明从小家教不良就会免罚（当时对犯奸妇人的责罚，大约是官卖为娼妓。）这样的事情，倒好象古代小说戏曲中常常见到买嘱强盗诬攀良民，从而弄得对方家破人亡的情节。在张氏事件上，欧阳修虽然幸免了乱伦“盗甥”的恶名，只以别的罪名遭贬，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恶心的名声，也难免如影随形。后来又有人诬陷他“私媳”，只怕也有这件事的前引在。
关于第二次“帷簿不修”的“私媳”，记录得稍微简单一点，这件事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当时英宗想要尊崇自己的生父濮王，议定称呼问题，大臣都说必须改称为皇伯父，独有欧阳修引用《丧服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认为称生父为伯父，前无典据。后来皇太后许英宗称生父为亲，尊濮王夫妇为皇帝皇后，英宗又觉不敢当，两方形成僵持。朝中就濮王称呼问题，分为两派，欧阳修为“中书派”，御史吕诲等人为“台谏派”。这场争论背后是仁宗曹后与英宗的势力之争，最后以曹太后立场改变为结束，吕诲等人的“台谏派”失利，但其时朝内舆论主流都比较倾向于“台谏”一派，指欧阳修为“首恶”。当时附和欧阳修议论的人惟有蒋之奇，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众人都视蒋之奇为“奸邪”，蒋之奇想要洗白自己，打算以反攻欧阳修来向朝内士大夫们示好。这时正值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与欧阳修结了仇，造谣说他和长媳吴氏有私情，证据词是一首《醉蓬莱》（“见羞容敛翠”）——这是一首颇为轻薄的小词，属于欧阳修名下的艳词（前人一般认为是仇家冒名做来诋毁他的）。——这个谣言本意就是侮辱欧阳修一家，但风声辗转传播到蒋之奇等人的耳朵里，即被抓住了作为攻击的把柄，上奏章弹劾欧阳修。事情一直闹到神宗即位（英宗死于治平四年），穷加追究，清查谣言的根源，蒋之奇等人俱被贬黜赶出朝廷，欧阳修也心灰意懒，一再告退，终老于颍州。
史载欧阳修“以风节自持”，却“数被污蔑”，跟他“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的处事态度有关，因此“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也许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小人耻独为小人”吧？以这样的污名加之人身，其实何尝不反映出造谣者内心的卑污下流？另一方面，也可能跟欧阳修小词中的艳情之作有关系，这些作品有不少比较低级庸俗的辞句，以至于后人认为是仇家冒名所作，但也有一部分是婉约可爱的，比如“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南歌子》）写新婚夫妇的戏谑，情致婉娈动人，很有花间派的风格。另外还有一首《临江仙》，原本是好词，却教《钱氏私志》给附会上了故事。
《钱氏私志》这一本书的作者钱世昭也是吴越王之后，记恨欧阳修在五代史中对钱氏先祖的谴责之语，遂在书中写欧“有才无行”，与吴越王后裔钱惟演争一妓不得，遂造语诋毁吴越国的政策。其实欧阳修与钱惟演的私交甚好，欧氏《归田录》中提到钱惟演，都是溢美之词，从来没有谈论过钱惟演在政治上的污点，修《新五代史》本是持平之论，绝无报复之嫌，倒是钱世昭因为祖先被抨击，带着怀恨之心扭曲事实。但他记录的事迹，倒也有一部分是有趣的：
钱惟演在洛阳为留守时，欧阳修正任河南推官，在他幕下，与一妓交好。有一日钱惟演在后园宴乐，宾客齐集，惟有欧阳修与这个妓者迟到了，在坐的人都带着别样的眼光看着他们。钱惟演遂责备妓女：“为什么最后一个到？”妓说：“天气炎热中了暑，在凉堂睡着了，醒来后失去了金钗，到现在也没找到，所以迟到了。”钱惟演说：“如果欧阳推官就此事写一首词，我就替你偿了这支金钗。”欧阳修即席赋了一首
《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
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
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这首词意境幽美，座上宾客都称赞，钱惟演果然命令从公库中取钗补偿了这个妓女，并命她向欧阳修敬了一大杯酒。
宋人笔记中记欧阳修与妓女交往的事迹不少，大部分都有捕风捉影、人云亦云之嫌，倒是《高斋漫录》里记的事值得一提：欧阳修替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了神道碑铭（神道是墓前的甬道），王旦之子王仲仪给他的润笔之资，是十副金制的酒具，欧阳修觉得太贵重而推辞不受，开玩笑说：“缺乏捧酒具的人啊！”王仲仪信以为真，竟派人到京城去用重价买了两个侍女，连同酒具再度送给欧阳修。欧阳修才知道玩笑开大了，这润笔资不得不收，只好收下了酒具，却将侍女又退还回去，声明“前言戏之耳”。从这件事看来，他口头上有轻薄的言辞，在实际中却并不是风流好色的人，这可能与他诙谐的性情有关，却不知道他在私生活上的受诬，跟他这种惯于玩笑的性格有无关系？
欧阳修为文提倡文字简约，据说他任翰林学士的时候，有一回与同僚出游，看见街面上有一匹奔马踏死了一只狗。欧阳修于是开玩笑提议各人以最简短的语言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同僚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另一人说：“有马逸于街，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摇头说：“都太罗嗦了，如果让二位修史书，只怕写上万卷也叙述不尽。”旁人于是问道：“你认为应该怎样写？”欧阳修只写了六个字：“逸马杀犬于道。”他的简约，大体都是如此，有名的《醉翁亭记》将开头二十余字的描写最后删改成：“环滁皆山也。”这五个字，则是更为经典的例子了。
他对于文章态度认真，不惮一再修改，他为韩琦作《昼锦亭记》，其中有“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韩琦颇为爱赏，不料未过数日，欧阳修又派仆人送来另一篇，说：“前面的那一篇还有瑕疵，这是修改版。”韩琦再三阅读对照，与前版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在那两句中各插入了一个“而”字，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读起来意思更为通畅，语气更见舒缓，可见欧阳修对文字的要求达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他晚年时改定自己平生所有的文章，殚思竭虑，他的夫人劝他：“何必辛苦成这样？你到了眼下的声望地位，还怕先生责骂不成？”欧阳修笑道：“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张先（990-1078），字子野，湖州人，或说是吴兴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晏殊任京兆尹时，辟为通判，后历官至都官郎中，晚年优游杭州、吴兴之间。有词集《安陆词》，又称《张子野词》。
【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
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如果某诗人有一句诗因为写得特别出色为人传诵，从而成为绰号，这在古代是一件值得矜夸的事，如宋祁因“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被呼为“红杏尚书”，贺铸因“梅子黄时雨”被呼为“贺梅子”，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而在宋代词人中，绰号最多的，恐怕要数得上张先。他以乐章擅名当时，连宋祁也钦佩其才，前往探访，即命人传呼说：“宋尚书想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张先在围屏后回应道：“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吗？”于是出见，二人置酒高会，相谈甚欢。这一次聚会也给两个人都留了一个雅号。
其实一个“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尚远远不足以概括张先词中的名句，所以他后来自己又作了纠正，那时别人已经将他的雅号封为“张三中”，他又郑重的将之改成“张三影”：有人对张先说：“大家都称呼您作‘张三中’，来源于您的大作：‘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行香子》）”张先说：“这个封号不妥当，何不称呼‘张三影’？”对方不懂。张先解释道：“‘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归朝欢》）、‘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剪牡丹》）——这三句里都有一个‘影’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句子。”这一件事，另一本笔记《高斋诗话》里记载有所不同，这三个含有“影”字的句子是“浮萍断处见山影”、“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青门引》），其实第一句出自诗而非词，词中带“影”的，还有“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张先真是个喜写“影”、擅长写“影”的词人，也难怪他要以此自诩了。
又一次，张先去拜访欧阳修，门房进去通报，欧阳修正十分喜爱张先的《一丛花》词，遗憾未能与他相识，听说他来拜访的消息，欣喜得倒屐相迎，说：“这就是‘桃杏嫁东风’郎中！”从此张先又多了这个雅号。这首让欧阳修赞赏的《一丛花》，原词如下：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白雨斋词话》里说张先的词为“古今一大转移”，因为他前面有温庭筠、韦庄、晏殊、欧阳修等人，虽然具备了词体，却未曾打开局面，他后面则是秦观、柳永、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等，风格各异，发扬蹈厉，气象一新，却渐渐失去了“古意”，只有张先正好处于两阶段之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已经开始写长调，是柳永、苏轼的前驱，但作品仍然以吟咏闺情为主，内容范围狭隘，还未曾走出早期词的圈子。这也是他名句虽多，却不能成为蔚然大家的原因吧。
张先的事迹记载不多，但他的为人也应该属于风流放浪一型，据说他在八十岁时还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为妾，苏轼因此写了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的诗打趣他，更从此留下“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句子，这个故事未考是否事实，却让人心里不怎么痛快，连带苏轼的打趣也成为一种“恶谑”，显得那么不高明。叶梦得《石林清话》则载了另一件张、苏以诗打趣的故事：张先晚年居住在钱塘，已经八十多岁了却仍然耳聪目明，家中还蓄有声伎。他八十五岁时又置妾室，苏轼写诗赠给他，说：“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莺莺一句指的是张生、燕燕一句我认为说的是关盼盼为张愔守节燕子楼事，盖这两句诗全以与张氏有关的典故打趣张先，张先和诗说：“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诗句对仗工整雅丽，苏轼很是赞赏，但让人不解的是，既已愁懒，何苦再占据少女们的青春？倒不如学白居易晚年开阁遣妓，尚不失为一种风度。清代学者桂馥，七十余岁时有人劝他娶妾，他回答道：“白乐天在这岁数已经遣散樊素、小蛮，我却要做新郎不成？”于是填了一部杂剧《遣杨枝》描写白居易遣妓故事，劝者知其意，于是不再进言。比之张先八十多岁尚孜孜娶妾蓄妓的事来，这个桂馥实在有人情味得多。
张先一生没有做过高官，却也没有跌落到经历贬谪之苦，生活道路还是比较平坦舒心的，这大约也是他能够悠然享乐，温柔乡中终老的原因。他于政治上没有什么事迹，与晏殊、宋祁、欧阳修这些人的交往似乎也只限于词章往来，倒是一个超然的人物。《道山清话》里记了他和晏殊的一件事：晏殊做京兆尹时提拔张先为通判，常常邀他置酒高会，晏殊当时新宠了一个侍婢，每次张先来时都令这个侍儿出来侑觞，并唱张先所作的小词。后来晏殊夫人吃醋不容，晏殊大约有点怕婆，便将侍儿转卖了出去，图得耳根清净。后来张先又受邀到晏殊处饮宴，他知道这个侍儿被驱逐的事情，故意作了一首《碧牡丹》，命营妓演唱：
步障摇红绮。晓月堕，沈烟砌。
缓拍香檀，唱彻伊州新制。
怨入眉头，敛黛峰横翠。
芭蕉寒，雨声碎。
镜华翳，闲照孤鸾戏。思量去时容易。
钿合瑶钗，至今冷落轻弃。
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
凄婉的歌词使晏殊大为感慨，想起流落在外的爱宠，怃然说道：“唉，人生要是就是行乐，何必自苦如此！”立即命人取钱去赎回了那个侍儿。侍婢重来，夫人也没有再多问什么。看来张先虽然好声色，却比晏殊更稍稍重旧情一点，或许是地位使然吧？
柳永（？-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今属福建）人。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柳屯田。有词集《乐章集》传世。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暮雨都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提到柳永，一般都会先想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段情节，可以说，在身后将香艳与凄凉如此结合于一体的文人，非柳永莫属。同样，在当时名满天下却又风评不佳的文人，也非柳永莫属。其实柳永既没有象欧阳修一样传出大损名誉的谣言，也不象张先一样八十余岁尚娶妾，后世俗文学中关于柳永的佳话，也是凭空结撰的多，且流传程度也达不到深入人心（比如一样是虚构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就人尽皆知）的地步。柳永这个“浪子”的名头，当然不至于名不副实，却让人觉得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柳永的词作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和受鄙视的程度，都呈现极端化。一面是连西夏人也知道“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属于当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的通俗流行歌曲。而另一方面，同样填词的文人里却没有多少看得起他，苏轼就曾经批评秦观：“分别之后，料不到你竟然学柳七填词！”言下很是鄙夷不屑。秦观很委屈：“我再不学无术，也不至于去学柳七吧？”苏轼于是举出他的《满庭芳》词：“‘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这不是柳七词的风格吗？”秦观不禁惭愧。
另一个更有名的故事说明当时词坛是怎么看待柳永词的：柳永为皇帝不喜，中进士后迟迟不得改迁京官，他于是去拜访宰相晏殊，晏殊问他：“你近来做曲子词吗？”柳永说：“和相公您一样，我也做曲子词。”大约在他心中，自己填的词确实与晏殊所作的小词没什么区别，同样是一种文人雅习而已，但晏殊毫不客气的点破了他们的差异：“我虽然也做小词，却从来不写‘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在晏殊等人眼里，他们的词作，其实属于两个层次，可以比之当今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新诗与流行歌曲之分，柳永偏偏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后者。不禁慨叹他生错了年代，如果生在元朝，他也许能与关汉卿王实甫一干人把臂言欢，共同谱乐填词，出入歌舞剧场之间而不辞。如果生在明朝，他也可以或安居或出仕，与冯梦龙等文人纵情优游，文学上的创作与仕途无关。
柳永写词影响到仕途，其实论起来也有点屈，不象唐代孟浩然那样在皇帝面前失言说出抱怨的话，从而直接得罪了皇帝，却是他的词作远播之累。相传他在落第之后，由于愤激而写了一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传到宋仁宗的耳中，做皇帝的自然很不愉快，临到下一次考试，放榜之前，仁宗直接将柳三变（当时柳永还叫做柳三变）的名字划了去，说道：“且去浅斟低唱就行了，何必要浮名？”皇帝这一句话，连累得柳永一直蹭蹬不遇，直到景祐元年才中进士，改了名字才获得做官的机会。另一种说法，则是有人向仁宗推荐柳三变，仁宗问：“是那个填词的柳三变吗？”对方说：“是的。”仁宗说：“且让他去填词。”柳三变经此打击，索性整日与轻薄少年纵游秦楼楚馆之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两个故事真实程度暂且不计，但一向以仁厚、爱护文人出名的宋仁宗，在传说中对柳永如此厌恶，却应该是有一点依据的，至少，也反映出整个文坛对柳永这种风格的不满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柳永改名与仕途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改名后考进士才得中，不确。据吴熊和《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一文，考中进士的时候柳永仍然名叫柳三变，他之前累试不第，是由于仁宗厌恶他而故意黜落，直到景祐元年，这一年是刘太后去世、仁宗始得亲政之年，又值天下大旱，所以特开“恩科”，对历年沉沦不遇的文人格外放宽，柳三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得到登第的机会，以第三甲的名次获得“同进士出身”。
在宋代官制中，有一个“磨勘”制度，当时文官官阶分选人与京朝官两大层次。选人中举之后，根据名次授予官职，有四等七阶之分，递升者称为循资，是一种升迁方式，而选人经过“磨勘”后合格者升为京官，则是“改官”，由京官磨勘升为朝官，称为“转官”。柳三变登第后任职推官，是中举后的合理分配，他在这时候并不需要改名。改名的事情，可能出在“改官”上。他去求见晏殊，就是因为“吏部不放改官”，而不放的缘故，内情在于他的小词不为仁宗所喜（张舜民《画墁录》）。晏殊的责问，其实也是一种敲打，虽然柳永的回答无意中更深一层的得罪了这位太平宰相，但他对自己的遭遇，想必登时也心知肚明了。
柳永在当时人眼中，是个放浪形骸的浪子，但他内心之中，其实很想和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学而优则仕，做一个循良的官吏。他后来得任县令，确实也兢兢业业，是一个爱民的好县官，叶嘉莹曾举他所写《煮海歌》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纵情声乐、寄迹花丛的浪子，他对百姓的苦楚也有深刻的体会，虽然他在词中，曾经那么个性鲜明的表示过：“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但是在仕途中，他的真实面目不是轻浮的，而是严肃的。
柳永的个性其实并不是那么潇洒不羁，他在失意的时候会发小牢骚，却也很努力的试图进用。《渑水燕谈》记载了另一件他得罪皇帝的事，更可以加上“倒霉”二字评语：他久困选调，始终得不到提拔进用，有个姓史的人爱其才想帮助他，当时正值出现一个吉祥的天象“老人星现”（查询了下这颗星的资料：是全天第二亮星，现代名为船底座α星。其位置偏南，在我国北部看不到，只有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方，才能在短暂的时段里在低低的南天看到它。正因为这样，人们也叫它“南极老人星”、“南极仙翁”，实际它离南极还很远。中国古代星占家认为，老人星的出现是天下太平的征兆，见到了这颗星，将国泰民安。），仁宗很高兴，史某乘机让柳永以教坊进奏的新曲《醉蓬莱》填一首应制的贺词，柳永也希冀取得皇帝的欢心，欣然提笔填就一首《醉蓬莱慢》，进献入朝。谁知仁宗拿起词来，看到开头已经不悦，看到其中有“宸游凤辇何处”一句，与仁宗自己写的为父亲真宗的挽词辞意相合，不禁惨然变色，最后读到一句“太液波翻”，终于忍不住发作出来，说道：“为什么不说‘波澄’？”将词作掷在地上，从此柳永再也不得进用。——柳永用的词句，其实都是很普通常见的应制语言，但他到底不是吃这一碗饭的专业应制文人，不懂得回避皇帝的忌讳，因此弄巧成拙也是可以想象的了，更何况仁宗本来就对他厌恶不满，带着挑剔的心去读他的词，怎么可能有所包容呢！柳永的倒霉，其实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主流文人吧。
柳永不能成为主流文人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写词，而是因为他写的是俗词，就象晏殊指出过的，“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当然不会出现在晏、欧等人笔下。即使多情如小宋，风流如张先，也不会流连于青楼赋词作曲，柳永词中的对象，多半是下层阶级的女性，他所抒发的情感，也多半是市民的直露乃至带一点庸俗倾向的情爱，这是为当时词坛那一批文人所不屑的。他得名也在此，失誉也在此。甚至直到近代，也仍然也有批评者不喜他的作品，比如王国维，就曾认为下面这一首《蝶恋花》不可能是柳永所作：
伫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王国维推崇最后两句，并将之举为做学问的第二种境界，却又坚决不认为这首词是柳永做得出来：“《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人间词话》）“愿奶奶兰心蕙性”一句，出自柳永《玉女摇仙佩》词，王国维只根据柳永个别词作就认为他生性儇薄，必然写不出这样深情的语句，未免有点武断。其实根据两人性格来看，欧阳修较为达观，倒未必会写出如此执著痴恋的句子来吧。
当然，柳永在当世，也不是绝无知音，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盛况，已代表了他词作的风靡程度。而且他的词作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盛行，据说宣和年间，有个叫做刘季高的人，曾经在相国寺吃饭时和人谈论柳词，大肆诋毁，旁若无人。有一个老太监听见了，默然起身，徐徐取出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请求说：“您以为柳词不好，何不自己作一篇给我看？”刘季高哑口无言，这才知道大庭广众间不宜轻论是非，可见柳永的拥趸直到北宋末尚绵延不绝，也可知批评他的人，无论怎样，也是承认他的作品是难以胜过的。
即使傲气如苏轼，批评过秦观学柳词，却也时常下意识的将自己的词作与之相比，他写信给朋友，即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语气中透出得意，却也无形中显示出他还是觉得柳永词是当时流行的风尚。《吹剑录》里那一段著名的问答：“我词何如柳七？”“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对比虽微有扬苏抑柳之嫌，但也客观的说出两者风味差异，而苏轼拿柳永来比，其实何尝不是在内心中重视柳词的表现？甚至据《后山诗话》记载，宋仁宗其实也是喜欢柳永词的，每一首新词出来，立即都能传入禁中，他常常命宫女酒后再三演唱消遣，和前面所记录的他厌恶柳永“儇薄无行”压抑他的仕途对比起来，真是矛盾得出奇。大约柳永就是当时人即使再不喜欢、也无法忽略的那一种人物吧。
苏轼对柳永词，也不是全无赞语，如那首《八声甘州》中有有一句：“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苏轼就赞其：“不减唐人高处。”在当时，这可是对诗句最高的赞誉了。这首词确实可以推为柳词之冠，虽然于风格上不及《雨霖铃》更能作为柳永词的代表：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还有一首有名的《望海潮》，是为一个做杭州太守的朋友而作，有应酬的意味，却也写得绝佳，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竟然引得金主完颜亮为之动心，有了南侵之心，虽然完颜亮以兵败惨死而告终，始终未曾得偿他驻马吴山第一峰的意愿，更没有亲眼看到西湖风物，钱塘佳景，但柳词的魔力，想必也是深深刻印在当时人的心底。为这样的美好，不惜发动战争，却不知是词的幸或不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桥画柳，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后代写柳永的俗文学作品，宋元话本中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到明代冯梦龙改编成《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删削改写了原话本中低级庸俗的成分，由于《三言》的流行，读过的人肯定不少。在戏曲中，元杂剧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里面的柳永没有什么特色，与寻常杂剧中的男主角并无二致，但柳永的情人谢天香（虚构的成分较大），却是这部剧中首推出名的。明末清初有邹式金的《风流冢》，基本是根据冯梦龙的拟话本改编。其中柳永因得罪宰相吕夷简（吕求他写寿词，他却误封了一首《西江月》进去，中间有“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的句子），被吕在皇帝面前进言才遭黜落，这一个情节自小说传播之后，竟成为民间传说中的定论。而《吊柳七》、《风流冢》中解释“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来由：
“想我当初读书，凌云志气，及牢骚失意，变为词人，以文采自见，使名留后世足矣。何期被荐，顶冠束带，变为官人，浮沉下僚，终非所好。今奉旨黜落，自由自在，纵意诗酒，变为仙人。今后当自署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凡有著作，即署此名，是好一个官衔也。”
这一番话说得既潇洒又有趣，却似乎不知“柳三变”是柳永的本名而非化名。这种说法可能是民间传说中不甚了然的强为解释，冯梦龙、邹式金等身为文人，却不至于如此没有见识，之所以采用，大概还是由于：这样的柳永正符合后代文人的审美观以及同病相怜感。至于北宋年间挣扎于薄宦卑官的柳永，奔波浮沉于仕途、“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的柳永，却从此隐藏在诗酒风流的面目之下，不得窥见了。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元年（1038）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哲宗元祐初，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相八月，病卒。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并主修《资治通鉴》。存词3首。
【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
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
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
有情何似无情。
笙歌散后酒初醒，
深院月斜人静。
如果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读这首《西江月》小词，再让人猜是谁的手笔，恐怕大多人第一个会想到张先、柳永、秦观、小晏几人身上去，至不济也当是大晏欧苏这些人的作品，待到揭破谜底，不免要使人大跌一回眼镜：料不到古板君子司马光，也一样会写这样婉媚侧艳的小词！但是，既然一身刚骨的范仲淹也能写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凄艳之句，道德楷模的司马光偶尔写一写拟花间体的词作，也不算什么出格的事情。有趣的是，司马光与范仲淹的身后谥号同样都是“文正”（在古代谥法中“正”是无上的美谥，司马光就曾经反对过给一位大臣夏竦谥“文正”，说：“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不料他自己死后，竟能够当得起这个“正”字。），也同样都曾在属于歌筵酒席的应酬小词中真实不加掩饰的吐露出情语，真是思之令人失笑的巧合。
和欧阳修一样，后人对司马光名下有这一类小词的事实很不满意，试图为之辩护，于是一概不予承认，全当作是仇人的栽赃。直到清代王渔洋还说：“‘有情争似无情’，忌者以诬司马。”《词林纪事》里也认为是当时人忌恨司马光“独为君子”，偏要伪造出这类艳词来给他脸上抹黑。欧阳修名下的艳词还能揪出作伪者的姓名（一般认为是在他主持科举下被黜落的举子刘某），但关于司马光词的伪造痕迹，却是查无实据，无非是道学先生们一心想维护司马温公的名誉而已。其实就在与司马光同时的人中，也有明理者并不以他有这样的词作为耻，反而由衷的赞叹：“文正公言行俱高，然有《西江月》词云云，风味极不浅。”（赵令畤《侯鲭录》）
司马光在当时的声誉之盛，确实无以伦比，《邵氏闻见前录》记：北宋名臣文彦博留守北京（北宋的北京是大名府）时，派人入辽国侦探，这种探子收集情报大约是无所不收，有一次回报了辽国新上演的一本参军戏：“辽主大宴群臣，宴会上有伶人演戏，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士人，见到旁人的东西就一把攫取入怀，结果从背后跳出一个拿大棒的人来，自称：‘我是司马光！’狠狠揍了这个贪婪鬼一顿。”所谓“参军戏”，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早期形式，类似于现在的滑稽小品，当然情节也没有小品的复杂，一般都是两个人出演，一个“苍鹘”（副末），一个“参军”（副净），按规定苍鹘可以击打参军，其实也就是由苍鹘对参军进行种种滑稽夸张的挖苦与打击，以博取观众的笑声，这种戏的情节不固定，常常是根据现实而新编，讽古喻今。这条关于辽国新戏的谍报并没有什么政治价值，却证明了司马光的刚正之名，已经远播漠北，连伶人也拿他来当作执法者的代名词。文彦博后来将这件事讲给司马光本人听，还不无羡慕的感叹：“君实（司马光字）的清名，在夷狄之地也得到如此敬重啊！”
连辽国人都如此久仰司马光大名，同时代大宋治下的百姓，对这位君子的仰慕当然更是达到接近狂热的态度，他所来到之处万人空巷，这种风头比之当今的明星也不遑多让。《挥麈后录》一书中说司马光在神宗元丰末年来到京城，当时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尚未拜相，但京城的百姓都已经以“相公”来称呼他，街道上挤满了想一睹他风采的人，个个踮着脚尖围观，以至于马都无法行走。司马光到宰相的府第去拜谒，市民们爬上大树、登上屋顶、骑着院墙向相府内窥看。相府的人想阻止，市民说：“我们不是望你家主人，只是想见识一下司马相公的风采而已！”任凭呵叱也不退却，相府的屋瓦被踩得一塌糊涂，连府周树枝也都踏到折断。这种热情一方面出自对司马光人品的景仰，另一方面与司马光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也不无关系。
现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提到王安石变法一般采取褒奖的态度，以至对顽固反对的司马光等一派人士难免有所贬低。新法的得失不是我这里能够分析，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在道德素养方面也决不比司马光稍逊，可是，我们如果客观的审视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尽管变法有打击豪强、富国强民的意图，普通的百姓却并不是欢迎新法的。司马光出现在开封京城的时候，已经是神宗被迫放弃了一切变法、重新回到保守道路上来的时候，曾经满怀热忱进行变法改革的神宗与王安石，同时都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生命最后一程，而这时作为保守派重头人物被起用的司马光，其实也即将走近人生终点，只是与政敌的黯然晚景不同，他是作为当时百姓眼中的救星，光辉灿烂的走上相位的。这个场面，对王安石来说是痛心难堪，加速了他的辞世；而对司马光来说，也只是恍若流星的短短一瞬，在相位上只做了八个月，他便老病而终，告别了这个世界。
神宗之后的哲宗、徽宗，也都有变法的打算，只是到那时变法已经完全变质，不过是借着新法的名头祸国殃民而已。但既然要翻新法的案子，对于司马光等人的形象自然要进行颠覆，蔡京因此向徽宗进言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一派保守派人士全部列名于上，遍立全国。古代说“党”，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代表的就是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这块党人碑其实相当于耻辱柱，并且一直株连到这批“党人”的子孙，杜绝他们的婚宦前途。这种做法在当时民众中激起了异常的反感。据说长安工匠安民抵死不肯刊刻碑文，说道：“小人愚蠢，不懂得立碑的意思。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物，海内都说他是正直君子，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人，我不忍心刻这样的碑文。”主事者发怒，以加罪相胁迫，安民哭道：“小人不敢推辞差役，只请求能够不刻‘安民’两个字在碑末，我不想让后人恨我！”
佼佼君子身后难免毁谤，即使是生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小人中伤。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名为“通鉴”，其编撰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阅读以资借鉴古今得失，具有这样重大意义的书籍，自然得到皇帝赞许并资助他的修成，但编一部通史著作，难度何其之大，不是朝夕可以完工。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进行捕风捉影的揣测，说司马光不过是因为有赞助资金可拿，所以故意的拖延完稿日期，以便得到更多利益。司马光听说了，虽气愤也无计可施，为了洗脱这种不堪的嫌疑，只好加快进度，草草结束，使得五代部分写得繁冗未经剪裁。这段故事出自《霏雪录》，并说：“小人害事，往往如此。”故事未必真实，但这类的事，却是在现代也难免时有发生的，小人可恨，往往还偏能够害事，似乎是自古以来的一条规律。
司马光的私生活极为严谨，他只娶了一位夫人裴氏，没有生子，他也并未按古代重后嗣的观念再娶妾侍。传说裴夫人曾经为他娶了一个妾回来，妾有一日乘他在书房里，盛服靓妆，打扮得光彩照人的进去，希望得到他的宠爱。司马光却毫无领情的样子，妾见他不理睬，于是没话找话说，拿下一套书问道：“中丞大人，这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拱手正色回答：“这是《尚书》。”神情严肃，答话简洁，全然是公事公办的面目，妾搭讪不成功，只好没趣的走了。这个妾既然得不到司马光的理睬，大约很快也就离开了他家。据《清波别志》，当时有人干谒司马光，写信向他求资助，请求他只需要将卖掉一个婢女的五十万钱给自己就行了，司马光回信说：“我居家度日，饮食不敢顿顿大鱼大肉，穿衣不敢全穿贵重的丝帛料子，怎么能有五十万钱买婢女的事？”语气很是惊异。我倒以为写信的人没准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并不是毫无根据而言，也许所指的就是他夫人买来的这个妾的身价。
司马光不理艳妾的引逗，让人感觉他似乎是个冷淡无情的人，但如若回过头去读那首《西江月》小词，却发现他对女性的美，还是具有欣赏之意的。在他眼中，既有女子淡雅绝俗的妆扮，又有轻盈袅娜的身姿，而在他心底触发的情感，却是：“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只余下酒醒人散的怅然思忆，如果我们用一点穿凿附会的方法，把他的小词看作不是泛泛而写，而是真实的记载了某一刻看见一位美人之后的心理活动，那么他的情感，其实也是发乎情而止乎理，是因为严肃的道德自律使他压制下了那一刻的心动吗？不得而知。
司马光久居洛阳，在当地买了一座园子，取名为“独乐园”，在内读书著作。裴夫人逝世在他之前，司马光既无子女，又失去了老伴，晚年常忽忽不乐，时时到独乐园中，在读书堂内正襟危坐，一坐就是终日。他晚年的心情，只怕也是极度空虚寂寥的，或许在这时候，他更能体会小词所写的那一种酒醒人散的凄然悲凉吧？他曾经作小诗题在梁间，有两句说：“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晚景的孤寂，使他对“家”有着强烈的依恋怀想，却又清醒的认识，自己终究是过客，终究已经无家。而我们知道，不久之后他也辞别了独乐园，前赴京城，在那里踏上他一生仕途的顶点兼终点，不知他回首的时候，对“不成家”的洛阳宅第又作如何想？
说说司马光爱惜书籍的一件事：他在独乐园的读书堂中藏书上万卷，数十年如一日早晚不辍的读书，但书籍却保护得崭然如新，就象没有碰过的一样。他曾经教育其子公休（前面说司马光无子，《宋稗类钞》中却又提到他的儿子，而且宋史上司马光也的确有子司马康，字公休。我疑心是“嗣子”，也就是入继的儿子，可能是侄子。）爱护书的方法：“我每年到上伏以及重阳之交，天气晴朗时就摆设几案在太阳下，将书册集中放置在上面晒它们的书脊，所以藏书的年月虽久，也没有损坏。看书的时候，打开书卷之前先看看书桌干净不干净，铺上垫子，然后端端正正坐着阅读。有时想把书拿在手里看，就用一块方板垫在下面，从来不敢直接拿手捧着书看，不但是为了不弄脏书，也是为了不碰散了书脊的装订。每看完一页的时候，就用大拇指指面衬着书页的沿边，随即以食指指面捻住挟过，翻开下一页，这样就不会揉烂了纸张。”——这段话颇为繁琐，却只有真正爱书人才能说得如此仔细。我不是藏书家，对书籍的爱护也不能达到他这样无微不至的程度，但常在图书馆借到书后，看到书页破损污秽，乱写乱画，却也觉得很痛心，读书人爱护书，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的阅读方便。尤其是图书馆的公物，应该更加以珍惜的心情爱护，因为它们不仅仅要陪伴一代人。虽然做不到司马光这样谨小慎微，至少不折叠，不写画，不弄脏，这几点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特地把司马光的这段话摘录出来，以志读书爱书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自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朝两度任相，实行变法，新法失败后辞职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诗文俱有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作不多，但风格高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江西临川这块地方出过不少名人，其中最有名且使后人以籍贯为称呼的，莫过于北宋的王安石与明代的汤显祖，这两人在政治及文学上的作为，也可以对比出有一丝微妙的异同：王安石以锐意变法的改革家身份载入史册，然而他所推行的新法，既没有成功于当时，到后世也是长期以来对他毁大于誉（近世则誉大于毁），唯一能够保持公正并毫不含糊的给他以应有地位的，却是文学史；汤显祖同样以一封《论科臣辅臣疏》留名明史，对政局有清醒的认识和尖锐的揭露，却终身不曾踏入权力核心，反而一再遭当权内阁辅臣的排挤打击，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毫无建树，后人认识他的，仅仅只是著名戏曲家而已。当然，两人相似的也只是以文学家名垂不朽的地位，在政治方面的地位，王安石则远非汤显祖所能望其项背，他以自己超前的改革理念与独特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举明朝的人物为对比，可相提并论的应该是张居正——辅佐另一个“神宗”的改革家。
拿王安石和张居正对比，自然不及张居正的改革收成效于世，但比起张居正死后遭抄家清算的遭遇来，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失败，却归隐钟山以尽天年，即使在死后，终北宋之朝官方也始终予以崇敬。这背后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确实有所差异。张居正有政绩，有才干，却也有专权恋栈、以权谋私的指责，而王安石在改革时，夸张一点竟可以说得上是“孤立无援”，当时的正人君子几乎没有站在他一边的，两次担任宰相推行新法都被迫去位。但当时人对他品德的评语，却很少有诋毁之词，指摘他的缺点，也集中于固执、急噪等方面，却一致都赞许他为人真实直率，简朴无贪欲，对他的才学之高更是无不佩服，就连苏轼这样的大才子，也对王安石极为服膺。冯梦龙的《三言》中，关于王安石有两个故事，一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对王安石进行轻诋的小说，在私德方面却也找不出什么攻击之词；另一篇则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描写了苏轼在王安石手下受教训的趣事，虽是小说家言，却也证明了在后人心目中，能考倒苏东坡这天下第一聪明人的，惟有王安石这样功力深厚的大学者。
王安石在文章上的成就很高，即使在明清之世，对他的新法毁谤益多、甚至认为他应该为宋亡负责的情况下，他仍然能与苏氏父子齐列名于“唐宋八大家”中，并未以人废文。诗也独具一格，自成“荆公体”。对比起诗文来，他词作的数量并不多，近人朱孝臧辑出《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连补遗也只有二十四首。但他的词作却极为当时人赞赏，如代表作《桂枝香》，这一首金陵怀古词，据说同时同题材的《桂枝香》词一共有三十多首，惟有王安石这一首成为绝唱，连苏轼见到，也不自禁的发出感叹：“此老乃野狐精也！”这种赞叹，似乎有点调侃，有点玩笑式的嫉妒，却也是由衷的欣赏。细读此词，确实感到一种苍凉的大气，并不流于颓丧的感喟，精炼浓缩却不显得空泛的老到笔力。词为“怀古”，但真正触及历史事件的，只有“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一句，这是用隋灭陈的典故，陈后主纵情声色而致亡国，时语云：“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韩擒虎是南下灭陈的大将，张丽华是陈后主的宠妃，此语将两人并提，陈朝之糜烂与亡国之急骤同时并见，有一种异常的激越感，而王安石只接以“悲恨相续”四个字，便变紧促为苍凉，顿然使人感到沉郁不尽，梁启超称此词“颉颃清真、稼轩”，良非过誉。
王安石学问既博，作诗词时也有逞才夸富之处，其表现不是喜用复杂难懂的典故，而是发扬光大了“集句”这种形式，所谓“集句”（诗的集句又称“诗钟”），就是摘取前人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词，玩过这种文字游戏的人都会知道，集句看起来极容易，其实绝难，要将不同人的句子集成一首文从意顺，而又不失诗意的新篇，难度高于自撰。王安石却是做集句诗的高手，据说他最多的集句诗达到数十韵，而集成的对偶竟有比原诗中对仗更觉得贴切合适的。在集句诗的基础上，又有集句词，较著名的有下面这首《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
轻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
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
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
黄鹂一两声。
这里所用的八句诗，各自都有出处，如果不知，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首小词竟是一袭“百衲之衣”，集句的最高境界就是如出己口，看不出拼凑痕迹，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得腹有万卷诗书，其次还得有巧妙的才思与应用能力。其中“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两句，另一个版本作“今夕是何朝，看余度石桥。”，也通，却不及前版本的灵动自然。
这首《菩萨蛮》描写的生活闲适安逸，应当是他罢相后退居半山堂之作，另一首《渔家傲》词的意境也仿此，有句说：“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新法失败后闲居的王安石，心情真的如此宁静？只怕未必然。
宋人笔记中说王安石罢相之后，心情异常忧愤不乐，在自己小厅上题写唐代薛能的诗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几十处地方都题了这两句诗，可见他对诗句中愤慨之情是心有戚戚焉，对自己的新法改革，竟表示出一种决绝的否定来，这是他的心声，还是愤激情绪下的反语？我以为是后者的成分比较大。他的政治见识，他果断执拗的性格，都注定了他不会默默无闻甘为“卧龙”以终老，他必然要有所作为，哪怕他事先明知惨败的下场，我想他也不会轻于放弃的吧。“茫然忘了邯郸道”，他可以忘却高官富禄、万人之上的荣耀，可以忘却令行禁止、言出即从的权柄，却怎么可能忘得了他呕心沥血以致力推行的新法？
黄仁宇论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他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其实超前了中国历史900到1000年，这是何等惊人的距离！宜乎他在现实之中，竟得不到完全的知音了。撇开政治经济不谈，我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其实也十分超前，他有名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古代可谓是惊世骇俗的言论，道德君子们也纷纷指责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丧心病狂，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三条并没有不正确的地方。他坚定的信念，在当时却为荒谬，为大逆不道（有一种说法认为“三不足”论并非王安石所说，而是旧党反对派提出以攻击他的，但是我觉得，即使在后来倾向保守一派的史书撰者有所夸张，但是如果王安石本人没有这样的思想，也无法强栽的吧。幸好他生于思想比较自由且厚待大臣的宋代，如果生于明清，只怕因这三句话就已经死无葬身之地）。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中，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王安石有“拗相公”之称，这是当时人对他的一致认定，他的执拗，和天生耿介的性情有关，也与他缺乏周围同僚支持，只能以绝大的意志力一意孤行推行变法的处境不无关系。对他的缺点评价最为透彻的莫过于好友曾巩。神宗曾经问曾巩道：“你与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曾巩说：“王安石的文章品行不减于汉代的扬雄，只有吝啬这一点是缺陷。”神宗脱口说：“王安石轻视富贵，似乎不是吝啬的人啊！”曾巩道：“我所说的吝啬，不是生活方面，而是性格方面，他勇于有所作为，却吝啬于改正自己的错误。”神宗也点头认为说得有理。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安石有一种“孤勇”，有对自己理念百折不回的坚持，却不免失之于过刚易折，明知前路不通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明知人皆毁谤也不反省追悔自己的行为，他又是一个孤独的勇者。
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因改革阻力太大，已经无法成行，协助他变法的爱子王雱又早逝，不免萌生了退位之意，《宋史》上说：“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但《宋稗类钞》中有个故事，却讽刺他求去之意不是很真诚：他请求罢相，待命近两个月神宗也未予允许。王安石请了个算命的老僧化成来起课占卦，并让他看自己的命运。化成说：“三十年前我就给相公看过命，现在你已经做官做到了宰相，还有什么好问的？”王安石微有不悦之色，说道：“我问命，不在乎做官，只是恳求离职而去。皇上没有许可，现在看看短时间内去得成么？”化成说：“相公，‘得意浓时正好休’。要去在相公自己，不在皇上，现在只是你自己的主张尚未拿定罢了。岂不知：‘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王安石面有惭愧之色。
然而王安石并不是贪恋官位而迟迟下不了决心辞相，连神宗也评价他“轻于富贵”，宰相之位，在他只是方便于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工具，既然新法失败，他自然不必再在这职位上做下去。他生平的志向，可以从推崇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看出来，他欣赏那种“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即使处庙堂之高，也不能忘怀江湖之逸，在词作中，我们且看他这一首《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来，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
无奈被它情担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这首词当是他在担任重职时所作，深有厌倦官场、激流勇退之意，明代文人杨慎即评价说：“荆公此词，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既勘破乃尔，何执拗新法，铲除正人哉？”（《词品》）杨慎并不理解王安石的情怀，他的“执拗新法，铲除正人”，何尝又是为一己之私？他如果真正“勘破”，其实满可以做一个尸位素餐的高官，心安理得的享受“太平盛世”，何必冒着天下人皆不谅解的风险，去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宋史》里列出他所铲除的正人：“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又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这的确是王安石的悲剧：当时有能力有才干有德操的正人君子们，包括他的朋友，都是变法的反对派，而愿意附和变法而被他一手起用的助手们，如吕惠卿之流，并不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只是夤缘求进的小人。用人不当，自是变法失败的因素之一，但立场的截然相反，王安石即使起用那些“老成人”，也只能起到掣肘的作用。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王安石及这些正人的不幸。
在北宋那些年里，似乎是一个上天异常不吝啬于降生人才的时代，单单只看围绕新法的几派代表人物：变法家王安石，保守派司马光，倾向保守却能公允对待新法的苏轼，无一不是绝顶的“风流人物”，人中龙凤！王安石的学识魄力，司马光的道德楷模，苏轼的绝代才华，无不达到顶峰，上天似乎在开玩笑，以格外的眷顾使他们生于一时，互相结交，却又以政见不同而让他们永远无法并肩站在一起。他们在私交上并没有恩怨，很多笔记中都留下了王安石与苏轼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记录，甚至在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因反对新法屡受打击、九死一生的苏轼还前去拜访他，相谈甚欢。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宋史上也说是“交友之善者也”，但司马光古板，王安石偏执，中间更隔着政见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他们的友谊无法善始善终。
王安石的个性之强，从早年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一点连司马光也早早就已经认识到，《邵氏闻见前录》里记载司马光自己讲述过一件事：他曾经与王安石做同僚，都担任群牧司判官之职。有一回群牧司的牡丹花盛开，包拯请司中官僚饮酒赏花，亲自举酒劝客，包拯素来以严厉出名，难得如此有兴致，众人莫敢违拗，连素性不饮的司马光也勉强喝了酒，惟独王安石从始至终一滴酒也不肯喝，包拯也不能奈何他。要知道在当时包公清肃之名震动天下，俗语以阎罗王相比，王安石也不是不能喝酒的人（他的诗中即有提到饮酒的句子），坚决不饮，恐怕也只是出于一种奇特的执拗与莫名其妙的意气。不知道古板严肃的司马光在看到这个同僚朋友出奇的强硬态度时，心中有无惊异触动？多年之后向人提起这件事（也许这时已经成为了王安石的政敌），又不知是感叹还是怀念？但司马光在认识王安石的时候，多半也就明白：如果和这个拗相公作对的话，必定也只能采取同样激进强硬的手段吧！
司马光与王安石卒于同一年：元祐元年（1086）。这年神宗已经崩逝，正是变法全盘失败，保守党人纷纷起用的时候。六十八岁的司马光，以垂暮之年拜相，即开始对新法进行完全清扫的活动，有人提出质疑：“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现在先帝才去世，就完全否定新法，是否合适？”司马光答道：“替父亲改正错误，也是儿子应该做的。何况现在是太皇太后当政，做母亲的改变儿子的措施，又怎么能说不当！”其实司马光本人，未必不明白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如此激进的废除新法，还是出于想在自己死前将一切都“拨乱反正”的愿望吧。而退居在金陵半山堂的王安石，因为远离政坛，消息并不十分灵通，亲友怕他听到伤心，也不敢将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事情告诉他。后来有举子从京师回来，王安石问：“京中有什么新闻？”举子说：“近来颁布法令，不许看《字说》。”这是王安石编撰的一部学术著作，据说他著《字说》时呕尽心血，写作时放置百许枚石莲（一种植物）在桌上，出神思索的时候就咀嚼石莲，宣泄情绪利于思考，有时石莲咬完了，就咬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也浑不知觉。这样的学术著作居然也遭禁，王安石十分愤慨，说：“法度可以改，难道连文字都做不得了么？”这一夜他无法入睡，绕床徘徊至天明，数百次的在屏风上写“司马光”三个字以发泄不平之气。也许，单是《字说》遭禁的命运，尚不至于使王安石如此愤懑痛恨，只是从这部书的遭际，他也能料到自己苦心推行的新法会是什么结局，果然不久之后，他听说连新法中的“免役”法也被废止了，禁不住悲愤交加，说道：“就连这个也罢止了啊！”新法遭彻底否定，是对他人生最大的打击，王安石就此郁郁而终。《三言》中说他“饮恨半山堂”，出自鬼神报应、自悔前行的那一类说法自然没有依据，但他临终之前必然是心中充满了郁结愤恨不甘，说他“饮恨”，却是不错。
王安石晚年隐居的半山堂，在金陵钟山，至今尚有遗迹（在南京紫金山风景区），这块地方叫“谢公墩”，原来是东晋名臣谢安隐居的地方（王安石因此写过小诗调侃谢安，认为自己的名字与谢安的字“安石”相同，又隐居同处，乃是巧合，而从此之后，这块地方应该跟自己姓了），堂正在从钟山到江宁州城路途的半道上，故名“半山”。《避暑录话》说他“不耐静坐，非卧即行”，养了一头驴子，每天都骑着驴在钟山之间闲游，倦了就在山中定林寺休息，往往太阳偏西才回去。——这个定林寺，90年代新建称为“定林山庄”，在南京梅花山附近，我少时在南京读书，每年春游梅花山看花，买到的门票包括三个景点：梅花山、定林山庄、紫霞湖，因此对定林山庄的印象很深，是个幽静的好所在，还诌过歪诗，有“庭深棋响远，院静鸟飞迟。”的句子，却不知已隔近十年，定林寺又变成如何光景了。
王安石骑驴游钟山，当时也有人劝他改为坐轿子，认为堂堂退休宰相骑驴也太有失身份了，王安石回答：“难道能够把人当作马牛？”这一句话，实在很有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为人简约质朴，常常忘记洗脸换衣（据说可以一年都不洗澡），弄得自己蓬头垢面，在未显贵之前也曾名震京师，相传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因此作《辨奸论》（有说法认为是伪托之作），认为他“囚面丧心而讲学”，“是不近人情者”，必然会成为大奸大恶之徒。但只凭他不愿让人作牛作马来服侍自己这一点来看，却决不是没有人情味。另一个传说：他不修边幅而为人清廉，夫人吴氏却正相反，有洁癖却爱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有次他就任地方官时，夫人向公家借用了一张藤床，直到他解任也不肯归还，公家碍于王安石的面子不便追讨，王安石知道了也不劝说夫人，只是赤着一双几天不洗的脚上藤床躺了一会儿，夫人看到了感觉恶心，赶紧命人将床还回去了。这个故事令人失笑，却也看出王安石在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很有策略，既不利用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权威压迫，也不直接挑起夫妻间的口角争执，乃是“知己知彼”采取对策，解决问题于无形之中，又怎能说他不懂人情呢？
王安石的性格急噪，据说他棋品不高，下棋时从不思考，随手而应，落子极快，发觉要输了，就干脆停局不下，对人说：“下棋本来是图放松的事，反而苦思劳神，不如算了。”在当时人眼里，这种行为未免不够高雅潇洒。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不风雅、不入流，他曾经去拜访书法家蔡襄，蔡襄也是个茶道专家，欢迎他的到来，亲自选择了绝品的茶叶，亲手洗涤了茶器烹点（宋代饮茶不是以清水泡茶叶，而是“点茶”，以茶团烹煮倾入茶盏，称为“点茶”），招待王安石饮用。谁知王安石看见茶汤，自己从口袋中取出一撮“消风散”的药末来，投入茶中一起喝了，居然将佳茗当作服药的水来喝，蔡襄看了不禁大惊失色，王安石却恬然不以为异，只是慢慢的说：“茶味很好。”蔡襄大笑，感叹他真是个直率不做作的人。
王安石不讲究风雅，却也时有小幽默。他为相的时候，有人想讨好他，送一方端砚给他，并谄媚说：“这方砚台极其难得，一呵就能出水。”王安石笑道：“就是一天呵出一担水来，也只值三文钱，有什么宝贵？”拒绝不收。这是他运用自己的“不通风雅”而拒贿的一种巧妙方式。另一次，吕惠卿和他闲谈，不知怎么讨论到皮肤保养问题上去了，吕惠卿说：“相公面上有黑斑，用芫荽洗脸可以除去。”王安石说：“我是生来的黑面皮，不是黑斑。”吕惠卿说：“芫荽也能除黑。”王安石笑道：“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这句话是套用《论语》中的：“子曰：天生德与予，桓魁其如予何？”现代人看到这一句话可能不觉得特别好笑，但放在古代那种以《四书》为主要教材，自启蒙起就朗朗上口的背景下，这一句掉文话实在十分冷幽默。这两个故事，都被古人收入各种笑话集中，一再引用。
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爱将，起初两人关系非常好，看这段笑话中他们在一起随意谈论美白事宜就可以得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退出政坛时，推荐了韩绛、吕惠卿二人主政代替自己，开始韩、吕二人也的确守着他的变法方案不动摇，以至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但吕惠卿是个有野心的人物，忌王安石复出夺了自己的权柄，暗中对他进行中伤陷害，百般排挤，自己则独揽大权。韩绛斗不过他，密告神宗召回了王安石，自此王与吕关系破裂。后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居钟山，吕惠卿又写信去想与他讲和，王安石拒绝，回信措辞虽委婉，语气却辛辣，指责他忘恩负义厚颜无耻，大有鲁迅“一个也不原谅”的决绝，所谓“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正是他的写照。
王安石之所以如此痛恨吕惠卿，我个人以为除了政治路线上的分裂之外，还因为吕惠卿不但倾陷加害于他，也陷构连累到他的家人：弟弟王安国与儿子王雱。与政坛上执拗激烈的面目不同，王安石在家庭中却似乎显得温和可亲，前面巧逼夫人还藤床的事，就表明他在家里并不是一个严厉的男主人。他出使辽国之前见到久别重逢的大妹妹文淑（封长安县君），他也写《示长安君》的诗给她，诗句中流露出家庭的脉脉温情，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吕惠卿陷害王安国去官早卒，王雱的壮年夭亡也与他不无关系，这两个人既是王安石最亲近的人，也同是王家的英杰之才，怎么能教王安石不耿耿于怀？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是王安石之弟，《宋史》上说他“幼敏悟，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十二岁的时候就以文章闻名于当世，他也做词，比较著名而为自我写照的是一首《清平乐•春晚》：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
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
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
《竹坡老人诗话》里记载说：有人在建康（南宋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一户人家里看到一纸王安石亲笔书写的小词，题为《清平乐》“留春不住”云云，觉得很疑惑：“王荆公平生不作这样婉约的词语，却有这纸笔迹传世，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王安国的词。并且有说法认为，另外一些归属于王安石名下的诗句：“繁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也是王安国的句子。王安国的文集今已散佚，但从现存的诗词来看，他的性情要较乃兄为恬淡，也不热中权势，虽有身居高位的兄长，却并不藉此猎取功名，后人对他赞誉很高，《清平乐》词的结句：“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谭评词辨》即称：“结笔品格自高。”
王安石与王安国虽为兄弟，政治立场却不相同，王安国反对新法，屡次劝谏王安石停止变法，并当面质问变法派的曾布，指责他误了王安石。《东轩笔录》中说他“性亮直，嫉恶太甚。”尤其看不惯吕惠卿的小人嘴脸。《宋史》上说他在西京洛阳担任教授之职时“颇溺于声色”，王安石居相位，去信告诫他：“宜‘放郑声’。”（《诗经》中的“郑风”、“卫风”两地国风中多男女相悦之词，道德家以为淫亵，后来遂以“郑卫之声”指代靡靡之音。）王安国回信说：“亦愿兄‘远佞人’。”“放郑声、远佞人”也是《论语》上的话，是孔子对治国的看法，王安国以此回应，所说“佞人”自然就是吕惠卿，吕由此衔恨。《东轩笔录》中则将这一段事情写得更加细致，且成为当面冲突：王安石才担任参知政事的要职时，偶尔阅读晏殊的小词，莞尔而笑，说：“做宰相的人，也适合写这样的小词么？”王安国说：“他不过是偶然兴起，当作一种爱好消遣而已，他的事业难道只有这个？”这不过是兄弟间日常的闲谈，并无深意，但吕惠卿在旁边极力附和王安石的话，说道：“既然执政，首先就应该‘放郑声’，怎么还能自己带头写？”王安国很厌恶他，冷冷的说：“‘放郑声’还不如先‘远佞人’呢。”吕惠卿知道在讽刺自己，暗自恼火，从此结下了仇隙，日后掌权，就利用“郑侠案”来倾陷他。
郑侠是当时反对新法的急先锋，熙宁七年的时候正值大旱灾，饥民流离失所，郑侠乃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献给神宗，并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一定下雨。”神宗将郑侠贬谪岭南，但由于两宫太后相信这一类说话，流泪请求，只好将王安石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的官衔出知江宁府。王安石去朝时推荐亲信吕惠卿代替自己推行变法，吕惠卿上台即报复王安国，诬陷他是郑侠的同党，将他夺去官职罢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王安石接到诏书谕示弟弟坐罪罢官的消息，竟致潸然泪下，不知是真相信弟弟竟然同反对党一起以无稽的事件攻击自己呢，还是明知吕惠卿的奸谋，却因在野而无力阻止？反正这件事情，对他的精神上的打击一定很大，后来吕惠卿变本加厉，想利用一件谋反的逆案牵连加害王安石，只是由于神宗又召回了王安石，阴谋才没能得逞。
王安国被诬陷与郑侠同谋，也非无因，因为他平素的确与郑侠交好，郑侠上疏后被坐罪纠治，吕惠卿等人即说王安国曾经看过郑侠的奏章稿件，并一力怂恿他非毁自己的兄长。这其实是捕风捉影的诬攀。据郑侠自己说，他上疏后在途中遇见王安国，王安国骑在马上举鞭作揖，说道：“你可谓是独立不惧！”郑侠说：“想不到丞相被小人所误，一至于此！”王安国为兄长辩护，说：“不是这样。家兄认为，做臣子的不当回避嫌怨，须得将四海九州的怨气统统归结于自己一身，而后才可为尽忠于国家。”郑侠说：“没听说过尧舜之君在上，夔契之臣在下，却令四海九州都有怨气的！”——这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郑侠的看法是经典的封建士大夫的认识，难免一开口就要以尧舜之治要求别人，但他
的话也未必全无道理：新法本意是利民，如果民生不堪其苦，是否也该进行反思和改正？而王安国虽然也不满于新法，却也能够设身处地的说出王安石“不避怨而尽忠”的出发点，在人格方面，他其实是理解并回护兄长的。
王安国罢职不久又召复官，但旨意才下王安国便已病卒，才是四十七岁的盛年。王安石已经知悉了吕惠卿的奸险，对受自己牵连的弟弟，是否也有内疚之心？他为弟弟亲笔书写的《清平乐》小词，直到南宋时尚且保存于世，作词人却恍若风中杨花，一去不返，这个品格高洁，“不肯画堂朱户”的王平甫，也许是王安石永久的遗憾。
王安石之子王雱的情况则与叔叔安国又不同。
王雱（1044-1076），字元泽，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差，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并认为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他在主导，未免言过其辞，带有强烈偏见。王雱的确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助手，而且是一个激进的铁血主义者，《宋史》上说他平生佩服商鞅，常称他是豪杰之士，一提到变法受阻，就认为应该大开杀戒。有一次王安石和别人在一起谈话，王雱不修边幅的走出来，问父亲在谈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总是受人阻碍，所以在这里商议对策。”王雱大言炎炎的说道：“把韩琦、富弼都砍头示众，新法就能推行了！”这种偏激的言语连王安石吃了一惊，急忙说：“雱儿，你错了！”但王安石对于自家这个任性骄傲的儿子，似乎没什么办法。
王雱在很多地方都绝似父亲，继承了父亲的早慧敏悟，也继承了父亲的执拗顽强。传说他小时候，有客人送了王安石一头獐子一和一只鹿，关在一个笼子里，并故意逗他：“你知道哪个是獐子，哪个是鹿吗？”王雱其实分辨不出来，却说：“我知道——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回答得颇有点小机灵，如果编《世说》，一定能入“夙慧”这一栏。而且他并不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王安石写过《伤仲永》，感叹教育方法不对误了一个神童，说明他在儿童教育问题上颇有见解，自己家里的神童儿子，当然不至于蹈别人覆辙。但王雱的聪明，是一种锋芒毕露的尖锐，加之以过分偏执的性格，最终酿成个人悲剧，却不知王安石会不会感叹：“聪明反被聪明误？”
王雱与吕惠卿的恩怨，自然是起源于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千方百计的夺权，为了阻止他复相，可以说是无所不至。当时一批小人见吕惠卿得势，也纷纷媚附他而倾陷王安石。同时被王安石推荐留任推行新法的韩绛发觉自己执政开始步步难行，几番与吕惠卿争论不胜，知道自己制不住他，索性密奏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接诏，也知朝事有变，毫不推辞，快马加鞭而行，七天就从江宁赶到了京城。吕惠卿出其不意，大为愕然。是时正值有一桩谋反的案子败露，其中牵连到一个游方术士，是王安石的熟人，吕惠卿借此大兴牢狱，株连甚众，意欲将罪名一直引到王安石身上去，只是由于神宗及时任命了王安石重入秉政，案子才压了下去。
造反谋逆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吕惠卿想以此陷害王安石不成，反而自己去位，王雱恨之切骨，指使门客告发了与他家人有关一桩贪赃案子，由于急于报复，伪造制令，反而被吕惠卿抓住了把柄，反告到神宗面前，甚至揭发出王安石以前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有“某事别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谢罪，并称不知道“矫令”之事。回家问王雱，才知道事情的来由。以王安石的耿介，应该是极其不喜这样互相构陷的小人勾当，何况事情闹得如此之大，难免责怪儿子行事失当。素来心高气傲的王雱，恐怕是第一次受到父亲如此严厉的责备，又气又恨，忿恚难当，他本来已经生疽病（这是一种皮肤化脓感染性疾病，发展到致命的程度，即是全身化脓性感染，中医称之“疽毒内陷”，古代没有抗生素，常常夺去生命。），情绪失控之下加重了病情，竟然死去，年方三十三岁。王雱的早死，吕惠卿实际上是间接的凶手，但也与他自己过分执著偏激的性格有关，他的骄傲使他不能忍受一点背叛和打击，必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行事不给别人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
王雱为人自视甚高，十三岁时就有清醒的军事头脑，连父亲也赞同其言，未成人时“著书数万言”，长大后“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比之王安石，似乎缺少涵养，大约这也是因为王安石毕竟是从低层一步步做起，虽然性格中有特立独行之处，却有着脚踏实地的人生经验，而王雱生为相门子弟，不免养成颐指气使的性情，致使从父亲处遗传来的缺点，如急噪、高傲、固执等等，在他身上愈发扩大明显化。他是万事不服输的性子，曾经有人笑他不会作小词，他便填了一首《倦寻芳慢》：
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
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
倚危栏，登高榭，海棠着雨胭脂透。
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
怅被榆钱，买断两眉长皱。
忆得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还依旧。
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这首词虽不及其父填词笔力沉雄博大，但造语婉媚，却是当时词家正宗，“时服其工，今人多能诵之。”以王雱在政治上激烈的主张和他极其要强的性格，似乎都不是应该写出这样婉转缠绵词句的人，但这首词难道只是他争强好胜之作，纯属为赋新词强说愁，便不带一点属于自己个人的情绪？我觉得不然。王雱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出身即注定他享有世人难及的荣华富贵，可是他的抱负，却又注定了他要和父亲一样，选择一条异常艰难坎坷的变法之路。他心高志大，躁进行险，恨不能一举而将反对派全部荡平，给自己耳目清净的开辟出阳关大道，可是这毕竟只能是幻想而非现实。他又不及父亲多历世事，对挫折有着预期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在情绪上，他表现得异常躁狂不安，凡事偏激，以至后人记载他“有心疾”，也即是患了精神抑郁症。这又酿成了他的家庭悲剧：
王雱娶妻庞氏，次年即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相貌可能更象母亲而不象父亲，常人都说：“生儿象娘，生女似父。”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王雱由此产生了偏执妄想，执意认为儿子不是自己生的，竟然千方百计的想杀了孩子，平时自然也不会少跟妻子争吵，婴儿哪里禁得住如此折腾，不久便得了惊悸病而夭折。可怜庞氏一面承受失子之痛，一面还要忍受丈夫无止无休的寻衅吵闹。王安石同情媳妇的遭遇，知道王雱的精神疾病无法治疗，不能耽误无辜女子的终身，于是做主让他们离异。又怕媳妇由此遭受“被休弃”的丑名声而嫁不出去，干脆亲自替她选择了夫婿，让她顺利出嫁。在北宋时，礼教尚不禁止妇女改嫁，但象王安石这样，并不偏袒儿子却能无私为媳妇着想的，却也十分难得，显示出他的人道主义。
这段故事出自《宋稗类钞》，主要是赞扬王安石无私嫁媳的高举，对于失心病狂的王雱，则不置一词，王雱跟妻子的感情究竟如何？为什么仅仅因为“貌不类己”就引发了他的偏执狂，造成这一幕家庭惨剧？记载中全无提及。倒是《历代词人考略》里引用《古今词话》，提到了他在妻子别嫁之后，思念不已，作了一首《秋波媚》（又名《眼儿媚》）词：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是在梁羽生《萍踪侠影录》小说里，里面即说：“这是宋人王雱怀念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首小词。”当时即被词中多情宛转之意感染，为之低徊不已。后来多读记述，才知道词作背后，还有这样复杂的纠葛。（注：王雱作《倦寻芳慢》小词时是出于对别人嘲笑他“不作小词”的回应，据说从此后便不再作，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这首《眼儿媚》并非王雱所作，而是无名氏词误移入王雱名下，我觉得也未必尽然。聊备一说。）
王雱的家庭悲剧源自于他的精神疾病，而他精神上的躁狂状态，又来自他过分激进的性格在现实中所受到的无情碰撞。他是那么骄傲的睥睨一世，却不料附和在自己身周的尽是宵小之辈；他曾经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变法的阻碍只是由于父亲心慈手软对付不了反对派们，因此主张以铁血的手腕横扫之，可是临到头来，他连一个奸险反复的小人吕惠卿都斗不倒，白白的受了他一场构陷。他是异常顽强的，遗传了父亲执拗的性情，勇于轻进而吝于改过；他却又是脆弱的，在心疾之后又加上弥年的疽病缠身，老天没有给他一个与心志同样坚强的身体；他更是孤独的，不象父亲即使在政敌中也有堪称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朋友，围绕他身周讨好取悦于他的，多是小人，以利合也以利散，在与妻子离异后愈加陷入了无助的境地。他因为无法自控的偏执狂而惊死儿子，逼走妻子，日后清醒之时回想，是否也有一丝痛悔？但是料想以他的骄傲不会容许自己低头，即使低头也已经为时已晚，挽回不得。眼睁睁看着妻子别嫁，他的反应，很可能装作若无其事，只有偶尔填词，才流露出他一腔追思来。这个柔肠百转的王雱，藏在他表面的偏激乖僻之下，让我们得知：其实执拗的背后，他只是一个脆弱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