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红灯区”在我国古而有之，据说最早设置红灯区的是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大约在公元前640年。《战国策》上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明礼部尚书于慎行说：“管子治齐，设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助军旅。”就是说管仲开设公营妓院，把收取的钱用于军费开支。管仲被称作妓女业的祖师爷、娼妓神、妓女的保护神、性产业化的鼻祖、中国设立“红灯区”第一人。 解放前，扬州和镇江等地的妓院里供奉的祖师爷就是管仲。妓院里设有管仲牌位。 管仲，又名夷吾，为周穆王的后代，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据传，这位被齐桓公尊为“仲父”的齐国第一谋臣为了刺探各国机密，特地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置了最早的“红灯区”，在美貌如花的女子引诱下，无数出访齐国的使节，各国在齐国从事各种工作的“外交”人员，齐国的王公贵族，在床上把自己掌握的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了齐国的君主，从而为齐桓公制定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除了这种“送妓与敌，兵不血刃”之外，开设“红灯区”还起到了以下作用：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正因为如此，管仲被后世“红灯区工作者”奉为“始祖”。 但同样是这位公然设立“红灯区”的“始祖”却又是道德建设的忠实执行者。管仲提出“仓廪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著名论断，并利用齐国的地利优势，大力发展渔盐业、推广纺织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工商业，使齐国成为一个“实业”群体。在他的治理下，齐国国力强盛，民风淳朴，在其后数百年里，始终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而且齐国历代文风鼎盛，文人辈出，甚至百年后的孔子还感谢这位集“色情”与“道德”于一体的“仲父”。 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魏书·龟兹传》记载：“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也就是说，让妓女作为慰安妇为军人服务，体现出雄才大略的皇帝善解人意，关心士卒性苦闷的仁慈心肠。汉武帝堪称“慰安妇”的鼻祖。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