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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先圣先哲、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无不称颂玉之美、玉之德。
“君子比德于玉”，杨伯达先生乃现代君子，风度如玉，品德如玉，人生如玉。
风度如玉。先生高大健硕，长发飘逸，面容俊朗，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无疑是一位玉树临风的美男子!
品德如玉。先生仁厚，善待同好，提携后学，从不咄咄逼人；先生质朴，表里如一，心胸坦荡，从不花言巧语；先生睿智，温文尔雅，学富五车，从不恃才自傲；先生勇武，正义凛然，坚忍不拔，从不丧失原则；先生高洁，超凡脱俗，真实自然，从不矫揉造作。虚怀若谷、胸襟博大、海纳百川、勤勉耕耘、安贫乐道，终成学界泰斗的先生不愧为一位玉洁冰清的真君子!
人生如玉。先生一路走来，坦荡而又坚韧，充实而又成功。年轻时追逐真理，向往解放，走向胜利；中年时历经磨练，坚贞不屈，负重前行；晚年时弘扬玉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恰似玉材历尽千万年自然洗礼依旧光彩夺目，更如玉器经过多道工序的雕琢和磨砺愈发美轮美奂。先生的人生，犹如一块无瑕的白玉，经过岁月的琢磨历练，最终成为一件罕见的连城美玉!
人生如玉，最高嘉奖，如玉人生，夫复何求
内容提要：杨伯达先生长达三十年的玉器研究和与玉器有关的社会活动，使他成为大陆玉器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本文对他的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认为很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杨伯达 玉文化学科 玉学大师
一、引子：中国玉器衰落期与复兴期的提出
2006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95年前，辛亥革命的起义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帝国统治，并正式结束了玉器这种物质文化在中国典章制度史上曾经发挥过的独特功能，拥有几千年悠久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一夜之间似乎突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脊梁，反传统的历史事件接连不断，令人难以理解的狂逆举动日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摧残，致使号称“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备受磨难，其物质载体或灰飞烟灭，其民俗精神或湮沦变易。在玉器这一具象上的表现则是：曾经拥有宗教、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礼仪等诸多功能的代表着中华文明特色的玉器文物和玉器工艺品最终沦落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出口创汇”的一般商品——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华玉器的衰落几近八十年!从我国玉器几千年发展史上看，这一衰落与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的玉文化衰落好有一比。
如果从玉器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观察，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恰恰是在这个玉器不被世俗社会重视的衰落期内，玉器的价值与研究却获得了中外学人的空前重视。在此之前，玉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物和现实生活中的用物与财富象征物，固然已经在宋元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宋人吕大临《考古图》收录古玉14件，元代朱德润著《古玉图》，清代吴大微著《古玉图考》，均为古玉著作；清末陈性写了一本《玉记》，是专门谈玉质材料的书。据统计，宋至清末，玉器方面的各类图书有四五十种，皆为传世玉器或未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它们在奠定古玉学研究的基础方面显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当然在一些具体结论与研究思路上也同时存在着很多的谬误与荒诞。我们看到，在玉器衰落期内，由于西方田野考古学方法的传人，由于中国社会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迈进，各地各种工程建设的实施促使历代古迹文物不断被发掘出土，一大批时代明确、地层关系清晰、文化属性不同的玉器断代标准器被发现界定，从而使玉器研究的科学性上升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涌现了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科学报告、论文与图录、专著。比如像20世纪40年代末期考古学家郭宝钧的《古玉新诠》，六七十年代那志良先生的几部玉器著作《玉器》、《中国玉器》、《中国文物——玉器》，《古玉鉴裁》、《玉器通释》上、下册，刘良佑先生的《中国器物艺术》；八十年代栾秉墩先生的《怎样鉴定古玉器》，那志良先生的《古玉论集》、《古玉辞典》以及日本人滨田耕作、梅原末治、林已奈夫等人的相关著述，都已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玉器研究的总体结构而言，这一时期由于考古发现的玉器仍属偏少，参与研究的人员不多，社会对玉器的历史地位缺乏足够重视，民众因为生济原因对玉器没有太大兴趣等原因限制，仍属于科学资料的积累与个别课题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玉器研究的群体效应和热点、亮点。从玉器知识的普及状况而言，大陆地区一般民众的玉器知识素养远远不及香港、台湾等地民众高。作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注脚事实就是：笔者在1978—1982年期间曾经在一所著名的大学考古专业受过专门文物知识训练，而在四年的大学读书生涯里，既没有了解到有关玉器的浅显知识，也没有遇到一个对玉器知识较有学养的老师，更没有听说或者看到当时国内有什么以研究玉器见长的专家学者。一个专门学习考古与文物的学生对玉器的了解尚且处于如此水平，那么一般民众储备的玉器知识稀少就显然可知了。而另一个有趣的记录是：现在享誉香港玉学界的著名古玉专家杨建芳先生，正是在1979年以后才开始“选择中国古玉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1]；大陆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是在1981—1983年间完成了他对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2]。这种不约而同，大体上可以说明玉器衰落期结束时学人们对玉器的觉悟和研究的一种状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这二十年间，是中国传统玉器和玉器艺术品重新进人中国民众生活并日渐显示其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复兴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考古出土玉器的增多，学术文化事业的进步，收藏活动的复苏等，都从不同方面促使人们对数千年玉器文化价值进行重新审视，予以重新定位。热爱玉器、研究玉文化的热潮在寂静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在中国内地兴起，并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发展：收藏界、工艺界、文物界、考古界、史学界、教育界、地矿界、新闻界、出版界、经济界纷纷从各自角度为中国玉器文化的热潮添火加薪，宝玉的概念再次回归，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值得分析研究的社会现象。
在玉器的衰落时期与复兴时期，大陆、香港、台湾等地都先后出现了玉器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做出了性质不同、深浅不一的探索努力，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梳理、总结。毋庸讳言，在玉器的衰落时期就已经开始积累资料，关注、研究玉器文化的杨伯达先生，就是一位大陆地区在玉器的复兴时期对研究弘扬玉文化、建设玉器文化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以自己出色的组织联络才能，独特精深的钩沉探幽功能，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赢得了我国玉器界、文博界和社会许多行业硕学专家的广泛尊重，成为无可争议的玉学活动的领军人物。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学术界对这些玉器文化研究者们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即使在近期出版的收录文目甚众的《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中，也没有收录几篇专门的相关学人的评论与介绍，充分说明在玉器文化的研究与玉学学科的建设方面，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评论的工作有待开展、有待深入。在这方面，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张明华先生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邓淑苹女士都曾作过有益的总结。前者在《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书中，用数十万字的篇幅，对中国玉器学术史作了宏观上的白描与概括；邓女士则早在1991年就写出了《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美文，是比较早出现的玉器学术史方面的一篇重要的论文[3]。受这些朋友专家研究思路的启发，在祝贺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的时候，笔者试图对杨先生30年来从事的玉器研究工作做一次并不全面的回顾与勾勒，力求在个性化方面对杨先生玉器活动与研究思想进行全方位思考。笔者虽然多次采访过杨伯达先生，也曾多次参与他组织领导的玉器学术活动，并多次听过他的学术讲座和授课，从1998年起也一直希望以冷静与理性的态度远距离观察杨伯达先生这些年的活动与实践，以便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在推动中国玉器文化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的有益作用，但是限于个人的学力与见闻，再加上短时间内不易搜齐有关资料，也缺少现有的文章可供参考，作为国内第一篇全面评论杨伯达三十年玉器实践与研究成就的文章，其难度之大也属非常，因此本文所写的内容应该还有一些史实疏漏和评论不当之处，谨请杨先生与各位学人予以纠正。
二、组织：热心玉器文化事,发展的社会活动家
在最近二十多年的玉器复兴期内，围绕着玉器的发现、研究、收藏、出版与鉴定、辨伪、生产以及培植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等许多方面，社会各界联袂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活动，出现了一些在玉器衰落期所没有的新的特点，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重视了馆藏文物的鉴定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适时组织进行了全国馆藏一级文物的巡回鉴定工作，实现了对馆藏一级玉器文物的鉴定；二是涉及玉器的民间社团组织纷纷建立，以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为代表，多次主办了全国性的玉器学术研究讨论活动；三是文物教育事业得到空前重视，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培训中心和各地文物机构与高校、民间组织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玉器鉴定班，培养了大批玉器鉴定、研究人才；四是玉器科研活动十分兴盛，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及时出版了一大批玉器图录与专著；五是民间收藏玉器热情非常火爆，玉器价格逐日翻新，全国玉产地的许多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发挥玉器文化积淀的历史优势，纷纷举办玉石节。在这五个方面的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已经是古稀之年的杨伯达先生为之奔波的身影，为之操劳的辛勤。他通常不仅是这些方面积极的参与者、实践者，更多的时候则承担起倡导者、推动者的角色，不愧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热心玉器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关注艺术、关注文化发展与社会学家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象一样，同样需要具有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杨伯达先生早年投身革命，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建国后在故宫博物院长期从事美术史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在馆藏文物书画、雕塑、金银器、玻璃、珐琅器、瓷器、鼻烟壶等许多领域都做过深人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奠定了功底扎实、范围广泛的学问基础。早在1956年，他就曾经十分幸运的接触、观察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万多件宫廷玉器，可以看作是他对玉器产生兴趣的最早渊源[4]。当然这个时期的玉器对于杨先生来说，可能与其他文物一样是一种直观的客观存在，属于未知世界的范畴。但如果追根溯源，说他与玉的关系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缘分，应该是不为过的。从20世纪70年代玉器的衰落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开始，杨先生便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人到玉器史研究方面，从而全方位地不遗余力地进入玉器学术的各个领域，至今已经付出了三十年的辛勤努力，终于成为我国当代名声远扬、成就斐然、受人尊敬的玉器文明史专家。
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玉器委员，杨伯达先生在参加国家举办的玉器文物鉴别定级的工作中，曾经到过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文物机构鉴定玉器，接触了数以千计的馆藏玉器、出土玉器[5]。他既把这种常态工作当作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活动，又把它作为了解玉器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机会，除了认真鉴别评定每一件上手涉目的玉器文物的各种特点外，他总是认真观察玉器实物，询问文物来源，记录各种情况，解答、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亲眼看过他1992年11月在安徽省鉴定馆藏玉器时的情景，那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虚心询问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6年8、9月间他在甘肃省鉴定文物时，曾连续工作22天，带着问题开展工作，在观察、鉴定了150件玉器之后，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玉器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与认识，对甘肃玉文化和田玉的产地来源，玉石之路的线路走向，提出了相当重要的见解[6]。显然，这种结合文物鉴定工作进行学术研究的负责态度与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他与一般的专家“述而不作”的鉴定风格有着明显不同。
作为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的会长，杨伯达先生自1992年成立研究会以来，为了学会工作的开展和组织学术研讨活动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众所周知，我国大多数的民间社团组织由于缺乏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人员编制，往往是有名无实，或者是有始无终，多数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况。作为中国文物学会内设专业机构的负责人，杨先生为了让玉器研究会的工作充满活力与生机，坚持民主办会原则，充分利用个人的一切社会资源为学会办事，组织开展了许多活动。玉器研究会的出色工作，成为我国文博界十多年来一道亮丽的风景，这种完全属于民间行为的二级社团活动，比起一些具有行业管理权威和财力支持的一级法人学会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杨先生在成功筹备举办了2001年的新疆且末和田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后曾经很有感慨地说：“三年筹备，行程万里，一波数折，终获成果”，表示“突破二字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实在太难了”[7]。“我们研究会一无经费，二无干部，三无办公地点，四手中无玉，研究会就可能成为一种‘学会泡沫’而名存实亡或自我破灭。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去寻求新的工作着眼点，将我们的着眼点转移到不为玉器捆绑手脚的新领域和新途径，这就是投入到玉文化、玉学理论的探索工作中去”[8]。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杨伯达先生的领导下，玉器研究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学会成立之后，连续独立或合作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活动。
1996年6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中国传世古玉鉴定学术研讨会”，是建国以后在古玉研究领域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研究会议，会后出版了《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论文集；1999年5月在安徽巢湖召开了“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2000年10月在北京三园宾馆召开了“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论文集；2001年5月在北京大觉寺召开了“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论文集；2001年8月在新疆和田玉主产地且末召开了“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2002年5月在陕西西安召开第三次“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丛续编》；2004年5月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丛三篇》上、下册；2005年9月在江苏江阴召开了第五届学术研讨会等，这每一次的学术会议的筹备、举办和会后论文集的编辑出版，都凝聚了杨伯达先生极大的心血。杨先生不仅亲自确定会议主题，撰写学术文章，对会议地点的落实，日程安排，代表人数乃至于每本论文集的论文修改、前言、后记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参与编辑，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模范的榜样，他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为推动中国玉器学科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与才华。玉器研究会充满生机的学术活动，在全国文博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积累了资料，培养了人才，促使玉器文物逐渐完成由“器”到“道”的升华，推动了玉器文化学科建设向前迈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大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十分关注玉文化的研究，他曾经倡议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玉器，他的这一举动，应该是玉器研究会组织的几次盛会产生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9]。
在杨伯达先生的玉器活动中，注重传播玉器知识，积极参与教书育人的培训工作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大内容，培养了大批玉器研究的专业人才和爱玉一族。在参与一级文物巡回鉴定的时候，他应邀在国内许多地方举办过玉器的专题讲座，普及玉文化知识，促使有关部门重视对馆藏玉器的资料整理和研究。1992年11月30日，他曾在安徽省文物局会议室作过一场中国玉器的专题演讲，吸引了几十名从事文物、博物和考古工作的人员听课。他建议省文物部门注重追根溯源，关注薛家岗文化玉器的来源，建议出一本安徽古玉，从而点燃了该省研究玉器的热情之火。在安徽文博专业队伍里，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宣传、研究玉文化为课题的专业人员，发表出版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如《玉器》、《凌家滩玉器》、《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中国古玉价值评估》相继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兴起了一股爱玉、藏玉的热潮，为了帮助台湾同胞提高对玉器文化的认识和实际鉴定辨别真伪玉器的水平，杨伯达先生1995年在台北市做过一次关于中国远古北南两系玉文化的交融和汉代帝王玉两大系列的专题讲座，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专门印刷了他的讲演稿。他还曾多次在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和扬州培训中心担任玉器授课老师，泰安培训中心1996年6月专门印刷了他的《中国古代玉器鉴定》讲义。国内有一大批已在其他文物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学员都是在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进入研究玉器行列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门生学子遍布海内外。现在国内玉器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大多数都曾经受过杨先生的鼓励、指导和影响。笔者是迟至1998年5月才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而这一届扬州培训中心玉器研究提高班的同学中，像南京博物院的陆建芳先生，湖南博物馆的喻燕姣女士等人都是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便成为玉器研究方面的生力军，说明这些学员本身就已经具有相当的学问基础，否则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就能快速成才的。有的玉器研究人员虽然没有正式跟杨先生上过课，但因为长期追随、参与他组织的学术活动，也都在学习方法、研究态度、思维方式等方面获益匪浅，像江西省的曾卫胜，山西大学的孔德安，江苏省的殷志强，陕西省的刘云辉，辽宁省的周晓晶，河北省的常素霞，上海的张明华、张尉等，每年也都有很可观的玉器研究心得贡献于世。而许许多多的爱玉一族，受杨先生的影响更大，他们的视野与见识均有了很大的扩展与提高。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杨先生经常会出一些题目，让学员们讨论，有时来自于同学们的闪光的思想火花也能够给予杨先生以某种启发，充满着活跃的、民主的学术学习气氛不仅让学员们获得很大的教益，也让杨先生有关的学术思考进入发散型的思维空间，促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立论更加公允，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我们从杨伯达先生从事玉器活动的社会实践中发现，曾经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经历不仅为他接触、研究玉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让他有机会在玉器复兴期的开始阶段，担任了中国几部重要玉器图录的主编工作。担任领导的经历培养锻炼了他的领导、协调才能，使他在以后的大型学术活动中能够很好地协调、处理一些复杂的情况，团结来自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爱玉一族以及港、澳、台与海外的广大同道学人、收藏家，大家齐心合力为了复兴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玉文化和传统文化而竭尽努力。我们看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地区出版的几部大型玉器图书，都是在杨伯达先生的主持下完成的。1987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本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古玉精萃》，收录了150件古玉，杨伯达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前言》，把原始社会到清代的玉器分成十个阶段进行概述；1986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编辑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就是由杨伯达先生主持编辑的。他在书中写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一文，把史前到清代的玉器史分为孕育期、成长期、嬗变期、发展期、繁荣期、鼎盛期六个时期。在编辑过程中，美术全集编委会的许多成员都认为玉器应该单独成书，这个重要的主持人工作后来又交给了杨伯达先生，当时他提出编8—12册都可以，后来于1993年3月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6册，这就是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玉器全集》，也是中国内地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卷帙浩大收罗全面的大型玉器图录，计收录历代出土珍贵玉器与传世玉器1800多件，全彩版大16开本，荣获1995年度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0]。作为这套大型图录的主编，杨伯达先生不仅对全书通篇谋划费尽心思，专门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古代玉器概述》，而且亲自担任第五分卷《隋唐一明》的主编，撰写了《隋唐一明玉器叙略》论文。他认为，《中国玉器全集》是美术全集各分类书中数量最多的，国内印了6000部，在台湾发行6000部，合计1．2万部。杨先生通过编辑玉器图录，慢慢地提高了对玉器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扩大了玉器的概念，他也利用编辑图录，对全国出土玉器做了一次普查¨[11]。
除了上述涉及到的各种学术论文集和玉器图录的编纂，杨伯达先生对广大中青年学子和有关专家的科研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有力的支持，这方面涉及的内容与情节可以说是既十分丰富、又非常生动，我想远不是我这篇文章所能完全概述的。我们只要从一个角度观察，就可以发现杨伯达先生实际上是十分乐于助人的，他总是通过每一个渠道和机会来获得玉器研究的最新信息，时刻不忘宣传玉文化、弘扬玉器文明的神圣职责。杨伯达先生曾经为国内外的一些玉器出版物写了不少序言和前言，这些文章既是他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也是他玉器生活的一个方面。比如1991年3月，他为《中国和田玉》撰写了长篇序言，对我国地矿工作者关于和田玉的认识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2]。1995年他为张庚编著的《中国古玉精华》图录写下了洋洋洒洒的《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文，展示出他对中国玉器艺术发展史的全面理解”[13]。2000年12月他为《玉器鉴赏与评估》写“序”，明确提出“玉器鉴赏是文明时代的一种文化活动”，认为“仅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玉器评估确实是近十几年的事情”[14]。2001年4月他为赵美等人的《滇国玉器》一书写序，说明1999年7月曾在云南博物馆观察滇国玉器，接着对滇国玉文化的面貌进行分析概括，从原料多样性、器形多样性、工艺精巧性，镶嵌细密性四个方面探索滇国玉石工艺特点[15]；2002年9月他为《杭州古玉》一书写序[16]；2003年11月又为张明华研究员的洋洋大著《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一书写序，提出了“全国长达万年的玉器史和玉文化是经历了神玉、王玉及民玉这三大阶段”、“五大玉矿、三大玉文化版块及五支玉文化亚文化板块取玉、运玉和贩玉形成了玉石之路及其相联网络”，他认为“这本《中国古玉》的出版是……宝贵的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专题性、学术性读物，其影。向也必将是积极的、深远的，也确是不可估量的”[17]。这些看似简单明嘹的文字，其实包含了杨伯达先生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因而这些序文和前言也绝非是一般高官、名人序言的泛泛之论，可以看作是杨先生在用他的精萃短论支持、鼓励我国许许多多的玉器研究者们要立意高远，把阐发中国玉文化的玄幽神秘而继续努力。
三、认识：玉器艺术史-9玉文化学科的探索者和建设者
从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算起，杨伯达先生在工艺美术文物领域已经学习、探索、研究了五十年时间，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除了上述主编的玉器学术研讨论文集与玉器图录、美术全集中的工艺美术编和大百科全书工艺美术卷等重要图录著作以外，他还出版过《清代广东贡品》、《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清代院画》、《故宫文物大典(三)》、《珍藏雕刻•鼻烟壶》、《清代宫窑瓷器》、《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论丛》等书籍，显示出多方面的学术兴趣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他开始关注中国玉器及其文化价值的探索与研究，用尸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坚持努力，持之以恒，勤于思考，笔耕不断，终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古代玉器艺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专家。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作为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作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定的1992—1993年国际名人，载人英国剑桥1992年出版的《有成就的人》，《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第22版，《国际知名知识分子录》第10版。杨伯达先生正是通过自己出色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工作，通过文字载体留下了他对玉器艺术的思想认识和见解，成为大陆地区玉器复兴时期一道文化意义上独特的风景标尺，成为中国玉文化、玉学论坛上思想最为活跃、用功最为勤奋的领军人物。
杨伯达先生在玉器艺术史与文化史上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据笔者现在不完全的统计，他先后参与了十多部普及性读物和鉴赏性与辞典性图书的写作，像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玉器”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收录了他写的十个玉器条目，《文物鉴赏从录》、《珍宝鉴别指南》、《国宝大观》等书中，都有他写的玉器内容。他在国内外各种期刊杂志上先后发表涉及到玉器研究与综述的各类学术论文有80多篇，1994年和1996年先后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美国艺文基金会出版《关氏所藏中国古玉》，《华夏古玉——鉴赏篇(辽金、蒙元、明代玉器)》，结集出版了四本玉器论文集，《古玉考》(1992年香港)、《古玉史论》(1998年北京)、《传世古玉辩伪研究》(2003年香港)、《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2005年上海，以下简称《巫玉之光》——笔者注)，这些论文和论文集汇集了杨伯达先生对玉器文化的认识水平与思想火花，集中反映了他这三十年来关于玉器研究的思想历程。
《古玉考》是杨伯达先生出版的第一本古玉论文集，收录了他1980—1989年间写的十篇论文。我没有看过这本在香港出版的论文集，不清楚有什么具体内容。但根据从国内各学术期刊检索的文章，杨伯达先生在这十年间发表的玉器文章主要有以下一些，估计大多数都会被收录。《清代宫廷玉器》(1982年)、《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1983年)、《仿古玉》(1984年)、《汉代玉器艺术》(1984年)、《中国古玉研究刍议五题》(1986年)、《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程》(1986年)、《古玉精萃•前言》(1987年)、《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1989年)。从这些论文的类型来看，既有专题性的仿古玉研究，这篇1984年发表于《文物》的文章，被有的学者视为是大陆地区最早以仿古玉为题发表的论文[18]；女真族“春水”、“秋山”玉的研究，是结合传世文物与文献记载论定金代玉器十分精彩的不移之论；也有断代史性质的清代宫廷玉器和汉代玉器研究，当然最有气势也最能显示杨伯达先生“通家”特色的是关于玉器概论性质的文章，这是与他主持编纂几部通史性的玉器图录获得众多信息然后分别归纳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评论杨伯达先生这个时候的玉器研究，似乎他关注的方向还不是很开阔，仅仅限于与故宫博物院的玉器收藏有关的体裁，而没有涉及到各地考古出土的玉器文物。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他当时还在故宫担任领导，没有像后来离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到各地考察的原因有关。从文章类型看，他这一时期的专题性研究没有多少，像春水、秋山玉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确认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批金代春水、秋山玉，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通论性或综述性文章在这一时期占了不小比例，大多是一些玉器图录的序文或者前言，我们从中虽然可以看出长于宏观概括和艺术总结是杨伯达先生玉器艺术史论文的一大特色，但是如果按照思想原创和系统论证的标准来要求，显然还是有待深入和提高的。因此，如果把杨伯达先生的玉器学术史分成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的话，我们觉得可以以1992年《古玉考》的出版为界线，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1992年的十多年是前期，而1992年至今的十多年是后期。前期的工作主要是接触馆藏宫廷玉器，研究宫廷档案玉器史料，编辑出版普及性玉器图录，撰写一些通论性或综述性的玉器史论，初步培养了他对玉器文物的兴趣，提高了对玉器文化价值的认识，奠定了研究玉器的学问基础。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杨伯达先生参与了我国玉器界发生的诸多大事，一是参与全国玉器文物的一级品定级工作，亲眼、上手观察了各个文化、各种时期数千件出土玉器；二是参与组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职务；三是主持研究会连续召开了八次学术研讨会，团结了一大批专业工作者和民间人士，推动玉器研究向纵深发展，明确提出了玉文化、玉学学科建设的课题；四是连续出版了《古玉史论》、《传世古玉辨伪研究》、《巫玉之光》论文集，集中展示了他这十多年的学术思想的进展与探索成果；五是多次参与对国内大型玉石雕刻、设计的鉴赏评定工作，从传统文化的研究向现代工艺设计方面转化，服务社会、创新文化。所以从这五件大事的产生而言，这十几年是杨伯达先生玉器学术生涯的后期，也是他个人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杨伯达先生不仅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同时在玉器文化学科的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科研课题，引导着全国学术界对玉器的研究不断深入，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见解和思想体系，成为利用玉器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特色、玉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相互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尊称杨伯达先生是当代的为数不多的“玉学大师”之一，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杨伯达先生的第二本论文集《古玉史论》，收录了1990—1995年间的部分论文，计有12篇，其中概述性5篇，玉璋考证5篇，渎山大玉海和乾隆帝玉器观各1篇。杨先生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是长篇综论还是专题研究，往往皆可以由微见著，长于博征，引申新知。这一点与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排比方式不同，与文物学的专题研究也不同。就其思想性、理论色彩而言，前者更具文化色彩和开放思路，呈现出“大匠不工”的跳跃性思维。我曾经认真研读过《古玉史论》中的每一篇论文，每每为他的高度概括、思想高度而折服，也常常为文章的结构松散而感到不足。比如在《古老的中国玉文化》一文中，他将玉器生产的全过程置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总背景下将生产、流传、使用功能及其造型、纹饰、审美价值引入文化氛围进行分析研究[19]，全文分成六个部分：一、华夏文明的第一奠基石——远古玉文化；二、统一格调的夏商、西周玉文化；三、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东周玉文化之玉德的具体化、条理化；四、生前用玉与殓葬玉茂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玉文化；五、隋唐五代宋辽金玉文化的新倾向——外来趣味、市庶化、艺术化；六、以陈设化、玩赏化为特色的元、明、清玉文化。显然，这些标题缺乏逻辑性提炼和规范，显得有点零乱。但是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提出了“华夏文明的第一奠基石——远古玉文化”，实在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奇丽观点，虽然文章中并没有什么详细论证玉器缘何是文明的基石，又缘何是第一基石，可是这一观点的提出却的确是一个思想性的飞跃，是对中国史前玉文化历史价值与地位的高度的提炼和总结。他在文章结尾指出“中国玉文化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它同时又是中西文化间的最古老的分水岭。”这样的结论看起来比较空泛，可是我们如果结合他的《中国古代玉器概论》中的第五部分“我国古代玉器在世界琢玉史中的地位”一文[20]，就会接受甚至赞同他的这一十分精彩而又十分新鲜的看法，这对于充分认识评估中国史前玉器的社会意义、地位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复兴中国文化，发现并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来说更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国古代玉器概述》最早写于1989年8月，是1993年出版的《中国玉器全集》第一卷原始社会玉器的“序言”，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和田角闪石玉是我国古代玉材的精英；二、砣机的发明是琢玉工艺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三、和田角闪石玉玉器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主流；四、古代玉器艺术的发展与演变。文章的结构比较庞杂，表述上也有点零乱。像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北京人打制水晶玉器是玉器萌芽，和田玉60叩年前进入中原，殷王室是“玉石之路”保护者等观点与提法都因概念和证据方面的问题而有待斟酌的，但是文章前三个部分的提出的观点标题都是国内玉器学术界最新的提法，也是根据我国玉器发展历史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归纳和总结，从而显示出他的前瞻远望、立论高明，有助于引导学术界开辟新思路、新渠道，使玉器文化的研究立体化。他提出的我国“堪称玉器之邦”的说法，言简意赅，意义深远，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归纳、继承乃至于弘扬中国文明的历史特色，真正是发人深思、别开生面的大釜黄钟!《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文，把几千年的玉器史划分为古拙的、象征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拟古主义的四个大的历史阶段，是国内目前从艺术史角度论证玉器起源、发展、变化全过程的一篇难得一见的艺术史论，抓住了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将历史、文化、文献、文物、工艺融会贯通，显示出作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储备、熟练的文字驾驭能力和丰富的艺术修养内涵。
在杨伯达先生玉器研究的对象中，往往关注通史型或断代史资料的整合与把握。对史前玉器，尤其注重其文化内涵的揭示而不据泥个别玉器类型的标型学研究，唯一的例外就是《古玉史论》中收录的关于牙璋考证的一组五篇文章。故宫博物院旧藏9件牙璋，原定时代为商与周代，杨伯达先生根据国内考古发现的牙璋情况，结合其具体玉质、工艺、形制，将其分为龙山文化、石茆文化及广汉中兴乡三种类型，“使其本来面貌得以基本恢愎，成为可信、可用之宝贵资料”[21]在基本解决了这些传世玉牙璋的年代与文化属性之后，杨先生并不满足，他又从文献考释的角度，对汉儒郑玄“半圭为璋”提出质疑，进而对璋、璋邸射、牙璋、大璋、中璋、边璋、赤璋逐一考释，提出意见[22]，对牙璋的特点进行全面考察[23]，联系香港新出土牙璋的具体考证[24]，最终对中国出土牙璋进行系统论证[25]，认为山东出土的三件龙山文化玉璋的年代最早；石茆文化玉璋的款式最为复杂，尤其石茆文化使用黑璋与古代北方“玄”为代表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夏商玉璋达到了玉璋艺术的巅峰；广汉古蜀国玉璋是玉璋生命的延长；香港南丫岛玉璋相当于夏代等，对中国玉璋的时代、形制、演变作了全景式的描勒，对其功能敛尸、祭祀山川、以礼南方、军事性质，切割制作工艺进行分析研究，是一篇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论证严密、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成功之作，这组文章是杨伯达先生运用考古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考证获得新知的科学示范。
在1996—2006年的十年间，杨伯达先生写下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涉及史前玉器文化的绝大部分论著已经被收录到《巫玉之光》一书之中，此外还有关于翡翠的研究[26]，水晶的介绍[27]，宋至清代玉器文化的概述[28]，古玉介绍[29]，传世古玉辨伪综论与鉴定方法”…，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31]，古玉文化与玉学理探讨[32]，玉器风格鉴定[33]，由此可见作者的知识面之宽，涉及范围之广。当然，这其中最见学术功底、最具理论色彩，最能代表他玉学实践与对史前玉器认识水平和思想原创的成果，主要还是关于玉学理论的见解和《巫玉之光》一书中收录的诸多文章。杨伯达先生2001年3月撰写的《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一文[34]，是国内外最早最系统关于“建成玉学这一崭新而又古老的学科”的最重要的论述，这篇文章集中整合了国内外关于玉器学科建议的各种设想，从玉学的范围、基础、目的、方法几方面分别思考，全面介绍了玉学理论框架的基本论点，包括玉石分化、玉石界定、玉的三大版块、昆山玉路的形成、玉瑞信、玉宝藏、玉泉货、玩玉、玉敛尸、玉德学、藏玉等十三个论点，标列了玉学与相关学科的20个门类，初步构思了一个新兴学科的基本框架。这种构思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对微观玉器、专题玉器、断代史或通史式玉器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玉器艺术史与文化史整体功能效应的视野，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它对玉器学科的建立与推动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它的深远影响将随着时日变化、社会进步而愈见显著。
2005年出版的《巫玉之光》一书，是我国史前玉器研究最新的思想成果汇集。该书按照综论、专论、地域、总论四大结构划分，总计收录他2003—2004年“非典”期间连续写作的19篇史前玉文化的文章，加上地域编的5篇，玉之美探微1篇，序文一篇，合计26篇。其数量之多，创作速度之快，涉猎的范围之广和其对中国传统玉文化的热爱程度，长于思索著述的勤奋态度，这对于一个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他在《巫玉之光》序文中写道：
“2002年末至2003年初……在这抗非典的二三个月内，我率先写成了《玉神物解》(2003年4月27日)(以下时间均为笔者注)接着撰写《玉巫像辨》(2003年5月6日)、《“一目国”玉人面考》(2003年5月12日)、《玉神器说》(2003年5月9日)、《中国五大玉资源的探讨》(2003年5月18日)、《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2003年5月26日)、《“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2003年5月29日)、《中国古代玉器探源》(2003年6月7日)、《中国玉的文化内涵及其定义》(2003年6月29日)、《玉之美探微》、《关于玉琮王“凹弧痕”的思考——探讨早已泯灭的玉¨匕与玉契刻》(2003年5月7日)、《鬼玉考》(2003年7月4日)等论文。为了9月25日下午举办的奥运论坛的玉文化论坛，又撰写了《巫•玉•神泛论》(2004年2月24日)、《玉傩面考》(2004年3月17日)、《史前玉璧名实辨》(2004年6月12日)、《史前和田玉神灵论》(2004年3月15日)、《巫•玉•神简论》、《巫•玉•神整合模式论》(2004年5月13日)等6篇……这19篇有关史前玉文化论考性的文稿，都是按照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力争以古文献提供的可靠史料和信息为依据，以破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团。”[35]
经我们对照书中的具体篇目，发现写于2003年6月3日的《“玉石分化”论》未列入他所说的19篇之中，而列入19篇文中的《巫•玉•神简论》一文又没有收入书中，有的在书中的篇名也发生了变化，可知他在“非典”时期所写的文章可能还有未被统计者。然而仅仅凭着这19篇文章，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一个年过七十五岁的老专家，在短短的两年之中，闭门造文，覃思写作，一下子向社会贡献了这么多的玉器认识和心得，这是在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贡献的是远离当今生活几千年以前的信息与知识，这需要多么大的理想信念和静气定力啊!“为文是静中一业”(唐•韩愈语)。他耐得寂寞，放弃休养时间，像这样的写作速度和深度，不用说是老年人，就是中青年专家学者，恐怕现在也罕有其人可比吧?我有时常作苦思冥想：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如此孜孜以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为探索中国的远古文明而发愤钻研?思考的结果是两点：一是珍惜生命的黄昏时光；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在他的古稀之年焕发出活力四射的青春气息，感召和鼓舞着我国广大玉器研究人员应该时不我待，忠诚学术文化事业，为创造新时期优秀的社会文化竭尽努力!《巫玉之光》是我国史前玉器研究史上一部令人景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散发出的思想光芒，足以让我们认真思索其精神蕴含，远不是在短时间就可以完全消化理解的，对于这本书的学术成就，我们将单独成文予以评述。本书对史前玉器功能的破解，他宣称“只要我们认真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这两点”，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36]，可以说是抓住了史前玉器的关键命脉。他把中国万年玉文化的发展道路归结为“巫玉一王玉一民玉”的论断，是一种历史过程的提升，极其简洁精炼，形象生动”[37]；也是从神本、人本到民本的飞跃。(杨伯达语)，他对古玉文化基因的分析，将其归之于石之美、神物、瑞符、珍宝、德五大方面，认为是中国古玉所独有的，与西方玉定义相比也是中国玉定义的特殊面[38]。他提出的玉石分化、五大玉材产地、玉石之路、玉文化板块论、玉器探源、玉卜兆、“瑶琨”考、齐家文化和田玉问题，和田玉的地位、鬼玉考等一系列观点和论证，丰富了中国史前玉器的研究内容，扩大了中国史前玉器的概念范围，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玉器的价值意义的认识，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途径。这些，就是杨伯达先生对中国玉文化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
四、启示：杨伯达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从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工艺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以来，杨伯达先生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已经走过50个春秋岁月。他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学术事业，起点不可谓“少年英雄”。按照我们的划分，以1992年为界线，可以把他的学术生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结束时，杨伯达先生65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这一年他还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为国际名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但是如果罗列他这时的学术贡献和业绩，以几本图录的编纂和二十多篇概述性论文实属平常。与杨伯达先生退休以后“退而不休”继续作出的贡献相比，1992—1996年的15年间，杨伯达先生在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和推动玉器学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极其显著、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可以用“数量众多、领域广泛、思想深刻、见识远大”十六字来形容。这些成就不仅使他可以跻身我国玉器研究一代宗师的地位，更可以使他“国际名人”的身份真正名称实至，众望所归。自然，这些名望、头衔并不是我们所十分关心的，我们所思考的是：国内研究玉器的人何其多矣，为什么是杨伯达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最后成为阶段性集大成式的人物?那么在杨伯达先生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品质使他实现了常人难以逾越的质的飞跃?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人才、优化社会成才环境、造就更多的学问大家来说应该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事情。
(1)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杨伯达先生长期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和管理工作，在这所国家级博物馆里，因为要经常接待重要外宾，举办重要展览等实际需要，使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要求，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故宫里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言传身教，对杨伯达先生产生很大影响。作为文物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大量文物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故宫收藏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珍品文物，办展览，编陈列设计大纲，写解说词，出版图书录和书籍，都要与具体文物打交道，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研究文物，并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里进行考察，就容易获得成功的结论。我们从杨伯达先生早期从事玉器研究取得的成果，诸如仿古玉、宫廷玉器、春水玉与秋山玉，乾隆帝玉器观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为了深入实际，他不仅通过巡回文物鉴定到各地了解资料，而且带着学术课题到各种考古工地调查。1998年他到江苏居容丁沙地调查小梅岭玉矿藏，2002年曾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的玉矿了解“俄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他对玉材的认识。
(2)实物联系文献的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既要重视对文物本身的研究，更要注意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依据或参考。有不少考古专业出身的人，因为田野工作忙碌，往往忽视文献，或者只把文献当作点缀。其实，中国的考古文物，往往是中国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折射反映。在杨伯达先生的玉器研究中，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玉器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做法。正是对古代文献作了深入的学习和掌握，才使杨先生的许多文章思路开阔、立论准确。他对金代“春水、秋山玉”的研究，他对古代玉材五大来源的分析，他对玉器神物的看法，无不来自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支持。同样，利用考古出土的具体形制的文物资料，也使他对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而获得更多的研究心得。
(3)艺术史论联系现代工艺发展的视野。有的艺术史研究人员擅长艺术史论的归纳和描写，但常常缺失工艺制造、技术发展的内容。杨伯达先生长期从事工艺美术文物研究工作，深知艺术品、工艺品产生的过程实际上是技术、制造的过程。所以他十分重视古代玉器生产的技术变化，并为此撰写了有关砣机发明意义，对石砣、铜砣、钢铁砣的产生作了大胆推测，他还与现代从事玉雕生产的技术人员进行切磋，了解现代玉雕技术变化，并对一些年轻的玉雕艺人给予鼓励，希望他们在复原古老工艺方面作出探索。杨先生的文章由于文史见长，工艺并茂，他的知识面比较丰富，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工艺美术的基础，使他容易融会贯通，所以论点比较鲜明，论证比较厚实，也容易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4)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包容心态。杨伯达先生的文章里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大气和霸气，这来源于他的自信和跳跃性思维判断。在他看来，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他除了表示存疑以外，有时也很果断的提出看法。在他的研究中，经常会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成果。像玉石之路的研究，他更多的是吸取了有的学者1984年玉石之路的观点；像玉为鬼神食品的看法，则是接受了藏振的说法。关于玉神学的研究，于锦绣的文章给了他很多启发。这种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包容心态，使得他的玉器研究得以后来居上，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理论框架都远远超出一般拘泥于微观研究的人视野，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5)实事求是，勇于改错的科学精神。对史前玉器的研究，属于学术前沿的工作。限于资料、见闻、史才与史识的差异，要求研究人员每一篇学术文章都百分之百的结论准确，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幼稚天真”。尤其是像杨伯达先生这样一位从晚期宫廷艺术史领域转入史前考古领域的学者更是如此。作为考古学研究，需要的是一种逻辑性思维，它根据实物证据结合文物记载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进行合理演绎、推理；而艺术史的归纳总结，在一定逻辑关系上，允许存在相应的形象思维。所以在杨先生的一些文章中，就出现了不少属于推论性的、跳跃性的思维结果，有些文字用词也比较新颖，与史学家的用词不尽相同。这些形象思维带来的某些具体结论得当与否当然有待客观事实来检验，可它们是一种思想的火花，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探索过程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杨伯达先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实事求是的修正这些已被证明或容易引起歧义错觉的错误。比如在“玉石之路”的论证上，他就明确承认了自己观点“存在欠缺”。又比如玉神物的研究，他承认过去对先秦文献不熟悉，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重视了《越绝书》中“夫玉亦神物也”的记载(见《巫玉之光》58页)，这种追求真理，不咎改错的科学态度是史学家应有的可贵品质。
(6)善于归纳提高，勇于突破创造。杨伯达先生的玉器研究文章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论证未必最为严谨，结论却是石破天惊，合乎逻辑，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不同的学术视野决定了不同的文章类型。有的人善于在微观处着眼，有的人长于在宏观处用力，但只要是能够繁荣学术文化，我们都应该充分肯定。要提倡学术文章学者化，同时也允许学术文章平民化，还应该允许学者平民化，平民学者化，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和民主，才能实现“百花齐放”。杨伯达先生文章的长处就在于他善于归纳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敏锐性。你如果硬要求他去做繁琐的考据文章(事实上他也开始这么做了)，并运用八股式的学理性语言来表述论证结果，其实就是一种“扬短避长”。我们从杨伯达先生这些年从事玉器研究获得的一些认识心得分析，应该说它极大的丰富了玉器研究的内容，开拓了人们的时空视野，这种思想上的启蒙意义，作用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7)勤奋钻研，刻苦学习的强烈事业心。这些年，我们人常常可以看到杨伯达先生行色匆匆，不辞辛苦的在国内外奔波。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位长者，作为一名专家，杨伯达先生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视学术为生命。正是勤奋与刻若，正是利用一切社会资源来扩大玉器文化的影响，繁荣文化研究，才使他在提高学问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玉器研究会的工作。他是玉器文化的宣传者，也是玉器活动的倡导者，实践者，更是玉器研究的推动者，玉器文化学科的建设者。他的虚心向学和“有教无类”，又使他身边团聚了一批追随者。在我们热烈祝贺杨先生八十华诞的喜庆之际，衷心地祝福他身康体健，思想常新，继续带领大家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玉文化学科而努力奋斗。
注释:
[11杨建芳：《走古玉研究的新路)，(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台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年。
[2]见赵朝洪：《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所引文献，科学出版社，2004年。
[3]邓淑苹：《古玉新诠(一)——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8卷第1期。《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第233276页，正中书局，1991年。
[4]杨伯达：《史前和田玉神灵论)，《巫玉之光)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陈根远：《杨伯达先生谈玉》，(收藏)2001年第10期。
[5]根据杨伯达先生1998年5月25日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举办的“玉器鉴定研究提高班”的讲课笔者听课笔记的记录。
[6]杨伯达：《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记鉴定全国一级文物所见甘肃古玉》，《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又见《巫玉之光》第170—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杨伯达：《和田玉玉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代序))，(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2004年。
[8]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前言，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9]费孝通在“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刊《玉魂、国魂》论文集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10]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11]根据杨伯达先生1998年5月25日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举办的《玉器鉴定研究提高班》的讲课笔者听课笔记的记录。
[12]唐延龄等著：《中国和田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张庚编著：《中国古玉精华》，河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
[14]赵永魁、孙凤民：《玉器鉴赏与评估》，地质出版社，2001年。
[15]赵美等著：《滇国玉器》，科学出版社，2003年。
[16]李海：《杭州古玉》，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张明华：《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8]邓淑苹：(仿伪古玉研究的几个问题》，《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
[19]杨伯达：《古玉史论》自序，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0]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概论》，《中国古代玉器鉴定》，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编印，1996年。
[21]-[25]杨伯达：《故宫博物院收藏玉璋叙考》、《释璋》、(牙璋述要》、《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出土牙璋初探)、《玉璋辑考》，均收录《古玉史论》一书中，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6]杨伯达：《清官旧藏翡翠简述》，2000年第6期。杨伯达：《从文献档案记载来看翡翠传播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
[27]杨伯达：《说水晶》，《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30日1版。
[28)杨伯达：《宋元明清玉器文化概述(上)》，《收藏》1999年第5期。杨伯达：《宋一清玉器文化面面观》，《东亚玉器》Ⅱ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29]杨伯达：《清官藏古玉，乾隆曾上当》，《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28日。
[30]杨伯达：《传世古玉辨伪综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4期。杨伯达：《传世古玉辨伪的科学方法》，《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杨伯达：《中国古玉鉴定的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之比较》，《收藏家》1999年第4期。
[31]杨伯达：《中国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1-5)，(故宫文物月刊)1997年，第4-9期。
[32]杨伯达：《中国古玉文化史论提纲》、《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均刊于《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33]杨伯达：{玉器的时代风格鉴定)，(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印，2001年。
[34]见[32]注释，刊《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一书。
[35][36]杨伯达：《返璞归真，恢愎史前玉文化的本来面貌——以“巫书”释巫玉》，《巫玉之光》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7]杨伯达：《历史悠久而永葆生机的中国玉文化》，《巫玉之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8]杨伯达：《中国玉文化内涵及其定义》，《巫玉之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