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一边是哥哥的建桥项目，一边是更符合自己专业的铁路项目，茅以新选择了铁路，选择了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工作。从此，茅以新便同铁路结下一生的缘分。因为浙赣铁路，茅以新一家在杭州住了六年。浙赣铁路通车时，茅以新
一边是哥哥的建桥项目，一边是更符合自己专业的铁路项目，茅以新选择了铁路，选择了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工作。从此，茅以新便同铁路结下一生的缘分。因为浙赣铁路，茅以新一家在杭州住了六年。浙赣铁路通车时，茅以新激动不已。那天，茅以新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参加了通车典礼。当火车从面前呼啸而过，全家鼓起掌来。茅以新有四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茅于轼出生在南京，二儿子茅于杭，女儿茅于兰，小儿子茅于海都在杭州出生。凝聚着茅以新心血的铁路建成了，茅以新因此获得了交通部颁发的银盾奖牌。
“文革”十年，茅以升被挂牌批斗，妻子因惊吓过度离世；茅以新成了“臭老九”，七十高龄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但他们终于迎来了重见天日那一天。“文革”后的中国，科学家的地位被抬高，茅以升再一次登上了社会荣誉的顶端，茅以新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地位得到明显改善。茅以新行事低调，作风谦虚，到了晚年，吃饭时还会说一句：“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吃饭，真是浪费国家粮食啊 !”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
茅于兰 茅于燕 茅于恭
茅于榕
这几位是茅家“于”字辈的代表。
“文革”十年，茅家三代人都赶上了，受影响最深的、心最痛的就是“于”字辈一代。时代的烙印是如此深地刻在了这一代人身上。正如媒体人茅青所言，他们经历并见证了自己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走过的所有弯路，也见证并经历了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
茅于轼是茅以新的大儿子。他和自己的伯父茅以升同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时，年仅二十八岁，年轻有为。那是一个令中国一代人都难忘的年代，铁道部要给他的伯父茅以升一点颜色看，但茅以升名望太大，所以把其侄子茅于轼打成了右派。茅于轼就这样从铁道机械工程师变成了一名养路工。
命运的走向似乎隐约而行，却又清晰可见。“右派”使茅于轼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方向，却最终促使他转向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饥饿差点毁了茅于轼的健康，而在“文革”中，他又惨遭毒打，死里逃生，被当做“危险人物”赶出京城……尽管如此，茅于轼仍是幸运的，因为他活了下来，并在80年代开始专注研究经济学。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
而现在，茅于轼的名字已经常常与社会上的各种争论联系在一起。他的三个基本思想是“主张市场经济，国家不要过多干预；反对特权；强调社会道德和信用”，隐隐反映着他一路走来的坎坷人生，恰似与过去的历史在隐隐对抗。
茅于杭是茅以新的二儿子，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毕业后留校教书。“文革”期间，他是兄妹中唯一没有下放到农村劳动的人。
改革开放以后，他大胆改行，从事计算机行业。80年代初，他看准了中文计算机这一行，先从汉字编码入手，设计了拼音联想码，后来又开发了汉语语音合成系统，使计算机可以说中国话。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也没有兴趣开发市场。90年代初，他发现他开发的上述两样技术能帮助盲人解决读写汉字难的问题，于是主动同北京盲校联系，向老师们介绍如何用计算机来教盲童学汉字，同时给他们提供软件和计算机设备。他在这一领域一干十几年，影响逐渐在全国扩散开来。后来，他又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开发了盲文点字显示器，比进口的盲文显示器便宜很多，引起了各国商家的极大兴趣。
现在，茅于杭早过了退休年龄，却仍天天上班。他现在的科研小组有十个人，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运转。
茅于海是茅以新的小儿子，茅于轼的弟弟，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留校。他是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个，从小就喜欢动脑筋，做研究。留校后，他成了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视为身边“红人”，还入了党，意气风发。
“文革”期间，茅于海情绪一落千丈。1969年，茅于海夫妇双双被下放到江西，但因为他在专业领域的才能，被人直接从水田里拉了回去，担任江西省电视大会战的技术总指挥。他拼命干了一年，把江西电视台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但因他有海外关系，被隔离审查，并被禁止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被戴上了“特嫌分子”帽子。他在此期间写出了《频率捷变雷达》一书，但领导说他沽名钓誉，不安心工作，不但禁止他出版，还开会批判他。
“文革”后，茅于海发现自己的业务早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不知道多少年了。于是他又不分白天黑夜地开始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1984年，茅于海发明了自适应捷变频雷达，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那本被批判的书也得以出版。第二年，美国国防部竟将此书译成了英文，他本人也被多国请去讲课。1990年，他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接着他发明了用普通电话线同时进行数据传送和通话的方法，被国际电信联盟特邀参与制定有关的国际标准。
21世纪，跨过世纪之交，茅于海以古稀之年，带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的大师经验和新的想法回到国内，积极筹备着设计与制造中国自己的电视芯片，开始了新的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创新，不喜欢守旧，而今天的中国正是创业者的新天地，他觉得还是在祖国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茅于兰，茅于轼的妹妹，她是茅氏家族中少有的文人，曾做过记者，当过大学老师。
茅于兰高中毕业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急需各方面人才，高中毕业的茅于兰就到了北京日报社工作。后来她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停薪留职上了大学，后又读了两年俄语学院。山东大学毕业后回到报社当记者。
茅于兰的事业很顺利，但“文革”很快开始了，她去了干校。
1980年，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老师，为中文系开了外国文学课介绍当代外国文学。她喜欢阅读外国小说，工作就是阅读、介绍和分析外国文学。
正是她，开始反观自己家族成员的人生经历，思索自己家族的命运，有了把茅氏家族的故事写出来的想法。她由此开始寻亲、访友，搜集资料。但她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女儿茅青身上。
茅于燕，是茅以升最小的女儿。茅以升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子承父业，但茅于燕始终对父亲的专业不感兴趣。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哲学心理系，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工作。
“文革”中，茅于燕被下放劳动。“文革”后期，有人发话说“心理所还是有用的”，她才被调回北京。因为对弱智儿童成长的忧虑和关心，1973年，她开始从事提高弱智者的智力研究，开始关注弱智儿童。如今，她已是国内从事婴幼儿智能追踪研究的少数几个知名学者之一。她开创了中国弱智儿童早期教育的先河，被称作“中国弱智儿童之母”。
摘自：《名人传记》 原文链接是：http://www.hao1111.cn/a/mrzj/33789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