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到韶山》
毛泽东于1959年6月重回故乡韶山，之后写了这首诗。在诗首有一小序，其云：“离别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十二周年了。”不加修饰的告白，吐露出毛泽东逝者如斯的伤感，故园一别三十二年！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二年啊？抚今追昔，怎能不百感交集。
乡愁，乡情，乡恋，每一个别离的游子都有这样一种缠绕于心的情怀，自古皆然。《诗经·小雅·采薇》里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离合体味，淡淡的，恰似一缕茉莉花香；那位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诗人范仲淹也有过“黯乡魂，追旅思”的苦闷。而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更是把游子的牵挂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为之动容：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位于1928年生于大陆，却于1949年随父母迁移台湾的他乡游子，在阔别了故乡20多年后，终于按捺不住心底汹涌的思乡波澜，启动心中感情的闸门，让泄出的乡愁在浅浅的海峡流连。
而让人心碎、欲哭无泪的思乡则要数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的《望大陆》了。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惟有恸哭。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
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他写下了这首催人泪下的诗词。
正应了汉乐府民歌《悲歌》里的一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对于故乡的情怀，就像陈年的酒一样，时间越长，就发越浓烈。
我最早读到的关于思乡题材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乡》。文章在开头即说：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鲁迅是一个民族忧患意识强烈的人，笔下总是在灰色中带着悲凉和忧愤，即便是对故乡，也充满着忧虑和激愤。我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不谙世事的小学生，隐约中对鲁迅有些失望和不解，怎么能以这样一种灰暗的心情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呢？怎么一点兴奋都没有呢？至少也应该有几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不安吧？孰不知，鲁迅这些貌似凄凉的语句里，实际上包裹着浓烈的对故乡的爱，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那么，作为革命者、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当然也作为诗人，毛泽东久别重返故乡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革命胜利了，昔人被反动政府追得东躲西藏的他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理应有一种衣锦还乡的得意。但是毛泽东不会这样浅薄，他不是一个只求黄袍加身的农民领袖。
他是以一种惆怅的心情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的。“别梦依稀咒逝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站在自家屋前的清水塘边，凝望着碧荷上绽开的粉红色莲花，享受着翠竹摇曳送来的清凉山风，毛泽东感叹光阴似水，追忆如梦幻一般流逝的时光，依稀中，思绪把他带回到了三十二年前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代。
那是1927年1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历时三十二天。他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风尘仆仆地穿梭于衡山湘水间，行进于阡陌交错的乡间小路上。
他还记得当时回韶山时的情景：当乡亲们得知他要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竟然半夜里敲响了挂在乡农协会前面的古钟，在锤子镰刀红旗的指引下，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去村口迎接。
白天，他听取农友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汇报。所到之处，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红旗卷起农奴戟”的火热的斗争场面。就像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描述的那样：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晚上，毛泽东回到自己的家中，和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围坐在火炉四周，互诉离别思念之情，久违的乡音是那样的亲切，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就交谈到东方既白。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遍布湘江两岸。这样的场景，让毛泽东激情澎湃，他像高基尔笔下搏击暴风雨的海燕，挥动着有力的臂膀大胆地预言：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势不可挡的农民运动，让当时以革命的名义成立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右派寝食不安，在北伐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工农的力量，不再需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于是，在暗中他们磨刀霍霍，只等“霸主”一声鞭响，就举起手里的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的洞察力看到了这一点，他多次提醒当时还在幼稚中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不要醉心于与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一团和气的合作中。他从农民运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挫折，明确无误地告诫党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遗憾的是，毛泽东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话，像一阵轻风飘散得无踪无影。
在距毛泽东的湖南农运考察三个月后，“黑手高悬”的霸主之鞭终于“啪”地一声发出了号令。4月12日，上海打响了反革命的第一枪，工会被捣毁，工人被屠杀，黄浦江被革命者的鲜血染得通红。随即，也就是在5月21日，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军阀许克祥遥相呼应，在长沙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大肆屠杀工农，这就是史称的马日事变(旧时用韵目代日期，马日即二十一日)。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农民自卫军拿着土枪和梭标，准备配合其他农民武装力量进攻长沙。但是反革命的军队大举进攻韶山，农民自卫军在英勇抵抗后失败。
曾几何时，还在一起畅谈的乡亲、农友，转眼间就葬身于血雨腥风里，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打击，多么深刻的心灵创伤，以至于三十二年后，当他以共和国主席之尊踏上故乡的土地时，他首先想起的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激情燃烧的斗争生活。这里的“红旗”当然是指共产党人，“农奴戟”则是指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黑手”不用说是指反动势力，而“霸主”则是蒋介石。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不就是一部与反动势力浴血奋斗的历史吗？在成千成万为了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献身的革命者中，就有毛泽东的六位亲人。其中有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有他深爱着的妻子，有他寄以厚望的儿子。毛泽东是一个刚强坚毅的汉子，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懂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样一个道理。当他从心底发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时，我们分明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革命者的悲壮与豪迈。他也是一位斗士，他从不屈服于强暴，不管是来自人类的还是自然的。在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就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杰胸怀，他勇敢地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对于为了“壮志”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毛泽东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壮志”远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事业，更是一种强国富民的民族使命。作为一个革命者，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然后才是一位共产党人，所以他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为抗击外来入侵而斗，为反对大国霸权而斗。凡为我中华民族不受屈辱而奋勇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华儿女，在毛泽东心里都树立着永久的丰碑。正是因为如此，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当他看到旗杆上猎猎飘扬的新中国的国旗时，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想到的是几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英雄们。饱醮着这种一种缅怀之情，他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上，才会有这样一段读着让人对先烈们肃然起敬的激越的闪闪发光的文字：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显然，毛泽东把这种缅怀之情带着了韶山。当他肃立在往昔战友的墓前时，他同样感受到了他们生命和精神的不朽。他把一个用柳条编织成的花环放在烈士的墓上，低声自语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种对逝者的崇敬，溢于言表。
诗的最后两句，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勾画出了一幅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美景：在山峦叠翠的山谷间，是一片片金色的田野，田野里翻滚着稻菽的千重波浪，阵阵山风送来醉人的稻菽香；在美丽的夕阳映照下，漫山遍野的农民们身披晚霞收工回家了。哦，山坳里升起了袅袅炊烟，是先行回家的妻子在做晚饭呢！
这真是一幅让人心醉的图画，生动得让我为之倾倒。“喜看”两字描绘出劳动者对丰收在望的愉悦心情；我最欣赏的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一句，充满着对生活的从容，还带着些许劳动之后荷锄而归的慵懒。如果查看历史，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回故乡的时候正是全国处于饥荒的困难时期。毛泽东耳闻目睹的其实更多的是灾情灾害灾难，看看故园的乡亲们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样子，就是不听当地政府的汇报也能想象得到生活的艰辛。但是毛泽东偏要用笔勾画出一幅农家乐的美丽田园风光。我想，这不是毛泽东要粉饰太平，他是要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暂时的严峻困难，举重若轻，化而为诗，就表现出一种革命者的浪漫。
当然，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在做诗时，也会带有浓厚的政治情愫。他和诗人臧克家谈到写这首诗的背景，就直言不讳地说：
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另一首是《七律·登庐山》），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语言中不免有几分激愤，这当然是政治家的语言，无所顾忌，勇于挑战。当转换为诗人的语言时，则成了一首对劳动者的赞歌，吟唱为一首美丽动听的田园牧歌。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把人民称之为英雄，就如同他把人民比做“舜尧”一样，他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