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代牧马人”之死——对曲啸“党妈论”的反思
1982年，由谢晋导演，朱时茂，丛珊主演的《牧马人》在全国热映。其主要剧情为：1980年，老华侨许景山从美国回来，找到了在西北牧场工作的儿子许灵均，决定带他去美国继承遗产。而三十年来，许灵均则经历了孤儿，右派分子，劳改的痛苦，但他在牧民的关怀下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结婚生子，走上了教师的讲台。这一段无法忘怀的往事，使许灵均留在祖国的大草原，
曲啸；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因说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因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因而被东北师大的党委：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被打成“右派”后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离婚。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复婚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万般苦痛。
但他平反后，到处宣讲党妈理论；党就是妈，党妈打孩子应该，孩子不应抱怨党妈。由此出名，被定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后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以下摘自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润涛的回忆文章《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
《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 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阎润涛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刘先生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再说服不了自己了，“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这就是档的要求，档要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
这种把人民与档的关系定位于“母子关系，父子关系”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施暴者无错，也不会认错。因为我是你妈，你爸。爸妈打孩子天经地义。如果父母自己认错了，不许再追究。
我当年参加一个右派平反会议，一个30多人的单位打了5个右派。会上4个人都对档给予平反表示感谢，只有一个人发表了：我就不是右派，当初打我右派就是错的等不感谢的话。事后有关领导说，这个家伙就不该平反，还应该叫他继续当右派。
中国的音乐界，有两个著名的“叛逃”人士，一个是钢琴家傅聪，一个是马思聪。
1957年傅聪的父亲、著名翻译家傅雷打成右派。傅聪由东欧叛逃到西欧。文革中，不堪凌辱的傅雷夫妇跳楼自杀。1979年，上海方面成功邀请傅聪回国参加为他父母召开的追悼大会。
马思聪文革中不堪受辱，外逃香港，后移居美国。文革后当局当然也希望马思聪能回来。以彰显上升到政治高度的“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之说教，教诫国内对西方抱有好感的青年。回来，即表明他们爱国，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特定的话语中，爱国即爱党，爱国即爱党国一统的政权。
但马思聪没有配合，就是不回。按照“档妈论”的习惯思维，马思聪没有用行动证实他爱国。因此，当马思聪去世后，有关马思聪的研讨会、音乐会、作品出版、作品传播等，都显得十分低调。
白桦的电影《苦恋》（剧本叫“太阳和人”）。主人公从57到文革受尽苦难。文革后其女从国外来接他出国，他不想出去，说他热恋着国家。他女儿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就因为这一句台词。该片被禁演至今。
从上可以得出两条：（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
全国政协委员倪*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档的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