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力士刺秦始皇于千军万马之中的大无畏气魄。
张良，字子房，太史公笔下的张良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张良是个很奇特的人，单从其相貌来说，太史公言“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即说他长得象美女一样，显然属于“优美”一类。张良到底长相如何，恐怕今人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其在历史的功绩倒是为世人所称道。
张良的一生可谓坎坷起伏，其祖及父连续相韩五个王, 公元前250 年(秦孝文王元年),良父死,后20 年,韩为秦所灭, 时良年二十二三, 他虽未曾仕韩, 仍发誓为韩报仇。良家资万金, 僮300 人, 弟死不葬, 把所有人力财力都用在刺秦王上, 终于觅得一位能操持120 斤重大铁椎的力士。秦统一中国后的第3年(公元前218 年)， 良与力士趁秦始皇东游至博浪沙时, 予以突然袭击, 误中副车。秦始皇未能当场捉住凶手, 又令天下大索十日, 亦无所获。张良乃更名姓, 居于下邳(今江苏睢宁) 从事任侠活动。天下大乱后，他曾于初期投靠沛公。而沛公拜良为“厩将”，职责是管理马匹。可见当初手下亦不过数千乌合之众的刘邦根本没有看重这个无国无家的流浪青年。此后，沛公归属项梁，张良归韩，辅助韩公子从事抗秦斗争。及至沛公率军西进，途经韩地，“张良为韩王送沛公”，地位自然与只身投靠的当年不同了。精明过人，胸有韬略的他应该对声势日壮、羽翼渐丰的沛公心向往之，却因身份所限，以礼相待，无缘相知。而沛公帐下萧何、郦食其等人已先入为主，屡有建树。灭秦后，沛公更是招降纳叛，今非昔比，但对张良并无虚位以待的诚意。
然而机会总是眷顾有志者的。当秦王朝覆灭，刘、项之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时，张子房就迎来了颖脱而出的良机。秦亡，政治真空凸现。“沛公欲王关中”，据守入秦要冲函谷关。不料项王叩关直入，从范增之见，以四十万无敌雄师问罪沛公，必欲置之死地。千钧一发之际，从项梁处得知绝密情报，张良立即作出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臣为韩王送沛公，今沛公有难，亡去不义，不可不语。”张良选择了沛公，选择了冒险。应该说，这时的他对化解危机不是心中无数的，因为他握有一张绝好的王牌，就是项梁。但与此同时，选择与沛公共命运又不可避免地面临“俱死”的风险。
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大胆抉择，把握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在风起云涌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手下的头面人物之一，既不象韩信、曹参等将帅那样或独当一面、平国展土，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也不象萧何等文官那样留守后方，转运委输，补充兵源；而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随汉王”。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跟随和谋划，才使得才疏学浅、勇力战术又不足的刘邦仿佛有了灵魂，常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转败为胜。难怪刘邦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而张良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洞察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找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内部深藏着的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出奇计巧妙、和谐、圆满地解决问题。
总体看张良在刘邦集团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机件事看出其重要性：
1. 辅刘邦入关灭秦 刘邦入关, 采取避难就易的战术, 不走从正面经过函谷关的险路, 而取道南阳入武关。由于秦南阳守固守宛城, 刘邦欲舍宛西进。良谏曰:“今不下宛, 宛从后击, 强秦在前, 此危道也。”邦乃回军围宛, 宛守惶惧求降, 邦封以侯爵,仍令守宛, 惟收其兵。于是所经城池皆照此处理, 收到了不战而下城的功效。只有囹下军仍为秦国守, 张良闻其将系屠者子, 乃以重宝诱之, 又令军队多张旗帜, 秦将既贪财, 又见邦兵势盛, 果欲与邦连和, 良说邦趁秦军懈怠时给以突袭, 邦从之, 果获全胜, 遂得直趋咸阳, 秦王子婴惶惧迎降。
以上良设疑兵之计, 固为兵不厌诈之术, 而袭击已降之将, 以确保胜利亦未可厚非, 盖善战者皆尽量避免和减少战争中兵员伤亡, 若邦对秦宛守先以兵威口赫震之, 继以官爵笼络之, 并以此为钓饵以招降其他城池, 固不战而胜之之范例, 实未可以谲诈不信之人责之。张良制胜之术, 一曰从稳中求进; 二曰首先了解敌情, 然后见隙插针, 其为军计, 固非只靠战争杀人。
2. 劝阻刘邦入居秦宫 邦入秦宫, 见美女众多, 珍宝无数, 意欲留居, 樊哙谏不听, 张良曰:“秦为无道, 故沛公得至此, 夫为天下除残贼, 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 即安其乐, 此所谓助桀为虐;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愿沛公听樊言。”邦始还军霸上。这样, 不仅使邦保住了为民伐虐的形象, 也使即将到来的项羽找不到攻杀邦的借口, 关系至为重大。
3. 使刘邦摆脱鸿门之险, 并取得了汉中地 刘邦入关后, 轻信人言, 派兵把守函谷关, 以拒塞诸侯兵, 项羽率诸侯兵到达时, 怒而破关入, 屯驻于鸿门(今陕西临潼东) , 将袭击邦, 羽季父项伯曾犯杀人罪, 张良收容救活之, 项伯为了报答良恩, 驰往见良,请良与己同归, 勿与邦俱死。良曰:“今事有急, 亡去不义。”良遂与邦竭力讨好项伯, 邦甚至与伯约为婚姻, 伯归而为邦向羽说情, 羽怒始解。次日, 邦到鸿门向羽请罪, 并表示乐于服从。宴会时, 羽谋臣范增使项庄舞剑, 意欲杀邦, 项伯亦拔剑起舞, 以身遮蔽邦。良见事急, 乃出招樊哙, 哙入, 为邦责羽, 不宜加罪于先入关立有大功的邦。羽令哙就坐。邦在项伯张良樊哙的佑护下, 终于脱险。羽主持分封诸侯, 令邦王巴、蜀, 邦又令良厚赂项伯, 伯又为邦请得汉中地, 从而为邦打下了还定三秦及东进中原的基础。由是观之, 良不仅是邦的救命恩人, 而且有大功于建立西汉皇朝。
4. 使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逐渐反败为胜 当刘邦率领诸侯兵攻入彭城后, 项羽率领三万精锐骑兵从伐齐前线驰回反击邦, 邦军顶不住楚军的凌厉攻势, 因而土崩瓦解, 于是楚强汉弱的局面又复出现,诸侯多叛汉从楚。刘邦除赖有肖何从关中源源供应援军, 始得在荥阳一带占住脚跟外, 张良向邦献争取彭越、英布及重用韩信共同对付项羽之策, 也是刘邦终能战胜项羽的重要因素。良不仅善于运筹料敌, 而且也擅长知人荐能, 故其兴汉功业能与肖何、韩信并列。
5. 劝刘邦以权宜之计驾驭韩信、彭越等人 当韩信立下了灭齐大功而遣使要刘邦封他为齐假王时, 邦当着使者的面骂韩信, 在场的张良、陈平劝邦且容忍之, 邦遂派良往齐拜信为齐王, 邦后与韩信、彭越约期会攻项羽, 二人却按兵不动, 致邦又为羽所败。良知韩、彭二人是要挟增加封地, 于是劝邦满足他们的要求, 邦从之, 二人始引兵与汉军共败项羽于垓下。灭羽之后, 诸将争功喧哗, 邦忧之, 良劝邦先封己素所怨恨的雍齿为侯, 诸将皆曰:“雍齿且侯, 吾属无矣。”于是众心大安。由此可知刘邦之善于驭将,良参谋之功, 实不可没。
6. 赞同刘敬建都长安之议 汉朝建立后, 群臣多劝邦都洛阳, 唯刘敬主张建都长安形胜之地, 良亦对刘邦说:“洛阳虽东有成皋, 西有黾之险, 然其中小, ??四面受敌, 不如关中, 左函淆, 右陇蜀, 沃野千里, 阻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刘敬说是。”刘邦始决定西都长安。后吴楚七国反汉时, 都关中之利, 更得到证实。
7. 谏阻易太子 刘邦嫌吕后所生之太子盈仁弱, 欲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 大臣多谏, 吕后使人求助于张良, 良曰:“始上在困难之中,幸用臣策, 今天下安定, 以爱欲易太子, 此难以用口舌争, 唯上有不能招致者四人, 今诚能使此四人入侍太子,令上见之, 则刮目待太子矣。”后邦见四老皆跟随太子,惊而问故? 四老曰:“陛下轻士善骂, 故臣等不愿受辱。太子仁孝爱士, 故臣等愿为太子效力。”邦见太子如此为人信附, 也就不再考虑易太子之事了。
以上张良劝招四老的事, 后人有怀疑其是否属实及效果是否果如是之大者, 因史料限制,难以断言,但从反对易太子一事而言, 朝臣亦多与良一致,故不能因此说良党于吕后。戚姬与朝臣素无联系,她只日夜向邦啼泣,求立其子,表明她无识而愚蠢, 假若让她当了权,她是难以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的,刘邦终不曾舍长立幼, 把政权交给缺乏政治头脑的戚姬,正是刘邦所以不失为英明国君处。我以为就此责备良党附吕后是不适宜的,从史书所载吕后统治时期“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等情况看, 也不能否定不易太子的主张。
总括以上诸种情况来看, 张良兴汉之功是很大的, 所以刘邦给开国功臣之论功时, 首先从良说起,正因为良能协助邦由弱变强, 由小变大, 危时能转安, 错时能纠正, 败北能再起, 守势能转攻, 功成能守业。用真德秀的话说：“子房为汉谋臣，虽未尝一日居辅相之位，而其功是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称之。其人品在伊、吕间，而学则有王伯之杂；其才如管仲，而气象高原则过之。其汉而下，为诸葛孔明略相伯仲。”
虽说张良在刘邦集团中功勋卓著，然而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却比较微妙。
先从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说起。刘邦得了天下，即行论功封侯。表面上看，刘邦对张良评价很高，封赏最重。实际上，围绕封侯这件事，刘邦与张良展开了心灵“过招”的第一回合。刘邦对张良说你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你想要齐国哪一片土地都行，随你挑吧。出乎刘邦意料， 张良的回答不是谢恩，而是谢绝，他不要。
在张良看来，刘邦封他齐地三万户，是深藏心计的：张良是韩国人，祖上“五世相韩”。秦灭韩， 张良从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开始， 落泊造反，为韩国“复国” 做出了不懈努力。张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刘邦都一清二楚。但是，刘邦没有将韩国故土封给张良，而是将他封到齐国的地面上，这绝不是刘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蓄意，刘邦究竟什么用意呢？齐国这片土地，两年前已经封给了韩信，而且是张良亲手经办的。“汉四年，（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齐王！”，并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这狗日的，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蹑汉王足”，附耳道：“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醒悟，立刻改口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并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张良此刻便想，刘邦今天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不放心，骨干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张良道：“始臣起下邳，遇上会留（“留” 是江苏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此天以臣授陛下，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希望在他们君臣之间保持一点起事之初的纯朴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己私利？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 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宫道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便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 张良回答说：“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出生人死，现在你贵为天子， 他们也希望论功封赏。可是，目前得到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故旧。被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他们有怨仇的人。他们都在担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赏，陛下反而对他们处处疑心，随意诛杀，所以逼得他们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急问： “奈何？”张良问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们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谁？刘邦答，雍齿。他说这个人过去曾多次羞辱过他，他曾几次想杀他，都因为念他立过不少战功， 没有忍心下手。张良说，那好，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你赶快先封雍齿，好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张良的这番分析和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那意思，是说刘邦包庇怂恿萧、曹也好，是说萧、曹结党营私也好，是说张良对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刘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为刘邦解决这场风波献出了关键的一招。这等于告诉刘邦，你身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决不会输给你。意见要向你提， 为臣之责仍然要尽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风。
然而， 经过这场风波， 张良毕竟受到很大刺激，心中有些悲凉。他看到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刘邦天下已经到手，再没有多少危急大难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况且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太好，这个“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决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坛。
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也有他自身的悲剧根源：这同他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住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粱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也被任命为韩国司徒。他和韩王成一起， 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成了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
刘邦利用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的当口，抢先入关中， 占领咸阳， 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度过了鸿门危机。随后，项羽封刘邦到汉中去做汉王，刘邦临走前送给张良“金百镒，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 理想彻底破灭，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 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 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 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 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做出评价， 第一个就讲到张良， 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 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 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加。
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人们不禁要问，刘邦既然明确表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那么张良应该排在第几位呢？刘邦对此三缄其口，别人也再没有谁提出这个问题。
刘邦对待萧何和张良一亲一疏，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开国后，张良和萧何两人谁都没有当上相国， 这是一件咄咄怪事，其中大有奥妙。这说明，刘邦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心是很细的， 心计也是很鬼的。让张良当相国， 他不放心；让萧何当相国， 又怕张良不服。撇下张良用萧何， 怕是群臣也不服，不太好办。有时不好办的事也好办： 不立相国。刘邦这点心思， 哪里瞒得过张良？ 好吧， 我先请个假，养几天病再说，看你刘邦如何动作。刘邦却久久不愿捅破这层纸，晾着，不急。时间一长， 张良反倒觉得太没意思：别人还以为是我张良盯着这个位子不肯让步，显得我不够豁达似的，岂不低俗？古往今来，将相大臣们要想彻底摆脱地位、权力、名利的羁绊，难。但张良很快从中摆脱了出来，主动为刘邦解开了这个扣子，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君子风骨。他利用最后一次随刘邦出兵伐代的机会，出奇谋拿下了马邑，顺便劝说刘邦立萧何为相国。
至此， 张良觉得平生无愧于己，无愧于人，便和刘邦作了一次告别谈话。他从回顾自己的身世讲起，一席话讲得情真意切。他说： “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 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 位列侯，此布衣之极，子良足矣。”最后， 他向刘邦明确表示，“愿弃人间事， 欲从赤松子游耳”。赤松子是神话传说中的“仙人”， 他要求“仙” 去了。就这样，张良毅然决然告别了政治舞台，但话语中也不乏丝丝缕缕的伤感情调。
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疑而不任” 的态度，到死也没有改变。刘邦讨伐黥布叛乱时为流矢所中， 返京途中箭伤发作，回宫后一病不起，太医百般医治，回天无术。刘邦自己也说：“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不愿再治。吕后到榻前询问后事：“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任？”刘邦答：“曹参可。” 吕后又问其次，刘答：“王陵可，然陵少赣，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 吕后再问，刘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吕后再问，刘邦答：“以下非你我所知也。” 吕后打破沙锅问到底，问到最后也没有从刘邦嘴里问出张良的名字来。原因很简单， 刘邦压根儿就不信任张良。其实， 吕后倒是很想请张良再度出山的。刘邦死后，吕后强迫张良进食， 并劝他说：“人生一世， 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张良“不得已，强听食”，但未见他为吕后做过什么事，又活了六年才死。
细想起来， 张良用如此方法回避俗世烦恼， 他的内心何尝能彻底轻松？ 俗世之事难，求“仙”之事就不难吗？一个曾经充满抗暴复仇精神的英雄侠士，一个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战略家，一个功成名就，“封万户，位列侯”，居“布衣之极”地位的开国元勋，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愿弃人间事”，去过幽冷孤寂的“避世”生活呢？正如王伯祥先生所说，这其实不过是“委婉避祸之词”，其真正原因，则是“时韩信、彭越、黥布、陈烯诸人都已被诛，故良处处表示知足，并假托神仙以期自脱”。所以，在这看似轻松的话语中含着有深刻的兔死狐悲、祸福不测的悲剧心理。这不正是当时那种“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现实的反映吗？司马光曾说:“以子房之明辨达理, 足以知神仙之为虚伪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 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 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之所称者, 三杰而已。淮阴诛夷, 肖何系狱, 非以履盛满而不止也? 故子房托于神仙, 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 置荣利而不顾, 所谓明哲保身者, 子房有焉。”
当然，这还不是原因的全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张良对即将到来的权利斗争的预感和躲避。他预感到取得胜利的刘邦统治集团中正酝酿着一场皇室与外戚的血腥斗争，而这场斗争对他来说真正是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所以他要竭力躲避这一斗争的纠缠。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深深地卷了进去。在刘邦晚年的太子之争中，他被吕后势力裹胁，成了他们的谋主，以请出“商山四皓”的计谋稳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致使吕后势力占了上风。
天下汹汹，各为其主。张良是一个“优美的”战略家，在战略实践活动中是何等潇洒俊逸！然而，他作为战略家出现只是短暂的几年光景。刘邦与张良曾经是一个最佳组合。楚汉相争，刘邦的实力远不及项羽，但依靠他们这个最佳组合将能量发挥到极致，终于赢得了这场比赛。比赛一旦结束，促成他们构成最佳组合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最佳组合是打天下的班底，不是坐天下的班底。刘邦为了独掌天下，需要重组班底，这就注定了他们这个最佳组合的倾情演出，上半场是正剧，下半场是悲剧。所以，他后期实际上是一个可悲的“小人物”，身世相当凄凉。结合《史记》之外的其他汉史看，这种凄凉还延及他的家族后世：由于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汉初这场皇室与外戚生死斗争的漩涡，并曾是外戚势力的谋主，所以深为两汉历代刘氏皇帝所暗自忌恨，身后家世相当冷落。萧何、曹参等大功臣的后代所承袭的爵位总是除而复封，终两汉数百年传而不绝，而他的爵位则仅传一世，到他的儿子张不疑就因“坐不敬”而“国除”了。这位名列“汉初三杰”之首的大战略家，下场还不够悲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