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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在网络上读到一篇《东陵大盗不是孙殿英》的文章，才得知孙充其量是个东陵小盗，东陵盗墓事件另有玄机。这个玄机是什么呢?就是孙只盗了清东陵15座陵墓中的两座，除顺治皇帝的孝陵外，其余的12座都是八路军“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盗掘的。对这一惊天 动地的盗陵事件，1949年后的中国史学界一直讳莫如深，知情者也都三缄其口。只有台湾的中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才轻描淡写地记了一笔：(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2月5日：共军曹志福开始盗东陵，康熙、咸丰、同治三陵(12月25日 毕)。
而对于替罪羊的描述，也是近些年才有所披露（2008年北京日报）。尽管当时中共抓了六个替罪羊枪毙了，但在中共党史上，对那个盗陵主凶曹致福的“生平事迹”却讳莫如深十分低调，仅有地方县志的一点粗略记载，这么重要的人物连一篇纪念文章也没有，更不要说照片， 这不符合惯例。关于曹致福其人，中共公开档案的记载是他在1943年时任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员；1945 年10月热冀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及第15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3月任冀察热辽军区第14军分区司令 员；1950年1月任华北军区唐山军分区司令员（由原冀东军区第12、15军分区合编），后任国防科工委第10研究 院副院长等职，大校军衔，1964年退休，1992年病逝。
再看看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清室东陵陵墓大多被盗》—— 1946年4月(中央社北平二十一日电)清室东陵于去岁十二月初，先后遭受大规模有计划之盗墓，计同治、康熙、咸丰三陵，被盗去黄金百余金，珍宝玉翠五十余香炉(以香炉秤量)其珍宝物品著名者，尚有同治翠印一颗，金表一个，九龙玉杯一个，白玉马一匹，康熙翠印一颗，翠狮子一对，嵌宝金塔一个，咸丰翠印一颗，龙袍、玉带、被褥、枕头、软片数大车，掘墓开始于去岁十二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始毕。据闻：所有清帝及妃子尸体，均自金棺中拉出。此间有关当局闻讯后，立即开始缉捕盗墓人犯，经数月之侦察，前后捕获嫌疑人犯六十余人，惟重要人员则尚未就逮。顷据有关方面发表，此事之主持人为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志福及联络主任张尽忠，蓟遵兴联合县长贺年(平)所派公安科长陶光暝、民兵数百人。曹致福先后分得黄金十四斤。珠翠玉器、十三香炉、白玉马一匹，康熙翠印一颗，同治翠印一颗，金表一个。
孙殿英是军阀，最初到东陵地区驻守的理由是“剿匪护陵”，应该属于监守自盗。孙盗东陵时，溥仪寓居天津张园。虽然“痛心疾首肝胆欲裂”，却无能为力，只能求告蒋介石。直到1932年，溥仪当了满洲国皇帝，才有了护卫祖陵的能力。派他的满洲军进驻马兰峪，设置了东陵管理警察署。1945年日本投降，护陵军队溃散。与孙殿英盗陵时的情景类似，这时的东陵又一次失去了庇护，不过此时清东陵并非真空地带。
清东陵位处遵化、蓟县、兴隆三县交界，县城虽然是国民党政权，但农村却归属中共冀东军区。正值国共和谈伊始，这里的时局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三不管。但有史记载的是，当时冀东军区曾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卫清东陵。这支部队有没有参与盗陵？未置可否，但该军区主力后来开赴东北打内战是可以确证的，而且中共军队(特别是地方部队)历来就有自筹军费装备的传统。 孙殿英部的“护陵”自然是掩耳盗铃，但“剿匪”并非虚言。当时在清东陵一带，因清朝守陵人及后裔失去了朝廷俸禄，衣食无着，而八旗子弟们又多数不事农商，不少人就干起了抢劫偷盗的土匪勾当。土匪中最大的一股是马福田匪帮，人数有数百人，占据着清东陵所在的马兰峪，大肆盗取东陵文物。孙殿英部来到清东陵，先剿了马福田匪帮，然后借军事演习的名义掘了东陵。但被打散的土匪仍然还在附近活动，这也给后来中共盗陵找到了替罪羊。
孙盗陵的理由是解决军费军饷，中共盗陵，实际上也无非是这个理由，为了军费，鸦片都大面积种了，掘几个坟算什么？但没敢象孙殿英那样理直气壮，因为这时已经光复，共军不存在正当的军费开支问题，那么除了为打内战扩军征集军费，就是为满足个人私欲了，但这样的理由说不出口，所以才利用了当地的土匪参与此案，来了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国民党中央社报道的“此间有关当局闻讯后，立即开始缉捕盗墓人犯，经数月之侦察，前后捕获嫌疑人犯六十余人，惟重要人员则尚未就逮”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