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岳飞平反了，宋高宗为何默不作声？
黎烈南
古代专制社会，皇帝口含天宪，妄意杀人之事，在所多有。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对做错的事，总要有个交代，于是，平反冤案的工作就不得不做。
可供玩味的几种现象
让我们玩味古代有关的几种现象。一曰大的冤案都要等待皇帝的批准。若制造冤案的皇帝不予平反而又在活在世上，就只好耐心等待他的死亡。此类“迟到的正义”之事甚多，不必举例。二曰冤案的平反，能使新皇帝收揽人心，稳定政局。如明朝被后金的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的袁崇焕（为明思宗崇祯所杀），时隔150多年后，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平反——这对于清朝统治者，有利而无弊。三曰明智的皇帝能迷途知返，避免冤案的发生。如唐太宗对待魏征，曾因后者屡屡进谏，措辞犀利，便动了杀心。幸亏经皇后劝告，使魏征免得一死。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痛哭流涕，说魏征是他人生一面宝贵的镜子云云。试想，或虚心纳谏因而得千古美名，或叫忠臣人头落地而得千古骂名，两者之间，何啻天壤！四曰有一种蛮横的皇帝，不管身后洪水滔天，他将错就错，一错到底。明朝初，性情倔强的御史王朴一次和太祖朱元璋争辩，惹得皇帝大怒，下令斩首。押到刑场，再召回之，问他改否？王朴云：“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提升为御史官，为何如此摧残侮辱？如果臣无罪，为何要杀？如有罪，又何必使我活命？臣今日只想速死。”朱元璋大怒，令马上行刑。王朴路经史馆，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最终被杀。后来朱元璋撰写《大诰》，仍说王朴诽谤过他，真是蛮横凶恶极了(注解一)后人经常提起王朴事件，做了最终的宣判，朱元璋此举亦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罕见特例——岳飞平反
漫漫专制社会，也有罕见特例：在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平反时刻，这特大冤案制造者的宋高宗当时竟然还活着。想来，这也算古代“奇迹”之一，您说是不是？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蓄意杀害了岳飞的宋高宗在做了36年的皇帝后，不知为何，禅位于太子赵眘（宋孝宗），自己当了太上皇。想有一番作为的孝宗，即位的当年，就果断为岳飞平反了。诏书云：“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不自矜夸，余烈遗风，于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
今天的读者读此诏书，还会不会为孝宗捏一把汗？高宗以谋反罪杀了岳飞，现在刚刚做了太上皇的56岁的他（高宗1107——1187，活了81岁），面对宋孝宗一上台便给岳飞平反的事实，他为何不马上痛击这一股“孝宗翻案风”？
如果说，在太上皇退位若干年后，孝宗等待时机，徐图为岳飞翻案，既达到了平反的目的，也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失为一种明智策略；而宋孝宗才一即位，就给岳飞翻案，这种迅而不及掩耳之势，叫高宗如何来得及钻缝逃到地下去？
如果说，为岳飞平反，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也不失为一种谋略；而孝宗诏书却强调岳飞“能事上以忠”——对皇帝忠诚，赞美他“余烈遗风，于今不泯”——忠烈之风天下闻。这种评价，简直是对高宗冤杀岳飞的彻底翻案（宋孝宗说自己是“仰承”高宗的“圣意”来平反的，并提及高宗对岳飞的“念之不忘”，不过是给高宗留个面子罢了），这难道不会叫太上皇的赵构发雷霆之怒，来惩治孝宗吗？
本年十月，孝宗再发诏书，追复岳飞原有少保、节度使等官职，再次肯定他“事上以忠”——忠于皇帝，“不犯于秋毫”——治军有方，“名之难掩，众所共闻”——名播天下，天下皆知。这第二次发布的诏书，促使人们一再反思：宋高宗杀害忠臣良将，他是个什么样的皇上？！
宋高宗为何沉默无言
面对孝宗的接连出手，太上皇高宗竟默默没有吭一声。这是为什么？
宋高宗并非真正退出政治了，他做太上皇后，常常干预朝中之事，制约孝宗；可见他在岳飞平反上的无语，并非被“软禁”的结果，他的无语，另有原因。
高宗是位有名的“逃跑皇帝”，在金人的追击下，他放弃抵抗，一味逃跑，直到躲到海上，才得以暂时安顿。他一生坎坷，最终在江南坐稳了龙椅，实属不易；他还和金人签订和议，俯身称臣纳贡；屈辱难堪之事，皆甘于忍受。其“忍辱负重”的能力，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算是“鹤立鸡群”了。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达到了偏安一隅的目的，宋高宗真的知足了——这位不思进取的皇帝既然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目标，岳飞平反一事，对稳坐太上皇而又不知羞耻的他，算得了什么？
对岳飞的平反，会使高宗不悦或恼怒，然而并不能动摇其太上皇地位；因为他是天子，天子至高无上，决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何况，他早已借秦桧之力杀了岳飞——人们都把愤怒发泄到秦桧身上，对高宗是“视若无睹”且无可奈何的。多少年来，秦桧铸像长跪于西湖的岳飞墓像前，而宋高宗却一直“逍遥法外”，这就是皇帝享有的特权。让高宗铸像跪于岳飞墓前的呼声在古代民族中是发不出来的。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国情——古老的华夏民族对皇权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当然，迫使宋高宗默认平反事实，还有影响乃至制约他的外在因素。这个因素便是：宋朝在中国古代史中创造了的一种空前绝后的理性精神和文明时代。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曾问大臣赵普说：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赵匡胤点头称善——道理最大，是个非常新鲜而有创意的提法，它表明了一种在实践中追求真理的精神。正因如此，赵匡胤发出“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誓言，才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理性和人道的光辉；而他“怕史官”的故事，也发人警醒（见注解二）。宋太宗赵光义命大臣李至、李沆做太子宾客，竟让太子来拜二李。李至、李沆以为太子乃将来的皇帝而不敢接受其拜，太宗硬是叫太子（后来的宋真宗）前来拜了二李为师——原因很简单，既然从学于他人，即是师生关系，学而不拜，非理也。宋人崇尚理性，乃至对圣人之言都要质疑。王安石就说过：“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冷斋夜話·卷六》宋释惠洪撰）你看，只要说的有理，普通百姓说的话（樵牧之言）也不废弃；如果没有道理，哪怕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听从。孔子的《论语》在宋代是考试的基本教材，是国家的指导思想，而王安石却敢于说出如有“言而无理”的部分便不盲从的话，展现的不正是讲理的精神吗？宋哲宗年幼时，在去听课途中随手折了一柏树枝玩耍，讲官程颢当即教训说：“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哲宗听了，“亟掷于地。”(《道山清话》)哲宗随便折毁树枝，看起来事小，当他的讲官程颐教训时，他马上乖乖听从——所从者，人生之理也。这种理性精神充溢的社会，是对皇权制约的一个重大因素。宋高宗自己就曾经说过：“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系年要录》卷151）承认自己的学问比不过文人士大夫，其背后对文明理性之敬畏的消息也就悄然传出了。
在宋代，既然尊重理性和人道的事情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在此不一一枚举），形成了一种说理和讲文明的氛围，那么，对于岳飞这样的大案要案，根据事实道理来下结论，即成为必然之趋势了。宋孝宗敢于在高宗面前为岳飞彻底平反，就是因为岳飞的一生，光明磊落，无私奉献，从天子（岳飞是否谋反，高宗心里最清楚）到万民，都看在眼里，就连秦桧亦模糊其罪为“莫须有”——既然如此，给民族大英雄平反，难道不是天理昭彰，势所必然吗？宋高宗如强硬阻拦，野蛮压制，在一个特重讲理的社会里，不是很困难吗？
值得注意的是，岳飞被杀害，就连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也愤愤不平。绍兴十二年夏（公元1142年5月1日），金国以礼送回人质，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回到故国，在万分感慨之余，她还特别关切地问了一句：“为何不见大小眼将军”（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故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当听说“岳飞死狱矣”时，她愤怒之极，怒斥宋高宗，表示要出家。高宗苦苦哀求，才罢。（见注解三）
综上所述，岳飞冤案在杀害他的皇帝在世时能得以平反的奇迹，有岳飞自身感天动地的事迹的原因在，有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世道人心、社会舆论在，同时，也有一个重理性、讲文明的社会基础在。这两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空有岳飞的感人事迹，而偏偏遇见了以枪杆子为依托而杀人、粗暴践踏文明的如朱元璋那样的皇帝，就连“迟到的正义”也会化为泡影。
中国大学者陈寅恪在《赠蒋炳南序》中认为：“天水一朝（黎按：指赵宋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笔者以为，宋朝文化能在某种意义上造极于我中华，主要就在它在中国古代史中的文明程度与理性精神优势的空前绝后。它既体现在宋太祖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中，也折射在宋高宗在岳飞被平反时的默默无语里。如前所说，这种罕见的平反事件之背后，有一个达到空前高度的宋代文明。岳飞死得悲壮、惨烈，然而他毕竟让干了伤天害理之事的高高在上的宋高宗，在为其平反之时刻闭了嘴。
制止肆意造成冤案而却能逍遥法外的罪恶现象，要有以讲理为荣的文明社会为前提。在这种社会里，会产生层出不穷的文明人。这种文明人的大量诞生，在宋代，是因为（一定程度上）建造了读书型的国家。宋代最高统治者推崇读书，尊崇理性，尊重知识和尊重文人，加大科考的力度和质量，各级领导人大都由读书人来担任（负面影响在此不谈），还有书籍的大量出版、文化的普及等等，因而造成了以讲理为光荣、耍野蛮为羞耻的儒雅时代。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奇迹（包括高宗在世而岳飞被平反这一“奇迹”），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笔者并不想夸大宋代文明，并以为，只有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以商品交换为特征（隐含了人人平等价值观）、知识信息发达的社会里，那种公然迫害人而竟能逃脱法律制裁的特权才会断除。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在解决尖锐矛盾时，从来都是以武力说事的。所以，掌握了枪杆子从而也掌握了话语权的帝王，是不会给人们充分的说话自由的。尽管如此，宋代岳飞平反时宋高宗默然无声之事件，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文化造极”的地位，不是靠自己吹嘘出来的。我们看到，在靠枪杆子为后盾的朝代，在皇权至上的国家中，宋人竟然能面对冤案制造者——太上皇宋高宗，大胆翻案，若是没有高度文明的背景，真是难以想象！人们常常以为今人胜过古人，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某些部分，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超越的。不信吗？仅仅岳飞平反一事，就应了那句老话——
“事实胜于雄辩”！
注解一 《明史·王朴传》：王朴……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注解二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太祖尝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然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悦，赐金帛慰劳之。
注解三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事物类》:
宋高宗之母韦后，今仁和学生员韦朝恩，乃其裔也。有谱像于家，方面丰颐，凤目龙颡，衣冠乃道人者也，上有国忌二行。韦闻之祖先云：后北归至临平，因问：“何不见大小眼将军”，人曰：“岳飞死狱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终身于宫道服也。
黎按：韦太后的后裔韦朝恩听到他的先辈所说的故事，是否可靠，虽然不能断定，但这一故事的背后的真实含义是：它表达了当时的人心所向，却是确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