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实上，“箪食壶浆”的由来就是一个带路党人的故事。时值战国时代，燕国内乱，民不聊生，齐宣王趁势出兵燕国，谁料燕国民众对齐国侵略军的态度跟对待“人民子弟兵”一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不仅带路，还送饭送酒，军民鱼水情。
据说在伐燕之前，齐宣王就曾问过孟子意见，孟子的态度基本上和现在的北约一样“霸权主义”，表示现在伐燕就跟武王伐纣一样大快人心。出兵之后，齐军大胜，齐宣王又找到了孟子问计，接着怎么办，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齐军不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而是本着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对燕国民众秋毫无犯，与燕国民众商量着帮他们再立一位新国君，则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问题是，齐宣王野心太大，想一举吞并燕国，这就好比美国在帮助利比亚除掉卡扎菲之后，竟然想吞并利比亚一样失策，再加上齐军在燕国的表现完全对不起燕国“带路党人”的一片赤诚，结果后来被打得大败，不仅被赶出了燕国，而且如果不是田单的火牛阵，差点齐国自己都被灭了。
重点是，燕国民众在面对齐国侵略军的入侵时，为何纷纷成为“带路党”？对此，孟子给了一个十分夸张但却自成逻辑的解释，商汤在打天下时，先打东面，则“西夷怨”，先打南面，则“北狄怨”，反正面对商汤的“侵略”，周边国家的民众纷纷争先恐后的表示：“凭什么后‘解放’我们”？
对于这群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总之，在孟子的口中，带路党简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因此必须用“箪食壶浆”，“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华丽的辞藻来献给他们。
当然，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齐国解放军背弃民心，烧杀抢掠，那么燕国千千万万曾箪食壶浆的“带路党”们会随时变脸为最英勇的抵抗者，将侵略军们赶出祖国。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名的“带路党人”应该是伍子胥。伍子胥的祖国是楚国，还是个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但当父亲和哥哥被听信谗言的楚平王杀掉之后，伍子胥一夜白头的逃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举兵伐楚，攻破了楚国首都，掘开了仇人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按理说，伍子胥充当“带路党”，引他国军队攻击祖国的行为至少也是个“叛国罪”吧，但问题是，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用李零先生在名文《汉奸发生学》中的说法是，“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
继伍子胥之后，汉朝还出现过一个挺有名的“带路党”--太监中行说。据说中行说因为被迫参与和亲送亲团，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归降了。中行说后来深度参与策划了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贡献了许多匈奴极其需要的情报和“本地智慧”.与伍子胥不同的是，尽管同为“带路党”先驱，中行说因为身上附带了民族冲突的概念，不可避免成为了早期“汉奸”的代表人物。但即使这样，司马迁在《史记》里对中行说的评价也没不堪到哪里去，还给他安排了一场舌战汉使，凸显才华的精彩桥段。
可以说，一直到汉唐时代，“带路党人”的形象虽然算不上多么伟岸，但还远未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唐朝就不说了，连李氏皇族自己都分不清是胡是汉，民族大融合，也就谈不上去批判“带路党”或者汉奸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时代，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尽管也出仕异族，但形象大多为正面，特别是王猛，在历史更被当作是如诸葛武侯一样的人杰，与苻坚二人君臣相得，在北方力主保护推行汉文化，死前还劝告苻坚不要伐晋，基本上属于那种心系故国的“带路党”.
“带路党”的形象逆转应该发生在“儿皇帝”石敬瑭身上。这要说起来，如果要给“带路党”分个类的话，石敬瑭绝对属于“带路党”中的败类，他的带路既没有伍子胥这样的家仇动因，更不是燕国民众那样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给契丹人带路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此不惜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报酬送给了契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为了个人权位不惜生灵涂炭的都属于人中末流，至于是不是带路党还倒是其次了。
不过，即使没有石敬瑭，“带路党”的形象崩塌也属于历史必然，因为碰到了极其讲求“夷夏之辨”和“君臣大义”的宋朝。用李零的话来说，就算是伍子胥，“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稍扯远几句，中国历史上最注重“夷夏”和民族意识的时代，几乎都是衰落时代，如两宋，如明末，如清末，如民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你国家越弱，你越强调爱国。
为了收回石敬瑭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北宋曾出现过一次非常着名的“带路党”乌龙事件，直接导致了靖康之变。1120年，宋金结成“海上之盟”，相约夹攻辽国。在宋人看来，王师一入辽境，自然是人心所向，“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也就是说，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同胞肯定会充当带路党，还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无非还有这样的桥段，“宋军兄弟们，你们终于打回来了，我们等你们等的好苦”.
一开始的故事的确是按照宋徽宗君臣的剧本所写的。事实上，献计联金灭辽的就是辽国汉人马植，正是他用“箪食壶浆”这些大词忽悠了宋徽宗；还有一位重磅“带路党”是辽国常胜军的统帅郭药师，宋军还没有出兵，他就率军八千来投，当然动机和民族大义无关，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但让信心满满的宋朝君臣没想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早已不“心向祖国”，在辽国轻徭薄赋的政策下，据说辽国汉人的税负比宋朝那边还要低，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汉族读书人在高度汉化的辽国官场上也顺风顺水，在此种情况下，大宋祖国再怎么寄望于数百万汉族同胞幡然醒悟，再怎么意淫统一大业，也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用葛剑雄先生在《“香花楼子”神话和北宋的覆灭》一文中的说法，宋军出兵之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宋朝的文武官员以救星自居，将北方同胞视为异己。更关键的是，辽国的汉人非常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认为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了他们的国破家亡，背井离乡。
结果是，这群宋人预料之中的“带路党人”，非但没有对统一大业有所贡献，反而随即投靠了金军一方，很多辽国汉人加入了南下侵宋的金军，对“祖国”展开了复仇大业，在北宋的灭亡中贡献了属于自己一份的力量。
明明是一个民族，辽国的汉人本是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带路党”，最后却成为了金军侵宋的带路党，此种乌龙和逆转也堪称中国“带路党”历史上的最大奇观了。
到了南宋末年，又出现了新的一群“带路党”，而这其中大约可分为两大群体。一群如吕文焕、夏贵这样半路出家的，他们也本算是死守襄阳的大宋忠良，最后却又投降元朝成为了下一阶段灭宋的“带路党”.特别是死守六年之久的襄阳主帅吕文焕，可算是孤臣孽子，可歌可泣，因与南宋权臣贾似道不和，而贾在襄阳被围时的确也是救援不力，最后吕文焕投降之后将贾似道的刻骨私仇升华为对南宋的“国仇”，积极参与了灭宋。
还有一群如张弘范和史天泽这样的资深“带路党”.不夸张的说，在南宋的灭亡中，张弘范和史天泽这些汉族将领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蒙古人，比如张弘范，在崖山给了南宋最后一击的同时，还得意洋洋的在崖山留下了“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墨宝；再比如郝经，在作为元人使节出使南宋时曾被囚禁了十六年而拒不归降，堪称元朝版的“苏武牧羊”.你很难说张弘范这群“开国功臣”有多么伟光正，但攻击他们为“汉奸”肯定是莫名其妙。
事实上，张弘范史天泽郝经虽是汉人，但都是金朝的汉人，你一定要说他们是“奸”，那也是“金奸”.更何况，张弘范和史天泽从父亲那一辈开始便已归降蒙古，张弘范的父亲还被封为“汝南王”，按照中国历史不成文的传统，如果父亲是前朝之臣，再到新朝为官便是“失节”，但他们的儿孙就尽可以在新朝官场上混，比如说反清了一辈子的顾炎武，他的亲外甥徐乾学还做过康熙的刑部尚书。或者这么说，你如果要攻击张弘范他们这些“带路党”为汉奸的话，就好比说艾森豪威尔是“德奸”一样好笑，因为艾总统的祖上也是从德国来的，最后他成为了灭德功臣。
最后是明末，这又是一个“带路党”的高产时代，当然，和宋朝一样，他们的历史形象已经不堪入目。无疑，没有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们带路，仅凭多尔衮多铎这些八旗大爷，多半是灭不了明朝的，最少南明也能混个划江而治吧。但以范文程来说，一生并无戕害同胞的恶绩，在清军入关时甚至对劝说多尔衮收拾民心，善待汉人，“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这个路至少带的堂堂正正，且温情脉脉。
再比如说吴三桂，先降后叛，缢杀永历，自是无耻小人，属于明末“带路党”中的败类。但即使如此也应当正视，吴三桂在引清兵入关的初衷很可能只是“借师助剿”闯军，报君父大仇，在当时的南明朝野看来也一度有救国英雄的美誉。吴三桂后来的沉沦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时势所裹挟，一步步的滑向了所谓汉奸与无耻之尤。
我想强调的是，在明亡清兴的那个历史时段，“带路党”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群体，远不是吴三桂等人可以涵盖的。在那个时代，同样也发生过如燕国民众从带路党变脸为抵抗者相似的历史情境。从1644年4月入关到1645年5月，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清军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胜利，从李自成身亡到南京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清军基本上在鲜有激烈抵抗的情况下便已击败了大顺军和南明两大势力，南明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和各省州县也纷纷归降，清朝统一中国似乎已是手到擒来。
但此时清朝却犯下了比之前齐宣王灭燕时更为严重的错误。多尔衮满以为天下已定，便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这其中尤以“剃发留辫”影响最为巨大。可以这么时候，在“剃发令”颁布之前，大半个中国的汉人已经做好了成为新朝顺民甚至是“带路党”的准备，对于继续抵抗或者什么反清复明已经失去了兴趣和斗志。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说法，“剃发令一出，原本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我们都知道反清中最为着名的江阴之战，但事实上，江阴在弘光政权垮台时早已“和平投降”了清朝，无论是亡国还是听起来很吓人的亡天下，千万个江阴县城中的普通民众处江湖之远，大可不必忧国忧君忧民族复兴，“肉食者谋之”，就算做个“带路党”也无可指摘，朱家的皇帝和爱新觉罗家的区别本来就不那么大。但就是因为剃发令，才弄得天怒人怨，转而起兵反清，几乎战至最后一人，当时有“六万人同心死义，村大明三百里江山”的壮烈说法。在此前后，嘉定、昆山各地也纷纷起事。后来连另一位着名的“带路党”--大学士陈名夏都看不下去了，在他当时给清廷的上书中直言，“只需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一直到1664年的康熙三年，清军才算最后扑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清力量。而此时，距离闪电战胜利顶峰的1645年，已过去了整整19年。也就是说，一个剃发令多带来了十多年的战火。
“带路党”是如何成为反清义士的？箪食壶浆是如何成为四处烽火的？这其中的反转奥秘还是要回到文章一开头的“孟子曰”.
从燕国之乱到北宋末年，再到晚明，这些其实都远非什么值得留恋的盛世，征了“三饷”的晚明税负之重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在这样的坏时代，若真有孟子所说的王师到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自是大义所在。带路也罢，汉奸也罢，也正是所谓“若大旱之望云霓也”，顺乎天而应乎人，少数人的国尽可以让少数人去爱。但“王师”们尤其应该警醒的是，一旦他们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秩序，“王师”便是“侵略者”，最温顺的“带路党”时刻都会变为最坚决的抵抗者。
毕竟，带路党常有，而王师不常有
大屠杀与汉人之血性
最近看明朝人王秀楚写的《扬州十日记》，郁闷得很。
作者是明朝末年的一个读书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真实细致地描写记录了清军在1645年4月攻陷扬州后，血腥屠城的情况。清军纵兵屠戮，不分男女老幼，烧杀抢掠，“十日不封刀”。
劫后之状，惨不忍睹：“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寺院僧人焚化积尸，“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清兵自是惨无人道，不必多说。令人感到纳罕的是汉人竟然是那样温顺缺钙，没有血性。城破，守城明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宁可从城墙上摔下跌死，也不敢做抵抗。“惶惶觅隙潜匿”。百姓亦然。路边，一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汉人青壮男子五、六十人魂魄皆飞，无一人不至前者。然后，乖乖地跟着上刑场。“跪!”，随着一声喝令，众人齐刷刷倒地，引颈就戮。闻城破，“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作者“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被搜查出来的人要么下跪乞命，要么献金讨饶，全无一点气节。包括作者在内，亦如此。
查一下历史资料，满清兴起时，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十数万。明朝人口数千万，军队上百万。然而，就是这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等。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多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
噫!我真有点闹不明白了。莫非清军是天兵天将?刀枪不入，以一当十，当百?
二
历史发展到近现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故。
20世纪日军侵华。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随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三十万生灵涂碳。看了一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据史料记载，在日军攻陷南京时，国民党军队一如当年守卫扬州的明军，纷纷四处逃命，作鸟兽散。有的脱掉军装，混入百姓内，企图蒙混过关。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更是违背自己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偌言，在陷落前，扔下十几万军队和无数南京市民，率先逃之夭夭。被害的军民，在日军的屠刀下，温顺就戮，无一反抗。日军杀人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有车裂，有活埋，有刀砍。有杀人比赛，有奸杀妇女。枪挑婴儿，剥皮抽筋，无所不用其极。死难者尸体盈野，血流成河，惨绝人鬟。
在日军侵华的八年间，到处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除了“南京大屠杀”外，还制造了无数惨案。有“潘家峪惨案”、“济南惨案”、“杭州大屠杀”、“合肥大屠杀”、“长沙大屠杀”、“开封大屠杀”等等。
多少年来，我们声讨日军的暴行。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政府与民间控诉日军残暴行为的宣传不少。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只有5万人，而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有15万人。结果是5万日军杀死了15万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外加15万中国老百姓!
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军队人数只有38万，而中国军队有200多万。但日本以区区弹丸之地和不及中国五分之一的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打得中国军队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侵华战争的八年时间内，以100多万军队杀死了3500多万中国军民!
我们常常称自己为“泱泱大国”，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多么悠久，多么优秀。这样博大精深，这样悠久，优秀的文化哺育出来的汉人，竟然像鸡犬一样任人宰割!南北朝五胡乱华，北中国汉人几乎被胡人杀绝。元朝蒙古人对汉人屠杀，清朝满族人对汉人屠杀，现代日本人对汉人屠杀，所杀汉人越来越多。且屠杀我们的都是人口比我们少得多，地域比我们小得多的民族。
就连像印尼这样的三流国家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华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汉族人的命就这样低贱??
做为汉民族的一员，我深深为自己民族的怯弱感到羞耻，为本民族这样的凄惨遭遇感到悲哀。
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多次大屠杀中存活下来，真是侥幸!
三
与我们任人宰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驻守冲绳岛的10万日军同20多万强行登陆的美军浴血奋战，直至最后一枪一弹。在空中，数千名神风特攻队队员，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冲破层层火网，撞向敌舰。另外，45万冲绳居民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与军队一起共赴国难。其中，战死和自杀者竟达12万人以上。日军驻冲绳岛守军司令牛岛满中将和参谋长长勇中将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在其坚守的最后一条坑道入口处，按照武士道传统刨腹自杀。许多妇女儿童在最后时刻纷纷跳海自尽。
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中，这些日本人同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拼死战斗了整整83天。在自己遭受惨重损失的同时，也迫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登陆美军伤亡高达4万9千人。其中包括美军司令官巴克纳中将。美国海军也遭到了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损失，其中毁伤军舰400艘以上，伤亡官兵近万人。
读史至此，我在想，假设我们能够有日本人一半的拼命精神，何至于发生什么“南京大屠杀”?什么“扬州十日”?什么“嘉定三屠”?凭着这么多人，大不了也就是来个同归于尽。何至于落得个像鸡犬一样任人宰割，遭人鄙夷!
四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文化教育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日本人勇敢拼命不怕死，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武士道”的教育熏陶。在这种思想熏陶下，他们视荣誉高于自己的生命，将勇敢尚武视为美德。武士道的要义就一句话：“赖生不如好死”。对贪生怕死的人他们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时，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迹，可以切开腹部，光荣地死去。由于长期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绝少出现中国汉奸这样的败类。宁可战死自杀，也不会束手就擒受辱。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死硬难对付的原因。
反观我们，则恰恰相反。流行在许多国人脑子里的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能够活命，管它什么气节不气节，荣誉不不荣誉，民族不民族，国家不国家!于我何干?只要能够活命，那怕像猪狗一样活着也行。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
在我们的文化里，讲的是“中庸”、“非战”、“忍耐”、“宽恕”、“包容”、“明哲保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抱怨”等等等等。没有一丝尚武的气息，没有一点男人的血性，一派和平主义气氛。汉武帝刘彻出击匈奴，开拓疆土，在史书里被说成是穷兵赎武，受到贬斥。在文学作品里，充满厌战情绪。杜甫的诗篇“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诗声啾啾!”就是例证。在我们现在的电视、电影、书刊里，充斥的是一股女人味。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柔弱无骨女里女气的阴阳人，就像被阉割了一样。
影视作品中，还有那满地下跪拖着长辩子的满清臣民。动辄奴才长奴才短的。什么《康熙大帝》，什么《戏说乾隆》。这些血腥屠杀几千万汉族同胞，大搞“文字狱”，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残刽子手，竟被某些无耻的汉奸文人描写成“神武”的明君，可亲的皇帝，顶礼膜拜。这些作品粉饰独裁、美化专制、宣扬奴才意识，戕害人类的灵魂，其背后是廉耻丧尽的汉奸理论在作怪。
在这些人眼里，真是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二字。在此，我想起了一段话：“我把你象犬马一样的驱使，猪羊一样的屠宰，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功颂德；我由此认定你是软骨头的孱头，没廉耻的贱类，我不鄙视你鄙视谁?我不屠杀你屠杀谁?”这样，不用多久，也不用敌人，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打败了，中国再一次的亡国灭种也未可知!
我们是到了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时侯了。否则，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就像近日我渔民被印尼海军屠杀不了了之一样），有资格去侈谈什么“倔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