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国民党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2个第40军
一、贺耀祖所属部组成的第40军
该军前身是湘系军队贺耀祖一部。1926年8月28日，贺耀祖率湘军第1师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决裂，加入国民革命军后被编为独立第9军军长后，仍兼任独立第2师师长。同年10月，该师奉命北伐，在江西境内先后参加了进攻南昌、九江等战役的作战。192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将独立第2师扩编为第40军，贺耀祖任军长。下辖：第1师，谷正伦任师长；第2师，杨永清任师长；第3师，毛秉文任师长。同年6月，该军隶属北伐右军，编入第3纵队，贺耀祖任指挥，率独立第2师向沪、宁进攻，后北伐进军至徐州。7月，该军奉命撤回长江以南，隶属第1路军。9月，该军在长沙以南，奉命参加了追击孙传芳残部的战斗。1928年2月16日，该军进行整编，重新任命贺耀祖为军长，毛秉文为副军长，谢履任参谋长。原所辖第1、第2、第3师依次改编为第82、第83和第84师，并另组建教导师，龚宪任师长。同年7月后，国民党军进行编遣，该军缩编为第8师，朱绍良任师长。
贺耀祖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率部北伐。在攻克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扼守的九江后，担任九江防务。当时九江英商“太古”、“协和”和日商“日清”等公司码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多日。贺派人前往调解，英舰借口保护租界，向北岸开炮，并派水兵登陆。贺当即指挥独立一团赴江岸弹压，经过激烈战斗，击溃英水兵，迫使英租界巡捕和英轮资方人员退出租界，贺部接管九江英租界。
北伐途中，贺任九江右军第三纵队司令，率部沿长江东下，攻克安徽芜湖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1927年3月24日，会同程潜、鲁涤平三军攻克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1928年春，南京国民政府组成四个集团军，再度北伐。贺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与第一二军团一道进攻山东，一路大捷。
1932年，贺任国民政府参谋次长，实际代行总长职务。1935年被委派驻土耳其公使，1937回国任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主席，兼任甘肃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1938年，贺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军统局长。1939年，贺出任驻苏特使。1942年至1945年，贺分别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职，登上国民党政府权力的巅峰。解放后，贺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还被选为第二、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病逝于北京
杨永清（1886--1950）中将。侗族，原名佐贤，字伯轩，湖南芷江人。1924年7月任湘军第1师17旅少将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2旅旅长，参加北伐，1928年6月任第40军83师中将师长，同年部队缩编，任第8师23旅少将旅长，旋借故离职回乡，1930年任湘西上游各县联合维持治安会主席，1935年10月任湘西绥靖公署七县联防剿匪总指挥，抗战爆发后任第70军暂编13旅旅长，1938年5月任湖南民众抗日自卫团军事参议会少将参议，1939年任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高级顾问，1949年3月任芷江警备司令部司令，并兼任长沙绥靖公署清剿第3纵队司令，9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0月任湘西剿共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1950年11月20日在芷江被俘，12月26日被处决。
二、西北军庞炳勋部组成的第40军
该军前身是西北军中国民军一部。1927年，国民军庞炳勋部改编为第2集团军第20军。1930年5月，中原大战时，被编为反蒋联军的第3路军，庞炳勋任总指挥。1930年秋，中原大战结束后，该部被蒋介石收编扩编为陆军第40军，庞炳勋任军长，马法五任副军长。下辖第39师，庞炳勋兼任师长。该军组建后，先后参加了1933年的长城和冀东的抗日作战，以及镇压冯玉祥在察北建立的抗日同盟军等军事行动。1934年10月，该军被编为西北“剿匪”军第2预备队，对撤出鄂豫皖苏区转入长征的红25军，进行了多次的围追堵截作战。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军新增骑兵第14旅，张占魁任旅长。隶属第1集团军，由运城开赴津浦前线，参加了津浦路北线段沿线的防御作战，担任正面防务。1938年1月，该军参加了徐州会战。在此次会战中，该军在鲁南地区死守临沂，阻止了日军东路军南下，为国民党军夺取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39年1月，国民党军进行整编，将第43军与第40军合并组成新的第40军，原第43军下辖第106师改隶第40军建制。此次整编后，该军隶属冀察战区。庞炳勋任军长，马法五、沈克任副军长，下辖：
第39师，刘世荣任师长；
第106师，马法五兼任师长；
骑兵第14旅，张占魁任旅长。
同年12月，该军参加了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后不久，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该军奉命参加了阎锡山发动的反共“晋西事变”的作战行动。1941年，该军改隶第24集团军，同时将原辖骑兵第14旅改隶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
1942年5月，庞炳勋升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和第24集团军总司令后，由马法五继任军长，刘世荣、李振清任副军长，同时，将原战区下辖的独立第46旅调归该军建制。此时，该军下辖：
第39师，李运通任师长；
第106师，李振清任师长；
独立第46旅，司元恺任旅长。
1943年，该军将原辖独立第46旅扩编为新编第40师。同年5月，庞炳勋和该军第106师师长李震汾无奈投降日军，军长马法五率该军一部避开日军主力安全转移。战后，经收容残部及整理后恢复第40军建制，由马法五升任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军长。参谋长李旭东。1944年4月，该军参加了预中会战。
1945年10月，该军奉命进攻冀鲁豫和冀南解放区，在邯郸战役中因为高树勋起义而被解放军歼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军长马法五被俘。
此次战役后，国民党重建第40军，由原副军长李振清代理军长，重建的第40军将原辖新编第40师番号取消。
1946年，国民党对军队进行整编，第40军改编为整编第40师，原军长李振清改任师长，原辖第39、第106师依次改编为整编第39旅，司元恺任旅长；整编第106旅，韩凤仪任旅长。此次整编后，该军隶属整编第26军。1947年3月，该军改隶第12绥靖区后，奉命参加了豫北战役。在此次战役中，该军一部遭到人民解放军围歼。此后，由豫北增援鲁西南。同年6月至9月，该军在参加鲁西南战役后，又对挺进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进行了鲁西南至大别山的追击和堵机截作战。其中，在大别山区作战的高山铺战役中，该整编师师部及所辖第106旅全部和第39旅1个团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战后，该整编师在河南安阳、新乡，经过休整补充后重建第39旅和第106旅。同时，另建第43、第264师，隶属第40军指挥，守备安新地区。
1948年9月，整编第40师恢复第40军番号，隶属第12绥靖区。原师长李振清改任军长，原辖部队统一整编为：第43师，师长（姓名不详）；第106师，赵天兴任师长；第264师。师长（姓名不详）。
同年10月，该军部率第106师参加郑州战役。11月初，该军第39师奉命由安阳开赴徐州参战，编入李弥第13兵团。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该军第39师扩编为第115军后，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陈官庄地区。1949年4月，该军参加安新战役后第43师在安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军部率第106、第264师在新乡地区放下武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朱家麟（1892－1938.05.11）又名朱德馨，河北省满城县尉公村人。保定军官学校、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国民革命军第40军39师115旅少将旅长。在校时，性情耿直刚烈，除了功课，平时极少与同学交往，为人质朴忠诚，持身严谨，驻防河南安阳时，俘获当地两大土匪，缴获大量烟土，全部烧掉，那时烟土与黄金等价。平常总穿着军装、布鞋，鞋底磨破后再做新底上旧帮，1938年5月11日夜，奉命率部掩护全军从江苏沛县突围，被日军围困了7层。坚持到手下仅剩十几个人时，抢了一辆日军吉普车冲向敌军，冲到第六层时又被围住，带着部下跳下车与敌对射，最终全车人捐躯。遗物只有一个军用皮囊、一支派克金笔。突围的第二天夜里，官兵重回战场背出朱家麟的遗体，埋在沛县西关小李庄土地庙。1938年6月5日在河南漯河召开追悼大会。
马法五
1931年16月东北边防军第1师（师长庞炳勋）改称国民革命军第39师（兼师长庞炳勋），马法五任第40军（军长庞炳勋）中将副军长兼第39师副师长。
1935年4月10日叙任陆军中将。
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
1937年12月8日调任第39师（辖两旅）师长。
1938年8月19日升任第40军（兼军长庞炳勋）副军长兼第39师师长。
1939年1月20日改兼第106师（辖三团）师长。
1942年5月30日升任第40军（辖第39师、第106师、新编第40师）军长。8月1日升任第24集团军（兼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兼第40军军长。
1943年6月15日当选河北省政府委员，代理省政府主席。10月6日获颁三等宝鼎勋章。12月10日升任冀察战区（兼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兼第40军军长。同月23日兼代河北全省保安司令。
1944年1月1日获颁二等景星勋章。
1945年5月9日获颁三等云麾勋章。同月21日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6月26日升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10月10日获颁胜利勋章。11月1日在河北邯郸战败被八路军俘虏。
1946年1月11日获颁忠勤勋章。2月获释后返回国统区。
1947年3月派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副主任。12月调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
1948年3月辞职赋闲。6月当选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委员。9月30日停役。
1949年4月20日派任总统府参军处（参军长薛岳）参军。7月移居香港。
1950年2月移居台湾后聘任行政院顾问。
1992年1月24日在台湾台北病逝。
马法五被俘是1945年10月，孙连仲去北平主持鬼子受降时后院起火了，其所属军团和刘邓发生大规模冲突，一说马法五部进驻共军控制区域引起冲突，一说共军搞小动作策反高树勋率先引起，第二集团军本就和共军关系紧张，早于江西剿匪时代差点干掉贺龙萧克，到底谁先引起并不重要，当时都没安好心，高树勋反戈一击包围了马法五部，40军军长马法五被俘，次年春共军以马法五换回来了叶挺和廖承志，之后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入主华北之后换的陈长捷，之后孙连仲马法五等人一直闲职逍遥，后一起跑路台湾了。
司元恺
1936年3月升任第230团中校团附。
1938年11月升任第39师（兼师长马法五）第115旅（旅长李振清）第229团上校团长。
1940年1月升任第115旅上校副旅长。
1941年10月29日晋任陆军步兵中校。
1942年6月调升独立第46旅（辖两团）少将旅长。
1943年6月独46旅并入新编第40师（师长崔玉海），升任少将副师长。8月19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10月6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12月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官处少将处长。
1944年7月调任第39师（辖三团）少将师长。
19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4月第39师整编为第39旅（辖两团），改任少将旅长。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
1947年11月19日晋颁四等云麾勋章。
1948年1月1日获颁四等宝鼎勋章。9月7日整编第39旅改称第39师（辖三团），改任少将师长。同月22日晋任陆军少将。12月升任第115军（辖第39师、第180师）军长。
1949年1月1日晋颁三等云麾勋章。同月10日在河南永城战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入华东军区解放军官团学习。7月11日国民政府晋颁三等宝鼎勋章予其家人。
1953年转押河南安阳，于公审期间病逝。[1]
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
第40军闻名于临沂战役，在这次战役中，40军和59军互相配合，有力的牵制了一部日军，为台儿庄的大捷出了一份力。指挥40军在此战中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庞炳勋也是一位著名将领，可就是这样一位上将级高官，竟然在抗战后期做了汉奸，实在令人惋惜。或许40军就是因为背负着这样一个名声，而在内战中格外的卖力，甚至到了国府在长江以北只剩三座孤城时，这个军还在其中的两座城内苦苦支撑，着实不易。
李振清，山东清平人，生于1901年8月3日。李振清一幅标准山东大汉的形象，他身材魁梧，而且性格十分豪爽，加上他又是行伍出来的军官，很了解士兵的疾苦，能做到对症下药，很得士兵拥护。早年的李振清混迹于北洋军阀的队伍，后来跟了庞炳勋参加了国民军，从此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可军阀部队毕竟是本性难易，国民三军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仍然是以占地盘为先。而李振清呢，也就是在历次抢地盘的战斗中立功，而逐渐成为了庞炳勋部下的一名得力战将。
临沂作战时，李振清的39师补充团作为预备队使用。当庞炳勋的3军团打到最后时，李的补充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与日军的几次肉搏之后，收复了丢失的阵地，并在战后被提拔为115旅少将旅长。或许是李振清太受士兵拥护的缘故，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一直怕李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便始终将李排除在庞集团的决策圈外。这个情况一直到了40军在太行山溃败之后，才得到了改变。
1943年的太行山战役，可说是重创了40军。其中40军军部和39师所剩无几，加起来也不到1000人了，到是106师的突围颇为成功。这个师在师长李振清的鼓舞下，艰难的渡过了黄河，向军部报了道。由于106师的建制还很完整，这自然在战后各部整理中，受到了一战区长官部的注意。毕竟退过黄河的部队，基本上都没个样子了，许多部队还都只是一个空番号，只有106师保持了建制。于是李振清就理所当然的成了40军副军长兼106师师长，而当蒋介石知道了106师的“光荣突围史”后，还决定提拔李当暂编第5军军长。
李振清拒绝了，因为他知道，去一个自己没有任何根基的部队当军长，弄不好反受部下挟制，成了光杆军长。事实证明了李振清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在他拒绝了升官之后，蒋介石从53军提拔了副军长李汉章去当暂5军军长。李汉章到职后果然无所作为，两个黄埔系师长压根就不理他，最后部队军纪涣散，在河南弄的民怨沸腾，竟逼得老百姓端了一个师部，打死一个团长。李汉章本人被撤职查办不说，就连部队番号都被裁了。李振清可真有先见之明啊。
如果说1943年的太行山战役将李振清弄进了40军的决策层，那么1945年的邯郸战役则是将李振清推上了40军的军长宝座。在这次和八路军的作战中，军长和副军长都被俘虏了，只剩下他李振清资望最高，他不当军长，谁都不服。
40军在河南和解放军作战还是很卖力的，这也就巩固了李振清的地位。可杂牌毕竟是杂牌，你再怎么卖力也只是充当中央军的炮灰。这不，除了困守青岛的中央军外，1949年的长江以北就只剩下李振清的40军在安阳、新乡窝着了。虽然国防部为了要40军坚持到最后一人，给李振清增加了两个师的番号，但李振清是想明白了，坚持下去就是守死。在起义、死战、逃跑这个选择题上，李振清从1948年11月一直想到1949年2月，经过四个月的苦苦挣扎，李振清决定去台湾。在将军部事宜交由副军长李辰熙负责后，李振清以去台湾要求补充为由，逃跑了。没了李振清的40军，也在继续坚持了三个月之后，由副军长李辰熙率领，向解放军投了诚。
逃台后的李振清虽然被任命澎湖防卫司令，但是根本没有实际兵权，虽然他想重建40军，但是却被忽视，就连好不容易搭起来的39师也被孙立人给吞并了。失望的李振清就只能草草的结束了他的戎马一生，在家里当起了寓公。1976年4月21日，李振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
七仟山东流亡广州学生由澎防部司令山东人李振清接运来澎。驻澎湖39D(师长韩凤仪，重建自西北军40A干部)强征他们当兵。学生开始不从，导致校长张敏之和邹鉴及五位领头学生被枪决。是为白色恐怖时期的「澎湖案」，见王记葳，那一段山河变色的日子，清华大学网络文教基金会，//vm.rdb.nthu.edu.tw/Taiwan／34。李振清在王全吉笔记的口述回忆录《李振清将军行述》(149-50页，吴延环等刊印，1977)中写道「最使我伤心的是，…指望他们成为…青年干部，却由于少数干部思想之偏差，假借肃奸之名，瞒着我做了许多失当的措施，牺牲了许多可爱的青年。」西北军特色是官兵同甘共苦，十分团结，李振清希望同乡青年当兵，但手段不是那么残酷。由于知识青年的比例高，39D在台澎(不合金马)30个师中官兵素质评鉴(民40.11.22)排名第一。见「陆军军师整编案㈢」。39D即后来的257D嘉义大林军魂部队。这些学生之中好几位后来投考复校的陆军官校第二十四、五期，升到将军的有十分之一，包括前联勤总司令王文燮。
悲壮惨烈的临沂保卫战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
1938年2月，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第五师团主力坂本支队及伪军刘桂堂部约两万人，自胶济线南犯诸城、沂水、莒县，直扑临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李宗仁电令驻守东海、连云港一带的第三军团庞炳勋部，火速赶到临沂坚守。
临沂系鲁南重镇，是各公路的交叉点。南通新安镇（今新沂）至徐海，西南通台儿庄、枣庄，西北通费县、泗水、蒙阴、新泰，东北通莒县、诸城。临沂的战略位置关系到陇海、津浦两路的安危，也是徐州的一个重要屏障。日军以坂垣师团猛攻临沂，正是为了策应矶谷师团进攻台儿庄。
庞部时有5个团，13000余人，到临沂后，其兵力布防为：军部及第三十九师师部驻城南关的三乡师校园内；第一一五旅驻城东之相公庄；第一一六旅驻城北诸葛城；补充团于军部附近；骑师于相公庄以东地区。面对敌寇的进攻，全体官兵无不义愤填膺，誓灭日寇。但由于日军不断向临沂方面增加兵力，庞炳勋部的战况十分危急，23日，莒县失守。
3月2日，日军逼近距临沂仅60华里的汤头。3日，庞炳勋部在由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沈鸿烈部的协同下，与敌“苦战经周，损失颇巨”，被迫放弃汤头。汤头失守，其以南地区情势骤紧，临沂城亦觉唇亡齿寒。庞炳勋部一面抵抗，一面急电求援。
3月10日，日军约八九千人，骑兵四五百人，在战车20余辆、装甲车60余辆、飞机10余架、炮30余门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开始向临沂猛攻。临沂前线，连电告急。第五战区在烈焰燃眉之际，急电令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临沂。同时，为了协调庞炳勋部与第五十九军作战，特派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徐祖诒赴临沂前线督战指导。当时张自忠部正在滕县向济宁、兖州一线的敌人进攻，接到命令后，当即以急行军速度星夜兼程，于12日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抵达后，庞炳勋即要求第五十九军接替城防。张自忠则认为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以攻为守，击敌侧背，以解临沂之围。结果张自忠的建议被采纳。
3月13日子夜，第五十九军运动到刘家湖、崖头、石家屯一线后，强渡沂河。14日拂晓，张自忠指挥部队向日寇发起攻击。刘振三第一八○师由诸葛城、大小姜庄渡沂河向徐家太平、大太平附近日军进攻，在亭子头遭到一股日军的顽强抵抗；黄维纲第三十八师由朱家棚、船流渡沂河攻占张家庄、解家庄、白塔。由于日军600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拼命反击，该师被迫退回沂河西岸。同时，沂河东岸的庞炳勋部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亦从正面开始反攻，并向青墩寺、尤家庄一带进攻，于14日晚占领东西旺庄、东西沙庄。15日早晨，庞炳勋部继续前行，占领了郑寨子、黄家屯、东西沈庄、柳杭头，同时派骑兵从右翼迂回董家官庄、沟头一线。同一天，第一八○师攻克亭子头，日军向东、西水湖崖撤退，第三十八师再渡沂河，占领沙岭。
16日，日军增加一个旅团4000多人，从汤坊崖西渡河向沂河西岸的张自忠部的阵地猛烈攻击，敌机10余架也轮番轰炸，第三十八师伤亡较重，但官兵仍然守住了阵地。当日夜10时至17日凌晨，日军全力攻击崖头、刘家湖、茶叶山阵地，经密集炮火摧毁后，日军占领了这三处阵地。张自忠急令两个旅增援，奋力抵抗，肉搏多次，终于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日军大部被歼。同日，庞炳勋部也发动强大攻势，激战一昼夜，先后占领尤家庄、傅家屯、东西水湖崖、沙河一带，日军退守李家五湖、傅家池、草坡一线。到18日早晨，庞、张两军一齐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汤头、傅家池、草坡一线的敌人，经3天血战，临沂方面的敌人约3个联队被完全歼灭，残敌大部逃向莒县，一部向北撤退。
此战，张、庞两军共歼敌4000余人，其中第五十九军歼敌3000余人。有资料说，日军用载重汽车运回莒县的尸体达100余车，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的尸体、来不及运回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中国军队也为争取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寇不甘心在临沂战役中的失败，于3月23日，复派增援部队4000余人，会同莒县、汤头的残敌，又向庞军阵地展开反攻。24日，敌机到庞军阵地大施轰炸，9门敌炮昼夜不停地扫射。由于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伤亡太大，除留一个旅的兵力协助庞炳勋部守卫临沂外，主力已于19日离开临沂转向费县休整，准备向泗水、滕县方面转进。在敌人强大兵力的攻击下，庞军力战不支，被迫退至城东桃园、黄山一带防守，临沂形势又趋危急。为确保临沂，解围庞军，张自忠部于25日重返临沂增援，在韦家屯、桃园等地与敌寇进行激战，并东渡沂河，占领了桃园。
3月26日，日军1000余人，在十几门大炮的掩护下，绕道转至临沂西冯义堂一带，伺机环攻取城。张军急派重兵在城西娘娘庙至大岭一线布防，以阻止敌人的进犯。但是攻击三官庙的张军一部分，因损失极大，停止了进攻。日军借机占领了营子、乾沂庄、沙埠庄等村庄。而此时的庞炳勋部因兵力损失过大，已失去战斗力，虽强守九曲店、小李家庄、沭埠岭、黄山一线，但河东的阵地已很难支撑，临沂处在危急之中。
3月27日，日军一部从早上7时开始，向古城南沙埠庄及小岭、北道发起攻击，另一部则从蒙阴南下，袭击临沂西南的朱陈镇。28日，敌寇又增加1000余人，炮十二三门，配合飞机对临沂城内轮番轰炸。庞军以第三十九师第一一六旅副旅长崔玉海率刘富生第二三一团会同张里元部保安团守城，其余的撤退到城南一带，军部也随之转移到九曲至黄山一线；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则在七德、前后七里屯、前后岗头一带修筑阵地，与敌人展开血战，击毙敌寇百余人。
至3月29日，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临沂已处于危急之中。第五战区派驻在海州的第五十七军缪澄流部王肇治旅赴临沂增援。该部队于29日早晨到达东高都，当晚7时向临沂西北的十里铺前行，并向大、小岭方向出击。汤恩伯部骑兵团也赶来增援，并于午后抵达城西的胡子峪，向义堂以北的地区发起进攻。敌寇伤亡千余人，被迫向汤头退却。晚上10点左右，第五十九军再次出击，重创敌寇，迫敌向北退却。王肇治旅沿沂河，汤恩伯部骑兵团向艾山、义堂一带追击，发动全面的反攻。同日晚，由于临沂久攻不下，台儿庄方面又陷于苦战，日军遂转移进攻方向，命令在临沂的日军停止进攻，抽出坂本旅团主力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野炮兵联队星夜兼程南下，赶赴台儿庄进行支援，仅留一个联队步兵和少数炮兵在临沂与张、庞两军对峙。至此，第五十九军的伤亡也已达万余人。4月21日，由于台儿庄战役吃紧，张、庞两军相继撤离，临沂遂被日军占领。
在临沂保卫战中，第四十军、第五十九军全体将士并肩浴血战斗，创造出打死打伤日寇6000余人的光辉战绩，挫败了日军由津浦路和临沂两路夹击台儿庄的计划，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础。[1]
庞炳勋将军与国民革命军40军
一战区兵力简述（三）庞炳勋和四十军
先说这个40军。
在笔者看来，这个军颇有点传奇色彩。说到杂牌军，笔者最喜欢的，不是当初平津的29军，不是张自忠的59军，也不是傅作义的35军，而是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40军。与他们相比，40军在经历过那么多战乱之后仍能存活下来实属不易。
就派系来说，35军的傅作义背靠阎锡山这棵大树，显然比没有靠山的40军好得多。29军坐拥平津，军费取之不竭，名为一军，其实力比一个集团军还要强，此后发展出来的59军更是有李宗仁照着。而40军呢？无门无派，纯粹是个没娘养的孤儿。于是只能到处找“义父”赏点汤喝。另一支孤儿军106师也是这么一个性质，当年人家在山东护国的时候就有份参加，历史比老庞的40军还长，可就是因为没有靠山，一直颠沛流离，这对后来两家合股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人说40军不是西北军吗？怎么叫没靠山呢？其实不然，老庞是跟着国民三军出来的人物，可孙岳死后，国民三军主力就投靠了阎老西，成为晋绥军的一份子了。剩下个没来得及跟过去的庞炳勋，见国民革命前途失望，还是投靠直系，先活下来再说吧。这下到好，本来是敌我关系，一下子成友军了。可直系毕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等到冯基督的部队一北伐，老庞马上掉转枪口，成了西北军的偏师。总算是冯基督顾念当初北京政变时的旧情，老庞就暂时得到了归宿。
就战斗力来说，进攻战，防守战，游击战三方面，40军占了两个半。之所以有半个，笔者是指在整个抗战中的表现而言，40军的装备充其量只能算中等，你要他像装备不少重武器且作为军委会攻击部队的汤恩伯部一样对日军发起攻坚战，显然不现实。但是如果40军有汤恩伯部的装备，笔者相信其战斗力绝对不比汤军差。
与40军同样不容易的，是其军长庞炳勋。
为什么说他不容易呢？
大家不妨先来看看庞炳勋的年龄——1879年生。这就意味着，抗战爆发时，他已经58岁了。搁现在，庞老先生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
话说这庞老先生当年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学习刻苦，成绩颇佳。后来参加北洋军，遇到孙岳，自此一直追随孙岳。北京政变的时候，原本是冯玉祥和孙岳的合力之作，在今天的宣传上，我们似乎更多听到的是冯玉祥。冯玉祥是以第十六混成旅为底子起家的，孙岳的国民三军则是以第十五混成旅为底子起家的。
此后，庞炳勋参加过各种战役。1926年北伐，平津方面的国民军作战失利，国民三军大部投靠晋绥军。撤退中庞炳勋带领自己的第二混成旅跑到武清县，打算单干。事实证明，没有靠山的确是不行的。平津一带被直奉控制以后，庞老先生因为距离过远，跟不过去。他想来想去，自己身处前线，还是直接投靠对手来的强。于是枪口一转，本来是敌我双方的关系，一下成了直系的跟班了，被改编为第十二混成旅。然而下面有人不干了，其中就有不少跑到南口的国民军去了。改编的过程中，庞炳勋的炮兵营也被直系将领田维勤夺去，庞此时心情之沮丧，可想而知。
可以说，自从投了吴佩孚以后，庞炳勋就是一肚子委屈，受尽人间冷暖。所以27年北伐军攻克武昌，直逼信阳的时候，庞炳勋投靠北伐军，几乎是理所当然了。庞炳勋也不负所望，率部一个月苦战，打下了由直系一个师驻守的遂平。
此时，宁汉之争正闹得不可分交，庞炳勋显然对于国民党内部的这些争斗不感兴趣。他拒绝了唐生智拉拢他进攻南京的请求，转而投向冯玉祥，继续同奉军作战。
1927年10月，在与直鲁联军的作战中冯军姜明玉临阵倒戈，导致冯军失利。直鲁联军乘胜进击，庞炳勋在睢县附近迎击，血战数日，击退直鲁联军，进入归德。然而冯玉祥嫡系韩复榘部也进入归德，并将庞炳勋的缴获武器全部收缴。这些个武器是庞炳勋苦战所得，眼见被人夺走，岂有不痛心之理。但是韩复榘是冯玉祥嫡系，庞炳勋毫无办法。后来鹿钟麟从中调解，分了庞炳勋一些枪支，这事才告一段落。但是韩复榘庞炳勋之间不睦，自此开始。
庞炳勋部在北伐的时候，作战十分英勇顽强，深得鹿钟麟器重，是东路军的一支劲旅。然而这只“劲旅”，在北伐后的编遣中被缩编为暂编第14师。
何为“暂编”？
简言之，暂时编成。说不定最后会成为正式序列，也或许最后会被遣散回家也有可能。比如排他前面的暂13师和排他后面的暂15、16师，在1929年1月的时候都裁了。暂14师危险啊。庞炳勋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南京方面自然没有袒护他的理由。他又不是冯玉祥的嫡系，只是在冯的屋檐下“栖身”而已。大家不妨看看北伐后被编遣的西北军，从20师到31师的12个师，几乎清一色的冯玉祥嫡系。在原本就十分有限的编遣序列中，冯玉祥自然也不会为他多说话，除非编遣的序列多到冯部自己的嫡系都用不完的地步。
总算是暂14师有点战功，再加上老冯已经准备反蒋了，这才把部队留了下来。
现实是很残酷的，没有靠山，特别是没有真正的靠山，走到哪里都要被人欺负。党国中以投机钻营而见长的阎长官看到了这一点，企图拉拢庞炳勋。可是，换成是我，我为什么要投你阎锡山？冯玉祥虽然有厚薄，但起码庞炳勋还跟他混过一段时间，彼此间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要他投靠完全没有交往过的阎锡山，连他自己都觉得不靠谱。毕竟这个时候冯玉祥还没有为难他到要离开的地步。
很快，冯玉祥反蒋，其部下韩复榘反对，并派兵与庞炳勋在黑石关一带交战。韩部被阻，前进不得，并被庞炳勋击溃一个旅。这时候有人权庞炳勋趁机扩编，不料他觉得庙小了好整理，庙大了反而不好收拾，不同意扩编。这在军队就是生存之本的时代，也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了。
后来中原大战，冯玉祥部纷纷投蒋，庞炳勋却一直站在冯玉祥一边，直到最后缺衣少粮退入山西，这才接受了张学良的收编。再往后石友三又开始反蒋，冯玉祥也出面要他协助石友三反蒋。庞炳勋对石友三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十分反感，拒绝了出兵，结果石友三兵败，华北尽归张学良之手。1931年的冬天，庞炳勋部被张学良扩编为第四十军，只辖一个39师，自此构成了其40军的基本部队。老庞是既当军长又兼师长，后来40军升格为第3军团，老庞成了国军第3军团上将军团长兼第40军军长兼第39师师长。总算是老庞没升兼到战区司令长官去，要不然就更搞了。
一战区国军简述（三）庞炳勋和四十军（2）
此后，40军先是在河北大名一带剿匪（请注意，这里木有引号），很快平息了匪患。1933年，率39师参加长城抗战。西安事变后投向蒋介石，后被调往山西运城一带。
或许是庞炳勋年纪大了，对打仗貌似不是很上心。按他自己的意思，留在山西很安稳，能养老就养老了，大抵没有其他什么多的想法【陈革，《记庞炳勋》，《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卷，P1790】。然而抗战的爆发，打破了他养老的计划。很多人企图借抗战来扩大自己的部队，惟独庞炳勋例外。此时他的40军只有其基本部队39师，全部人马一万三千多人，很快被调往津浦路担任正面防守，与日军血战四昼夜，阵地巍然不倒。当然，对于40军而言，也是四个字：伤亡惨重。
再次让庞炳勋和40军出彩的，则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这个只有一个师的“天下第一军团”在临沂和日军血战多日，再次守住阵地。此后近两个月，庞部浴血奋战，奋勇杀敌，先后创造了三次临沂大捷，直到台儿庄战役尾声，才奉命撤退。
要我说抗战以来40军的表现，那就是一个字：帅！
个人感觉，庞老先生是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的，对地盘和部队也不像其他人看的那么重（实际上他压根没有什么地盘），或许是年老体迈，力不从心了吧。中原大战后的106师则是由石友三的部队改编而来，当时作为东北军的一支旁系。后来在徐州会战后，106师划归该军建制。庞老先生终于结束了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军军长兼39师师长的经典历程，正儿八经的当了回军长。
40军后来被安排到黄泛区打游击，再往后转到豫北太行山一带继续游击。期间与八路军有过摩擦，但并不多。1939年底，庞炳勋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辖的四十军、新五军和中央军二十七军全部在黄河北岸的敌占区进行游击作战。名义上庞是集团军总司令了，可实际上三个军各有山头，新5军是孙殿英的部队，虽然小孙对老庞左一声大哥，又一声更陈公的，实际上压根就没把老庞的命令当回事。27军更不可能听话了，人家是胡宗南的嫡系，名义上接受你24集团军指挥就可以了，要真来指挥，免谈！于是老庞能指挥仍然是一个40军，要不是在1939年初有106师的入伙，估计这时候老庞的部队还是就那么一个39师。
1943年日军扫荡太行山的行动中，庞炳勋被孙殿英出卖，遭日军分割包围的同时，又被八路军在背后袭击，受到沉重打击【1】。其39师被迫撤出太行山区，突围后向黄河南岸渡河。在渡河过程中，因遭日军袭击并因失去控制，被击毙或者溺死着无数【2】，少数由副军长马法五率领成功渡河。106师见在黑石关北岸渡河危险，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豫北辗转一个多月后折回到济源，后率部8000余人安全南渡洛阳。
这一段惨痛的经历给时任106师师长的李振清以及其深刻的记忆，“内心的痛苦与紧张可谓达到了顶点—我施展过谋略战，也施展过争夺战，突击战。。。。一个月中我们每天吃的是树叶树皮和野菜——当然，骡马已被吃完。我们所喝的是河水和自己的尿水。我们没有脱过衣履，没有睡过一个小时的安慰觉。。。。。”【3】
庞炳勋在被日军分割包围后，与部队失去联络。后来被孙殿英搜山时发现，被俘后解压到新乡，经日军威胁拉拢，并请示重庆得到“委曲求全”的指示后【《民国高级将令列传》，P364】，投降了日军。且庞炳勋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坚决不与国军作战【《李振清将军行述》，P74】，日军也答应了，庞遂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个人感觉，在投降的国军将领中，老庞是非常被器重的一个，一个原因是庞的官阶较高——唯一个投敌的现役上将，此外庞部坚持在敌后与日军多年顽强作战，不能不说是日军器重他的另一个原因。庞被改编的伪军一度也被日军用英式武器装备了四个团【刘熙民《伪军—强权下的卒子》，P293】，连汪伪政权的伪23师也归他指挥，可见日军对庞部之倚重。
“庞炳勋是有民族意识而在意被骂成汉奸的”。就任伪24集团军总司令后，尽管庞炳勋答应只打中共的军队，而实际上在之后与中共的军队也鲜有战事，庞炳勋和其伪24集团军干脆打起了酱油！甚至一度试图率军反正南渡，因被泄露消息而未能成功【费铭勋，《庞炳勋投敌的前前后后》，《霍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可以说，在此次败退黄河南岸以前，四十军始终都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与日军作战。作为副军长的李振清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屡次大捷，使得日军颇为忌惮，因此有李铁头之称谓。豫中会战前夕，该军作为一战区的直属部队，被布置在陕县一带河防。其中，39师负责北村至阕底镇河防，106师负责七里沟至北村河防（见下图003）。
【1】 据台湾方面记载，日军发动太行山战役时，国军遭受日军“扫荡”和共军从“后面袭击”，国军损失惨重。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四册，P63。另据台湾翻译的日本防卫厅编撰之《华北治安战》（台湾称《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记载，庞炳勋部与日军激战之时，共军趁机“夹击”庞部，使庞部陷于“困境”，P495—507。以上转见自刘熙民《伪军—强权下的卒子》，P263。
大陆方面，姜克夫主编的《中华民国军事史略稿》P531称：“八路军为配合24集团军作战，积极对根据地内的日伪军发动攻势。”但又在其之后的豫中会战中称马法五“从华北摩擦失败归来”。前后显然有矛盾之处，P685。
据《李振清将军行述》P77，106师突出包围后，军长庞炳勋已经被俘，李振清曾率部推进至新乡附近，打算营救庞炳勋，后经庞炳勋派人劝说，撤回其原住地东窑镇。此时日军已经从东窑镇撤退，但是八路军已经于日军撤退之后开进了东窑镇。为此，106师与刘伯承部激烈交火，后进驻东窑镇。
【2】 李振清，《李振清将军行述》自印版，1977版，81页记载：“39师以及独立第40旅为了走捷径，冒险突破敌人用战车飞机大炮封锁的防线，结果招致的损失，实出乎意料之外，有的被飞机炸死了，有的被战车辗毙了，还有被俘的官兵在敌人的刺刀夹持之下送往新乡了。有些人受到敌人追赶迫不及待，就做出横渡黄河的壮举，有些会游泳的官兵固然有的侥幸逃到了南岸，但是大部分不会游泳的人，就葬身泥沙之中了！这一幕更古以来稀有的惨剧，使我痛彻心腑。”
【3】 《李振清将军行述》，P83。106师在突围的过程中，曾反正了前来阻击的伪军赵子俊部2000余人，并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谋略战。更多详细参看《行述》，笔者这里不多赘述。
003四十军战前部署图
1931年春，副总司令张学良派富占魁到山西沁州点编，庞炳勋部队改编为步兵第一师，辖两个旅，庞任师长。
是年夏，步兵第一师改为三十九师，奉命开往河北河间县驻防，同年秋又扩编为陆军第四十军，庞炳勋任军长兼三十九师师长。这个军只是一个虚名，实际兵力仍只有一个三十九师，名义上还有一个一○六师，但不归庞炳勋指挥，而是单独行动，由北平军分会直接指挥。
1932年夏，第四十军官兵强烈要求抗日，庞炳勋也和宋哲元、张自忠等爱国将领发表了请缨通电，但是接到的命令却是开往冀南的永年驻防。
参加抗日
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庞炳勋奉命增援长城抗战，先在塘沽至乐亭一线布防，继而又沿滦河一线布防。不日，又奉命接替马蹄峪至马兰峪之间长城各口的防守任务。这一线不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所以虽与日军有一些小的接触，但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行动。
是年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但是蒋介石、何应钦却要以武力取消抗日同盟军。这时庞炳勋被他们软硬兼施并许以察省主席引诱收买，出任察省“剿匪”总司令一职，并率领四十军和冯钦哉、关麟征两师开赴平绥线，进抵宣化附近，准备进攻抗日同盟军。由于冯玉祥不欲内战通电下野，才没有发生战争。
是年冬，庞炳勋奉命开往河南驻马店，1934年5月，移驻南阳。是年，庞炳勋请求参加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是年冬，红军徐海东部由大别山区向陕南转移，途经河南方城县时
，庞炳勋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堵截，战斗持续数小时，双方均有伤亡。不久，徐海东部进入陕南地区，庞炳勋又奉命开往陕南的旬阳、紫阳、安康一带，与红军对峙。
1935年春，红军李先念部也向陕西转移，途经山阳县时，庞炳勋又派出一个团进行堵截，在山阳以南的漫川附近与红军李先念部遭遇，遂发生战斗，并一直追击至佛坪附近才返回。
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授予庞炳勋陆军中将军衔。1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庞炳勋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庞炳勋曾发表通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途经洛阳时，庞炳勋率部开往山西运城驻防，监视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行动，防止其东渡黄河。
在运城驻防的半年时间，没有发生过战事，生活比较平静。经过多年征战的庞炳勋对这种安静的生活非常留恋，一心想长期留驻山西，因此派他的秘书找到晋军将领徐永昌，由他向阎锡山提出，让庞炳勋兼任一地方性职务，这样可以留驻山西。但是，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庞炳勋过安静生活的梦想。
全面抗日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从而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
8月，庞炳勋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正值酷暑季节，骄阳似火，庞炳勋率领他的部队从石家庄下车后，沿沧石公路徒步向沧县开进，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慰问和欢迎，使广大爱国官兵受到极大的鼓舞。
9月18日，第二十九军的防线被突破，日军继续南进，庞炳勋率部在沧县以北的姚官屯一线对日军矶谷第十师团进行阻击。战况空前惨烈，坚守7天7夜，杀伤大量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庞炳勋部也死伤惨重，有一个团只剩下300多名士兵，营以下军官也伤亡很大。因此，不得不撤出战斗，转进至砀山。
12月，庞炳勋部调归徐州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后，调往海州，担负海防任务，庞升任军团长。
1938年2月中旬，庞炳勋部奉调临沂，参加台儿庄会战，阻止坂垣师团南下。3月10日，坂垣师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向临沂猛烈扑来，庞炳勋部的阵地一片火海。广大爱国官兵不怕流血牺牲，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顽强地坚守阵地，顶住了坂垣师团的进攻。对于这次阻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支那 '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3月14日凌晨，庞炳勋部与援军张自忠部联合发起反击，激战五天五夜，至3月18日将坂垣师团赶至莒县，沿途日军尸横遍野。反击作战结束后，张自忠军他调，庞炳勋继续固守临沂。
3月25日，坂垣师团经过休整卷土重来，猛攻临沂。庞炳勋为了缩短战线，将部队撤至临沂近郊，与日军再次浴血奋战。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回师增援，另有五十七军的一个旅和汤恩伯的一个骑兵团亦增援临沂。3月30日拂晓，庞、张两军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全线发起反击，又将坂垣师团赶出30余里，解了临沂之围。这是临沂之战的第二次胜利。
这次作战结束后，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增援部队全部调走，临沂仍由庞炳勋孤军坚守。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庞炳勋部损失惨重，全部兵力还不足一个旅。
4月19日，坂垣师团又扑向临沂城，有一处城墙被日军的飞机炸毁，日军突进城内，庞军守城部队在居民的帮助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这时台儿庄会战已经胜利结束，因此，庞炳勋奉命撤出临沂，开往陇海路附近的郯城以南布防，并与占领临沂后继续南下的坂垣师团再次发生激战。
4月26日，庞军阵地由四十六军接防，庞炳勋部西调沛县休整。5月，徐州失守，庞部陷入日军重围之中，经全力突围，所部损失惨重，开到平汉线以西舞阳进行整编。
1939年初，庞炳勋派马法五带李振清旅越过黄泛区，向豫东的睢阳、太康一带出击，并先后在大于集和常营与日军作战，阻止日军南下中原。经过数次作战，杀伤了部分日军，并缴获大批战利品，受到国民党政府通令嘉奖。
3月，庞炳勋部奉调华北敌后战场，名为抗日，实为
与八路军争夺地盘。蒋介石为了加强庞炳勋的实力，将一○六师归属四十军。这样庞炳勋的四十军结束了长期以来只辖一个师的历史。
庞炳勋率领四十军军部及两个师从漯河出发，经洛阳以西的渑池县境北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经过垣曲、阳城到达晋城一带。
5月，日军从太原分路南下，其中一路攻陷长治逼近晋城，庞炳勋部进行了抵抗，但没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晋城失守。随后，庞炳勋率部在晋城以南，晋(城)博(爱)公路线上的常平附近，与沿晋博公路北上的日军发生战斗。当时庞炳勋的部队还没有换装，仍然穿着棉衣，又适逢下雨，棉衣被雨水打湿， 且又系山地作战，部队行动不便，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转移到陵川一带。日军撤退以后又回到晋城驻防。
9月，庞炳勋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是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庞炳勋部也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与八路军三四四旅和山西决死三纵队发生过一些战斗。
1940年初，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因为制造反共摩擦遭到失败，被迫辞职。蒋介石又选中了庞炳勋，将其召到重庆，面授(反共)机宜，并由他接替鹿钟麟，出任河北省主席。庞炳勋由重庆返回晋城防地后，3月与河北的朱怀冰、张荫梧两部相呼应，夹击太行抗日根据地。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大部和张荫梧的三个师在豫北林县—带被歼灭。庞炳勋老谋深算，行动缓慢，才没有被歼。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庞炳勋小心翼翼地进入林县以南地区。当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了避免摩擦，团结抗日，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协商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线为界，以北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防区，以南为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防区。从此双方时有往来，相安无事。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遭到严重打击，退出中条山区，第二十四集团军所辖第二十七军的一个师投降当了伪军。当时庞炳勋已年过花甲，身体不佳，曾三次提出辞职，未获批准。
10月，为配合中原作战，阻止黄河以北的日军南下增援，庞炳勋指挥第四十军对汤阴至安阳间的平汉路进行了一次破袭战，使日军的铁路运输中断半月之久。
1942年6月，日军对太行山地区进行“扫荡”，庞炳勋退往深山区，一○六师进行了小庄山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扫荡结束后，庞炳勋才返回林县防地。
1943年4月，日军抽调5万余人，“扫荡”太行山区。中旬，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分成十几路，向庞炳勋防地扑来。各军防地先后被突破，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和四十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
4月29日晚，庞部在距陵川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转移中庞炳勋本来是坐在抬椅上的，战斗打响后，抬他的人不知去向，只有他和他的儿子庞庆振(时任总部参谋)以及两个卫士躲在了一个山沟里，与军部失去联系。当夜，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集合被打散的总部和军部人员突围南下。第二天天亮后，庞炳勋发现敌人已经退去，部队也已经转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便向东走，企图返回林县寻找部队，行至辉县三郊口附近时，又遇日军，在群众的引导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
数日后，已投降日军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的山洞以后，立即报告了日本人。日军派了一个叫田中彻雄的少尉带领十余人，由孙殿英的秘书李国安带路，找到了庞炳勋。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庞炳勋于5月7日半推半就地跟随日本少尉到了日军所在地新乡，正式投降了日军。5月23日，汪精卫伪政府任命庞炳勋为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孙殿英率部投日
庞炳勋投降日伪后，国民党进行了策反，曾密令庞炳勋以军事演习为名，南渡黄河脱离日军，并由洛阳战区派原四十军参谋长王瘦吾在荥阳县境汜水附近、黄河南岸的枣树沟设立联络处，负责接应庞炳勋渡河。但由于庞炳勋拖延了时间，被日军发觉，取消了演习，并对庞炳勋严加防范，将其唯一的三十九师由新乡附近的汲县调往远离新乡的长垣县，致使南返计划落空。
1944年初，庞炳勋调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并带去一个独立团。在此期间，庞炳勋既接待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官员，也接待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他的公署成了蒋汪合流的一个场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政府随之垮台。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开封，听候发落。蒋介石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
归隐逝世
10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进攻华北解放区，国民党第四十军在邯郸一带被歼灭。该残部逃回安阳后，庞炳勋便将他的伪四十军(实际不足一个师)交出，与国民党四十军残部合编，并拿出一部分款项，重新组建了一个师。此后，他不再担任军职，只任挂名的国防部咨议的虚衔，在开封闲居，不久迁居到四十军防地新乡，后迁居郑州和南京。
就在南京解放前不久，庞炳勋携带他的姨太太和一双儿女，随他的老部下李振清到了台湾，居住在台北市，与孙连仲合开一家餐馆度日。
1963年1月12日，庞炳勋死于台北，时年85岁。
随庞炳勋降日的一段人生经历
以前，笔者以为日寇扫荡是针对八路呢，采访王景芳才猛然觉醒：“原来日寇是凡是拼死抗日的力量，他都扫荡。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军。”
1943年4月，日军抽调5万余人，“扫荡”太行山区。中旬，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分成十几路，向庞炳勋防地扑来。各军防地先后被突破，庞炳勋虽然组织迎击，但是，寡不敌众。于是带领集团军总部和40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
由于侵华日军鬼子兵实施三光政策，所以，太行山区老百姓深受其害。
王景芳说：当时，部队已是五无：无后勤援助，无弹药、无粮食、无战斗员补给、无体力战斗。侵华日军的大扫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大大伤害华北战场上中国军民的底气。
4月29日晚，庞部在距陵川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转移中庞炳勋本来是坐在抬椅上的，战斗打响后，抬他的人不知去向，只有他和他的儿子庞庆振(时任总部参谋)以及两个卫士、五名副官，躲在了一个山沟里，与军部失去联系。
当夜，第40军军长马法五集合被打散的总部和军部人员突围南下。
第二天天亮后，庞炳勋发现敌人已经退去，部队也已经转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便向东走，企图返回林县寻找部队，行至辉县三郊口附近时，又遇日军，在群众的引导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
王景芳回忆：
“沧州战役时，在太行山上，日军飞机低空轰炸，国军死伤严重，庞炳勋不能骑马（外号：庞瘸子）大部队边打边退已过黄河，庞炳勋一行八人。五名副官长，王景芳（时任机要参谋）和庞炳勋父子（庞庆振）找到当地一个农民带路藏到一个极隐秘的山洞里，准备敌机轰炸完后再走，当时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已投降日本，由孙殿英带一名日本翻译（中国通）劝降投靠日本，庞不答应，后被带到新乡图书馆。庞炳勋拒绝投降日本，准备绝食殉国。
一两天后戴笠派人来告诉庞：夫人说（蒋介石）你不要自杀，留下来搞地下武装以图东山再起。庞炳勋知道了蒋介石意思后，收编地方部队组成四个军。后来，庞炳勋任24集团军总司令。还兼华北五省总司令。军衔上将。”
王景芳的儿子昨天补充父亲王景芳口述这段历史：
“父亲随庞炳勋躲藏到山洞之事还有一段秘密，父亲一直也没说。昨天和我说起时，心情很难受的样子说，我原计划和庞炳勋建议让带路的那个农民和我们一起同生死，没想到还没和总司令商量，庞炳勋的儿子庞庆振一下将带路的人推下山底。（此时老爸心里难受，看得出有一种负疚感，有些哽咽。我不便继续问下去）老父亲说庞庆振这个人，心狠手辣！当时也是没办法，怕走漏风声，威胁到总司令的生命。还跟我讲了'韩信杀樵夫’这一典故。随后背了三国演义词中的几句：是非成败转头空……，留给后人评说吧。”
王景芳儿子回忆：“在1990或1991年时任辽宁体委付主任的（庞炳勋之子）庞庆振给我父亲来过一封信，大意是在当时那个环境（担心带路农民向日寇告发庞炳勋一行人所在位置）所做也是没办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为自己考虑。”
王景芳儿子还回忆和父亲一起“降日”护兵的来信：
王鸣阁时任庞炳勋贴身侍卫，1990年给我父亲来信（四页）摘录两段：
王景芳和旧部王铭阁在家中。王铭阁虽在台湾多年，退休前军衔升至少将。但是在老长官面前依旧不敢坐。王铭阁就是庞炳勋弹尽粮绝一行九人中的一位。
春圃先生（称呼王景芳）有道：敬肅者：不亲.........先生昔日气宇轩昂，谅今日风采依旧。而福躬安康，精神愉快，为祝，为颂……。
……先生旧职中有罗延瑞，郑裕如，房玉堂，韩斌，李玉田，牛学孟，韩佩铭……
阁（写信者王铭阁自称）一切平淡，衣食无虑，身体康壮，年已六十有七，......祈请先生珍重，并释注念，阁（王铭阁）以诚敬之心，愿先生福，寿，康，宁，乐在其中。愿阁府平安，每位吉利！
后学：王铭阁谨叩上
1990年4月3日
（笔者注：1943年庞炳勋降日时，王铭阁是卫兵，当时20岁。写此信是40年后的1990年，王铭阁已经67岁了。此当事者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89岁高龄的人了。）
笔者认为：“口述史的真谛在于：不同于政治机构随政治目的随意性而客观存在。”
公共史料（网络上）是这样记载：
“日寇集中兵力数万大扫荡击溃庞炳勋部数日后，已投降日军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的山洞以后，立即报告了日本人。日军派了一个叫田中彻雄的少尉带领十余人，由孙殿英的秘书李国安带路，找到了庞炳勋。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庞炳勋于5月7日半推半就地跟随日本少尉到了日军所在地新乡，正式投降了日军。5月23日，汪精卫伪政府任命庞炳勋为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王景芳的回忆是：
当时只有孙殿英带个日本翻译来到庞炳勋面前谈话，庞炳勋坐着滑竿轿（专用的轿夫)其余人步行出山，然后庞炳勋和孙殿英及日本翻译乘小车，庞庆振和我以及几名副官坐卡车一直拉到新乡图书馆。
王景芳老人补充说：
庞炳勋坐小车，我们几人坐大卡车一直到新乡图书馆大楼。那时，只有小日本设些哨卡，我们带着红箍（上面有日本的章）没人管。（小日本有一个团在外围。）当时有一个连负责保卫庞炳勋。大门外有站岗的，有一天我穿着西服在门口，听到有人问：
“这里有什么人？还有人站岗？”，站岗的人回答说：“是庞炳勋司令。”
我听到那个人说：“大汉奸还有人给站岗！”当时我心里膈应“汉奸”这词。留了个心眼，回去后和总司令（庞）说：“这里也没什么事，我去前方吧，”庞说：“去就去吧”后来我去了李振清哪里，做参议，给我配了两个勤务兵。
庞炳勋（左）、孙殿英（右）率部投日
我让105岁抗战老兵王景芳再回忆降日当天情景。
老人思考再三，犹豫再三，看在我很诚恳的面子上，还是娓娓道来：
“当时，我是见证者。第一，日本鬼子大扫荡，铁壁合围。我们打到弹尽粮绝！
第二，庞炳勋下令，饿死不投降！他三天滴水未进。只苛求一死，以谢国人。
第三，蒋介石以夫人宋美龄的口谕、口吻，传话，密令：可以先降，埋下钉子，发展壮大，以图东山再起。（我个人思想：蒋介石真是聪明人；风云突变，他还可以净身而退。）
第四，日本鬼子的真实意思，是成立伪政权，让显赫一时的中国军人当傀儡榜样。实施'以华制华’的方针。（就是让中国人杀中国人）”
王景芳回忆说：“我们当时有电台。各方都知道我们已经山穷水尽。”
王景芳接着回忆：“1943年5月3日，晨。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
采访到此时，我联想：侵华战争时日寇用的方法是：以华制华。当时，有影响的四大伪政权有：东北的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南京的汪精卫。有56个中国少将以上军衔将领投降日寇，有三百万伪军助纣为虐……。
其中，在1942年到1945年，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有70万人。可是，伪军、军警宪特、伪公职人员就有130万人。他们协助日寇镇压、奴役3500万东北人民。
同样，1945年，美国人占领日本后没有处置日本天皇，也没有火烧靖国神社。占领军麦克阿瑟将军的目的是减少各个战场上美国兵的伤亡：“以夷制夷。”结果，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接到通知，聆听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重要诏书。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接受波斯坦公告的投降诏书后，各个战场上被“武士道精神”洗脑的日本兵都放下了武器、投降。
庞炳勋投降日伪后，国军进行了策反，曾密令庞炳勋以军事演习为名，南渡黄河脱离日军，并由洛阳战区派原40军参谋长王瘦吾在荥阳县境汜水附近、黄河南岸的枣树沟设立联络处，负责接应庞炳勋渡河。但由于庞炳勋拖延了时间，被日军发觉，取消了演习，并对庞炳勋严加防范，将其唯一的39师由新乡附近的汲县调往远离新乡的长垣县，致使南返计划落空。
1944年初，庞炳勋调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并带去一个独立团。在此期间，庞炳勋既接待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官员，也接待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他的公署成了蒋汪合流的一个场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政府随之垮台。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开封，听候发落。蒋介石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
1948年10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进攻华北解放区，国民党第40军在邯郸一带被歼灭。该残部逃回安阳后，庞炳勋便将他的伪40军(实际不足一个师)交出，与国民党40军残部合编，并拿出一部分款项，重新组建了一个师。此后，他不再担任军职，只任挂名的国防部咨议的虚衔，在开封闲居，不久迁居到40军防地新乡，后迁居郑州和南京。
就在南京解放前不久，庞炳勋携带他的姨太太和一双儿女，随他的老部下李振清到了台湾，居住在台北市，与孙连仲合开一家餐馆度日。
1963年1月12日，庞炳勋死于台北，时年85岁。
(笔者注：此段文字，参照网络关于庞炳勋生平的报道改编。)
1943年庞炳勋投日，他表面降日，实际上是择机而反、伺机东山再起。这是蒋介石派戴笠手下口头授意的。
庞炳勋先任汪伪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下辖第27军、第40军、新编第5军。
在极为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庞炳勋成了“三开人物”：日本人、汪伪、蒋介石。
作为旧军阀，没有了自己的军队就连“光杆司令”都不是了。
很快，庞炳勋从新乡到北平，会见了日军冈村宁次大将、华北大汉奸王揖唐等人；10余天后，庞又去了南京，汪精卫封他一个“开封绥靖主任”。
重庆的蒋介石则保留了他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为了稳住庞炳勋，并把撤至黄河南岸的第40军残部（不足1,000人），保留和补充起来；戴笠还派了一个情报组潜伏在庞炳勋身边，以随时掌握其动态。
庞炳勋后曾到山西隐居。1944年1月所辖之暂编第46师改番号为暂编第51师。
1944年10月7日经汪伪军事委员会点验，各师、旅皆取消“暂编”字样。
10月10日改编为第5方面军，仍任总司令。该部驻河南新乡、汲县等地，后移防开封。任河南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庞炳勋又反正，该部为国民政府收编为新编第1路军，庞为国军总司令。并且，在开封受降日军。
1946年初所部被编并入国军第40军，庞炳勋去职，寓居开封。
1949年，王景芳（40军副军长）率原庞炳勋旧部起义，指挥原庞炳勋旧部投降解放军。
王景芳说：在旁人眼中庞炳勋这一生由抗日最烈到兵穷投降，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可以用一词形容他这段历史，“光荣与耻辱”。
庞庆振乃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之子，徐绪景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堂弟徐世芳之女。徐世芳与庞炳勋是结拜弟兄。庞庆振生于1918年，人称小庞；徐绪景生于1919年，又名谷眠。
孩提时代，他俩曾同住中南海，常在一起玩。后来，他们又同在天津觉民小学读书。徐绪景青年时期回到徐世昌河南故里卫辉。1938年，19岁的她开始了军统生涯。
庞庆振13岁后，由天津回北平读法文，之后，在柳州黄埔军校炮科和西安陆军大学就读。1942年，他接到父亲病重电报，由西安赶到河南林县，服侍父病。1943年4月，20万日军对太行山大扫荡，四十军被打散，庞炳勋子投降日寇。尽管庞炳勋已公开事敌，蒋介石仍不希望他死心塌地，一面密令其“曲线救国”，一面想方设法给四十军以适当控制。徐绪景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军统派入庞部，监视庞的“曲线救国”行动，严防其与共产党接触。
庞庆振与徐绪景重逢了，且年华正茂，一个24岁，一个23岁。但是，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二人天各一方后，个人生活均发生了变化。小庞已由父母包办与贾文华成亲，贾的文化不高，人极聪明贤惠，对绪景特别关照，已成小庞的贤内助。徐绪景的境遇则苦不堪言。她逃婚离家，又被军统逼嫁，后来军统疑其夫为共党，她却暗中把丈夫放跑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生活背景和政治生活背景下相遇，二人自然感慨万千，但是，各自都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克制。尽管双方政见有异，各为其主，却谁都不说谁的坏话。绪景对军统组织汇报从来是美言庇护小庞；而在绪景受到其他特务干扰遇到麻烦时，小庞则暗中全力予以保护。
1945年1月，徐绪景在修武五里源被八路军俘获，时年25岁。应该说，这是她一生的幸事。她被编入漳河训练班学习。
1948年，徐绪景奉命下山，受命潜进卫辉城敌特机关，与敌特周旋智斗了58个日日夜夜，以其徐世芳女儿的特殊身份，再次取得敌人信任，获取了敌特重要机密，从而使我方破获了美制潜伏电台两部，人员、通讯设备一网打尽。在她的人生历程上终于掀开了闪光的一页。
庞庆振这时是四十军三一六团团长，驻在新乡八里营飞机场一带。
1948年卫辉解放，新乡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庞庆振陷入苦闷彷徨之中。我方从庞庆振在安阳不拆民房，对黄河大桥佯炸不炸毁来分析，认为庞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于是派徐绪景作策反工作。
但此时，徐绪景身份已经暴露，被国民党通缉，进不了新乡城。她便通过小庞表弟冯海刚来往于卫辉、新乡传递书信。并及时向中共卫辉市委汇报。徐在信中痛斥蒋介石罪恶，陈词慷慨，雄辩有力，衷言切切，感人肺腑。现节录几段：
吾兄屈身于蒋介石集团统治之下，在其“绝对服从”命令之下，意欲做到“爱国爱民”之行动，岂非幻想?“自我放光”尤为令人嗟叹之沉痛语。两条路线，一个真理，绝无第三条路线。黑暗中也有光明，此种第三条路线想法，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兄固达者，希试思之。
我亦孽海过来之人，如今彼岸回首，不胜感叹。法西斯思想教育，是毁灭正义青年之个性的。请问吾兄在少年纯洁时代，是否亦作“曲线救国”之和平使臣，是否愿持美国武器进攻自己同胞?
吾兄身为西北军裔，不持人民自己干戈，而作蒋介石四大家族之俘虏，政治痛苦，不问可知。
谁是民族正统，不以政党着眼，应以人民为绳。我与足下，子期伯牙高山流水之谊，义不容辞，寄忠言于悬崖。
你我义友重逢之日，且待足下起义之时，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人民将会热诚欢迎，绝不会拒朋友于鸿沟之外也!
新乡已是兵临城下，庞庆振别无选择，他相信徐绪景的忠言，于1949年1月25日率三一六团全部、三一八团一个营、冀保十二团一部、伪国防部炮兵团一部，共两千五百余人，携化学迫击炮2门、八二迫击炮4门，五○、六○小炮22门，轻重机枪132挺，长短枪1300支，在道口烧酒营宣布起义。徐绪景随同解放军十四纵队首长赶到道口迎接。此举震动瓦解了四十军，为解放新乡打开缺口。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批示说：“国民党庞庆振团长，能够毅然脱离旧营垒，是光荣的行动，华北军区表示欢迎，并批准庞部起义自今日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要认真帮助庞部团结一致，为使革命进行到底而坚决奋斗!”
庞庆振加入解放军后，任高炮十八团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本溪市，先后任本溪市体委主任、政协副主席、民革主委，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绪景则留居新乡，一直在小学教书，难得重用。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她的军统特务的历史问题被人念念不忘，她策反小庞起义的功劳，竟也被歪曲为庞徐二人的“桃色事件”。直到1982年，远在本溪的庞庆振写了《奔向光明－－新乡起义记》的回忆录，将徐绪景当年策反起义的亲笔信公诸于世。她久埋心底的不平才一下子迸发出来，为讨回历史公道，她将庞庆振提供的全部材料复印给市委。不久，为她落实政策，担任了市政协委员。
徐绪景，字谷眠，1919年5月出生于中南海，为民国总统徐世昌侄女，35年16岁时加入军统，因其父曾于庞炳勋结拜，其与庞炳勋之子庞庆振曾为小学同学，故在庞炳勋降日后被调入中国国民党军统局24集团军留守组（简称：军留组），作庞氏父子工作。解放后曾回忆如下：
军留组组长李怀义（化名耿怀忠），从重庆带专用电台到新乡。电台一度设在道清花园附近，在石榴园东段路北一个大院设有一个行动组，以赌场为掩护，徐绪景代号“海棠魂”，掩护身份为40军警卫团情报参谋，受耿怀忠垂直领导，不准与组内其他人员发生横的关系。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当时，其他方面也派了大量人员来做庞炳勋工作，1战区的蒋鼎文派少将高参贺一吾到24集团军任参谋长，并带来一封蒋介石亲笔信，小庞让徐绪景看过，共4页，每页8行，对老庞委曲求全，权宜降日百般宽慰，要他效法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精神。汪精卫派来个王庆恒，当副参谋长，也带来汪精卫的函商，想让老庞去南京出任军政部长，老庞研究后认为在新乡还可以随时反正，去南京汉奸罪名就再也摆脱不了了，就一口回绝了。而在那个参谋长身边，也有丁默村安排的特工，用副官、警卫女秘书名义掩护，其中徐绪景记忆较清的是一个自称姓粉的，大家给她起外号叫粉蝴蝶的女特务。还有日本人的菊组织，在河朔图书馆（24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北面一个土冈子上一座大房子上开了个茶社，业主是个叫惠美子的日本美女，专门监视40军，和小庞关系搞的很好，经常拉他到那里打牌。
共军也不慢，10月初皮定均就派一个化名周亦民的，以小庞同学名义来见他，最后，小庞写了个感激至深，容缓图之的字条，礼送出境，但他们来往被美惠子发现，日本人追查，军统也震怒，还是徐绪景给上级打了秘密报告，对此洗刷，并着力美化了庞氏父子的反共态度才了事。
据徐绪景回忆，庞炳勋经常想反正回去，如44年春军统牛平章奉蒋鼎文命到新乡策反，希望庞重回林县抗日，他就大为心动，但因为当时林县大部分已被八路军控制，军留组认为回去是死路一条，回绝了此事。到44年7、8月，中原战役已经结束，国军退出大半个河南，他还积极与马法五、李振清联系，试图南归，李振清也率部过河来接应，但因涉及人多，计划不密，被日伪特工发现，日军派兵包围庞炳勋总部，南归计划失败。后来，徐绪景由军统组织命令嫁给独16旅高参何乃武，替军统和庞炳勋看住这支非嫡系部队，但在45年2月就被八路军俘虏，后在48年被派遣回蒋管区戴罪立功，先后协助破获过潜伏电台、策反庞庆振部起义。
姓名：张永光，曾用名：张伯英
出生日期：1922年出生
祖籍：河南安阳汤阴县
现居住地：河南安阳汤阴县韩庄乡
部队番号：国民革命军40军106师
【从军经历】：
1940年入伍，在国民革命军40军106师任师部传令兵。当时40军的军长是马法武，106师师长李振清。参加过东姚会战，会战结束后随部队转战到洛阳驻扎。因老人是初中毕业有文化，后调到师部做文书抗战结束后回老家务农，文革期间被强制劳动了12年，79年才平反，后在村子里做农业技术员。
【身体及经济状况】：
有一女，女儿女婿均下岗，老人在老家农村独自生活，五保户，生活困难。此次走访是暂住在女婿家几天。 老人耳聋的很厉害，带着助听器也交流困难。身体状况不佳，有心脏病，前列腺等多种疾病。每月只有一百多元生活费，家庭比较困难。
注：老人因为耳聋的厉害沟通很困难，张永光老人跟河南072#李龙泉老人是一个部队的，而且张永光老人所在师正是被誉为“铁头将军”李振清为师长的40军106师。106师参加过被军事委员会战后命名为“豫西陕灵抗日之役”的著名战役，40军106师长李振清也被授予“铁头将军”之荣誉称号，《救国日报》也以头版大字在南京刊登。因李龙泉老人的走访报告比较详细，故将资料一并放上来看是否能参考。
李龙泉【从军经历】：李龙泉，乳名印五，于1941年15岁时弃学从戎，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白杨镇参军，那时的军长是马法五，隶庞炳勋麾下，马军长是保定八期，很文雅。40军来伊川以前一直在太行山守御，在中条山战役中损失很惨重，所以来伊川整顿，李老就是在那时参的军。老人自幼即在私塾里学习，小楷字写得好，长官看重，故被分配到司令部参谋处任上士文书。此后一直在司令部内任职。国军内部升迁按年资，一年后（1942年）担任司令部少尉译电员，1944年在司令部任上尉参谋，直到1949年。1949年5月在新乡随部队起义，携和平解放证明（在区政府报到时被收走）返乡居住至今。
老人入部队以后一直随司令部在豫西一带活动，1944年春，日军从中牟过黄河以后向豫西进犯，那时我部武器装备很差，马法五时任晋察冀战区副长官兼40军军长，决定不与敌人硬碰硬，把战场引向山区，农村；采取灵活战术，逐渐诱敌深入，削弱敌人战车、大炮的威力。故指挥40军全军向陕州，灵宝一带运动，在那里集结备战，重点防守灵宝县函谷关地区；并在陕州崤山峡谷一带布下埋伏圈，遍施地雷，挖陷坑，掩体，修筑工事，计划将日军引入，打伏击。由诱敌前哨部队采取战略佯攻，把敌人诱导至陕州硖石附近后，40军以“人”字阵势与敌接战，战斗激烈，鏖战到6月上旬才结束。我军获胜，日军始终未能逃出，全部被歼。军事委员会战后将此役命名为“豫西陕灵抗日之役”，授予40军106师长李振清“铁头将军”之荣誉称号，《救国日报》也以头版大字在南京刊登。
1945年抗战胜利，马法五任华北受降司令，我随军前往，过黄河铁桥时八路军伪装日军，借故不许国军过桥，拖延国军接收，部队等了许久才查明是八路伪装。40军过河后几乎一直在豫北活动，防地北至安阳南至黄河铁桥，1949年春40军之一部在安阳袁林简易机场空运去台湾，老人未能前往，5月份和平谈判后，随部队参加和平起义，携和平解放证明书返乡，在南蔡庄报到时被区政府没收。
郑州战役简介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主力对由河南省郑州北撤的国民党军进行的追击作战。
1948年10月，中原野战军奉命配合位于山东省曲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南下举行淮海战役，司令员刘伯承率2个纵队进至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段牵制国民党军张淦、黄维两兵团；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4个纵队围攻据守郑州的国民党军第40军军部及其第106师（欠1个团）和第99军第268师等部，以牵制开封、商丘的国民党军。其部署是：以第1、第3纵队为东兵团，从正南、正东及东北方向向城内突击；以第4、第9纵队为西兵团，从正北、正西及西南方向突击；以豫皖苏军区3个团进到中牟地区破击铁路，阻击开封之敌西援和郑州之敌东逃。另外，位于黄河北岸的华北军区第14纵队向平汉铁路新乡至黄河铁桥间发起攻击，配合作战。21日夜，第1、第3、第4、第9纵队开始向郑州城实施包围。22日晨，豫皖苏军区3个团占领中牟，各纵队逼近郑州城郊。守军弃城北逃，其先头部队进至薛岗，遭第9纵队第27旅一部和豫西军区基干团的阻击。第9纵队即以第26、第27旅各一部将其后续部队包围在薛岗、老鸦陈、固城地区。国民党军以第318团由古荥镇南援，向双桥、杜庄等地攻击；第268师和第106师主力向薛岗、固城猛攻，企图夺路继续北逃。第9纵队第26、第27旅协力将企图北逃的敌军压缩在老鸦陈、固城地区，经两小时激战予以全歼。第318团掉头继续北逃。第27旅主力与第26旅一部当即乘胜追击，将其合围在黄河南岸邙山地区，23日黄昏予以全歼，并与华北军区第14纵队一部在黄河铁桥会师。此役，中原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内俘9500余人，解放了中原重镇郑州市，控制了平汉、陇海铁路枢纽，为同华东野战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我打入国民党四十军内部的经过和活动情况
(2010-03-11 00:00:00)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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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世英，原籍河北省深县，1920年1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1939年以前我在冀中一军分区（属吕正操部)工作。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们部队于1940年1月南下讨伐石友三部到达冀鲁豫，改为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政委谭冠三)，我在支队政治部做宣教和青年工作。1942年年底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南进支队脱离冀中建制，改为冀鲁豫第四军分区。
1943年春，我调到十八集团军野战军总政治部(在现在的左权县麻田)。那时我们党派一部分同志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和华北伪军内部，开展工作。我的胞兄刘世荣在国民党四十军当副军长，于是总部派我到林县任村豫北办事处(隶属八路军总部，负责人王百评)。我在办事处学习一段时间，当年四五月间日寇“扫荡”太行山林县以南国民觉二十四集团军驻地，孙殿英、庞炳勋相继投敌，国民党四十军另一部分在马法五率领下撤到黄河以南。即在此时，办事处派我打入四十军。方针是：站住脚，爬上去，长期打算，等待时机。我赶上南撤还未到黄河的四十军。我哥哥刘世荣知道我过去在八路军里，以为我是怕艰苦而投奔国民党，没想到我是打入搞地下工作。我随四十军到洛阳，在它们办事处住闲。
我在洛阳住闲期间，1943年夏投考军校未被录取。不久汤恩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河南叶县开办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招收的多是沦陷区学生。同年九十月间，在我哥哥的嘱托下，四十军参谋长李辰熙(字旭东，与我兄刘世荣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最后一期……第八期毕业)帮忙给我开介绍信，到这个学院学习。1944年约5月间，日寇进攻郑州，学院由叶县迁到淅川；到淅川不久学院解散，我被安排到汤恩伯部队干了三四个月。因贵州、四川吃紧，汤部调西南，我即回到已移防灵宝的四十军。当时郑州、洛阳已失陷，灵宝便成为前线了。在我哥哥的交待下，我被安排到一○六师任上尉指导员；我没有到连队，而是在一○六师政治部做协理员，领领军饷、粮秣，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全面熟悉了四十军的情况。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率领四十军由河南灵宝一带出发，经郑州沿平汉线以“接收”为名向北进犯解放区。1945年10月底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四十军被击溃，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辰熙被俘，残部退到安阳，和庞炳勋的伪四十军合编，不久四十军改为整编四十师，师长李振清，辖整编三十九旅、整编一○六旅；后来师又改为军，旅又改为师。(本文统按整编前称谓)
当马法五率部北犯，我在后方随留守处走到新乡时，和我党的新乡情报站负责人王占友(过去和我同在南进支队，那时王是侦察参谋)接上了关系，随即王又与豫北办事处为我接通了关系。这个办事处属于冀鲁豫，负责人是耿增泽，耿与我同乡、同学，同在南进支队共过事。1945年1月间我到了安阳。到安阳后，豫北办事处的唐纪、冯占标，还有太行等从事特情工作的同志与我接头，了解四十军的情况。太行城工部曾派人(不记得姓名)找过我。那时被俘的马法五、刘世荣、李辰熙等在峰峰学习，太行城工部借机派负责人设法到安阳四十军军部和我联系，接待的人是我哥哥的随从副官刘荣耀。来人是以介绍我哥哥在峰峰的情况为借口，叫刘副官把我找来，他见我后说明来意，叫我提供四十军合编以后情况，以及军队布防情况。先后与我联系过两次。
经国共谈判，1946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将军，亲自将马法五、刘世荣、李辰熙等送回，我曾去迎接。回来后，李辰熙任副军长，马法五、刘世荣离开四十军。李辰熙安排我担任“安阳县军民合作总站”副总站长，总站长由县长兼，是挂名，实际我负责。这个总站是个供应单位。这项工作对我搞地下工作有好处，使我活动的面广了。接着我又担任“城防营新闻室”主任，这个城防营是一○六师的炮兵营，营长南吉祥，有四个连。我的特殊身份和所担任的工作，很有利于接送党的地下人员和来往过路人员，掌握情报及时，传递迅速。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向大别山挺进。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奉命抽调一○六师的三一六团和三十九师的一一五团等主力，追击刘邓大军，结果10月底在高山铺被歼，李振清收拾残部，经整补后撤到新乡。
李振清兼十二绥靖区司令官(该绥靖区隶属于郑州绥靖公署，原十二绥靖区司令官是六十八军军长陈鼎勋)。四十军和十二绥靖区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两个牌子。四十军驻扎新乡的计有四个直属营，一○六师所属三一六、三一七、三一八团，一○六师师长是赵天兴(新乡临近解放时，赵升任四十军副军长)，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三一七团团长柴世烈(后任一○六师师长，团长改为南吉祥)，三一八团团长郭维浚；另有三十九师的一一五团(团长记不清了)，总兵力一万五六千人。地方部队有第四专署张敬忠的保一旅，土顽王三祝的保二旅，冀保十二团，县保安队等，共数千人。地方政权有第四专署、新乡县党部、县政府，以及流亡各县党部、县政府等。特务组织不少，变化也快，有国防部二厅魏鸿钧的“国光社”、牛平章的“建华社”、李彦海的特务组织，等等。
冀鲁豫城工部在新乡设立的情报站负责人王占友（在部队时叫郭子清)，日本投降后以狗不理包子铺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1947年初身份暴露，便离开新乡。我于1947年4月下旬由安阳来到新乡，情报站李慕紫与我接上关系，我的代号“5”，即“5号情报员”。我到新乡后仍在国民党里担任要职，曾先后担任新乡车站军警联合检查站站长、一一五团新闻室主任、封锁口检查站站长、第一民运督训处主任等职。1948年年底，敌人为了稳定民心，维持其控制区的社会秩序，“防奸防谍”，便于征兵征粮，即以十二绥靖区名义成立四个民运督训处，主任由四十军四个主力团的政工室(即原新闻室)主任兼任，副主任由第四专署和新乡县政府派人担任，下有若干工作人员，还有四十军抽派的武装。第一民运督训处设在畅岗，主任刘世英；第二民运督训处设在东关外，主任孙风鸣，第三民运督训处设在东高村，主任阎凤群，第四民运督训处设在游家坟，主任不记得了。督训处对封锁沟内外控制区的秩序稳定起了一点作用，限制了地方团队和特务们的胡作非为，但因此也加深了他们同四十军的矛盾。
我在新乡开始只与李慕紫单线联系，1948年下半年形势变化很快，军事情报任务很重，又与祁文山(祁是老红军，他利用其兄在车站工作的关系，在铁路上当职员，与李慕紫同住一院)打通关系，我们三人组成情报站核心小组，夜间在一起研究工作。我利用过硬的靠山和背景，利用优越的社会关系和工作条件，掩护地下党员、来往过路人员，有的就住在我家里，我能及时地掌握敌军动向，迅速把情报传递出去。1948年12月的一天，我从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口中得知，敌便衣谍报人员察知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驻在大召营西南一个村庄，敌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以三一六团为主攻团，企图吃掉这支解放军队伍。我迅速让狗不理包子铺掌柜高士林(我地下情报人员)将情报送出去，使我部队安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回撤时又遭到解放军侧击。
我日夜活动在敌人中上层，及时准确地从敌人大本营内部得知敌军动向，迅速将情报转送给我领导机关。使敌人外出抢粮和其他军事行动屡遭打击。我在四十军军师领导层中搞了那么多重要军事情报，却没有引起军师长们的怀疑。我在敌人心脏里一直战斗到1949年5月新乡解放。在新乡未解放以前，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去南京，十二绥靖区和四十军由副军长李辰熙负责。
新乡和平谈判我没有参加，知道李辰熙的表弟进城做工作。在这以前，我党我军对李辰熙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多头多路做争取工作。天津解放后，原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曾两次写信给李辰熙，晓以大义(这是解放后我听哥哥讲的）。国民党起义将领范龙章进城，住在鲁定华的成兴纱厂里，做李辰熙等人的工作。李辰熙思想动摇，但特务、土顽是顽固的。1949年1月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率部起义，对四十军震动很大。4月下旬我四野大军兵临城下，李辰熙的表弟进城劝降。我大军过江、南京解放，李辰熙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5月5日新乡宣告和平解放。
新乡解放后，我先后在平原省公安厅、新乡市公安局工作。对外没有暴露身份，仍隐蔽地做侦察工作。1956年我调到河南省公安厅，从此便离开了新乡。
郑裕如
字宪宽，河南延津人，1917年生。中央军校第十期步科毕业、陆军大学参谋班、台湾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
1933年8月，入中央军校第十期第二总队（中将总队长桂永清）步科步兵大队（中校大队长睢友兰）第二队（中校队长庞乃仲）学习。
1937年1月，中央军校毕业；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历任排、连长、营长。
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第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第115旅（旅长李振清）第230团（团长赵天兴）第2营（营长宋英辰）连长；12月24日，于黄泛区大陈庄之战负伤。
1943年5月，任营长时，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重伤被俘；以后即投入日伪军庞炳勋部，曾任伪第三十九师（师长李运通）参谋长，后庞炳勋调任伪开封绥靖主任时，又成立一个警卫团，任该团团长。
1945年10月，刘伯承率军围攻封丘时，郑率部抵抗。
抗日胜利后，郑被迫离军回家做地主，在原籍买了100多亩地，准备定居下来。但不久又向庞炳勋、李振清要求重返部队；后任第25军官总队队长。
1949年春，第三十九师（于淮海战役被歼）在汉口重建，任重建后的第三十九师（师长韩凤仪）参谋长。同年，第三十九师撤守台湾。
1953年，第三十九师改编为第五十七师，任副师长；后又任第三十三师副师长。
1959年，任十七师副师长。
1967年5月，乌丘守备区少将指挥官。
1969年7月，任预备第六师师长。
1970年1月1日，任成功岭大专学生集训班（班主任程立佐）学生第一师师长。
1970年9月1日，卸任学生第一师师长。
1972年，退役，后任台湾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慈母育幼院院长。
1974年10月30日，任台湾省太平荣誉国民之家主任。
其夫人在台湾，大陆有二女：桂花、桂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