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警惕历史的沉渣泛起
——评聂元梓和蒯大富
舒 声
凡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人都知道聂元梓和蒯大富这两个曾经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的人物。聂元梓曾经当过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蒯大富当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们文化革命时都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过充分表演，文化革命结束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释放后都曾经经过商。现在聂元梓已经是89岁的垂垂老人，蒯大富也年满65岁了，分别生活在北京和深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两个人物进行一下比较和分析，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后代，应该是有益的。
一、聂元梓和蒯大富的共同点
1、他们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他们在文革中的罪行和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
聂元梓在校内的罪行主要是残酷迫害革命干部、教师和学生，镇压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和群众。以她为首的校文革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走资派”，把许多有学术造诣的教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建立“监改大院”，强迫劳动，组织批斗。对于和她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和学生，则用批斗、关押、非法刑讯、断水断电断粮等方式进行迫害镇压，直到组织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多人。例如本校学生刘玮、殷文杰、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都是被聂手下的打手活活打死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聂元梓的判决书中写道：“聂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籍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鹣鹣、俞藏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八月九日、十四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女学生韩琴英被专案组由济南绑架回京时，遭到残酷毒打，在北京站受到公安派出所制止。被告人聂元梓亲自打电话，强令派出所将韩琴英交给她手下的人带回北京大学。韩被带回后，因遭蒙头毒打而流产。”据笔者所知，这里还漏掉了一个生物系学生樊立勤，樊因为反对聂元梓，被她手下的打手抓起来，刑讯逼供，由于樊坚强不屈，被他们用粗铁钉钉入膝盖，造成终身残废，这与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审讯共产党人的做法有何不同？凶残若此，非经历者和亲见者难以置信。1969年8341部队和工人宣传队，曾经给聂控制下的北大校文革定性为“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还是比较准确的。
聂当然不甘于仅在校内称霸，还把手伸到社会上。判决书写道：聂元梓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被江青指使的王力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经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于十六日密谋支使，在十九日，带领孙蓬一等四人窜到上海市。聂元梓到上海市后即与张春桥密谈，并纠合在上海市的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所谓“战斗团”，炮制了以“打倒常溪萍(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领导权的反革命策略。聂元梓在上海市四处煽动说：“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和黑帮分子联络的联络员，他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打倒常溪萍是打开上海市委的缺口，要死死揪住他不放。”十二日十三日，在研究“打常(常溪萍)”会议上聂元梓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等一些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十五万到二十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同时又找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座谈，煽动他们造反，并向华东师范大学的造反派提出“要让市委后院起火，打进市委机关去”。十二月十六日聂元梓离沪后，留下孙蓬一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孙与华东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于十二月十八日进驻了中共上海市委，伙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聂元梓的一系列罪恶活动，致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等多次遭到残酷批斗，使本来坚持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
在聂元梓的授意下，新北大公社1967年组织了“除隐患战斗队”，在社会上大抓“叛徒”，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许多老干部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聂元梓于1967年1月，得知江青示意戚本禹向人民大学学生煽动、诬陷说“朱是反毛的”这一消息后，即亲自向人民大学学生了解戚本禹的讲话内容，记在笔记本上，随后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组成“联合批判班子”，批判《朱德将军传》，并决定“新北大负责组织写稿”、“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藉以诬陷朱德委员长。这个“联合批判班子”相继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办的《新北大》报上，文章恶毒诬陷朱德委员长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大军阀，一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大投机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双手沾满少数民族的鲜血”；“周旋于反动军阀之间”；“井冈山上的流寇将军”；“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拜倒在蒋(介石)贼脚下的抗日领袖”等。这期《新北大》报纸印发50万份，发往全国，以煽动诬陷朱德委员长。
聂还和部分追随者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得意地说这是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意义超过第一张。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蒯大富的在校内的罪行主要是指挥武斗，打死打伤本校群众和工宣队员。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在社会上蒯的影响也很大。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2、他们都受到当时领导层的指使和利用
客观地说，聂和蒯在校内的罪行主要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是无法开脱的；而在校外的罪行基本上都是受到当时领导层和中央文革某些人的利用和指使。例如张春桥、王力、戚本禹等多次接见蒯大富，指使和授意他反对刘少奇和揪“军内一小撮”等；聂元梓和江青、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他们当然会对她施加影响；聂自己也承认，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女儿也和她见过面，传达过其父母的指示。虽然聂极力否认“第一张大字报”是受康生和曹轶欧指使写出的，但是当时由于聂通过上层关系，已经知道彭真被打倒的消息，而陆平又是彭真线上的人，给陆平写大字报风险不大，弄好了还能立功，所以才敢于写大字报，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3、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文化大革命”是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受到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利用的一场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聂、蒯当然对此不能承担主要责任，他们只是领导人棋盘上的两颗小卒（，甚至连小卒也算不上）。他们在文革舞台上大约只活跃了两年多，可是后半生都受到了影响，应该说，他们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为此，他们被关进监狱多年，释放后下场也很凄凉，聂没有了单位和房屋，没有了工资和医疗待遇，只能靠亲友接济，后来经商赚了点钱，但一直不能享受老干部的待遇；蒯甚至不被允许居住在北京，先后奔走于山东、江苏、深圳等地，为了解决孩子上学何户口问题，与妻子不得不“离婚”。他们的晚境，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据说目前境遇已经有所改善。
二、聂元梓和蒯大富的不同点
1、出身和经历不同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１９３４年，１３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１９３７年７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１９３８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１月，年仅１７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１９４６年２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１９６３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１９６４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时，４２岁的聂元梓已经是行政１２级干部了。文革爆发那年，她４５岁。聂元梓的兄长和姐姐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他的哥哥聂真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嫂子是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他的第二任丈夫是中央监委常委吴溉之。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农村，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63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开始时，他仅是一个21岁的青年学生。
由此可见，聂是个有长期革命经历、复杂社会关系和丰富工作经验的“高干”（13级以上就算高干），而蒯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青年。因此也可以说在文革中聂的行为更多（地）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有预谋的，她对中央内部斗争的情况有所了解，身边还有一群幕僚出主意，例如她去上海和给邓小平写大字报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而蒯由于年轻气盛，大多是不自觉地、莽撞地、冒险地行动，更富有赌徒的色彩，他的身边也多是年轻人（当时清华的干部已经都被打倒，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带胡子的高参）。1968年工宣队进校时他不明真相，还给中央发电报说“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求救”，可以看出他实在是缺乏政治判断力。
2、性格各有特点
聂的性格偏于内向，有老练的一面，有时能够看到某些中央领导人的问题和分歧（如发现江青和陶铸、王任重的分歧），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规避风险；但她有二个致命弱点，一是颟顸自信，从不承认自己错误，总是文过饰非，为自己找借口；二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团结周边人，对反对过她的人打击报复。她当了北大文革主任后头脑膨胀，喜欢被人奉承，被群众称为“老佛爷”（连毛泽东都知道了）。例如周培源先生本来是支持她的，后来看到她横行霸道，不听正确意见，也加入了反对她的组织；许多原来校文革的常委、委员（如侯汉清、徐运朴等），甚至社教运动时的以及和她一起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李醒尘等）也逐渐看清她的面目，和她分道扬镳了。原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是比聂资格还老的老干部，社教时也反对陆平，被称为“左派干部”，被结合进校文革，后因为有不同意见，竟被聂打成“叛徒”；还有副校长戈华、政治系总支书记张侠、经济系干部杨勋，以及众所周知的季羡林先生，都因为和她观点不同，遭到迫害，甚至坐牢。聂的个人品质也很差，喜欢说谎，爱占便宜，为了个人目的不惜一切。例如她为了找个政治靠山，在文革前找了比她大20多岁的老干部做丈夫，还私自拿走丈夫孩子的外国手表，文革开始后看到丈夫出了问题，又迫不及待地要离婚，还欺骗和唆使红卫兵去丈夫家抄家。
而蒯的性格属于外向，他胆大妄为，好出风头，敢和工作组长甚至大人物薄一波辩论，有时也耍些诡计，例如所谓“智擒王光美”。当然他也有投机心理和个人野心，被“中央文革“解放后当了红卫兵司令，自以为了不起，想借文革之机青云直上，所以他很容易被中央文革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成为他们的马前卒和工具。但他毕竟缺乏政治经验，经常被人利用而不自觉，也不能审时度势。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时他进入会场放声大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上的低能和虚弱。蒯的身上还有一些江湖义气，他出监狱后曾经回到工作过的青铜峡铝厂看望旧时工友，在深圳等地经商时也得到过一些朋友的帮助。
3、他们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
蒯大富对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例如对清华大学的武斗，蒯承担一定的责任，他说：“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由此可见，蒯对自己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反思，心态也还平和。
与蒯相比，聂出狱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到处写上诉信为自己翻案，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最高领袖的指示行动的，没有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勾结，相反她还早就看出江青有问题。2005年1月，她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说要“洗刷加在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在回忆录中她极力为自己表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而有见识的人物，更为荒唐地是她竟然掩耳盗铃地把自己和“新北大公社”截然分开，说自己是文革主任，新北大公社是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做的坏事与她无关，还否认她策划和制造了北大的武斗，说北大的武斗是“地派”挑起的，后台是谢富治和林彪。她对《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揭露她指使红卫兵抄自己丈夫家的文章气急败坏，耿耿于怀，写信辩驳，并借机否认“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下写的。总的看来，聂对于自己的罪行和错误缺乏自省和反思，还停留在计较一些具体事实和细节上，对受自己迫害打击过的人更缺乏内疚和歉意。
三、这两个人物对我们的启示
1、历史的偶然和必然
聂、蒯在文革中出现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神奇。每当他需要一个新的角色时，就会有人迅疾地浮出。”（黄昌勇，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三期）。每次历史变动或政治运动总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上层领导人也会根据他们的意愿发现和推出这样的人物作为他们的马前卒。例如，建国初期批判“红楼梦研究”时，毛泽东就及时发现了李希凡和蓝翎，并作为“小人物”去打击“大人物”。文革中除了聂、蒯外，北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上海有王洪文、陈阿大等，山东有王效禹，文革后期还有张铁生，李庆霖、黄帅等，都是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人物，曾经风云一时，后来又都被抛弃在一边。聂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她在文革前的北大社教中和陆平结下了冤仇，对支持陆平的彭真和邓小平很不满，遇到了机会自然要跳出来表现和报复；蒯的出现则更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基本上是工作组和王光美给逼出来的。发动文革的上层领导需要这样的人物作为典型和工具去推动文革，自然就要利用他们，这不足为怪；等到他们的利用价值失去了，上层领导者不需要他们了，自然弃之如敝履，也不足为怪。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后台死亡或垮台了，被他们欺压迫害过的群众自然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新的领导层把它们送上审判台来清算他们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个人的命运逃不脱历史的命运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段话写得发人深省：“看起来，文革好象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且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与准备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
作为文革中的风头人物和工具的聂、蒯的命运其实是早就命中注定了的，他们的命运不由自己决定，而由历史决定，他们无论如何也逃不脱历史的惩罚，虽然这个惩罚也许太沉重了，也许时间太长了一些，但是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比起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成千上万个干部、群众，比起被他们手下的打手打成终生残废的学生和冤死的工宣队员，以及被历次政治运动整的家破人亡的家庭，他们的就不应该有冤屈之感了。
3、对历史应该有敬畏之心和忏悔之心
在历史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有敬畏之心和忏悔之心。当一个人手中有权时，他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但是历史都给你记着这笔账呢。一个在老年时，往往会怀旧，也会忏悔，发现了自己过去做错了什么，应该及时忏悔，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周扬在长期的文艺领导工作中，曾经整过很多人，文革中他自己也被打倒，被平反后，他流着泪向被整过的人道歉，得到了很多人的谅解，甚至连肖军都承认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原谅了他过去的错误。剧作家曹禺在反右时按照上级的指示批判过吴祖光，画家华君武并没有直接整过人，只是在反右时画过批判“右派”漫画家的作品，文革后他们都真诚地向被他们批判过的人道了歉。这些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也解脱了自己身上的包袱。
而作为文革“闯将”的权倾一时的聂元梓，不仅毫无忏悔之心，而且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和开脱，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甚至还有功劳的受害者，博取同情，归根结底她还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考虑个人的利益，而没有宽阔的历史眼光，所以她总是觉得自己冤枉，而没有想到由于她的存在和在文革中的行为，给多少人带来痛苦和灾难，这是她极端自私自利的世界观和立场决定的。
4、值得警惕的现象
其实聂元梓和蒯大富本来已经成为历史的渣滓，不值得一提了。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这两个人的名字被炒的很热，在某些人的策划下和支持下，聂在香港出版了口述回忆录，为自己开脱罪责，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也有人写了《蒯大富传》和介绍他的文章。近来，聂还经常参加一些活动，打开网站，可以看到一条信息：2009年12月26日，聂参加了“乌有之乡”网站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人认出了这个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聂元梓。有人争着与她合影，也有人询问她的近况。在等出租车的空间，一个中年男子走过去大声说：“聂元梓同志，你们当年搞得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局面了！”（引自韩三洲：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客观地分析，炒作聂、蒯的情况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是对现实不满，看到当前社会上腐败和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情绪愤激，错误地怀念文革，以为文革中没有腐败，通过文革可以制止腐败，把聂、蒯当成了反腐英雄。这些人多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青年人，他们对历史不够了解，对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没有切身体会。对这些人，我们经过文革的人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了解文革，总结吸取文革的教训，不要盲目地把文革中的罪人当成英雄。另外一种人则是别有用心的，企图通过聂、蒯来为文革翻案，为极左路线翻案，否定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措施和改革开放的成绩，攻击现在的党中央和现行的政策，为极左势力上台制造舆论。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索。
善良的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历史的沉渣再次泛起，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