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始末 迟志强的歌曲
“迟志强?三个字怎么写?”提问题的是南京市档案馆一位年轻的女孩。
她甚至没听说过迟志强的名字,她不知道这个帅气的影视小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走红程度,绝不亚于如今人尽皆知“艳照门”主角陈冠希。
从演艺轨迹来看,迟志强和比他小二十多岁的陈冠希有着惊人的相似:年少成名,大红大紫,却在事业的高峰因个人的生活问题迅速坠落。
陈冠希因“艳照门”成千夫指尚可全身而退,而二十多年前的迟志强则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了两年半的牢狱光阴。
2008年2月26日,记者来到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这份尘封已久的刑事档案。
当这份名为“84刑一字8182号档案”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牛皮纸外壳上“案由”一栏里的“流氓”二字显得格外醒目,时间一下子被定格在了上世纪80年代。
当红影视小生被“严打”
1983年9月,正值全国“严打”之际。
24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迟志强正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这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会和他有什么关系。
那个时候的迟志强是中国最红的男演员之一,“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迟志强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走红程度。
人生之路却意外地拐弯了。
这一天,拍戏之余,迟志强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曾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和这样的人关在一起,迟志强有点窝心,但也有点恐慌。“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
几天后,南京来人了,几个持枪武警将迟志强押回了南京。
迟志强对南京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刚刚在这里拍完电影《月到中秋》。
但在拍电影之余,他还做了一些事情,一些让他悔恨终身的事情。
他误入歧途
我们从发黄的档案卷宗中去寻找迟志强当年在南京的行踪。
当记者打开档案卷宗,赫然看到的就是一张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一共有8名被告人(女性被告一名),年龄在22岁至29岁之间,迟志强位列第三,除他以外,其他7人均居住在南京。
判决书中指出:“上述被告人因流氓一案,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不公开审理。”
被告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王某,27岁,捕前系江苏省级机关某车队驾驶员,他是这起流氓团伙案的主犯,也是迟志强最终身陷囹圄的关键人物。
在判决书的文字表述中,迟志强的犯罪行为都是和王某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4月某日晚,王某伙同被告人迟志强及曹某(已判刑)在双门楼宾馆分别与女流氓刘某(另案处理)进行流氓淫乱活动;同年3月某日晚,王某驾驶小轿车伙同迟志强邀女青年陶某乘车兜风,两被告在车内分别与陶某进行流氓淫乱活动。”
“被告人迟志强还在1983年元月至1983年5月间,先后与女流氓陈某、徐某(均另案处理)、刘某以及女青年曹某,进行流氓淫乱活动。在此期间,通过王某认识并猥亵了女青年王某。
迟志强后悔自己的行为
据记者了解,迟志强在南京拍电影期间,就是王某为他开车,两人年龄相当,很快就混熟了。
迟志强事后回忆说:“我在南京拍电影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铁哥们’、‘铁姐们’,在我的业余时间,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后来的发展,就出问题了。”
高干子女的小圈子
有一次,迟志强的几个朋友从外地来南京演出,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找迟志强帮忙弄几辆车送一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迟志强于是找到王某,但是一辆车肯定不够,于是王某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南京军区的朋友。
“是一个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据说是部队领导的女儿,营职军医,大高个。”迟志强回忆说。老大姐很爽快,帮他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气气派派地把人送走了。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就这样,迟志强得以进入到高干子弟的小圈子里。
“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一些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公开搞舞会,但他们经常跳,而且还是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
“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
“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获刑四年
不管迟志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
和他混在一起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作为流氓团伙案的主犯,王某被法院认定为“利用其驾驶的公用小轿车多次勾引妇女,姿意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已构成流氓罪。”
判决书中对他描述称:“被告人王某自1981年至1983年间,驾驶小轿车,先后在本市大方巷、夫子庙、大行宫、工艺美术大楼、军人俱乐部、察哈尔路等处,以乘车观夜景、兜风为名,勾引并奸污了女青年刘某、查某、宋某;勾引并猥亵了女青年徐某、蒋某、李某、方某、陈某、龚某等人。”
而迟志强和其他被告人也被认定为“各自采用不同手段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恶劣,均已构成流氓罪”。但法院认为迟志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应给予轻判。
1984年5月2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五十二条和全国人大《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对迟志强等人进行了判决:王某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被告则分别被判刑一到五年不等。
迟志强因犯流氓罪获刑四年,刑期自1983年10月18日至1987年10月17日。
至此,他的明星路戛然而止。
迟志强:唱了25年《铁窗泪》
18日,迟志强在山西太原。
“蒙朋友照顾,来这里参加两个商业演出。”他说,“唱的还是《铁窗泪》和《愁啊愁》。”
二十多年了,人们依然喜欢听这两首歌。
这是迟志强万万没有想到的。
如同他当年,以“流氓罪”被逮捕、送进监狱一样。
小红旗和艺术团
迟志强说,“当初被逮捕,第一个觉得对不起的人就是当时的女朋友。”
她是个空姐,漂亮、大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都快要结婚了,拍完《夕照街》,就有人给我礼钱,我都收了。”
迟志强被判刑到江苏省十七劳改支队后,女朋友提出了分手,这让他有了轻生的念头。
劳改队的同志一看情形不对,直接把他送到了江苏花山煤矿,希望大量的体力劳动不再让他胡思乱想。谁知,他第一次到码头卸煤时,不知道谁把消息放了出去,居然引来当地群众的围观。
迟志强跟所有的犯人一样,光着肩膀走向了船舱,围观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看吧看吧,那就是迟志强!那个强奸犯!”
“人们有的朝我吐口水,有的朝我扔石子……”迟志强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他承认,这都是惨痛的代价。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来信。他们一边觉得我相当可惜,一边鼓励我振作起来。”
迟志强知道,他应该积极改造,只有这一条路。
“我被分配到大田三组干农活,那个地有几百米长,没有机器,一天就要干完。还有就是把几吨重的石头用大锤砸碎,弄成垫路基的小石块,敲得虎口都震裂了。”
只要回去后,看到自己的名字下有小红旗,迟志强就不觉得累了,“小红旗多了就能减刑”。
半年后,春节前。
支队指导员希望迟志强能够排演几个文艺节目。
“指导员叫张德太,人真的非常好。他说花山要成立一个‘犯人新生艺术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
迟志强负责组建,并担任“团长”职务。
“虽然我是电影演员,但是排个相声啊、三句半啊、小品、小短剧、歌舞啊,还是不在话下。当时花山因为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也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
他带领着这些人自编自演了四十多个节目,服装、舞美、造型都由他全盘负责。
有一个节目是迟志强的诗歌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迟志强让他编了一个舞。
“‘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诗歌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迟志强声情并茂地描述着。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
迟志强又一次听到了掌声,他和“犯人新生艺术团”名声大振。
因为这个艺术团,迟志强先后3次获得一等功。他4年的徒刑减刑一年六个月,1986年4月17日提前出狱了。
在迟志强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有着他当时的心情写照。
“不知道怎么搞的,临要刑满,我却害病了。开始是感冒,接着发烧……最近常常失眠,过去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傻小子,倒在床上就能睡着,现在不行咯,要翻几十个身才能稀里糊涂地混过去,可能是精神负担太重了……我和爸爸商量好,叫家里不要来接我,一是路远,二是家人来接太难为情……想想4月17日,心里又喜又怕,不知是一种什么心情驱使我心中一阵地狂跳,简直快发神经啦。社会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面貌?”
出狱那天,面对着众多媒体和前来接自己的人,迟志强茫然得不知该怎么办了。
“出狱后去哪里?当时,哪个单位敢接收这样一个劳改犯?”这是他的心声。
剃光的头发还没有长起来,背着一只破包,迟志强回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无法恢复过去的编制,他不能拍电影了,只能去打杂。
他服务的对象是厂里所有的职工,工作内容是一切杂事,包括给员工维修房子、拉泥、运煤甚至端茶倒水,而一起干活的工友就是以前为他服务的、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的杂工。
“有一次,一位职工家的下水道堵住了,我和一位姓王的临时工一起去疏通,看到搭档速度太慢,我习惯地催促道:‘快点!’没想到,小王也是直性子,眼睛一翻便扔了扳手,说:‘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电影演员吗?要快,你一个人干去……’”
更让迟志强难受的,是来自原来相熟的朋友,宋晓英、郭凯敏、陈佩斯这些老朋友怕他难堪伤心,遇到他总是绕道而行。
但是整个长影厂就那么大,总有相遇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大门口遇到了宋晓英,宋晓英拉着他的手叫了声:“强子……”
他顿时泪如雨下。
此后,迟志强戴起了大墨镜。
逐渐地,他改正错误的虔诚态度,重新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1986年底,著名编剧张笑天写了电影剧本《天鼓》,找到迟志强出演主角。
“厂长让我马上买机票到成都,去西藏拍这个片子。那时候我没有哭,但是那个兴奋呀。虽然隔的时间不长,才4年。我感觉失去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又回来了。”
迟志强知道机会的来之不易。
剧组行程1万多公里,从青藏高原一直拍到上海吴淞口,他没有一句怨言。在青藏高原时,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他6天6夜吃不下东西,仍然坚持拍戏……
遗憾的是,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公映。
“因为刚拍完中宣部就有一个通知,说长江漂流的事情就不要宣传了。那是我出狱后的第一部戏,挺可惜的。”
这次经历,重新唤起了他对艺术的渴望。
因为工作时迟志强嘴里老是哼哼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当时的《电影世界》主编赵子明听见了。
赵子明饶有兴趣地说:“我们给你录歌,出盘磁带吧!”
“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
“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
最后一句,被迟志强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1988年8月,《铁窗泪》专辑整理录制完后就投入市场,没想到反响竟然空前的好。
特别是其中的《铁窗泪》和《愁啊愁》两首歌。
有的人在相亲时,有的人在商店开业时,有的人在过生日时……嘴里居然都唱着“愁啊愁,愁得白了头”。
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
“《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举行,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
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批评也从天而降。
很多人认为,迟志强还没有走出“监牢”的阴影,他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甚至不健康的情绪带到了社会上;还有人认为,迟志强完全是在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
迟志强委屈不已。
一番思考之后,迟志强做出了再次离开舞台的决定。他觉得,“自己要想真的从头再来,要想忘记过去的阴影,一定要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为了家人重新振作起来
就这样,1988年年底,他又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姓同音的老婆和旭日南升的儿子
其实,迟志强是远赴杭州,和一个名叫池代英的女孩结了婚。
说起和她的相识,迟志强笑称这是美妙的缘分。
那是1987年迟志强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打杂的时候,池代英当时是杭州华日电视机厂的会计。两个看起来根本不会碰到一起的人,因为长春无线电厂牵了红线。
华日电视机厂和长春无线电厂有业务往来,池代英去无线电厂出差。而长春无线电厂就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对面。
无线电厂的张美爽(音)是负责接待池代英的,而张又是迟志强同事的好朋友。
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放电影,迟志强同事送了两张票给张美爽和池代英。
迟志强也拿到了票。
在去看电影的路上,迟志强就觉得前面两个女孩,总是望着他,还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也习惯了,很多人都喜欢对我指指点点的,反正我戴了大墨镜,也无所谓。”
谁知道,进了电影院,那两个女孩就和迟志强紧挨着坐。其中一个,就是池代英。
两个年青人就这么认识了。
接下来池代英在长春的时间,都有迟志强陪着。但是,池代英对于迟志强的过去只字不提。
回到杭州后,池代英写信鼓励迟志强:“希望你能早日重返银幕。”不久,接到迟志强的回信后,池代英特地回到长春去看望迟志强。
就这样,两人相爱了。
为了告别过去,能够彻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迟志强决定倒插门,做了杭州女婿。
新婚后,迟志强开始挣钱养家。
当时适逢下海成风,有几个朋友便拉迟志强入伙,“下海玩玩”。后来,6个人一起出资,在迟志强的老家哈尔滨开了一家酒店,取名叫“金事达酒店”。
当时,凡是有客人来,一定点名叫迟志强作陪。
要求多的客人,要他陪着唱歌;要求少一点的客人,就请他签名合影;最多的是要他陪酒……
不管哪一桌,凡是来吃饭的,一定要在中途把迟志强喊去敬酒。
有一次,两桌客人同时喊迟志强,他先去了离自己近的一桌,没想到惹怒了另一桌的客人。对方先是大声叫骂,看迟志强还没过来,就纷纷敲起了桌子。等到迟志强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不耐烦了,其中一位客人发怒地把剩汤泼到了迟志强脸上,骂道:“不就一个烂歌星吗?太不识相了!”
池代英十分心疼:“钱没赚多少,再这样你就‘交代’了。”
无奈,夫妻俩只得撤资,从此一直定居在杭州。
1989年,儿子出生了。
迟志强给儿子取名为“旭南”,“旭日在南方升起。”作为一名有过坎坷的北方人,希望在南方能够重新发散身上的光和热,这是迟志强的愿望。
为了儿子,迟志强又做起了生意。
不久,他看中了河北秦皇岛这一旅游胜地,和妻子商量之后,他和朋友合伙在秦皇岛开了一家小酒店,起名“名门酒店”。
这一次,迟志强再没有用自己的名气做什么宣传,更多的时候,他完全像一个普通员工那样给妻子和朋友打起了下手;有时候服务员太忙,他还要亲自端茶倒水……
渐渐地,他不再被“坐过牢”的阴影笼罩了,变得自信起来,摘掉了自己的墨镜,能够平心静气地跟任何一个客人像普通朋友那样聊天了。在这种普通的生活里,他有段时间相当满足。
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来请迟志强唱歌、演戏。
“蒙朋友照顾,别人想听,别人想看,咱就上吧。”迟志强也透露,那些商业和戏剧演出的报酬并不算高,很多都是意思性质的,但是他却乐在其中。
他说,这就是他的命,怎么都离不开这个圈儿。
记者手记
迟志强的语频非常快,像机关枪一样,不仔细听,真怕前后连不上。
整个采访过程,他的情绪十分高涨。
听到是南京的媒体,他说:“我和南京渊源深啊……”
听到记者的声音,他忙喊了声:“好妹妹。”
提到《铁窗泪》,他还不忘在电话那头现场唱了几句。
直到提到迟旭南,迟志强才逐渐冷静下来。
“我儿子,现在19岁,个子都比我高啦,比我年轻时都帅,他们学校同学都喊他‘校草’。”
“他今年高考,不想考表演学校,想考个综合型大学。”
“他十分懂事,从没有提过我的过去,只说我的歌唱得棒。”
“他把我当成了他的偶像……”
迟志强的最后这一句,每个字发音都出奇的清晰。
国家一级演员马军勤:我和弟弟迟志强不得不说的故事
南京,1983年,这座城里曾发生过什么或许早已忘却,但对于迟志强,他永生难忘。那年的南京城,成了他的“伤城”。
迟志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三年牢狱生活下来,很多人、很多事,我看出了他们的本性。但南京的军勤姐,是一个能让我感恩一生的好人。”
迟志强口中的“军勤姐”,全名叫马军勤,是和迟志强“同一代”的国家一级演员,她在《乌龙山剿匪记》里扮演的田秀姑被人们所熟知。
从没见过面,却第一个帮他说话
迟志强全神贯注地看着“妈妈”的表演,他想起自己给陈老师的信:“……过去我心灵污浊,可是,当我的灵魂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后,对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可是从今以后我决心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但愿人们能够理解一颗正在觉醒的犯罪的心!”
——摘自周末报《狱中的迟志强表示追悔》,作者 马军勤。
通信前,马军勤从没见过迟志强真人,对其印象也只是停留在他演过的那些电影上。马军勤说:“电影里的第一印象,是他在《小字辈》里的形象,积极向上,充满朝气,有着阳光般笑容。”
当年,“迟志强事件”在南京发生,全国轰动。在南京市话剧团的马军勤听到此事后很震惊,随后又感到“很惋惜的,这么一个有天赋的演员就给毁了”。马军勤回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舆论媒体一致把迟志强定性为“强奸犯”,众口铄金下,她也觉得“这年轻人挺坏的,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几个月后,马军勤对迟志强的印象发生变化。话剧界的老前辈陈琳,曾在《彩桥》里和迟志强搭档演出了母子,有着不错的交情。
“陈老师说,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把他肆意地歪曲、彻底地否定掉,很多媒体对迟志强是歪曲报道,他现在心理压力很大,你看能不能写一篇客观点的稿子,消除大家对迟志强的误解。”
马军勤的文笔不错,她一口答应了下来。
1985年1月19日,一篇讲述“迟志强入狱事件”的稿子,发在了《周末》报的头版头条上。马军勤很是骄傲,她说:“我是在迟志强入狱后,全国的媒体都在说他坏话时,第一个写报道为他‘正名’的人。”
报道出来后,反响很大,电视剧《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当时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当时他在深圳电视台工作,因为和迟志强合作过两部影片而成为朋友。为了帮助常喊他“老大哥”的迟志强,郭宝昌写了封信给马军勤,感谢的同时,还请她“伸出友谊之手,多帮助迟志强”。
善良的马军勤应允了,她尝试着给迟志强写了第一封信,鼓励之词,充满薄薄的几页信纸。
几日后,收到信的迟志强被这位“从没见过面,却勇于帮他说话”的好心人感动。从此,两人书信不断。
出狱的他第一个想见的,是我
今年的“十一”快到了,我们中队准备排练几个节目,矿里还发了“歌咏比赛”的通知,我们只好暂停话剧,改排歌咏形式的合唱,初步设想是以朗诵、独唱、颂唱、合唱为主,中间加四重唱。九首歌,半个小时。我们准备拿第一名呢,哈哈,我先吹出去啦,你不笑我吧。
志强 1985年9月1日
在马军勤给记者展示的几十封信里,开头称谓的变化十分有趣——前几封是“小马”,后面是“军勤”,再后来是“军勤姐”。 马军勤笑着解释:“写信的时候,我一直没说年龄。后来通信时间长了,迟志强也慢慢了解我,看信的内容就知道我比他大,称呼就这么慢慢地开始‘长’起来。”
马军勤回忆,迟志强刚进监牢的时候很不适应,有时候还被其他犯人暗中欺负。
“你也知道,他年少成名,现在成天都和那些素质较差的人生活在一起,落差太大。这时候,他就很渴望与外面的人交流。”
两人的“信件友谊”频繁到一星期一个来回,马军勤慢慢成了迟志强的精神支柱,“有时候我拍戏比较忙,稍微迟回了几天,迟志强就写信过来催我——怎么还没回信呢?”
监狱里写信有时间限制,每到“通信日”,迟志强都会收到一大批来信,朋友的、同事的、影迷的……这么多信里,迟志强会去找他熟悉的笔迹,每每此时,马军勤的信件让迟志强都不会落空。
不仅如此,马军勤怕迟志强牢房的生活单调,还特意挑选了很多有关影视文艺的书籍给他寄去,鼓励他继续学习。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1986年4月1日,离迟志强刑满出狱还有十几天时,迟志强感冒发烧,为了让马军勤放心,他还是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写起了信。
那封信里,迟志强把他出狱的时间告诉了马军勤:“我4月17日乘花山至南京中央门的早班车,在花山发车是早上7:00,到中央门大约是10:20,不知那天你能否抽空在中央门汽车站接下我,或我到你家中找你”。
遗憾的是,当时马军勤正在外省拍戏,没能赶回南京,也错过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马军勤回忆说:“当时他在监狱收到的来信中,我给他写的信最多,他当时也非常信任我,所以出狱那天,他第一个想见的,应该是我。”
他的两首歌,光版税就拿了20多万
可盼来你的信啦,我在高呼万岁的同时,心中又充满着委屈,我怎么会没给你写信呢?!往外景地写过信,往南京家里写过信(要知道,只有你忘记我,我是不会忘记姐姐的)。我一直在苦恼中,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想念你,特别从花山回到南京时,应该见到你而没见到。
我目前一切均好,春节后就可以回演员剧团上班啦,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些配音工作。我住在演员剧团楼下的一个房间,吃在集体食堂,很好。同志们对我也很好,刘世龙常出外拍戏,我和他常常提及你。
盼有机会再次来长影上戏,我也在努力争取实现!!
志强 1987年1月22日
1986年4月17日,迟志强跨过了监狱那道白灰画成的警戒线,“咔咔”作响的铁门在他的面前开启,又在他的背后关上。
迟志强出狱了。
来接他的,是陈琳老师帮他介绍的笔友,是上海的。
之后在陈琳的带领下,迟志强又去过马军勤家。
马军勤的母亲至今还记得那位“鞠躬的小光头”,她笑着说:“门一开,看到一个小光头在门外就开始朝我弯腰鞠躬,说感谢军勤姐这几年对他的关心和鼓励。赶紧把他让进门后,小伙子非要认军勤做姐姐。”
得知马军勤不在家,迟志强一脸失落,很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距离的再次拉开并没能妨碍两人信件的交流,很多时候,马军勤继续扮演着“知心姐姐”的角色,帮这位历经坎坷的弟弟照亮前行的道路。
那段不光彩的经历让迟志强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在给马军勤的信中,他写道:“刚出来那天就有些不适应,连南京城东西南北都不认识,姐姐会笑我吗,我那时可是个十足的‘傻老帽’,回到哈尔滨也是一样……”
马军勤说:“当时我就安慰他,让他慢慢来,努力重新振作起来。我还对认识的影视圈中的朋友推荐迟志强,让他们帮忙,看能不能演上戏。”
军勤姐无私的帮助,迟志强记在了心上,他想最好的回报办法就是拿出成绩,证明军勤姐没有帮错人。
1987年,迟志强的机遇来了。
根据监牢里的生活,迟志强创作并演唱了《铁窗泪》《愁啊愁》等歌曲,顿时风靡大江南北,迟志强被称为“囚歌之王”。
1991年,重回影坛后的迟志强终于得到报答姐姐的机会——邀请马军勤去四川的乐山,在电影《大围捕》里扮演他的妻子。
就在乐山市汽车站出站口,马军勤第一次见到前来接她的迟志强。
“当时我们都愣了下,然后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认识了6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像天天在一起的老朋友。”马军勤说,“接到我后,迟志强拉我去吃饭,我感觉他很快又适应了这个社会。迟志强很灵活,嘴巴甜得不得了,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他长了双桃花眼,这种人到哪都会有人喜欢。”
此时马军勤眼中的迟志强,也已经不再是那个“愁啊愁,菜里没有一滴油”的落魄小伙了,他成了富翁,而且还是“富得流油”的那种。
“当时我们在剧组一起拍戏,休息时聊天,迟志强告诉我,《铁窗泪》《愁啊愁》的歌曲光版税就拿了20多万。”马军勤的眼睛一下变大,“20万!那个时候南京城里一幢别墅才卖几万元钱啊!”
在拍摄期间,马军勤亲口认了迟志强这个“早就存在的弟弟”。一个多月后,马军勤戏份完成,迟志强把她送回了南京。
“从91年的那场戏以后,电话普及开来,我们的书信里的姐弟情谊就这样结束了,”马军勤有些感慨,“后来志强越来越忙,我们的联系也相对少了,不过这份情谊依旧还在,我永远都是他的军勤姐。”
江苏人艺老演员陈琳:我儿迟志强
如果陈琳没有认识迟志强,她说自己会少太多操心,少太多牵挂。
上一次见面,是在3年前。
迟志强到南京来演出,专门把陈琳一家接到了南京著名的饭店“红泥”做客。
那顿晚饭,他一口一个“妈妈”,比陈琳自己的儿子叫得都亲热。
“从1982年我们合作演出《彩桥》开始,无论戏中戏外,他都叫‘妈妈’,十分热情!”已年过七旬的老人陈琳,面容姣好,精神矍铄,讲话字正腔圆,“多个儿子固然好啊,但也没少费神啊。”
老人喝了口茶,叹了口气,开始慢慢叙述起她和迟志强的故事。
嘴甜的俊小伙
“第一次见迟志强,哟,这小伙子,长得真是俊俏,个子又高,条儿又好,是块做演员的料。”陈琳对迟志强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1982年年初,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办办公室。
《彩桥》的导演金音介绍两个人认识了。
“啊,您就是这次戏中演我妈妈的陈老师啊,妈妈,妈妈。”迟志强一下搂住了陈琳,亲热地叫起妈妈来了。
“可能因为这孩子是东北人的缘故,十分热情,而且,嘴还真甜。”
陈琳在剧组里算年龄偏长的,迟志强遇到人就说:“陈琳是我妈妈,你们可要照顾她啊。她是南京人,不知道能不能吃惯西安菜,我要为她去找南方菜去。”迟志强上街找了不少饭店,给陈琳带去了诸如鸭血粉丝之类的爽口菜。
陈琳非常感动,“当时的感觉,这孩子真是贴心啊。”
陈琳的亲儿子当时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学员,因为金音是他的老师,他也便在剧组里学习帮忙。
“说实话,很多人都觉得迟志强比我的亲儿子都要亲了。我儿子性格比较内向,和迟志强是个鲜明的对比。”
迟志强不光对陈琳热情,对陈琳的儿子也非常热情,他逢人便说:“这是我弟弟,我亲弟弟,大家要照顾着他点。”
说实话,在来《彩桥》剧组之前,陈琳并不太知道迟志强的名气。
后来才知道,已经凭《小字辈》走红的迟志强,当时已经有很多女粉丝来探班。
“主要都是女孩儿,又是送吃的,又是送玩的。迟志强对他们态度也不错,只不过会把东西分给我们吃,比如水果什么的。”
当时,迟志强的女朋友也来剧组探过班。
“那女孩儿挺漂亮的,个子高、皮肤白、嘴也甜。迟志强让她叫我‘妈妈’,她也就跟着喊‘妈妈’。”
对于迟志强的私生活,陈琳几乎不过问,“年轻人嘛,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干吗去干涉呢。”
就这样,在剧组的两三个月里,迟志强和陈琳几乎天天在一起。
戏一结束,他们就各自有了新的任务,还没有多么发达,他们也再没有了联系。
直到1983年,他们又进了同一个剧组《月到中秋》。
变了个人
“再见迟志强,完全变了个人。他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喇叭裤,还戴了副墨镜。”时隔一年再见迟志强,形象的改变让陈琳心中吃了一惊。
虽然在同一个剧组,但迟志强和陈琳这次并没有对手戏。
迟志强先进的组,他到南京后,执意要来看看“妈妈”陈琳。
“当时他坐的就是辆红旗,司机就是后来也被判刑的那个小王。这个小王个子不高,相貌平常,一点都不会引人注意。”陈琳特别留意了和迟志强一同前来的司机。“人还没有上楼,‘妈’的声音已经飘上来了。唉,还是老样子。”
其实,在此之前,陈琳已经有所耳闻迟志强的一些行为。
“那也是道听途说,说什么的都有。我也不太好过问,只是随口问了问他,女朋友还好吗?这小子回答得倒也干脆,‘挺好的,她快要来南京探班了,我让她一起来看您。’”这句话让陈琳没好再问下去。
那天,迟志强和小王还在陈琳家吃了饭。
戏拍完,剧组也散了。可过不了多久,迟志强就出事了。
陈琳如何得知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演员马晓伟和陈琳是忘年交,他给陈琳打来电话说:“陈阿姨,你儿子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陈琳一阵纳闷,儿子在家呢,怎么回事?
原来马晓伟口中的“儿子”是迟志强。
陈琳本来在迟志强刚入狱的时候就想去看他,但是因为手中剧务繁忙,一直被耽搁了。
“我也托去看过他的朋友带信给他,要好好改造。争取好的表现,早点回社会,做个有用的人。”迟志强也托人给她带回了信件,“陈老师,我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啊,可是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会亵渎这个称呼……”
“人生与事业是美好的,可是我自己放纵低下的情趣,已被生活所抛弃,这是自食恶果……追悔使我痛不欲生,我的罪行,给社会带来不安,给自己和别人的家庭带来痛苦……”
“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在痛苦的时候回忆美好的往事。失去了的东西才感到珍贵,我失去了多么可贵的东西啊……”
时间到了1985年,陈琳所在江苏省话剧团(后改称江苏省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由陈琳担任女主角的话剧《道口》。
其内容是反映劳改犯刑满释放后,重新面临严峻生活十字路口时的抉择。
由于这出戏的教育意义,被安排到南京附近监狱、劳教所进行演出,其中包括迟志强所在的花山。
介绍笔友
“眼前的迟志强,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风华。穿着囚衣,头发剃成了小平头。”陈琳清晰地记得在花山和迟志强见面的样子。
陈琳既替他惋惜,也十分心疼。
花山的领导也非常重视,政委和指导员都陪同了这次见面。
迟志强一开始,便低着头说:“我对不起你,我很惭愧!”
陈琳说当时自己真的是热泪盈眶,她回忆了当时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叫我妈妈?你犯了罪,可还是我的儿子。作为母亲看见你今天的处境,我当然很伤心。可我需要你的不仅仅是惭愧,更希望看到你振奋起来。你还年轻,人生的旅途刚刚开始,千万不能因为跌了跟头,就失掉了勇气,更不能失掉志气。”
陈琳在《道口》里,扮演的就是囚犯家属。
“当天晚上,话剧在花山煤矿的大礼堂进行。迟志强就坐在台下,我刚上台就一眼找到了他。”陈琳接着说,“这是我一生的演出生涯中,最激动的一次。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觉得我的台词,不是剧中的角色说的,而是我自己作为母亲,向坐在台下的儿子说的。”
演出结束后,迟志强托指导员告诉陈琳,“他说他非常感动,谢谢妈妈能来表演。”
因为和迟志强的关系,有很多人想通过陈琳认识迟志强,希望能够鼓励他重新站起来。
陈琳抱着对迟志强负责的态度,进行了认真的挑选。
最后她只选择了一个人,来自上海的普通工人张和祥。
是张和祥先联系陈琳的,这个和迟志强年龄相仿的技术工人,人非常憨厚。在陈琳的帮助下,他和狱中的迟志强开始了书信来往。
1986年4月17日,陈琳得知迟志强出狱,想去花山接他。
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成行,陈琳事先联系了张和祥,让他从上海赶过来,去接的迟志强。
“迟志强一到我家,进门就喊了声‘妈’。我啥都没有说,只是说,‘快洗手吃饭吧。’”
在饭桌上,迟志强和陈琳谈到了未来的问题。“妈,我在花山就听说,我们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可能还会要我,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回长春了。”
走的那天,迟志强特意来和陈琳告别,他声情并茂地说:“我回长春了,这些年多亏您的照顾,我不会忘记您的,我回去会好好做人。”
陈琳说,打那以后,她和迟志强就没有怎么见过面。
只是逢年过节,这个儿子都会打电话来向她汇报近况。
“我就是听说他结婚了,听说他生子了,听说他又唱歌了,听说他又演戏了,听说他又过上好日子了……” (本文来源:南京《周末》 作者: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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