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蟋蟀罐的作用是养斗蟋蟀，据宋人顾文荐所著《负暄杂录》说：“闻斗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伏之一啄，其来远矣。”但因无实物和唐人自己记载斗蟋蟀的文字可证，很难断定天宝年间就已有斗蟋蟀活动。到了宋代，我们可以看到明文记载斗蟋蟀的情况了。词人姜夔《咏蟋蟀》的序中说：“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枚致一投。”其中最有名的南宋蟋蟀玩家，应数“蟋蟀宰相”贾似道了。中国第一篇研究蟋蟀的文章《促织经》就是他写的。
怡养蟋蟀、斗蟋蟀都需要有相应的盛器，除了前边提到过的金丝笼、*牙笼外，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这里的“黑退光笼” 说明人们意识到作为“阴虫”蟋蟀需有避光的时候；而“瓦盆竹笼”亦已感到蟋蟀需与“地气”相接，这种下瓦上竹的盆笼，当是从笼过渡到罐的开启时期。
从南宋末期开始有瓦盆泥罐用于蟋蟀的养斗，到了明代则大盛，“京师人到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袁宏道《促织志》)。“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刘侗《帝京景物略》)。可见此时斗蟋蟀活动之盛行。
清朝满族入京为都，很快就接受了斗蟋蟀这个关外本来没有的娱乐形式。清代北京戏剧界人士多好玩虫，余叔岩、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陈德霖、孙菊仙、汪桂芬等人都善养蟋、斗蟋。当年慈禧太后常召戏班入宫唱戏，她听得高兴了就会赏赐给演员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内装有蟋蟀的澄泥罐。
余叔岩尤善斗蟋，曾设蛐蛐擂台，多以胜归。一次京城名医李桐华(凤心)携蟋攻擂，一战而胜。余叔岩竟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可见大玩家亦会因斗而失态。当时玩虫响于北京的名家还有徐碧云、程砚秋之兄程佐臣，烧制洪宪瓷的闻世五，张学良的副官傅品三，北洋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中南银行经理郑润生等等。
玩虫者不仅花巨资购蟋蟀，购上好的名家制作的虫具，有的还要建养虫专用屋，且授以“秋声馆”、“玉音斋”、“秋雨梧桐轩”等雅号。
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都人好蓄蟋蟀，秋日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为斗蟋蟀一掷万金者当然不是穷老百姓，而是那些达官贵人。一些人为此大发其财，更多的则是倾家荡产，这种以斗为赌的遗风至今未绝。据报载：北京一局“打金”上万元，南方斗局赌资更大，有一局至数十万元者，这是斗蟋蟀的邪路。斗蟋蟀应是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追文求雅才是正宗。
真正的玩家不仅对怡养鸣虫、斗虫都有十分严格的讲究，对其用具亦求其尽善尽美。徐莹莆(梨园名家许姬传之舅父)曾见到一个“里边是瓦，外面是红色雕漆套匣，盖上有‘大明嘉靖年制’字款之蟋蟀罐”。他讲到罐时说：“好蛐蛐必须养在名工烧制的罐里，使它们生活舒适，斗志昂扬，北方赵子玉、‘万里张’，都是明末清初制罐高手。赵子玉有八种罐颜色深浅不同，盖里或盆底刻有‘古燕赵子玉造’、‘敬斋主人’、‘淡园主人’等阳文款识。‘万里张’的罐作马蹄形，上窄下宽，盖与罐身刻有骑缝章款，如同字画的骑缝收藏章。赵子玉的罐是硬胎，‘万里张’的罐是软胎”。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玩家们对罐多么重视。
瓦罐是对泥质罐的统称，最讲究的应是澄泥罐。澄泥又称“澄浆”，老辈的北京人应还记得此说。《金瓶梅》里有此称：伯爵道：“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澄浆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趾跐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澄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哪里寻去。”这里提到的“苏州澄浆砖”就是明清宫中御用的“金砖”，现在苏州吴县仍有此官窑遗址。
澄泥制法，按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宋代张泊的说法是：“缝娟囊置汾水中，逾年后取出，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这种方法太慢，所以后人多不取。“金瓶梅》中所述的方法与现代的制法接近。
在朱琰的《陶说》中和《骨董琐记》中都提到过明代宣德年间，苏州陆墓镇有邹大秀、邹小秀姐俩善制蟋蟀罐，做工精巧，罐上还刻有人物，当时享有盛名，可惜至今未见她们的作品传世。《摊贩续谈》中还谈到与邹氏姐妹同时，尚有一位姓莫的制罐高手，但亦不见作品传世。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邹家姐妹的作品“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李诩所记，可证实邹氏作品的真实性。其后邹家又有邹显文、邹振宗、邹未帆、邹宏发、邹唯新等多名制罐高手出现。
现在存世的宣德罐有一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该罐高近15厘米，直径16厘米，淡黄色，制作精细，质感滑润，盖内有阳文篆书方印，文日：“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每行三字，共四行，底有双龙护宝图形，其中间为双框长方形，隶书文日“大明宣德年制”，如同宣德炉款制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存有一件宣德罐，但不是澄泥的而是石质雕刻的。
前面提到过的赵子玉，是经明末而至清康熙时的制罐名家。他是北京人，烧制的澄泥罐极受玩家欢迎。他的作品式样古雅，雕刻精湛。有记载说：几十年前北京石虎胡同蒙藏学校掘土时，出土不少蟋蟀罐，其中一些刻有“赵子玉制”、“古燕赵子玉制”，后来去向不详。
“万里张”也有写作“万礼张”的，也是明末清初北京澄泥罐制作名家。清末至民国时期，赵、万的作品一件可卖到百块大洋以上。“万里张”作品，依王世襄先生考证共九种，主要依罐盖内之款识分之：一、“万里张造”，二、“白山”，三、“秋虫大吉”，四、“永战三秋”，五、“永站三秋”，六、“怡情雅玩”，七、“永远长胜”，八、“春游秋乐”，九、净面光素无款识者。赵子玉作品素有13种之说，传为：一、“古燕赵子玉造”，二、“淡园主人”，‘三、“都人赵子玉制”，四、“恭信主人盆”，五、“恭信主人之盆”，六、“敬斋主人之盆”(大)，七、“敬斋主人之盆”(小)，八、“韵亭主人之盆”，九、“斋清玩”，十、“大清康熙年制”，十一、“乐在其中”，十二、“全福永胜”，十三、净面光素无款识者。
澄泥罐据传始自贾似道，当年苏州齐门外有专门为皇室制陶瓷器的御窑，有个叫宋菜官的窑主，首次烧出澄泥蟋蟀罐，呈献贾似道深得其喜爱。从此澄泥罐名满天下，连同前文所说邹氏诸人作品，形成南方以苏州陆墓镇为中心的产澄泥罐地区。南方澄泥罐壁薄，北方澄泥罐壁厚而严实，这是因南北地区气温不同所形成。
与澄泥罐配套的虫具还有：过笼、提舀、竹夹子、麻刷子、水槽、提匣、蛐蛐秤、蛐蛐罩等等多种。
宜兴杨彭年是清嘉庆年问制壶名家，与陈鸿寿合作制出的“曼生壶”至今仍为藏家苦求的珍品。他不仅制壶，亦作花盆与蟋蟀罐，周瘦鹃曾藏有杨彭年制花盆，他制的澄泥蟋蟀罐，现存一对，为上小下大之马蹄形，色暗灰黄，盖上绘海水云龙图，罐身绘相同图案三组，盖内书“黻斋制”，罐底为阳文篆书“杨彭年造”方印。
民国时北京有位被人称为“大关”的，善仿赵子玉，几可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