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 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该群体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社会分配不公、教育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北京“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现状，分析了该群体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就妥善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蚁族 聚居村
2003年初，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造成我国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据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数据，2010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将达到630余万人。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首先，该群体是大学毕业生群体。课题组调查显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80后”占到调查总数的95.3%。也就是说，该群体以“80后”的大学毕业生为主，是一个“80后”高知群体。从毕业院校看，毕业于211院校的占10.8%，毕业于非211院校的占89.2%，其中37.3%为民办或成人高校毕业生。从学历层次看，主要集中在本科和专科层次，本科占48.5%，专科占42.9%。从所学专业看，52.1%就读理工医等技术类专业，28.6%就读经济管理类专业。
其次，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课题组调查显示，“蚁族”中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教育培训、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为主,群体中甚至有18.6%的人处于暂时失业状态。该群体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北京市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3]，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4]。考虑到1956元是北京地区“蚁族”所得，放眼全国，“蚁族”月平均工资应该和农民工月均工资1400元[5]相去不远。
最后，该群体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课题组调查显示，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由于环城带地区和城中村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就业、创业机会亦较多，加之这些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堪忧。
笔者之所以将“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名之为“蚁族”，是因为该群体和蚂蚁有很多相似的特点。
首先，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是所有昆虫中最聪明的物种。蚂蚁的高智商能用来描绘该群体所具有的“高知”、“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其次，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最后，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中国古语即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说），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此外，蚂蚁表现出来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永不放弃的特征也与此群体所具有的品质相吻合。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将这个群体定名为“蚁族”，并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
“蚁族”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没有确切统计数字。据课题组研究表明，保守估计仅北京地区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该种群体。据初步分析，“蚁族”全国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一、存在问题
“蚁族”中绝大多数既不是能力出众，也不是水平低下，属“中间层”，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又普遍存在着对自身定位不准的问题。他们向往好的工作，对一般的工作往往不屑一顾。当一定数量的大学生聚合在一起时，一种独特的、相对稳定的“新弱势群体”即将形成。在我国，人们有一种定势心理，以为大学生毕业就理应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当面对大学生连就业都成问题时，便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很少从大学生身上找原因，而是过多地归咎于社会和政府。而在这种“护犊”的氛围中，“蚁族”对自身状况更容易做出不合理归因，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课题组调研反映的情况看，“蚁族”目前存在和可能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相对剥夺感较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92%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 “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2.存在“婚恋困境”。受困于经济和居住条件，“蚁族”普遍遭遇“婚恋困境”。课题组调查显示，“蚁族”中93%的人尚未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另一方面，“蚁族”的性需求也处于压抑状态。课题组调查显示，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而全国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频率是每周一次左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如：自慰）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地下性产业的发展。
婚姻状况 有无固定性伴侣
3.治安状况不容乐观。“聚居村”出租房屋多，外来人员多，人口流动性大，人员构成复杂，没有专人管理。刚毕业的“蚁族”又不具备较高的自我防范意识，贵重物品保管不善，住房不锁门，致使白天上班时间，成为案件高发的主要时段。特别是女性易成为犯罪分子的攻击目标，发生抢劫、强奸等案件。此外，“聚居村”周边还充斥着大量以青年人为主要对象的网吧和娱乐场所，暴力、色情、迷信等信息强烈冲击着这些模仿能力强而又不善于区别善恶的青年群体，部分人每天沉迷于此，一些思想意志薄弱者开始堕落、走向犯罪。
4.住宿条件恶劣，消防、交通、卫生等公共安全隐患问题比较突出。 “聚居村”内违法、违章建设的房屋尤其是多层楼房很多，这些建设大多属于简易施工甚至违规施工，建筑质量差，发生倒塌事故的几率高；出租房屋内乱接电线、混接电线等问题突出，木材、纸制物品等易燃物品随意堆积，极易发生触电和火灾事故；聚居村内乱搭乱建多造成道路狭窄，道路安全隐患突出，有的道路狭窄导致消防车辆难以通行，如发生火灾事故将损失重大；很多房屋没有风斗，冬季使用简易炉具取暖，稍有不慎则易引发煤气中毒事故；“聚居村”居住人口密度较大，刚毕业的大学生卫生知识又相对缺乏，食物中毒和传染性疾病也容易高发。此外，由于“蚁族”的大量聚集及其较低水平的生活需要，“聚居村”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网吧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黑摩的、黑出租比比皆是，无照经营、制假贩假、非法行医等违法形象十分严重。
5．劳动权益不容乐观。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到今年《劳动合同法》已经实施一年多，受访的“蚁族”中仍有3成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协议，但61.5%的人得不到加班工资，没有三险（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的比例高达37%。另外，在长达一月以上找不到工作的受访者中，有98.6%的人没有领到国家的失业救济金等补贴。而工作不稳定是“蚁族”的特点，这个毕业不久的群体中大多数人已经做过3份以上的工作。
加班工资和劳动协议 “三险”覆盖状况
6．网络力量凸显。在应对方式上，“蚁族”大多会选择采取行动来进行自身利益诉求，而不会选择沉默。而且，这一群体大多倾向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蚁族”对现代化通讯工作能够灵活运用，并通过这些通讯工具了解到普通群众了解不到的信息。他们还主要通过现代化通讯工具评论当前的热点问题，无论一些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会在这个群体中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在一些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社会事件中，最初的导火线往往是网络社区的一个帖子。而网民的跟帖，调查等则会促成网络事件形成“燎原之势”。“蚁族”的网络利用度(33.0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6%），“蚁族”的网络行为不可忽视。此外，“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大学生”、“南京天价烟局长”、“躲猫猫”等网络事件也给“蚁族”运用网络手段表达自身利益以很大的想象空间。课题组调查显示，有87.97%的“蚁族”曾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如网络签名、网络声讨、人肉搜索等），而且相信网络会对现实产生影响。这也是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即通过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互动促成群体性事件的爆发，2005年的反日游行和2008年的家乐福事件就显示了该群体这样的特点。
最主要的信息源
7．课题组调查发现，“蚁族”对于罢工、游行示威等较为激烈的集体行动方式的赞同程度都较低。虽然这一群体目前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不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也并不意味着如果任由这一问题扩大，他们未来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依然很低。在相对剥夺感强烈，生活满意度低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善“蚁族”的生活状况，任由其不满情绪累积，那么，未来各种怨恨高度积累、叠加达到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时，一旦出现某一特定事件，在特定情境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可能就会发生。
利益表达的方式
8．缺少相应管理部门。“蚁族”毕业后就失去了学校的管理，由于毕业后即失业，他们在劳动保障部门也没有登记，由于不规范用工和频繁换工作，不少“蚁族”干脆将自己的户籍卡和档案袋随身携带（即所谓“口袋户口”、“口袋档案”）。这使“蚁族”不仅独立于各单位，也使作为社会主要管理系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无法触及这一群体。课题组调查显示，“聚居村”出租房屋登记率普遍偏低，暂住在出租房内的“蚁族”绝大多数未办理暂住证。各部门管理力量在“蚁族”群体上缺乏有效整合，信息缺乏沟通，没有形成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未充分发挥综合管理的效能，未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9．代际特征明显。据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6]指出：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官员子女当官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而在所有阶层中，又以农民阶层上升最为困难。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不利于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而且，这还会成为造成社会矛盾的直接因素，这从近年来人们的“仇富”心理可见一斑。调查发现，“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和县级市的比例分别达到54.7%和20.7%，属于典型的“穷二代”。“蚁族”普遍认为，其上大学所花费的财力和精力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大学毕业后仍需家庭经济资助，心理不平衡感较强。
10．理想主义色彩重，自我期望较高。与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不同，“蚁族”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期待高，具有较强的民主和平等意识。“蚁族”大部分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创造出美好的未来，他们所定下的目标远远高于周围人群。但在目前的社会现状和背景下，“蚁族”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而且，他们认为窘迫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高校扩展政策以及就业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特别是对依靠亲属中高官背景就业的现象甚为不满。因此，现今“蚁族”处于高就业压力和高期望值导致的挫败感之中，而该群体聚居生活的状态，很可能会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形成群体认同。强烈的身份认同容易形成政治共识，而这正是社会运动的重大诱因。
青年的群体行为一般具有超前性（包括理想主义的幼稚）、超越性（现实和自我）和社会批判性（包括非理性的攻击倾向）。这是青年群体行为独有的特点。而“蚁族”是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主体意识最强的活跃群体。如果这样一群“精英候选人”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或者因为参与社会生活失败而使他们“走投无路”，让他们以年轻脆弱的心灵和一无所有的经济能力，裸露于经济危机之下，必将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如何更好地了解“蚁族”的形成和发展，掌握他们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让他们更好地、更快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是一项紧急的、艰巨的且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做出努力，付之实践。
二、经验借鉴
青年群体蕴含着极大的社会能量。这种社会能量既可以成为伟大的创造力量，也可以成为巨大的破坏力量。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横幅：“破坏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这是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的名言。青年这种社会能量的施放方向往往在于引导，包括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情感的引导。青年是社会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晴雨表，代表社会最敏感的触觉。在法国、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五月风暴”。
1968年的法国，失业人数高达50万，高校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压力。3月，骚乱首先从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发起，随后运动迅速波及巴黎大学并在整个法国爆发，各个社会阶层参与其中，导致各地交通、通讯和生产中断，经济生活陷入混乱。
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对青年群体社会运动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多。二战结束后不久，许多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获得快速发展，成为社会运动频繁发生，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以韩国为例，朴正熙政权建立后，韩国的教育事业高速发展，大专和大学生从1960年的10万发展到1980年的126万。20世纪70年代，韩国各级升学率均已与发达国家持平。学校教育成为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价值观输入韩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因此，高等教育持续扩招，为青年群体社会运动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二是社会不公现象的增多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对现代世界和西方先进国家推崇备至，在他们的心目中存在着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由、平等、公正、人权和社会中实现这些原则之间的差距以及世界先进国家中实际状况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具体状况之间的差距。当韩国的大学扩招超过了社会需要，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时，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使毕业生和在校生普遍感到失望甚至愤怒，最终导致了韩国上个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光州事件”。
法国等国家虽最终未成功解决此类问题，但仍然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避免可能引发的危机，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中国“蚁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通过投资信贷政策，促使大学毕业生的合理分流。例如日本实行有选择性的投资方案，通过刺激投资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大学生到该地区就业和工作，以减轻大城市里大学毕业生过度聚集的压力。
2．通过加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地区服务和工作。韩国、日本等国家通过发展农村地区的工业，增加在农村的就业机会，吸引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此外，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力图通过缩小城乡差别，使大学毕业生愿意回到农村地区工作和服务。
3．发展大都市周围的新型卫星城镇，通过经济刺激，鼓励厂商在卫星城镇地区设立工厂和产业基地，鼓励大学生到卫星城镇就业。例如，韩国在首尔的周围地区建立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将著名的产业基地全部外移至城镇，大大缓和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的压力，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日本通过非都市地区工业化发展战略，严格控制都市中心的产业发展，所有新建产业基地必须在市区60公里外，来限制大学毕业生城市人口的猛增。
4．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日本户籍制度在管理大学毕业生、流动人口和人口迁移方面比较科学。比如日本实行“户籍随人走”的制度，但办理户口登记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日本大学毕业生流动虽然自由，但户籍制度的管理很严格，任何人无论走到哪里，其行踪都在政府管理之下。近年来，日本又出台了“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每个居民、每个大学毕业生有一个登录号，行政部门通过登录号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每个居民、每个大学生的住址、电话年龄等基本情况。这种制度便于解决大学生聚集和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合法身份，都可以落地生根。
5．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雇佣大学毕业生。欧盟许多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给雇佣和培训青年的公司提供经济补助。例如，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每雇佣一个长期失业青年，国家给与其每月60～80万里拉的补贴（相当于半个月工资），补贴期限为6个月；希腊政府则对雇佣青年的企业补贴职业培训费和2%的工人社会保险金。这种做法大大激发了企业雇佣大学毕业生的热情，在意大利企业雇佣的失业青年数量就占就业青年总数的近25%，希腊占20%。
6．建立大学生就业资助体系，给予毕业大学生更多的政策优惠和经济资助，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如印度政府自1993年10月起实施了一项针对18～35岁城市青年的就业计划，政府资助7500卢比帮助青年创业，后者还可向指定的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10万卢比的低息无担保贷款。英国实施的“联邦青年信贷启动计划”目的也在于扶持青年创业。
7．开展对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使之与企业需求相适应。英国政府自1983年就开始实施“青年培训计划”，青年培训计划是一项专门针对离校青年的教育措施。政府拨出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该项计划，每一位参与进来的雇主每招收一名青年培训者就可得到1950英镑的培训补贴，大大减少了雇主本身的费用开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青年培训计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政府对那些失业却拒绝参加培训的青年实施一定的惩罚，即扣掉他们6个月的补助金。因此，尽管政府或有关部门并没有明文规定毕业但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必须参加“青年培训计划”，但是在取消补助金之后，参加“青年培训计划”是他们得到国家资金资助的唯一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培训计划”是每一个英国大学毕业生走入社会前必须参加的一项职业培训。
8．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国家就业安全网。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完善职业介绍所和就业指导体系建设，为失业青年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失业者增强求职技能及基本工作技巧等。印度的职业咨询和介绍网络由政府就业服务局和私营职业介绍所共同组成，在全国各地设有900多个交流中心，其中包括80余所大学就业信息指导站。俄罗斯的劳动部门还特别针对长期找不到工作而丧失信心的失业者，进行专门的心理咨询和培训，使他们恢复信心，掌握谋求职业的方法和技巧。
9．加大政府在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住房保障方面的干预力度，建立统一的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住房保障体系，把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住房保障涵盖在国家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内。例如美国在住宅建设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专门保障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住房。
10．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国家的最后一道防护网，保证失业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避免了社会动荡。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作为一项长期、重要的任务。同时，市场化导向的国家也是法制化国家，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并有效实施，才能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序运转。从青年就业角度看，促进青年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化、规范化能切实保护青年的利益。如德国的《青年人劳动保护法》规定，雇主不得让青年人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工作，企业应积极改善对青年人的劳动保护；《就业促进法》规定企业每年应给予青年人一定的培训机会。最为重要的是，针对青年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实施了第111条“反歧视（就业和职业）”条例，此后许多国家也纷纷加强了反歧视立法的建设，为改善青年弱势群体的就业及社会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对策建议
“蚁族”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改革进程中新旧体制交替和磨合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其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 解决“蚁族”问题的基本思路
是让“蚁族”更好地融入大城市，还是让其尽可能逃离“北上广”，是解决“蚁族”问题和出台相关政策的出发点。笔者认为，尽管社会上对“蚁族”留在大城市有这样那样的非议，但对于现实中的“蚁族”来说，他们可能更情愿留在大城市。这是因为：
1．“蚁族”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和家乡没有其父辈那样的依恋。“蚁族”中很多人上大学就在大城市，大学毕业后也就顺势留在了大城市。“蚁族”留在大城市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梦想自己能有和大城市的同辈人一样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他们来到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根本就不想再回家乡。
2．“蚁族”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网络、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家乡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
3．由于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使“蚁族”不情愿去小城市。因为比较起来，一线城市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空气，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要好很多。“蚁族”普遍认为，在大城市生活会更有利于自己的人生发展。
每个人都有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权利。因此，如何让“蚁族”真正融入城市，才是我们现在应当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现实出发点。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城镇化，需要大量人才，“蚁族”为城市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蚁族”。城里人不管是否欢迎“蚁族”，都已经没有办法把他们拒绝于城市之外，或者把他们再送回农村或县城。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虽然很多工作岗位待遇并非令人满意，但“蚁族”并没有太强烈的返回家乡意愿。他们仍然甘愿做“蚁族”。可以肯定，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2010即将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要做“蚁族”。所以，积极的思路是使他们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剩下的问题就是研究怎么解决，采取什么政策，条件和进程使之融入大城市。
具体说来，解决“蚁族”问题必须统筹考虑，综合规划，综合施策。要认识到，在我国整体就业形势还比较严峻的大环境下，“蚁族”现象还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一方面要立足当前，根据实际情况，在综合考虑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前提下，对“蚁族”存在的问题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逐步从根本上解决产生“蚁族”问题的体制性和制度性根源，切实做到城乡统筹。对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教育体制改革等这些实施起来很难、却对于解决“蚁族”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可能一时难以到位，但也必须按照这样的思路明确施政方向。
（二） 立足当前，积极改进对“蚁族”的管理工作
立足当前就要把解决“蚁族”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课题组调查显示，29.27%的“蚁族”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24.58%）和“平等的户口政策”（15.01%）。其他方面如“职业技能的培训”（8.07%）、“医疗政策的倾斜”（5.63%）、“充分的就业信息”（5.44%）等紧随其后成为“蚁族”比较倾向的选择。对这些“蚁族”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应加强政策研究，完善配套措施，畅通表达渠道，通过科学发展实现问题的有效化解。
希望政府提供的帮助
1．加强环境整治，规范经营秩序。应当加大对“聚居村”的清理整治，取缔“聚居村”内无照经营的小作坊、小门店、小网吧、小发廊、小餐馆、小旅店，加大对各类非法经营问题和地方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将涉及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作为打击的重点，确保市场秩序稳定和公共安全。此外，还应下大力气解决违法、违章建设问题。尤其对于侵占公共道路，存在重大消防、卫生、安全隐患的违法建筑，应坚决予以拆除。在整治工作中，建议政府既要坚持依法办事，又要讲究方式方法，争取当地居民的支持和配合，避免因拆除违法建筑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美化“聚居村”环境。对于“蚁族”居住趋于稳定的“聚居村”，应将“蚁族”纳入本地管理服务范围，改善“聚居村”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环境。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建立完善垃圾收集处理系统，提高卫生保洁服务水平；加强道路交通网络建设，硬化和修补主要道路路面，完善基础照明；加强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聚居村”本地居民和“蚁族”的生活服务需要；加强公共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和活跃“蚁族”的业余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
3．加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建立监测调查机制。“聚居村”是一个流动者的聚居地，主要以毕业三、四年内的学生为主体，第五年后人数会大幅度减少，毕业五年以上仍然住在“聚居村”中的“蚁族”只占了6.8%，因此，毕业后第四年是“蚁族”流动的“转折年”。因此，关注毕业三、四年内高校毕业生的心态和动态是相当重要的，可在重点地区进行调查，认真研究毕业三、四年内高校毕业生的行为特征和政治倾向，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清查和群体性事件苗头隐患排查，确保“聚居村”内不出现各类高危人员，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做到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到位。此外，还应不断充实“聚居村”的公共管理力量。调整 “聚居村”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模式，尽快将“聚居村”纳入城市化管理范围。建议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要向“聚居村”适当倾斜力量，确保管理力量与“聚居村”人口规模相适应。
人数与毕业年限变化折线图
4．利用党团优势，发挥引领作用。“蚁族”中政治面貌不同对于社会公平性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在共产党员中认为社会公平的占78.5%，共青团员的毕业生认为社会公平的占71.6%，普通群众的毕业生认为社会公平的占70.5%。民主党派的毕业生认为社会公平的占60%，可见“蚁族”中共产党员认为社会公正的比例最高。在“蚁族”中存在数量不少的党员，而且他们对社会的态度端正、积极，要积极发挥这部分党员的作用，加强“聚居村”党组织建设，积极吸纳“蚁族”加入社区党组织，利用他们带动身边的共青团员及群众，并且支持和鼓励“蚁族”参与社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调动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
5．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接轨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蚁族”的合法权益。比如，督促企业保障高校毕业生的人身权利和休息权，遵守最低工资标准，按时发放工资等；敦促企业严格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与“蚁族”签订劳动合同，为他们上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等；吸收“蚁族”加入工会，关心帮助教育入党积极分子，鼓励支持“蚁族”学习进修等。总之，对“蚁族”应做到政治上关心爱护，经济上平等对待，生活上体贴周到，学习上鼓励支持。
6．提升职业能力，加强对“蚁族”的职业培训工作。据课题组调研显示，在所有调查者中，失业找工作的人数分别占到了18.6%，这是一个不低的比重。要推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政策，进一步加强对“蚁族”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提高他们的就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此外，还要根据党的十七大“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大学毕业生中积极开展创业培训服务，鼓励“蚁族”自主创业，改善就业准入条件，让市场决定就业，并出台相应的强有力的积极支持政策，其中包括财政资金扶持、解决户口指标等鼓励政策。
就业状况
7．提高处置能力，加强心理辅导。“蚁族”受过高等教育，对国家的政策法规比其他弱势群体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对于“蚁族”合理合法的诉求，应全力解决；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应理顺情绪、尽力关怀；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应加强教育和疏导，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热点、敏感问题，应探索出一套科学预警、积极引导、有效处置的应对办法。同时，应对“蚁族”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为其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开通心理服务热线，帮助他们自我探索、自我认识、准确自我定位，鼓足前进动力和干劲，乐观积极地为目标而奋斗。
8．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媒体不应仅靠渲染“蚁族”艰苦的生活状态和窘迫的生存环境来吸引眼球，更多的应用真爱和良心去温暖这个群体。更重要的是，在关爱之余，要给他们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保留一丝内心的高贵与信仰。建议在“蚁族”中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结合该群体的特点，宣扬爱国守法、富有责任感、积极奋斗的价值观。同时，舆论应对“蚁族”的奋斗精神、亲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给予充分肯定，树立全社会对“蚁族”的正确认识，形成各阶层理解、关心、鼓励“蚁族”的良好氛围。
9．建设“蚁族”集中住宅和廉租房聚居区。可根据各地区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构成、分布、变化趋势、合理规划，逐步建设一批高校毕业生集中居住住宅和若干廉租房聚居区，统一规定居住条件和制订环境管理办法，以减少隐患。在新建和改建的过程中，应加强与“蚁族”的沟通，了解其居住需求，既防止密度过大造成新的聚居区，也要防止建设成本及租金过高等原因形成空置，努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合力，共同营造爱护“蚁族”的、和谐文明的城市空间。
（三） 着眼长远，建立解决“蚁族”问题的长效机制
针对“蚁族”现象中反映出来的难点问题，应研究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积极推进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方法模式创新。建议政府考虑比发现的“蚁族”范围更大、“散居”各处（点），人数更多的整个“漂”群体问题。这涉及户口、编制两种用人机制，关系到深层次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我们应在研究世界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既开放又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运行机制。
1．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实现就业市场存量与增量的“比较充分就业”。经验表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国有企业无论是未来发展还是经济收入都具有优势，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岗位数量逐年递减，吸纳大学生较难，而政府机关由于已经定岗定编，每年的新增岗位也非常少，即使全部提供给大学生也是远远不够。因此，凡是中小企业多，第三产业发展好的国家和地区，就业压力均比较小。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比例已达75%以上，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75%以上。英国、德国、日本三国目前在各自的200人、500人和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分别达到其总劳动力的65%、71%和81%。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新增了2200万的劳动力，其中90%在50人以下的小企业中就业。日本1.25亿人口有650万个企业，其中99%是中小企业，平均10个劳动力拥有一个中小企业。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虽然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已在大学生就业岗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少企业人员素质不高，发展资金紧缺，服务内容有限等原因，其吸纳就业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在促进社会就业，尤其是“蚁族”就业过程中，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国家应对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给与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2．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弱化户口对大学毕业生流动的限制。2009年1月23日，为配合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展开，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3号文），其中规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将除直辖市外各地松紧程度不一的大学生落户政策按照最为宽松的标准进行了规范，是人才户籍松动的又一个标志性文件。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由于人口压力仍然一直实施很苛刻的人才落户条件[7]，而造成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户口“含金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些特大城市也是“蚁族”大量聚居的地区。随着相关领域改革的大力推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户口的“含金量”差距必然会逐步缩小，这些地区应考虑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放宽人才落户条件。例如可以按照学历、职称、贡献大小等逐级取消户口指标限制，代之以条件准入，即只要符合某一个或某几个条件即可允许落户，且落户的准入条件也应逐步放宽，直至过渡到户口可以自由迁移。此外，在这些特大城市户籍的各种显形和隐形价值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可以给与人才在户籍方面更多的选择，提高人才流动的可能性。例如，大学生到基层服务，可以允许其自由选择户口是否随迁到基层工作地，如果不愿随迁，可考虑在省、市级政府部门为其专门设立集体户口，并在社保、婚育、资格评定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愿意随迁的，可为其保留资格，允许在工作一定年限后迁回中心市，并在就业、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没有了户口方面的后顾之忧，毕业生会更加坚定到基层工作的信心，提高到基层和中小城市工作的可能性。
3．改革现有教育制度，构建大“H”型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缺乏对社会实际需求的科学预测和把握，表现出较大的盲目性，不少高校一味追逐热门专业，致使专业重复现象严重，专业人才的产出与就业岗位需求之间不成比例，造成了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状况。因此，应当将是否满足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检验高等教育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而也要求进一步赋予高校在专业设置和招生方面的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更具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时地调整专业安排和制定招生计划。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就业率较低的学校和专业，应减少其招生计划，甚至停止招生。同时，应从小“h”型人才培养体系[8]逐步过渡到大“H”型人才培养体系[9]。我国目前应用型教育与研究型教育混同，实际上出现了“研究型”的一边倒现象，“211工程”、“985工程”是我国加大对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和扶持的重要举措，对我国走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但应用型教育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大多数的高校都向“研究型”一个模式方向发展。现有教育结构对社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没有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情况的出现。因此，应当构建应用型教育和研究型教育相互交叉和互相渗透的结构网络，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要对研究型和应用型高等院校一视同仁，破除重理论轻技术的偏见，对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给予平等对待，树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观念和导向，创造各种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各按其位、办出特色的制度环境。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入产业运作机制，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体，大力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围绕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能力、知识需要，构建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心的课程体系，夯实中、低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尽快建立高等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完善应用型教育体系具有纵向学历层次递进，并具有横向与研究型教育沟通的功能，形成大“H”型双线制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中国人才培养体系的和谐发展。
当然，解决“蚁族”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着力缩小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距。国家应对二三线城市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促进二三线城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学毕业生的有效分流。目前，“蚁族”所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9年1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将焦点对准“蚁族”群体的生存和发展。2010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十一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蚁族”又成为“两会”代表聚焦的“民生热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一系列产业振兴计划将陆续公布实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经济产业结构也将得到优化提升和调整，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具有地区特色的廉租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等，这些政策举措都将有利于大学生就业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当然，应对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帮助，更需要每一个毕业生清醒认识就业形势，自觉转变就业观念，切实提高就业能力，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2] [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5] 安国启主编：《青年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 潘晨光主编：《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7] 李文等：《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8] Zhao, Dingxin, 2001,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Della Porta, D. & Diani, M., 1999,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10] Diani, Mario and Doug McAdam. 2003.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 A. Snow. 2004.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潜在危机：中国“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蚁族”一词即来源于此。
[2]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会稳定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3] 2008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折合每月约3726元，北京统计局官网，http://www.bjstats.gov.cn。
[4] 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29,229元人民币，折合每月约2435元，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
[5] 资料来源：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09/09-09/1857550.shtml。
[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7] 北京市引进人才及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除达到一定的学历、职称标准、符合特定的专业限制外，还需要用人单位向有关部门申请进京指标，同时对专业和进京指标的控制也极为严格。上海市对人才落户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非上海生源的高校毕业生需要根据其学历、学业成绩、毕业院校、专业等进行计分，毕业生需要达到某一分数水平，同时用人单位也要达到一定条件并能够申请到进沪指标才允许其落户。
[8] 小“h”型人才培养体系，是指在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初等教育）之后，便进入了教育分流：一是进入普通教育系列，循着普通高中—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教育），为将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做准备；二是进入职业教育系列，一般循着职业高中（中专）—职业高等教育（大专生—本科生），直接为某一职业的就业做准备。由于目前职业高等教育最高只有达到本科教育层次，而普通教育系列已经达到了博士后教育的层次，因此，整个的中国人才培养体系好像是小写的英文字母”h“型，普通教育的腿长，职业教育的腿短。潘晨光、何强：《从h型到H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考》，潘晨光主编：《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9] 大“H”型人才培养体系，是基于人才的两分法基础上的一种人才培养体系构想。人才的培养由并行的两条“体系”线组成：一条线是“研究型”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条线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型”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是为各类学科的学术研究而培养专门研究人才的体系，“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则是专门为各种职业应用而培养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体系。潘晨光、何强：《从h型到H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考》，潘晨光主编：《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