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十五史军事人物随笔》一书（19）提示：兵家概而言之，天下之正义，在国则为法，在军则为纪。法制松弛则国家必亡，军纪松懈则军队必败。军纪的严肃性，令行禁止，是每个将军都不应当忘记的。纪律是维系军队的纪纲，不可一日松懈，不可一时疏懒，不可一刻涣散。
还归细柳营
中国古代军旅诗中，常用“细柳营”、“细柳军”来形容那些纪律严明的兵营和军队，而把纪律松弛、毫无戒备的军营比作“霸上”、“棘门”。这个典故来自《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的周亚夫。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名将周勃之子，袭父爵为条侯，初为河内太守。汉文帝六年(前174)，为防止匈奴人入侵，汉军分别驻守在霸上、棘门和细柳等地以戒备。
有一天，汉文帝到上述三个地方劳军。在霸上和棘门两地，皇帝车驾长驱直入，通行无阻，众将军恭敬相迎，毫无戒备。但到了周亚夫领军的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军营时，却发现“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为皇帝提前通报情况和打前站的人）至，不得入。”先驱通报天子来到，军门都尉却说，这里只知道将军的命令，不知道天子的昭示，把皇帝的车驾拒于门外。皇帝让人持节通知将军，要入营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但不许纵骑奔驰，文帝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缓缓而行。周亚夫见到皇帝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执坚披锐，长揖而已。皇帝也急忙改行军礼，派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行礼后急忙离去。出了军门，群臣都大吃了一惊，出了一身汗，文帝却连声称善不已说：“嗟乎，此真将军矣！囊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细柳整军”遂成为中国历史上严于治军的传世典范。
周亚夫名将之誉从此鹊起，他的才能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任为中尉，主管北方军事。文帝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汉景帝：“若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即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景帝任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他采纳当地有识之士赵涉的建议，避开吴军设有间谍的崤、渑地区，绕道武关，直趋洛阳。进至昌邑后，他正面深沟高垒，坚持以逸待劳，又派出轻骑迂回到吴、楚军侧后，断其粮草。吴、楚军久战乏粮，急于速战速决，周亚夫却以静制动，迫使吴、楚军后撤，并乘机派精兵追击，打败了吴、楚军。他用兵坚毅果敢有谋，以弱制强，出兵三月而叛平，因功升为丞相。
兵家概而言之，天下之正义，在国则为法，在军则为纪。法制松弛则国家必亡，军纪松懈则军队必败。军纪的严肃性，令行禁止，是每个将军都不应当忘记的。纪律是维系军队的纪纲，不可一日松懈，不可一时疏懒，不可一刻涣散。对掌兵者而言，细柳整军的意义应该不言自明。
但是，有人对此却有微词。前秦建元六年（370），前秦将军王猛率十万大军伐燕赴邺，秦王符坚随后从长安赶来，王猛暗地里到安阳迎见。符坚问他：“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王猛回答说：“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这就是说，王猛看不起周亚夫的行为，认为这是为了出名而故意对皇帝拿架子。
王猛是以法治国治军的名将，难道他就不懂得周亚夫整军的意义吗？当然不是。这里面有将军们许多难言的苦涩，周亚夫的下场给他们敲了警钟。
西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周亚夫以病免除了丞相职务。景帝有次召见他，但在他桌上的食皿中没有放切肉，也无筷子。周亚夫心中愤愤不平，怏怏离去。景帝看着他不乐意的样子，便说这不是将来皇帝的臣子。不久，有人上告周亚夫的儿子盗买官器，景帝派人责问，周亚夫不回答，景帝便大骂一声：“吾不用也。”便将他投入监牢。狱吏问他为什么要造反，周亚夫说，我买的都是葬器，造什么反。狱吏却说你纵然不在地上造反，也是准备在地下造反。周亚夫受不了这种侮辱，“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一代治军名将最后得到的就是这个下场。司马迁在为周亚夫作传时，首先来了一段相面者说周亚夫将来会饿死的话，始终给人笼罩着重重的阴影，读书到此，谁不谓然长叹！
周亚夫的结局本来与细柳整军风牛马不相及，但有人却把二者连在一起，进而对细柳整军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宋人洪迈说起细柳之事后发了一通议论：“是乃王旅万骑，乘舆黄屋，顾制命于诸将，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习与性成，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见于辞气之间，以是陨命，甚可惜也！”（《容斋随笔》续笔卷六）他认为，周亚夫在细柳营的作为是傲气十足，根本看不起皇帝，埋下了后来的祸根。
在那个皇权与帝尊正逐步走向顶峰的时代，有谁可能或者敢在骨子里“傲睨帝尊”。周亚夫后来的遭遇，不过是在处理朝廷政事时和皇帝意见相左的后果。
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周亚夫当上了丞相。景帝要废掉太子，周亚夫不同意。窦太后想让皇帝封皇后的弟弟王信为侯，周亚夫搬出当年汉高祖无功不得封侯的古训来反对。景帝想封降汉的匈奴五王为侯，周亚夫却说这样一来是立下了鼓励后人不守节的坏样子。这当然让景帝一阵接一阵的不高兴。
当年七国之乱开始时，吴军猛攻梁国，梁王有点招架不住，要汉景帝令周亚夫速调军队急救。周亚夫从大局考虑，认为梁王有条件坚守，权衡再三没有奉诏。梁王最后虽说还是坚持住了，但却与周亚夫有了隔阂，一有机会就在他的亲哥哥景帝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周亚夫就这样因工作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从景帝“甚重之”到“由此疏之”，再到“大骂之”。这里面的是是非非很难说得清楚，在景帝的骨子里，肯定也有皇帝对重臣不放心的理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周亚夫是治军高手，但在政治上的能耐就差远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父亲周勃也曾因诬告而下狱，受到狱吏的无故欺凌。他后来买通了狱吏，受其启示而安然出狱。事后他无限感慨地说：“吾尝将军百万，然安知狱吏之贵呼！”看来他明白了一些道理，但这一教训并没有传给周亚夫。周亚夫在“吏侵之益急”之时，只会气的呕血而亡。史称周勃能伸能曲，而周亚夫只会守节，不知权变。
不同的是，周勃遇到的是汉文帝，而周亚夫遇到的却是被人称之为恭俭爱民实际是刻戾忍杀的汉景帝。“周亚夫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设箸，叱之使起，味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容斋随笔》卷十一）洪迈在这里总算说了公道话。
在封建社会里，君与臣（特别是强臣）之间的关系是最难说清楚的。在需要的时候，君就会“礼贤下士”，或者数顾亲访，或者跪拜封将，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为我打江山就行。当江山已定，或外患已除时，君便视臣为眼中钉，搞的臣心不自安。于是就出现了或如张良那样编个故事从赤松子游；或如陈平那样醇酒妇人，不谈国事；或如邓禹一样打报告提前退休。迟钝一些的如王审琦、石守信那样，非要等赵匡胤借喝酒点化一下才交出兵权。但多数人还是宁愿被爵位和名声所累，也不愿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他们没有勇气和胆量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只能消极地汲取周亚夫的教训，没有谁还敢在皇帝面前耍威风。因此，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将军把皇帝的车架挡在营门之外的事例。
周亚夫的悲剧是一回事，可细柳整军原则谁也没有否定。“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王维《观猎》）。尽管后来的将军们再没有人有胆量拦挡皇帝的车驾，但他们对细柳整军还是交口称赞的，并作为一项治军原则而流传下来。中国历史上的唐末、五代时期，国家法制废弛，军纪荡然无存。各方镇拥兵自重，悍将与骄兵串通一气，迭相篡夺，为害国家，废君弑主如吹枯而振槁，这从反面给后世以警示：治军不严，为害不浅。
（下节人物预告---李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