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问：为什么梁任公先生的演讲一开头要讲《箜篌引》这首古诗？
课文中所引《箜篌引》，最早见于东汉时蔡的《琴操》。其中，《箜篌引》产生的背景有较完整的记述：
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为也。子高晨刺船以濯（通“ ”，意为“划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堕河而死。乃号天中嘘唏，鼓箜篌则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河死，当奈公何！”曲终，自投河而死，子高闻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声，所谓“公无渡河曲”也。
从记述中我们不难想象，这位“白首狂夫”怀揣了一份怎样急不可耐的人生目标，竟然促迫他在天色刚亮时就冲出家门，一路狂奔，竟快到跟在其身后的妻子都无法赶上，且涉险蹈死而不顾、堕河而死后止呢？
河流，是自然中的一种存在，到更广泛的人文意义层面上，“河流”喻示实现理想的障碍。方智范先生在《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古典诗词解读漫义》（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此诗时认为：从《诗经·秦风·蒹葭》到乐府诗《箜篌引》，其意蕴指向人类的某种处境与心理。《蒹葭》主人公看到“宛在水中央”的“伊人”，反复追求而不得，此情此境，与《箜篌引》中的这位执意要渡过滔滔黄河而竟不听规劝，终于献出生命的悲剧英雄形象不能不说有相似之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岸与彼岸、现实与理想等意蕴。
回顾历史，被“河流”而阻，最终无法实现抱负之人，岂止这位几千年前的不知名的白道狂夫呢！南宋名臣宗泽以70高龄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为风雨飘摇中的政权看守故都。虽殚精竭虑，广结羽翼以图恢复，最终却不得不面对统治者冷冰冰的拒绝悲愤而死，临终无一语及家事，唯连呼“渡河！渡河!渡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从家乡的觅渡河出发，以瘦削之躯，在沧海横流的时局中，一肩担起率领一个政党改天换地的历史重任，蹉跌之后，被排除在实行战略转移的红军之外，留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之后再遭背叛和出卖，在国民党的刑场上，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梁衡有一篇纪念瞿秋白的散文——《觅渡，觅渡，渡在何处？》，像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人，不就是现代勇于渡河、为追求理想不惜献身的悲剧英雄吗？作家柳斌说：“人生的路很漫长，但重要的常常只有几步。”怎样才能走好这“重要”的几步呢？也许就是为自己找寻一个适合涉渡的渡口吧？只是，觅渡，觅渡，渡在何处？又有多少人有幸能在短暂之生寻觅到涉“河”而渡的渡口呢？
要了解梁启超为什么在演讲一开始就引用这首诗，必须知人论世。
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编有《新民丛报》。在梁启超传奇的一生中，一直鼓吹维新、启悟国民。“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摘取，《大学》“新民”两字来命名报纸——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事业。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他提出了以新道德、新观念、新人格重铸健活泼的国魂、民心。
梁启超先后两次“再造共和”的举动，后人显然给予了充分肯定。（至于梁启超在民国之初出任进步党理事，并于1913年、1917年两次出任熊希龄内阁、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的经历，现在则仍存在着巨大争议。）虽然梁启超也想以自己的种种见识和才力来拯救风雨飘摇中的民国政府，但最终的实践给他带来的却只有深沉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以一种最为扭曲的形式撞击着他的心灵。沮丧与无奈——似乎才是步入政坛后的梁启超真实的心理图景，“以吾侪恬淡坦率之性，杂于虎豹蛇蝎中，而日题壁为缘，虽烂额焦头，于事何济，而痛苦亦至不克任”。在贪武夫与堕落政客的双重夹击下，梁启超在内阁中实际上几无用武之地，“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益”。
虽然冷眼看穿，到底热肠挂住。1919年，梁启超与张君劢、蒋百里又决然踏上了前往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轮船。4月，梁启超以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身份参与巴黎和会。4月24日，梁启超分析时局后急电北京，“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林徽因之父）得知上述电文后，按照梁启超的要求，立即通过外交协会电达巴黎中国全权代表决不签字。随后，彪炳千古的“五四”运动发生。梁启超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此后他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将“返回学术专心著述”。
回顾走过的历程，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百日维新，无论是与蔡锷携手反袁称帝还是讨伐张勋复辟，梁启超所梦想的只是尽量避免中国这艘帆船行走在远离正确方向的航道上。他一生经历了一个近代知识分子所可能经历的各种变乱：追捕和逃亡、淋漓的鲜血、政坛的尴尬……为了国家和人民，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箜篌引》几乎就是梁任公先生一生精神甚至命运的缩影，难怪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讲这首诗。
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里，梁任公的政治主张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他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在风去际会和星光灿烂的中国近代人才群体中，能在做人上与梁启超比试者是不大容易找到的。他终始终恪守一份书生本色，以情谊为上，磊落其身，是地道的性情中人。君不见，每当有人提起亡友谭嗣同，他总是眼噙泪花，俯首低回。有人推测，说梁任公每读《箜篌引》必会想起亡友潭嗣同。虽是推测，倒也符合情理，因为梁、谭二人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面对康有为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甚至追随张勋之流为宣统帝草拟“诏书”，身为弟子的梁启超大义灭亲，在讨伐复辟逆流时，也拿乃师陪榜，被康氏骂为“梁贼”。但事后，梁启超依然心系师门，胸无城府。康氏谢世时，他带头募捐，主持身后事，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声，率清华国学研究院众弟子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又是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有副挽联曾经这样写道：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鲜活的梁启超！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不了解他的为人品行，是难于理解这一点的。
二问：梁实秋为何“在听先生演讲后二十余年”渡河时忆起这首古诗？
梁实秋先生，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为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由于当年与鲁迅先生的知名论战，他长期被大陆知识界疏离。近些年，梁实秋的影响显著回升，其散文典雅隽永，逐渐为人们所熟悉称道。我们先来看一看梁实秋先生在短文提及的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
梁实秋于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之后几年，他在该校高等科求学，听梁任公演讲即在此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但在北京没过几年安稳日子，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梁实秋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后辗转到了南京、重庆等地。梁实秋曾有过飞扬蹈厉的青春年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组织过“清华文学社”；也曾有过批评当局专制，要求保障民权的激烈行为，并因此得罪当局；在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中被鲁迅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被挂上资产阶级文学代表的牌子……确实，他的出身、教养、经历、信仰以及几近坚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决定了他在命运抉择中不可能走上革命知识分子道路。但他不肯当反运派的走狗和帮凶而媚眼世故，维持了一种清峻、通脱、雅洁的心态和作风，独善其身。时人对他的评价是：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称“学界名流”，实属草芥之命，在那水深火热的“国难”中，在南北流徙的逃亡生活中，内心不免滋生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虚幻感和几许无奈。抗战爆发后的现实情景让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陷入了极端的困惑和迷茫，梁实秋在短文中写道：
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箜篌引》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白首狂夫”的悲剧命运，现实生活中的颠沛流离，让梁实秋对梁启超先生的人生遭际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受，这是一种命运相似者的惺惺相惜，是一种灵魂的对话与沟通！我想，肯定不仅仅是二梁对这首诗有一种心灵共鸣，任何经历理想与现实矛盾却始终执著于理想的人读到这首诗，都会有一种共通的发自内心的感慨，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无穷魅力，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普世价值！
三问：梁任公先生为何“最喜爱”《桃花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还提到：“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其中引文出自《桃花扇》中的[胜如花]，原曲是：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写的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杀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崇祯皇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立即剪除魏忠贤的势力，希望国家能强盛起来，但最终不能改变现实。在位十七年期间，他勤勉辛苦，不溺于声色犬马，只可惜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终于江山易主。
梁任公先生如此悲绝，肯定不是因为崇祯皇帝，而是由崇祯想到了自己曾追随的光绪帝。光绪帝也是位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17岁亲政，但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甲午战争战败的屈辱，他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变法图强。1989年6月，下诏变法维新。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力图振作”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可见是崇祯让他想到了光绪，他悲的是自己曾经追随的光绪皇帝，悲的是国家的衰亡和变法的夫败。一句话，他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在于他满腔的爱国情怀！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杀。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饮冰室”，笔名为“饮冰室主人”。“饮冰”，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梁启超以“饮冰室主人”为笔名，可见他内心的惶恐焦灼，忧国忧民之心的迫切。
至于“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更可见梁任公的爱国情怀——国家动荡让他涕泗交流，战乱平定、国家安定让他张口大笑，他和杜甫一样地忧国忧民。
《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07——曹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