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新民
一、初识小伙伴
人的一生会结识很多伙伴，但又是邻居、同学、朋友的，太少。我和杨新民，就是这种三重关系的伙伴，不，还有一重，他还是我的“月老红娘”。结识他，至今已有半个世纪。
1963年，母亲调市府路小学工作，随后在学校分到一间房。次年，我跟着转学到市府路小学读四年级，并随父母住进了学校宿舍。宿舍是一栋两层木楼，位于学校后院，紧邻贵阳印刷厂，楼上是教师宿舍，楼下是三间教室。楼上居住六七家教师，平均每家一间房，我们家在第一间房，第二间房是张桂林老师家，两家实实在在的是隔壁邻居，木板所隔的这个“壁”不到两公分，哪家说话大点声，另一家听得一清二楚；两家还同进一扇门，进到杂物间后，再各自进自家门。
张老师一家五口，她的丈夫我们很少见到，据说是“在遵义工作”。在市府路小学住了近十年，就我见到不多的几次，印象中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接人待物分外客气，每次回家住上一两天就匆匆离去。他们夫妻有一儿两女。大女儿杨琳，长得很漂亮，乒乓球打得好，是市府路小学校队的；小女儿杨新苗，腼腆老实，话不多；居中的儿子杨新民，和我差不多大，肤色白净，忧郁的目光透着一颗纯正无邪的童心，还因头大，得了一个“大头”的绰号。
独儿子杨新民被张老师所宠爱，一方面管束甚严，不上学的时间（那时候读书很宽松啊，经常有半天半天不上课的好事）轻易不让出门。交友也严格审查，能够到他家玩的同学其实不多，就那么几个；二方面家务事基本不让他做，都是母亲和姐杨琳妹杨新苗包了。有一星期天，住校的老师、小孩们热热闹闹地聚在学校唯一的一个水龙头边洗衣服，张老师看见我在洗鞋子，差不多是吃惊地对在旁边玩水的杨新民说，你看高宁连鞋子都会洗，你也得学学啊。这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自己洗自己的衣物，是太稀松平常的事了，张老师的话倒让我惊喜了一番，也让我在“连鞋子都不会洗”的新民面前得意了一把。
关于新民的父亲，小时候懵懂，都没有问问他，你父亲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曾经在省外贸工作，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遵义某个厂劳教，期满后就留在了那个厂。
由于父亲的缘故，杨新民家常年都是4个人，他也常年住在“女生宿舍”。文革中，我们都是中学生了，新民也不便同母亲和姐妹挤在一间屋，就住到了外面的杂物间。杂物间属于我们两家的共用空间，他母亲征求了我们家意见，我的父母很是理解和支持。于是，我们回家都要经过杨新民的“卧室”，这倒显得两家更亲热了。
二、恰同学少年
来到市府路小学，读书生活都在这儿，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环境，交上了新的朋友。住在学校宿舍的教师子女也不少，十七、八个小孩，大致同龄的有十来个。我、杨新民、周校长的儿子邵千里、勤杂工龙伯伯的儿子龙老八、龙老幺成了好朋友，只要不上课就在一起嬉戏打闹。晚上，我们聚在学校侧门的小院，爬在树上看星星、摆龙门阵；星期天，空荡荡的学校是我们自由驰骋的地方，平常很难轮玩一回的水泥乒乓球台没人和我们争了，扒满了人的爬高架也任我们翻上翻下。
一次，我和新民潜到新教学楼的教室，龙伯伯听见动静循声追来，我们“狗急跳墙”居然翻到教室的天花板上藏匿。躲过追捕，从天花板上爬下来时，我又“撮笨”将门上的玻璃弄碎了，虽然当时成功逃脱，但最终还是被龙伯伯破了案，把我告到了母亲那里。结果可想而知，遭到一顿训斥，还用自己存的钱到街上划了块玻璃补上。事后，杨新民在我面前歉意了半天，因为是他出的点子，却让我惹了祸。不过这样一来，我俩的关系更好了。
新民的钢笔字写得极好，由于母亲的严管，出不了门在家无所事事就练字。那时候没有字帖可临，字体完全是自己的风格，新民的字瘦长而秀丽，有一阵子我还模仿他的字体，当然总没他写得好。除了写字，新民还喜欢画画，仍然是用钢笔画，这是当时最便捷、最省事、成本最低的选择。开始他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都是“三国”、“水浒”等古人，天长日久，新民的画工炉火纯青，画笔下的刘、关、张，梁山好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惜的是他这种几乎达到专业水平的画技日后没有派上用场，没有给他以后艰难困苦的生活带来任何帮助，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画技既被他也被朋友们淡忘了。
喜欢画古人使新民迷上了连环画《三国演义》，开始是到处借来看，到小人书摊去看，最后竟如饥似渴地收集起这套连环画来。但花钱买是不可能的，60册一套的《三国演义》就是当时的大人也花不起这个闲钱。新民盯上了小人书摊，带着自己的连环画去偷偷的调换，自己的书换完了干脆就“窃书”，一分钱看3本书，拿4本还3本，藏在裤腰带的那本就是自己的了。作为好朋友，我也去帮他打过两回“掩护”。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几年功夫，新民如愿以偿地攒到了一套《三国演义》。
后来，新民去修铁路，走之前把这套连环画托付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他的宝贝，原封不动地把装书的纸箱塞到床下，都没打开看看。两年后新民回贵阳，《三国演义》完璧归赵。现在，据说这套五○版的连环画价值十万以上，且还有价无市。
我和新民同一年级，但不同班，他在一班，我在二班。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他在班上的几个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李甲令、范新民、李林，我经常和新民到这些同学家玩耍，文革中辍学在家，更是天天厮混在一起。就这样，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和新民从邻居、同学发展而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三、校园大革命
1966年“文革”爆发，正值我们小学毕业，从夏天到秋天，都辍学在家，成了大革命的旁观者。年底，我们终于有了着落，我和新民同时分到二十一中。当时的学校一派革命景象，红卫兵组织夺了学校的权，成天揪斗校长、焚烧图书室的书籍……到学校报了到后就没人管了，连班都没有分。“老子英雄儿好汉”，成分好的学生参加了红卫兵；“老子反动儿混蛋”，成分不好的学生靠边站，父亲是“摘帽右派”的我，和新民同属“靠边站”之列。
后来，我父亲在单位打了一张证明交给红卫兵组织，证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中良好的表现等等，于是我领到一个红袖套，算是“参加”了红卫兵。新民好像没有参加红卫兵，但他居然得串了一次联，那是几个同学约他，找到学校有关方面开了一个串联证明，每人还领了几块钱，然后雄纠纠气昂昂地步行到革命圣地遵义。这是他胜利归来后告诉我的，着实让我眼红了一回。
随着文革的深入，社会动荡加剧，进校不久的新生又辍学回家，一辍就是一年多。1968年夏天，我们又被重新分到了二十中，学校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正忙于将老三届们送往“广阔的天地”，只挑了几十个新生，办了两个学习班作为过渡，以迎接大批新生入学。我和新民都被挑上了。
在学习班，来自各个学校的同学聚在一起，我们又结识了很多朋友。新民喜欢和烟厂宿舍的张新义他们在一起玩，还学着他们弄了一顶军帽戴在头上，很酷。因为没有上山下乡的压力，学习班的时光是愉快的，两个月的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又回家等入学通知。
当年9月，66届小学毕业生正式到中学报到。二十中迎来了四五百新生，分了八个班，我和新民都被分到了四班。现在，我们是名符其实的同学了，真是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
开了学的学校，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校园秩序异常混乱，学生之间拉帮结伙打群架，或纠集社会上的流氓小混混到外校械斗，或在学校教师造反派的鼓动下，揪斗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教学秩序也好不了多少，回到课堂的学生在文革的熏陶下，显示出桀骜不驯的反叛性，好一点的不上课，或在课堂上随意出入，完全无视老师的存在；严重的就直接与老师作对，甚至凌辱老师。我们班就有人在黑板上将班主任张天富老师的名字写成“张天师”，以此来嘲弄他……
我和新民没有参与这些“反潮流”的行动，打群架我们唯恐躲之不及，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还使我们残存着仅有的是非观；伤害老师我们更不会，因为我们的母亲都是老师。
目睹校园的混乱，我很少去学校。新民很老实，循规蹈矩的天天上学，有时候班上就他一个男生。
后来，“三支两军”了，老广兵进驻学校，不上学的被叫回来参加军训，学校的混乱有所收敛。1969年夏天，学校组织学生下乡支农，班上分了好多组，而我和新民就相约在一个组，到阳关农场劳动了一个月。
就这样，在二十中一年多的时间，除了熟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外，我们基本没有学什么文化，也无心学文化，因为不知前途所在，特别是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对未来就更是迷茫了。
四、无奈的选择
1970年上半年，我们“毕业”了。在“血统论”的指导思想下，家庭出生好的学生，有继续升学读高中的，有时逢大招工进了工矿企业的。李甲令家是革命干部，他如愿到一中读书去了；范新民家是老工人，他也顺利地进了工厂。家庭出生不好的学生，则被冷漠地撇在了一边，我和新民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想象着那些升学、进厂的同学踌躇满志地去报到的情景，我们唯有回家面壁发呆的份，躲过了上山下乡，躲不过被社会的遗弃。幸福的同学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同学各有各的不幸。
好在我的父亲有朋友相助，硬是顶着压力开后门把我塞进了贵阳化工机械厂。幸运的我，在家待了几个月后，9月中旬就进了厂。新民却没有这种机遇，姐姐被上山下乡所困扰，母亲面临被遣散的危局，父亲在单位是被斗争的对象，当全家人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进厂不久我参加了国庆游行，游行时穿了一件崭新的背带裤工装，一副工人阶级模样，很是得意。回家后舍不得脱下来，父母也高兴，叫上弟高元，推着借来的自行车，到宿舍楼下的院子照相。照得正兴高采烈，忽然高元悄悄对我说，新民在他家窗子边看我们。霎时，一阵惶惑向我袭来，愧疚、同情、为难和忐忑在内心纠葛着，使我不敢抬头回看窗前的新民。然而，心里已经感受到了他那仍然忧郁，且带有一丝惆怅、落寞与苦楚的目光。我赶紧提议到前院去照相，狼狈地逃离了新民的视线，而此前的好心情也一落千丈。事后，我都没有勇气去面对新民，告知他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对我来说的这个好消息，对他无疑是一巨大的刺激。
这年9月，曾两次复建又两度停工的湘黔铁路再次复工，建设这条连接湖南和贵州的重要干线铁路，需要大量劳动力，又因为是临时工，破天荒地不再“唯成分论”，要面向社会招一批当年未分配的学生和待业青年。这样，给出身不好，被边缘化了的学生带来了福音——到凯里修铁路，新民也报了名。此时，他的母亲和妹妹，已被疏散下放到兴义，姐姐“上山下乡”去了青岩，一家人四分五裂。接着，他们家宿舍也被学校收回，他要不去修铁路，只能在大街上流浪。
修铁路之前，新民的姐姐杨琳结了婚，是为了从乡下回城的无奈之举。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她父母都不住，只有弟弟新民。新民邀请了我和甲令，我们三人代表了娘家人。新郎是一小学教师，比杨琳大了许多，不久就听说分手了。
次年初，新民随这批鱼龙混杂的年轻群体奔赴凯里，不久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自此，书信把我们分别的这段岁月连在了一起，书信使我得知了他这段苦难的历程。
五、苦难的历程
修铁路的这段日子，开启了新民一生中最为凄苦艰辛的岁月。
刚去，一切都是新鲜的。来信中说，他们任务是建设凯里机务段，工作主要是抬土方。工地在清水江边，风景很好，就是离城里有好几公里，要买些日常用品都得进城。
不久，艰苦的生活就展现在他面前。新民的来信开始抱怨工地的伙食太差，且还经常吃不饱。工作太累，一下班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信中隐隐流露出极度的寂寞厌世之情。
后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繁重的劳动和清苦的生活加重了他的孤独感和苦闷感，他学会了抽烟，有时候一天要抽两三包。在来信中，他还直言不讳地给我说，遇到没钱买烟抽的时候，就悄悄到厕所去捡别人丢下的烟屁股以解烟瘾。
我也在信中劝他，不要抽烟，不要沾染一些恶习等等。其实我哪能体会到远在他乡，孤身一人的苦恼和排遣心中郁闷的需要，真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
回来后，新民还告诉我他信中没有写的境况，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几天几夜没人管，差点死了。听了以后惊心动魄了一回，也幸运新民命大。
除了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刚去的时候新民还遭到一些同伴的欺负，良莠不齐的群体夹杂着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在学生中作威作福称王称霸，专拣新民这种老实、无助的人下手。身处这样的环境，新民的选择只能有二，要么任人宰割，要么同流合污。新民选择了后者，这个我太理解了，在当时公检法都被砸烂，社会及其混乱的特殊情况下，这是唯一自我保护的办法，否则，不病死都得被人欺负死。
后来，在新民的来信中，他告诉我认识了一起修铁路的一个哥们，叫“小长发”，此人打架很了得，也很讲义气，他们交上了朋友。此后，我感到新民有了些变化，精神了、振作起来了，来信的语气还带有些侠气。还是回来后，他又给我说了他信中没有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跟着小长发等一伙修铁路的学生到凯里城打群架，目睹这群人冲进人家，把所有的家什砸了个稀烂，“连筷子都一根根折断！”言语中，不乏佩服之意。我听了倒是替他捏把汗，同这种人搅在一起恐怕会出事（后来果然，但新民没搅进去，此是后话）。但不管怎样，在小长发的保护伞下，新民重树了生活的信心，改变了柔弱的性格，从凶险的环境中挺了过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选择是对的。
1972年10月，湘黔铁路建成通车。同所有参加建设的年轻人一样，新民也将返回贵阳，不堪回首的日子就要结束，新生活就要展现在眼前，当时贵阳市的一些单位急需补充人员，修铁路的这批人被安排到了饮食公司、商业局下属的企事业单位。有工作了！新民的来信中，按捺不住其欣喜之情。
一周后，我如约到火车站接他。离家两年，闯荡社会，受苦受难，回来时孑然一身，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虽然有我这么一个患难之交的朋友，但友情取代不了亲情。在迎接火车进站的当口儿，一时间百感交集。然当年18、9岁的我们，情感粗糙，不谙世事，一见面，阔别重逢的亢奋很快压倒了被现实触动的伤感。仔细打量，新民瘦削多了，昔日的“大头”已不大，到是那忧郁的目光透着对未来的希望。
返城后，新民分到了贵阳甲秀味精厂，尽管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集体工厂，毕竟，有了正式工作。这家厂子位于团坡桥旁，离我所在的化机厂不远，方便了我们今后的相互往来。
六、漂泊的日子
工作有了，但家在哪里？学校的住房已经回不去了。刚回来，新民只好挤在次南门工人宿舍姐夫家（杨琳又结婚了）。有一次我去找他，敲开门，只见地上有一个铺，自然是新民的“床”了，屋中央拉了一布帘，姐姐姐夫就住后面。
最终，市府路小学给了新民一间废弃的教室。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床，一张破旧的三抽桌，一堆课桌椅顺着四壁围了一圈，使由于家具太少而显得空旷的教室稍微紧凑些，构成了新民的“家”。
返城初期，新民的生存状态，完全是一地鸡毛的灰色现实，孤身一人，在琐碎的生活面前，衣服脏了没人洗，吃了上顿没下顿……脏兮兮的日子，乱糟糟的生活。
修铁路回来，在小长发的影响下，曾经胆怯、内向的新民变得无畏与开朗多了，特别是与女生打交道。一天，新民兴奋地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就是学校旁边那栋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子，没人介绍，完全是自己搞到手的。他的女朋友小江在大十字的一家相机修理店工作，从此，我们出去玩，必备的相机就不用愁了。谈了恋爱，新民晦涩的生活有了亮点，平时有人照顾了，情感有寄托了，他的衣着也讲究起来，雪白的小翻领衬着时髦的青年帽，煞是英俊潇洒。
当时，我们家已搬到了公园西路，离市府路小学很近，成了新民经常来的落脚点，他结识了我很多朋友，惠民、易全、周澜、老五、朱胜民……他的聪明、义气、豪爽深得大家认可与喜爱。朋友们的大情小事、婚丧嫁娶，都少不了新民的帮忙。我奶奶去世，有新民帮忙；易全结婚，帮忙的有新民……。惠民帮他大哥张罗着打结婚家具，突然有一天，新民拉了一板车木板木方到惠民家。这些木料，是他拆了他房间里的那些课桌椅拼凑起来的。直到现在，提起此事惠民都感动不已。
一天晚上，新民到我家，给我看一张照片，是刘建伟，中小学的同班同学，离开二十中后，都没有往来了。见我惊诧不已，他得意地给我讲起了怎样与刘建伟“勾兑”的趣事。两人在街上对面而过，新民一下子叫住了她。其实他们并不熟悉，小学不同班，中学同班却没有任何往来。后来刘建伟告诉我，那一瞬间都搞不清叫她的这个人是谁，而新民一番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挽回了尴尬的局面。提起同学，相互就近乎了。接下来，新民去了她家两三次，有一次还在她家吃了顿饭，最后，向刘建伟要了这张照片。听新民讲了这个“传奇”故事，顿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新民并没有止步于传奇故事，他是想进一步把这个故事在我的身上变为现实。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居然将刘建伟带到了我家。新民帮忙，就这么实在。
当然，我也没有辜负他这番美意，“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后就是我的事了。最终，与刘建伟结婚生子，组成了家庭。生活中充满了偶然，如果没有那天街上的巧遇，如果面对面时新民没有勇气，那我的婚姻史必定改写。然而，这个偶然却被新民性格的变化“逆袭”成了必然。新民，当之无愧的成了我的“红娘”。
从新民回来到我考取大学去读书的7年间，是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日子，不间断的交往与互助，使我们这种四重关系的朋友情谊愈加深厚。但这7年间，新民的变化不大，仍然住在那间教室，仍然是一个小集体企业的工人，仍然过着漂泊的日子。最早谈恋爱的他，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结婚的事，现实给不了他成家的条件。
七、生活的阳光
1979年，我到贵大读书，学业“压力山大”，又每周回家一次，那几年同好多朋友断了联系，包括与新民也没了往来。毕业后分到省直机关工作，老朋友们又恢复了交往，但就是找不到新民的行踪，他已经脱离了同学和朋友们的圈子，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
后来听说新民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小江；又听说他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后，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上班，母亲和妹妹也返回了贵阳；还听说新民的父亲退休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外贸的矿产公司，不久承包了公司，做得很发达……。听到这些消息，替新民感到高兴，他们家总算沐浴到了三中全会的阳光，终结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那几年，尽管时不时打听新民的消息，但却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
时光如白驹过隙，最近一次见到新民已是20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团省委工作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同新民联系上了，跟着就到盐务街找到了他的家。他家就在街头的外贸宿舍，一定又是落实他父亲的政策分的房屋。穿过当街一排铺面中的一条小巷，就进了一楼他家。尽管多年未见，新民变化不大，只是感觉他的话少了些，商海拼搏使他老成持重不少。这次见面，知道新民已离开外贸公司，与他姐姐、姐夫组建了一家公司，也是做矿产生意，自己当老板了。
摆谈中，见他叫小保姆去办件事，随手给了她20块钱作跑路费。当时我的月薪也才一百多块，这个细节暗示出新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也足见他豪爽和出手阔绰的性格未变。临走，我们互换了名片，他是企业总经理，我是机关干部。时值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号角又一次吹响，党政机关随之掀起又一轮“下海”热潮，总经理的头衔已经是改革者、弄潮儿的代名词了；我名片上的“统战部长”，我估计新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职务。再联想刚才的细节，在新民面前突然有了些自惭形愧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不久脱离体制，毅然下海不能不说是有些推动。
我们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断线的这十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过去同是工人的身份的伙伴，而今随时代的变化，彼此的身份都因职业有了社会定位，不到半小时的面晤，难以很快拉近总经理和统战部长之间的职业距离，如是，再熟的朋友也会萌发生疏的感觉。
从新民家回来后，突然遗憾一件事，就是忘了问问他的母亲张老师和妹妹杨新苗的情况。
八、人生悲喜剧
打那以后，世事繁复，各自奔波，少了往来，后来我们竟又失去了联系，但这份朋友的牵挂却未曾丢失。只要在有小学、中学同学的场合，总要打听新民的行踪，但总是杳无音信。终于有一天，在一个中学同学处得知令人震惊的消息：杨新民已病故。初闻“噩耗”将信将疑，后听其他同学也有此说法，只好信之，遂将这一信息告知惠民及认识新民的诸朋友，大家不禁唏嘘，甚为惋惜与感叹。唏嘘之余，我立了一个心愿，即便是走了，也要见见他。以后刻意打听的，就是新民的墓地在何处了，但仍然不得而知。
去年在一个同学众多的场合，猛然听讲，杨新民并没有死。又一次令人震惊！细问缘由，原来，生意场上的新民，欠了一屁股的债（会不会又是他那豪爽和出手阔绰的性格造成？），无力偿还，只好出此下策，以“消遁”来躲避众多债主的追逼。
就像当初听到他的“噩耗”一样，对新民的这一举动，似信非信，这不是我所熟悉的新民的性格啊。但转念一想，生活对人的改变和摧残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几十年的煎熬与磨砺，人生的大起大落，新民还能永远保持那颗纯正无邪的童心么？我了解新民的是，他不会欺骗生活。
尽管如此，对新民这两次地震般的消息，我深信后者，毕竟，鲜活的生命再多的钱也买不来；而且，想见新民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只是，十多年过去了，新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呢？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么？我都替他困惑不已。此情此景，想见他的心情更为迫切了。
多年来打听新民的下落，寻觅新民的踪迹，他居然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弄出了个悲喜剧，竟让我和诸多关心他的同学朋友“悲喜交加”，历经了一次情感跌宕的过山车。如今真相大白，但愿新民的故事以喜剧告终，盼望着我们的相见早日实现，期待着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共叙儿时友情，共话人生沉浮，共享朋友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