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钟宗畅作品
《党史文汇》2005年第12期
毛泽东于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地完整地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①此后，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此前，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思想，“双百”方针就是这一光辉思想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实践成果。这个方针在今天对于我们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讲到“双百”方针的由来时说：“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②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方针是毛泽东鉴于我们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迫切要求，根据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吸取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再从深层次上研究，就会明白这个方针是符合艺术和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的。对此，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是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通过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③
在“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艺术界和科学界的现状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对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作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当时我国自然科学界，在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对不同学派乱贴“标签”，乱戴“帽子”，抬高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例如，建国初期，在遗传学领域，独尊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著名物理学家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然遭到政治批判。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针对性地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④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９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琪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其写了按语，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命题深刻地表明，“双百”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人和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里略、达尔文等，都曾经历艰苦的斗争。他又结合现实情况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鉴别不清，也常有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的事情发生。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⑤
在毛泽东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的根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还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在提出“双百”方针之后不久，就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述，内容非常丰富，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认为，辩证法的核心——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他列举意识形态领域里对立面的统一斗争，例如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等等。他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⑥毛泽东正是依据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辩证法观点，采取“双百”方针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⑵实行“双百”方针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关于“双百”方针的多次讲话中，都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说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他分析了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后指出：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⑧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７日，他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拿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⑨
毛泽东对有的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结论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⑩
⑶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行“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实行“双百”方针更不是对各种不同的思想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正确的原则和政策。
首先，他强调在思想文化界马克思主义必须力争占统治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马克思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是工人阶级?穴通过共产党?雪领导的国家，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地位。毛泽东采用“双百”方针来实现这一目的，是他对马克思观点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其次，他阐述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采取的方针。他首先指出：对于错误的思想，比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唯心主义，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同时他又强调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非常有害。因为，一方面，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另一方面，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再次，他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各有自己的看法。因而“双百”方针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为了帮助人们在自由讨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为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凡是违反这六条标准的错误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毛泽东认为，解释和发挥就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关于通过实行“双百”方针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具体政策，就是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学说进行解释和发挥的一个范例。认真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具有何等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就拓展了“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使之成为领导和治理我们国家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毛泽东把“放”还是“收”作为领导国家的方针问题，坚持只能放、不能收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⑴坚持采取“放”的方针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芽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毛泽东经过长期观察和实践，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这个基本矛盾突出地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比，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并且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实行第二次结合，同时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性贡献。
毛泽东非常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正确的方针至关重要。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不同于敌我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采取的方针也不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他根据我们处理党内矛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就是采取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这也就是“放”的方针。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结合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他问道：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芽他明确回答：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他反复强调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压服的方法。强调党的干部要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显而易见，毛泽东不仅把“双百”方针当作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的方针，而且把它上升为在新的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解决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的基本方针。
⑵用“双百”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着重讲了这个问题。他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对此，他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对全国５００万知识分子状况分别从政治态度和世界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估计的基础上，提出同知识分子建立三个层次的共同语言的要求。毛泽东认为，我们国家主要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因此他们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还应在自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习和改造。如果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我们同知识分子就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需要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层次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党同知识分子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提法是完全正确的。１９６４年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时，把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这个提法，换成“是脑力劳动者”，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第二，阐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５００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５００万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不论办教育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具体政策措施。１９５７年４月４日在杭州召开的江苏、浙江等四省市的思想汇报会上他提出，应吸收一批知识分子进党内来训练。如不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在一个材料上批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并要求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组织讨论一次。
这里，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双百”方针作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一系列理论、方针和政策，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人们的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应当遵循的理论依据和原则。毛泽东曾经把“双百”方针的重大意义做过这样的概括：“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是毛泽东毕生艰辛探索、执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境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境界在他生前没有实现。我们今天更应以此为奋斗目标，促进其实现。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注：
①③④⑤⑥⑦⑧⑩⑾⒁⒃《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５４页、第２２９页、５５页、第２２９－２３０页、第２３０－２３１页、第１９３页、第２３０页、第２３２页、第１９７页、第２３２页、第２７９页。
②⑨⒀⒄⒅⒆⒇《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４９１页、第６２６页、第６４３页、第６４０页、第６３６页、第６５７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⒂《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第６５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第４０５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