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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引言（1） 引言（2） 1．毛泽东点题（1）
1．毛泽东点题（2） 1．毛泽东点题（3） 2．谭震林拍板（1）
2．谭震林拍板（2） 3．苏联专家定坝址（1） 3．苏联专家定坝址（2）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1）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2）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3）
5．周恩来调配水泥（1） 5．周恩来调配水泥（2）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1．淳安移民第一村（1） 1．淳安移民第一村（2） 2．远迁试点失败（1）
2．远迁试点失败（2） 2．远迁试点失败（3） 2．远迁试点失败（4）
3．移民计划“大跃进”（1） 3．移民计划“大跃进”（2） 4．移民大提速（1）
4．移民大提速（2） 5．我的移民路（1） 5．我的移民路（2）
5．我的移民路（3） 5．我的移民路（4） 5．我的移民路（5）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1）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2）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3）
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1） 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2） 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3）
8．大行军式的转迁（1） 8．大行军式的转迁（2） 8．大行军式的转迁（3）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1） 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2）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1）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2）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3）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4）
3．库底的松崖乡（1） 3．库底的松崖乡（2） 3．库底的松崖乡（3）
3．库底的松崖乡（4） 4．械斗事件（1） 4．械斗事件（2）
4．械斗事件（3） 4．械斗事件（4） 4．械斗事件（5）
5．苦难与争斗（1） 5．苦难与争斗（2） 5．苦难与争斗（3）
5．苦难与争斗（4） 6．重迁（1） 6．重迁（2）
6．重迁（3） 6．重迁（4）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引言（1）
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国家后期扶持大中型水库移民的序幕由此揭开。国务院的这一决策如久旱的春雨，滋润了5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田。
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58年，淳安人匆匆将县城搬迁到排岭，形成了新安江水库。今天的新安江水库库底曾有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面对湖中178亿立方米的清新湖水和湖上1078个翠绿山峰，郭沫若曾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的诗句。
淳安的嬗变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老的新县：据考证，夏、商、周时期，淳安就有成熟的青铜器文化。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设立了淳安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与淳安山水相依的新定县改名为遂安县。淳安、遂安距今的1700多年历史中，人才辈出，历代曾有308名进士，三名状元，明代商辂曾为英宗、代宗、宪宗“三元宰相”。嘉靖三十七年五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公元1558—1562年），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任淳安知县，海瑞廉政恤民，刚正不阿之风传闻四海。1958年10月，淳安、遂安两县合并，贺城、狮城一年内相继沉入水底，县城搬上排岭，就形成一个新县。
最大的小县：淳安环万山为邑，与安徽省歙县、休宁两县为邻，与本省临安、桐庐、建德、衢县、常山、开化六县接壤，总面积达到4427平方公里，为浙江之最。然而淳安却是经济小县。2004年，淳安县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人口相近又相邻的桐庐、建德、临安等县（市）的一半。相邻的桐庐、建德、临安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淳安人两倍左右。
最富的穷县：淳安解放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据国家科委南方考察组的考察报告，淳安县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量、向国家投售商品粮曾跃为浙西13个县之首。但就在新安江水库形成后，这华东电网启动电源的光明之水却让淳安进入了“倒退十年，徘徊十年，恢复十年”的艰难历程。30万亩耕地沦为水域，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均直线下降。淳安县由一个余粮县变成了缺粮县，元气大伤。2004年，水电部部长钮茂生到淳安视察后感叹说：“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那么多问题和困难，成了杭州的西藏。”
新安江水库烟波浩淼，峰峦叠嶂，千余座岛屿犹如块块翡翠镶嵌在明镜之中，水碧山黛，风景旖旎，以“绿色千岛湖”之美誉蜚声中外。2005年末，中央电视台举办名镇评比，在近两千个名镇中，不到50年历史的千岛湖镇令人瞩目，被评为旅游名镇。仅2006年5月2日一天，千岛湖旅游人数就达到13万人。
千岛湖人气旺的优势是一库得天独厚的碧水，这容量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欢笑，给人心酸；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幸福，给人悲伤；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创造了财富，也给人带来了苦难；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这里的老一辈们无限地追念和深思……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引言（2）
1954年，谭震林拍板确定新安江实施一级开发的方案。1956年国务院批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个月后，在建德铜官建设新安江电站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启动，同年11月，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作为第一批移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当时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全球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序幕就此拉开。
在那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信心高度膨胀的年代，老实巴交、听话的淳安人只有服从，不会讨价还价，结果出现了九万多山农大移民的悲壮场面。1973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权威的一份总结报告上，在深思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教训中，沉痛写下了“目前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这一句话凝聚着多少问题，发人深思!
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新安江水库移民处于一种既主动又非自愿的运动式的迁移中。
1958年11月移民到建德市大山畈村的雷常胜，五口人分到房子一间半，只有27平方米，按当时的价，人均只有45.09元。过了49年，该村的13户，50位畲族同胞人均只拿到不足50元的移民安置费。中国人的水库移民安置就这么廉价？1956年至1972年国家共支出一亿多元的移民投资经费到哪里去了？据查淳安、建德、桐庐、开化等县和浙江省民政厅等单位挪用、借用和管理紊乱核销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投资费二千六百多万元，这一笔巨大的数字使新安江水库原迁移民每人至少少拿了安置费百元以上。谭震林副总理曾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中，有很多严重的错误、缺点。水电部、省、地、县都有责任。首先是水电部，光管建设，没有关心移民问题，光花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最终，国务院给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定下“移民工作做得不好”的结论。
这里最值得敬佩和歌颂的不仅是淳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肯收留他们的、同喝新安江水的安徽同胞和井冈山下的儿女，是他们以大局为重，才使十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重新安居下来。资溪县草坪村老党支部书记丁宗盛曾感慨地说：“我们敬佩浙江人的勤劳，我们佩服浙江人的智慧，我们内心欢迎浙江人。”正是他们这代老人无私地接受了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为新安江水库建设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是巨大的。
一位哲学家曾说，那些表面看上去雄伟壮丽的事，引起成千上万狂迷欢呼的事，它们的内在所承载的，不过是一种壮丽的“贪婪”。现在新安江水库这库碧水不仅是淳安人的骄傲，也是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永存的巨大财富。但我们不能忘记创造财富的浙江、安徽27.7万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移民史册上没有记下的原淳安、遂安移民的父辈们。
《人民日报》原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邵华泽在《淳安县志》序中曾写下“在修建新安江水库时，先后有二十几万淳安人别离自己的故土和乡亲，移居他乡。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和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今天，他们已同移居地人民亲密相处，融为一体。但淳安仍然是他们的‘根’。他们不会忘记淳安，淳安人民也时刻惦念着他们。”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也是邵华泽等淳安父辈们的一再嘱托。历经二十多年的苦磨，上京入沪下江西，奔皖访淳去丽水，高端访谈，乡村串门，历经千辛万苦，行程两万多里，跨越浙赣皖三省八个市（地），走访二十二个县的近二百个移民村，踏进了一千户散落各地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门槛，记录了大量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真人真事，他们的亲身经历催人泪下。把这一切奉献给读者，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记住曾在淳安土地上生活过的那些人。
谨以此书献给5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们。
并告慰九泉之下的移民不幸者。
共和国将永远记住中国这一段工业起步的悲壮历史。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开发新安江摆上了中国决策者的案头。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1．毛泽东点题（1）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我们从孩提时代就知道了。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发明的这盏电灯足足亮了45个小时，灯丝才被烧断，这一天被定为人类的电灯发明日。
电灯发明1010天后，上海外滩亮起了15盏电灯。中国电力工业由此拉开了发展的序幕。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电力发展很快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杭州拱宸桥畔的世径缫丝厂，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供生产照明，浙江的第二个“太阳”从此升起。
浙江可谓毛泽东的“第二故乡”，他自第一次到浙江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对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大地产生了感情。他生前曾四十多次来到浙江，在杭州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会见重要外宾，起草或主持制定一系列历史性的光辉文献，莫干山麓，杭嘉湖平原，西子湖畔留下了他厚实的足迹。
1954年3月，毛泽东在亲自起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如释重负，一身轻松。在离杭的前一天，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在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下视察了绍兴东湖，水光粼粼的东湖让他心旷神怡。回到葛岭，兴致正浓的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上的老战友江华，当天下午，毛泽东在葛岭的书房里召见了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这两位从井冈山下来的湖南老乡品尝着刚采摘下的西湖龙井，窗外莺雀的鸣叫声和斗艳的桃花把他们带进了美好的回忆和追思中。
毛泽东拉开窗帘，江华忙迎了上去，他们俩面对后西湖，望外西湖，看着翠绿的柳条和湖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毛泽东连声说：“西湖的水多诱人呀。”毛泽###然挑出了水的话题，他先向江华说起了杭州白居易和苏东坡两位“知府”。白堤的形成我没有考证，我只知道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一天他在堤上向东散步，春天的夕阳让他踏着柳荫下的身影，诗性一下喷发出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以此命名为白堤。北宋元年间苏轼出知杭州时，苏东坡见西湖淤泥抬高，便出奇招，南起南屏山，北接岳庙，挖泥筑堤，疏道架桥，他将西湖分为内外西湖，其间架有桥梁六座，桃柳夹堤，有“六桥烟柳”之称。后人追忆苏轼并将西湖南北堤取名“苏堤”。
说到这里，毛泽东那双能穿透历史的双眼，望着曾担任杭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江华诙谐地说：“将来有哪位‘知府’从钱塘江取水灌入西湖，让西湖水川流不息，那这位‘知府’将永远铭记史册。”
绍兴东湖那春和景明，山水相映，一碧万顷的美景又勾起毛泽东对浙江儿女的母亲河——钱塘江的美好遐想，满腹诗文的毛泽东脑海中突然蹦出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诗句。毛泽东问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
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雄略大志：“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3.31万千瓦，年发电量也只有0.59亿千瓦时，到了1953年，全省装机容量也只有4.47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刚过1亿千瓦时，这与浙江工业快速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1947年1月，浙江省钱塘江水利资源勘测队踏勘了新安江，次年4月上书行政院，要求建电站。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新安江电站建起来，我们浙江的电力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浙江的老书记谭震林也很重视这件事。”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1．毛泽东点题（2）
毛泽东一拍书桌，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对这位老乡说：“你这想法好，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毛泽东离开杭州第二个月，即1954年5月，中共中央就下达决定，任命江华为浙江省省委书记，霍士廉为省委副书记。江华从此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这为他施展才华，开发新安江搭起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流域面积11850平方公里，约占钱塘江总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干流全长261公里，到每年汛期，从黄山脚下奔啸而来的另一条支流，汇集到新安江。奔腾的山洪，从安徽屯溪至建德铜官峡谷仅170公里长的新安江河段，就形成了100米的天然落差，这滔滔的新安江水不知要吞噬掉多少新安江畔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田，但它也曾吸引多少水利专家、学者，甚至日本、美国也对这天然的动力垂涎三尺。
我从浙江省档案馆敌伪档案中查找到的《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中摘录几节，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自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成功后，世界各国对于水利之开发，莫不异常重视，本省水利蕴藏丰富，勘测研究历有年所，限于财力，未能见诸实施。抗战期间，本省地临前线，变乱之余，财力两缺，乃商准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同意，特设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并指派徐主任洽时主其事，费年余之努力，计勘定水力发电地点：街口七里陇、罗桐埠、邵村、灰埠、黄坛口等六处共可发电227000千瓦。街口一处，形势天成，施工简易，而发电量可达8万千瓦，且地点适中，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既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
…………
宁沪杭鼎峙之一大平原为我国工商业发展最盛之区，其原动力向惟火电是赖，抗战期间，电厂损毁惨重，致难以供应与日俱增之工业及一般需求，惟火力发电厂之重建或修复则殊非所宜，良以区内煤藏贫瘠，须仰给于华北，比因匪患未靖，运输至为困难，钱塘江水电之开发遂为解决目前迫切需要动力之惟一途径。钱塘江为横亘浙省北境一巨川，绵长350余公里，流域面积42500公里，年平均雨量约1480公厘，上游及支流河床陡峻，水利蕴藏至丰，勘测结果，发现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之处颇多，源出皖境之徽港穿行丛山中，汇入钱塘，河床坡降约万分之十四，适流抵皖浙交界处之街口附近，山势约束，成为建坝发电之良好地址，坝成以后，淹水损失，至为轻微，其电力可输送至宁沪杭一带，全部由其消纳，江中常年流量为坝所调接后，每秒所可供给100立方米以上，对下游航运，裨益良多，水库有容纳供水作用，水害损失当可极度减少，欲求振兴多元开发钱塘之水力，则街口计划关系至巨，殊宜首先建设也。
很快，淳安街口电站的建设已经摆上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甚至被当做“解救当今危机”的重大举措。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1．毛泽东点题（3）
据1948年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余森文的一段回忆，其中记录了新安江开发鲜为人知的细节。
余森文原是学农的，对农业水利工程极为熟悉。1947年，他在担任温州地区专员，兼任温州地区水利工程委员会主任时，接待来温考察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麦克洛博士不仅对温州水利工程感兴趣，对浙江省的水利情况也想了解，二人谈得十分投机。麦克洛博士回杭州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接见他时，在沈鸿烈主席面前夸了余森文：“余森文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麦克洛博士的一番话，引起了沈鸿烈主席的浓厚兴趣。
1948年春，沈鸿烈主席召见余森文时开门见山地说：“不久前，你见了美国麦克洛专家，他向我推荐了你。”接着，他恳切地说：“美国对新安江电站建设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前段时间，美国专家在新安江上已勘测多次了，现在勘测队长徐洽时和美国专家都在淳安。最近南京国民政府也从美国援助资金中拨出了1700万美金，给我们浙江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最后，沈鸿烈爽朗地说：“你愿意和美国专家一起干这事吗？”早就想离开温州的余森文，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忙说：“只要主席信任，我愿意尽力而为。”
1948年6月21日，陈仪取代了沈鸿烈，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从20年代开始跟随蒋介石。蒋介石称陈仪为桑梓，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亲自从美国援助中国的款项中拨出了这一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新安江水电站。陈仪见这么大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便亲自召见了余森文：“蒋委员长拨出这笔款项，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余森文兴奋了，他和麦克洛的足迹踏遍了新安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汛期一到，大雨瓢泼，他们被滚滚的山水所吸引……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美国觉得国民党已摇摇欲坠，就把在新安江的美国水利专家全部撤走。麦克洛博士离开淳安时，留下一句话：“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诞生，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燃料工业部一位名叫张铁铮的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局对新安江的期待：“全国解放，蒋介石时刻妄图###，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日益受到威胁，而电力则是袭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国民党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受严重破坏，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我叫到中南海，要我汇报水电开发情况。当我汇报到新安江时，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我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实地察看，1952年6月20日，我又专程赶到杭州，我和徐洽时、王宝基三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报告”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这份绝密“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张铁铮去中南海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时，请求将新安江开发列入“一五”电力基建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丰富水力资源的新蓝图从此铺开。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2．谭震林拍板（1）
在淳安、在龙泉、在江西、在安徽，只要有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地方，就有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阴影一代代传承下来。有一席话传了50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是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100里，安徽人不移，淳安人全移了，我们吃的苦，全怪这个安徽人。”这样大的事岂能这么简单？事实上，当时的技术总监徐洽时是浙江人；一线党政头号人物王醒也非安徽人；最后拍板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则是湖南攸县人。
此前，也就是1948年4月2日，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四人联名给国民党行政院的报告中说：“民国三十五年商请全国水力发电总处，专设钱塘江水利测勘处，从事长期测勘，费年余时间，已初步测定水力发电地点六处。”中国共产党接收后，如何开发新安江被推上了浙江甚至长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谭震林从杭州解放，他成为浙江省党政军最高统帅那天起，就关注新安江的开发。1953年，谭震林当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后，更是把开发新安江摆上了重要位置。同年12月，谭震林把浙江省委、上海市委分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局长请到上海，商议开发新安江一事。大家一致同意，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的基础上，成立华东水利工程局。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同时，让徐洽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担起总工程师的重任。党政领导由王醒担任。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全力以赴投入了新安江开发工程的勘测和设计。他们和燃料工业部一起论证了一级开发和分级开发的可能性和合理性。1955年5月初，他们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了三个开发方案：
一级开发：
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多亩，迁移人口23.5万人。
二级开发（甲）：
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2.1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4.7万人，淹没耕地1.7万多亩。
二级开发（乙）：
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和地亩数和二级开发（甲）保持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7.3万人，淹没耕地4.6万亩。
三级开发方案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
二级开发（甲、乙）遂安县全部不淹。
当时担任中共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以上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身为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拿到中财委的这份沉甸甸的“意见”，颇费思量。
二级开发（甲）和二级开发（乙）迁移人口虽然都不到10万，但是装机容量也就是20多万千瓦。实施一级开发，66万多千瓦的电力通过电网覆盖半径300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巨大的电流冲向沪宁杭工业地区和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城市、农村，会给多少人带来光明!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水库要淹没两座县城，浙江49个乡镇和安徽6个乡镇将沉入湖底。受淹耕地33万余亩，受淹房屋26万余间，将有23万多人离开故土，迁移他乡，经受重建家园的艰辛。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2．谭震林拍板（2）
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当时装机容量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量也只有15亿千瓦时左右，而浙江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谭震林深深感到，江浙沪电力太缺乏了，工业起步的动力严重不足。新安江水电站上马迫在眉睫，它的装机容量将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摆在谭震林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新安江二级开发损失是少了，但发电装机容量只约为一级开发的三分之一，远远满足不了长江三角洲工业、农业和居民需求。而一级开发，将影响23万多新安江人的正常生活，他们刚从旧社会过来，生活刚出现新的起色，又要背井离乡地迁移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啊!曾带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指挥官束手了。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把浙江、安徽、江苏的主要负责人，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有关县委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上海和平饭店，谭震林亲自主持会议。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在会上把新安江流域规划的三个方案全盘托出。
刚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的江华，始终牢记毛泽东给他点的题，他的发言底气十足：“淳安是钱塘江流域的甲级县，不管实现哪种开发方案，对淳安，对遂安，对浙江都是一种损失。实行一级开发，淳安、遂安两县41万多人将有20多万人迁往他乡，移民占了两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淳安县将有70%的人要离开故土。浙江要建成一个工业省，没有动力不行，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淳安、遂安的工作我们去做，新安江水库移民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有决心完成。”
江苏、安徽省的主要领导听了新上任的江华省委书记这铿锵有力的誓言，都表了态。
安徽省委领导说：“我省宣城地区，太平天国时期战事连年，百姓死伤甚多，更有大批外逃，留下可耕熟地、荒地不少，如果实施第一方案，我省除安置歙县6个受淹乡镇两万多名移民任务之外，还乐意接受部分浙江移民。淳安与皖南生活习惯和生产条件类似，做好这项工作难度不大。”
江苏省委领导说：“新安江电站建成后，江苏也是一个受益省，我们理应承担安置移民的任务。”接着他又说：“我们江苏苏北大丰农场海涂面积很大，能够接受大量移民。”
最后，江华提出了移民设想：“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就地上山和开发山区相结合的方针，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山区土特产来安置移民。”
谭震林听了三位当家人的发言，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他激动地站起来，一拍桌子，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有了底。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移民还是尊重当地人的风俗，就地上山安置为好。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
195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是新安江人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这一刻决定了23万多新安江人必须告别故土、迁移他乡的命运。
1954年6月7日，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申报了《关于要求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完全同意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和就地上山安置移民的方案。认为采取这一个方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海和沪宁杭地区目前和今后的工农业生产供电需要，而且对于天目山区南部的农林业，发展山区经济，加速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极为有利。为了加快开发山区经济工作的领导，拟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彭瑞林任主任，王醒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福隆任副主任，并建议安徽省指定一位负责同志参加。
时隔三天，谭震林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以加急电报形式向中共中央呈送的报告。报告中说：“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需移民24万至27万人，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虽然分期施工将可使移民工作有6年左右的时间去分批有计划地进行，将可减少进行中的困难，但20多万人的移民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为责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把一级开发的标高树立起来，以便更周密实际地计算必须迁移的户口人数，只有通过这种实际的计算，才能确有把握地肯定一级开发的移民方针。另就安徽佛子岭水库移民经验看来，采取就地上山的办法易为群众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山区收入比平原好，群众愿意移居山区。因此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开发山区生产是能解决群众的经济生活问题的。但同时必须估计到20多万人上山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希望浙江、安徽省委立即组织力量，责成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负责领导进行实地勘测，并根据勘测的结果制定移民计划，以便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浙江、安徽省委均同意，华东局亦基本同意，按一级开发，分期施工和以就地上山为主的移民方针等重大问题，则待中央决定。”
从华东局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华东局对新安江的开发一是下定了决心，对机构、对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同意建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二是希望国家水力发电局将华东水力发电局改为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管理局。同时，华东局也看到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一级开发移民24万至27万人工作的艰巨。如果都按华东局报告中算，6年时间去分批完成移民计划，那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将会有条不紊地推进。谭震林是这样想的，开始，华东局也是这样做的。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3．苏联专家定坝址（1）
1955年10月7日，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自谭震林1954年5月24日华东会议上拍板确定新安江实现一级开发到国家建委下达批准意见书的十六个半月中，浙江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安置的前期准备工作，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设计处编写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就一级开发和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
在新安江开发的论证史上，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抹去，他们的功绩在中国的水电史上应当记上一笔。
1952年，我国开发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五人，而且缺乏对大型水电站的勘探经验。这时，苏联派来了一批地质水电专家，其中有参与号称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的苏联地质专家卡伐里列次，水文专家鲁赤金。当时勘测设计的五人已进行了流域踏勘，并进行了糟探，认为坝址应该在罗桐埠。苏联专家卡伐里列次却认为，建设这样大的水电站不能光踏勘地面，还需通过钻探的方法，扩大勘探的范围，以便相互比较。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安江上的工程地质人员根据苏联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程序，组成了踏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新安江上游，安徽境内至新安江的下游建德地区，开始了全面踏勘工作，找出了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建议方案。自卡伐里列次、鲁赤金等专家到新安江以后，不断有苏联专家加入，工程地质专家那廖托夫、科洛略夫、马舒柯夫、巴赫吉阿夫和黄河专家组奥加林等，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的建议就有五十六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于1955年11月2日上午8时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会上，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主任李锐代表委员会宣读了《决议书草案》：
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确定新安江开发方式采用一级开发，并以铜官至罗桐埠段为建造水电站地段，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据此研究了现有勘测设计资料并在现场了解地形及地质条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二是水库内有石灰岩带状分布，地表有显著的喀斯特溶蚀现象。水库蓄水后上游地区及坝段右岸地区的石灰岩带漏水的可能性不大。但坝段左岸一带石灰岩因缺乏明确资料，目前不能做出漏水与否的结论,须由今后勘探工作予以论证。否则水电站的修建仍是不可能的。关于漏水问题的结果须经选址委员会鉴定，作为本决议书的最后补充。三是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四是新安江水电站区域的移民问题，经过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多的勘测调查工作，初步认为，安徽省部分可在歙县地区解决，浙江省部分基本上可在浙江省地区解决。
到会的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委员都发了言。罩修典一年多来跟苏联专家在一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抢先发言说：“新安江水电站在世界上也属于大工程，地质情况也很复杂，要求的技术条件也很高，如果我们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不可能这么快做好的。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我们增强了信心。过去我们设计人员工作中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复杂这一点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认识不够，苏联专家就是顶真，我们最终是做了，说明他们是正确的。”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3．苏联专家定坝址（2）
新安江开发一线党政负总责的王醒也有同感，他说：“选坝址工作，自从苏联专家到工地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勘测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对坝址地质及石灰岩漏水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苏联专家的工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中央已经指示今后地质勘探由地质部统一领导。移民工作由浙江省委及建德地委领导，其他设计工作由华东水利局负责。今后勘探设计工作要多请专家给予指导。同时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和问题，要主动请苏联专家帮助解决。”
工程师谷德振从技术角度畅谈自己的想法：“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由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地质勘探今后的主要工作，一是铜官坝段进一步勘探，了解研究断裂问题。二是水库左岸漏水问题我认为由苏联专家指导，这任务在地质部九三二队和华水勘探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完成。”
最后，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身上。这位上世纪30年代就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双硕士学位，40年代成为我国最早的桃花溪和下清渊硐水电站的设计者的中国水电技术权威，而且他绝对是一个讲政治的人。他说：“今天我们的研究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新安江水电站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新安江水电站很大，是个小三门峡，刚才李锐局长说地方政府解决新安江淹没移民问题，25万左右的移民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搞得不好就要出事。技术问题我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书。新安江电站的坝很高，达105米。但是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靠近大坝的断层，石灰岩区又很广，喀斯特比较发育，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最后，他再三重复了开始的那句话：“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是要出乱子的。”
在大家强调技术时，留洋的大学教授却不住地强调人的生存权利，他的话讲得那么中肯，又那么深刻。但我们当时的官员却没有在意教授的观点。
李锐局长这位中国水力发电建设的总管家，听了各位的发言，更增添了他对新安江那“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的兴趣，特别是那山影与舟影相映，涛声与橹声互和的美景更使他留恋。他在总结中说：“大家对过去工作的肯定和评价证明我们的工作以胜利告一段落。”接着他诙谐地说：“我们国家水电建设事业打算和新安江这美丽的江姑‘结婚’，这‘媒人’是地质工作者，能不能‘成婚’就靠这‘媒人’了，能建大坝就能‘成婚’。‘成婚’后，将来新安江水电站就成了我国水电的示范工程，成了中国水利电力史上的里程碑。”
李锐的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这笑声，更增添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1956年2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各条战线上帮助工作的专家一批批撤离。卡伐里列夫、那廖托夫、马舒柯夫等苏联专家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安江，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1）
中国人口迁移活动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历代政权为维系生存，延续种族，巩固边疆，发展经济，调整人口布局等目的，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人口迁移活动。
1956年，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曾讲到我国自1956年开始的移民情况：
移民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为了适应国家和地广人稀的地区开展工矿建设的需要，向这些地区移民，使这些地区逐渐繁荣起来。仅1956年7个月时间，已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移出，安置在黑龙江、青海、甘肃、江西等省或安置在本省的移民达308399人。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移民工作也曾发生了不少问题，有的安置地区接受移民的任务偏重，甚至超过了原有居民的户数；有的安置地址选择不当；有的安置准备工作不够，使移民的生活感到困难，不能及时参加生产。由于这些原因，致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情绪不安，跑回原籍。以黑龙江最厉害，曾发生一万余人的骚动事件，集体请愿，包围政府，殴打干部，卧轨拦车，结果跑回山东省和流落全省各地的约有1800人。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也跑回原籍二三百人。省内移民也有逃跑的，以广东省较为严重，逃回原籍的亦有1700多人。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认真细读了国务院转发内务部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后，深深感到新安江水库移民虽然没有动迁，但压力已经来了。全国30万移民就出了那么多问题，新安江水库移民仅浙江就有23万多人，省委已向党中央、国务院许下承诺是绝不能出事的。他大笔一挥，当即在国务院转发的报告上签下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安江水库移民是硬任务，绝不允许出半点差错，此事由杨思一具体抓。”
杨思一是当时省委常委、副省长，浙江省的铁腕人物。江华把这位四明山上下来的老革命放在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第一线。
这么浩大的工程，这么多的人口迁徙，在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
1954年11月15日，国家政务院批准撤销衢州区专员公署，改建建德区专员公署。建德区专员公署驻建德县，管辖原属嘉兴专区的于潜、昌化和原属金华专区的建德、淳安、遂安、分水、桐庐、寿昌及原属衢州专区的开化和省直属的富阳、新登，共11县。在大坝所在地新建建德区专员公署。新的区域管理模式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奠定了体制保障。
1955年9月，建德地委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确定淳安县荷岭、里桑两乡及中坑乡的玳瑁岭为“上山移民”开发试点，以荷岭乡为主，建立淳安县兰玉坪农林牧畜合作社和里桑乡西岭分社，组织了城镇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和库内城镇贫民及农村地少生活困苦的农民550多人，开垦了荒地5000多亩。在当时强大的政治态势下，人员集中了，资金投入了，但由于地势陡坡，土地瘠薄，加之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人心难安，新垦荒地，农作物的种子都难收回。兰玉坪农林牧畜合作社被迫停办。14个垦荒深山合作联社都遭同样的命运，中途夭折。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近“上山移民”安置试点失败。
1956年1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提出了《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该“方案”规划：“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开垦荒地，转入农业合作社，就地后靠及迁建城镇等四种方式安置。在建德、金华两地区和歙县安置移民178602人，还有85200人，依靠新建20家工厂，安排农民进厂当工人。”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2）
1956年5月，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局提出了《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第二方案”对《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称第一方案）主要提出两点异议：一是“第二方案”根据苏联专家建议，认为水库区农田淹没减产是国家的绝对损失，应尽量设法取得补偿平衡。如果工矿企业安置八万多人，国家就会补偿更多的粮食。如能从全省可垦地来安置就有利于粮食的平衡，因此，应着重考虑嘉兴、宁波、温州三个专区的成块荒地及建德、金华两个专区和歙县的可垦地，充分利用安置移民。按第一方案征购土地，新城镇就地后靠，就地后靠两万多人，新城镇安置1.6万多人，嘉兴、宁波、温州、金华、建德垦荒安置16万人，转入合作社安置5万多人，总计可达25万多人。二是移民房屋复建费，参照国内已有移民地区的资料，第一方案迁移费每人平均629元，就地后靠每人557元，明显偏高。“第二方案”认为，房屋复建费可以从402元降到335元，因此每人总投资可以从629元降到507元，另加10%的备用费，每人也有558元。上海水电发电设计院最后提议，两个方案请浙江省委、省人委于6月底前一同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审批。
对新安江水库移民来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等地方政府，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又是国家特别行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等水电系统，则是代表国家投资利益的执行者。
当时流行一句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代表地方政府为民“请愿”，而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站在国家投资利益一方，双方形成了对弈。
“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摆在浙江省委常委会面前，新安江水电站一定要上，23万多新安江人一定要离开故土。最后浙江省委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决定。浙江省委、浙江省人委于1956年6月11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并电力工业部抄上海水电设计院呈报了特急电报。电报中说：
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中，有关水库区淹没区的移民问题，经过上海水电设计院及我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来的勘探调查，取得如下的结果。一、水库正常水位110米时需迁移人口23万多人（另有洪水时期临时影响人口5万多人及逐年增加之人口未算在内）。淹没耕地33.3万市亩。本省待迁人口20多万人，在本省境内可全部安置。二、移民投资平均每人558元，包括生产恢复及补助费、迁移费、房屋建筑费及移民管理费等。以上结果经过我们审查，尚属合理，可以作为初步设计之用。
1956年6月20日，国务院给电力工业部转抄上海局，上海市委，上海水电设计院，新安江水利工程局下达电报，电报中说：
同意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6年计划，1956年所需投资由你部自行调节解决。
当时杨思一手里拿着省委书记江华的批示和国务院的电报，心情比在四明山上面对敌人的围剿还更为沉重。
新安江水电站列入了“一五”计划，成为全国重点项目。建成后对中国的工业化和浙江的各项经济建设都将有很大的推进。但这工程涉及到23万多新安江人要离开故土!这是一项更大的系统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工程能否成功，在于23万多移民。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3）
杨思一第二天就赶到建德，后来又到淳安、到桐庐、到金华、到嘉兴，最后他来到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调研。
在桐庐他来到横村乡柳岩村村支部书记朱日华家，他们已经搬进了新建的移民房，杨思一问朱日华：“你们从铜官移到桐庐，习惯吗？”朱日华把自己心里话都倒了出来：“我们在铜官生活了几代，有的甚至生活了几十代了，我们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耕人家的地，种人家的田，哪有种自家的田好呢？移民嘛，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应当的。”杨思一见朱日华夫人在磨豆腐，就问：“你们这石磨也是从铜官运来的？”朱日华笑笑说：“移民时动员我们说，你们移到桐庐，还一样要耕田种地，家里需要的东西该搬的都要搬去。所以我们原来铜官家里的东西都搬来了。那时家里也穷，也没有什么东西搬。”杨思一深感移民们的善良。
四年完成近24万人的移民任务，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进度表。杨思一赶回省城，就和省人委办公厅，省林业厅等部门一起分析形势，认为移民的四个时期是根据工程进度需要确定的。移民工作必须服从工程需要，如期完成移民转迁任务。很快，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向华东局和党中央国务院承诺：“移民工作一定要做好，绝不拖工程的后腿。”
省委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很多，农村已基本走上了合作社，而且是高级社，土地都已经是集体所有了。从调查的情况看，建德地委在工区移民试点中分散插队的做法普遍受到移方和接受方的欢迎。最后定下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方针、任务、政策、部署和做法。
方针：分散插队，山区居民移山区，平原地区移平原。
任务：浙江部分共移21万人，建德专署提出安置7万人，金华专区安置6.5万人，嘉兴专区安置7.5万人。
政策：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每人平均补偿不得突破558元。
经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亲自调查、制定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的几点意见》提交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江华在听取各位常委们的发言后，他慎重地说：“今年上半年全国开发性移民只有30多万人，而且他们都是自愿迁移的，结果出了那么多的问题。而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他们大多都留恋故土、故乡，他们是非自愿的水库迁移，这就更应做好工作，落实好政策，千万不能出现由于安置不当造成倒流的情况。”
1957年6月25日，经过浙江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初步方案》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
“初步方案”确定的移民安置区为建德、金华、嘉兴三个专区的29个县，移民安置后每人能保持一亩以上的耕地。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以分散插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转入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辅，并照顾原有职业、生产习惯适当安置的方针。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方式分散插队178046人，就地后靠16470人，新城镇14139人。
“初步方案”规定安置进度，1957年，6714人；1958年，28246人；1959年，48799人；1960年，121863人。
“初步方案”规定淳安县城迁至排岭；遂安县城迁至汾口；茶园、港口两镇合并迁至建德白沙乡；威坪镇迁至唐村。
从当时的情况看，“初步方案”应当说是一个便于操作，也会受到迁移者和接收者欢迎的方案。如果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会成为全国的水库移民的典范。
可历史并不是人们安排的结果。
国务院又经历了一年多的协商，从当时的国力出发，在1956年至1957年已经搬走了近两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之后，国务院下发《关于新安江水电站移民投资指标问题的批复》，“批复”中房屋复建费以每人15平方米计算，造价按每平方米18元计算，每人平均270元；迁移费每人平均按50元计算；土地补偿费50%按三年产量计算，其余50%按两年产量计算，移民土地补偿指标每人应控制在96元，行政管理每人8元，每个移民的投资指标可控制在478元以内。移民人数包括安徽省在内共23万多人，移民总费用由原来的1.3亿元降低为1.13亿元。
应当说，在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478元的移民安置费不算低。上世纪50年代，稻谷也是七八元一担，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徒，每月工资也就是20元左右。各级政府如果真正把这笔钱花在每个移民的身上，不闹重迁，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后遗症。
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与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几乎同步推进，几个论证的方案应当说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易于操作的，移民的补助费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定的应当是合理的。23万多人的背井离乡，当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开始就偏离了计划，加之政策的不连续，慢慢乱了全局。新安江水库移民比1956年的全国移民“乱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5．周恩来调配水泥（1）
1956年10月间，在幽静的新安江铜官峡谷间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破声，它宣示我国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自制发电设备的第一个大型水电站，在浙西群山间动工兴建了。
几年后，新安江水电站发出的66万多千瓦的电力，以铜官为中心的300多公里内的长江三角洲都能用上。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东的人们，期盼着新安江这颗巨大明珠早日在铜官亮起。
1958年正月初一这天，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伟达赶到铜官，祝贺新安江电站拦河大坝提前半年浇捣，面对五千多人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大军，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十五年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赶超英国，目前工农业开始跃进，需要有大量的电力作动力，全国人民都希望新安江水电站早日发电。”
中国第一座百米高坝电站的兴建，这是中国水电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57年初，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来到杭州刘庄看望毛泽东。二人的对话一下就进入了改变“一穷二白”的主题。
毛泽东说：“去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农业纲要40条，你们浙江有没有问题？”
江华说：“化肥有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浙江是农业省，粮食要上去，没有化肥不行，你们打算怎么办？”
江华说：“我们打算在衢州搞一个万吨化肥厂。”
毛泽东习惯地挥起右手说：“你们浙江人办事就是没有气派，新安江水电站上去了，有了电，就办大一点吧。”
江华说：“那就办25000吨的化肥厂。”
毛泽东说：“不叫衢州化肥厂，就叫衢州化工厂，将来还可以扩大。”
年过六旬的江华连连点头，连声说：“是，是。我们就办一个大型化工厂。”
一阵春风，江华那稀疏的头发被吹乱了，他用自己的手指梳着头发。毛泽东接着又说：“浙江有一个新安江发电厂，一个衢州化工厂，这才有气势。”
江华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就按主席指示去办。”
江华兴奋地回到办公室，他翻开机要员刚送来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呈报给李富春副总理的《新安江水电站审查报告》，“审查报告”中“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最小确立1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18.4亿度，每年可节省标准煤96.5万吨，1957年底开始浇灌大坝，1960年底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并有两台机组发电。”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蓝图呀!
新安江电厂要提前发电，衢州化工厂也要快步跟上。新安江水电站全部工程共需混凝土152万立方米，需要水泥34万吨，钢材2.6万吨，投资5.13亿元。
这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修新安江水电站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订购的大型施工机械被调往北京去搞“十大”国庆献礼工程。浇筑大坝用的几台门式起重机是从小丰满电站调来的30年代留下的老设备。1957年下半年，施工中钻探发现新安江坝基基础岩石挤压破碎，而且破碎的岩石层厚，如不全部挖去，将大大影响大坝坝体安全。经过专家再三研究，决定左岸基础开挖量由14万立方米增至21.9万立方米，右岸坝端开挖也由5.2万立方米增加到13.4万立方米。由于开挖数量大量增加，使混凝土的浇捣推迟到1958年汛期后。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兼工地设计代表组组长潘家铮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段历程曾记下如下文字：
在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为了抢回坝体挖基延误时间，正常的设计进程全打乱了。设计一改再改，一“革”再“革”。这里确实也涌现了不少大胆、成功的设计，但也留下一系列问题和隐患。进入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暴露，困难如山，问题成堆，材料短缺，质量下降，施工中问题百出，隐患丛生。接着，左岸山头发生大塌方，交通中断，基坑被埋，甚至发生了第16坝段由于水泥质量问题，把较好的坝体挖掉重来的严重质量事故。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5．周恩来调配水泥（2）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震惊了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1959年3月10日，周恩来办公室给新安江水力发电局打了电话，要求派人去京汇报。新安江水力发电局即派副总工程师潘圭绥于3月11日赶赴北京。
潘圭绥是1933年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1951年参加了黄坛口电站的建设，1956年出席全国劳模大会时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3月14日上午9时，潘圭绥在电力工业部李锐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周总理办公室。潘圭绥见到周总理和蔼的笑容，颤抖的手逐渐平稳了下来。
周恩来先说：“新安江电站目前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你们承担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最近我从电力工业部上报的一份材料上知道你们前段时间，大坝建设出现了问题，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新安江大坝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能留下一点隐患。据说，你们最大的困难还是水泥，水泥数量不足，尤其是质量问题。为解决你们的困难，今天不仅请潘圭绥你到这里，还请了建设工程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听取你们的汇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困难。”
李锐插话说：“新安江大坝前段时间出现的质量问题，我有责任。为节约水泥，混凝土内有48%掺和料，这明显影响质量。”接着他又说，“现在国家调拨给我们的是低标号水泥，我们也只得用。”
周恩来面对着潘圭绥问：“潘总，300号水泥过去用过没有？”
潘圭绥回答：“300号水泥虽然没用过，在一个坝块上也曾用过几种水泥。”
这时，李锐又插话说：“他们虽没用300号水泥，没有经过试验，他们加48%的掺和料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听了潘圭绥和李锐的回答和插话，全清楚了。他没有批评潘圭绥和李锐，怀着沉重的心情说：“新安江这么大的工程，要有一个安全系数，实验室跟大批量生产要分开，三种东西是有区别的，一种是礼品，一种是展品，一种是产品。你们生产的是产品，产品是要对用户高度负责任的，不能有一点马虎。新安江下游的几百万群众也是你们新安江电站的用户，对他们的生命财产要高度负责。因此，新安江电站建设不能像搞礼品、展品一样搞得花花俏俏，不实用。”
在场的潘圭绥、李锐，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特意请来的刘秀峰部长，被周恩来总理这一番话说得脸火辣辣的，水泥问题直接关系着整个新安江电站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他们三个人深深感到肩上压着这担子的分量。
周恩来总理接着又说：“新安江电站是全国的重点，以后水泥一定要保证质量。”
刘秀峰最后做了明确的表态：“今后新安江电站需要的水泥保证保质保量，按时调拨。”
潘圭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新安江的建设情况，在谈到一些专门的技术名称时，周恩来总理还详细地询问和亲自做着笔记。
周恩来总理接见潘圭绥等三人从上午9时开始到下午3时结束，共花了六个小时。周恩来总理中午还和潘圭绥一起共进午餐。原来潘圭绥打算是进京接受批评的，哪里想到批评的字一个也没听到，总理抽出了那么长的时间，谈新安江电站工程的百年大计，谈质量，细致到调度水泥为止。在告别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和潘圭绥约下了要去新安江工地视察。
25天后，周恩来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新安江工地。1963年，周恩来总理又在水利电力部《请求批准新安江水电站为对外展览项目》的报告上做出：“拟同意，即送富春、震林、一波退水电部即办”的批示，新安江水电站的模型当年参加了巴西综合性经济展览会，显示了新安江水电站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26个水电站，其中容量在60万千瓦以上的大马河、黑山峡、三门峡、刘家峡、八里胡同、五强溪、丹江口、万家寨和新安江九大电站更是令世人瞩目。这分布在东西南北中的26颗明珠在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征途中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
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是在毛泽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的背景下诞生的；这26颗明珠，也是毛泽东在与西方列强试比高低的豪言壮语中诞生的。毛泽东当时一心追求高速度，他的强烈愿望是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们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并没有错。但脱离实际的三年高指标、高速度严重地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在大跃进的旗号下，更使这些离开故土的水库移民饱经饥荒的煎熬。特别是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移民处于“无产”和“无序”的状态，带给新安江人的灾难更是深重。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1．淳安移民第一村（1）
我的故乡在淳安，新安江水库移民大部分在淳安。
故乡情使我立志要找到淳安移民第一村。
据《淳安县志》记载：“1956年11月，淳安县紫峰乡芹坑村36户，170人首批迁移桐庐县横村乡柳岩村插队安置。”据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纪实》：“1956年10月，新安江水库迁移移民试点开始，淳安县紫峰乡芹坑村28户，125人被列为转迁移民试点村。”尽管历史记载的数据可能有出入，但芹坑是淳安移民第一村是确定无疑了。
2006年9月，我在桐庐县横村镇的民政助理员陪同下，来到柳岩村找到了原村党支部书记朱日华。他今年80岁，患了老年痴呆症，很多事都忘了。他只说：“我们是港口区向莘乡朱家村移来的。1957年10月来参观，1958年春节到这里过年。”
我又到柳岩另一个自然村，找到了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庆，他今年68岁，谈起移民就好像昨天的事。他说：“我们老家东铜官就在现在新安江大坝坝址边上，是为腾新安江电站建设工地而提前搬迁的，本来移到白沙，后来有老人说，大坝下面太危险，坝倒了就没命了。结果就要求搬到这里来了。我们1956年9月开始准备，10月搬家，一家一条船，农具家具装上船，在桐庐卸下船，到安置点，路也不要走多少。只要你愿意搬，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后来淳安移民的人都羡慕我们说：‘铜官人搬家连石头都搬走了。’实际上，也不是像他们那么说的。我们搬来时移民房还正在建，开始在老社员家里住，过了两个月就搬进去了。房子也全是泥木结构的平房，房子的泥墙下面几板墙夯得还严实。为了赶进度，上面二三板泥墙就用脚踩了，像鸡窝煤饼一样松。房子的质量挺差的。那时规定一家八个人以上三间平房，一共90平方米。一家八个人以下，只有两间。移民总是艰苦的，比当地人要苦。”
当时的我是急于要寻找淳安移民第一村，就问：“淳安芹坑村移在哪儿？”刘国庆说：“现在我们横村镇柳岩、孙家、宅里、深畈、胜峰、仕家、龙伏、富乐等村都有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大多是淳安茶园、港口几个区移来的。芹坑这个村名这里也没有了，我估计在孙家。”
那天，天下着毛毛雨，我们来到孙家村村头的一个池塘边，见一位洗衣的妇女，头上包扎着一块毛巾，估计是淳安人，我用家乡方言问：“这里有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吗？”那位妇女听到了乡音，忙站起来回答说：“有，我就是新安江移民。”正在我们交谈时，几位妇女都从家里走出来了，她们对“新安江移民”这几个字，特别是在异乡听到的乡音非常亲切，也非常敏感。一位老太太把我引进了她的家，这位83岁名叫方莲娣的老太太，脑子很清楚，但耳聋。方莲娣老太太跑进房间，拿出一沓用红绸布包起的东西，捧出来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证件，一张地图，还有一个锦溪乡乡政府的公章。一个锦溪乡红绸皮的农会证吸引了我，只见上面写着：“张万茂，1923年出生，锦溪乡副乡长。”老太太重重地对我说：“张万茂是我家的老头，他不幸53岁就过世了。”
这时，几位妇女请的一位老大爷，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他听老太太在讲她的老伴，一下来了劲，说：“张万茂可是一个真正听党话的人，在移民前，他是锦溪乡的副乡长，我们村移民是他带的头。芹坑村按计划是在1956年底转迁的，由于新安江电站工地需要，建德县铜官乡全乡提前搬迁，1956年8月，动员铜官乡沈家村张炳章、吴交法等三户移民转迁时，他们说我们三户住在淳安县芹坑村村头，要移等到芹坑村一起移。”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1．淳安移民第一村（2）
这位老人名叫林仁年，是一位农村文化人，今年74岁，移民时是芹坑合作社的副社长。他说：“人对故土、故乡、故情就是那么割不断，在自己的故土上就是多留一天也是好的。”张炳章三家的情况一下反映到新安江区，区长来到张万茂家，把这个情况向张万茂说了。张万茂当即表态：“沈家与芹坑山水相连，早移迟移都是移，我们村就带这个头，提前移。全村的工作我去做。”林仁年接着说：“1956年10月18日，淳安乡镇区划调整，撤销了锦溪乡，张万茂的副乡长也自然免去。1956年10月20日，张万茂就带领全村共31户，171人迁到了桐庐县横村镇孙家村。我当时是芹坑社的副社长，又是会计，这个数字是绝对准确的。后来听张万茂开玩笑说锦溪乡撤了，后来全乡移了，我把公章也带来了，我也就成了水底锦溪乡龙王爷爷的名誉乡长了。”
老人又说：“我们村移民各家的东西该搬的也都搬来了，但是当时的新安江移民整体上准备工作是做得不足的。张万茂和他弟弟张玉书十多家都挤在一个大食堂里，我们几家都分散住在当地老社员家里。当时家具都放在天底下，日晒雨淋，过了三四个月，才搬进国家给我们造好的移民房里。”
林仁年老人的这句话，被方莲娣老太太听清了，她张开大嗓门说：“当时大家都怪我老头带了这个头，害得大家吃苦。”林仁年老人接过老太的话茬说：“现在都应感谢万茂哥，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芹坑出了那么多的老板，像菊秀（方莲娣的女儿）一年为国家创造外汇就达一千多万美元。”
我顺手翻开方老太给我的那张地图，说是地图，实际上是张万茂移民前给芹坑村画的一张草图。但图上画出了芹坑的气势和全貌：芹坑三面环山，面对新安江，村前一座牌楼，牌楼脚下的江面缓缓流淌出的江水进入铜官的“喉管”，顿时形成咆哮翻腾的“江龙”。一座座徽派建筑和村前的一大沙洲构成了一幅美好的速写。林仁年老人连声说：“我们芹坑就是这个样。”他手指着那张图上的“喉管”，说：“新安江大坝就建在这里。”
淳安移民第一村的人及后代找到了，但原来秀美的淳安永远找不到了。分布在新安江干流或支流汇合处或河畔的两岸，特别是河旁的“凸”，都是沿着天然堤作带状分布的大沙洲。淳安人在这里繁衍后代，就形成了淳安贺城及茶园、港口、街口等大集镇。新安江流域中小盆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星罗密布的大村庄。历经千万年冲刷形成的淳遂平原一直是几千年淳遂人生活的聚宝盆。这一切都只有留在脑海中，成为抹不去的永恒记忆。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水面形成后，浙江建德１个乡，淳安县49个乡，安徽省6个乡，浙江安徽两省6县市56个乡（镇）都先后沉入库底，留给人们的只有记忆和遐思。
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沉入库底。也就是说，1958年的当时11万多户，44万多人的淳安县有50%以上的人要离开故土。淳安故土上留下的就是远离新安江畔，高山峻岭上的山村，也就是当时淳安交通不便的一批贫困村落中的山民。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2．远迁试点失败（1）
在非常时期，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不要说是农民，就是高层人士也难以驾驭时局的走向。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末期，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浙皖赣交界的农民，遇上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新安江电站工程，让他们来选择搬迁的地方。由于信息、交通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无法选择，他们也不知如何选择，他们选择的标准就是眼前需要：水土好，有柴烧，土地多，肚吃饱。具备这些条件的，只能是山区。
我在江西省铅山县湖坊镇安兰村调研时，意外地遇上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方冬朝。我有意地责问他：“你们德清不住，怎么要移到江西这块黄土地上？”这句话一下把他拉到50年前那段痛苦的记忆中。他说：“这都怪我们没有眼光，不领德清人的那份情。现在德清成了杭州、上海的后花园，已是天堂中的天堂。而我们现在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方冬朝老人这席话不无道理，他们是没有眼光，但这能怪他们吗？
不领“情”的淳安人，不仅导致了浙江省人委、建德专署和淳安县移委确定远迁嘉兴、金华的三个试点“流产”,同时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打乱了整个移民的部署。
这位1943年出生在淳安县泗渡洲村的读书人，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康中学，保送到嘉兴中学，后转入金华二中。虽然他经历了移民的磨难，但他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与他交谈后，他交给我一本已经发了黄的他自己写的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中，我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大迁徙中汹涌的“倒流潮”、盲目“自流潮”和顽固“滞流潮”终于有了感性认识：
自1954年9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举荐的淳安、桐庐开发山区安置移民失败后，就把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在建德、金华和嘉兴三个地区内。根据杨思一副省长在浙江省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上的提议，在远迁移民安置试点中，选择了嘉兴县王店乡、武康县秋山乡和兰溪县张康乡。不领“情”的淳安人让负责移民的人头痛了。
茶园二村“5·13”抗移事件不仅震惊了淳安县委、建德地委，也震惊了浙江省人委。茶园二村失去的是鱼米之乡，但3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的是有序的计划和稳定的生存空间。
新安江电站建设速度要求40米高程水位的紫峰、茶园、赋溪三个乡13个村庄6000多人作为1957年第一批迁移对象，确定茶园二村远迁嘉兴县王店乡。地处嘉兴市区南7公里、水陆交通快捷的这块黄金宝地让新安江水库移民来繁衍生息，这是淳安人的一大福分。但眼光短浅的淳安人不领“情”。1957年4月19日，茶园二村低级社，选派了9个代表到嘉兴王店乡建农社参观，两天的考察，代表总结有“两好三不好”。“两好”即土地好，产量高；副业多、收入大。“三不好”：一是远离淳安500里，亲戚分离，家具难带；二是一望无边的平原，雨多风大，路小难走，柴火贵，吃水差；三是卫生差，害病多。尤其在13和14两个生产小队参观时，代表看到13个患有血丝虫病的冬瓜腿人和两个患血吸虫病的大肚皮后，听到嘉兴移委介绍，这里有80%的人患有血吸虫病。9位代表当时还不清楚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见到面黄肌瘦的大肚皮和冬瓜腿，个个都吓呆了。嘉兴不能去，无论如何不能去，结果在回茶园二村的动员大会上，大家就哄闹起来了。二村低级社干部周树槐煽动说：“移民是好事，大家都愿意去，政府不关心，叫我们去送死，是不去的。”并又说：“如不更换地方，情愿自己去死，也不能让子孙去死。”多数群众要求政府改换地点，会议就在混乱中结束了。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2．远迁试点失败（2）
会后，各自纷纷投靠亲友，在胡月中等干部的策划下，于28日晚上召开了秘密会议，29日即选派了五个代表到港口区里商乡及建德的杨村桥乡找集体投亲靠友。并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写了请愿书，要求调换地点。茶园二村干部群众和县里的移民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茶园二村的群众思想一度十分混乱。都在暗地里说：“宁愿死在淳安，也不会去生大肚病。”
5月13日，淳安县接到了浙江省民政厅的通知说：“茶园二村移到嘉兴王店乡的计划不能变，要做好工作，按计划进行。”当天下午，嘉兴专署两位干部在县移民办驻茶园二村工作组组长林杰陪同下来到茶园二村。该村的群众看到两位嘉兴来的同志，全村空气一下紧张起来，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人猜测说：“政府已确定我们移嘉兴了。”有的干脆煽动说：“叫我们去送死，我们坚决不干。”晚上七点钟，林杰通知干部开会，近500人的茶园二村老老小小都涌向街道巷口，他们一见林杰就把他围了起来，开始只有几个人，很快增加到几十人，最后一百多人，逼着林杰表态，要改换地点。林杰向大家反复进行解释。已经失去理智的茶园二村群众，特别是那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连声叫着：“我们不能让儿子去送死。”
林杰被逼得退到一家农户的厅堂中，不知谁竟把这户农家的煤油灯给吹灭了，那天没有月亮，屋中一片漆黑，也不知是哪位年轻人，喊了一句：“他叫我们去死，我们今天先把他打死。”这时，林杰被乱拳打得退到了天井。林杰想，这时如与群众抗争，必死无疑，他便从天井中的后门跑了。群众见林杰跑了，边哄闹，边喊打，一直追到茶园区工委。当时区委同志全部下村，楼下空无一人。林杰慌乱中就往楼上逃，他闯进一间办公室，见到正在开会的县公安局四位公安人员。大家见林杰脸色苍白，连话也说不出，县公安局工作组王英士连声问林杰什么事时，茶园二村［迁移］的几百群众也赶过来了。当王英士上前去拦住群众时，结果茶园二村的群众把王英士也给包围起来了。后面几个小伙看到王英士身上有枪就叫喊起来，这一下，群众哄闹的目标一下转到了王英士身上。有的人高声叫着：“把带枪的人拉出来。”刚巧，驻扎在茶园区委修建新安江铁路的铁道兵团一连武警都在区机关，在他们的劝解阻拦下，王英士幸免未被茶园二村的群众拉出去。只是在混乱中，武警部队的战士和王英士及其他公安人员都一起挨了打。
茶园二村“5·13”事件传到了梅城，建德专署移民办征得浙江省民政厅的同意，茶园二村迁移从嘉兴县王店乡改为富阳县金桥乡。从鱼米之乡调到了当时有句“好米出不在富阳，好水流不到富阳”的穷地方。并且规定，在5月底前，一定要搬到安置点。
1957年茶园二村的“5·13”事件，如在新安江水库移民浪潮中砸下了一块巨石，给移民潮撞击出层层浪花。
茶园二村“5·13”事件宣告了远迁迁移第一个试点的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为移民工作增加了难度。这一失败，也为1958年建德地委彻底推翻20多万原迁移民安置方案增加了筹码。这一失败也成了1958年初建德地委某些人积极推行极“左”思潮的理由。最终带来的损失不是他们这些掌权者，带来最大的不幸是不知多少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品尝移民不平凡路上的辛酸。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2．远迁试点失败（3）
原规划在嘉兴专署嘉兴县、德清县、武康县、余杭县、临安县等地安置6万名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任务就成了一大悬念。
自从茶园二村1957年“5·13”事件后，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国大地的政治空气日趋狂热，移民的走向如何？浙江省建德专署一些极“左”思潮的人，对远迁的试点热情虽然逐日趋冷。但是原遂安县迁金华专区,淳安县迁嘉兴专区的既定方针没有变,远迁的试点还在继续进行。
发生在我故乡的倒流移民，我如今也历历在目，自从茶园二村发生的“5·13”抗移事件之后，承担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浙江省人委责任部门浙江省民政厅压力很大。嘉兴专署6万移民定点确定不下来，拖了新安江电站建设的后腿，这对中国工业起步将造成巨大影响，这责任谁也负不了。浙江省民政厅把我们屏峰乡泗渡洲村作为安置在嘉兴专署武康县秋山乡玉龙村的试点。
“泗渡洲”村名三字全有水，其意是四源相汇于一洲。坐落于淳安排岭之脚，淳安县人委决定，泗渡洲村划出一半人口作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嘉兴安置的试点，并腾出住房作为新安江县城迁城过渡驻地。1957年10月，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来我村动员，动员会上说：‘这次泗渡洲的近五百人迁往嘉兴专区武康县（当时武康县属嘉兴地区）是在嘉兴专区安置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开路先锋，意义十分重大，武康县的房子已经建好，就等待你们入住，你们的如期转迁，将为嘉兴专区安置6万，金华专区安置5万奠定良好的基础。给出的优惠条件是：家具、农具愿意带，国家安排车辆给送到安置地。’1958年3月，泗渡洲的近500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踏上了北上的征途，在武康安下了家。玉龙坐落在世界著名的莫干山风景区脚下，从粮仓到宝地，又处在杭州西北门外，这不会亏待泗渡洲的方氏后代，但泗渡洲人却不领政府的这份情。试点搬迁，给足了优惠政策。
我们1958年3月来到了秋山玉龙，虽然对新建的一排排移民泥墙新屋不满意，但这毕竟是按国家的最高标准建造的。我们62户分成三个生产队，在这里最不习惯的是从做饭烧柴转向烧稻草，最不乐意的是从种田到培育桑树，最不方便的是从走石板路转向走泥洼路。第一春，当地的老社员对我们也十分客气，他们教我们如何培育桑树，他们教我们如何养蚕。到了秋天，剪下的桑枝烧光了，我们做饭全烧稻草，实在不习惯。一次，我们村一大帮人来到莫干山脚下的山林中偷砍柴禾。实际上，是向当地的老社员示威，抢伐山林。对这一无理的做法，当地老社员当然不允许。我们泗渡洲移到武康县的男女老少全赶到莫干山脚下，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一触即发，武康县人委的领导闻讯，迅速赶到，双方械斗群众被劝散了。但新老社员激起的矛盾已成了死结，难以解开。半年下来，许多移民也患上了血丝虫病，有的移民小腿已经粗起来了。我们泗渡洲人对移民的怨气也从心头涌了上来，对故乡的恋情又萌发出来。这一怨一恋就勾起了返乡的决心。有的人就在暗地里煽风点火说：“我们的房子未拆，土地还在，我们只要有一双手，回去生活肯定比这里好，至少不会生‘冬瓜腿’。”当年的8月2日后，泗渡洲移到武康的移民相继卖了家具、桌凳做路费，挑着箱子、棉被回淳安了。到了泗渡洲一切都变了，这时，排岭正大兴土木，建设新县城。我们村上的房子全部成了淳安县委、县人委机关办公、住宿的地方。我们倒流回来的这批泗渡洲人就到山上搭起了茅棚，刀耕火种，过起了原［始］的生活。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2．远迁试点失败（4）
1959年3月2日，淳安县人委向浙江省人委报送了《关于德清倒流移民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
现在倒流回来的移民没有户口、粮食关系，没有住房，不少人经常到食品商店里排队买吃的，有的甚至买萝卜充饥度日，如徐才东倒流回来住在张家坑，天天吃萝卜、青菜，人弄得面黄肌瘦。附近的移民群众一方面同情他们，要求政府设法解决，同时顾虑自己将来迁到的地方也不好，造成了极坏影响。我们向省人委请示，对动员已返回德清的移民群众，要求德清县委与政府部门迅速摸底排队，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好巩固工作，对倒流的移民群众决心不回德清的250多人另作迁移安排。
1967年2月1日，兰溪县人委民政科给省民政厅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
我县新安江水库移民雷崇德等7户，54人1958年听信谣言，将分配给他们的移民房给卖了，倒流回淳安。经动员，现在他们愿意回原安置地参加生产，但他们回安置地已经无房屋居住，原房不能赎回，为此解决住房生活困难，国家的政策是发动他们自力更生，依靠集体解决外，国家还应当补助解决木材30立方米，人民币2500元。
移往兰溪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第一批试点，16%的移民倒流了长达9年之久。
最终，兰溪县又接回并妥善安置好倒流回淳安的湖口近百户新安江水库移民。淳安县也按照浙江省民政厅的意见把宁死在淳安，也不回德清县的250位新安江水库移民于1959年10月重迁开化县星口公社星口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10月，他们其中一大部分又再次迁往江西省铅山县湖坊公社安兰大队6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这两个村的移民试点也没有给政府提供一点经验，留给后人的只是教训。
我看着老木匠撰写的小册子，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是一个农村人，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他的记录反映出一个老移民的特殊情感，是一个老移民毅力的结晶。他冲破了多少艰难，去收集、去挖掘、去整理、去追记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让后人记住那一段人们不敢记述的历史。
我放下这本小册子，又问：“还是说说你来江西这片黄土地的经历吧。”
“我们村上，移到武康的人全部倒流回淳安，我当时家里只有哥嫂、父母和我。家里吃口少，劳力多，在泗渡洲也可以算上是一家富裕人家。哥嫂和父母见我读书用功，一定要培养我，在我们村人全部倒流回淳安的时候，我到学校转学，校长不给转，一定要我继续在武康中学。我家随着全村人倒流了，我却留在武康中学。一晃初中毕业了，我被保送到嘉兴中学。我向校长再三请求回金华，校长说：‘跨地区无法保送，我们只能推荐。’我拿着武康中学的初中毕业成绩单和推荐函，找到了金华专署教育局，教育局的领导一见我的成绩单就问我：‘###在金华二中搞试点，高中两年毕业，你愿意去吗？’我想金华二中是省重点中学，高中两年试点，对我这个移民后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当即点头答应了。我家1959年跟随倒流的泗渡洲人被强迁到开化县星口公社星口大队，1960年暑假就回到了开化。天天下田割稻、下河抓鱼。当年年底，我正在复习迎接期末考试，突然起病，高烧不退，到了金华人民医院，一检查是急性血吸虫病，要进行强制医治。学生运动会上常得奖的我，身体一下垮了下来，等身体逐渐恢复起来，已经是1961年夏天了。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我从此也就辍学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63岁的老汉，也忍不住内心的痛苦，话被咽住了。他擦了一下眼泪继续说：“我们倒流移民不仅给我们村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整个新安江水库移民带来了一场灾难，倒流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路走得太艰难了。”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3．移民计划“大跃进”（1）
1956年9月，淳安移民第一村迁移后，新安江水库移民正在沿着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方案，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1958年8月31日，遂安县汾口区红旗人民公社建立，9月5日，淳安县东风人民公社诞生。到当年10月，淳安、遂安两县合并，淳安县全县诞生了31个人民公社。1958年10月，淳安开始大办食堂，全县农村先后办起食堂2859个，全县28.8万农民在食堂吃饭，全县总人口87%的人吃饭不用钱。随着农村集体化路子的开创，农民从分散走向集中，土地由私有变为集体，吃饭食堂化，行动军事化，劳动统一化，这为跃进式的大移民，奠定了组织和物质的基础。
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速度，紧跟着国家的政治气候。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反冒进”方针作了严厉批评，强调不要再提“反冒进”口号。并发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号召。浙江省率先提出要提前实现1957年10月通过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为688.3亿元，比1957年增长6.1%。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20亿斤，增长5.9%。接着，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再次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并批准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这个报告将1958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调整为16.2%，粮食总产量增加396亿斤，达到4316亿斤，比1957年增长16.6%。
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批评，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在农业生产领域全面启动。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外部环境一天天地改变着。1958年3月，在建德地委召开的地委常委会会议上，专题研究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调整方案。当时的建德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梁长庚首先发言，他说：“农业上，建德全地区有耕地面积240万亩，每人平均1.67亩，1957年每亩单产仅479斤。根据我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力争在1960年实现每亩800斤专区是有保证的；经济林区大有潜力可挖只要加以垦复和培育，单位产量即可增加一倍至数倍。因此，调整原安置方案，移民的生活是完全有保证的。”
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谁敢讲真话？梁长庚接着说：“我们可以算几笔账，一是粮食账：1956年建德全地区上交余粮10231万斤，1957年上交余粮是13377万斤。水库淹没31万亩土地，共产粮食14800万斤，两者相抵，基本接近。水库移民约23万人，以每人口粮480斤计算，全年需要粮食1.1亿斤。以现有基础来讲，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有余。如果加上人口逐年迁移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因素，粮食自给就更不成问题。二是土地账：移民安置后，平原每人平均1.5亩，半山区每人平均1.2亩，山区每人平均0.8亩。安置后的生产规划，第一年即可提高至平均每人收入79.76元。”
最后，梁长庚总结说：“我认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全部由建德地区自行安置完全具备条件。这样，既能保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又贯彻了勤俭节约的方针。在本地区安置，至少要节约经费1000万元。”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3．移民计划“大跃进”（2）
这是理论上的账，当时血吸虫病盛行，土地缺人耕种的开化县池淮公社原来只有2399人，一下涌进3176人，满田畈的血吸虫难道能变成金？1957年，全公社农民总收入只有12万元，一年会升高到44万元？全公社农民总收入能增长242.9%？这不明明是大话吗？但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敢不信。1958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同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宣布该社第一大队又有2亩9分地平均亩产3530斤。自此之后，各种“卫星”争相竞放，并且产量越放越高。梁长庚专员的一席话与各种“卫星”相互呼应，就形成了震撼世界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大跃进”。
那天的建德地委常委会上，没有一点“杂音”，高度一致。他们最后达成统一的意见：根据新安江电站建设的需要，淳安、遂安、建德3县共需迁出人口2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万人。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及时做出批复，同意建德地委《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意见的报告》。
“批复”主要精神有三点：一是同意新安江水库移民全部在建德地区安置。惟希建德专署根据本区土地、生产等条件，进行周密的规划，妥善的安排，做到移民安置后，新老社员的生产生活水平不致降低。二是取消金华、嘉兴专署安置新安江移民的任务。金华、嘉兴专署各县之移民机构4月份起撤销。三是拨付两专署建房等预付款，未动用者立即上缴；已购买或订购材料者，设法变卖、收回；已订购之木材，交当地森工部门，由森工部门垫回预付款。
经历几年，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做出的规划，在一次会上就被推翻了，缺乏科学性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计划被批准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经费又一降再降。
1958年9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下发通知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经费原标准较高，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即将普遍建立，农村的经济面貌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完全有条件降低移民经费的标准，将这一部分国家资金用于更加迫切需要的项目上去。为此，省委决定从1958年起，新安江水库移民经费按每人平均150元的标准计支。”
时隔不久，浙江省委、省人委接到建德地委一份《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报告”说：
省委决定新安江水库移民投资指标由原来每人平均309.12元降为150元。建德县采取逐级包干，重点试用的办法，即未按每一移民150元包干，而是采取每一移民120元包干，公社按每一移民50元包干。一是房屋建设，由国家代建，每人12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7元，每人只需84元。由于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蓄水、发电，移民任务加速，同时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严重不足，从目前公社化情况看，房屋调节也具备了条件，只要略加修理，移民就可居住。二是移###输费，使用机动车辆以外，县移民根据5688人的实际开支，每人平均59.52元，在目前交通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大行军移民的办法，根据淳安汾口公社和岩村103户实践结果，每人平均只有9元。三是生产补助费，过去是以土地补偿形式发给安置社，每人平均80.69元，公社化以后，集体所有制程度大大提高，安置社对移民生产所需土地提供了统一调剂的可能，许多地方就不给土地补偿费。四是社员林木、经济作物、生产工具以及其他财产过去给予适当补助，现在一律不给。
建德地委、专员公署“报告”最后提出：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省委对新安江移民投资指标，每人按150元计算的决定是正确的。
中国建国后几十年的极“左”路线为什么那么畅通无阻，“大跃进”的波涛为什么一浪高过一浪，就是有一批推波助澜的人。在新安江水库移民中，那些推波助澜的人不顾事实，结果造成了移民房屋质量低劣，甚至出现了“赶鸭子式”的行军移民。不少移民在三年困难时期，离开了人世。1959年6月，浙江省委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请示国务院，要求调整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费，确定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费为226元。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4．移民大提速（1）
新安江水库移民高潮，正是1958年至1962年我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期，当时上海全部电力只有30万千瓦，而浙江的电力只有4.1万千瓦，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它的装机容量将达到66万多千瓦，每年平均发电18亿度，能满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城市工业和农村用电需要。
新安江水电站的施工进度是参照世界上建设同样规模水电站的最高速度来制定的，它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为5年。当时，与新安江电站相仿的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正在修建。水利电力部和中共浙江省委提出，要与高度机械化的美国比速度。自1957年4月，新安江电站主体工程动工，工程量达10万立方米的第一期木笼填石围堰，仅用了115天，到当年的11月21日，就合龙闭气。提前半年已于1958年2月18日开始浇筑大坝混凝土。短短半年时间，当年8月大坝右岸坝体就浮出了水面。10月1日，大坝左岸二期围堰，合龙闭气后，使新安江滔滔江水按照人们的意志从右坝体内预留的三个倒流孔通过。自此，施工由一岸推向全河段，工程进度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新阶段。1959年4月，周恩来总理莅临新安江工地视察，并做了“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的题词。广大建设者立下了“战胜困难，多快好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誓言，提出了“与时间赛跑，和洪水做斗争”的战斗口号，开展了“班班不欠账，日日挣超额”的劳动竞赛。工程建设快速推进。1959年9月21日，最后一扇闸门沉放到位，封堵了最后一个倒流底孔，水库开始蓄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5个月。工程进入了全力争取早日发电的新阶段。
1960年4月，比原计划提前20个月发电，从新安江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动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只用了三年时间。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速度，把美国的普列斯托滩水电站远远抛在后面。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这超常规的速度，为上海、杭州、南京、皖南的工业起步增添了巨大的动力，推进了华东工业提前快速起步和腾飞。但就是这20个月，新安江水库的移民承担了更大的代价和牺牲!
在建德、桐庐、淳安调研，移民反映：当时，移民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到这里，房子没造好。到一个新地方，生活也不习惯，但移民都说：“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是有一些。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但随着1958年的到来，谁也无法阻挡的移民洪流，势不可挡。
王醒副省长曾说：“1959年4月9日，我在新安江发电工程局担任局长时，陪着周恩来总理视察新安江电站建设工地。周恩来总理感慨地说：‘上海、南京、杭州工业要快速腾飞需要的是动力，电站要有大跃进的精神，多快好省把新安江电站建设好。’他在大坝建设工地上，接见新安江水库移民时，又动情地说：‘淳安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我感谢你们，为了电站早日发电，其他的移民还得像你们一样加快步伐。’”
“电站建设要有大跃进的精神”和“移民要加快步伐”成了水利电力部和浙江省委、建德地委的指导思想，工地建设和水库移民两个速度在1958年快速的基础上又给推上了一个高速直通道。1959年，浙江省民政厅关于1958年底至1959年春省内移民总结中有这么一段话：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4．移民大提速（2）
为了保证新安江电站工程提前截流蓄水，移民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短短的7个月时间里，完成了淳安县19个公社550个村的18万亩土地征用和3万户，12万人的迁移安置任务。分别安置在桐庐、建德、开化、淳安等4个县，同时还新建了44万平方米的移民住房。据统计，1958年一年，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开化、淳安、建德、桐庐、富阳、临安插队落户1.8万户，7.8万人，占总计划安置总数的37.6%。1959年开化、淳安、桐庐、建德等四个县安置了新安江移民2.4万户，10万人。占总计划安置数的52%。两年完成总计划三分之二。实际上1958、1959两年内，移民时间只有7个月。
7个月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任务，这批人是如何安置的，淳安移民办的档案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其中徒步“大行军”移民日均77户，307人；5月9日至14日的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2583户10289人,其中徒步移民日均高达3624人，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港口联合大队500余人。迁移时，当天晚上开会动员迁移，会开到天亮，早晨全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钟，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了富阳县安置。
1959年春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政治空气日日攀高。到了1959年6月，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大跃进又进入了新的膨胀期。全国没边儿的战天斗地蔓延到江南的新安江畔，把新安江流域史无前例的移民潮一下推向了浪尖。钱塘江、富春江、常山港、婺江、兰溪江上的运货木船全部调集到新安江，连同新安江上一起的1000多只木船和60多辆带着“背包”烧木炭的汽车，全部集中于新安江中和杭淳、淳开公路上。新安江街口至富春江、钱塘江全江白帆飘动，百舸争流。杭徽公路和淳开公路全线上的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一早起来，人去楼空，热闹的山村一下变成静悄悄的“空村”。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谈起那段历史时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给我留下的记忆也是十分深刻的。”他说起了那一段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的往事。
“1959年10月初，我受开化中学校委会委派，作为兄弟中学的特邀代表参加淳安中###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一片凄凉，当时，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目光所及，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从桌椅板凳到橱柜床榻，从纯锡的酒壶烛台到红铜暖锅手炉，品种繁多，式样千奇百怪。像万国博览会，又像临潼斗宝，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木制品家具中，不乏紫檀乌木等高级家具，连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也在其中，只是赤身裸体歪歪斜斜躺在干结的泥田里。真是令人心酸。到了淳安县城，10月5日，当天晚上怎么样也不能进入梦乡，路上的一幕幕，始终浮现在我眼前，我问自己，农民的财产怎么就那么不值钱？10月6日，那场运动会的开幕式，变成了告别会，全场没有欢笑，只有沉痛和悲伤。因为运动会一结束，他们就要永远离开孕育过无数有志之士的淳安中学。淳安中学搬迁后，贺城就成了一座空城，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废城，成了一座水下城。”
移民匆匆告别故乡，什么故土，什么亲情都丢弃了，他们能割舍吗？
移民带走的不仅是旧家具、旧农具，还带走了潜在的矛盾和危机。
上世纪末，原杭州市委副书记，新安江水库移民时期的淳安县县长王富生到浙江医院看望江华同志。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革命，见到淳安的老父母官，感慨颇多，他十分内疚地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客观有原因，浙江省委有责任。更多的原因和责任在我身上。”最后，他沉重地对王富生说：“到阴间，我向他们赔罪去。”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5．我的移民路（1）
松崖是松崖乡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儿童和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四面环山，中间的一条云源溪把千亩沙洲劈成两块，南岸的松崖古村落中一条长渠穿村而过，这村落上宅的头与下宅的尾相距足有500米。大巷小弄的通道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茶园青石板，村中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造的四座大宗祠，是夏天松崖人乘凉，冬天看大戏的好地方。松毛岭脚下的松崖和花洲、云头、息坑、毛家坎、上溪埠等五个村落的童氏后代共同建造祭祖的大宗祠，外观巍峨壮观，第一大厅，两个大人才能抱上的四根大柱子，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屋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也不敢下手拆除。童家宗祠后山，有许多几个人才能抱住的大苍松。听老辈人说，上世纪30年代修建浙赣铁路就被国民政府打上了主意。倒下几株大松树的巨大响声，成了全村几百号人的号令，男女老少全上山了，砍伐工人无法下斧就撤退了。直到1956年修建金寿铁路（金华至铜官）才把古松砍得一株不留。保护童家宗祠的一排四株千年挡风翠柏，都不舍得砍伐。时时听家族老人说：“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往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的痛。”
淳安人祖传就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淳安地处浙西山区，丘陵山坡，高山峻岭，汇集新安江畔，淳安村庄相邻的山岭，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全部是用青石板铺设。淳安村落巷弄中的青石板铺设很有讲究，富村青石板横铺，贫村青石板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山顶上还有个凉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用茶园青石板砌成。淳安茶园青石板远近闻名，据说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故居的青石板都来自淳安茶园。因为徽商路经淳安，水运方便，茶园门口装船，钱塘卸船，便到杭州。
昔日，淳安耕牛开春有尝鲜的习惯。每年三九严寒，为人服务一年的牛被关进牛棚。我六岁开始放牛，牛早晚被牵出，放风吃上二次水，其他时间，它们就在牛圈里啃那干燥的稻草和苞芦秆。牛盼开春，我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立春之日，大地复苏，枯草吐翠，全村近百头大小黄牛都相继被赶上松崖与威坪镇山头湾村交界的东山尖上。东山尖有睦州第二峰之称。到了山顶，牛的主人给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地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据老人说：牛特别有灵性，也特别认“老乡”，只要是一个村庄的牛，白天它们在山上放任地乱窜，晚上就聚在一起，母牛、小牛居中，大牯牛周围围圈着入睡，以防野兽伤害。放在山上的牛从来不曾丢失过一头。春耕开始，大小“牛郎”相继上山牵牛，吃了春天山草的黄牛，头头膘肥体壮。
昔日的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大山中的野兽成群，狩猎也成了山里人的一大爱好。一到冬天，淳安老猎人上山打野猪，青年人也喜欢去凑热闹。猎狗一叫，山里就响起一片狂叫声，野猪听到漫山遍野的狂呼，四处乱窜，守在路旁的老猎人，见猪枪响，百发百中。山中不论是赶野猪的年轻人，还是砍柴的老农，只要听到枪声，都会赶来。他们喊着去分“刀鞘肉”。打第一枪的人分一只后腿，其余所有的人只要扎野猪的抬杠没有上肩前，见者有份，童叟无欺。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5．我的移民路（2）
淳安对每一个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今日的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内外著名儒学家吴光，在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四年后，对故乡还依存着那意绵绵的情思，他在高中的一篇作文曾写道：
我的心一下飞向童年时代的春天，在新安江畔，只见那婀娜多姿的柳树满脸春风地排在两边，嫩绿的枝条羞羞答答地往下低垂，沿岸的百草坪上早就长出了茁壮的青草，青绿代替了枯黄。“这草一定是甜的。”那时候，我和那些调皮的朋友们一起放牛，牧场是那样的宽广，我们睡在草地上，贪婪地吮吸着青草的香味，用多汁的嫩草预测谁家的牛吃得饱。高兴了便追逐游戏，身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而今，我却在远离故乡三百里外的桐庐，思念故乡普慈。我幻想能再贪婪地看一眼故乡的春景，能够用我的笔来记下那生机勃勃的春景。今日，故乡已沉入水底，因而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23万多淳安原迁移民几乎人人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移民那时我才七八岁，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放牛。一天我遇上与我家乡农村穿戴不一样的人，有好几个，一口外乡口音，他们忙来忙去，在山腰插起了红、白、黄三道旗线，我去搭讪，才知道他们几个是测量队的技术员，我问：“叔叔，这插旗挺好玩的，我帮你们一起插吧。”测量队员笑了：“小孩子家，你是不懂的，这是将来新安江电站建好，水要漫到这里的水界线。”我问：“那松毛岭上的凉亭都要淹掉？”他们说：“不仅凉亭淹掉，你们整个村都要沉入水底。”太意外了，我问：“那我们全村的人呢？”“移民。”他们回答得那么干脆。只有七八岁的我，怎么听得懂“移民”二字，怎么想得到移民会给我们家、我们村带来怎样的苦难？但有一点是听懂了，那就是水肯定要把我们整个村庄给淹了。
回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毫不在乎地说：“他们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
自从测量队的人在山上插上红、白、黄三道小旗后，全村就议论开了：“铜官要造大坝了。我们要移民了。”“我们村到铜官有###十里路，就是造水库，也淹不到我们这里。”……那一阵议论后，我们村上的人又集中精力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土改复查，谁也没有去理会那些测量队员是来做什么的。50年代的小山村，没有广播也看不到报纸，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山外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
1958年底，港口、富文、妥桥等乡镇的人移到临安、建德去了。1959年1月，屏峰、桥西、文昌的人也开始移了。2月，与我家相邻的金峰、外桐乡也开始动员了。
消息再一次传到我们村里，全村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移民”浪潮一下席卷淳安全县31个人民公社158个生产大队。
3月25日，淳安县移民办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公社，召开了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社长会议。又派村代表去考察，我们村去参观的孙彩莲和童春香，回来当天晚上召开了全社社员大会。孙彩莲这位有魄力的女支书，在会上动员说：“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我们就得提前移民。我和春香到开化考察，也没有选择余地。党和政府号召了，我们就得响应。上级安排了我们村搬迁的时间是4月15号，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5．我的移民路（3）
那天的会，说是动员会，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命令。
但说是下“命令”也不尽然，这里面还隐含对未来、对集体化道路的期望。如果真的共产主义了，吃在食堂，住在瓦屋下，还要带那么多拖泥带水的杂物干什么呢？
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短短的20天，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4月8日，我妈妈不顾一切赶往排岭，把爸爸从淳安建筑公司拉了回来。
这天开始，松崖供销合作社就在童家宗祠门口操场上，收购坛坛罐罐。木头、门板6角钱100斤，大橱柜每只5元钱，小橱桌每只2元钱，大坛1元钱1只，小坛只能卖1角钱。开始一天，大家还有一点积极性，第二天，热情急降下来。后来，不准带的家具干脆丢弃在家里了。只是在传统的观念里让他们留下终生遗憾的，是他们顾不及把祖宗的尸骨从山脚坟墓中搬到山顶，也顾不及上山去向祖上求愿和祷告。松崖村这千年古村落就将永远浸入水中了。没有告别仪式，但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告别居住了一千多年的松崖古村落，告别824亩日夜耕种的良田肥地；还有2400多亩青山以及马上要像沙子一样散去的邻乡的乡亲和友朋。而对我来说却是要告别朝日相处的同学……
移民开始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留下一只大橱柜，我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我从堂叔家里借来两根竹竿，爸爸把前面竹竿留得长长的，抬起后，爸爸的双脚和大橱柜的两脚经常相撞。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五里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我，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也不知歇了多少次，我也不知流了多少泪。爸爸一路上总是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这句话我爸爸每讲一次，我大颗大颗的眼泪就往下掉。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那情景现在还常浮现在眼前。4月14日下午，安排给我们村的131只船全部在息村埠码头装好了坛坛罐罐和零零星星的家具、农具。百舸待发，那气势很壮观，但在壮观的背后，充满着心酸和泪水。
当天晚上，我奶奶和我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只是默默地流着泪。那夜是我奶奶最伤心的一个晚上。我奶奶20岁来到我家，当年爷爷就去世了，奶奶守寡多年，独自养育爸爸。移民前那些天，狗杀尽了，鸡杀绝了，老黄牛也屠宰了，晚上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安静得令人心慌；黑暗得令人窒息。但在晚上，家家户户都透出土油灯微弱的光亮，离别的前夜大人们无意入睡，点一盏灯静静地守夜。
估计已过半夜了，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的是大郎爷爷了，现在他爷爷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是淹到他爷爷。”在上代人中，虽然坟中什么也没有了，但依然还居住着维系活人的先人魂魄，没有他们的庇佑，后代如何能够安宁与发达呢？短短的20天，活人的生计都安排不妥，哪里还顾及得了长埋于地下的祖先。但顾及不了不等于不念想，妈妈爸爸十分无奈地说：“那怎么办？”爸爸说：“我现在带着大郎上坟去。”
也只有这么一条告别的路了。
妈妈把我叫起来：“你跟爸爸去看爷爷。”那时，破除迷信，香纸烛火都无处买，我带着准备路上吃的豆腐干、点心和我的作业本，摸黑去上坟。我在爷爷坟前，点着从我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一张空白页，替代承古以来的念过佛经的香纸，擦一根火柴“嘶”的一声燃起一蓬火，火光是阴阳两界的信号与通道。拜了，念叨了，致歉了，我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当我拍拍两膝站起来时，发现松毛岭上上下下有点点闪闪的烧纸亮光和轻轻的哭泣声，离别时那种悲戚的低鸣不断地在山谷中回旋。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5．我的移民路（4）
从爷爷坟上回来，妈妈稀饭已烧好，这是最后一餐故乡的早饭，也是在父母亲手建造起来的房子里吃的最后一餐早饭。奶奶和爸爸妈妈什么话也不说，我们没成年的兄妹自然也不敢说话。整个厨房只听到唏溜唏溜的喝粥声。走出家门，天色微明，在幽深的山的背景下，家家屋顶冒起了袅袅的炊烟。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爸爸一声令下“起锅”了。当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那一刹那，年过六旬的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这口灶，伴随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奶奶那压抑了半个多月的情绪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
我们扶着奶奶走上了通往开化移民的第一步。
我们淳安西乡人有一个风俗，搬进新屋，都要在天亮之前。大家把移民当做是一次搬新家。那天早上，我家老少六人，天没亮就上路了。在松毛岭顶，往前，往后一看，一串串火把照亮了松崖至息村五里青石板路，一条点点闪闪的灯龙在山谷中穿行，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踏着光滑的青石板路，在往前推移，火把烧尽的炭灰随着春风飘向田野，每人眼睛里充满着泪水，连同雨点飘洒在石板上。
早上全村六百多人，在息村埠头的溪滩上等待天亮。往日，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喧嚣嘈杂。那天长辈们互不搭理，小孩们也失去了嬉戏的天真，都依偎在父母边上，看看你，望望他，没有一双眼睛是有神的。
木船缓缓地前进，故乡渐渐地离去，我们站在船头仰望，寮棚依稀隐山湾，遥望群山，见那峰谷青青斜倒影，炊烟袅袅有人家。缅怀桑梓景，朦胧新家何！一切的一切随波消失在天边，船上没有一点声音，只听到船夫的摇橹声……
到了贺城，已是下午，码头边，大家把船上的货物卸下准备换汽车。同乡的慈滩、毛家坎还有金峰公社移到开化的移民的农家具都堆在路旁，何时转运，大家心中都无数。轮到我们估计至少要10天以后。
当时的贺城已成了一个空城，拆房队已经进了城，许多房子已被拆得东倒西歪。我们也就住在路边还没有被拆的房子里。当天傍晚，突然变天，大雨倾盆而下。第二天，我们赶到了新安江畔，只见洪水滚滚而来，我们的农家具还没被洪水淹上，大家心里也宽松了一下。但这时，贺城中的消息四处传送：“4月16日下午8时，新安江威坪山洪暴发，水位上升到50米高程以上。”“据说，茶园镇上已被水淹没，合洋村水位已上升到楼板，没有迁移的一百多人爬上了屋顶。新安江工区有一千多工人被水围在山上，已经断粮断水24小时，新安江工程队已派汽艇参与抢险。”开淳公路上的运输，也传来消息：“原先调运的65辆汽车，现在只调来24辆。金峰、松崖、威坪移开化的几个乡移民一下走不了了。”
我们焦虑着什么时候能走，大家焦急地打听：“到常山的汽车什么时候有？”“到马金、到华埠、到杨林的汽车什么时候开？”移民办的同志放出话说：“现在的汽车都是烧木炭的，带来有20斤以上木炭的移民户先安排汽车。”我们松崖村的人都没有准备木炭，只得耐心等待了。三天后我和奶奶及一对弟妹爬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汽车，在车上看到是同乡云头村的移民，心才放了下来。我奶奶问：“你们云头村移到哪里？”我估计是一位村干部的移民说：“我们移到杨林，你们松崖村移到青阳，我们的车子要路过你们青阳的。”19号下午，一路颠簸，我们祖孙两代四个人，在青阳下了车。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5．我的移民路（5）
我们一下车，当地人把我们当做亲人一样接待。两位青年跑过来，问我：“你们是哪一家？”我把我父亲的名字报了，一位青年就跑过来，挑起我扶着的一担箩筐，一位青年扶着我奶奶说：“你们家住在山底村，我们带你们去。”
走在路上，从两位青年那里得知，我们松崖一百七十多户农家，全部安排在青阳公社的青阳等七个小社。还专门为移民办了两个食堂，一个点设在文昌阁，一个点放在牛角垄。半个月时间内，一日三餐，都由食堂供应。
不知不觉，我们穿过文昌阁一个小山坡，就到了山底社。我们在山底低级社的公社边上找到了我的“新家”。那两位青年说：“我们全公社二十多个低级社都腾了房子，几乎每个社都有你们松崖公社的移民。你们村的六百多人，全部安插在公社所在地几个低级社当地人的家里。”
我走进这个“新家”，这是一栋新建不久的，典型的农村三居室房子，占地面积也只有120平方米左右。看上去，就是一户刚搬出的大户人家。中堂左右两大间，靠右一间，号上有我父亲的名字，下面括号内六人。对面一间是童长善，括号内写着七人。青年人推开我家的“新房”，把箩筐放下说：“你们这栋房子楼下住四户，楼上住两户，共28人。你们六人大概只有20平方米左右，挤是挤了一点，但我们七个低级社总共才有一千来号人，你们一下搬进六七百人，住房是肯定紧张的。”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想说了，盼的是能吃上一顿饱饭。我跟着那两位年轻人，到了文昌阁食堂，一位老社员厨师十分客气地对我说：“小鬼，你家里几个人？”我说：“父母还在淳安押运家具、农具，今天到的只有祖孙四个人。”厨师又说：“你们几天都没吃热饭了，今天就多打一点去吧。”那天晚上，辣椒酱配白米饭，祖孙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华埠中心小学的老师就到我家，把我们村上几个同学接去读书了。
10天之后，我们这栋房子里的六家新住户的家具农具相继运到。每家的“顶梁柱”到了，终于安顿下来了。楼下四家在中堂搭起了四副灶头，还有两家的灶头安放在厅后的通道上，六户人家就在这“新家”过起了移民之后的“新”生活了。
一家六口人，祖孙三代，男女老少，住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屋里，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幢屋里，垒起六个灶头，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更可怕的是那直通楼板的火光，只要稍不留神，一个火星子就可以烧掉一片民居。
新安江水库库边长大的诗人胡雨泽，观今日千岛湖，忆往昔30万大移民撼天动地的悲壮画卷，动情地写下《青溪情》：
卅万抛家意踌躇，一截天险出平湖。浪呼百里蓦回首，梦绕新安觅归途。千家昔挑独映月，九州忽照夜还苏。曾忆江歌最是景，千岛如画青溪殊。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1）
1959年5月，新安江的库水淹过水位高程50米，经历1751年沧桑变迁的浙西重镇——淳安古县城开始渐渐被水淹没。时隔不久，新安江库水冲上水位高程70米，经受1339年历史长河洗礼的狮城也只剩一片水面。这两座古城随同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沉入了新安江水库底。留下的只是淳安、遂安两县老人的记忆和说不清的历史辛酸。
在两座县城沉入库底的时刻，在淳安县城15里外的山坡上，却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座新城。新城从1958年2月21日破土到1958年9月4日淳安县移民办公室率先入城为止，只有222天，这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
这奇迹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创造；只有在那个时代人均居住面积才能从13.3平方米降到7.7平方米，有的一家甚至人均只有3平方米泥木结构的低屋；也只有在那个时代，古城从8万多平方米的房屋缩减到不足6万平方米，后来一城又住上两个县的县级机关干部、家属。从规划5000人一下膨胀到7359人。
浙西的淳遂两县系一天然盆地。四周均为高山峻岭，北靠复船岗、葛蒲岭，东邻太阳山和毛岭，南有千里岗，还有龙门大山，与安徽交界的淳安西部是新安江水的源头，日流塘头、百峰山。涓涓细流从各千米高山汇入徽港。四周千米高山围聚起的淳遂盆地拥有大片耕地，而且大量是新安江、遂安江、云源港、梓桐港等十几条山溪冲刷堆积起的冲积平原，地肥水美。新安江上游直通安徽歙县屯溪，下经建德直连杭州。向南沿兰溪江可直通金华、衢州。东汉开始，便逐步成为浙西重镇。位于遂安港中游左岸的狮城，下通港口与新安江航运衔接。到了上世纪30年代，遂杭、遂衢通衢大道打通，全县物质集散才变得便利。盆地中已有十多个与狮城相邻的集镇，基本实现了半商半农。
茶园镇盛产青石板，依赖着新安江和太平、富德三江总汇枢纽，依赖着得天独厚的三源，青石板就成了茶园人的摇钱树。茶园沿街西侧店铺林立，1926年已有了电灯照明和机械碾米，到1944年，镇上已有八千多人。
淳安、遂安和安徽歙县三县水路交汇点上的港口镇，在商业繁荣程度上居淳安、遂安之首，故有“金港口、银茶园”之说。1944年，港口镇也有八千多人，商店一百多家。
坐落在新安江中游左岸，名为“万年镇”的威坪镇，为浙皖边界重镇，是浙西通往安徽歙县、屯溪等地的水路交通要冲和重要商埠口岸，1921年，威坪商人胡润相办起了威坪电灯厂，在富春江、新安江上是继桐庐镇后的第二个山城亮起了电灯。
淳遂盆地物产丰富，商贸集散，畅通快捷。历来也是人民武装斗争的根据地。早在盛唐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陈硕真便在这里揭竿而起，亲率两千精兵攻陷睦州，然后攻克于潜，直达歙州城下。五百年后的北宋宣和年间，威震东南半壁的方腊，镇压帮源一带地主武装的反抗，占领青溪县西北重镇——万年镇，随即向县城进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党我军也曾在淳安建有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曾亲临浙西视察，并在淳安歇脚转程。淳遂盆地地处浙、皖边界，又是当时浙西建德、桐庐、分水及昌化等县的中心地区，因此，其政治军事的战略地位十分明显。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2）
古往今来，每个都、城、府、镇的设置无一不是根据当时政治需要，同时又取决于它自身的客观条件。当时的浙江省委、省人委，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建设需要，但淳遂盆地四周是海拔都在千米以上的大山，要将两县分给邻县管辖，对行政领导和管理将会困难重重。淳安、遂安两县合并，另选县城，是惟一的选择。但贺城、狮城、港口、茶园、威坪等五大城镇都将沉入水底。县城只有重建。
县城的新址选在何处？省、地、县都举棋不定，淳安县移委办公室杜德瑶急了。
1957年3月的一天，杜德瑶得知1959年洪水期的壅水要从铜官大坝直上35公里，盖过淳安的老县城——贺城，逼近遂安的狮城。这位最基层的移民干部，心急火燎。贺城中居民和农民经常问当时的小杜：“我们移到哪儿去？”血气方刚的小杜就冲着他们说：“新县城城址还不知在哪个山头上，你们移到何处只有天晓得。”小杜显然说的是气话，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也是很有情感的。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要求1958年前完成县城迁移，从现在算起，也只有20个月了。根据解放初我国兴建的第一座中型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的经验，那里仅建造和迁移县委、县政府等行政机关就花了五年零八个月,而淳安至今一砖一瓦尚未准备，是不是因为淳安迁移任务轻了呢？不是的，淳安不但所有的机关、街道、商店都要全部迁尽，而且必须在100米高程的山顶上兴建。条件与官厅相比，那是困难多了。杜德瑶抱着对父老乡亲，对政府的极大热情，给浙江省吴宪副省长写了一封长信。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1957年4月5日，向省委常委、秘书长、主任、一办、三办和建德地委、淳安县委全文转发了杜德瑶的这封信。信中说：
建造淳安县县城没有被领导所重视，当前的情况是省领导依赖建德地委，认为这是地委分内的事，而不加以过问。而地委呢？光指责县委为什么不找一个好的地方，已有三次通知要重找地点。我们淳安县向省人委、城市建设局打了报告并派专人到省局请示。他们却说，省人委没批准，我们不能过问。与此直接相关联的是要完成1958年9万至1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任务，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省和专署移民委员会有关做好水库移民工作的指示，连大体的初步方案都没有。
这位刚30岁出头的青年人，血气方刚，他在信中尖锐批评了领导：
产生和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省委或负责新安江建设的某些省委领导同志对移民工作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大批的水库移民，随着农业高级社运动的发展，可以一切都解决，而放松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抓得不具体，不得力。二十多万人的移民，五个大镇的搬迁，至今几年了，省里还没成立领导机构，没有确定专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召开的全省移民工作会议上，省里没有一位领导到会。
杜德瑶的这封信真正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直冲浙江省委、省人委领导思想要害的这封信，语惊四座。1957年8月8日，浙江省人委第十四次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于8月30日正式成立“浙江省新安江移民委员会”，主任由省长沙文汉亲自担任。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正是全国反右扩大化时期，沙文汉刚想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干事的时候，一顶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把这位铁汉压垮了。移民工作就由分管的杨思一副省长挂帅了。但移民办设在林业厅，体制上严重不顺，导致移民工作处处被动。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3）
时任淳安县县长的张玉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淳安县城选址曾留下这样一段叙述：
1959年，新安江水库的水肯定淹没贺城，淳安县委、县政府迁移他地，近万人的贺城百姓总得有个安居的地方。我们商议后，就背着省、地自己选址了。当时采取了三条措施：首先，查阅了淳安县有关史志资料，全面了解了淳安的历史沿革，乡镇建置，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生产生活习惯。其二，分析研究了军用地图所提供的地形、地貌、山川、道路、乡村等特别是水位淹没县所处高程位置等详细资料。切实掌握了有关数据，再是慎重选点。开始选……县人委一班人一致意见将县城设在排岭。县委也赞同了县人委的方案。1957年8月，县委就决定成立淳安县新城镇建设委员会，并于同月在泗渡洲村祠堂里挂牌办公。
建德地委和专署都认为，淳安、遂安两县大量的受淹人口外迁后，后靠移民和原淳、遂二县的人口一共不足30万，两县的建制以合并为宜。1957年9月，浙江省新安江移民委员会成立后，向浙江省委、省人委呈报的第一个报告便是《关于淳安、遂安两县建制及复建新城问题的报告》。当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以浙办字第〔2352〕号文件下文批准：淳安县城迁至排岭复建。遂安县城迁至汾口扬旗坦复建。
1957年9月，淳安县新城镇建设办公室就制定出了淳安新城——排岭的建设方案，淳安新城镇核定人员缩减。房屋建设面积缩减，新城的建设工作，必须在1958年底以前完成。1959年3月底以前全部迁移完毕。1958年1月20日，浙江省城乡建设局给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淳安新城排岭的总体规划，时隔四天，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下发移字第〔1082〕号《批准城市建设局关于“淳安县城总体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淳安县新城根据电站工程要求，须在年底复建完毕。均需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与因陋就简原则，力求节约。全城建设投资120万元。
1958年1月，淳安县新城镇建设委员会邀请金华建筑工程公司和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工程师现场察看，设计新城建设方案。基建工程从2月21日破土动工，直至1958年10月1日，淳安县委、县人委和其他行政事业机关单位陆续迁入新城。一个县城，在一座荒秃的山顶上建起，只用222天，这在世界上绝对是奇迹，但留下的隐患却令人心酸。
两年多后，1960年12月，淳安县城建办公室对新城镇建筑质量进行了鉴定验收，发现有10幢泥木结构的房屋因施工及材料（旧木料）低劣，泥墙墙体出现倾斜。此后，屡有房屋倒塌。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城镇人从贺城、狮城、港口的古建筑群搬进了危房的泥墙屋，整天就担忧着。
茶园镇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从1957年4月开始迁徙，他们到白沙去创建“电力城”。继之，港口、贺城的居民也陆续迁往。新安江水库移民是今日建德市白沙镇的真正创业人。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1）
白沙，多美妙的名字。清代诗人黄仲则写下：“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对新安江这“天”上来的水，著名诗人李白称赞道：“青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这“清我心”的水经过三百六十滩来到十里峡谷的罗桐埠。历经紫金滩的洗礼，泥沙变成了洁白无瑕的白沙。白沙滩上的一片片白沙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上世纪50年代末期，新安江电站大坝在铜官把新安江锁住了。日光下的金光，明月下的紫光，咆哮的紫金滩，天上来的新安江水被驯服了。白沙滩上如今已成了闻名于世的建德电力城，这里，浪晏河清，终年碧透，水底荇藻，葱葱郁郁。江上双桥飞架，彩虹映行在秀水中，如一对彩蝶翩翩起舞。列为中国建桥史上石拱桥之四的白沙大桥挺峭秀丽，威武雄壮，桥上的130对狮子，神态各异，仿佛在摇动鬣毛，谛听着火车的长笛。
50年前，白沙滩彻底变了。白沙滩变成了一座白沙城，变得令人不敢相信。
在白沙城调研时，我设法找到了一位白沙变迁的见证人洪银霞。一提起50年前的白沙，这位82岁高龄老太说：“原来这里也就是零零散散的几个小村落。1956年春，白沙、铜官两个乡合并为白沙乡，乡址设在新安江南岸的白沙村。我们这里当时是‘十年九年闹洪水，不闹一年稻无穗’。”
“那时候我们这里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路，要过这条江，就必定要坐白沙渡。我们这里有几句打油诗形容白沙的险滩，一句是‘走遍天下路，难过白沙渡。过了白沙渡，难走叶家路。’还有一句是，‘一撑撑到罗桐埠，一淌淌到江村埠，船夫撑一篙，船就能行驶四五里的水路，下了三点毛毛雨，就难过白沙渡。’”
洪银霞是童养媳，12岁就开始在白沙渡北口搭棚卖茶水、点心和茶叶蛋了，一直卖到1960年7月白沙大桥通车。她在白沙渡口的24年，送走了一批批江西挑盐的人，送走一队队国民党残兵败将，后来迎来了席卷江南的解放军。当然最使她想不到的是滚滚江涛上建起了电站。1960年8月，建德县城从梅城迁来白沙，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就在白沙滩上冒出来了。
我在白沙城调研时，曾设法去寻找白沙城的第一批建设者。在府前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每爿店门都是现代装饰，穿过府前路大楼后面的麻园巷则是另一番景象。两相对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白沙城第一批开拓者——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住处。
我在麻园巷39号门口，找了一条他们从淳安带来的老板凳坐下。听到乡音，他们也有一种亲切感，很快七八十岁的老人就一个一个地围了上来，问起他们的经历，他们真有说不完的话。
淳安县威坪镇后街杨赤娥今年83岁，丈夫汪明海是祖传三代的老裁缝，1958年6月16日，随同威坪手工业联社里的木匠、篾匠和裁缝师傅八家乘着四条木船来到了白沙。杨赤娥说：“当时，我威坪老家的房子是前后有厅，里三间，外三间，中间有天井的砖木房子，到这里一家四口两代人，只给楼上楼下各一间，灶头是公用的厅。房子的墙是用竹篾扎起刮上稻草泥沙灰，一打钉就剥落。当时的移民干部对我们说：‘你们住上一二十年就换新房。’想不到一住就是50年，现在都成了危房。”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2）
淳安县联社的王福祥，50年前正是个25岁的大小伙子，有一股朝气，他带了几位联社的同志来到白沙筹建白沙镇手工业联社。1958年，麻园巷建起12幢两层楼的移民房，一家三口的王福祥只分到楼下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一住就住了近50年。
75岁的邹荣香说：“我家老头吴有荣今年81岁，原是淳安县供销社城关一家大布店的职工。1958年初，一家五口人随老头迁来白沙，他成了白沙供销社的第一批职工。三女儿下乡被水淹死了，去年又死了二女婿，现在我一个孤老太，住在这过渡房里，不知要过渡到何时？”
1956年底至1957年初，从各地云集到新安江来的职工已多达七八千人。工地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需要大量的能工巧匠，需要大量的辅助劳力。当时建德专属移委在白沙麻园弄和麻园岭建起20排移民过渡房。他们成了白沙镇上的第一批城市居民，也成了白沙镇上第一批创业者。他们没想到一过渡就过渡了近50年，至今还有半数以上的新安江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这里过渡着。
在淳安，他们是木匠、铁匠、篾匠、瓦工、裁缝。在白沙新城，他们是创业路上的领头人。大坝上有他们的身影，修铁路有他们的身影，白沙镇上商业、供销等各个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来的家属，也从家庭里走出来，成了白沙新城建设的辅助工，拉黄沙、抬砖块。随着新安江水电站工程围堰二期开始，淳安至杭州的水路被迫中断，从那时起，新安江水库移民中的妇女就成了皖南木材搬运的主力军。直至1983年，安徽徽州至江西景德镇铁路通了，他们的货物和木材由水路改为铁路，淳安这些妇女才从肩上卸下一根根木头和一筐筐货物。但她们已从二三十岁的少妇变成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了。25年，她们自己也记不清脚底磨了多少血泡；肩上磨去了几层皮。但她们创下的奇迹是搬运了木材3.53万立方米，货物6.36万吨，这将永远记在安徽转运的史册上。
这50年这些创业者是怎么过来的？
一位76岁的老太太递给我一本封面已打皱、发黄的小册子。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一个白沙城创业者的创业史，我如获至宝。忙说：“这是你记的日记？”她慢条斯理地说：“我叫陈夫花，出身地主，旧社会读了几年私塾，过去只是自己偷偷地记日记，不敢给任何人看。”我说：“那我是日记的第一个读者？”她点点头说：“献丑了。”这本日记，对我吸引力太大了，在麻园弄足足抄了一个小时。征得作者同意，在此披露几则：
1958年元宵晴
从淳安港口移来黄岙埠，在农民家里住下，已半个月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在淳安港口孩子他爸是在区搬运公司的，通知我们移民时，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也明明说是叫我们到白沙，参加白沙的搬运公司。到了白沙，却通知我们来更楼。黄岙埠到白沙上班15里。我今天特意赶到梅城的建德县移民办，他们说：“麻园弄和麻园岭上的几百间房子还没造好，本来安排你们住在麻园弄新造好的两排房子里，在一间房子门口也贴上你家的名。你们家东西多，在铜官等车，耽误了几天，房子都被别人抢住了。”最后，这位移民办的同志说：“你们淳安是居民户，户口就登记在白沙，等今后有房子再通知你。”这些天，装运移民的汽车在杭淳公路上川流不息，装运移民的大木船，在新安江上穿梭似的来回，耳朵里整天装进的是××村移到桐庐了，××村搬到富阳了。我们家幸运的是家具都搬来了。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3）
1958年农历九月初五绵绵细雨
在乡下农村，无田、无地、无山、无窝，一家五口就靠孩子他爸的32元工资，现在我又有孕在身。户口在白沙，人却住在黄岙埠农村，这算何体统？今天一早，我跟随他爸到了白沙，这时，建德县人委移民办已从梅城搬到了白沙。我闯进县人委的移民办公室。县移民办的同志见我挺着一个大肚，吵着要房，他们也同情我，并说：“你们在白沙租间房子，你做了产，年底分配房子一定给安排。”当天晚上我就与他爸盘算起白沙租房的事了。我憧憬着未来，城里有了房子，他爸有一份工资，我也能挣到一些票子，生活稳定下来，日子就会好起来。
1959年3月5日雨后转晴
自从上年12月5日搬进麻园弄，分到楼上楼下各一间，共31平方米的房子，今天又是小儿子满月，也算是一件喜事吧，特意砍了一斤肉，买了一条鱼，打了一斤黄酒，花了总共不到两元钱。这在全家一个月32元的总收入中，称得上是一大笔开支了。吃过晚饭，我就到港口去移来的几位老乡家里，请她们带我去背木头。她们都说：“你刚做过产，月子里是不能下冷水的。”我说：“又不是初胎，现在已生了四个小孩了，今天已满月，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她们又说：“你出嫁前可是千金小姐，哪能经得起木头压？”我争辩说：“你们腰经得住压，我就不信。”她们说：“要去千万不能穿布鞋，一定要穿草鞋。”她们递给我两双草鞋。我今年虚岁虽然已30了，明天毕竟是第一次开始为家庭挣钱，高兴压倒了害怕。
1959年3月6日初春的阳光有点暖
今天，天特别晴朗，但从山里流淌出来的新安江水却冷得刺骨，我们下江背起杉原木，虽然不粗，但已被水浸透，每根至少百斤以上。从新安江南岸背到王家储木场，足足有200米，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背过树的女人来说，这确是一场考验。半天下来，草鞋破了，我的脚背上也起泡了。吃过中饭，给满月的儿子喂了奶，嘱咐12岁的大女儿管好三个弟妹后，又上了白沙渡船来到新安江南岸。当我再次穿上新草鞋，脚背上的水泡破了。一根百斤重的杉木压在肩上，破了的水泡渗透出血。我咬紧牙关，一根一根地背，跟着背树的妇女们，她们走，我也走，她们跑，我也跟着跑。一天下来，我拿了5个工分。回家的路上，我们港口的同乡妇女夸我说：“真想不到你也能背树。一个星期后，你一天挣7个工分不成问题。”我心里盘算着：一个工分1角2分钱，7个工分就是8角4分钱，如果天天都下江背树，一个月就能挣25元2角钱，再加上他爸的工资，人均将近10块钱一个月，老二、老三也能读书了。生活也就好过了。我越想越甜蜜，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1965年7月12日烈日炎炎
背树赚钱已上瘾了，每天三四百个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妇女在王家储木场说说笑笑，一天背上几十根树，不仅赚了钱，心情也开朗。老二小学已毕业，他考上了白沙中学。读书不成问题的老三也读四年级了，老四下半年也将入学。只亏待了大女儿，只在淳安港口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下一代不可能个个成龙成凤，只要全家身体好，他爸能挣工资，我能背树，后面三个子女读书不成问题。
1969年农历十二月初八大雪纷飞
已经四年没提笔写日记了。自从老二小学毕业那一年，他爸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只拿到200元的安葬费，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的精神全垮了。老二拿到白沙中学的入学通知书，书是读还是不读？已经下放农村的大女儿回到家劝我说：“弟弟的书一定要读。”我听了大女儿的话，振奋起精神。我依然天天下江背树，靠我这个近40岁的妇女支撑着这个家，培养着三个子女上学。我们连青菜都无钱买，许多日子，只靠盐汤泡饭吃。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移到建德的一个远房亲戚来我家说：“我们要转迁江西省资溪县，听说那地方田多人少，吃饭不成问题，居民移到那里，小孩也给安排工作。”我怕折腾，再好的地方，财产也是要靠双手去创造，我谢绝了这位好心的亲戚，继续背着安徽在白沙转运的木材。
陈夫花的日记片断反映出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创业的艰难和辛酸，也反映出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奉献和乐观。
浙江建德白沙城是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她伴随着新安江水库的兴建而发展。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50年从来没平静过。他们总盼望着，白沙会更加兴旺，浙江会更加兴旺，国家会更加兴旺。祖国发展了，总会来帮助他们，帮助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最大牺牲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们。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8．大行军式的转迁（1）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新安江水库二十多万移民提前搬迁成了建德地委专署的头等大事。水库移民的一个个奇迹，就在新安江水库移民中创造了出来。
我在桐庐县下洋洲调研时，遇上了胡朋仁，这位1958年初中毕业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写了不少文章，却没有变成报纸、杂志上的铅字，只是留作自我欣赏。我看了还真有点味道，我看上了他1960年夏天写的一篇“追记”，向他讨要。他爽朗地说：“你需要就带去吧。”这篇文章记述的便是新安江水库移民动员中的一大“创举”：
今天离开学校的大门，已整整两年了，离开自己的故乡也近14个月。但这两年，特别是这14个月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仅不会忘记，只要祖籍是淳安人，他们永远都会记住，他们的老家在新安江，他们的祖宗埋在新安江水库底。
在淳安中学读书，政治老师常在课堂上说：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是目前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全国人民日常需要的纺织品和日用品，有50%以上是华东这些城市、工厂制造出来的。同时这一带地区的农村，面积广阔，土地肥沃，雨量充足，又是我们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地区。但是要想迅速、大量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却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大量的动力工业，轮子转不起来，不能大量制造机器，发展农业机械化。解决电力，已成为当前的头等重要任务。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能发出66万多千瓦的强大电力，1个千瓦的电力能顶上14个强壮人工的劳力，66万的电力就等于924万个强壮的工人，这是一支多么巨大的劳动大军啊！在毕业前，我们到县委党校参观，我们这些孩子气十足的少年，被两副模型深深吸引，一幅是新安江电站电力带动整个华东沪宁杭等大城市机械创造财富的蓝图，另一幅是新安江下游建德、桐庐、富阳县城5年中一座座工厂在“大跃进”中破土而出的蓝图。在两副模型前，不在库区的同学都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今后移到建德、桐庐、富阳都能当上工人了。”能当上一个工人，是我们这些少年心中久藏的夙愿，听了同学的话，我们库区的移民同学心里个个是乐滋滋的。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59年元宵节这天，我们里商公社的凌日鸿社长来到我村，他在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桐庐、建德、富阳办起了很多工厂，新安江和富春江电站工地也需要一批年轻工人。你们一到目的地，青年人不再种地，都当工人了。老年人吃的是食堂饭，住的是新建的房，在家过共产主义了。移民东西该丢的都丢掉，家具、农具不要全带了，只带上装衣服的箱子，碗筷、棉被就行了……”
村上的老年人要离开故土，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对凌日鸿社长的话中年人也半信半疑，而我们这些青年人对凌日鸿社长的话全信了。我跟妈妈说：“我去当工人了，日子会更好的。”
到了正月十八，村上开始突击清理农家具了。那天早上，我和我弟把一张大衣柜扛到供销社收购点，供销社只给了三元钱。我问了一下价，红漆八仙桌两元钱一张，一只能装80公斤水的大水缸，只卖一元钱，一只大酒坛给一角钱。这哪里是买？连工夫钱也不够。我气火了，回到家，把家中21只大酒坛全部抛砸在门口的溪里，其他家具全部劈掉，其他人家也学着我这样干。突击处理掉家具，才能快移，早一天到桐庐去当工人呀。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8．大行军式的转迁（2）
1959年3月9日，我家六人，和同村的应明振家六人合用一只三丈头的木船，一只大队装母猪的木笼几乎占了半只船的位置。我的两位大伯，要把两副红漆棺材装上船，县移民办和公社来的干部硬把两副棺材抬到了溪滩上。我有一种预感，这次移民会像领导说得那么好吗？但又想，凌日鸿社长的话总不会骗人吧！在老人们的一片哭声中，我还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59年3月14日，我们的船在窄溪公社下洋洲小码头靠了岸，后来遇到的两件事给我触动很大。一是住房，说住新房也不错，那是大队里的畜牧场。听说新安江水库的移民要来了，把猪卖了，临时隔起来，整个房间充满着猪粪的臭气。二是吃饭，说吃食堂也不错，一天我帮村上的移民搬家，回家吃中饭，见我妈在哭，我说：“妈，你整天哭哭啼啼的在干什么？”我妈把一桶稀饭推到我面前说：“你看看。”妈妈又说：“食堂里的烧饭师傅说，移民安置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六两米，开始几天吃大米饭。米吃得差不多了，从今天起，餐餐就吃这种粥过日子了。”我往桶里一看，竟看不到一颗米粒，却看到自己的头影。这时，凌日鸿社长的话在我脑中突然响起。“明天去县城找移民办的领导去。”我当工人的幻想还没破灭。
第二天，我第一次踏进了桐庐县移民办公室的大门，找到了一位看上去像领导的同志，我自我介绍后便问：“我们村在移民动员会上，一位公社社长在大会上说,青年人都要安排当工人，有这回事吗？”那位领导模样的同志笑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两年内桐庐要接受新安江水库移民两万多人，青年人至少有三分之一，几千人当工人是不可能的事嘛！回去好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挣工分，多分钱。”从那天起，我的美梦彻底被惊醒了。
新安江水库移民来的那么突然，走的又是那么快捷。两万多人一下涌入桐庐，我们大队500多人，一下挤进了只有800人的下洋洲大队，14个月中移民就已经死去老人25人，5%的死亡率绝对是不正常的。今后的路怎么走，我这位年轻人没有数，就是见过世面，能审时度势的老年人也看不准。一句话，漫长的辛酸路，还在前头等着我们。
读完了胡朋仁的“追记”，我自问道：淳安县委党校两副模型鼓舞了多少人？鼓舞了多少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又有多少新安江水库移民听信了像里商公社社长那样的鼓噪？一个家的迁移，一个村的搬迁，是多么细致的一项工作，怎么能够采取军事化行军的办法呢？但那是个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年代，新安江水库移民规定在100公里以内范围的迁移，全部采用军事化行军式转迁。从新安公社制定的这份“计划”中就能看出大行军移民是怎么回事了：
勤俭社移民共131户，477人，全部安置本县里商公社向阳小队，两村相距45华里，其中有水路可以船运20华里，决定1959年1月3日开始迁移。鉴于当前运输紧张，为了保证完成迁移任务，采取“土洋结合”大行军的移民办法，现将计划安排如下：
移民前的准备工作
△充分进行思想发动，大讲淳安十大胜利，大讲新安江建设跃进形势，大讲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美好远景，达到个个表示态度，服从国家计划，愉快迁移到安置区，积极搞好生产。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8．大行军式的转迁（3）
△移民房屋，安置社已准备房屋208间（其中部分新房），已根据成员关系平衡到户。
△调查移民健康状况，据初步了解，其中有年老不能步行需随军担架25人，小孩除本户自带外尚有34人须统一安排挑送，其中产妇一人，即将生育孕妇一人，确定家庭先迁，本人缓移。
△确定搬运物资，既要保证移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又要考虑当前劳力紧张的实际困难，对物资进行必要压缩。对迁运物资的原则是：凡移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保证运去。如小农具、床、铺盖、马鞍桌等；八仙桌一般质量较好，一并带去，食堂可以用；质量差的就不要带了。大型物资，如粮柜、大衣橱，船上一律不准装；对棺木同样处理，但对个别年老体弱，年满60岁以上经批准后适当照顾，一起运去。所有不运物资移民前全部处理完毕。
△大行军人数众多，请里商公社沿途增设茶水供应点，山路、桥梁加宽加固，并做好保卫工作，确保安全。
△安置社在移民到达前，对移民食堂吃饭、吃菜的准备和稻草、床铺的准备要做好。
大行军行动方法
△淳安至港口全部船运，请移办迅速调配船只于1月1日报到，2日将物资全部上船。
△3日开船至港口，当晚在港口宿，请里商公社准备1000人的住宿地点，里商支援劳力在移民到达港口后，必须有组织地与移民见面挂钩，做好物资捆扎，以便随时行动，避免临时混乱。
△4日行军至安置点，行军秩序，军乐领先，连跟营，排接连，正职领先，副职压后，小人跟大人，物资随户，人到物资到，做到搬运不乱，一次移清。
△关于移民途中吃饭问题，移民与本公社劳力一律自带两天干粮，到达后在安置区准备供应。
△建立医务组若干人，本社派出两人，请里商公社派出若干人随军行动，并建立随军宣传鼓动队若干人，到处锣鼓喧天，一边行军，一边吹打，一边鼓动，使人人精神饱满，个个心情舒畅。大行军的移民是一项新的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公社确定成立四大队移民委员会专门负责勤俭、曙光两社的移民领导，委员会共七人。
从这份计划看，移民前的准备和大行军的行动办法都安排得挺周到的。但这是一个家、一个村的搬迁，意味着他们将永远告别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故土。要知道，他们移到一个地方，不是去过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去重新创建新家，是去重新再生活。他们的离别，肯定是泪水洒满了行军路。
我们从一份移民“总结”中更能看出那个时代迁移的原貌：
这次组织大行军迁移，首先是政治挂帅，以虚带实，放手发动群众。一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大讲共产主义，大讲人民公社，大讲新安江的跃进形势，展望将来，树立建设新家乡的信心。继而，又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对于为什么要压缩物资问题，要不要压缩物资，哪些物资要带，哪些物资不要带，展开了广泛性大辩论，大谈公社化、生活集体化的优越性，大辩带与不带的界限。通过这一场热烈的鸣放大辩论之后，统一了认识，克服了样样舍不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各户整理物资，要带的都洗刷干净，分别扛的挑的捆扎起来；不带的物资，出售给供销部门。当时全村有病人52人（大多数患流行性感冒），经过治疗以后，有40人能参加行军，4个病人，用担架送去安置区医院继续治疗，一个孕妇可行路，两个产妇分娩不久需缓迁。此外，须用担架代步的老年人有14人，小孩35人。
调配兵力，挂钩到户，部署迁移行动。安置区大墅公社，在接到移民物资搬运清单以后，立即部署迁移行动。一是调配兵力，组织4个运输营，共1442个运输战士和22个补充运输员，根据移民物资数量挂钩到户。二是组织随军医务组，医师两人、保健员一人、接生员一人和急救担架队16人，进行迁移前的巡回医疗和途中的救护工作。三是组织宣传鼓动队19人，布置三组，做到标语口号沿途红、经过村红、新宅结彩满堂红，并分成洋鼓洋号仪仗队、锣鼓舞蹈队，一边行军，一边吹打，每到一个茶水招待站，开展说唱鼓动，做好随军宣传鼓动工作。
一位叫王林德的农村文化人见证了那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他说：“那年，我已12岁，那时的情景，依稀还能记得一些，青壮年都忙于搬运家具，从阆苑到姜坑有15公里左右的路程，有三分之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道，大人们一天要搬两个来回，像我这样读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孩，也辍学加入了搬家行列。每天挑着十几公斤板凳之类的家具来回行军搬迁走一趟，两个小肩肿得像涂了红的馒头。母亲流着泪说：乖囝，罪过了，歇会吧！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一步三回头，五步一驻足，那眼眶中溢出的老泪在无声地向人们倾诉着离别家园的无奈。有少数老人甚至任凭干部怎样劝说，也舍不得离开家。初夏时节，洪水频发，一夜之间，水就漫进了房屋，老人们逃到了楼上、屋背上，亲人们只好用木排把他们救下来，转移到安置地。即将成熟的小麦、蚕豆，来不及收割的油菜成片成片淹没了，我们移民没有太多的怨言，没有太多的骂娘，新中国刚成立，就建成了新安江水库这样的大型水电站，不容易啊！”
新安江水库移民在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如果不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新安江水库移民也绝不会出现“大行军”。如果不再遭到三年自然灾害，新安江水库移民也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给新安江水库移民带来的悲剧。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1）
……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悄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状，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新安江水库工程设计组组长潘家铮
1961年5月22日，浙江省民政厅谭石冰副厅长淳安调研时，听说发生了一个生产队饿死两个人却无人知晓的事。这位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急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民政厅的两位干部往饿死两人的这个生产队赶去。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行三人天黑后才来到半山腰中死者所在的生产队。经过深入的家访调研，才弄清死者是修新安江水库后靠在这个生产队的两位移民，死的原因一是贫病交加，二是精神负担重。另外，老社员对移民住在他家里不满，两人思想上有严重隔阂。两位移民久病不治，一直到奄奄一息也无人过问，还是别的老社员因公来找这两位移民时才发现他们已经死了。
这件事给省民政厅领导以巨大的震动。谭石冰当时虽然不分管移民工作，但他觉得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移民政策落实了没有，移民的生活究竟怎么样的大问题。第二天返回的路上，他听到看到的都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辛酸事。他动情了，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向省委领导写出报告，以求得省委领导的支持，迅速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生存问题。
1961年5月30日，谭石冰把亲自起草的《后塘大队移民问题调查报告》送到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手里，谭石冰这位敢于向领导谏言的老红军在离开霍士廉书记办公室时丢下了一句话：“新安江水电站提前发了电，但积累起的问题是太多了，请霍书记关心、重视。”
谭石冰走后，霍士廉就详细看了谭石冰送的这份真切的报告，并做了批注和批示。作者从浙江省档案馆调出了近半个世纪前,一位对革命极端负责任的老红军撰写的这份反映新安江水库移民生活的报告：
我们专程访问了1959年由淳安港口安置在寿昌县新安江公社更楼管理区后塘大队的部分移民，5月24日上午，我们挨家登门拜访了几户。每到一家，左右邻居都来和我们谈三论四，议论他们眼前最关心的事情。他们集中反映：迁来时，农家具带的少得可怜，房屋、山林都未评议折价，移到寿昌后，自留地、百斤粮地又远，又少，又差，房子又挤又破，又没有自己的房前屋后，果树不能种，猪栏也没有，生活远不如移民前。因时间关系，我们即同干部商议，约定他们利用中、晚饭后的时间分两批到该村小学里做集体访问，在访问中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问：“你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移民说：“粮食分到户后好些，过去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切是由干部支配。我们全村28户移民中有20多人得了浮肿病，已经死去11人，现在还有3个人没有钱治（当时我们已告公社领导要马上进行诊治），得浮肿病死去的人新社员比老社员多四分之三。”另一个移民接着说：“移民家底空，因为来时宣布，大水缸、大锅、大床、高柜、碗橱、石磨、大木桶、非拆的大桌子，以及老人的棺材等都不准带，大都廉价（一个红棺材五元，一个大缸五角）出售给供销社（霍士廉批注：这种不合理的收买要赔偿农民）。有的移民回淳安拿些遗留的用具，干部说我们是东跑西跑，即扣饭票和口粮。”妇女陆珍美（原先是个渔民）说：“我因妊娠不能劳动也扣去40多斤口粮。”有一个会计说：“28户移民共被克扣1036斤口粮，至今未退回一粒米和一分钱”（霍士廉批注：要迅速归还）。妇女项梅妹哭着说：“我丈夫周爱金有浮肿病要求请假不准，工效不高，厂长叶立德等抢夺他的饭碗说猪没有吃，你还想吃。我丈夫被迫下寒水捞猪草，浮肿病加重今年2月死亡。”另一妇女接着哭诉着：“我丈夫周发法有肝炎，又得了浮肿病，因食堂烧柴接不上，干部即到楼上把我们的床铺搬下来烧，逼我丈夫冒着大雨去砍柴而死亡”（霍士廉批注：违法乱纪行为要纠正）。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2）
问：“今年春粮收成怎样？”
移民说：“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二十多斤。《六十条》上讲一定要有产可超，可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是春粮减产，我们还是担心吃饭问题。”
问：“自留地、百斤粮地种得好不？”
移民说：“老社员种得好，普遍是一百多斤，两百多斤的也有。移民顶多的只有五六十斤。”
问：“猪养了没有？”
移民说：“许多住在楼上的移民户怎么养猪啊？只有一户养了两只兔子。”另一个接着说：“住在楼下的有两户养了猪。”
二、新老社员的关系问题
问：“老社员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
几个移民说：“老社员对我们的态度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老社员说我们来了，害得他们口粮低了，骂我们移民佬、淳安佬、贼骨头。老社员把一户移民养的鸡毒死。还有一户移民在一个荒了几年的坟地上种了五十多株南瓜，被老社员会计的弟弟拔掉了。移民再去种上豆子，那会计的弟弟说地是他的，硬不让种。”另一些移民说：“住在老社员家里确实也给人家增加很多不便，亓县长曾经来做过调解，对移民进行过安慰，对干部和老社员进行了教育和处理，关系有所好转，但总有些人对移民怀恨，扯皮的事情还是不少。特别是干部思想上未根本解决问题。”又一个移民说：“大队长洪家乐，作风不好，虐待移民，撤职后在副业队拉车，原来拉车的每月要交90元钱给大队。可是现在他拉车，只交60元，这个不合理。”
问：“新老社员关系怎么搞好呢？”
移民说：“最好的办法是往别处迁，老社员也愿我们往外迁，这样都有利。今年2月，我们自筹路费到金华专署、地委和省要求另行安排，同时我们两次派人到临安找安置点，临安当地也同意我们去，就是等领导批准。”另一些移民说：“由于这问题未解决，移民心不安，影响生产，在3月份，每10个劳动底分的正劳力，平均只做了五六天。”
问：“移民不外迁行不行？”
移民说：“如果确实没有好地方可迁，那就在这里给我们造房子。”
三、移民建房问题
问：“公社有个停办的工厂给你们住好不好？”
三四个移民相继说：“公社曾同我们谈过，我们不同意，因为房子质量不好，又要跑出20里路地方砍柴。”“农民住工厂的房子，有许多不便，吃水问题又不能解决，原工厂用水是要翻过一个小山坡，用水泵打上水来用的，每年烧油就要10万余斤，我们移民搬进去，就把水泵全套送给我们也负担不起。”
问：“移民另造房怎么样？”
有的移民说：“经过评议到户，要求把钱发给移民自己盖。”另一个移民接着说：“我们不是说政府给我们盖的房子质量不好，而主要是张三要住平房，偏偏分给他楼房；李四要楼房，偏偏又给他平房，实在别扭。”
问：“移民自己盖房快不？”
移民齐声说：“比公家盖快得多，移民中什么匠人都有。”有的移民说：“只要允许移民自己盖，亲戚朋友都会来帮忙，家家户户老人小孩都发挥作用的。政府曾计划给我们盖房，说要48个月才能完成（后据亓县长讲确有此事）。”另有的移民说：“按我们自己设计的房子式样，两户一栋，户户有房前房后，附属建筑（猪牛栏、厕所、锅灶、晒场等）也会安排得好，都会满意。政府供给我们材料，8月开工，年底保证完成。”
四、移民自己成立核算单位问题
问：“请你们谈谈要求单独核算的好处？”
移民说：“单独核算好。”一个移民说：“原先安置在这个队的移民共有80户，300来人，因为发生争吵事情多，最近才分开安置到别队去的。这些人单独成立了核算单位，不大不小。”另一个移民说：“我们1959年，1960年劳动的钱替老社员还1958年欠的债，这些债都没算。单独核算，就不会有互相扯皮的事情。”
问：“单独核算有困难不？”
一个移民会计说：“除队分的部分农具外，还需国家给我们解决一部分，原先我们有双铧犁、水车、稻桶、垫皮等成套农具，公家帮我们运到新安江坝上后，由于生产队迟迟不运进来，后来大部分被洪水冲走了。”另一个移民说：“还要给我们解决一个集体仓库，一个晒谷场，这些我们原先也是有的。没有给我们补偿。”再一个移民说：“要求给我们划一块柴山地，并以一部分划给社员做自留山，固定主权，以免乱砍山林。”
我们认为移民的要求和意见是合理的，要巩固和调动移民的积极性，应按照绝大多数移民的意见和办法去办。
霍士廉书记对谭石冰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最后批示：“建议谭石冰同志会同金华专署梁长庚专员抓住后塘大队移民问题搞个点。”
谭石冰再次来到后塘，移民提出的建房问题，成立单独核算单位问题都给解决了。并给移民平均478元的经济补偿……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1）
新安江工程现场设计组组长潘家铮目睹新安江水库移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不幸的是大跃进和“五风”干扰了正常移民工作，岂止是干扰，简直把移民工作推上了绝路，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只剩下每人120元，而且这里面又拿出盖楼、造厂，不知有几块钱真正用到移民身上。许多新名词出现了，“编连队”，“大行军”，“新长征”，随着新安江水库水位的上升，移民只得携儿带女挑着担子远离异乡。库区内，一片惨状。迁去的人无法安顿，大批回流，生活困难，甚至游行请愿，要求“扒掉大坝”“抓工程师”……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悄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状，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翻身当了主人的淳安人，本应是“何处天涯不故乡”。但在调研中，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都说：“我们不怪天，不怨地，就怪自己赶上了那个三年困难时期。”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时代。1958年8月27日，建德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星人民公社诞生后，全县农村社社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的三统，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三化”和实行骨干、劳动、土地、粮食、物质的“五大调动”。
淳安县合洋乡富占村村不大，是一个畲汉分居的小村。全村只有39户，166人。1958年10月，富占村家家把自己家里的粮食、火腿、腌菜、辣酱等吃的都搬到了食堂。在祠堂里搭起了八仙桌，食堂里人人吃得肚子鼓鼓的。在建德市航头镇溪沿村调研时，72岁的原富占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邵百祥诙谐地说：“自从办起食堂后，我们就开始过上共产主义了，那个日子也真奇，不论走到哪里，肚子都不会挨饿，因为村村吃饭都不要钱，可惜就是这日子太短了。”原富占村大队会计邵郑达与邵百祥是同龄的堂兄，他接过话茬说：“我们到建德也过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春节过后，村里一下断了粮，全村就进入了大饥荒，那个苦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1958年11月15日，我和老哥百祥两人来到当时的寿昌县溪沿乡溪沿村，在一个名叫上街路的山坳口上，只见已造了五排房子，一排四幢，共二十幢房子。房子的木头是新安江水库清库拆下来的旧木料，墙是黄泥夯起的，房中的地还是湿漉漉的。回到淳安，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告诉说：‘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吃饭哪里也不要你们担心，这次移民你们农家具什么也不要带，寿昌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粮食现在统购统销，全部卖给国家，你们带粮票、钞票去寿昌籴米。’当时淳安上下都在兴办食堂，我们村不仅自己村里的田多，当年还种了邻村移走留下的田，当时我们村粮食多得仓库里都堆不下。我们富占村每人向国家卖了五六百斤稻谷苞芦。我们想，过共产主义也得要睡觉，床少不了，过共产主义，也得要坐下吃饭，桌凳也需要。12月1日搬家那天，县里开来了烧木炭的汽车。县移民办的同志看到我们村堆在那里要运走的家具，生气地说：‘这次搬迁，只能带活动床和床板，每户还可带活动的小方桌一张，和两条长凳及两只装衣服的木箱，吃食堂，碗筷都不要带了。其他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会想办法给你们搬的。’那时，我们真感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无尚的光荣，全国人民都会支援我们，让我们一起过上共产主义。那时的人，也真听话，对上面的话，我们全村39户，156位男女老少就按淳安移民办的要求，全部坐上了这五辆货车，穿过铜官的紫金滩。我们看到坝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家都感动了。汽车在东铜官的上坡路上爬不上去，我们车上的大人都下来帮助推。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去寿昌创建一个新天地。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2）
“到了溪沿村，每家就按人口分配,搬进了已建好的移民房。当天晚上搭起了木板，铺上老社员给准备好的稻草，甜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把淳安带来的近八万斤周转粮票和卖粮的钱全交给了溪沿村的大队会计。新老社员在溪沿村就过起了有福同享的‘共产主义’了。每个人整天吃得摇晃晃的。但我们想到的，自己总是一个农民，农民就得种田，许多家庭搬迁时，不仅没有床和桌，就是连凳子也没有带，平时只搬了几块石头在家里当凳子坐。生活实在不方便。我们天天盼放在路上的一些农家具，一天、两天、半个月还没搬来，我们村上的人急了，几位村干部赶回老家，见路旁已空荡荡一片。拆房队已进村了，许多房子已倒下了。我们跑到县里责问移民干部，他们说：‘农家具早处理掉了。现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还要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什么？’我们想想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劳动也是大呼隆，他们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沉痛地问老会计：“你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你们‘无产’移民真相信是去过‘共产主义’了？”
邵郑达老人声音变粗了，他说：“那我们当然相信了，当时把我们村堆在路旁的家具当杂物清理掉，我们确实可惜，柏树做的八仙桌，雕花的千工床，还有不少樟木大衣柜都不知清到哪里去了。”他话题一转说：“我们其实也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时间肯定不会长。到寿昌两个月后，我们带来的周转粮票和溪沿村老社员的秋粮吃得差不多了，大概是正月初五，开始就由一日三餐二干一稀改为二稀一干，过不了10天，一日三餐就全吃稀饭了。”
坐在一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永发插话说：“我今年64岁，那时正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到寿昌前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把我们肚子都胀大了。到了1959年2月，我村提前进入春荒，一斤大米要12分饭票，我家里有九个人，一天只发给13分饭票，也就是每人每天只有一两二钱米。每天把稀饭打回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采野菜，那时还没有开春，野菜还没有发绿，采到一点野菜把打来的稀饭加水，加野菜，加盐一煮，全家人就这样一日三餐地过。那几年，老人、小孩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一个邻居章大伯，那年他65岁，是一个单身老人，4月5日那天，我妈兜了一碗见不到米花的野菜粥叫我送去给章大伯，我手里端着这碗热腾腾的野菜粥连声叫着：‘章大伯，章大伯。’听不到应声，忙推开门，见他睡在两条凳搭起的木板上，眼睛已经闭上了，我的心一下提了上来，边叫边说：‘妈叫我给你送碗热粥，大伯，大伯，你醒来吃下去。’章大伯那无神和无力的眼睛睁开了一下，想说一句话，这时他的嘴和双眼全闭上了。我也顾不得拿这碗热粥，就跑回家连声叫着爸妈。那段时间，我们村上死人是常有的事。”
“无产”移民之后的富占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国家困难时期，他们战天斗地，不屈服于自然，终于在冷水田，山垄田中创造出了高产。日子也一天天重新富裕起来了。不知是为什么，是天有意与他们作对，还是让这个原来“富得流油”的富占村民再去品味这贫困的艰辛。1972年8月3日，大雨倾盆，大同、石坪和大店口三条源，山洪同时解放暴发，咆哮的洪水，汇集上街路口，富占村的移民哭喊着，逃上了山坡。他们目睹着给自己避风遮雨14个寒冬和春秋的移民房一个个房顶被恶浪卷走，洪水退去，他们来到村中，泥墙已削为平地。他们用锄头扒开泥墙，见到泥墙中的白骨和断腿折腰的桌凳及衣柜，欲哭无泪：上帝对他们怎么这样不公道？他们经受“无产”移民的磨难，又经受了一场洪水的洗劫。一贫如洗的淳安富占人发懵了。当时，还不富裕的建德县（寿昌已并入建德县）给他们每人无偿提供了0.3立方米的杉木和50元钱。溪沿公社给他们又选了一个名叫落山岩的山坡，淳安富占人没有退缩，他们又开始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落山岩是一座孤山坡，洗衣用水都要下山。他们无奈，在1980年又重新下山，搬到了今日住的洪村畈溪沿村。半个世纪的富占村经受“无产”移民，“无产”上山和自动下山三个阶段。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3）
富占村50年的沧桑，人人都经受了磨练，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人人都有故事。建德大同镇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听说省里有人来调查移民生活的，72岁的邵樟全带着几位移民老兄弟，一早就来到大同镇车站等了。我理解他们，他们压在心底里的话要向省里来的人倾诉，我这位移民的儿子了解他们的心思和苦衷。在寒风中，七八十岁的五六位老移民让我深受感动。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来到一户矮小的移民房中，聊起了他们的移民生涯。邵樟全这位快言快语的老村干部开口便说：
“我们移民前的谏村乡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214户，883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雕梁画栋。1959年3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1元2角8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6角4分，一只大水缸只能卖2角4分钱。”我反问：“有的地方八仙桌不是卖1元钱吗？”邵樟全生气地说：“那时，什么都乱了套。到了4月3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邵樟全当时已25岁了，淳安谏村的山山水水都留在他的记忆中。说起淳安他真有唠不完的话。我连忙说：“你移到建德之后的生活怎么样？”邵樟全接过话题又滔滔地说开了：“我们‘无产’移民到大同镇，谏村被安插在大同公社六个高级社，我们从淳安带来的周转粮票和卖粮的钱按人头分配给了我们所在高级社的会计。4月份正是青黄不接，老社员见我们带来了粮食，食堂里就由一日三餐稀饭改为一干二稀，我们带来的仅有的一点粮食很快被新老社员一起吃光了。到了1960年，我们在大同公社谏村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独立建了生产队。那一年，不知是分给我们移民的田瘦还是天灾，稻谷‘看看一大畈，收收几箩筐’，一年人均毛粮不过300斤。我记得很清楚，我家所在的丰畈村，我们移民队128人，一餐只能下锅12斤8两米，也就是人均一两米。邵新贵哑巴那年61岁，他单身一人，一天下雨，他拿着一个砂锅去食堂打来了一碗粥，正在盘算着，下午采来野菜，回锅重煮，菜粥就可以填饱一个晚上的肚皮。他甜甜的遐思中，脚一滑，砂锅砸在地上破了，求生的本能来不及让他思考，他就扑在地上，用嘴舔着散在地上的米粒。雨水、泥土和米汤一起往肚子里吞。当晚，他腹泻不止，这位可怜的哑巴没几天就去世了。”
大跃进时期的“无产”移民引来的是缺粮、缺房、缺钱。他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只得抛弃亲情，无序迁徙。父子分离了，兄弟分开了。这各奔东西，留给他们的是终生思念和悲泣。
“无产”移民引发的是重新迁徙，带给移民的是再一次苦中加了“黄连”。1959年，移到大同的劳一、劳二、劳三三个大队的谏村四百多人重迁到江西省资溪县高田乡的大山里。迁往建德县的两万多人在重新迁徙中有1.8万人迁往江西省武宁、永修和资溪三县的村村落落；有五千多人自迁到安徽、江西等省的山区农村；倒流返库的450人，又重新回到建德农村。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4）
“无产”移民是世界罕见的一场悲剧，带给移民的伤痕是几代新安江人都无法抹去的。福建省光泽县崇仁乡六洲劳武基地的宋氏家族给我写了一封恳求信，执笔的是一位61岁的长者，他请求我一定将他这篇《我的骨灰要散在淳安故乡的土地上》的短文推荐一下，我便把全文选入我的文章中，也算是对这位老人的一个交代：
1958年5月，我挑着一担箱子，到当时的新登县新坂村去过“共产主义了”，结果是三户人家共住一座旧房子。还好，当时吃食堂，不垒灶。我家祖孙三代11人，三铺床把一间房子挤得只能放下一张桌，一顿饭吃了，活动桌还得拆开叠起，一家人才能有容身之地，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食堂吃的是不见米粒的稀饭，村上的人一个个浮肿起来。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听爸爸妈妈和奶奶商议着：“据说安徽在搞‘三自一包’，农民有饭吃，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去苦死好。”
1963年4月10日，那天一早，我爸、大哥和我三人各人挑上一担箩筐，我们六个兄弟两个妹妹和祖母、父母一行11人就上路了。我妈妈管着卖掉两只猪崽的15元钱，这就是我们上安徽一家人的盘缠。妈妈不舍得花它，只得一路走一路讨，经过11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了安徽旌德县白地公社大川大队。这11天，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但每一天我都历历在目，当时我18岁，营养不良，没有发育，七八十斤重的担子压得我肩肿腰弯。到了一个村庄，还要歇下担，挨家逐户地去讨饭吃。想起这些日子，我心头的泪水就忍不住往外涌。
旌德县白地公社大川大队田多人少，他们收留了我们，至今我们也不会忘记，是安徽的土地救了我们的命。是当时号称“李青天”的省委书记李葆华顶住了天大的压力，让农民搞起了“三自一包”，实际上是开荒单干。让我们这些逃往安徽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和安徽农民度过了饥荒。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在1973年正准备秋收后建房的我家，4月12日早上我们几兄弟和爸爸都下地干活去了，妈妈在家烧饭，在喂猪时，灶头里的余柴掉出，烧起灶前的柴火，大火顿时冲天。那几天，风大干燥，妈妈慌乱中只抱出三条棉被，我们赶到，五间茅棚已全化为灰烬。奋斗十年的一家人，又从头开始。当时正是青黄不接，遇上春荒，几年积存下来烧焦的稻谷、苞芦都舍不得丢弃，我们吃了这些焦米烧的饭，家里人都生起了病。妈妈整天下跪求天求地，盼望上帝救救我们一家。这时，浙江省和淳安县移民办来旌德调查移民政策落实情况。我家当时已21人，每人补助50元，这1050元真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
现在我母亲已92岁了，我家也从移民时的11人发展到今天的9户41人，六洲的宋氏家族也四代同堂，真可谓人丁兴旺了。但我们这里还很落后，我们日日夜夜在思念淳安县；思念合洋乡；思念土改时分来的二十多亩故土。我们经历几次迁居，最后是守山看野猪，唤起了福建人的善心，给了我家在世上安居的权利。分给我家几十亩责任田和山林。现在长大的孩子在同情我们的时候又在怪恨我们，怪恨我们不该移了再移。我们怪谁呢？怪年迈的母亲？怪死去的父亲？早六年，我走进基督教堂，在祈祷的时候，在闭上眼睛追思自己的命运，默求自己的意愿时，我家前辈的悲苦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上世纪作了孽，留给这世的惩罚，这一切我都默默地忍受了。我这一世也没有什么奢望，我只想在诀终的那天让儿子将我的骨灰送到淳安，散在合洋的山顶上，让我下世再来到自己热爱的这片故土上。在百江镇小京坞口下车，我穿过了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下洋洲搬迁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近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改住泥墙屋。我们为国家承受困难实在太多了。我们四户新安江水库移民从下洋洲再迁搬到这山头上，搭起了茅棚。小京坞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踏出的一条小山路，当时芒草已把路遮死，到这山上的淳安人每天要下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来去，要走破两双草鞋。现在分田到户，人均土地只有两分。这人均的两分耕地也是靠我们的双手在小京坞的狭缝中开垦改造出来的蓑衣田，一分田都有十几块，牛也无法落脚，只得靠我们的双手挖垦。这种日子我们不知要过到哪一代？”
移民是搬家，岂能“无产”转迁，而上级命令离开淳安县外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抛弃了所有的家具和财产。对库内的后靠移民，完全处于“无为而治”的状态中。随着新安江水库蓄水高程日益升高，蓄水面积日益扩大，而采取了边动员，边拆屋，边后靠的策略。淳安县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在“柱倒梁折”的轰隆声中离去。他们一次一次的后靠。财产也就在一次一次的后靠搬迁中少去。新安江水库移民不论是远迁的，还是后靠的，最后都成了一个农村无产者。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有多少像许文涛老人仍然居住在“以土为巢”的危房中!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在裂缝日久，裂口日宽的危房中，悻然然煎熬着。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3．库底的松崖乡（1）
乡情、亲情是割不断、抹不去、忘不了的一种神秘情感。它让人们永远怀念和思念。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摄影集《故乡》一节中曾写下：“千岛湖是一个绮丽的梦。一位大家曾写下：‘青山不幕千秋函，碧水无弦万古琴’的赞美诗句。但我每次踏上千岛湖的土地，在那山明水秀，梦境濡染的时刻，都会油然发出‘孤月照寒山，凄凉独徘徊’的情感。”年过半百的那年，带着妻儿来到故乡松毛岭，松毛岭顶石板铺起的台阶也沉入水底。我们的小船穿岭而过，陪着妻儿迎着千亩湖面，寻思着童年的乡情，追思着沉入库底的松崖乡。
上世纪50年代末的松崖乡，移到开化安家落户的755户，3280人。松崖乡的第一拨移民就此结束。
随着1959年9月21日新安江水库大坝封堵最后一个倒流低孔。千岛湖逐渐形成，低于水位高程75米以下的松崖等九个迁移走的村，全部沉入水底，接着高于80米的樟树下等七个村又开始了第二拨移民。
这时国务院对浙江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第二拔新安江水库移民移向何处？
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建德专署建制。梁长庚从建德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调入金华专署担任副书记兼专员。新安江水库移民原由建德专署负总责，转入了金华专署来承担，主要的任务又落在了专员梁长庚的身上。原新安江水库移民转迁的重点县淳安、建德、桐庐、开化就逐步向外拓展，扩大到金华、衢县、遂昌、兰溪、龙游、永康等地。特别是1959年大跃进式的移民之后，人口过于集中，导致新老社员的矛盾和住房生产生活用具奇缺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梁长庚专员感到，应该对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规划进行重新调整，特别是当时温州专区的丽水、龙泉等地地多人少，是安排移民的好地方。
从1961年底开始，第二拨移民，也就是淳安后靠造成人口过于集中，土地严重缺少的重迁移民，就往遂昌、松阳、龙泉、庆元、景宁、云和等地迁移了。
2006年国庆长假，我赶到丽水市的庆元、龙泉、松阳调研，走访了40年前来这里安家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松崖老乡，童年时的学兄如今已成了满脸皱纹的老人了，他们的经历令人敬佩，让人心酸，使人费解。
1961年10月，徐睦财带领大队里几位干部跟随樟树下、史里、上溪埠等几个大队的人来松阳县考察。徐睦财当时想，村上五十多亩水田，都沉入了湖底，现在只有23.3亩水田，84.8亩旱地，而村上却有47户人家，207人，旱地也只能种番薯，人均只有一分多田，是无论如何不能生存下去的，徐睦财他们饿怕了，对土地的渴望太强烈了。赤寿正处松阳平原，是丽水的一大粮仓，在这里住下，饭肯定是能吃饱的。回到松崖公社，墙里大队决定转迁，而樟树下等几个大队的代表却说：“我们不仅要有饭吃，还得有柴烧，松阳县是平原，田多山远，这地方也不能去。”
墙里大队开始报名了，这时的移民不像两年前第一拨移民浪潮样势不可挡，也逐步有了理性，气氛也缓和了下来。家乡的故土谁也不愿离去。徐睦财父辈两兄弟，徐睦财的爸爸一家报了名，而他的叔叔一家四口，他们再三动员，叔叔就是不肯在报名册上签字。天天叫移民，真正到报名，全村只有16户，77人在报名册上画了押。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3．库底的松崖乡（2）
后靠再迁，家家都经历了一个艰难创业的历程。
现已63岁的徐睦财三弟说：“松崖、花洲几个村迁去以后，我们80米以上水位高程的几个村侥幸地留了下来，那一段时间倒是挺快活的，柴也不要砍了，松崖、花洲、云头几个大村的屋料、门板拆下，我们挑来烧了几年。1960年春节过后，息村、周家垅村被水淹了，水头来到云源溪与新安江的交汇口，就往上游花洲、松崖几个村涌上来了。紧靠松崖的樟树下、上溪埠和墙里几个村就往水位高程百米以上的山坡上建房。4月梅季来临后，天下雨，水也涨得特别快。我5月1日在金峰读初中回家，头天晚上，在家里挑了一担家具到新搭建的茅棚里，第二天早上下山，家里的屋顶已被水浸下了。一个晚上，水就上涨了一丈多。不会嬉水的村党支部书记吴园伍见家里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抢出来，他一头钻进水里，见他很久没有爬上来，我在堤塘上连呼：‘救人，救人。’大家赶来，才从浸在水中的屋里把他找到，还算及时，吴园伍的命捞回来了。就那么一两个月时间，三千多亩四边环山的沙洲就成了一个大深潭。花洲、松崖、樟树下、上溪埠、墙里、里塘、兰川和水田里几个村都淹没在大水潭里。”
淳安县移民办对第二拨后靠重迁移民虽然不强制，但墙里村是松崖乡第二拨移民的第一批的头不带好，其他村的迁移就更难了。
1961年农历十二月初七那天一早，县移民办的两位主任，跟随八条木船，来到墙里村口的船码头。午后装船。徐睦湘抱着两岁病重的女儿来到两位移民干部面前哀求着说：“女儿病重，我家是否过几天再移？”淳安县移民办的张中亭主任劝导说：“七条船不能等你一条船，再何况，汽车也在大坝上等呀，路上遇到情况再说吧！”徐睦湘也无奈地陪着一家人上船了，这时，八条船上没哭声。泪水都往肚里流。但送他们的墙里和其他村上来的亲朋好友却都哭了。那是一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时代，这么一走，可能永远也见不上了。
船开出五里路，已过了樟树下的村口，突然，徐睦湘的夫人童梅红在船上哭喊起来。这时，她女儿断气了。陪同墙里重迁移民的县移民办两位主任也就决定停船休息。当天晚上，徐睦湘和自己几位兄弟上岸埋下了女儿，第二天又随着移民船队往铜官大坝撑去了。
到了松阳县赤寿公社，已是农历十二月十一日了，这天松阳下起了鹅毛大雪，赤寿公社半湖大队的乡亲倒也热情，他们踏着皑皑大雪，帮墙里的移民搬农具，挑家具，77位新安江水库墙里村的重迁移民也成了半湖大队的社员了。
徐睦财最后告诉我说：“我们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做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第一次移民后靠时，我一家九口人到了松阳已经分成三家。但给我们家的只有深七米、宽三米的房子四间，总造价1440元，人均只有160元。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得到国家移民补助只有这么一点钱，想不通。还有村里给我们划拨了126.2亩田，后来公社里硬调走了8.2亩。但这8.2亩田的公余粮叫我们交了三年，这不是明明欺负我们移民吗？”
16户77位新安江水库重迁移民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生活变化了，家家富裕了。现在全村已发展到49户147人。徐睦财的二弟徐睦荣的儿子徐文杰当了村委会主任、县人大代表，并且投资300万元，承包了1000亩山，成了松阳县大坪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正在开创一条从生态农业到旅游农业的新路。他感慨地说：“我虽然是松阳生，松阳长的松阳人，树长得再高，再大，但我的根在淳安。我们村还是借用原来的村名，让子孙永远记住自己是淳安县松崖乡墙里村迁移来的后代。”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3．库底的松崖乡（3）
松崖乡1959年一年内迁移新安江水库移民725户，2730人，他们在开化县青阳、息村、东坑口等地日耕夜宿，繁衍后代。10年后，不少松崖乡的乡亲又按国家计划离开了新建的家园，迁往江西省德兴县和铅山县安家。16户，81名童氏后代在开化县东坑口和龙山底生活不到一年，就回流淳安，他们最后又自迁江西省南丰县。1960年开始，松崖乡水位高程80米以上的樟树下等七个村往当地的山上搬迁，田淹了，地淹了，他们的故土沉入了水底。106户，501人从1962年起经历三年，再次迁往浙江最西南端的龙泉、庆元和松阳安了家，还有里塘、毛家坎、云头回流后靠的五户，23人，自迁安徽歙县等地。松崖乡沉没了，松崖乡消失了，松崖乡的836户，3254人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永远离开了故土，他们在新的天地里创造着新的生活。
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松崖乡只是移民版图上展示出的一角；松崖乡10年的移民史展示了一幅幅悲壮的移民蓝图：
1961年1月，对不具备安置条件，安置密度过大的淳安县42个大队，5969人重新迁移到衢县、常山、金华等县农场。
同年11月，就地后靠的43个移民大队和12个移民安置大队的2621人，重新转迁遂昌、武义农村插队。
1963年初，7个移民安置大队，1101人，重新转迁遂昌、武义等县重新插队。
1964年5月，又有928人从淳安重新转迁遂昌、武义国营农场。
1964年5月至1965年，淳安库区7230人重新转迁龙泉、云和两县农场，634人重迁武义县农村。
1966年，1424人重新转迁衢县农村插队和安置在国营农场。
1968年8月至1971年1月，淳安县安置密度过大和不具备安置条件，迁移到江西省的52535人中，只有17600人是新迁第一次移民。有34935人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更多次的重迁移民。
从1961年开始，淳安自行转迁安徽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1078户，4479人。淳安自行转迁江西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2264户，10062人。
1962年，墙里村的部分后靠移民重迁后，新安江水库水位高程不断往上提。新安江水库水位的不断升高，村落的转迁，行政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变更。1964年4月，经批准，松崖公社撤销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松崖乡乡名从此也在地球上永远“消失”了。
新安江水库移民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强制的命令已经不起作用了，工作难度增加了，政府和移民经常处于僵持状态。方鸣新向淳安县移民办提出一个新要求：“一定要自己独立建大队，否则不移。”而龙泉县从1964年开始接受新安江水库移民，就定下了一个原则：“移民全部安置在山区。”龙泉县本身就是山区，再往山区移，就是要把新安江水库后靠再迁移民往龙泉的大山里送。这给淳安县移民办工作人员增加了难度。但这是一项硬任务，最大的难度也得攻破。
坐落在水位高程90米以上的史家里塘大队，1961年才开始后靠搬迁，他们利用自己房子的砖瓦、木料在山上建了房。1962年，县移民办来动员他们转迁，全大队没有一户愿意。到了1964年，他们村里的田几乎都被新安江水库给淹了，全村340人吃饭主要靠国家供应。对于没有收入的史家里塘大队后靠移民来说，当时，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惟一的出路就是移民。移往何处？人人心中无底，户户不知所措。1964年8月开始动员，10月，方诚善等三位干部到了龙泉县兰巨公社选点，龙泉县给了他们两个大队，让他们选，于章大队紧靠公路，田少，山不多，桐山大队村前一条溪，溪边有水碓，山上有油茶，土地连成片，但大队坐落在山谷中。路也被芒秆遮盖，交通极不方便。春节过后，史家里塘村移民开始报名了，210人愿意到桐山；130人却报了于章，并都签了名画了押。报名结束，县移民办主任来大队宣布：“报于章人数不够，报桐山的移民春节前搬迁。”话音一落，当场一片哗然。史家里塘村经历了八个月的漫长动员，43户210名后靠移民终于在1965年3月14日踏上了移民的征途。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3．库底的松崖乡（4）
40多年过去了，原迁移民的老人大都已离开人世，当时的青年也成了满面沧桑的老人。我走访不少桐山村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家，他们住的都是40年前建造起的泥墙移民房，只见墙裂了，墙壁剥落了，墙顶风吹了，有的屋柱、横梁已裸露在墙外，他们整天就在这样的危房中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原松崖乡后靠重迁到丽水市龙泉、庆元、松阳几个县（市）的移民村，我都走访了。他们感到几十年的委屈和辛酸太多了，他们意见最大的是执行上面的政策太随心所欲了。史家里塘移到龙泉兰巨乡桐山村的移民史棠贵动情地说：“移民时我家的房子折价4300多元，后靠到山上，一分钱没补贴，靠自己肩挑盖起房。来到龙泉淳安县移民办，对我们移民按一代、两代、三代人的家庭分别给予300元、700元、1000元不等的房屋补贴。我一家移民时只有父母和我三口两代人，移民45年了，只拿到720元的安置费。家底空，补助少，现在我们四个移民村新社员生活明显低于桐山村八个自然村老社员的生活。40年来，近100户史家里塘移民只有一户造了新房，这么不公道的事到哪里去申诉。”
墙里移到松阳县赤寿乡的徐睦贤气愤地说：“我们来到松阳，第二年国家才给我们建房，不论家庭人口兄弟多少，一律按一代、两代、三代家庭分别分到一间、两间、三间房子。一间房子造价也只有336元，拿到房子，过去折价的钱再多，也是一笔勾销，这不知是哪里来的政策？”几十年后他们说起这些事，还是一肚子的委屈。他们讲了一件事，我也难以理解。
同是1965年初移到当时龙泉县的樟树下、史家里塘及上溪埠三村的移民，史家里塘村的210人移民在1965年3月14日离开淳安开船的那天，给每个人发了三元路上的伙食费和三元垒灶费，而在1965年春节前上船到龙泉的樟树下村移民却一分没有。到了1965年4月1日上船的上溪埠村57位移民，每人发到的却是三元生活补助费。同一个乡的移民，同在1965年初的移民，同移到当时龙泉县的移民，移民安置费怎么不一样？三元钱，或者是六元钱，对今天来说，确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在当时，对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可是十天半月的生活费啊！新安江水库移民路上的补助，有与没有，有多有少，这决不是政策决定的，这是工作的细节做没做到的问题。
调查中，新安江水库移民反映最大的疑问是房屋折价之后为何不给兑现？移民安置费差异又怎么那么大？
如今，在淳安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几千年的二十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离开了淳安的故土，奔赴江西、安徽和浙江其他县、乡、村。50年的风和雨，他们亢奋，他们拼搏，成功者成为富翁，成为村上的领头人。但大量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却是为自己的生计在日夜操劳着。
在龙泉采访时，我最钦佩的是小梅镇黄南村的胡永吉，他拿出一沓几十年积累起的资料，这是他几十年的心血结晶。我翻开胡老汉2000年编的《新安江移民纪念册》，尽管封面已褪去鲜艳的蓝色，留下了一点点的斑痕，但他自己画下的22幅新安江水库移民图，星星点点描画下新安江沉入水底的49个乡镇，1337个村庄。这是他从1985年开始，历经15年的历程，跑遍浙江、江西、安徽几十个县，访问、记录、汇集起来的。一个只读了三年书的老农民，卖掉谷子，卖掉毛猪，卖掉毛竹，凑齐路费，他不图回报，图的是让后人，特别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后代记住自己是新安江人，是淳安人。我们交谈中，他拿着自编的《纪念册》，手颤抖了，讲话的声音也颤抖了。下面记述的是我们的一番对话：
问：“你干这件事家里理解吗？”
答：“家里人都理解，但花了将近一万多块钱，作为农村人，特别是我老婆她一个农村妇女，心里也可惜呀。”
问：“既花钱又吃苦的事，什么力量支撑你？”
答：“我老家在茶园镇赋溪乡低岩山，那是一个很富裕的村庄。1958年后靠到赋溪乡的大茂岭村，靠开荒糊口。1959年，移到畜牧场转为农场工人，但好景不长，畜牧场很快倒闭了，我家就成了新安江水库中的自流户。1964年，才迁移到龙泉，移民的路走得太艰难了。三次移民的每个脚印，都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
“我就是恨自己书读得太少了，无能力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他最后感叹道。
我在回程的车上拿着《纪念册》翻着，这虽然是一本不合标准的草图，但这是一位62岁的老汉刻在心里的一种夙愿。它记录下的是3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大迁徙在一个亲历者心中的悲壮。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4．械斗事件（1）
新安江水库移民1958年开始的第一拨迁移高潮，正赶上全国农村兴办食堂的热潮。老社员开始三天，把这些为社会主义建设离开故乡的新社员当做座上宾，吃了三天白米饭，第四天开始，有的地方新老社员就吃稀饭了，一个人的饭分作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吃。到后来，老社员见新社员没有从淳安、建德带来一粒米，吃的是老社员锅里的饭，就一肚子怨气。新社员却认为自己是从富裕地区来的，从来不为吃饭担心，现在连稀饭也喝不上，也有了一肚子怨气。新老社员的矛盾就这样萌发了。从1961年开始，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信访就成了浙江省的一大难题。移民的告状信像雪花一样飞向淳安县移民办、省移民办、国家水利部和中南海。我从浙江省档案馆调出了浙江省民政厅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供领导参考的三期新安江移民安置工作《简报》。
1961年10月4日，第一期《简报》是这样记述的：
自省委9月初在杭州召开移民工作座谈会后，省民政厅已组织工作组会同杭州市民政局、桐庐县移民办公室共14人，分三组去桐庐县窄溪公社下洋洲、滩头埠、蒋陆家等三个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初步摸底，该公社安置的4070个移民中，有1500人安置地点不当，生产生活困难较大。下洋洲的六个移民生产队，三包任务普遍未完成，有的减产50%以上，夏收预分口粮每人最高的减57斤。以三个月计，平均每天每人不足七两。目前有的已开始吃青，有两个移民已开始外出讨饭。建德县派出两个工作组在杨村桥公社上、下市两个生产大队解决了移民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上市大队当地社员每人一分自留地，而移民平均只有1.7厘，现已划出12.7亩，移民与当地社员同样待遇；二是食堂停办后，当地社员饭票兑现粮票，而移民中有七十多斤饭票被宣布作废，移民反映“钞票算去，饭票没有用，不平等待遇是哪里的道理？”现700斤饭票已换成粮食退给移民。三是移民农具量少质差，迁来时带来的七千多元生产资金交给大队，独立建队的移民队只分到破稻桶一只，晒席四条，箩筐三担。现在分给移民队耕牛两头、农具16件、箩筐三担，并拨给现款1000元，由移民队自办农具。……上、下市两个生产大队反应，当地社员和移民的矛盾问题，主要是大队领导对移民歧视，各地要针对本地情况，认真解决移民中的问题。
第二期《简报》是这样叙述的：
今年9月11日至10月10日止，一个月内收到新安江水库移民来信43件，接待来访673人次。反映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活困难，卧病逃荒现象严重。桐庐县窄溪公社下洋洲生产大队移民来信反映，原来平均每人每年口粮474斤，平均每个劳动日8角3分，移到窄溪后，口粮只吃原来的65%。1958年，每个劳动日只有2角5分。移民中倒欠户占总户的85%以上。外流已有六户，19人。死亡20人，其中五保户唐香凤因生活困难，投水自杀。窄溪公社凤龙大队移民来信反映，移民后，终年辛苦，不得温饱，出门愁柴，进门愁米，目前又受饥饿威胁。出卖衣物、家具的已有九户。迁来的725人中，三年来连饿带病死掉41人，外流297人。二是居住条件差，不能安身，难以安心。富阳县新登公社新建管理区移民方玉堂等49人来信反映：1959年迁来后，住房迄今未复建，拥挤不堪，父子、婆媳同居一室。烧饭、睡觉、大小便都在一间屋。家禽、家畜、家庭副业无法发展，积肥也有困难，好似“水上浮萍”，不能落脚生根。淳安县汾口公社余家管理区移民来信反映移民住的是猪圈、牛栏、祠堂、庙宇，贯彻《六十条》后，移民被当地社员赶出门，自找门路，有的沦为乞丐。开化县华埠区邬瑞庚来信反映，该区大路边公社移民与当地社员为住房问题已发生集体械斗，受伤三十多人。三是地方病严重，移民不愿居住。开化县池淮公社坝头生产队移民来信反映，安置地区血吸虫病严重，移来的159人，成年男女已全部感染，其中有50%丧失劳动力。少年中亦有70%被感染。池淮公社下洲大队移民来信反映，因血吸虫病而死亡的已有59人。有40户移民不敢在此居住而外流。四是生产困难。淳安县安峰公社茂坂大队移民方发言等45人来信反映：迁移后，每人平均不到四分耕地，不能维持生活。该县文昌公社浪头大队两百多移民来信反映：迁移后，每人平均不到一分田，山地也将开光。要求重迁江西弋阳。安置在金华专署水殿和石门农场的移民来信反映：当地是黄土丘陵，土质贫瘠，水利差，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口粮不能自给。移民在迁移过程中损失的农具、耕畜很多。在生产上也感到严重不足。五是移民遭受歧视、排斥。移民没有和当地社员一样分到自留地和山林。在“四固定”“包产”“分配”中处处吃亏，甚至遭受打骂。建德县寿昌公社八亩丘大队移民余扬州等29人来信反映：老社员划的是熟地、好田。留给我们移民的是生地、靠天田。今年受旱一百多天，全部收成赔偿也不够。桐庐县窄溪公社凤龙大队移民来信反映：自留地老社员每人分到五分地，移民每人不到两分。移民方善地开垦荒地，遭到七个老社员打骂。由于移民中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平水殿农场的移民来信责问：“我们为了新安江电站建设，弄得无处安身，无家可归，无米下锅，到底是什么原因？”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4．械斗事件（2）
1962年5月，王孝臣拟稿的第三期《简报》反映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简报》说：
从今年1月17日到5月17日，共接待新安江水库移民来信来访71件（次），944人次。反映的都是移民凄凄惨惨，不是饥饿就是讨饭，不是住房拥挤，就是受到了老社员歧视。
新安江水库移民积累起来的问题已成积重难返的顽症。它的症结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太少，缺少生存的基本条件。
新老社员由此而聚众闹事，打架械斗。
我在建德、桐庐、开化、遂昌、龙泉调查了当年震撼县城、省城的五起新老社员大规模械斗事件。
建德更楼于合大队械斗事件的导火索只是一部水车，但波及当时6个公社，16个大队，600百多位移民。
1962年，建德县更楼公社于合大队第十生产队有一部水车，上年底，被公社砖瓦厂借去用，移民的田不能及时灌溉，迁怒于当地社员身上。双方扭打起来。人越聚越多，架越打越凶。移民社员拉着鸟枪、大刀、斧头、柴刀、木棍、石灰包从四处赶来。老社员握着扁担、锄头当武器，待公社干部赶到制止下来时，新社员已有五人被打伤，老社员也有四人受伤。移民看到自己的人受伤了，就派人去淳安，到建德洋溪、寿昌及附近村联系，煽动更多移民来于合再打。晚上，公社干部召集新老社员代表开会解决。会上，移民方其水说：“这一架一定要打，不打我们移民站不住脚，我们的气消不掉。”这时，沽塘公社的甘溪、洪宅、白沙镇的源口、曲斗，更楼公社的黄岙、黄泥墩等地已有两三百，多名移民持武器赶到。会议不欢而散。凌晨一点，移民就做饭准备行动，当天晚上天黑，外村移民对于合大队情况不熟悉，怕打错人，故未动手。公社干部见情况不对，就动员于合大队干部和参加过殴斗事件的人到外地躲避，以免引起更严重的事故。第二天早上，移民就涌出几百人，结果找不到于合大队要打的人。一帮新社员就将大队党支部书记等10户老社员的房子给捣毁了。杀掉老社员的猪3头，砸毁箱、柜、桌、凳、木床等104件，打碎陶瓷器用具257件，脸盆、热水瓶等16件……损失价值1600多元。
事态平息了，但移民工作粗糙，埋下的这个火药桶，随时会爆炸。
1964年8月，淳安县茶园赋溪乡低岩山村党支部书记方兆仁根据县移民办安排来到当时的龙泉县青溪乡黄南大队，他看到漫山遍野的毛竹和一大畈粮田，兴奋了，他当场就向龙泉县带队的同志表态，乐意迁黄南。黄南村的党支部书记明确告诉他，黄南一队、二队田好、山肥，你们来，一队给好田好山，不够二队凑足。方兆仁带着黄南人的一片真诚，回到了低岩山村。方兆仁的话全村人都信，大家都报了名。但淳安县移民办规定，低岩山村只移一半。结果当年10月，他只把报名的前23户，110人带到了黄南村。
到了黄南村原来的一切许诺都变了，人均9分的100亩田是黄南一队给的，但给的却是山垄田、冷水田和山背上的“靠天田”。原定一队和二队给好山也变成了四队给的500亩荒山。方兆仁也由原来的正书记变成了副书记，领导之间结了怨。1965年春耕，做秧田需要毛竹，3月30日这天，新建的两个移民生产队，三十多位移民新社员吃过早饭就到黄南一队山上去砍毛竹了，黄南村老社员一下聚集了六十多位青年人冲上山，双方就在山上打了起来。移民寡不敌众，两位移民青年被老社员打得头破血流。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4．械斗事件（3）
方兆仁自从带乡亲们到黄南村之后，渴望土地，得到的却是一片烂田和荒山，村上的移民还说是他骗来的。两头不讨好，有一肚子怨气。这一下，两位青年又受了伤，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刚在家休息的区委秘书张洋汉赶来了，这位刚过三十的汉子，见到书记就说：“这口气不出，我们低岩山人在黄南就无立足之地，要不打回来，就卷起铺盖走人。”方兆仁经张洋汉这么一煽动，他一拍桌子说：“打，打回来!”他一个“打”字，给全村移民壮了胆，低岩山的青年顾不得吃饭就四处去“讨救兵”。下午三时许，兰巨、八都、青溪、茶丰等乡镇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赶来了，人越聚越多。他们冲向了黄南村，这时，黄南村早上参加械斗的青年和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到外面躲避起来了。五百多名新安江水库移民找不到要“报仇”的老社员，他们一气之下，就把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家里的床、桌、凳和锅、水桶、热水瓶全给砸了。
五百多名新安江水库移民到黄南闹事迅速传到龙泉县委、县人委，霍在宝县长带着县政府办和县移民办主任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黄南。“闹事”的导火索就是为了争地。情况很快也给摸清了。霍在宝县长当天晚上就在现场做出决定：黄南一队补给移民队30亩良田，一队和二队调节300亩好山给移民队。但对带头闹事的张洋汉和方兆仁要做出严肃处理。
事后，张洋汉党籍和公职被双开了。方兆仁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撤了，党籍也被开除了。龙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现在提起此事，都说：“架打输了，官司却打赢了，这田和山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用鲜血换来的。”
建德和龙泉的这两场新安江水库移民“闹事”都是大规模，群众性的。建德、淳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与当地老社员，为了土地发生争斗，究竟有多少次，是一个谁也搞不清的数据。如果五六十年代，安置移民都能以人为本，使移民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新老社员之间的矛盾，都将大为减少。建德、龙泉这快速形成的两起械斗，肯定会避免。
1962年8月19日，发生在桐庐县九岭公社阳山坂大队的一场械斗的导火索更是离奇，只是公社主任一句还没说完的话引起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行动之神速出乎意料。
1962年8月18日下午4时许，桐庐县九岭公社阳山坂第五队社员滕阿龙，在方埠粮站出售余粮时，移民新建的新联大队中栅边生产队周永根拿了滕阿龙一只箩筐过秤，腾不肯，两人争夺起来，周永根左臂被箩筐刺破一块皮。接着，送粮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闹了起来，双方都拿起扁担，准备动手殴斗。这时，公社主任戴道通赶到，对双方严厉地批评指责说：“谁先动手打人，就当场逮捕。移民先动手，就先逮捕……”还没等戴道通讲完，中栅边十多位移民就喊起来：“为什么先说逮捕移民，不说逮捕老社员。”这时，移民社员方玉云就飞快赶到双湖和中栅边两个生产队，对正在耘田的五十多位移民说：“我们移民被阳山坂老社员打伤三四个了，快去救命。”中栅边生产队队长朱瑞庭听了很气愤，又派唐春苟通知原淳安县刚下放随迁来新联大队的干部芦国华、张金根。
8月19日一早，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汇集在吴山。区委书记范培忠赶到现场，劝阻无效。芦国华清点人数之后就分两路向阳山坂大队进发了。在村上，12个要打的目标一个也没有找到，他们便乱砸起东西来。三个半小时，砸坏了22户社员的家具，其中有四户干部家里的锅、碗、桌、椅、床全部敲破、砸烂。捣毁房子11间，损失折合人民币2550元。那个时候，这笔钱在一个大队里，是一个大数字。可谓损失惨重呀。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4．械斗事件（4）
43年前的农历六月初六，遂昌县樟溪公社陆家大队一户姓陆的移民到古市镇上去买肉。这位陆姓青年的老婆在家里坐月子，他高兴地拎着一块夹心肉，赶回家的路上，碰到同村的一位移民长者，这位长者好奇地接过肉看了一下，便问：“这肉多少钱一斤？”移民青年说：“肉都是一个价，每斤6角3分。”这位长者说：“不对，这是母猪肉，不能卖这个价。再说，坐月子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个肉。”这位青年边说边往回走：“我是借钱专门买给老婆吃的，我拿去退。”
在肉店里，屠夫开始不认账，后来又说：“这肉不能退。”陆青年越想越恼火，便到村上叫了几个年轻人，赶到肉店。双方争论的嗓子越来越响，屠夫也火了，拿起屠刀向几位青年砍去。一青年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屠夫的右手，夺下了刀，几位青年一下拥上去，把屠夫按在地上，打了一顿。后来派出所的干警赶来，各打50大板。青年们向屠夫承认打人错了，屠夫也把青年人的肉钱退了。
这位买肉的青年为报答几位朋友相助，晚上在古市镇水弄头面店炒了几个菜，大家正吃得开心的时候，那位屠夫带着二十多个人赶到面店。将前后的门堵住，屠夫带头冲进面店，把桌子翻了，几位青年被屠夫一帮人打得个个趴在地上。面店老板打开地下一条通道搁板，把一位名叫宋玉的青年给放了。宋玉先跑到赤寿乡公社朝阳大队报了信，再次来到墙里大队。徐睦贤见到宋玉衣服上的血，他问明情况后说：“新安江水库移民是一家人，谁受欺负，我们都要相助。”
新安江水库移民挨打的信息像长了翅膀的鸟一样，一下传遍了遂昌县16个移民大队，当晚12时过后，新兴公社的端口、高丰、进贤、渡市、贤溪等五个移民大队的三百多新安江水库移民赶来了。妙高、新卢湾和云峰三个公社的一百多新安江水库移民也赶来了，正在往屠夫家里赶的赤寿公社章家、朝阳和墙里等五个大队的两百多新安江水库移民被遂昌县委赶来处理闹事事件的郑家毛副书记给拦了下来。但先赶到屠夫家里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把屠夫房子的瓦片全部捣光，东西也被砸烂。为平息事态，遂昌县公安局拘留了屠夫60天。
我与1969年开化县杨林械斗事件的几位直接参与者座谈，他们道出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态，“新安江建电站，我们需要移民。但国家也要关心移民，不是一移了事。”
发生在开化县杨林公社1969年的“2·19”械斗事件已过去几十年了，但迁往江西省铅山县汪二镇的徐启海、程德余和程启善等人谈起这件事，那一幕幕惨景好似就在眼前。原开化县杨林公社地处江西德兴、婺源和浙江开化两省三县交界的纯山区。1958年全公社13个大队，9200多人12000多亩耕地，这里的田大多是山垄、冷水田和无水源的“靠天田”。又是一个钉螺密布，血吸虫病严重，村村都有“冬瓜腿”，处处都有“大肚皮”的地方。就是这个“华佗无奈小虫何”的地方，1959年一年内，安置了4100多新安江水库移民，并采取“一平二调”，从当地调拨出土地和山林给移民，建立了八个移民大队。草率的安置，新安江水库移民从搬到安置点就不乐意。当地的干部群众，从动员接收就不愿意。一个“不乐意”，一个“不愿意”，导致了新老社员在土地、山林、水利等生产、生活中经常发生摩擦和纠纷。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4．械斗事件（5）
1966年重阳节前的一天，高坂村移民郑启军妻子和其妹郑金娜姑嫂两人去焦坑大队河家边村山上砍柴，当地老社员就将郑金娜姑嫂两人两担柴夺了下来，并将她俩捆绑起来。高坂村的移民无法咽下这口气，村里的干部纠集了高坂、柏林两个大队的一百多人，赶往河家边救出了郑金娜姑嫂，并把河家边村好几家老社员家里的锅给砸了，还把老社员家里的一头大肥猪抬来宰吃了。高坂、柏林两个大队移民的行为激起了全杨林公社13个当地大队干部群众的义愤。
1967年2月19日，经过预谋的一场“驱赶移民”大规模武斗事件就在杨林发生了。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也到了这个深山。1967年春节前后，到处开批判大会，揪斗当权派。2月19日这天，杨林公社新源大队召开批判大会，插在该大队里的一位新安江水库移民，跳上台批起大队党支部书记乐升吉，乐升吉在台上抬起头高喊：“你这个‘移民佬’，种了我们的田，无资格批判我。”
新安江水库移民批斗了当地大队党支部书记乐升吉的事一下传遍了杨林公社的村村落落。当地干部社员压了几年的怨气一下喷发出来，“移民佬”敢斗我们的干部，岂有此理!翌日凌晨三时刚过，十三个大队的老社员就纷纷持械，赶到新源大队。他们把新源五个插队落户的移民绑了起来。八个移民大队闻讯后，那些憋着一股怨气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也急冲冲赶往新源。双方人员越聚越多，老社员最多时达到四千多人，新安江水库移民也超过一千五百人。
杨林公社当地社员口号是“赶走移民，收回土地”。这一战一定要打赢。他们经过谋划之后，派出二百多人，在王家边和下庄两个通道持枪把守，防止青阳、华埠、星口等地的移民前来声援。这一招果真奏效，把前来声援的几千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拦在卡口之外。
杨林公社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几位领头人感到，当地的干部群众这次手持枪铳，来势凶猛，正面接触，必有大的伤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高坂村的二十多个移民，在撤退途中，被拿铳持械的老社员围住，他们逃到杨林供销社楼上躲藏，结果被一群手持土铳鸟枪的老社员冲进供销社，朝楼上开枪射击。移民徐宏普身上被数颗鸟枪铁砂击中，当场倒在血泊中。后经五十多天抢救，最后在上海华山医院才得脱险，但他留下了终生残疾。
从2月20日起，杨林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分散撤退中，有的上山林躲藏，有的下田野隐蔽，挨饿受冻两三天后，深夜才敢悄悄回到家中。2月21日，柏林大队移民张明忠和云头大队移民童乐庆，从家中到公社所在地的东坑口供销社买货物，途中被老社员乱棍打伤。
开化县委书记魏廷秀，县长吴海松2月21日赶赴现场调解。当地的老社员说：“不是魏廷秀做主，接受这么多移民，我们的日子不会这么难。”结果，县委书记被老社员打成了重伤，吴海松也挨了不少棒棍。
械斗持续的四天中，华埠至下庄的四十公里路段，也就是浙江通往江西的公路通道被堵塞。当时勉强还能有指挥能力的开化县委、县人委，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调动了十部卡车，装载了五百多名民兵，赶往杨林，才把集结起来的四千多名当地持械的武装老社员强行驱散。
一场大规模械斗平息了，但杨林的新老社员关系已经严重对立了。
参加座谈会的徐启东、郑启善动情地说：“‘2·19’事件之后，开化县委、县政府瘫痪了，我们柏林和高坂两个大队的一百多移民也无法生存，回淳安排岭向故乡的党政领导倾诉。淳安的党政机关也被‘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搞瘫痪了，我们无处控诉那个时代不负责任的跃进式移民，无处倾诉那个时代酿成的苦酒，这苦酒要由我们移民自己来喝，这不公道。”
水库移民是一种国家行为，被迁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的迁移，国家在安置水库移民时大多将移民后靠或将移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贫困的山区，但受淹区的移民原来大多生活在河谷平原和交通沿线相对富裕的地区。他们移民之后，生产、生活反差都比较大，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移民，到一个新地方，大多住在安置地农民腾出的旧房子里，住房紧，农家具少，他们踏上移民路之后，身上就积聚起一股怨气。
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不乐意接受库区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当时的“一平二调”，安置地的农民把田地山几乎是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其他什么也不给了。老社员补偿少，新社员损失大，双方都有怨气。不论是独立进队还是插队安家，新老社员开始一段时期的“磨合期”，难免“擦枪走火”，矛盾加深。一场场的械斗，就是这样遭受不平等待遇，积累起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直至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参加冲突械斗的双方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生存的利益……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5．苦难与争斗（1）
如果说异地移民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就地上山安置的移民，与老乡在一起，应该比较容易融合吧。事实上也确如此，新老社员之间、后靠大队之间关系还比较和谐、融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速度加快，安置数量增大，安置工作粗糙，潜在的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安置地排挤后靠移民，不给移民宅基地，移民被迫停止生产，新老社员矛盾激化，不少移民就被迫卷起铺盖重迁了。
我们来到坐落在千岛湖东北角的富文山。山外精彩的改革开放政策早已把泥墙屋翻建成钢筋水泥的小洋房了。但这里还是“江河依旧”，一座座山脚下树林丛中掩盖着一幢幢泥墙屋，这幢幢泥墙屋都凝聚着历史沧桑的痕迹，风雨的冲刷，泥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墙面也已凹凸不平。有的泥墙屋大门紧闭，四周已杂草丛生，据说是携儿带女举家外出打工去寻找新的生活了。
在方家畈村我见到了一位耄耋老人方银汉，这位80岁的老村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年高八旬的老人。我们一提起后靠移民的话题，他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方银汉老人对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后靠移民路总感到愧疚，他觉得对不起同宗同祖的方氏后代。
“我们老家原住在山外的富文公社龙泉庄大队，全村72户309人。我村到铜官虽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我们村地势高，据说水位高程超过80米。1959年大规模的迁移高潮涌来的时候，公社里曾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做好后靠的迁移准备，我们都以水漫不到我村为由推掉了。1960年元旦过后，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一个样，到了5月份，我们村几幢低洼地段的房子被水淹进了，当时县移委要我们搬到离龙泉庄22里路外的漠川大队。那时龙泉庄有句俗语：‘宁可出外一尺，不愿进里一寸。’意思是都愿意往有土地的山外搬，不愿住到山里去。对漠川这个深山老林，全村人都不想去，但是水已经涌进我们龙泉庄的七十多户农家了，无奈，家家户户只得往村后的山上搬。”
方银汉老人对土地的渴望是太强烈了，他认为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因此，他给四个儿子分别取名田水、田中、田泰、田志，最后要为拥有田而得志。漠川当时已有三百多人口，耕地人均不到一亩，再涌进三百多人，已经闹饥荒的龙泉庄人肯定要饿肠刮肚，他手一摊告诉我说：
“龙泉庄人向何处去？当时，全村人都没有了主意。
“当时我和大队长方泽南真不知所措，这时，县移民办主任和公社书记来到我村，把方泽南大队长带到公社里去了。公社书记威胁着方泽南说：‘你不同意后靠搬迁到漠川，就开除你的党籍，撤你的职。’方泽南心中也盘算开了，‘移到开化、桐庐、建德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在闹饥荒，现在已有不少人倒流跑回淳安来了，外迁也不是一条好路。到漠川，那里有山，山农有山就有饭吃。’方泽南答应了。我和方泽南也就开始往漠川搬家了，龙泉庄的其他农户也跟上来了。到漠川三天后，大队里给我们定工，男劳力一月出工28天，女劳力25天。龙泉庄到漠川有二十多里路，要做到搬家出工两不误，我们村移民搬家歇歇停停，前后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许多农家具放在山上日晒雨淋，人人见了都心痛呀！”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5．苦难与争斗（2）
方银汉老人接着又说：“我今年80岁了，一辈子就那几年生活艰苦。我们龙泉庄三百多人全部插在漠川大队的五个生产队里。漠川五队所在地的方家畈当时只有三幢房子，一百二十多龙泉庄人住在哪里？土改时，原地主刘竹林的一幢房子分给了三户漠川人，他们住得也很挤，这幢地主屋里又住进了三户龙泉庄的移民。我家当时祖孙三代七口人，就住在一户老社员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一间厨房里。第二年，我们方家畈独立建立大队，我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方田水他们四兄弟又小，大队、家庭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身上，家里养猪、养牛，每天要上山割草，有一天，在月光下割下了两担草，累倒在地上睡着了，等天亮醒来，见自己是睡在坟堆上。”
我问：“那几年天灾人祸，全国人民都是过苦日子，但你家七口人，一间厨房怎么住呀？”
这一问话又打开了这位老人的话匣子，他眉头舒展了一下，又说开了。
“国家采取‘一平二调’，我们搬到方家畈，山、田、地国家没给老社员一分钱，我们村里三百多亩田，五千多亩山全部做了奉献。新老社员都感到吃了亏，但我们新社员搬家把家底搬空了，日子肯定比老社员艰难，特别是住房，我们搬到漠川第三年才兑现移民费，同意我们建房。一家人在老社员厨房里整整住了四年，现在想起都感到寒心、可怕。”
我问：“你家一共拿到多少移民安置费？”
这一问，方银汉这位说话一向轻声轻语的老人一下放开嗓子粗声地说：“国家说新安江水库移民费每人478元，按这个数，我家应得3346元，而我家只拿到房屋折价费1221元，搬家费每人9元，全家63元，总共拿到国家移民费1284元，人均只有183.4元。村上其他户的移民费跟我家里差不多，大都只拿到国家规定的40%左右，漠川这里的山、地、田国家又没花钱，其他的钱不知到哪里去了。”
方银汉老人最后感叹地说：“说起移民几天几夜说不完，但有两件事一想起，我心里就感到有一种负罪的感觉。一是一百八十多人重迁江西，二是方寿平堂兄一家‘黑人’四十多年的艰难岁月。”接着他又十分沉痛地说了这两件事。
“我和方泽南带着71户龙泉庄的人来到漠川，我们这71户几乎家家都带亲沾故。1969年，县移民办动员我们重迁江西，我当时是方家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向公社许下愿，方家畈250位新老社员虽然人均只有五分田，今后，我们靠自力更生创业，不要国家一斤救济粮，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救济款。公社和县移民办听到我这誓言，也就答应我们留下来了。但漠川大队新社员的命运就苦了，漠川大队近400人，大队里主要干部的位置都是老社员坐着，新社员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境地。重迁江西的消息传到漠川，大队里的几位干部就放出了风声说：‘这次漠川的新社员一个不留，全部叫他们移走。’漠川的龙泉庄人来到我家请我相助，我真想帮他们一把，让方氏的同宗后代留下来，我当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69年12月，漠川的186位龙泉庄人全部搬到了江西省宜黄县二都镇的一个山头上，快40年了，我们之间的亲情都割断了。第二件事至今也是我的一块心病，1960年5月全村71户行军搬迁到漠川，就是我的堂哥方寿平一家逃到山上不肯移，他带着三个还没成年的儿子在龙泉山上搭起茅棚，过起了没有户口的‘黑人’生活。水一天天往上涨，他家的茅棚是搭了拆，拆了又搭。拆棚时，他那不足10岁的老二方新七滑下水库的库沿，就再也没有爬上来。上世纪70年代，公社里想把他家的户口落在龙泉山后的青田大队，青田大队的干部认为，落下户口，就要分粮分钱。因此，任凭公社怎么做工作，青田大队就是不给落。到了1984年，山、田都承包到户了，我就与几位村干部商议，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堂哥一家的户口挂在方家畈，但他们一家今日仍住在离方家畈三十多里外的龙泉山头上。在国家的山上偷种着庄稼过日子。现在我堂哥已过世，老三方新来今年51岁了，还是光棍一个，老大方新六的二儿子由于没有人管教，去年行骗被抓，判了七年徒刑。”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5．苦难与争斗（3）
最后，方银汉老人深深叹了一口气，十分感慨地说：“我家老大方寿平在移民路走得太坎坷了，最近，我们才发现，他当时房屋折价的1157元钱还挂在淳安县档案馆移民的花名册上，由于逃移，近50年了，他家移民时七个人，至今移民费一分也没有拿到呀！”
在江西省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东山林场调研时，见到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树春，提起移民后靠的话题，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这位快80岁的老人也忍不住手颤抖了，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东亭公社水坂大队20户，103人，1959年2月，步行行军移到郭村公社下胡宅大队。在下胡宅七年，受排挤七年。1966年12月，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跟着移民的火车全部搬迁到黎川。我们在福建省光泽火车站雪地里住了一个月，也不后悔。”接着他跟我讲起了受下胡村排挤的方方面面：
一是排挤移民的干部；二是新老社员分队结怨；三是刁难移民，不给宅基地；四是工业品奖售票只分给老社员，不给新社员，干部贪污多占；五是政治上、经济上排挤移民。老人最后说：“当时政府安排后靠移民问题确实太多，土地少，人口多，形成新老社员矛盾也很自然。迟走不如早走。我们不走，新老社员肯定要闹事。”
我在浪川乡沙众村和汾口乡村坑、业岭村调研时,他们跟我说起了43年前那场争夺土地的械斗。他们说：“现在想起，也心有余悸。”
沙众大队和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争夺山地时，曾发生不少纠纷。沙众大队认为：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开垦出的大量山地属于原来湖村的，应该夺回归自己种。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则认为：库内的山林已被国家征收，国家的山谁开谁种。1963年，沙众大队派出一批社员到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原来种桐子的一座名叫钱金山的山上挖山。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一边向上级控诉的时候，一边就筹划着用武力抢回自己原来种玉米的钱金山。
1961年5月20日晚，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月岭坞召开两队的社员大会。会上，两个大队的大队长在大会上说：“我们两个大队要生存下去，就要把沙众大队抢挖去的钱金山夺回来。”并把事先准备好的《村坑、业岭劳动规则联合合同》在大会上宣读了一遍。“合同”中规定：一是苞芦山按当日出勤劳动力分配，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二是在挖苞芦山时，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小伤包医，大伤包治，同时负责他全家生活费，如重伤治不好，发生死亡，负责2000元安家费。三是16岁至60岁的人全部参加，如谁不肯去，自留地收回，全家生活不给安排。四是半途而废者，也同第三条处理。五是如沙众人被我们打伤，上级要我们去坐牢，无论谁去都要负责他家全家生活费。六是各生产队听通知挖山，如生产队长不执行，由大队长负责。
当天晚上，两个大队的全部社员都在合同上签字画了押。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在钱金山上爆发了。
6月2日一早，业岭、村坑两个大队的全体社员带了午饭到罗家坞集中，两个大队的干部清点人数，业岭大队58人，村坑大队69人，共127人。主要干部做了简短的研究，分析了几种情况：一是今天下雨，可能沙众人不去挖山怎么办？二是他们看到我们人多，可能不敢做声怎么办？村坑大队的大队长说：“他们不来，我们去找他们，讲他们挖掉我们的桐子树，要赔。”业岭大队的大队长在动员中说：“今天来这里挖山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大家一齐上去，路上不要躲来躲去。”又说：“今天我们人多，沙众人不会来寻我们的。我们要去找他们寻事，他们不动手，我们要把他们的茅棚拆掉。茅棚是个窝，窝在人还会来。如打起来，不要打他们头上，打死人要抵命，要打就把他们手骨、脚骨打断。我们的人如果怕死，半路上跑回来或上山躲起来，回来要和沙众人一样打。”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5．苦难与争斗（4）
会后，大家一哄而上，而沙众人阴雨天都在草棚里休息。默不作声地看着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人往山上冲。村坑大队一位社员到草棚边有意大声挑衅地喊叫：“这山是公社划给我们管理的，谁把我们的桐子苗挖掉了？”棚里的一位老人从床上起来解释说：“这山原来就是我们湖村人的，不是你们的。”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社员就开始打这位老人了。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场事件将要平息时，一位业岭大队的社员见茅棚里有一支猎枪，就拿起猎枪煽动说：“沙众人用枪打人了。”第二场更严重的械斗事件再次兴起。后来公社组委方火连得知，从上华赶来，事态才平息。事后，村坑、业岭两个大队为掩盖事实的真相，反而将沙众大队被打的五个社员捆绑起来，诬告他们用猎枪打人，送公社处理。
一场械斗事件平息了，但三个大队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加剧了。浙江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童发根埋在心底38年的家史更是令人同情和深思。我几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想探听他的那段耐人寻味的童年，但他都闭口谢谈，我无奈来到他的家乡——临歧镇。
童发根家不是移民，1964年，他的母亲来到临歧镇过渡暂居。翌年冬，18岁的母亲和22岁的父亲未婚就生下发根，相隔一年发根的妹妹也来到了人间。到了1969年，全县闹起了移民潮，插队落户的外公外婆见原同村同乡后靠的乡邻乡亲、亲朋好友都纷纷报名移迁江西，他们的心也动了：在这个大队里，人均只有两分山地，一年劳动只能填饱半年的肚，何时有好日子？没有一个盼头。童发根的外公外婆也就报了名，这时却为难了童发根的母亲，父母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他们移到千里迢迢外的江西，老了谁照顾。但要离开丈夫，抛下一对六七岁的儿女，这份亲情又怎么能割舍掉。要儿女还是要父母，这难题摆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山门的农村妇女面前，她整天以泪洗面……
我再次问起这位失去母爱的主任，他叹了一口长气后，悲伤地吐出一句话：“母亲离开我们38年了，那离别之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童发根思忖了一下，接着又深情地说：“1970年春节将至的一天，上午刚考试结束跨出校门就见到母亲带着6岁的妹妹在学校门口等我，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但生死离别之感油然而生，我一个劲扑向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妈妈，你不要跟外公外婆走啊。’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拉着我，跨过了一座木桥，来到村头的路上。几辆装满移民户家具的货车一下跃入了我的眼帘。我想一切完了，我们兄妹俩的双手死死拉住妈妈，连声呼喊着：‘妈妈，妈妈，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几辆汽车的马达声响了，坐在车上的移民连声叫着我妈妈的名字，快上车！快上车！汽车徐徐地离开了村庄……”
最后童发根叹息说：
“母亲未婚先育这是父母的错。38年了，我们兄妹俩再也没有见到母亲，我的父亲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新安江水库移民1960年大规模计划移民结束后，上世纪零零碎碎的自迁、后靠、倒流就没间断过。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6．重迁（1）
东溪乡驮坞里村坐落在淳安县首富的小金山旁，位于深山的一个盆地中。离淳安老县城也只有15里路，土改时，人均1.73亩，当时的“定产、定量、定购”的“三定”时代，这么一个小村，每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五万多斤。在当时的淳安县也不多见。他们地处98米水位高程的淳安高坡上，老农都说：“新安江水库把整个淳安的田和地都淹了，我们驮坞里村的屋也淹不掉。”1959年春节后，乡党委书记肖学能来到驮坞里，驮坞里的乡亲们把书记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肖学能书记听了山里人的一番话，想想也有道理，就答应说：“我给你们争取留下来。”
驮坞里人当年没有离开故土，但1960年7月，驮坞里人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他们种的水稻和苞芦刚要收割时，眼睁睁地看着新安江水库的水往上涌，发黄的水稻秆，苞芦秆一个劲地往下沉，与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新安江就那么无情。看见新安江的库水淹过一畈稻穗和苞芦穗花后，全村人哭泣了。他们的心像刀割似的难受。那年，新安江水库只给驮坞里人留下了两亩田和18亩山地。按当时的产量，这批零星的耕地收割起的稻谷和玉米，驮坞里人只有一个月的口粮，一年还有11个月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困惑了，国家当时也穷，只供应他们一天一斤稻。一斤稻谷对天天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只能是三餐喝稀饭。
1961年春节过后，一浪一浪的新安江库水就往驮坞里涌了，淳安县移民办已把驮坞里列入春季移民村。肖学能书记再次来到驮坞里村，他在村党支部书记吴加柱家里，对吴加柱和大队长吴金海说：“上次我在县长那里求了情，把你们留下来了。但你们吃了一年多的苦，这不怨我。现在水都进村了，不移是不行了。这次安排你们移到衢县，你们两人去参观，参观是叫你们去看看，认认路，你们村上人带不去，我要找你们算账。”
吴加柱和吴金海两人到当时的衢县溪口参观，回到淳安排岭，就被肖学能书记等一帮人截住了。吴加柱说：“溪口离开龙游25华里，到衢州60华里，地处深山，柴好、水好，就山垄田不好。人均9分山垄田，一年不到300斤谷，还要缴每亩30斤的农业税，到这地方将来还是饿肚皮。”他们向肖学能书记当场表了“这地方不去”的态。他们两人就被关进了参观回来的大队干部“牛棚”里。吴加柱和吴金海在排岭蹲了10天的牛棚之后，两人都没有松口，最后肖学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只要你们去，土地一定设法给你们调换。”吴加柱和吴金海深知肖学能不是乱夸海口，当场就表示：“我们移。”
1961年4月9日，淳安驮坞里村的41户，156人，一人不漏地全部在当时的衢县溪口公社枫林大队插队落了户。驮坞里人祖传下来的勤快带到了溪口。他们每人吃着割稻前国家供应的一斤毛粮，天天忙着开荒，种“百斤粮”，就是不下田耕种拨给他们的150亩山垄田。
我在双港口村调研时，这位74岁的双港口村老支部书记吴加柱说起了“抢田”的故事：“到了溪口的第十天，春耕已经忙碌起来了。我借着肖学能的底气，壮了胆，用读了三年私塾认识的几个字，给当时的溪口公社党委写了要求调换耕地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不调换，我把全村人带到排岭去。’不知是这句话厉害，还是董书记的电话起作用，反正，信送出的当天下午，溪口公社的副书记纪桂芳来到枫林大队，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玉林，以命令的口气告诉说：‘县委董书记已来了电话，这100亩山垄田要调整。’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6．重迁（2）
“那时办事，不像现在这样，什么事要研究研究，一拖就是十天半个月，我们村换田的事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和吴金海两人是移民代表，枫林大队的刘玉林书记也带着大队长来了。纪桂芳代表政府，‘三头六面’全在场，刘玉林说：‘其他生产队的田调整也难，我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双港口一片田和小港口的山垄田，都给你们，这山垄田是沙质土，两片田一起肯定超过150亩。’吴加柱和吴金海眼睛对视了一下，没有疑义，他们当场说：‘好。’当天晚上，驮坞里村的人召开了社员会，在取大队名称时，大家都说：‘双港口好。’第二天，溪口公社就多了一个双港口大队。
“4月21日那天早上，还暂住在枫林大队老社员家里的驮坞里村人起了一个早，男女老少，都到双港口来了。但那天，枫林大队刘玉林支书所在生产队的几位老农，比他们来得还早，他们见驮坞里人要动手挖草籽田做秧田，那几位老农赶过来，夺下了新安江人的锄头和铁耙。驮坞里人也是有备而来，哪肯随意松手，让枫林人夺去锄头？驮坞里人说：‘这片田已经划拨给我们了，我们种自己的田有什么错？’双方就在草籽田里争吵了起来。时隔不久，枫林人越聚越多，其他大队的老社员闻讯也赶来了，他们说：‘这样大的事，没经过社员大会讨论，不算数。’驮坞里人说：‘县委书记都答应了，还能不算数。’双方互不相让，快要动手时，溪口区委书记朱炳根带着区长和溪口公社的书记赶来了。一场即将动手的械斗平息了。双港口大队从此以后，就理直气壮地耕种着双港口这片土地了。后来又花了5000元钱，买了800亩毛竹山。再后来，新任的党支部书记余胜成又花了2000元钱买了200亩毛竹山，现在这座山成了我们村里的聚宝盆了。”
吴加柱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说：“蹲10天的牛棚，换来了今天子子孙孙的幸福，值得。”
淳安县东亭乡外竹贤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严本盛讲了他们村的故事：
“我们外竹贤可是个富裕村，解放时只有400人，却有987亩耕地，仅良田就有509亩，听说要移民，谁还肯离开这些养育自己的土地呀！1960年3月，通知我们后靠到大岙畈的山岙里，我们全村人高兴了一阵子，大岙畈一下变成了一个施工场，全村人都成了泥瓦、木工匠。到了5月，水进村了，我们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全搬到了大岙畈。
“外竹贤村900多亩耕地，沉入了库底。当年下半年全村就闹起了饥荒，那时每人每天只有3两6钱大米（16两1斤），没有一个能吃上饱饭。政府分配我们村1000斤苞芦，村上派了10个青年到梓桐粮站去挑，路上饿得走不动，他们就抓起这生硬的生苞芦籽往嘴里塞。严幕汉，那年50岁，劳动了一天，晚上只喝了一碗能见底的稀饭，第二天，他老婆醒来，只见严幕汉已死在床上了。那年春节前两天，40岁的严大隆早上吃了一碗粥，背着锄头上山挖蕨根去了，其他挖蕨根的人都回来了，天黑了，他老婆见他还没回来，跑到我家来哭，当天晚上我就派了几个青年人上山去找，第二天上午，在山上找到严大隆时，只见他双手握着锄头，倒在地上，已没气了。1960年冬到1961年春，我村上的老人、小孩一个一个地死去，全村人都被死人死怕了。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6．重迁（3）
“我们这时已不留恋外竹贤剩下这零碎的几十亩农田和山地了，我们到县里吵着要移民。一天，淳安县委副书记刘培田陪着我们几个移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开化县杨林公社和常山县白石公社参观，我有一个选址原则：有田种，有柴烧，有好水，其他条件都做参考。杨林公社田不多，水不好（血吸虫病流行），但砍柴方便。白石公社田多、水差（血吸虫病盛行区），无柴烧。两个地方我当场就否决了，到了淳安排岭，我们思想不通的人都被集中起来整风学习。一天，淳安县委书记董炳宇见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老严，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听党的话。’我当时就回答了董书记：‘我是共产党员，我带着老婆孩子一户移，其他人我管不了。’半个月的学习，淳安县移民办同意我们再到衢县参观，我们到了溪口公社大杨家，只见两千多亩的寺下畈，我的心就动了。农民就是种田，这里田好，山多，靠近的灵山江，水又清，没有血吸虫，当场就答应了。
“我们1961年4月16日，也是‘无产’移民到这里，那时全国闹饥荒，我们移民更是苦，国家供应我们村每人每天一斤毛粮，但籴米的钱没有，我这个支书就带头上山砍柴卖。那时，8角钱100斤的柴，一天只能挣一块来钱。穷人真是有祸躲不过。当年12月10日上午10时，一场大火把下徐村畜牧场烧得只剩下一片灰。还好，那天大家都下地铲麦子去了，没有伤人。但住在畜牧场里的21户，近100位外竹贤人连一双鞋子都没留下。国家也穷，没有钱救助我们，只给了我们每人10元钱和一家两把锄头。溪口粮站给我们送来了200只麻袋。那年，被火烧的一百多位竹贤人就靠这批麻袋过了冬。”
这位85岁的老支书，只顾着说话，他抽的那支烟，烟灰飘了一桌，手上几乎就捏着一根烟蒂了。他从口袋里忙抽出一支烟，重新接上。在点烟的空隙时间里，我插了一句：“现在老人家抽的都是利群香烟了。”他左手忙把含在嘴上，已点着的那支烟取下，右手丢掉烟蒂后回答说：“现在村里也富裕了，有茶叶，有板栗，两千多亩毛竹山长得密密麻麻，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毛竹加工厂，仅农副业每人每年收入就超过3000元。”他笑着又说：“我家也不穷，抽这种烟还是不成问题的。”接着，他把刚点着的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又中气十足地谈起了他移民的创业路：
“支部副书记严本炯原住在下徐村畜牧场，家里一贫如洗，刚移来时，我们还有几位大队干部也都插在寺下村的老社员家里。建造房子已成了外竹贤人的头等大事了。1961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二，外竹贤大队的党员干部等头头脑脑几十人汇集在一起，在划拨给我们的七百多亩耕地上选村基。我们走到灵山江边的一块地上，有人说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大杨家村落。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龙游建立了政权，清朝为夺回龙游城，大杨家成了清朝驻军地。‘大阳家’，永远充满着阳刚。大家说：‘大阳家这个大队名字叫得响，我们村里将来一定会兴旺。’就这样，原来大杨家的村宅就变成了大阳家大队的新村址，外竹贤人就变成了大阳家人了。”
从严本盛老人的表情上看，他对那时大队这一决策是十分得意的。严本盛老人说：“大阳家村的创立也是一波三折。”他抿了一口茶，又说起了他那连夜找后台老板的故事：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6．重迁（4）
“从定下大阳家村的新村址后，说干就干，第二天规划丈量，三天之内就在新村址上画下了全村一百多户移民的平面图。正月初九，有几户劳动力强的移民户就打下墙基。正月初十，大阳家人来到移民房工地上，大家一下惊愣了，原来打下的墙基石，被拆掉乱丢，平面图上的石灰线也被扫乱。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的时候，寺下村一下来了上百人，他们拿着木棍，背着锄头，气势汹汹地对我们说：‘大杨家和寺下村过去风水相冲，你们拿去了那么多田和山，我们忍了，但你们村不能在原来大杨家村基上建房。’寺下人就又动起手来拆我们的墙基了。我们几位干部商议认为，这时要继续挖墙基垒石块，很可能就要冲突起来。寺下人有备而来，我们肯定吃亏。我就动员大家全部撤回家。我们回到寺下村上，寺下人说：‘大杨家兴盛时期，寺下村一直不振，自从大杨家衰败下去，这多年来，寺下村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现在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大村落。’听了他们这么一说，更坚定了大阳家村在大杨家的老宅地上建房的信心。大阳家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移民房建起来，否则，我们永生永世在这里抬不起头来。’我当时想，村上的人情绪上来，要改变也难。但强行去做，双方肯定要流血伤人。这时已下午三时了，溪口到衢县的班车已没有了，赶了25里路，来到龙游，搭上火车，到衢州已晚上七时了，当时肚子‘咕咕’地响也顾不上，就直往衢县县委大院奔，也巧，董炳宇书记刚下乡回到办公室，我想不到在淳安冲着董书记的一番气话后，在衢县县委里却见到董书记。他一见面就说：‘老兄弟，你们移到溪口，我还没上门来看望你，你们又有什么事找上门来了。’我把村上建房的前前后后说了。董书记果断地说：‘这是寺下村的不对。封建迷信一定要扫清。’他随手拿起一张信笺，给溪口区委书记朱炳松写了一封便信交给我说：‘看样子，你饭还没吃吧？’我点了点头。他便叫秘书安排我吃饭、睡觉。我两年没吃到肉，那天晚上，董书记请吃的猪肉，我高兴了好久一阵子。”
说到这里，他又松了一口气，丢掉了烟蒂，接着又说了下去：
“县委书记的信，果真显灵。我第二天把信交给了朱书记后，当天下午，寺下大队党支部和大队里几位干部都到区委去了，晚上寺下大队党支部书记找到我，开口便说：‘你们告了我们的状，我们是口服心不服。’就这样，我们村的房子造起了，大阳家的村名也叫响了，也真奇呢！45年来，我们村的房子已经是第三、第四代了，许多移民家都住小别墅了。我们六百多人的村庄这些年来出了三四十个大中专学生。而寺下村一千六百多人只有七八个大中专学生。他们怪当时的大队书记、大队长没有坚持把好这个‘关’，让淳安人占了便宜。”
新安江水库移民处于特殊时代大背景，过密的安置，不切实际的后靠，造成新安江人一次次重复转迁，给他们造成了抹不去的伤痛。特别是在那饥荒中幸存下来的新安江人，更是难以忘记那“无产”和“无序”的迁徙。他们内心都憋着一股气，一股时时刻刻都会喷发出来的怨气。在我所到的省、市、县、乡、村中都听到新老社员之间的矛盾，轻者“偷鸡摸狗”之后的相互谩骂，重者动起锄头铁耙、木棍刀枪，几百、几千人参加械斗。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争夺生存权。安置地的老社员把房屋无偿地让给新社员住，土地、山林采取了“一平二调”的征用或是只象征地收取微薄的征用费，他们也失去了很多很多。而新安江水库移民总感到社会是欠着他们的，又感到是社会的“弃儿”。他们心不甘。新老社员双方都感到国家亏待了他们。因此，新老社员之间稍有不顺心的事就会冒出“火花”，燎原成“大火”波及到外乡、外县，变成难以扑灭的“火海”……
好在，历史已经过去，无论老社员还是新移民，都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EX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