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外国IT产品,软件和网络服务的新闻和传说渐渐多了起来。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消息。开始有消息说今后金融机构不能购买IBM的服务器和软件系统了,接着又说国家机关不能购买微软的WINDOWS8操作系统了,近日又说美国的杀毒安全软件也不能进入政府采购名单,最新消息是苹果公司的全部产品未能进入政府采购名录。至于很多外国互联网服务,更是连续被禁。
这些事情,都有正规媒体报道,看来可信度很高。但是,并未见到有关权威部门的正式说法,更未见到相关法律的修改颁布。一切都在似明似暗中进行,报载的理由也让人有些不明觉厉。
反垄断是个正当的理由,但在法院未完成审理确认之前就禁止采购是违背法治精神的。支持国货是个勉强的理由,如果真有价廉物美的同类产品和服务,何必怕竞争,一定要用禁买外国货的办法?国家安全是个奇怪的理由,被禁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商业产品和服务,被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普遍使用。如果使用二三流的替代品,性能,质量和可靠性都明显低于被禁产品,国家岂不是更不安全?如果没有替代品,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岂不是更不安全?如果以为禁用外国产品和服务可以防止外国情报机构获取信息情报,这种想法只能用愚昧和无知去形容。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诸多理由中最荒谬的理由。的确,许多国家的政府采购目录存在偏向国货的倾向。在同类产品中如果有同等质量,价格和服务水平相近的前提下,公款采购中优先购买国货理由充分,因为政府有促进国内经济和宣扬中国形象的义务。例如,汽车采购中政府优先购买国产汽车是应当的,即使国产汽车质量和性能略差一些也可接受,因为不妨碍采购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基本目的。但如果国内没有同类产品,或者同类产品质量低劣,那么采购外国产品就是合理的,或者套用政治口号,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的大型客机绝大部分从波音和空客采购,恐怕很少人反对。为什么在IT业,软件业和网络业,同样的道理就行不通呢?
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反对对外开放,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是中国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
1975年,我到交通部印刷厂当学徒工,亲身体验过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当时正值邓小平短暂当政时期,他狠抓了社会整顿和复苏经济工作。交通部的进出口运输量大增,但远洋货船太少,只能主要靠租用外国船只或者外包运输支撑。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部领导经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在香港贷款十几亿美元,购买外国二手船共计一百多万吨。这既扭转了外贸海运依赖外国公司的现象,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具体的业务措施,在76年周总理去世,邓小平被整下台后,四人帮揪住不放,对交通部领导扣上了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里通外国和卖国主义等大帽子,通过媒体和交通部内掀起了整人运动。
一天,我们一帮青年工人被派到部里,到大会厅参加批斗部领导大会。我们被送进主席台旁边一间休息室里,负责会前和中场休息时对部领导的监视,大概是体现工人阶级义愤的意思。不久,部长叶飞上将,副部长彭德清少将等领导走进休息室。大家对望一眼,一言不发。会议开始,领导们上了主席台,面色沉重但举止从容。台下批判者接踵而至。最突出的一位是个中年业务干部,据称是部里才子之一。他旁征博引,上纲上线,深挖狠批,滔滔不绝。批到高潮时,还做出冲上主席台状。叶部长据理力争,拒绝承认买船举措有任何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错误。批斗会无果而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当时并无判断是非的能力,只是凭直觉认为像叶飞这样的老革命,日军美军都打过,不可能去卖国。
很快,唐山大地震来了。又很快,四人帮垮台了。轰动全国的批判交通部卖国的运动无疾而终。再很快,揭批四人帮,批判其在交通部的追随者的运动开始,那些积极参与“爱国主义”运动的人都没了前途。其中,不乏老干部,业务骨干和专业人士。
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念书。一日,在校园广场上见到一位中年男士,忽觉面熟,原来是部里那位才子,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当时,美国刚刚实行饮料易拉罐回收政策,一个五分钱。他正提着黑色垃圾袋四处寻找被人丢弃的易拉罐。闲扯起来,他斗志昂扬地说:一天可以捡到几百个罐子,争取在美期间攒到几万美元,为女儿将来留学做准备。
我无语,握手告别。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有些事历史上曾不断重演,结局都不怎么美妙,没必要再次重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