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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
文/程致中
1933年，上海文坛发生过一场关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争论，鲁迅发表意见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以缀合，抒写者，无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却也正如所写。(《书信·331220致徐恐庸》)
鲁迅透辟地分析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生活真实)的关系，正确地指出艺术的特殊性及艺术和生活的一致性。在他看来，生活真实是生活中实有的人事，是文艺创作的原料和基础，然而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艺术有自己的特殊形式，可以选择，加工，虚构，想象，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的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52页）鲁迅所要求的，正是具有艺术典型形式的真实。艺术并不要求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物作精确描绘，成功的艺术家不在于复制生活原型或摹写生命的自然形态，他总是通过缀合，抒写，即艺术的典型化，将生命的灵魂和精神灌注到所描写的对象里面去。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谈到艺术典型化的经验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例如，用人血馒头治病本是前清时代一种常贝的迷信活动，鲁迅在《药》中将这事放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上加以描写，表现出一般民众用革命党人的鲜血治病是多么荒唐愚昧，从而深刻地揭示出改变国民精神是迫在眉睫的“第一要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既非凭空臆造，又非历史上实有其事，而是取其一端，加以改造生发，这样的作品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具有艺术典型形式真实的艺术佳构。
鲁迅强调指出：在艺术典型化过程中，“所据以缀合，抒写者，无一非社会上的存在”。现实主义作品固然要以客观事实作依据进行“逼真”的描绘，而非现实主义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艺术形象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和精神底蕴，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所谓“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纵使写的是妖怪，在人类中也会有人和他们精神上相像。像《西游记》那样的神魔之作，尽管充满了奇特的幻想浪漫的夸张，它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本质归根到底还是和“社会上的存在”相通。
既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又重视艺术与生活的一致性，鲁迅的艺术真实论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文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鲁迅坚决反对两种不正确的真实观，即：艺术上的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
自然主义者提出“妙肖自然”的口号，采用照相师的手法，复制生活原型或罗列日常生活现象。他们宁可牺牲抒写自由，标榜“忠实于客观”，其实他们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是违背生活规律的。艺术真实当然不排斥自然形态的描写，现实主义作品还要有细节的真实；但艺术真实还要求对自然形态进行加工改造，从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中揭出事物之间相互的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艺术真实要求把自然形态的描写和典型形态的描写和谐地结合起来。
歌德说: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它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它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它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137页）
艺术家既要“用人世间的材料”写出生活真实，又要使这些材料服从他的“较高意旨”(创作目的)，才能达到本质的真实。
鲁迅深谙艺术创作规律，他对忠实记事或罗列生活现象的自然主义描写提出批评:“新闻的记事”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种机械地记录事实的作品正是“不应该这样写”的“标本”。(《不应该那么写》)过去有一种观点，以为文艺作品都是写真人真事的，论者常以有无事实根据作为评判作品真伪优劣的标准。清代文学家纪晓岚批评《聊斋志异》失去真实，其理由是:“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妮之词，蝶押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信，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姑妄听之》）两个人说的悄悄话，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者何以会晓得这样精细呢?纪晓岚以为文艺作品全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作品中的描写一与事实不合，他就产生了幻灭之感。鲁迅指出，这种看法的偏颇就在于不懂得“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三闲集·怎么写》)文艺作品毕竟不是真人真事的新闻纪事，它在虚构的或根据生活原型改造的人物、事件中显出社会生活的真谛来。那些表面上全是事实，好像没有破绽的作品，牺牲了抒写自由，反而丧失了艺术真实。所谓“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实在是鲁迅对艺术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十分精彩的概括。
有一种流行的创作倾向，以为暴露社会黑暗的文艺作品可以自然主义地罗列丑恶，把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写得无论怎样脏、乱、丑、怪皆无不可。表面上追求逼真，客观上等于展览丑恶，破坏了艺术的美感和严肃性。在鲁迅看来，并非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写进文艺作品里面去：
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面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级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癫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自然主义地描写恶德丑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结果是越写得逼真，越是毁坏了艺术真实，其社会效果绝对不会好的。
暴露黑暗的文艺作品怎样描写黑暗势力和丑恶现象呢?鲁迅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塑造反面形象总是联系着广大的社会背景，一刻也不放松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尤其深恶痛绝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所宣扬的旧礼教。他总是倾注全力去解剖反面人物的灵魂，从他们的言行相悖，表里不一，透视其凶残、虚伪、卑怯的本性，他不是自然主义地搜罗黑幕秽闻，陈列堕落行为。小说中有时会出现反派人物的形象系列，构成对不幸者施加压迫的黑暗环境，从而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鲁迅笔下的群丑，无论鲁四老爷、赵太爷、四铭、高老夫子那样的地主阶级统治者，还是康大叔、陈老五、蓝皮阿五、半瓶雪花膏那样的旧势力的帮凶，都写得神情毕肖，个性鲜明。这些精心刻画的黑暗势力代表人物，经过艺术折光，也具有审美价值。它把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反复，真实生动地描绘出来，从而帮助人们反思历史、审视现实，激发人们参与社会改革，以坚韧的斗争从黑暗势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艺术上的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虚假、矫情的描写。这类作品不是从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和幻想出发；不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虚构，而是随心所欲、自欺欺人地制造谎言。鲁迅指斥这类作品是“瞒和骗”的文艺。
旧文艺中公式化的团圆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瞒和骗”文艺，其要害在于“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坟·论睁了眼看》)团圆主义用谎言掩盖真相，粉饰太平，对读者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麻痹作用，它严重地妨害人们看清社会生活中的缺陷和问题，阻遏社会改革的进程。
“瞒和骗”的文艺都有一种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的特点。旧的连环画本《二十四孝图》中，老莱子“戏彩娱亲”那徉的“艺术品”，就是虚伪说谎文艺的极致。七十岁的老莱子身著五色斑斓之衣，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戏于父母之侧。鲁迅说:“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朝华夕拾·后记》)孩子对父母撒娇，出于天性和真情，确有一种自然真率之美;老莱子“戏舞学娇痴”，装洋作假，既侮辱了孩子，又欺骗了读者，实在是将肉麻当有趣。“有真意，去粉饰”，乃创作要旨，倘若以矫饰的伪情和虚假的作态来编造作品，注定会丧失艺术的真实性。
在鲁迅看来，“瞒和骗”的文艺有多种表现形态。粉饰太平、吟弄风月之作只是一种，而盲目地赞颂铁和血的作品也值得注意。他说: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风花雪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坟·论睁了眼看》)
此类赞颂“铁和血”的文艺不敢正视革命斗争中的残酷和艰苦，或抱有对于革命的浪漫蒂克幻想，往往以狂热的叫喊和廉价的乐观自欺欺人。1930年代左翼文坛出现了一些刻画工农形象的作品，其中有些作者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大刀阔斧，乱砍乱劈，他们画农民偏要涂上满脸血污，画工人故意画成斜视眼，拳头比脑袋还要大，鲁迅对这种全凭主观想象，随意涂抹的创作倾向提出严肃的批评: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随意涂抹工农和盲目赞颂革命的作品，表而上雄壮威烈，实际上歪曲了革命。这种“硬装前进”说假话的做法，“其实比直抒他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书信·350616致李桦》)
1925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强烈声讨“瞒和骗”的文艺，并向20世纪的中国文坛大声疾呼: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血和肉来的时候旱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旱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真正的艺术家把“真诚”视为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托尔斯泰甚至认为“缺乏真诚的，执着的态度，那么就不可能产生艺术作品。”“真诚”的本质就是艺术家对描写对象的关怀和热爱，这种爱促使艺术家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深入地揭出社会矛盾和斗争，推动艺术家去寻找最完美的形式，将生活中的真善美艺术地表现出来。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提出“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创作原则，对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20世纪最可宝贵的文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