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然而，对于孤悬海中的昌国（今定海）梅岑山来说，咸通四年却极为不凡。在这一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慧锷，第三次选择从明州（今宁波）出发，回返故国。许是前两次返程都太过于平顺的缘故，本次行程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大异从前，波澜不断：先是慧锷从五台山请来的观音像，原本就他一个人背着的，临登船时却变得“重不可举”！好不容易由同行者帮助，装船成功，大家顺利起航，可船只刚驶至梅岑山附近，风云突变，平静的洋面遽然间“涛怒风飞”，暴雨骤至，而且，势头之大，连船主张友信特为此行打造的这艘坚舟，都颠簸冲击得如同空中飞扬的果壳！“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想来后世的这一名句，除了形容此时的暴风骤雨外，或许更能表达此刻人们的紧张心情。慧锷一行慌忙靠向梅岑山觅地避风，可由于风暴实在太大，梅岑山咫尺天涯，总不能靠近，而且，几次泊停，船只竟不免触礁有损，此情此景，“舟人惧甚”！费尽九牛二虎，历经七上八下，总算总算，一行人最终狼狈上岸，暂时得以安顿。是夜，慧锷于似梦非梦中，忽见一胡僧，告诉他说：“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惊醒之际，慧锷大哭，以梦告众，大家方才明白：原来是观音到此不肯去啊！于是，“敬置其像而去”。
这便是著名的“不肯去观音”的传说了，其最早始见于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的《宝庆四明志》——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该志书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弄错成唐大中年间，提前了几年。这倒无关紧要，南宋志磐和尚于咸淳五年（公元1269）编写著名的佛教史学巨著《佛祖统纪》时，比此志书不过晚了43年，竟也将此事记录得与志书差上一年呢。关乎紧要的是，慧锷的“不肯去观音”传说，拉开了梅岑山由一个仙道胜地（此山秦有安期生、汉有梅子真、魏晋有葛洪均曾来此炼丹修仙，且，梅岑山之得名，即源自梅子真，意为“梅子真居住的小山”）向观音道场海天佛国普陀山的转变，是所谓“佛选名山”的肇始发端。故而，近代大家康有为曾登山赋诗曰：“观音过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涌普陀。”这句名诗，极其到位，一笔点出：倘没有日僧慧锷的“不肯去观音”，孤悬海外的梅岑山，能否成为如今赫赫有名万众归心的普陀山，真的还很难说呢！
可是，如此意义非凡的“不肯去观音”，究竟是什么样貌？何种材质？许多人纷纷前来征询，惜乎材料匮乏，目前只能作一揣测而已。
根据孙昌武先生的研究，中国的观音信仰有一个长期复杂的演化过程：佛教初传到六朝，流行的是以《普门品》为代表的化身无数的救苦观音，故而关于观音的多种灵验记便于此时不断涌出；六朝后期到唐初，中国净土信仰盛行，所以负责接引往生西方的净土观音就广受瞩目，造像极多；而从盛唐到北宋，密宗佛教在皇室与高僧的推动提倡下，于中国大行其道，则此时的观音像，就以多手多面的密教风格于世称雄；至于南宋以后的观音信仰，自然是伴随着妙善观音传说和各种民间宝卷的不断渲染，一路直下，迅速道教化、俗神化，而他们所塑造的圣母娘娘南海观世音，当然就是信众们万口称念的标准形像了。
慧锷三次入唐，时间均是晚唐之际，理论上他所请的“不肯去观音”应该是密教形像。然从唐之前杂密时期著名的十一面观音——梁武帝的国师宝志据传便是其化身，到入唐后纯密时期的不空羂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千手观音……密教观音是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到底哪一种观音形像最有可能为慧锷所请呢？这里就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了。
首先是慧锷请像的地点，是在五台山。慧锷三次入唐，三上五台山，这绝非偶然。作为佛教名山，五台山早在北魏时就已经非常有名了——相形之下的普陀山，却是在宋代定名，明代才出名，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即使南宋的皇帝们对普陀山恩渥有加，时常封赠，但彼时的观音信仰中心，却是固定在杭州的上天竺！五台山则不然。入唐以后，由于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有天下的，故而太原府辖下的五台山，自始至终都被李唐一朝看作是自家的“龙兴之地”、“祖宗植德之所”，历代皇帝建寺度僧，供养无算。原本其在北魏出名，那还不过是传说文殊菩萨在此，而到唐景龙四年（公元710）菩提流志翻译《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以及武则天的老师法藏大师撰写《华严经探玄记》，则是干干脆脆地直接点明，文殊菩萨住持的清凉山就“是代州五台山也”，（代州即现在的忻州）把五台山的文殊道场之名坐实了！发展到中唐，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灌顶国师”、官封肃国公的不空大师，更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上书代宗皇帝，奏请天下寺院都建文殊阁、各地寺院食堂都供文殊，借助行政的力量，把五台山的文殊信仰迅速推广到全国了……咳咳，说这些与“不肯去观音”有关系么？
当然有，而且关系大极了！因为也就是这位不空国师，作为唐代密宗佛教的实际创立者，他与其师善无畏、金刚智三人，共同把中土密教观音的信仰崇拜，着实推向了一个新时代！据国内观音研究大家李利安教授的统计，唐宋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密教观音经典共有108种，其中译自唐代的74部，而74部当中，仅不空一人就译有32部，倘再加上两位老师翻译的13部，那么，只此三人，就译出密教观音经典达45部之多！而且，尤为应当注意的是，45部密教观音经典中，此三位大师不约而同地都译有关于千手观音的经文，均推重千手观音的信仰。这是何故？想来应该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前有先导。武周时来中国传法的菩提流志法师，早就注重了千手观音类经典的翻译与弘传，且因为其在所译的《宝雨经》当中，巧妙增加了为武氏易唐为周摇旗呐喊的内容，深受赏识，武则天甚至还激动地给他改名了——菩提流志本来叫达摩流支！而正是这位后来的女皇，曾令宫女绣成千手观音像，“或使匠人画出，流布天下，不坠灵姿。”二是像有总结。日本学者中村元，在他的名作《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曾指出：唐代密教东传给观音信仰带来重大变化，突出表现是观音信仰的复杂化，而复杂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各种不同名称的观音相互混合！由此可见，唐代的观音信奉者，实际上是分不清楚密教观音像的各种名头的。所以，千手观音的出现，实为所有密教观音的集大成者——密教观音的特点就是多手多面！故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观音研究专家于君方认为，在传入中国的密教观音像中，千手观音虽然出现相对较晚，但在前后几位密教大师的合力提倡下，加上朝廷的护持，最终后来居上，集其他密教观音像的盛名于一身。因此，从唐王朝与五台山的密切关系，以及千手观音的流行盛况来推论，慧锷的“不肯去观音”应该是千手观音像。
再一个需要考虑的，是慧锷入唐的时间。慧锷三次入唐，均是在武宗会昌元年到懿宗咸通四年的22年内。虽然唐武宗会昌五年灭佛，使佛教大伤，唐密消亡——其实是被不空的徒弟惠果传给空海，带到日本去了，是为“东密”，至于现在的藏密，是直承印度晚期密教而来，与唐密并无直接关系。但五台山作为李唐的“龙兴之地”，在会昌六年武宗暴亡后，经由出过家的宣宗大力扶植，迅速又得以复兴。过去五台山供奉千手观音，是因为他与文殊一样，被密教大师们强调了护国佑民的政治色彩，现在复兴，应该情形也差不许多。况且，宣宗朝的宰相，是著名的佛教居士裴休——也就是送子出家成为法海和尚的那位——他还有一姑娘，据说曾被鬼缠身，后为当时的神智大师通过诵持大悲咒所救，引发极大轰动。此事为《宋高僧传》所载，时间在公元847到859之间，正是慧锷第三次入唐的前几年。而与宣宗、懿宗交好，并被后面的僖宗封为“悟达国师”的知玄，早年入帝京，也有因诵念大悲咒而改乡音为国语的神奇经历……此类事件很多，这说明晚唐的千手观音信仰还是很盛行的——大悲咒就是千手观音的根本咒，故千手观音又名大悲观音。查验下学术界的材料，果然，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有篇专门研究唐代大悲信仰的论文，内中表明，唐末五代正是大悲信仰的“黄金时代”！所以，从时间节点及时代背景来看，“不肯去观音”恐怕还真的就是千手观音。
那么，这尊“不肯去观音”又应该是什么材质的呢？
早期的资料都没说，晚期的如元代之《佛祖历代通载》和《释氏稽古略》，倒是明确说是“画像”，不知何据，徒令方家所笑。个人以为，确定“不肯去观音”的材质，还是要从最早记载此事的宋代材料入手，宋代的记载，虽蛛丝马迹，却亦有章可寻。如《宝庆四明志》，内中说，观音像是慧锷一人于五台山背到宁波的，并且，是在放置一段时间后，临登船时才被发现变得“重不可举”，倘不考虑个中神异，那么，此点，唯有吸湿性较强的木质，方能如此。而《佛祖统纪》引用北宋道因法师的《草庵录》说，其实真正的“不肯去观音”，早被宁波人请到市内的开元寺供奉去了，普陀山所供的“不肯去观音”，是有人以“嘉木”“仿其制刻之”，后迎上山的。如此，若以古人保持圣像的完整性、一贯性来逆推论，“不肯去观音”是木质的可能性，更是极大。
然而，电影《不肯去观音》中，却把此像材质定为秘色瓷——也就是秘密配方的青瓷，不知是何种考虑。历史来看，秘色瓷作为越窑出产的皇家专用瓷，在晚唐五代确实十分流行，而且，其现存的代表作，便是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瓶碗盘碟——出土资料表明，这些秘色瓷，就是当时的皇帝唐懿宗敬供，且，时间恰好在咸通年间——咸通十五年（公元874），法门寺地宫完全封闭再未开启——这与慧锷第三次入唐时间极为吻合，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时间上的重叠，才给了电影创作者灵感的激发吧。
但，硬伤显而易见，秘色瓷名气虽大，却只有小件器皿，没有大型塑像。“不肯去观音”其实不可能是瓷质的。元代出使日本的普济寺方丈一山禅师，到日本后做了天皇的国师，并开创了著名的“五山文学”中的“一山派”。他培养了一个日本好徒弟叫虎关师练，写下了该国第一本佛教史著作《元享释书》，地位特别显赫。此书记“不肯去观音”的传说，有个细节不同以往所载，说慧锷他们触礁搁浅后，船不能行，“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船著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船搁浅了要丢弃重物，这是习见之理，观音像搬出舱了，船才能开，如此可见，这像，竟是连小型的瓷像也不太可能了，恐怕只能是木像！
说这个虎关师练呢，其实他还有些个不同也颇为耐人寻味。前人记叙“不肯去观音”，均大谈宝像显灵、祷告有应的灵异，独虎关师练统统删除，毫不保留。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倘是观音有感，不肯去日本，这岂不是让日本蒙羞，极为不美？更何况，在慧锷之前，东渡的鉴真大师已经带去观音像了，今天又何需你“不肯去”！再说，既然中国人以慧锷为普陀山的开山始祖，那么，我这《元享释书》就再加点料儿吧——书中直接让慧锷留在普陀山，“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洛山寺”，就没回日本。怎么样？这一招，够绝！
可是，如此一来，日本人开心了，韩国人却不美了。有韩国学者曾撰文说：记载普陀山“不肯去观音”的最早史料，其实是比《宝庆四明志》还要早上102年的北宋徐兢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本书是实地见闻录，应该比他书可信，然而，此书中却说——留“不肯去观音”的是“新罗贾人”，而且，山上早有僧人，所谓普陀山开山始祖云云，根本就没慧锷的事儿！呵呵，这个比虎关师练更绝！
我们中国人不参与日韩争端，只谈自家的事吧。回头说咸通四年，交州陷落，在当时影响虽小，可后来引发的结果却极大，因为直到公元875，即法门寺地宫关闭的第二年，大唐才驱逐南诏，收回交州，而此时，正是懿宗死后的第三年、黄巢起义的第二年……正像公元880年，唐宰相卢携总结南诏战事所表明的，其实自咸通始，唐王朝就已经开始风雨飘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