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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惟庸案中，还有一个人本来应该处死，但却免于一死，此人就是明初文臣之首（学术方面）的宋濂，在胡惟庸案事发时他的次子和长孙涉案被杀，他本人因和皇家关系密切保住了性命，后世官修史书也有鉴于他的博学和良好口碑隐没了他的家丑。
宋濂，浦江（今浙江金华市）人，元末明初文学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
宋濂与其他文臣的不同之处在于基本不参与政务，他既不像李善长那样办理军国大事，也不像刘基那样出谋划策，也不像杨宪、高见贤、夏煜、丁光眼那样监察百官，也不像汪广洋、胡惟庸那样治理地方，他是纯学者。
宋濂学术高超，是因为他从小就刻苦学习，他的名篇《送东阳马生序》讲述了他少年时代在艰苦条件下求学的感人故事，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是初学砺志者的必读文章。
他的勤奋没有白费，早在元朝至正年间，宋濂就己学有所成，被荐授翰林编修，但宋濂以父母年迈为由拒绝上任，隐居在青萝山读书写作。作为一个爱学习的人，宋濂的最大财富是藏书，元末战乱中，官私藏书毁损严重，宋濂却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他可能是那个时代藏书最多的人。
宋濂隐居十多年后，朱元璋率军占领了金华，听说宋濂大名，便请他出山，最初朱元璋并没有重视宋濂，也没有把他调往南京任职，只是让他在金华开办的郡学里讲授五经，为朱元璋打造模范样板区的战略服务。第二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和刘基、章溢、叶琛一起被征召到应天，朱元璋给了宋濂一个江南儒学提举的官职，事实上是把他作为太子的私人老师（命授太子经）和自己的学术顾问（恒侍左右，备顾问）使用。
在战争年代，学习向来不是主业，学校和教育都是为了收买人心，稳定新区服务的，作为太子名义上的老师和朱元璋实际上的顾问，宋濂的工作与那些攻城掠地武将或是治理一方的文臣比起来乏善可陈，他的笔杆子在战场上只发挥过一次作用，那就是写了著名的《讨元檄文》。
宋濂的贡献主要是在建国后，虽然他不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时候，他因熟悉典故，能起到主导作用。
他负责牵头修编元史，并参与封赏功臣的工作。朱元璋命宋濂议五等封爵，宋濂根据汉代和唐代的先例，向朱元璋提出许多意见建议，此项工程浩大，牵涉人员众多，宋濂经常住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地工作。
开国的各项礼仪制度，大多由宋濂负责。祭祠宗庙和山川百神的典礼，上朝、宴会、法律、历法以及百官衣冠的制度，外国使臣进贡和赏赐的礼仪，甚至元勋大臣去世后的谥词，凡是和典礼、文章的关的事，朱元璋全都交给宋濂负责（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正因为这方面的才能，宋濂才被推为文臣之首。
除了上述工作外，宋濂的主业是教育太子，备皇帝顾问。在工作中，宋濂经常联系实际进行规谏，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经常给朱元璋讲授帝王之道和驭下之术。在讲《春秋》的时候，他建议朱元璋按照孔子的标准褒善贬恶，赏罚适中；他把《三略》（《尚书》《典》《谟》）推荐给朱元璋，认为这是这些书是帝王大经大法，让朱元璋好好学习；在论封赏时，他指出赏赉的重点不是钱财，而是得人心。
建国后，朱元璋曾问宋濂：“你认为哪本书是帝王最应该学习的？”宋濂答道：“是《大学衍义》”。于是朱元璋命人把《大学衍义》的内容抄下来，贴在大殿两侧的墙壁上。有一次群臣来到殿中，朱元璋指着墙上的《大学衍义》中关于司马迁论黄、老事的一段，让宋濂当众讲给众人听，宋濂讲完后朱元璋发表讲话：“汉武帝沉溺于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之治时的恭俭之风，导致民力凋敝，然后又以严刑督之。人主应该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在这个讲话里，朱元璋认为礼义、学校在收人心，避祸乱方面的作用，要比刑罚有效得多。
宋濂的学术思想是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主张“文道合一，文外无道，道外无文”，这一思想与他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因为只有向君王传授各种“道”，他的讲课才有实际意义，才能提高他的工作以及他本人的重要性。因此在与皇帝和太子相处时，宋濂总是随时随地联系实际，借题发挥，加以规教（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朱明王朝建立前后战争绵延不断，宋濂的嘴皮子和笔杆子虽然不如枪杆子给力，但是太子老师、皇帝顾问的身份却顶得过千军万马，对于一向尊师重教的朱元璋来说更是如此，朱元璋对宋濂恩宠有加，有一次宋濂回家看望父母，临走前上疏感谢朱元璋批准了他的假期，并给太子留了一封信，勉励他好好学习，孝敬父母（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朱元璋见信后非常高兴，亲自把太子叫来给他讲解宋濂信中的意思，不仅自己给了回复，还让太子写了回信。
宋濂教育太子十多年，太子的一言一行，他都以礼法讽劝，使归于正道，每每讲到有关政治和前代兴亡得失的事，宋濂就郑重其事地拱手说道：“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而太子总是神情庄重地专心听讲，他受宋濂影响很大，以至一开口说话就是“我师父说如何如何”。
宋濂对这一职位非常受用，虽然没有什么实权和油水，但宋濂却宁愿守着清贫，也要呆在这个岗位上，以维持他和朱家的密切关系。
洪武六年九月，朱元璋授予宋濂中顺大夫的头衔，并打算外派任职。宋濂推辞说：“臣没有其它长外，能在禁地听命就很知足了。”朱元璋听后非常感动，仍将他留用在身边。宋濂此举是正确的，这一私人关系后来救了他一命。
朱元璋之所以考虑把宋濂调走，是有原因的，宋濂长期出入禁宫，耳闻目见许多机密，而他本人和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关系密切，与李善长的关系更是密切，当年他正是受了李善长的推荐才得以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朱元璋十分担心他把大内机密外泄给淮西的人。
为杜绝此事，朱元璋给宋濂打了预防针。有一次宋濂家里来了客人，他设宴款待，朱元璋在宋家安插的眼线将宴会的情况报告了朱元璋。第二天，朱元璋见到宋濂，问道：“你昨天请人喝酒了吗？客人是谁呀？吃得什么菜？”宋濂如实作答，朱元璋听后笑道：“的确如此，你没有骗我。”很显然，朱元璋是用一种婉转的方式警告宋濂，潜台词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中，你要小心点，管好自己的嘴！
对此宋濂也心知肚明，他在居室上挂“温树”二字，“温树”有一个典故：西汉的御史大夫孔光，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原则，有一次，他的妻妾们听说皇宫里盖了一间温室，里面种了许多树木，就好奇地问老公：“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光只是嘿嘿一笑，一句话也不说。这此举背后体现的精神是：皇家最无谓的小事也不能告诉最亲密的人。后人就有赞道：“忠慎有余逾温树。”从此，“温树”就成了为官谨慎、嘴巴严实的代名词。
有些客人来府上做客，问道：“皇帝今天说了什么？”宋濂就指着墙上的“温树”二字，绝口不答。不仅不向臣子泄露皇帝的隐私，他也不在皇帝面前议论大臣的是非，有一次朱元璋让他谈谈大臣中谁是贤人谁是小人，宋濂说了好几个贤人的名字。朱元璋说，你说的都是贤人，有没有小人呢？宋濂答：我只与贤人相往来，我没与小人打过交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小人。
朱元璋对宋濂“忠慎”的精神非常欣赏，曾当着群臣的面表扬说：“我听人说皇上是圣人，其次为贤人，其次为君子。宋濂事朕19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向我说过别人一句坏话，不止是君子，应该称得上是贤人了。”
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对宋濂也十分宠爱，每次召见，必设坐命茶，白天必令侍膳，俩人常在一起反复咨询，一直谈到晚上。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一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宋濂酒量不行，朱元璋却故意劝酒，连灌了宋濂三杯酒，宋濂立刻晕头转向，走路东倒西歪，朱元璋看后大笑，命词臣写了一篇《醉学士诗》。还有一次，朱元璋调了一碗甘露汤，亲手拿着勺子喂宋濂，并说道：“听说这个汤能延年益寿，我愿与你共饮之。”洪武十年，宋濂退休，临行前朱元璋召见他，赐给他《御制文集》和绸缎，问道：“你多大岁数了？”
宋濂：“六十八了。”
朱元璋：“把这些绸缎存放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
宋濂听后十分感动，连忙叩头谢恩。
朱元璋十分宠爱宋濂，并爱屋及乌，恩及其子孙。宋濂的次子宋璲擅长作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朱元璋看在宋濂的面子上将其召为中书舍人，宋璲哥哥的儿子宋慎也被录用到仪礼序班。宋氏祖孙三代一起在内廷做官，成为皇帝近侍，这一盛况史所罕见，百官都非常羡慕（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
宋濂有足疾，走路困难，朱元璋经常让宋璲、宋慎搀扶，有时亲自出题考问宋璲和宋慎，并给他们讲解，然后笑着对宋濂说：“你为我教育太子和诸王子，我也教你的子孙了”。
虽然宋濂的表现无可挑剔，似乎可以让朱元璋放心，但他最终还是让朱元璋失望了，因为他没有管好自己的子孙。
宋氏叔侄经常出入大内的便利条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中，宋璲和宋慎后来都被牵连到逆案中，双双被处死。
朱元璋还打算处死宋濂，但是马皇后和太子出面申救，免于一死，洪武十三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被发配茂州，走到夔州时病死。
虽然宋濂只是一个文臣，似乎与胡惟庸党案中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比起来显得无辜，事实上他比别人罪行更大。因为他的职责是教导太子，理应更加维护皇家的利益，况且他和朱元璋关系密切，感情较他人更深，他的子孙经常出入禁宫，完全是出于朱元璋对他的偏爱，然而这一偏爱却被利用来图谋不轨，朱元璋在自己身边安了一个定时炸弹而不自知，这让他很难接受，无论宋濂本人是否知道他的子孙参与密谋一事，他都不可避免要负连带责任。
史书上没有记述胡惟庸党案涉案人员的犯罪细节，宋氏叔侄的具体过错不得而知，一般情况下，包括谋逆在内的政治斗争一般都进行的十分隐秘，大部分“行动”都是口头串连，细节在当时就很难查证，因此，仅凭参与密谋和知情不报就可以定罪，宋氏叔侄的罪名，极有可能是“词连”，即被别人供出。别人的供词是否可靠，事情己过几百年了，不便妄下断语，但我想，朱元璋没有必要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宋濂及其子孙下手，而胡惟庸等不法之徒倒是有利用宋家叔侄接近皇帝这一便利条件的动机，他们的涉案恐不似空穴来风。
宋濂次子和长孙以及朱亮祖长子朱暹都是朱元璋身边的近侍，他们涉案被杀似乎可以证明胡惟庸己经在朱元璋身边物色杀手，伺机行刺，由此我认为胡惟惟谋反案绝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密室里的意淫，而是可以做实的铁案。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宋璲、宋慎、朱暹这些富二代、三代答应胡惟庸的要求，准备行刺朱元璋，但仅因其知情不报，没有揭发胡惟庸的阴谋就可以定死罪了。
虽然朱元璋因谋反之罪处罚了宋濂及其子孙，但却没有给他打上谋反的烙印，而是进行了隐匿，史书没有记载宋濂被安置茂州的原因，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大兴党狱时才将其列入名单。由此可见朱元璋的宽大心怀以及对过往情谊的珍惜，也可以看出洪武二十三年大兴党狱屠杀功臣必有其不能隐忍的原因和不得己而为之的苦衷。
《明实录》和《明史》等官修正史对胡惟庸案初期进行了大量隐没，从一个侧面说明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宋濂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很深，史书上说他“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他本人还有一项绝活——能在一个黍米上写好几个字，是一名微雕大师。或许是教导太子，备皇帝顾问的工作压力所致，宋濂必须不断给自己充电，因此“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这也使他荣膺的文臣之首的称号。作为学界泰斗，宋濂名声远播，不仅国内的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而且外国贡使来到南京都要“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而高丽、安南、日本这些汉文化圈内的国家还有人出重金购买他的文集。四方学者都尊称他为“太史公”，而从不叫他的姓名。
至于宋濂的历史功绩，《明史》的评价非常准确：“虽然他只是在皇帝身边近侍，勋业爵位不及刘基，但是一代礼乐制作，宋濂所裁定者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