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篇 外国电影
外国影片一直是中国电影市场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片子，在上海风靡一时，什么金刚片子，什么《出水芙蓉》、什么《飘》、什么《魂断蓝桥》、什么《翠堤春晓》、什么《北非谍影》、什么《仙乐飘飘处处闻》等等都红极一时，卓别林、格烈高利－派克、加利－格兰特、嘉宝、费雯丽、英格丽－褒曼等等大影星在上海市民中也是耳熟能详，象大光明电影院、国泰大戏院、皇后电影院（现在的和平影都）、南京大戏院（现在的上海音乐厅）、美琪大戏院都和美国好莱坞的米高梅、21世纪－福克斯等影片公司直接连线，第一时间放映美国新片。甚至象大光明电影院为了方便中国观众观看，专门在影院的每个座位上设置了当时算十分先进的译意风，也就是翻译的语音设备，使得观众更能领会影片的含义。很多影院还出售外国影星的照片和歌片，在观众和影迷中流传、交换、珍藏。我小的时候还曾经在上海新村一个同学家里看见过一张大约只有四五英寸大小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戴着美军帽的外国男子，上唇留着一小撮小胡子，现在想来可能是《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罗伯特－泰勒，可见就是在文化专制主义酷严如此，精神文化的火花依然不会湮灭。
解放之后，美国片子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退出了中国的银幕，随着《莫斯科－北京》雄壮的旋律，苏联和东欧的影片开始蜂拥进入中国，尤其是苏联在影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成为外国翻译片的主流，这其中有斯大林时代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还有四十年代歌颂斯大林的名片如：《攻克柏林》、《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也是名噪一时，还有如《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奥赛罗》、《红船》、《牛虻》、《白夜》、《偷东西的喜鹊》等名著改编片，还有就是反间谍的影片如《一颗铜纽扣》、《侦察英雄》等也是当是青年人很喜欢的片种，自然喜剧片也间或有上映，如《运虎记》、《丘克与盖克》等。但是六十年代中期苏中关系破裂之后，尤其文革开始，苏联影片除了两部关于列宁的片子之外就全都禁映了。
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的片子也随之流入国内，成为外国电影的又一流派，如波兰的《华沙一条街》、《马门教授》；捷克的《革命音乐家艾凯尔》、《好兵帅克》；匈牙利的《废品的的报复》、《牧鹅少年马季》都是其中较为出色的。还有朝鲜的《春香传》、《红色宣传员》等等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同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和香港影片也在国内很谨慎的播放，这其中主要是即所谓揭露资本主义阴暗面的片子和一些名著改编的片子，当时较为著名的有英国的《王子复仇记》、法国的《黑郁金香芳芳》、意大利的《罗马十一点钟》和《警察与小偷》、阿根廷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墨西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印度的《流浪者》等等。香港电影则以轻松、摩登在国内也有极大的号召力，当时有一部并不十分精彩的港片，但是名字很诱人，叫《新婚之夜》，曾在上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院门口的排队延绵数百米，甚至有人冒雨连夜坐在三轮车里排队购票，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日日夜夜，就为新婚一夜”，可见观众对外部世界的渴望。据文革时红卫兵小报的揭发，甚至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也曾说过，我就不喜欢看自己国内的打仗电影，自己打了一辈子仗，现在还要看，就腻味了。他还举例说，朱总司令也是不喜欢看打仗片子，而喜欢看香港轻松的电影。可见国内太严肃的电影是无法满足观众多层次的需求，而外部世界的精彩，也是大家共同希望探究的。
文革时代，我们号召“打到美帝、打到苏修、打到一切反动派”，在文化领域又号召“破四旧”，肃清“封资修”的影响，除了当时坚定的和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几个少数铁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影片一律禁映。当然江青一流人，仍然可以在私下进口各种美国、欧洲的影片，名曰“参考片”，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凶狠》、《蛇》、《鸽子号》、《佐罗》、《巴黎圣母院》、《疯狂的贵族》、《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等，现在看来都不算什么，当时能够看这样影片的，可是令人称羡的政治待遇呢。当时对于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等国家可以在中国公映的影片，其艺术价值可想而知，中国观众也不是傻瓜，不能拍电影，但是欣赏电影的水平还是有的，“可恨的”上海观众为这几个国家的电影编了一个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接吻拥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语言虽然刻薄，但是却十分贴切和传神，当年也是流传一时。
我对于外国电影的第一个印象，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当时我看这部片子时只有五岁，我记得是母亲带我在战斗电影院看的，这个影院解放前叫皇后，文革前叫和平，文革时改为战斗，现在在原址上建了莱富士广场，其中的和平影都就是它的今生。再讲这部片子到底讲什么我已全然忘记了，只记得片子一开始有一个汉子在砍树，另一个汉子则坐在树下，不知道怎样这棵树砍倒后居然压在树下汉子的腿上，然后就再也记不起来了。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给中国人民的居多是这种片断式的，莫名其妙的感觉。后来我看过的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有《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勇敢的人们》、《战斗的早晨》、《小贝尼》、《第八个是铜像》，在中阿关系破裂之前我看过的最后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初春》，依然是莫名其妙的感觉。但是，阿国电影还是有些难忘的印象在我脑海里至今闪回。我第一次看电影吓得从电影院里逃出来，就是看《宁死不屈》，这是讲一个二战时期，阿国游击队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一个女战士受伤后在敌占区一个女共产党员家里疗养，被德国人发现，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她们誓死不屈，最后走上绞架的故事。在看到德国鬼子折磨两个女士的时候，我哭喊着对老妈说：“我们走，我不要看！我害怕！”，于是老妈只得带我退出黑洞洞的影院回家，一路走，老妈还怪我：“电影是假的，有啥好怕？以后再不带你来看电影了。”我表面不响，可心里说：“人家怕吗！一会儿坏人用皮鞭抽阿姨，我实在受不了呀！大人不怕，我们小孩怕得呀！”但是这部影片中的一个插曲的旋律十分好听我倒是记得了。还有其中有一个地下党交通员，装扮成卖糖果的人，一直在喊“卖巧克力糖，卖花生糖了”，这倒勾起了我肚子里的馋虫，因为巧克力和花生糖都是我的最爱，可那时文革经济凋敝，就连糖果都要凭票供应，因此，平时极少吃到，也只有听听吆喝，过过心瘾！最近，我们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还专门采访了《宁死不屈》的女主角，现在也已是一个老妇了，当时俏丽的模样已被岁月的年轮侵蚀了。可是谈起这部片子她还是眉飞色舞，原来为了这部片子，这个女演员竟然招来了灭顶之灾，以后演员生涯也因此中断，好在阿国变化之后，她又在演艺圈中偶尔客串一下。
阿国还有一部电影《勇敢的人们》，其中有一个缺乏锻炼的小胖子，叫伊利尔，跳山羊老是跳不过去，总是一屁股坐在山羊上，旁边的同学哈哈大笑，一边轻蔑地喊着“胖子、胖子”，小家伙气得一口气跑回家，大哭对妈妈说：“都是你不好，不让我锻炼，现在人家都叫我胖子。”。看到这一切，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小时弄堂里大家也叫我“小胖”，我也极痛恨体育锻炼，老爸为了让我积极锻炼，特地给我花四块多钱买了一个小足球给我踢。可我倒好，把球拿到弄堂里，交给小伙伴去踢，自己则很有兴味地坐地观看，让我老爸气不打一处来，又忍俊不禁。还有一个电影叫《战斗的早晨》，讲一帮阿国儿童反对德国纳粹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让我记忆犹新，有一个小女孩，在向小伙伴们讲述另一个资本家的孩子得到一个球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比划：“托尼的爸爸从地拉那给他买回一个球，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然后两手画的圆圈不断扩大，帮边一个小男孩实在忍不住就问：“到底有多大？”，小女孩最后两手合成一个小圆，轻声说：“这么大！”，小伙伴们笑着一哄而散。
那时，看电影可不是看一遍就完了，因为没有新片可替换，上映一部电影就要反复地放，观众也就反复地看，直到观众背出台词，直到电影拷贝放的磨损，看上去就象沙沙下雨一样，很多孩子，包括我自己可以整段整段地背出台词，有的电影中的人物刚讲了上一句，下一句观众就已经在下面说出来了，影院里顿时一震哄笑。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我看电影不下二十遍，自己现在还买了DVD光碟，放在家里，有时还拿出来看看。我曾亲眼在影院里看到在放映这部故事片的时候发生的一段：那是我们小学包场看这部影片，电影里面列宁有个卫士叫瓦西里，影片一开头就是瓦西里回家看到妻子在摇手摇的缝纫机，妻子见他回来，两人一边看着摇篮中的孩子，一边就对他哭诉：“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我们拿什么来喂他！”瓦西里回身抱住妻子，一张口，就听见电影院里观众齐声说道：“不要哭！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之后就是一片会心的嬉笑声，而“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句台词也成为那个时代我们安慰别人的一句常用口头语。我自己至今还会将电影中列宁在米赫尔索纳工厂的一段演讲倒背如流，开头一段是：“苏维埃俄国（配音演员这里俄读成“饿”第四声，我当时特别留意）被反革命包围了，反革命的势力象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燃烧到那一端，这些个反革命的战争都是由社会革命党和孟塞维克所组织和发动的……”，最后一段是“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胜利；还有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当时为列宁配音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张伐，他自己演的电影我倒没怎么看过，可是他的声音和列宁的形象一起就象刀子一样篆刻在我的心间，我至今坚信，列宁就是这个声音。而扮演列宁演员的表演，那种手势，那种坚毅的形体动作，那种洞穿人类灵魂的目光，使我相信，那就是真的无产阶级导师！其实，也就是在那时我偷偷学会了演讲，也曾立志要做一个外交家，可以象列宁一样挥洒！或许演员与角色的相容，正是苏联的艺术家们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理论的伟大实践。而我们的中国观众就是这样在无边无际斯坦尼的海洋中反复挣扎和腻味，或许这就是四人帮一倒台，就出了这么多电影演员的原因。
还有人看译制片只是为了看其中某一段场景，看完就走人。如《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段演出芭蕾舞《天鹅湖》的场景，这给当时只见过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中挥舞铁拳、钢枪、大刀、长矛，只看见女人、男人都穿军装的形象的中国观众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原来芭蕾舞可以是女人只穿呈九十度展开的短裙，可以是男女相依偎和托举，可以是公开表达爱情，而且音乐是这样柔美的？听了让人后背一阵阵起凉气，心中一阵阵发紧啊！很多年轻人都是百看不厌，我每每看到此处，都是大气不出，眼睛不眨，深怕漏过一个镜头。后来有一次小学里的政治老师曾义正词严地教导我们，说是苏联的变修就是和苏联斯大林没有向我们毛主席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采取纵容的态度，连《天鹅湖》这样封资修的东西都不禁止，甚至毛主席去苏联还要毛主席看。所以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我们的毛主席多么英名伟大，我们中国人民多么幸福。我听时顿觉箴言警语冠首，心里暗暗叫苦，原来自己心理很阴暗，差一点成了资本主义俘虏，差一点中了资本主义罪孽的毒啊！
译制片中也有很有趣味的语言、人名和情节，一直让我们反复说道和玩味。比如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中》，有一段陈述介绍女朋友的对话，说道：“女方有一五〇斤重，每年可以挣八百个工分。”，每次看到这里观众们总要哄笑，想象一下一个胖女人挣工分的情景。还有这些电影里的坏人，都有一个奇怪的外号，反正他们一出场就大体可以通过这些外号知道他们是坏人，比如男的叫老狐狸、女的叫白桃花，还有什么大头鱼之流。因此，那时，我们这些孩子也就给自己“仇恨”的同学和老师按照“轻重”程度，赠予一个电影中坏人的外号。至于，朝鲜电影中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所有影片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要是好人，只要一提起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先必称“慈父领袖”，然后众皆嚎啕，齐刷刷泪如雨下，不管此前他们正在做什么，只要慈父出现，必然如此。看到这一切，我当时就想还好我们这里热爱毛主席只要唱和说便可以了，要是也让我哭着来表达，我又哭不出来岂不要闯祸啊！想来毛主席的恩情就是大，理解我们哭不出来的苦，没有做此具体要求。
文革时期的译制片就是这样向我们展开了革命国家电影发展的潮流。虽然这些国家里没有江青这样一个极左派的文艺工作指导者，和所谓“三突出”的文艺理论，可是他们文艺作品发展的轨迹和遵从的教条，却和这个女人的要求是那样一致。所以估计除了个别国家外，其他国家现在也都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文艺图解政治的方法，起码是比较拙劣的方法，让我们循序渐进，记住过去，乐观现在，向往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