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间传说顺治帝不愿意当皇帝，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顺治帝确实出家当了和尚吗？有确切的证据吗？
爱新觉罗·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一六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卒于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终年仅二十四岁。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皇帝。父皇为皇太极，母后为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暴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一六四三年十月八日），六岁的福临在沈阳继位，翌年改元顺治。顺治元年九月，福临在辅政大臣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正式宣布清王朝对全国实行统治。
但是，顺治帝对当皇帝似乎不大感兴趣，他总是吵着要出家当和尚。那么，顺治帝真的如愿以偿地出家当了和尚吗？
一 順治出家的民間誤讀
顺治帝出家当和尚，清朝就有这个民间传说。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这个传说愈演愈烈，几成泛滥之势。《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印量颇丰，流传甚广。其中有两条言及顺治帝出家事：《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董妃董小宛说》。《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条目中，作者写道：
（董鄂氏）不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福临）之于董鄂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凈土。梅村清凉山赞佛四诗，即咏此事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八页）
这里十分肯定地说：“（顺治帝）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凈土。”并煞有介事地说：“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同时，还像了解内情似地说：“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这是说，顺治帝没有真死，而是出家了，并假说他病死了。
《董妃董小宛说》条目记道：
宾退随笔云，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盖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伤感甚，遁五台为僧。语甚明显，论者向无异词……
盖世祖幸五台不返，祝（削）发为僧，朝中以大丧告。所谓“房星竟未动”，言帝实未崩也。又“淡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长以竞业心，了彼清凈理。”又“踪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尝崩御也……
圣祖（康熙帝）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末次则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凉山诗云：“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防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所感固甚深矣。（《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九页）
这里的“清世祖伤感甚，遁五台为僧。语甚明显，论者向无异词”啦，“盖世祖幸五台不返，祝（削）发为僧，朝中以大丧告。所谓‘房星竟未动’，言帝实未崩”啦，“皆言帝出家，未尝崩御”啦，等等，都在反复强调顺治帝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所谓的“大丧”是掩人耳目而已。此外，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旁证，康熙帝到五台山是为了探视其父亲顺治帝。所谓“圣祖（康熙帝）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顺治帝）。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最后一次虽然顺治帝已死，但康熙帝的诗“所感固甚深矣”。总能找到说辞。
除野史外，演义也来凑热闹。李伯通的《清朝全史演义》，出版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其第四十回《永历主窜身缅甸国 顺治帝祝发五台山》，就虚构了顺治帝出家五台山的过程。顺治帝决心出家，对臣工的劝阻，自有一番解说，李伯通写道：
世间不止一佛，有过去的佛，有未来的佛。那过去的佛，尽可放他过去；那未来的佛，尽可迎他出来。怎么叫做过去的佛？比如我在位十八年，做过一番事业，今日决意修养，便算做过去佛；怎么又叫做未来佛？比如我个儿子玄烨，年才八岁，他个事业尽多，福分尽大，寿命尽长。卿等勉力辅助，已成一朝令主。这便算做未来佛。大凡一佛出世，必有一佛重生。卿等不必多言，我便从此去了。（一番说话，确是有致情有致理，非参透佛典，大彻大悟，不能为众生说法。）诸臣听皇上这番譬喻，知道去志已决，无可挽回。由杰书放下手来，只得随着口宣佛号，跪送圣驾。话休絮烦，那一众喇嘛，自然在前引导，从此顺治帝便卓锡五台山，安心坐禅，入了正果，成了正觉。（李伯通着《清朝全史演义》，第四十回，第一三九页。一九八八年版，中国书店）
历史演义将顺治帝赴五台山出家完全艺术化了，似乎成了真事。
王浩沅著《清宫十三朝》（又名《清宫秘史》）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其中写道顺治帝出家的有：第二十八回“水流花谢董鄂妃陨 红尘看破顺治出家”，第三十回“妻亡妾陨仰药伤生 儿念父情五台观雁”。其第二十八回写道：
顺治帝经此惨事（指董鄂妃病故），益发看破世情，遂于次年（顺治十八年）正月，改了平民装束，偷偷溜出大内，四处游玩，没一个晓得他是当今的顺治皇帝。后来走到五台山，遇见一个癞和尚，谈得投机，便削发到山里修行了。他临出宫时，留下一道上谕在御案上，太监们见皇帝没了，便将这上谕说是遗诏。（王浩沅著《清宫十三朝》，第二八回，第一六五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两部小说都承认并虚构了顺治帝出家说。
野史、演义等文字作品在顺治帝出家说的扩散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虚构了顺治帝出家的具体过程，给这个古代故事以某种生命力。
选自徐彻著《清宫二十大谜案破解》
二 顺治信佛的内在因素
顺治帝出家没有事实根据，但信奉佛教，倒是确有其事。顺治帝幼年丧父，儿童时期的早期教育缺失，造成其知识缺失，人格缺失，精神缺失，情感缺失。心理学理论及语言习得理论已经证明，最佳教育时机是儿童时期。儿童期是人一生当中语感、人格发展的高峰期，特别是0—3岁的儿童早期，对外界感性信息的本能吸收能力最强，3—6岁次之，6—13岁又次之。
顺治帝的早期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当然，也有大臣就此提出建议，可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順治初年，曾有三組大臣分上三个奏折，建议顺治帝及早典学。
第一个奏折。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公满达海等上奏二位摄政王，建议为顺治帝“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论讲，以资启沃”。二摄政王答复：“上方幼冲，尚须迟一二年。”没有采纳，推迟办理。(《清世祖实录》，第三卷，第五页)
第二个奏折。顺治元年十月初二日，吏科给事中郝杰奏言，建议“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答复：“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第九卷，第七页)沒有立即接受，又往后拖延了。
第三个奏折。顺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上奏，内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几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清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五页)不知何故，这个级别很高的一品大臣的上奏，居然没有下文。
就顺治帝典学问题，大臣三次上奏，都没有得到有效反映。是多尔衮故意拖延，还是多尔衮战事太忙，无暇顾及于此？我想，对此认识不足应该是主要的。反正顺治帝的早期汉文教育是缺失的。以致当他十四歲亲政后，阅读汉文奏折都十分困难。据时人记载：“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木陈忞：《北游记》)
顺治帝天赋甚高，天资聪颖。同时，又极为勤奋，十分要强。他在亲政后，痛感自己汉文知识的不足。因此，痛下决心弥补汉文知识的缺失。他发愤读书，矢志不渝，自晨至昏，甚至通宵达旦，直至深刻领悟，甚或熟记背诵，才算罢休。他博览群书，不仅通读经典，而且阅读小说，以之增广见闻，了解儒家文化。《水浒》《西厢》都是他的所爱。他喜欢诗词歌赋，也爱好散文戏曲，同时钟情水墨丹青。其御笔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他人物临摹的功夫了得，所临摹的官員中书盛际斯像，“以示诸臣，咸叹天笔之工”。由此，他深刻地了解儒家文化，由衷地服膺儒家思想。他从儒家文化中吸取了统治中国的有效元素，纳入到他的统治思想中去。他对儒家文化的尊重，極大地影响了其后代子孙。
顺治帝用自己的努力，弥补了童年知识的缺失。但其精神缺失、人格缺失和情感缺失的弥补，却花费了极高的代价。这些缺失，是由三种人相继弥补的。
第一种人是精神教父汤若望。
《清史稿》列传五十九有《汤若望传》(《清史稿》，第三三冊，第一00一九頁)汤若望，生于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卒于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寿七十四岁。姓方白耳氏。德国人，耶稣会教士。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来华，一六二三年到达北京，时年三十一岁。他通晓天文历算，是有科学知识的神甫。顺治、康熙年间，执掌钦天监达二十年。是明清之际有较大影响的传教士之一，同利玛窦齐名，人称“利汤”。明朝时，汤若望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在北京传教。数年之间，皇宫之内信教者竟有贵妇五十人，太监五十余人，皇族一百四十人。
但是，汤若望在华的黄金期却是在清朝时期。此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为了安置清军，多尔衮命令北京居民的一半，迁出北京。汤若望在其中。但他的居处藏有大量的图书、神像和仪器，搬迁困难。于是，见多识广的汤若望向多尔衮上一奏折，请求免于迁出。在奏折里，汤若望乘机介绍了自己具有“西洋”天文知识，能够制造“诸器”，推算日食，修正历法。多尔衮直觉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破例批准允許他可以不必搬迁。并发布上谕一道，命其贴到门上，以免兵弁滋扰。此后，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决定采用汤若望运用新法所制定的历法，定名“时宪历”。顺治二年十一月，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衔。自此，他从历法专家，转而成为朝廷命宫。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正月，十四歲的福临亲政后，五十九歲的汤若望受到格外恩宠。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三月，又特殊赐名“通玄教师”，称赞他“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顺治十二（一六五五年）年十月，授予他通政使司通政使。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正月，复封他为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帝对汤若望感情特殊，视其为精神教父。幼年丧父的皇帝福临，少年失怙，精神缺失。他有一个恋父情结，无形中将汤若望当作了自己想象中的父亲了。他喜欢称汤若望为“瑪法”，“瑪法”满语為爷爷。福临习惯用玛法称呼汤若望，而不直呼其姓名。有人说，这是因为汤若望曾经治愈过皇后的疾病，而皇太后让皇后认汤若望为义父的缘故。他曾对大臣说道：“玛法为人无比；他人不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也！”
顺治帝同汤若望的交往，迥异常人。汤若望甚至可以免于奏报，直入内庭。顺治帝亦常到汤若望寓所，视同回家，可随意浏览教堂、书房、花园，时间稍长，就留下便餐，“欢洽有如家人父子”。据载，仅顺治十三年至十四年间，顺治帝造访汤若望的馆舍就达二十四次之多。其十九岁的生日，居然是在汤若望府上度过的。福临在此真的找到了家的感觉。
汤若望对顺治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国家大事有关系安危者，必直言以诤之”。顺治帝临终遗嘱，听取了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顺治帝之三子玄烨出过天花，全力支持孝庄太后的主张，顺治帝乃立玄烨继位，是谓康熙帝。
顺治帝虽然对汤若望其人热爱有加，但对耶稣教却保持相当的距离。他虽然受到耶稣教义的影响，但最终没有加入耶稣教。揆其原因，大抵是因为顺治帝受儒家文化浸润过深，难以接受西洋教义的精髓。然而，由于佛教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顺治帝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第二种人是知心伙伴众高僧。
顺治帝接触的高僧较多，但最早接触的高僧是谁呢？应该是别山法师。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秋冬，顺治帝到河北遵化行猎，结识了在景忠山石洞内修行的别山法师。从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顺治帝在景忠山之碧霞元君殿，拜见了住持海寿法师。在交谈中，得知该山知止洞内的别山禅师，已经修行九年了，极为敬佩。顺治帝亲自去探望，并与之探讨佛法。回宫后，顺治帝下令将西苑（中南海）之崇智殿改为大佛堂，赐名万善殿。并且挑选一些老成太监，让他们剃度为僧，终日在此焚香念佛，创造出一种佛门氛围。
顺治帝特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在此修行。别山法师应召，只是暂时入宫就回到了原石洞内，继续修行。别山法师的特立独行，给了顺治帝很大的触动。原来佛教当中拥有一批遗世独立的高人，这引起他窥探的强烈欲望。从此，西苑的万善殿，就成了顺治帝延请高僧的重要场所。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顺治帝将别山法师重新诏入万善殿，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让他长期在此居住下来。别山法师意志坚决，笃信佛法。但不擅言辞，不喜交往。顺治帝虽然善待他们，但同时又有耶穌會教士汤若望的阑入，就在佛教上没有走得太远。
对顺治帝影响甚大的高僧当属憨璞性聪。憨璞性聪（一六一0—一六六六年），乃清代临济宗高僧。临济宗是佛教禅宗南宗五大流派之一。顺治帝赐号“明觉”。福建延平顺昌人。俗姓连。十五岁出家于天王寺，三年后剃发，二十五岁起云游四方。从而得到高僧的点拨，而深得佛法。得法后，历住杭州锦山观音寺、浙江余杭法喜寺、浙江钱塘广福院、河北顺天海会寺及延寿寺、福建邵武安国寺等寺院任住持。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圆寂，世寿五十七。遗有《明觉聪禅师语录》十六卷。
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五月，他被位于北京城南的海会寺约请担任住持。十四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同憨璞性聪偶遇，相谈甚恰。憨璞性聪机警的谈锋，给顺治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月初四日，顺治帝约请他入宫，住在西苑万善寺。顺治帝对佛法兴趣甚浓，与其互动对话。初学佛法的顺治帝提出了一些问题，请他回答。临济宗是提倡运用对谈的互动方式来学习佛法的佛教宗派。强调通过师生或宾主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接引学人的方法，单刀直入，针锋相对，机锋峻烈，立竿见影。对话时，智慧频现，警句迭出，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深刻的刺激。比如当今圣严法师的语录：“诱以名利权位不动心，陷于千军万马无所惧。”“天不错地不错是心错，他有理你有理我没理。”就给人以深刻启迪。这种对话方式，非常适用于思维活跃的青年人。
这是一位四十六岁的禅宗大师与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皇帝的对话。
顺治皇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几，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回答虽然有讨巧的成分，事实上也是与临济宗教派的主张相吻合的。临济宗提倡心性本凈，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佛教徒可不读经，不礼佛，不著文，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皇上更是如此，“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青年皇帝听了禅宗大师的回答，茅塞顿开，大彻大悟。从此，顺治帝对这个能说会道的佛学大师另眼相看，奉为至尊。并赐以他“明觉禅师”的封号。
憨璞性聪随后推荐了高僧玉林通琇。玉林通琇（一六一四—一六七五年），清初临济宗高僧。江苏江阴人。俗姓杨。世称玉林通琇。十九岁投磬山寺，出家受具。二十三岁任浙江省武康报恩寺住持。佛法高深，佛根夙慧，声名远播。
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顺治帝特别召见他入京。玉林国师辞谢不应，以示佛根清净。经顺治帝屡次催请，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勉强动身，于二月十五日入京拜见了顺治帝。玉林国师受到皇上的谦恭的礼遇，于万善殿弘扬大法。经多次对话，顺治帝对其十分仰慕。
据《玉林国师年谱》载，顺治帝请玉林国师为他起个法名，国师辞让，顺治帝坚持说：“要用丑些的字眼。”无法，玉林国师书写十余字呈进，顺治帝自己挑选了一个“痴”字。玉林国师给顺治帝起了个法名曰“行痴”，法号“痴道人”。“行”字乃是临济宗龙池祖法派中“通”字的下一辈。玉林国师之法名即为玉林通琇，其弟子皆为“行”字辈也。以后，凡是顺治帝请玉林国师说戒等亲笔御札，均自称弟子某某，即用玺章亦有“痴道人”之称者。但是，玉林国师称呼顺治帝时，十分谨慎，“未尝形之口吻楮墨”。凡是称呼顺治帝时，“俱以法兄、师兄为称”。四月八日，佛诞道场圆满，玉林国师即辞归故乡，埋葬亲人，顺治帝旨准。于是，顺治帝决定嘉奖他。四月十三日，派员至万善殿，赐以黄衣银印，并赐“大觉禅师”称号，并赐帑金归乡营葬。同时，特别派遣官员护送。
玉林国师同顺治帝对话频繁，但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说话极有分寸。据载：“然上如不问，则不敢强对。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启沃圣心。”
翌年加封为“大觉普济禅师”，赐紫衣。十七年秋，帝建立皇坛，挑选一千五百名僧侣受菩萨戒，特请玉林通琇为本师，并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其后，师回西天目山，重修殿宇，将山麓之双清庄改为丛林，因袭该山祖师高峰原妙所创师子正宗禅寺之名称，称为师子正宗派。康熙十四年七月，圆寂于江苏省淮安慈云庵，年六十二。留塔于西天目山。有《玉林琇国师语录》十二卷行世。
憨璞性聪推荐的另一位高僧是木陈忞。木陈忞，俗姓林，广东茶阳人。字木陈，号山翁，梦隐。出身书香，幼年修佛。曾奉顺治帝之召入大内，在万善寺说法，并蒙順治帝赐号“弘觉”，称弘觉禅师。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九月应召入京，翌年五月归乡，在京八月有余。他受到順治帝的很高的礼遇。从现在能看到的有关著作中，可知顺治帝同他的交往，较为放松，较为亲切。顺治帝称呼他为“老和尚”，自称弟子。顺治帝上谕称：“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旅庵就是木陈忞的弟子。木陈忞对青年皇帝的行为举动，敢于提出适当的劝谏。据载：
上（顺治帝）龙性难撄，不时鞭扑左右。偶因问答间，师（木陈忞）启曰：“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者，若此也。”上（顺治帝）点首道：“知道了。”后近侍国柱语师云：“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稀逢矣。”又万岁爷极赞老和尚胸怀平坦，亦最慈和乐意。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老和尚实际担当了皇上教师的角色。老和尚的教诲，顺治帝是服膺的。他说：“知道了。”而且，身教重于言教，老和尚的一举一动，在润物无声地滋润着顺治帝。
顺治帝也能同老和尚讲心里话。有一次他对老和尚说道：“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太后挂念，那我就要出家了。”
木陈忞同顺治帝经常对谈，这是木陈忞的长项。临济宗推崇对话式的传播佛法的方法。木陈忞知识渊博，话题广泛，谈锋甚健，对答如流。他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皇上听着高兴。木陈忞对皇帝阅读经典以外的书籍，持赞赏的态度，真是难能可贵。
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至为佩服，称赞其楷书“字画园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俗套”，誉其为“书中右军（王羲之）”。顺治帝对老和尚说了很多思想深处的话，如幻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老和尚实际上成了顺治帝的倾诉对象。他们之间成了忘年的知心伙伴。青年皇帝缺的就是能够倾听心里话的伙伴。
木陈忞有遗著《北游集》传世。本书是木陈忞北游北京大内之说法集录。卷一收录大内万善殿之语录，卷二收录奏对机缘，卷三收奏对别记（上），卷四收奏对别记（下），卷五收偈、赞，卷六收杂著，卷末附录清顺治十七年的〈御札〉一篇。
清世宗雍正帝即位后，曾对《北游集》所载甚表不满。谓该书狂悖乖谬之语甚多，而下敕销毁。其实，主要是本书透露了顺治帝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里话。
伴帝最久的高僧要属岇溪森。岇溪森，广东博罗人，出身仕宦。他是玉林通琇的高徒，深得佛法三昧。岇溪森在西苑万善寺说法达一年半之久，伴帝时间最长。他知识广博，奏对得体，深得顺治帝的喜爱。顺治帝赐予他亲笔匾额“敕赐圆照禅寺”，命其悬挂在浙江和县龙溪庵。岇溪森在此庵担任住持。
这些高僧逐渐成为顺治帝的知心伙伴。他们互动谈话，交流情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顺治帝人格的缺失。这中间，顺治帝自然接受了佛教生死轮回的佛学观念，并产生皈依佛教的冲动。但是，顺治帝情感的缺失，却是董鄂妃弥补的。并由于董鄂妃的突然去世，使他决心皈依佛教。
第三种人是妙龄女郎董鄂妃。
顺治帝的感情生活并不幸福，其情感受伤很重。
顺治帝后妃成群。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拥有四位皇后、十四位皇妃，共十八人。但由于是包办婚姻，顺治帝并不满意，也不幸福。就从四位皇后说起。
第一位是废皇后。皇后而废，史书罕见。废皇后出身高贵，来头很大。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孝庄文皇后侄女。美丽而聪慧。媒人很硬，是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可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八月，册封为皇后。史书载：“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大抵皇后自以为出身高贵，后台强悍，就脾气倔犟，心想：“我是皇后，我怕谁？”她忘记了她面对的是当今皇上。
十年（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六岁的顺治帝，命大学士冯铨等上奏前代废后故事，为废后造舆论。冯铨等疏谏，并询问废后的原因。顺治帝轻描淡写地答道：“皇后无能，所以当废！”并责备诸臣沽名钓誉。顺治帝命拟旨，当日奏报皇太后，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将上谕发到礼部，不料遭到礼部尚书、侍郎的抵制，要求“慎重详审”。就有御史等十五位官员“具疏力争”。其中一位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言辞激烈：“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事情闹大发了，顺治帝命诸王大臣会议集议。议决采取缓和做法：仍以皇后居中宫，但可以别立东西两宫。倔犟的顺治帝“不许，令再议”。诸王大臣无法，同意了顺治帝的上谕，“于是，废皇后”。性格不合，导致婚姻破裂。顺治帝主张了一次婚姻自由，却伤害了一位年轻姑娘。
对此，孝庄皇太后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但她并没有行使。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心疼儿子，任其所为；第二，此事不大，不想干预；第三，婚姻破裂，无法维系。总之，这件事皇太后让顺治帝自己做了一把主。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五月，年十四岁，聘为妃。六月，册为后。此时，顺治帝正在宠幸贵妃董鄂氏，年轻的皇后又不会来事，顺治帝有了看法。十五年正月，皇太后病了，顺治帝责备皇后“礼节疏阙”，想要惩治她。这位皇后很是乖觉，又得到皇太后的庇护，才得以保住皇后的位子。康熙一朝，孝惠章皇后极得康熙帝尊崇。康熙五十六（一七一七年）年崩，享年七十七岁。顺治帝同这位皇后，感情一般。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是后来追封的皇后。庶妃。姓佟佳氏，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初入宫时为妃。是康熙皇帝之生母。顺治十一年三月，诞生玄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病死，年二十四。死得太早了。
以上三位皇后或性格不合，或感情一般，或去世过早，都没有给年轻的顺治帝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式婚姻使顺治帝感情受伤，他就在其他宫女身上寻求刺激。顺治帝性情暴躁，感情脆弱，行事独断。其婚姻生活，对他的感情缺失，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弥补，反而愈演愈烈。直到出现了妙龄女郎董鄂氏，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第四位是孝献皇后。栋鄂氏，即董鄂氏。孝献皇后是追封的。内大臣鄂硕女。十八岁入侍，这很奇怪，年龄太大了。“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显然，顺治帝终于寻觅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封其为贤妃。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谕礼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壸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表明八月二十五日封为贤妃。(《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六页。第三册，第一二二二页)
封其为皇贵妃。过了一个多月，顺治帝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进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的程序。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顺治帝上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日，吉期行册封礼。”（《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三十一页。第三册，第一二三0页）
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进皇贵妃，行册封礼，颁大赦诏。《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行册封礼的全部过程，十分隆重，十分盛大，超出规制，超出想象。又颁大赦诏，诏曰：“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天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礼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五，六页。第三册，第一二四五页。）董鄂氏在取得贤妃称号后，只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就进封为皇贵妃，速度之快，着实惊人。这显然是因为她得到了顺治帝的宠爱。顺治帝在董鄂氏身上找到了失去的情感。他在专心地爱恋着一个妙龄女郎，并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这份炽热的恋情。
那么，这位年轻女郎是怎样走进后宫的呢？她到底是何许人？
《清史稿》等正史没有交代董鄂氏的来历，没有说明她是怎样入宫的。似乎有难言之隐。但却写明了她入宫的年龄：十八岁。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按本朝定例，从不拣择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选，择其幽娴贞静者入后宫，及配近支宗室。”（昭槤：《啸亭杂录》，中华书局，一九八0年版，第三二四页。）而且，挑选的均为十三—十六岁的少女。这就是说，进入后宫，担当后妃等“内廷主位”，只有经过挑选秀女这一途径。董鄂氏显然超过了挑选秀女的年龄。
那么，董鄂氏是通过什么途径走进后宫的呢？
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留给了我们一条重要信息。汤若望同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回忆录很有参考价值。他记道：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之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奇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传》）
这里提到的“满籍军人”是谁呢？据考证，应该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爱新觉罗宗谱》载有他的简历：
第十一子和硕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无嗣。崇德六年辛巳（一六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时生。生母懿靖大贵妃，阿鲁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额奇克诺颜之女。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二月封和硕襄亲王。顺治十三年丙申（一六五六年）七月初三日巳时薨，年十六岁。谥曰昭。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和硕达尔汗巴图鲁亲王满珠锡礼之女。（《爱新觉罗宗谱》，宗室，甲册，第二二二九页。印刷者：中须贺武夫，一九三八年版。）
那么，这位“满籍军人之夫人”是谁呢？应该是董鄂氏了。
顺治帝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子。他们是同父异母兄弟，福临长博穆博果尔三岁。董鄂氏先前已经嫁给了博穆博果尔，不经意间福临偶然邂逅了弟媳董鄂氏。美丽娴静的董鄂氏，一下子征服了顺治帝福临。福临不能自持，终于突破了防线，踏入了危险的雷区。此事被弟弟发现，弟弟不能容忍，就申斥了董鄂氏。天子福临为此，气愤以极，给了弟弟一个耳掴。弟弟博穆博果尔受辱不过，忧愤而死。死时年仅十六岁。实际上，顺治帝强占了弟媳董鄂氏。对此，《清史稿》等正史作了曲笔处理，是为尊者讳而已。
有意思的是，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博穆博果尔去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八月二十五日，董鄂氏即封为贤妃。同一天，顺治帝又派遣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祭奠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福临在转告阴间的弟弟，对不起了？
其实，顺治帝和董鄂妃的婚姻并不幸福。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董鄂妃诞生一位小皇子。顺治帝兴奋异常，准备立其为太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小皇子生下仅三个月，还没来得及命名，“未命名”，就夭折了。这给年轻的父母以沉重的一击。此后，他们有了一段值得留恋的爱情生活。还不算完，所谓祸不单行。
只过了三年，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突然薨逝。这对顺治帝是更大的致命一击。他悲痛欲绝，整天以泪洗面。《清世祖实录》记载：“是日，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以上，并公主、王妃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顺治帝大为悲伤，大动干戈。他个人悲痛，也让所有的人跟着悲痛。他个人祭奠，也让所有的人跟着祭奠。
接着，在八月二十一日，顺治帝上谕礼部，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加谥号，称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赐之册宝、册文，并命大学士金之俊为董鄂妃作传。顺治帝亲自撰写数千言的《孝献皇后行状》，悼念董鄂妃。《行状》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鄂妃的深情的怀念。细节真实，语气柔婉，情意缠绵，欲哭无泪。顺治帝为董鄂氏穿孝十二天。众官及命妇穿孝二十七日。就这样，顺治帝在清朝政府高层，为董鄂氏举行了超越她身份的最高规格的葬礼。
董鄂妃死后，顺治帝当时的表现，汤若望的回忆录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六十年产一子（实为一六五七年），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实为三个月），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实为三年）。皇帝陡为哀痛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没有的事），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需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服务，曾耗费极巨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招来的僧徒做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的珍贵陈设，俱都被烧毁（没有烧毁宫殿的事）。《汤若望传》
尽管汤若望不在宫廷内部，有些记载不大准确，但他所描述的基本气氛，还是与实际相吻合的。
董鄂氏的意外死亡，使脆弱的顺治帝产生了强烈的出家念头。“因悼亡而厌世，脱离尘网，迥向空门”。顺治帝万念俱灰，一心向佛。此时，他与高僧岇溪森交往频繁。他隔一两天，就要同岇溪森晤谈一次。据统计，在董鄂妃死后的两个月内，他三十八次访问岇溪森之馆舍。在这里，顺治帝暂时地得到了感情的慰藉，部分地修补了爱情的创伤。
为此，顺治帝要求岇溪森为其剃度，决心出家为僧。这就是说，顺治帝抛弃皇位，遁入空门，成为一介和尚。他想就在西苑的万善殿，念佛为僧。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岇溪森不敢动手为其落发，顺治帝以死要挟。万般无奈，岇溪森只好答应，并亲自为顺治帝剃度。顺治帝心满意足，终于成为了一个光头和尚。
此事惊动了孝庄皇太后。皇太后无法，只得派人到南方，请来了岇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玉林通琇到京，得知顺治帝已经剃度，十分气恼。当即让众徒弟架起柴堆，点起大火，欲将不听话的岇溪森烧死。在此情况下，顺治帝表示屈服，答应蓄发，不再出家。这一段公案，在岇溪森临死前所作的偈语中能够得到印证，此偈语曰：“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这两句偈语，充分反映了作为一介和尚的岇溪森的自负与自豪。另一方面，却也证实了顺治帝曾一度剃发的真实性。当然，一度剃发还不能认为是正式出家。
民间传说顺治帝出家，是指顺治帝未死，而出走山西五台山，落发为僧。顺治帝真的未死吗？我们就来破解这个所谓的谜题。
三 顺治出家之谜的破解
有许多可靠的书面资料，能够证明顺治帝确实死亡，他并没有到五台山落发为僧。
其一，《清世祖实录》载明顺治帝死亡。《清世祖实录》记道：
顺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年）春正月辛亥朔（初一日），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初二日），上不豫。甲寅（初四日），信郡王多尼薨，年二十六，追封多罗宣和郡王。丙辰（初六日），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殿。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初七日），夜，子刻（二十三时—一时）。上崩于养心殿。遣诏颁示天下。诏曰：……上在位十有八年，寿二十四。是岁三月癸酉（二十四日），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康熙二年六月壬寅（初六日），葬孝陵。（《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一页。第三册，第一六九五页。）
《清世祖实录》详细记载了顺治帝从发病、死亡，到颁诏、尊谥、埋葬的整个过程，条理清晰，简洁明确。这里明确地记载：正月丁巳（初七日）“上崩于养心殿”。
其二，《清史稿》载明顺治帝死亡。《清史稿》记道：
十八年春正月壬子（初二日），上不豫。丙辰（初六日），大渐。赦死罪以下。丁巳（初七日），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遗诏曰：……三月癸酉，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葬孝陵。累上尊谥曰：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清史稿》，第二册，第一六一页。）
《清史稿》之记载，更加简洁明了：丁巳（初七日），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
其三，《玉林国师年谱》载明目击者的真实记录。高僧玉林通琇是顺治帝死亡之周边目击者之一。他当时就住在西苑的万善殿，耳闻目睹了顺治帝死亡前后的整个过程。他的弟子撰写之年谱，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玉林国师年谱》记道：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二十一时—二十三时），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初九寅刻，新天子登位矣。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转引自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四四七页。）
这里记载，玉林通琇高僧，在顺治帝得病时，为他作法事，祈祷他平安无事；在顺治帝驾崩后，又进宫为大行皇帝说法。这都说明，顺治帝之死亡是真实可信的。
其四，《东华录》载明撰写遗诏过程。康熙朝《东华录》记道：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初七日）夜子刻，世祖章皇帝宾天。先五日壬子，世祖不豫。丙辰，遂大渐。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降旨一一自责，定皇上御名（玄烨），命立为皇太子，并谕以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姓名，令草遗诏。麻勒吉、王熙遵旨于乾清门撰拟，付侍卫贾卜嘉进奏。（转引自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四四九页。）
《东华录》记载了顺治帝在病危时，命大臣草拟遗诏的过程，可以证明顺治帝遗诏的真实性。这也就间接地证明了顺治帝之死亡是真实的。
其五，《自撰年谱》载明顺治帝所患病为天花。王熙乃顺治帝身边亲近之汉大臣，是遗诏的草拟者之一。他是顺治帝死亡的直接目击者。《自撰年谱》又是他亲手写成，可信度极高。王熙《自撰年谱》记道：
辛丑（一六六一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座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恭聆天语，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泣血哀慟。初八日，同内阁拟上世祖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转引自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四四八页。）
王熙显然是顺治帝的大笔杆子。他撰写了顺治帝的遗诏，拟就了顺治帝的尊谥，拟出了康熙帝的年号，还撰成了辅政大臣的誓文。这段记载透露了顺治帝的病是“患痘”，得了天花。“圣驾宾天”，令他“泣血哀恸”。这一切，显然都是真实的。
其六，《人文杂志》之《杂记》载明顺治帝出殡过程。上海《人文杂志》于一九三三年刊登一篇《杂记》，即《青琱集?杂记》。作者是曾为董鄂妃撰写祭文的内阁官员张宸。他是顺治帝死亡前后目睹其事的当事人。《杂记》记道：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张宸是亲临顺治帝出殡现场的当事人。其记载的出殡现场，具体细节十分真实，哀伤的气氛十分浓烈。顺治帝之死亡，真实可信。
以上六部可靠的书面资料，完全可以证明顺治帝确实是病逝了。他的棺椁，最初移停在景山，后来安葬在孝陵。他的死是无可置疑的。既然顺治帝在北京已经病逝，他也就不可能再到山西五台山去出家了。
至于民间传说康熙帝多次到五台山，是为了偷偷地拜谒他的父亲顺治帝，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又有民间传说，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是暗示顺治帝到五台山出家。并说这一传说的全部情节，此首诗中都有暗示。其中“王母携双成，玉盖云中来”二句，被指暗示董鄂妃。因为其中的“双成”，是特指董双成。董双成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蟠桃仙子。又“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则明确地点出了“董”字。说董鄂妃之死，使顺治帝大慟，因而到五台山出家去了。
这些都是猜测之词，不足为凭。
四、顺治帝与木陈道忞弹师
顺治帝信仰佛教当属憨璞性聪禅师之感化，然对佛教笃信驽行当归道忞的熏陶。道忞禅师(1596—1674)，俗姓林，名莅，字木陈，号梦隐，广东潮州府潮阳人。他少习儒学，后往庐山开先寺出家，后嗣法浙江天童寺密云圆悟禅师。圆悟卒后，木陈道忞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善长诗词、书法，故声名远播。后在憨璞性聪的推荐下于顺治十六(1659)年奉召人京。“开堂春，闰三月，遣右阐教僧法玺裔勃召忞入京，进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九月十七日，道忞到天津，顺治就命令“备马迎师”，可见顺治帝对道忞的敬重。他还经常“搞学土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问法。时茚溪森、玄水果、憨璞聪皆承，”道忞禅师的巧言善辩、施机说法给顺治帝留下很深的影响。据《弘觉忞禅师北游集》记载：
上携两学士至方丈，命学士王熙问：“如何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师云“一字两头乖。”上问：“三教归一，一归何处?”师云“大家在者里。”学士复问：“善知识既是佛祖儿孙，因甚却要杀佛杀祖?”师云：“有了你没了我，有了我没了你。”上以手指点云：“中庸道天命之谓性，作么生是性?”师云“不离皇上举手处、”’
上复问“老庄悟处，与佛祖为同为别?”师云“此中大有淆伪。佛祖明心见性，老庄所说，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为无因，滥同外道。”上云“孔孟之学又且如何?”师云：“中庸说心性，而归之天命，与老、庄所见大段皆同。然佛祖随机示现，或为外道，或为天人。远公有言，诸王君子，不知为谁。如陛下身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来，示现成佛亦是脱珍御服，着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
上问：“世出世间何者为尊?何者为贵?”答：“人中天子法中王。”“如何是人中天子?”答：“四海皆臣妾，万方拱紫宸。”“如何是法中王?”答：“常以法财施一切。”“人王法王相去多少?”答：“日月两轮交互照。”“人王尊耶法王尊耶?”答：“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人王见法王如何?”答：“帝青倒影浮春殿。”“法王见人王如何?”答：“太白流光入夜池。”“人王法王相见合谈合事?”答：“入到桃源旧游处，一层峰锁一层峰。”
问：“君王有道干戈息，四海人民贺太平，如何是君?”师云“当今皇帝万万岁!”“如何是臣?”师云：“鹧鹭班联拱玉宸。”“如何是君视臣?”师云：“盖之天容之地。”如何是臣向君?”师云：“归仰如日就如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师云：“元首明哉肱良哉。”进云：“五位君臣蒙师指，再求一句报君恩。”师云“国王长寿天下太平。”问：“理事无碍，体用全彰，体用全彰则不?”问：“如何是理法界?”师云：“九德陶熔空有象。”“如何是事法界?”师云“五色光先入紫宸。”“如何是理事无碍法界?”师云“佛殿走出三门外，僧堂撞入厨库里。”“如何是事事无碍法界?”师举起拂子复放下云：“与你熟商量。”。
木陈道忞的谈禅论道：机智、灵活、富有幽默感，让顺治帝十分钦佩，从此，顺治于朝政之余，常到方丈室与道忞论道谈心。十七(1660)年，顺治“敕封天童道忞宏觉禅师，赐金印。五月望，宏觉忞和尚?归山……，上躬送出北苑门，差臣刘之武送还山，御书敬佛二大字及御书水手蒲桃各一幅赠行；并送七宝庄严，关壮缪作天童山门护法忞。”同年冬，又亲书唐·岑参《春梦诗》一幅赐于道忞。”顺治十七（1660）年，道忞南返，在天童寺建奎焕阁，在平阳寺建御书楼、御碑亭等，以报答浩荡之皇恩。顺治曾经对道忞说“老和尚，苦欲还山，朕亦不敢强留，违老和尚意，俟三二年，万姓疮痰烧起，朕思江南一行，当亲入天童看老和尚。”虽未成行，顺治皇帝亦御书“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等赐与道忞。
顺治喜欢与禅师们谈佛论道，不但因其德量高邈，辩机若锋，更是在很大程度是对禅师们的外学思想的佩服与认可。据《北游集》中记载：
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师为展阅一过。上曰：“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于是，上亲以喉、唇、齿、舌、鼻之音调为平上去入之韵与师听之，又言：“西厢亦有南北之不同，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建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问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宋，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
他们从词赋的韵本还谈到了古今词赋的意境问题。
上一日与师广谭古今词赋，谓：“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者两篇，前后孰优?”师曰：“时人多谓《前赋》自其变者，观之下不和说道理，不如《后赋》命意尤觉浑然无迹，据道忞看来，苏轼自以才高忏世，不得于君谪迁散地远窜江湖，一切牢骚不平之气，付诸水月梦幻之观，前来江山难再风月无穷，即后来涉险归休，万缘一梦，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其间也。”上曰：“老和尚论得极当”。乃通诵前赋一篇，问题曰：念得不错么?师曰：不错。上复言晋朝无文字，唯陶潜《归去来辞》独佳，亦为师诵之。又诵《离骚》，至中间觉龃龉。乃曰：“久不经理，竞忘前失后矣!””接着他们又谈到写文章的问题。
上曰：“朕在南苑创有新寺，老和尚想未知道。……南苑有玄器官亦朕创建，左右碑文系阁臣金之梭与刘正宗所撰，今新寺碑要老和尚撰文，不命臣工也。”师曰：“道忞山林野逸，那里晓作朝廷文字。以皇上高深，使忞揆度得无井窥天蠡酌海哉。”上曰：“老和尚不要如此谦虚，请随喜了便可属笔。”……越三日上至，师曰：昨承皇上威光，得随喜新寺。……第奉旨撰文，愧不雅驯，尚祈圣裁鉴定，勿俾辱国。”乃出以进，上为展阅一过，命侍臣收入宫内。次日，上复携王学士至方丈，谓师曰：“朕昨回宫，细看老和尚者篇文字，极得大体，风雅典则，不待言矣。”师曰：“勉遵慈命，如虫负山，幸不罪责，乃蒙皇上褒嘉过甚也。”上曰：“朕固不通文字，曾与王熙看过，试问他何如?王学士曰：‘此千秋不朽之文也。’”师曰：忞实惭愧!”
他们还谈到了书法的问题。
上一日问师：“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二老孰优?”师曰：“先师学力既到而天分不如，雪大师资极高而学力稍欠。故雪师少结构而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记得先师当语忞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字，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尚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圆活。”上复问：“老和尚楷书曾学甚么帖来?”师曰：“道忞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由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下笔即点画走窜也。”上曰：“朕亦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田地。”师曰：“皇上天纵之圣，自然不学而能，第忞辈未获靓龙蛇势耳。”上曰：“老和尚处尚有大笔与纸么?”皇上敕忞书手卷底尚有十余张，但新制鬃豪恐不堪上用。上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书一敬字。复起立连书数幅，持一示师曰：此幅何如?师曰：此幅最佳，乞赐道忞。上连道不堪。师就上手撤得曰：恭谢天恩。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祯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将来，约有八九十幅。上一一亲展示师时觉上容惨戚默，然不语师观毕，上乃涕淡曰：“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议崇祯，又命阁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竖于隧道，使天下后世知明代亡国罪由臣工，而崇祯帝非失道之君也!”
顺治帝与道忞在谈禅论道之时，甚至涉及朝政及世俗之事。据《北游集》中记载：
上一日语师：“闻江南下户之家，生子则育，生女即淹杀，是何道理?”师曰：“为贫故，恐他日养成及笄，难办嫁资耳。”上曰“豹虎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奈何使其出世一番，不见天日而速赴黄泉哉?即贫无嫁资于问名纳采之日，不受其聘礼则嫁，时间无壮奁亦怪我不得，朕极痛恨此事。”已传敕“民间如有此等父母，议罪。”此后，溺婴就是犯法行为。顺治“帝王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法者天下之平，非徇喜怒为轻重也”。的仁政思想不能不说是受到道忞禅师感化的结果。由于受到佛教慈悲精神的熏陶，此后的顺治非但不打人，骂人也很希少了，并且顺治帝把这种仁爱之心贯注于他治国理念之中。
他们谈论的内容除佛学、孔盂之道、老庄之学外，还涉及诗、词、赋、书法、政治等，所涉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可则顺治与道忞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从谈话的语言来看，根本看不出是—代皇帝与远离尘嚣的沙门之间的谈话，更像是二位情投意合的才子间的情趣交游。顺治皇帝如此的尊崇和欣赏道忞，这除了道忞娴熟的佛学及深厚的外学思想之外，更与道忞对顺治帝的阿谀奉承有关。现略举数条，以窥其概：
古人多有隔月之迷，唯皇上果位中人，虽现身为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诚过古人远矣。”
上云：“参禅悟道后，还入轮回么?”师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轮回。譬如皇上尊居黄阁，忞与群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唯屈尊就卑，故忞等乃得共天语闻法要。所以八地菩萨当证真之后，如梦斯觉。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即欲入般涅盘，十方诸佛同声劝请：善男子!尔虽证此法门，然而众生没在诸苦，我诸佛等，不以证此便为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门，觉如梦之众生，从此起大功行，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皇上以佛心天子，征书四出，诏求四海知识，此风遍闻天下，亿兆苍生莫不知有参禅学道之事，皇上以为他下了般若种子，即不能当下行持，譬如丈夫钞少金刚要当穿皮而出，况般若正因乎?””
一日，……上云，今问老和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上云：对联者谁?师云：即日恭惟皇上圣躬万福。
今上皇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伏愚功超三后，道贯百王；舞干羽而格有八荒顺，垂衣裳而朝万国天下归仁。
另外，他还在《从周录冲为自己“甘作新王朝的僧人中的新贵的行径作辩解。”他在《从周录序》中说道：
《鲁论》日：“周监于二代，郁郁手文哉，吾从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于殷周之际，独无间言，何哉?盖践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不甘从周，故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下。乃司马子长著《伯夷传》，不知何据，述其作歌写怨之词。夫牧野师陈，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手?采薇而食，苟延旦夕，与食周粟也奚辩?吾是以知此诗非伯夷之诗也。然武王伐纣，虽日勘乱，犹是殷之侯伯，乃一旦举燮伐大商之师，以芟夷其宗庙，此大苏所以有武王非圣人之论也。向使殷之丧师，同于明之亡国，武王之王，同于世祖之兴，则伯夷将弹冠入周，安事首阳清饿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国土，往往托首阳以自高，则已昧乎周、清从违之义矣。复有圆颅方服之辈，尤而效之，祁博誉名，不亦大惑也与!夫薙染为僧，当师佛说，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华，四生如梦幻”，以三界四生，悉皆业力所现；如梦中有境，觉后全无，故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为佛之徒，不达唯心法界，而逐梦里清明，则正眼已失，何以开凿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为君父寺艮仇，正以此念才兴，则怨害相寻，无有穷已，三聚净戒，岂不一时俱破。况承愿示生，奠安海宇，光显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怀德畏威，而贰尔心。此则非魔既魔所使，盖假我衣裳，阴以破坏我法者，吾滋惧矣。故反复论辩，直揭从周之义，即世流不敢问，将以晓吾徒，使泯其越志云尔。
不但将明比殷，将清比周，把顺治比武王，他更直接把顺治帝说成是“承愿示生，奠安海宇，光显吾宗之佛心天子”，陈垣先生就此说遍“昔钱谦益为瞿稼轩撰《浩气吟序》，全谢山讥其颜甲千重，然则术陈之为《从周录序》也，不且颜甲万重乎!……呜呼!以木陈之从周，而终膺宗门罪人之镒，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 他不但自己臣服满清王朝，而且更号召明之遗民以儒家之伦理道德归顺清廷。道忞在《北游集》里说：
今上好善忘势，居然古帝之风，而嗜道求贤，不间刍荛之贱。爰自己亥(顺治十六年)，仲冬以来，征车四出，博访禅门耆宿，而余亦忝辱天书下逮，驰驿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当扣击玄关，未尝不虚己洁诚，劳谦选问。……凡为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将广推爱敬之思，当有以仰体君父云尔。“
满清人关后反抗浪潮不断，更有儒家人士以夷夏之论评击夷族统治我中华，号召人民积极的反抗夷族之统治，而道忞则如此号召更是顺治帝赏识他之所在。可见道忞之恩遇与政治上的考虑是分不开的。虽然道忞被后世讥笑为宗门罪人，但他的从周之说对清代早期的社会稳定是很有贡献的。
五、顺治皇帝与茚溪行森
茚溪禅师(1614—1677广东惠州人，俗姓黎，名行森，字慈翁，茚溪是其号，所以世称茚溪行森禅师。其母梦白光人怀而妊，既诞，眉宇俊秀。年二十七，舍家从宗宝道独削染纳戒，初参雪峤圆信，次参玉林通琇，得嗣其法，随侍多年。
顺治十六年(1659)，通琇辞京还山，荐茚溪行森人宫，朝见圣上，召对甚契。十七年(1660)，蒙圣恩召入内廷说法，茚溪行森力辞封号，顺治遂赐“慈翁”一号。据称茚溪行森禅师“眉目俊秀，骨相清奇，性情天放，如鹤立鸡群”。深得顺治皇帝的恩宠，由于他“接机如鹏劈海，鹊摩霄活，啄生吞命，根机立断，丛林咸以茚铁棒称之”。十月南归，隐于浙江杭州龙溪庵，开法弘化，顺治帝下诏改龙溪为圆照寺，可见恩宠殊隆。据罗人琮蝴塔铭纪载“世祖于师始终恩遇，亘古以来仅见者”。“康熙十六年(1677)示寂于吴山华严寺，世寿六十四。雍正十一年（1733），追谥为“明道正觉禅师”。
说起茚溪行森禅师，最为特别的当是他为顺治皇帝净发，据中国古代帝王倾心向佛者不计其数，然决心出家的只有少数的几位皇帝，顺治便是其中的一位。在顺治皇帝出家的这—历史事件中茚溪行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顺治皇帝为何要出家呢?我们先来谈谈他的出家的缘由。
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日，顺治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刚满三个半月就不幸夭折了，这对顺治帝的打击很大，使他万念俱灰一度深深的陷入悲伤之中。在此情景之中，佛法的救世精神无疑是一良方医药，所以他延请名僧，广置佛教，以得到心灵上的慰籍。
常言道“祸不单行”，的确如此。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在悲伤中去世。董鄂妃是顺治唯一的红颜知己，据说在她的影响下，顺治改掉了放荡纵欲的恶习，励精图治。她的去世对心理素质本来就已很脆弱的顺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顺治更加体悟到人生无常的真谛，这让此时的顺治皇帝萌生了出家的念头。据《北游录》载：
上一日语师（木陈道忞)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著； 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师曰：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当到寺，见僧家明牌聪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言财产妻孥，最贪恋摆脱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觉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但道忞出于国之大事，力谏皇上不要出家。
(道忞)曰：“帝王之学，贵在正心诚意，明伦察物正，不必如经僧家区区咕哔为也。
师曰：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柁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帝王身，则此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上以为然。
此时的顺治才二十余岁，为何如此消沉呢?这与他的身体素质有关。据《北游录》记载：
上一日语师：“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玉琳国师）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师曰：“皇上当有千岁，覆盖生民，何出此言？”上弹颊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揣怀曰：“此骨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师曰：“皇上劳心太甚幸，拔置诸缘以早睡安神为妙。”上曰：“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机而眠，始得安枕耳。”师曰：“皇上心血不足，可服参附诸药饵么?”上曰：“早晚常服天王补心九。”师曰：“心丸有地黄当归，恐与皇上服气不对。”上曰：“少时喜吃水精蒲桃，致伤脾胃，年来读书耗气，复有呕血之病，坐此正难调摄耳。”
可见顺治的心境是多么的凄凉和悲伤。他自知来日不长，所以想出家为僧，以了生死。
顺治十六（1659）年六月十五日，玉林通琇辞京南还，“上曰：‘和尚录中付门人茚溪之偈最好，送和尚还山之舟，可载入京一面’。师因命茚公即随舟同天使入京。”“七月中旬，茚溪行森入京，与顺治帝对答甚契，茚溪行森亦借此机会力劝顺治帝出家修道。据《北游录》记载：
上随问：“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不传底事?”师(道忞)良久，问上云“陛下会么?”上云“不会。”师云：“只者不会底是个甚么，是何境界，作何体段?皇上但恁么翻覆自看，看来看去，忽若桶子底脱，自然了办。”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语看。”师云“无毛铁鶢过新罗。”上又问：“如何做工夫始得与此事相应?”茚溪进云：“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师云：“此语在我禅和家即得，皇上日应万机，若一日稍不励精，则诸务丛脞矣。”
由于召对甚契，让帝有所省悟，这使得顺治帝决意出家为僧。后来虽有皇太后的再三规劝，但帝坚决不从，于是召茚溪森为他剃发。据《续指月录》记载：十七(1660)年七月，顺治帝再请玉林问道。十月十五，玉林通琇“到京听闻森首座为上发，即命众集薪烧森。上闻遽，许发乃至。”“由于顺治谕告玉林答应蓄发留须，才让茚溪行森免于被薪烧。另据《玉林语录》记载：
世祖就见西苑丈室，相视而笑，日穷玄奥。世祖见一矮戒子，指问师，师云：‘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世祖喜谢。“
可见此时顺治帝已经剃发，决意出家修道，所谓许发只不过是答应玉林不出家修道而已。陈垣亦言“所谓相视而笑，自然是尸个光头皇帝与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玉林通琇则很巧妙的为刚剃发的顺治帝辨称，甚得顺治皇帝的欢欣。虽有玉林劝阻，倒顷治帝还是想出家修行。他曾把自己的出家修行比拟为释迦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弃国位而为禅祖。据《玉林语录》记载：
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世祖谓师曰：“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师曰：“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上欣然听决。
由刊顷治欣然听决，玉林还写了几首偈颂来称赞皇上即深殿斋戒，又妙应万物之功德。另外据《茚溪森禅师语录》记载茚溪森临终还写了—偈来嘲笑他在内宫为皇上剃度之事。他说道
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场好笑。
这里所谓度天子就是为顺治帝剃度之意，可见顺治帝的确已经剃度。关于顺治帝的这次剃发在《汤若望传》中亦有记载：“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若以《汤若望传》中的记载来看，顺治帝是自己剃发的，这显然是有意回避禅僧为顺治帝剃发的事实。因为在顺治帝选择宗教信仰当中，汤若望与禅门高僧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为脚治帝剃发当为茚溪行森，这在《续指月录》中已有记载。其次，《汤若望传》中说顺治帝出家未遂是因为母后和汤若望的阻止。母后之阻止当为事实，顺治帝亦曾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可见顺治帝对母亲的牵挂，所以母后的阻止是很有份量的。至于汤若望在这次出家未遂事件中的角色是彳贿问题的，此时的顺治皇帝已归人佛门，与高僧谈禅论道，对天主教是大加批判，昔日之“玛法竞被视为讨厌不便的谏正者，而被推至一边”。“一个被推至—边、讨厌不便的谏正者能否面见圣上都很有问题，更何况当面阻止。
综合上述来看，顺治帝出家未遂，母后与玉林通踊的阻止才是事实。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当与顺治兴文教、崇儒学的治国之策有关。据《汤若望传》中记载，北京宣武门内南堂上有顺治帝御制的山块碑，碑文曰：
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常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阅览，焉能知其说哉!
以《汤若望传》、《续指月录》、《玉林语录》、《茚溪森禅师语录》的记载来看，顺治剃度之事，确为事实。陈垣亦言“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至于顺治决意出家的时间，总是在十七年八月董妃死后与玉林二次到京之前。”更准确的讲，应该是十月八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间。”
顺治帝的剃度师为何不是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呢?憨璞性聪于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憨璞性聪在海会寺任职期满，疏请南归，八月离京。憨璞性聪离京后数日，董鄂妃去世，顺治帝才于极度悲伤之中萌生出家之念。玉林通琇于顺治十六(1659)年六月十五日，辞京南还，十七年（1660）七月，顺治帝再召玉林通琇，十月十五，玉林通琇至京。董鄂妃去世之时他正在至京的路途中。木陈道忞则早在十七年(1660)五月十五日，已辞别南归。此时只有茚溪行森在顺治帝身边，他是于十六（1659）年七月中旬至京的。直到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离京南归，在皇宫里住了十五个月，与顺治帝之间建立非常深厚法谊。从时间上讲，只有茚溪行森才有为顺治帝剃度的因缘。
虽然顺治与茚溪行森都是玉林琇通琇的弟子，但顺治并不—定要跟玉林琇出家，可另外择师；再则，茚溪行森出家后，初参雪峤圆信，雪峤圆信与玉林通琇都是龙池派，论辈分，雪峤比玉林高一辈，这样说来，茚溪行森应该与玉林通琇同辈。雪峤信圆寂后，茚溪行森又去参拜玉林通琇，以玉林通琇为师。茆溪行森虽然是玉林通琇的弟子，但他们的年龄相同，茚溪行森初参玉林通琇时，玉林通琇立即礼请他为首座。玉林通琇童真人道，在禅定之践行上，茚溪行森逊于玉林通琇可是，在世间学问方面，玉林通琇逊于茚溪行森。所以顺治出家选择茚溪行森为之剃度，以之为师，这是很有道理的。
顺治十七(1660）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朝野的舆论压力之下，茚溪行森不得不辞行南归，以免招物议。十八(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帝复差官迎茚溪森为新逝保母秉炬，但不久之后，帝染天花之疾，于顺治十八(1661)年正月初六，在养心殿驾崩，时年尚不足二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