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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2日，半夜12点钟，徐迟从武汉同济医院6楼的高干病房的阳台上翻身跃出……是老境孤独，黄昏恋失败，病痛所苦，老年躁动症，玩电脑走火入魔，还是“世纪末”式的失落？徐迟曾作如是说：“我一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小的错误是这件事（黄昏恋失败），不用提了；一个大错误是30年代时，在现代派和共产主义之间，我选择错了”。
柏拉图《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与西弥尔有大段讨论死亡的对话。西弥尔问苏格拉底哲学家怕不怕死。苏格拉底回答说，老百姓怕死，但是哲学家不怕。因为人的灵魂是自由的，可自由的灵魂被羁缚在不自由的肉体之中，被七情六欲遮蔽了它的本真面貌，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哲学家看到的是灵魂的解脱和重归自由，这一刻其实是他毕生向往不得的，又何惧之有呢？正是在这里，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叫人肃然起敬的名言：“哲学是死亡的实践”。
翻开《徐迟的第二次青春》（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不知怎么的，首先就想起了苏格拉底的这段掌故。徐迟是诗人，柏拉图其实也是诗人，哲学家和诗人都以宇宙和人生为思考对象，从来就是息息相通的。但是徐迟的死却显得神秘：1996年12月12日，半夜12点钟，徐迟从武汉同济医院6楼的高干病房的阳台上翻身跃出。这天正是13日的凌晨，偏偏是一个星期五的13日，一个“黑色的日子”。
没有人怀疑是徐迟自己选择了死亡。作者洪洋是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不但是徐迟的同事和密友，而且是老诗人多年楼上楼下的邻居：洪洋住在一楼，徐迟住在二楼。作者告诉我们，就在那个黑色日子的凌晨，他怎样被一阵惊心动魄的电话铃声唤醒，怎样赶到医院，听张副院长介绍事情发生的经过：“我们的值班护士半夜查房，看见10床空着，以为他在洗手间，推开洗手间半掩的门，不见人。病房有一个密封的阳台，是供病人放置食品和晾晒衣服的，病人有时也在这里走动一下。值班护士走到阳台上，仍不见人，发现墙角的一扇窗户开着。冬季放暖气后窗户一般都是关起来的，她到窗口探出头去，用手电筒从6楼往下照，看见地上有一个白东西，她打电话到一楼值班室，叫她们出去看看；徐老躺在地上，呼吸和脉搏都没有了……”
徐迟的双臂和全身没有扭伤的痕迹，连一身衣服都是整整齐齐的。一切足以证明，这是诗人厌倦世界，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不免悲惨的辞别方式。对徐迟的死因，纷纷扬扬出现的许多猜测中，大抵不出老境孤独、黄昏恋失败、病痛所苦、老年躁动症使然、电脑走火入魔，乃至“世纪末”式的失落感等等数种。作者道这一切都不是徐迟弃世的原因，又都不能不成为它的原因。徐迟在最后的岁月里，几乎每天和作者谈起文学、人生，谈起科技、人类和地球，谈起步入老年后，“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如此等等。故而只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精神世界如此丰富的一位天才，无论如何是不得要领的了。
但是以上种种解释中，以电脑为罪魁的考证我极不以为然。电脑不过是一个工具，其与纸和笔的差别，也不过在于可能更方便一些而已。时至今日，西方的作家写作，极少极少有不用电脑而用手写的。但是孤陋的我还没有听说，谁因为用电脑而不用手写，就得了神经病。至于internet即国际网络，与其说充满了叫诗人不能自拔的魔幻信息，似乎还不如说充满了垃圾信息。这差不多就像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凡男主人公同他相好做爱的地方，早点晚点，必会一声呼啸，有导弹从天而降，跨进这个国际网络，岂不也是一声呼啸，眼见垃圾信息铺天盖地，滚滚而来！说这些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电脑，而是叫它来承担这个罪责，不但冤枉，实在也有点荒唐。
洪洋倾注笔力的，却是徐迟的黄昏恋故事。这个故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89年的3月，在珠海的一次笔会上，成都某大学的一位讲师C女士，慕名拜访了徐迟。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从此以后，C女士穷追不舍，几经波折以后，终于在1992年夏天功德圆满，两人正式结婚。C女士初访徐迟时作者在场，他这样描写本书初次登场的女主人公：“她衣着入时，唇颊间的化妆掩不住眼角密密的鱼尾纹。她用艳羡的眼光打量豪华的别墅，她用敬慕的口吻和徐迟谈《哥德巴赫猜想》。”接着我们知道，C女士现年50多岁，原来的丈夫是某地的一位指挥，生有一男一女。因为男方性格粗暴，一次两人吵架，男方打了C女士一个耳光，C女士便坚决离了婚。
婚姻本身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每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本能，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徐迟本人也对作者悄悄说过，C女士生活上对他照顾很好。婚后的日子里，作者常常无意中便发现徐迟换上了一件新衬衫，穿上了一双新皮鞋。但是性格，在所有破裂婚姻的背后，其实一多半可以见到性格不合的因素。据说女人再嫁很少是为爱情。不为爱情大都转过来为钱。但是女人对金钱的欲望远较男人容易满足。当重新恋爱的女人不为金钱所苦，又不满足于寻找一个家园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徐迟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1993年4月，徐迟偕C女士同赴广东惠阳一个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这是C女士第一次以徐迟夫人的身份出席这类场合，其间却因为名单上没有打出自己的名字，当着众人把名单撕成了碎片。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无可奈何的徐迟终于深感日子难过了。作者讲到他曾劝说C女士改变一下，徐迟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每隔一两天，她就要和我吵一次。”吵架是没有道理可说的。C女士口舌锋利，不愿服输，徐迟以沉默作答，所以吵不起来。可是家里的气氛，由此也可想而知了。甚至电脑，一度也成了烦恼之源。徐迟曾经对作者抱怨过，两个人在抢电脑用。好在徐迟很快又有了一个新的电脑，所以在电脑上面，他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但是徐迟气恼C女士一点不关心他的创作，只关心收集自己的资料。他尤其耿耿于怀C女士喜欢琼瑶，为琼瑶写了本书而且寄给了琼瑶。徐迟喜欢荷马，不喜欢琼瑶则到了讨厌的地步，琼瑶和荷马，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
1994年1月，早已忍无可忍的徐迟终得解脱，法庭宣布两人达成调解，协议离婚。对此作者喟叹幸福的婚姻是可遇不可求的，徐迟是遇非其人，C女士恐怕也是遇非其人。就在结识徐迟到1992年同徐迟结婚之前，C女士在北京还与某某名人有过一次闪电式的婚姻。个中究竟，连C女士本人都讳莫如深。徐迟曾经纳闷名人效应何以蔓延到了婚姻上头，但是C女士呢？C女士的感想肯定又是另一种样子。
徐迟却没有一蹶不振，虽然他对这桩婚姻是追悔不及的。作者听到徐迟作如是说：“我一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小的错误是这件事（指和C女士结婚），不用提了。一个大错误是30年代时，在现代派和共产主义之间，我选择错了。”徐迟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创作热情重新源源不断地流泻出来。
两位女性眼中的徐迟
老作家徐迟先生猝然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缅怀他。其中有两位女性，在徐迟生前与他过从甚密，徐迟走后一直苦苦思念，一是黄宗英，一是章含之。她们现在都是著名女作家，其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都获过全国大奖，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在创作上，都得到过徐迟手把手的真传。
年过古稀的黄宗英，一谈起她的徐迟大哥，还会像小姑娘一样伤心落泪。一边呜呜咽咽地抽泣，一边动情地说：“徐迟还欠我一支笔呢！到现在，我都还一直在等待着，觉得说不定哪天，他就会跑来送给我……”
事情源于1978年。那一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永垂史册的大事，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当时，徐迟那篇最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在神州大地上掀起无与伦比的阅读热潮，并带动了全社会对科学、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全国科学大会邀请了6位作家去采访， 与科学家们同吃同住，要把他们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告诉给全国人民。徐迟和黄宗英都被邀请去了，当时虽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但5位作家都自觉地把徐迟尊为领导，有什么困难都爱去找他求助。
黄宗英首先去了。一进门，就很焦心地说：“徐迟大哥，科学我根本不懂，你知道的，我连两位数的加减法都算不好，怎么写科学家呀，可把我愁死了。”徐迟笑了，干干脆脆说：“你只要爱上那个人，你就钻进去了。”
见黄宗英还是迟迟疑疑的，徐迟张开双臂，做了一个类似拥抱的动作，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爱——陈——景——润——！”
大概是触动了采访和写作陈景润时的思绪，他变得激动起来，把作为一个诗人的热情洋溢的本质全部显露出来。他帮助黄宗英确定了选题，还亲自陪她去采访，鼓励她一定能写好。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礼拜，有一天，黄宗英突然发现手里的笔很陌生，叫起来：“咦，这支笔不是我的呀？这是谁的笔？”
徐迟闻声，忙抢前一步，抓住那支笔，也叫起来：“哎呀，这是我的嘛，我一直在找它，怎么也没找着。”
黄宗英故意调皮地说：“徐迟大哥，这么一支笔你还舍不得送给我？”徐迟一听，忙把笔攥得紧紧的：“不行，我用惯了嘛。”想了一想，他又像哄妹妹似地说：“宗英，回去以后，我一定送给你一支新笔……”
转眼之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0年，一对兄妹，已是天上人间不相见。然而黄宗英每每忆及此事，还觉得就发生在昨天。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徐迟报告文学选《生命之树常绿》首发暨座谈会上，她对大家说：“徐迟大哥说了要送给我一支笔，他肯定会送的；我还经常想，今后我写什么，他也还会给我出主意的。我虽然年纪大了，浑身都是病，但还是要写报告文学的，用现在手里这支不称职的笔，去把徐迟大哥那支笔接过来，到他没去过的地方，采访。”
如果说徐迟在黄宗英眼里一直是一位仁爱的兄长，在章含之眼中，他却始终像一个持浪漫主义人生态度的小伙子，单纯，热烈，激情，奔放，还时时带有狂想。
章含之第一次见到徐迟是1979年，徐迟作为乔冠华30年代的老朋友，于“文革”劫难之后，来探望旧友。那年徐迟已经六十五六岁了，给章含之的印象却是：“这个人怎么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徐迟真是太有朝气了！”
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是劫后余生的老朋友们见面，都要互相倾诉“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而徐迟则不是，他以一种拥抱春天的乐观主义态度，大谈今天和以后的好日子，仿佛在他的心中，只有欢乐，根本不存在苦难似的。关于文学，他谈得最多，不仅谈自己的写作计划，还鼓励章含之也拿起笔来写，从此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乔冠华去世以后，徐迟和冯亦代给了章含之最大的帮助。而当徐迟个人命运发生波澜时，章含之也很关心徐迟，担心他会不会垮下去？后来，两个人相约吃了一顿晚饭，竟吃了3个小时。 摇曳的烛光下，徐迟滔滔不绝，谈笑风生，谈他还要写多少东西，还准备在南洵老家修房子，躲到那里去写作。谈到章含之的写作，徐迟坚持说她不但能写散文，还一定能写小说，并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说到兴奋处，他作为诗人的奔放又显露出来，拼命鼓动着，激情地描绘着，最后说得章含之自己都有点儿相信了。就是那一次，徐迟答应，将永远指导章含之的写作。
可是这许诺没有实现，令章含之久久不能接受的是，徐迟在猝然离去的前几天，还给了她南洵老家的地址和电话，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对此，章含之有着她自己的看法，她说：徐迟是一个太纯的人，纯得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他的心里只有真善美，而不知世上还有很多奸诈的东西和丑恶的事。他不相信有人会受伤害，永远没有提防之心，这种人反而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徐迟绝响
杰出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徐迟走了……我来不及拽住你的衣襟。其实，我又何必拽你的衣襟，你飞吧———飞了。
记得岁初“春冷冻死牛”时节，你从暖空调不时断电的武汉小楼来到北京你三姐家。你患重感冒和美尼尔氏病，我也小恙，不敢去看你。直到玉兰绽蕊，我踏进三姐家院，见你着一件红绒衣迎出，刹那间我脑中对你做了电脑特技复原：银发转乌、白眉复黛、眼线勾勒、双目盈盈、蹙起眉头笑眯眯——你还是写《哥德巴赫猜想》时的你，至于你写《二十岁人》诗集的模样，眼下怕是冯亦代专利了。
徐迟耳重。我们劝他：“来北京吧。你青少年时脚碰脚的老朋友多半在这儿，或促膝谈心、或劈兰雅聚也是暮年一乐。人总是要倾诉的，长途电话里跟你大喊大叫隔壁邻居还以为我们家着火了。”三姐二哥都笑起来，徐迟像个小孩童般眯着眼笑得好天真：“我听进去了。我真的还有事情没做完，《江南小镇》续集今年一定要完成。”
“在北京写嘛，电脑搬过来或用我的386升级。”
徐说：“我现在一般自己不上电脑了。我讲，有人记录整理。”
“助手一起来嘛，又不是住不下。”
“他是作家，不好意思……再说，我是在武汉起笔……”
“明白。灵感在武汉不肯来。”我说。
“等我杀青回忆录就给你们打电话。”徐迟说，“我会告诉你们，一定告诉。万一完不成，就看宗英的了。”
“看我？！怎么看我？”
“谁让你是小妹。亦代和我走了还不都得……”我抢说：“我情愿先走，世上还没发明‘高智商移植术’，我……”
“别老说走了走了的。”正在翻看我和亦代合集的三姐抬眼插话。
我忙说：“咱们先别说走，还是说来吧。你早点儿来北京吧。三姐是？他早该回来啦。从湖北省文联主席任上一退就该回来了，像我似的也不必办转户口一应手续……”
“再说吧。”徐迟铁了心要在武汉把《江南小镇》续集完成，仿佛没理会透三姐对他这位爱弟这几年来是多么牵肝挂肠。他果断地说：“把回忆录一杀青就给你们打电话。我会告诉你们，一定告诉。”
呀，如今，你告诉我们什么啦？
我和亦代常在背后说你是现当代的中国歌德：学识渊博、涉猎广阔，门门学问只要有所接触就不浅尝辄止；兴致勃勃“率百工而路”。还记得1978年，你以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五四”以来又一次盛迎“赛先生”热潮。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特邀记者小组，我们几个后来者请“领头马”你谈谈写科学家的体会。你倾心地讲陈景润、猜想、数学、皇冠；讲从结绳记事以来数学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讲得我们和你自己都醉了，一个大停顿，你展开双臂大声地：“我想说，想说—陈—景—润—我—爱—你———”听者只几人，掌声持续到此刻。
徐迟有一颗恒久燃烧的心，但人间不是陈景润们的组合。你太刚直，太坦诚，连半丝弹簧也没有，你不折谁折？你学如天涯之海，而对个人生活却连个微米小算盘也不拨一拨，俗世凡尘，傻大哥，你可怎生得活？！
重病袭你，你为什么不告知在巴黎勤工俭学的爱女徐音回国？为什么不让上班上医院两头忙的儿女们打个电话来，让我们这些还走得动撑得起的挚友轮流守在你床边，攥着你的手，攥着你的手呀……可是你、你竟以诗人的浪漫让人生的乐曲戛然而止，只《徐迟文集》若干卷、《江南小镇》厚厚的上册和你的音乐专论、建筑我见、分子学笔记、电脑微机、文学书笺、诗、小说、歌剧、政论，以及笔名佚篇、辑漏华章、诸门类文体译著若殉情之五色笔曳曳乎漫天星斗，频频微笑谢幕至永远。
好个徐迟绝响，天上人间响彻。(中华读书报1998-09-02)
徐迟晚年幻灭于孤独之中
李輝
不止一次读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想像自己走在瓦尔登湖畔，人与自然的静谧交融，一个让人羡慕但实际上却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
瓦尔登湖，总是让我想到徐迟。当年他为何选择翻译这样一本书？他写诗，偏爱于现代派的新奇，追求形式变异与瑰丽。他喜欢热闹的现实生活，报告文学总是捕捉着最新奇的主题。可是，他还是挑选了梭罗的《瓦尔登湖》，翻译得如此之美，令别的译本黯然失色。
一个人总是存在着复杂人性。正是这位看起来喜欢热闹、乐于交谈的人，晚年内心的孤独蚕食着他的生命，让他生活在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幻灭之中，最终，选择了谁也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生命！
徐迟去世是在1996年12月，转眼已近10年了。当时，猛一听到这个噩耗，无法相信，因为仅仅半个小时之前刚有朋友打来电话，说曹禺早上病逝了。现在，一天内竟然又增加了失去徐迟的悲哀。那一天是13日，星期五，曾经是计算机世界谈虎色变的“黑色星期五”。谁料想，它真的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黑色的日子！
1995年，徐迟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他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和冯亦代、黄宗英夫妇一起去看他。我惊奇地发现，徐迟嘴里冒出一个接一个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科学名词。显然，业已80岁的徐迟，没有衰老，精神、思想依然年轻。
现在想来，当时我看到冯亦代与黄宗英和谐愉快的样子，曾不由地感叹起徐迟的寂寞与孤独。几年前，徐迟和冯亦代在丧偶后都分别组成新的家庭，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在黄昏恋中寻求心灵的平静。然而，徐迟却是一个大失败者。记得1993年在广东惠州的一次华人诗会上，大家曾为徐迟晚年婚姻的不和谐而为之担忧。后来，他终于决定离婚，而离婚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想必蚕食着他的生命。我在想，虽然表面上离婚后的徐迟精神上似乎轻松了许多，但他的内心呢？他为之付出的情感无法补偿，希望破灭后的创伤无法愈合。实际上，在他生命最后几年，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徐迟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人类产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一些神秘莫测问题的思考上，甚至产生人类即将毁灭的绝望。他的朋友们常常说，他的思路真怪，写一些怪文章。说怪，并非思路的不正常，而是他所涉猎的领域，对于大部分是文人的朋友来说，实在陌生得很，抽象得很。在徐迟去世前半年，我到武汉去看望他时，他还显得健谈，充满激情。他正在计划撰写一系列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的文章，他沉溺在抽象的时空之中。那是炎热的夏天，他刚从北京回来。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在武汉最难熬的炎热季节回来。他说他喜欢夏天回到武汉过，比待在北京要好。在告别时，他告诉我冬天会再到北京来。我曾催促他写一本回忆录，或者把曾在《收获》上刊载过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继续写下去。可是，他对此似乎毫无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宇宙，是进化论，是生物工程。我无法与他进行这样一些话题的交谈。我想，在那样的时刻，他一定感到失望，感到无人对话的孤独。能够与他进行交流、能够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然而他何曾想到，这反倒又加深了他的孤独。而且是更深的孤独。
他在孤独中度过日日夜夜。他不得不任由孤独蚕食他的生命，蚕食掉生存的勇气和信心。最终，他扑向幻灭，选择了一种令人痛心的结局。
他把诗、把《哥德巴赫猜想》、把《瓦尔登湖》中译本留给了我们。还有，人们或许永远也说不清的孤独与幻灭。（中国青年报2005年07月27日）
见徐迟先生最后一面
李传锋
1996年12月12日深夜，我国著名诗人徐迟先生从同济医院高干病房6楼坠落！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简直难以置信，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消息！
全国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将于16号在北京召开，湖北的两会代表即将起程，我们都在为参加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的事忙碌着。那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啊，忙了一天，刚刚睡下不久，大约是深夜12点已过，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从机关打过来的，省委宣传部通知我们尽快赶到同济医院高干病房，说徐迟同志出事了！初听这个消息，我还不大相信，徐迟先生住院有了一段时间，听说马上就要出院了，怎么会突然从病房的楼上坠落？！我一直在回避着“跳楼”两个字，在没有得到确切信息之前，我不相信那会是徐老的主动行为。
徐迟先生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在深冬的武汉，省作家协会把他安排在医院里，是因为他的呼吸道毛病犯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冬天来了。那时候，省府所在地武昌水果湖还只有省级领导和很少一部分楼房装了暖气，徐迟先生所住的地方虽然叫“高知楼”，却没有通暖气。那时候，能装空调的人家也不多，一到冬天，冷得让人难受。所以，作家协会报经省政府同意，给徐迟先生家安装了一套取暖设备，楼上的碧野家都没安。徐老家的暖气设备刚刚安起，据说是烧油的小锅炉，机器是安装了，但以当时的工资水平和消费观念，要个人负担每月近千元的燃油费，还是很难的，而以徐迟先生的为人，他是不肯再伸手向政府要油钱的，我估计那个锅炉就很少使用甚至于没有使用。所以，徐老从外地回汉，作协就将他直接安排住了院。
我立即上了车，和文联党组书记潘涛同志会合后直奔汉口。深夜的街道，空旷而冷寂，天上的星月也似乎在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逝去而默哀。等我们赶到医院，高干病房的一楼正亮着灯光，门厅左边的房间里已经有人在等着。徐迟先生在文联工作的儿子徐建夫妇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勇先赶到，李勇是接到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同志的指示，要他代表省委宣传部，代表王部长本人赶到现场的。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蒋林，还有刘富道等同志也陆陆续续赶来了，加上我们文联的人，好像还有派出所的人，来的人坐了一屋子，尽管有些挤，但大家没有寒暄，没有招呼，只是互相点点头，因为大家已经确信，徐迟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大家心中可能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过了一刻，同济医院的张院长走了进来，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徐迟先生的主治医生和管床护士，那个女护士显然是被吓着了，她悲伤着，挤站在旁边。
事隔多年，当时的细节虽然不一定记得十分准确，但基本的情况是：张院长进来后，就主持情况通报会，简明扼要地说了徐迟从楼上坠落前后的情况，经医院发现和抢救，病人已经去世。然后就请主治医生把有关徐迟先生入院前后的情况说了一遍。大家都在避免使用那个可怕的“自杀”字眼，但大家已经相信，从温暖的房间走向寒夜的窗口，那是徐迟先生自己的选择。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在当时的湖北武汉，应属住院条件最好的地方了，我除偶尔来看望病人外，再很少来过，所以，这里的医生我都不认识。那位主治医生介绍了徐迟是什么时候进的医院，住在哪个病床，经检查，有些什么病，怎么治疗的，云云。大致意思是说，徐迟是著名人物，住进医院之后，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和治疗，身体已经康复，近几天正在准备出院。他还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管床的女护士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一本什么书，好像是诗集，在徐迟这里，也许是要请徐老签名，徐迟还专门送还了这本书，这一细节既可解释为准备出院，似乎也有交待后事的意味。在说到出事的情况时，据他介绍，徐老住的是双人间，同房住的另一位老人是哪个单位的老干部，按照医院的作息时间，大约在晚九点左右，探视者就会离开，大门要锁，然后，就要求病人休息。徐迟住的病房是六楼朝南的一间，一进门靠墙并列两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可供洗脸、洗澡和大小便，南边是阳台，有一扇玻璃门相通，阳台上半部是用几扇玻璃窗密封了的，病房里有暖气，病人可以穿着睡衣在房间和阳台里活动。
据介绍，护士交班后，每隔一个时间就查一次房，因为徐老他们不是重症病人，加上是在夜里睡觉，难免松懈，但一切正常。据同室的那位病友说，虽然是躺着，但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入睡，9点多或是再晚一点上床，徐迟上了一趟厕所，说房间闷热，就把通阳台的窗拉开了一些，又上床睡了。后来，室友迷迷糊糊中，听到徐迟先生轻轻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然后是一阵沉静，过了一会，室友似乎听到了开窗的声音，过了一阵，似乎听到了一声响声……这位室友绝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会从窗口跳下去，他还以为徐迟是因为睡不着觉在阳台上透透气儿哩。据护士说，后来，她再来查房，发现徐迟的病床上没人，看看房间里也没有人，她首先想到的地方是厕所，她手里是有电筒的，发现厕所里也没有人，然后她就找到阳台上，阳台上也没有看见病人。这时候的她大约还没想到已经发生的事实，当她发现阳台的窗子被拉开了，而且窗框的某一部分被拉脱了轨，就赶快走过去，探出头用电筒往下照，在稀微的月光下，电筒光射在了一团白色的物体上。我估计那位小护士当时已经慌乱，意料到了那下面可能是什么。因为，那下面是路边的花坛，每天都有专人打扫的，不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扔在那里，更何况徐迟先生所穿的病房服是护士们再熟悉不过的那种条纹白。据说，当时，护士慌忙给下面值班室打了电话，值班的男同志开了门过去一看，是一个人！这就出大事了。医院自有一套应急办法，他们是否进行抢救，如何抢救，没有细说，我们也没人询问。医生说，当时，徐迟瞳孔已经放大。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从高高的六层楼上跳下来，而且是在寒冷的冬夜，被发现时瞳孔已经放大，那再好的医术恐怕也回天无力了。
在情况介绍会上，主要是听医院方讲。主治医生讲了，值班护士讲，护士讲了，院长又插话。据宣传部李勇处长讲，他赶到医院时，徐迟已经被抬到门厅，先生的身体外表完好，李勇看了尸体，又看现场，当场认为不是他杀，和家属商量，同意按常规进行下一步处理。作家协会和文联的同志听了，也都没有讲什么，只是轻声议论了几句，作协的同志说，昨天党组书记蒋林还来病房看望过徐老，他们还谈笑风生，听说，有人已经帮他买好了去海南的飞机票，应某海洋石油报的邀请，徐老即将南下，一可以避寒，二可以写作。大家都沉浸在震惊之中。我们尊敬的徐迟同志怎么会自杀呢？我一直不想用自杀这个词，我想徐迟先生也不想用这个毫无感情的词语，他不会自杀，但他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以生命来抗争呢？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生活几十年，老人虽说性格有些孤傲，但那是一个著名诗人的特质啊，浪漫和激情伴随了他一生，他的心胸很宽阔的。后来有人猜说，徐老是不堪病痛的折磨，这是不对的，年纪大了，小病小痛是常有的，但绝没有达到“折磨”人的地步，老人这次也不是因为重病而住院。在医院里，除了医生护士，听说作协还专门请了一个中年妇女做护工，安排老人的吃喝，何况徐老身体已基本康复，在作出院的准备。有人说，徐老是因为婚姻的不欢而散，我也不相信。我见过那个陈女士，刚结婚那一段时间，徐老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夫妻还双双出席过我们的几次会议。后来才出现不和，那位夫人来武汉闹过几次，1994年12月，我们召开省文代会和作代会期间，那位夫人还要冲击会议，但那也是两年前的事儿了，都了结了，早冷淡下来了，不值得事后再用生命去抗争。我们也听说老人的爱女远在异国，他很思念的。音音是徐老的爱女，酷似她的妈妈，是徐老丧妻之后的亲情依靠和生活依靠，听说小女因不肯接受那位后娘等原因，远去异国，所以，徐老实际上是一个人生活，徐老还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负责照料他，听说当天儿子还在他身边的。我还听作协的同志讲，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马上要召开了，党组书记蒋林去医院看望徐迟，把中国作协的开会通知送给他，还希望他能出席全国盛会。他们征求过徐迟先生的意见，是否出席北京的会议，徐迟先生说，他不出席了，临别，还希望给他的朋友们带个好，还说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当时，我在现场一面听一面想，他杀是被排除的，按院方的描述，徐老的跳楼是他的一种自主行为，既不是早有预谋，也不是临时起意。我也认为，徐老近期的生活中不存在迈不过去的坎，也没有直接的导因，可能是几种因素的作用，促使他死于老年孤独引起的一种心理失常。
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现场。其实，事故现场就在我们开会的窗外，就在病房楼大门的左侧，我们来时就是从那里经过的，那是环楼边的长形花坛，花坛约二到三米宽。冬天里，坛内已经没有了花草的生命，只有一条高约一尺的矮冬青篱笆墙，紧挨冬青墙的是花坛水泥护墙，很矮，将路面与花坛隔开。张院长指给我们看，对着窗口的冬青树被压坏了一块，紧挨冬青的土地上有一个坑窝，那是徐迟先生从高处掉下来时撞出的，据当时来现场的人说，发现徐老时，徐老是仰躺在那里，屁股在土坑部位，身子压在篱笆上，而头则放在水泥矮墙上，身体尚有余温。大家分析，老人可能是先坐上窗口再下坠，因为手拉窗框的原因，离窗下坠，屁股的重力先撞在并不坚硬的土地上，紧接着身子砸了篱笆墙，头部顺势倒在了水泥护墙上，听说只断了三根肋骨，头颅没有摔破。现场除了看到的痕迹，没有散落物和鲜血一类的东西，也没有被人整理过的痕迹。
我们一行人接着去了太平间，大寒的夜路，只走了几分钟，觉得很长很长。随着吱呀一声门被打开，我们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清冷而令人恐惧的小房子里，徐老孤独地平睡在一个高高的尸床上，医务人员轻轻掀开尸布，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徐老仍是瘦削的身材，清癯的面孔，睿智的双眼已经永远闭合，高高的鼻梁十分显眼，因为头朝里，我们看到的是那一对阔大的鼻孔仍然张开着，仿佛还在呼吸着寒夜的空气。我们环站着，给徐老三鞠躬，以痛惜和尊重之泪作了最后的告别。我开始进来时，猜想着徐老的头从那么高的地方坠下，而且碰在水泥矮墙上，恐怕是很难看的了，结果不是这样，是否是医院已经对他的面容进行了整理？总之，从外表看不出一点因碰撞而造成的破损。他以诗人的性格作了一件世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他仍然保持着诗人沉思中的完美，他安祥地躺在那里，对我们这些熟人、亲人和朋友们的惜别不管不顾，视而不见。除了痛惜，我感到一丝儿欣慰，诗人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仍然保持了他令人尊敬的完美形象和尊严。
徐老是我十分尊敬的名人，他给我留下的总是一幅微笑的面孔，我也一直以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而感到幸运。那还是“文革”后期，在武昌紫阳路215号那个小院里，我们欢迎他一家三口终于从“干校”回来。他一家人挤住在一楼楼梯边两间小房子里，我和几个单身同伴住在二楼对望的集体宿舍。他从干校一回来，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写作，1977年一期《湖北文艺》发表了他的诗歌《不唱哀歌唱颂歌》，次年又发表了《再说散文》，之后又发了《火中的凤凰》、《文学源流表及序跋》以及《巴黎散记》等多篇出访散记。他去江汉油田深入生活，发表了报告文学《石油头》，没什么大反响，但他手中久违的文笔已经通电来神，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刻，《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以及湖北省报均予转载，并获得当年全国报告文学奖。他的这篇文章真是恰逢其时，它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报春鸟。2月，湖北省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徐迟先生高票当选副主席。1981年7月，武汉市成立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会，徐迟先生当选为会长。在全国各地，徐迟先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追捧，让多少终生追求的作家望尘莫及，这是他一生中青春才华的又一次喷涌，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而惬意的时候。
我们和徐迟先生在武昌紫阳路那个小院里住了将近十年，开门即可相望，他长年在外采风，很少在家闲居，见得很熟的倒是夫人陈松和小女徐音。还因为我在学写小说，不爱写诗，就写作问题当面向徐老求教的机会不多，我的同学益善是写诗的，所以，他经常向徐老请教诗，我记得益善结婚时徐老还送了一首诗。我始终对徐迟先生执着尊敬而热爱的师生之礼，徐老搬家至东湖高知楼之后，每逢佳节，或因编务，我们都会去拜望他，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那是三中全会之后，夏天，《人民文学》的小说组长许以大姐来找徐迟先生约稿，我陪同许以前去，在徐老家中，相谈甚欢，还有时在省军区创作组的作家刘富道同座。
徐迟是江南才子，20岁就开始写作，他1936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就叫《二十岁的年轻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和乔冠华、袁水拍等人是好朋友，他曾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英文版《中国作家》，协助郭沫若编辑《诗原》月刊，历任国际新闻局《人民中国》文教组长兼秘书。当年，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从延安赴重庆谈判，年轻的徐迟写了《毛泽东颂》的诗去拜会，毛泽东书赠他“诗言志”三字真言，徐迟其才华之眩目，其才情之潇洒，历史传为美谈。进北京后徐迟曾任《诗刊》副主编，《世界文学研究》主编。在大跃进年代，他响应号召主动调来湖北工作，将他的诗情和才华播撒在江汉的热土之上。他曾任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参与了文艺界许多大事的决策，培养和鼓励了许多文学的新人。改革开放之初，在文学的春天来临之际，徐迟先生向机关党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在讨论徐老入党的党委会上，我是很激动地投了赞成票的。
我曾在医院那个冬夜的现场认为徐老死于老年孤独引起的某种心理失常，今天看来，也不尽然。从事后发现的一些迹象和材料来分析，先生之死，非一念之差，似乎是诗人久有的一种选择。世界上有不少很著名的诗人都曾以生命化作星光灿然划过夜空，他们对生命的最后燃烧有着比我们常人不同的向往。徐老当他从热烈的文学高峰回至冷寂的原地，或有某种窘迫和无奈，特别是他年迈的身体和他年轻的心之间不能和谐相处之时，老人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某些幻化，或者说，诗人对衰老和死亡还没来得及准备，衰老和死亡已经在逼近，在这一点上他如同所有的老人，当面对夕阳之时，都会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比如是否该从事文学，是否该来湖北，是否不该有那次婚姻，等等，但徐迟浪漫诗人的心性和精神特质，会对人生归宿有着诗意的想象，对于生死有与俗众不同的理解。徐老并不怕死，他生前是关心和公开支持安乐死的，他对死亡自有一种理解。徐老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1979年4月，徐迟跟随巴金访问法国，他目睹了发达国家的现实，回来之后，经过“经年之久”的思考，写出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不久，“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已经正式提出，徐迟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信息，他响亮而热情地为现代化鼓与呼，四个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些词语不时出现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1980年左右，我们《长江文艺》编辑部举办了一次作者座谈会，专门请徐老给我们讲课，他刚从巴黎回来，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文学现代化”问题，他认为文学要为现代化服务，文学自身也要现代化。这时候的徐迟，一头扎进了报告文学里，他就像掌握了“马良的神笔”，老人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工业，关注科学，他诗情激荡地写出了一系列的报告文学：《石油头》、《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结晶》、《刑天舞干戚》，一篇又一篇，一时令洛阳纸贵。徐迟！报告文学！这是多么辉煌的字眼。报告文学来得快，是重磅武器，对时政能鼓能呼，能痛快淋漓地表达，而写诗、写小说多用曲笔，难以显效。徐老是我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据说，他一面写作一面还要放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徐老是一个纯真直率的诗人，他激愤时曾几次宣布挂笔，其实他从来没有停过笔。在他处于文学创作的高峰状态时，他一面又在写自传性的长篇《江南小镇》，他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要翻译《荷马史诗》，据说他已经译完了几千行，时断时续，终未能完成。
徐老是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他希望的是一种很纯净的精英文学。我当年主编《今古传奇》，想探索文学真正走向大众的路子，在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分立时，曾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古传奇》属于文学，应分给作协，但徐迟先生坚决不要，后来，《今古传奇》越办越红火，还受到了上级表扬，有些人就有些微言，但徐老不为所动。徐老不喜欢通俗文学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约是1985年，省作家协会将召开换届大会，这一次大会民主空气十分浓，好像刘宾雁、白桦都从北京上海赶来助阵。多数人的意愿是想让徐老当主席，但徐老公开表示他不当这届主席，听人说他还劝现任主席也不要再当，主张让碧野来当。有趣的是选举的前天通夜有一批人在串联，理事会上还公开争执吵架，宣传部好像也没能驾驭住会议的走向，结果是骆老继续当上了主席，而碧野只当了个副主席。徐老是从不骂人的，听说他也骂了人。徐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浪漫和激情伴随其一生，他对新生事物充满向往，一生追求光明，歌颂进步，对现实的不合理持批评态度，不管对人对事，他不溢美，不隐恶，对那些明知错了就是不肯认错的行为很反感。针对文坛的某些乱象，包括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一些混乱，他是不大理解的，也是敢于公开指摘的。
徐老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曾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夫人陈松，娇小美丽，她是大学生，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为了徐迟的事业，为了孩子，放弃了工作，全力操持一个家。她总是躲在徐迟身后，用柔情的双眼关注着丈夫，维护着丈夫，鼓励着丈夫，而后来的那个女人，却是想借助丈夫，想站在徐迟的前面，两者相比，反差太大，徐迟怎么消受得了。徐老一生眼界甚高，能入其法眼者不多，官场的人多势利少诤友，文坛的人多酸气少名家，曲高而和寡，因此他老人家的朋友多是两方面的人，一是他引以为傲的科技界文化界的佼佼者，另外多是涉世未深的崇拜者。所以徐老会感到孤独，好比找不到能跟他进行很好交流的对象。晚年，他的写作也已力不从心，他的这种孤独，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孤独，不是儿女能帮助排遣的那种，是较高层面的一种友声和唱，他不肯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来，差不多把自己给架空了。大诗人都写出过令人难忘的诗句，世界上的诗人也做出过令人惊奇的举动。徐老逝世之后，很多人对死因进行过诗意十足的分析，也有不少人从心理学角度来论证，但似乎都没有重视中国开始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空巢老人问题，徐老其实也是一个空巢老人，他还是一个精神生活要求很高的空巢老人，也许，还另有解释，这个日子有些特别，因而他将羽化成仙，乘风归去。
见徐迟先生最后一面的情景总是挥之不去。徐老走得太突然了，就像写出了浪漫而精彩的诗行，我们一时还没能理解其诗意，他却掷笔离席。我们没有来得及给他召开追悼会，在新华社将这个噩耗公之于众的当天，湖北省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们就匆匆起程去北京参加五年一度的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了。我和很多代表一样，一路上都还在遗憾着徐老的事，我努力地思想着，终未能理解一个著名诗人从寒夜的窗口向另一境界飞去的美妙情怀。（《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
黄宗英哭徐迟
陆士虎
我赶到江南古镇南浔千翁宾馆的客厅，刚与友人坐定，就见头戴绒帽、身穿大衣的黄宗英在一位年轻女医生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她一回头，我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面额上已刻下了细密的智慧的年轮，她含笑地望着我们，轻声地说：“我应该与徐迟一起来的。”
黄宗英在宾馆的套房里就座时，突然“哗”地一下哭了起来，“徐迟，我来看你了。”尽管别人劝说，可她还是不停地啜泣。她说，当年与徐迟、黄苗子、叶浅予一起参观美术馆，叶浅予说他每年都要到美丽的故乡富春江去，徐迟说：“我也有一个美丽的故乡，不亚于瓦尔登湖，你可以静静地欣赏。”这时，黄宗英泪流满面，近乎喃喃自语：“徐迟大哥，你说要带我来的，但是现在你走了。”
这位76岁高龄的著名女作家几年前3次去西藏，得了慢性疲劳综合症，目前正在治疗。医生说，黄宗英是一匹不甘“伏枥”的“奔马”，医生的职责就是要监督她如何在“奔”的征途上慢慢地“调剂”好。现在，这匹“奔马”却在“调剂”的过程中冒着料峭春寒“奔”到南浔来了。
午餐后，黄宗英顾不上旅途的劳顿，就坐上轮椅缓缓地行至徐迟纪念馆门口。一见那望湖而建的江南民居庭院式建筑，黛瓦粉墙，草地石径，景色格外秀丽，她就下了轮椅，披上大衣，说：“心里面总有点冷。”
跨入庭院，她毕恭毕敬地向徐迟铜像三鞠躬。听说这铜像是根据徐迟1977年创作《哥德巴赫猜想》时的神态构思，由徐迟在解放前夕执教过的南浔中学幼光、微光、晓光、晨光四个班级的同学筹资兴建的，黄宗英就走到铜像边，伸手柔情地抚摸着铜像，仿佛与徐迟在亲切握手、娓娓细语……
她真正认识徐迟，并与徐迟成为知己是在1978年的春天，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了“五四”以来又一次盛迎“赛先生”热潮。就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徐迟、黄宗英等6名作家组成了特邀记者小组。黄宗英与“记者组长”说起自己的苦恼：“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可我的知识实在太差了。”徐迟告诉她：“你写的是人哪！你必须爱上你的主人公！”徐迟还跟黄宗英和年轻人倾心地讲陈景润、猜想、数学、皇冠；讲从结绳纪事以来数学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讲得黄宗英和年轻人、包括徐迟都醉了。一个大停顿，徐迟展开双臂大声地：“我想说，想说-陈-景-润-我-爱-你-”。当时，全国科学大会的5000多名代表，都值得写。很快，徐迟等5位作家都各自找到了采访对象，但黄宗英却迟迟未定。她对徐迟说：“我只有一束鲜花，不知捧给谁？”徐迟说：“你的鲜花别太蔫了。”她答：“我心里的鲜花是永远不会蔫的！”徐迟听了哈哈大笑，忙说：“好！好！好！”
有一天，徐迟发现黄宗英无意中错拿了他的一支红色英雄牌钢笔。徐迟说：“啊呀，我找了两个星期了。”黄宗英问道：“徐迟大哥，你不肯送给我吗？”“我肯送给你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一定会送给你的。”“这么说，我还未到你送我笔的时候？”
黄宗英说，全国科学大会后，她给徐迟写了一封信，徐迟回信说：“你终于给我写信了。”不知为什么，她那时又想起了这支笔的故事。“我跟徐迟还要说，我还在等你送的笔”、“我想，徐迟是在用这支笔考试我”，“我想，徐迟有一天会送我笔的”。
看到徐迟与黄宗英、陈景润、秦牧等人的合影，她感喟万分：“现在3个人都已走了。”但最令她流连忘返的是徐迟的书房。这是按照徐迟在武汉东湖路20－4－211号书房布置的。桌上放着一台286电脑，是他1989年购买使用的。他是我国老年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键盘上有徐迟亲笔题写的“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可见他是十分珍惜这台电脑的。此刻，黄宗英异常活泼地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打下了一句话：“徐迟，我来看你了。”末了，她应邀挥毫写下了“一息尚在，不落征帆——徐迟大哥，见到你，我哭了，暂离你我开步走，以你的精神重新起笔。”
出了大门，黄宗英坐上轮椅缓缓而去。
我想起参观前向她提及的一个要求：“黄老师，请你看后给我们提意见。”
答：“我想，应该是越潇洒越好。也就是说，徐迟是否能潇洒得起来？”她伸展双臂，做了一个“飞”的样子。
此刻呢？我又听见：
“徐迟大哥，我还想写。”
“还可能追不上你，但我还可能乘车到某些院士某些战士某些工人某些农民中去……”
“还可能在燃烧的炉膛里加把火，还可能在北国大学里与你盘腿谈心……”
“徐迟大哥，你还像我写《大雁情》时鼓励我吗？”（《人民日报·海外版》）
徐迟：孤身走我路
徐鲁
十年动乱结束后，徐迟重返文坛。这时他虽然年过花甲，但对生活的激情和创作的欲望，却像沉默已久的火山一样，渴望着爆发。果然，在7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他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疆域里跋涉了好几个月，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地质之光》；又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探隐索微，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妇孺皆知的《哥德巴赫猜想》；接着又去流体力学的世界上下寻访，写出了《在湍流的涡漩中》；在漫游了热带、亚热带的沟谷雨林和古植物学的大林莽之后，写下了《生命之树常绿》；逡巡于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之间，手辟草莱，筚路蓝缕，写出了《结晶》。他以诗人的心灵和目光，与这个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乃至于大多数人与之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相触相通了。在一个个新奇的领域里，思接千载而神游八极，几乎是在一刹那间看到了这个世界另一面瑰丽的风光，领略到了一般人所无法领略到也无法想像的美丽、丰富与神奇。
徐迟在50年代里写过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脉》：“我所攀登的山脉，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近它，像磁场导引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现在，他正如一位为开发宝山而探寻着矿苗的勘探队员，孤身一人，深入深山老林，不停地向着一座座人迹罕至的高峰攀登，不断地有所发现。这些以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一经问世，便立即引起举国轰动，大小报刊竞相转载，电台广播反复播送，教科书中纷纷选用，其家喻户晓的盛况，至今人们记忆犹新。这些作品是即将到来的思想解放和科学文化的春天的报春花，也是抒写全国人民渴望四个现代化的辉煌诗篇。这些作品不仅大胆地闯入了“禁区”，把长期以来被文学忽略和冷落了知识分子形象理直气壮地置入了新中国文学画廊之中。
然而，就在他完成了上述这些人物峥嵘、气象万千的宏文之后，他也随之发出慨叹：许多足以改写世界和人类历史进程的自然科学上的重大研究成果，其实并没有被世人领会多少。譬如说，能够写原子和粒子的文学作品，迄今还没有出现；又譬如，他自己虽已写了从事地质力学、纯数学、湍流力学和植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人物，但当他试图再写一写高能物理时，稍一接触，便顿感无限的艰难，简直拿不下来。也因此，他才横下心要求自己，在写科学家的同时，也写一点科学本身的内容，给不习惯的读者看看，让他们“见识见识”。例如写地质力学时，他有意写到了那个“新华夏构造体系”，三条隆起带，三条沉降带，还有一连串的地名和专有名词，虽然他知道，大多数文学读者对此将仍然是不得要领的；写数学家陈景润时，他也有意罗列了三大段除了部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纯数学家外，没有谁可以看懂的近乎“天书”般的数学公式。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让他的文学读者“见识见识”而已；还有《结晶》里“肽链”的叙述；《刑天舞干戚》里长江葛洲坝工程中处理大坝基岩的泥化夹层的技术，以及解决所谓的“河势”问题的描述；还有那篇森罗万象、令人叹为奇观的《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到最后，别说读者，连徐迟自己也承认，写起它们来“实在是太吃力了”，简直无法形诸文字。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到了写《结晶》，特别是写《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时，他的观念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把它修改成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科学家，所以写了几篇科学家和科学。现在，为了更好地写科学家，我想还是最好要懂得一点科学。”表现在作品上，他由写“人”而变为主要写“科学”了。
也因此，他晚年所读之书，多是高能粒子、《相对论》等自然和科技方面的著作。记得有一次，他颇为认真地对我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的，而唯有科技，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的是，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他几乎是在“孤身走我路”，而鲜有同行者。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虽有一部分标明是“非卖品”，却也发行了百万册之多。然而到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数千册的印数了。这多少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浮躁的和相当功利性的阅读心态。他为此也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拥抱信息和高科技时代，本是件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报道了它却又如空谷足音？40年代在上海，他翻译《巴马修道院》时，译过司汤达写在书末的这样一行文字：“To the happy few”(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像《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这样的书，不也是“献给少数幸福的人”的吗？它需要每一位读者拿起它时，都要耐心点，再耐心点。只要读下去了，你才会觉得，你是进入了一个奇异和瑰丽的世界了！那里的路，通往新世纪；那里，是徐迟热诚地赞美过的“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徐迟：猜想与幻灭》)
论徐迟之死
王岳川
诗人、学者、知识分子在当今这个精神稀释的时代似乎犹觉脆弱。因为生命主体在“怀疑一切”时，终于连生命主体自身也给彻底地消解了。于是，诗人或学者自杀的揪心事件，成为解不开的心结：坠楼自杀有老作家徐迟、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胡河清、知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宋祖良等，投环自杀的有文艺批评家吴方等。他们在或彷徨、或悲抑、或疯狂、或心灰、或伤恸的心境中走向生命的尽头。死亡带走了多少难言的秘密。他们的死，与他们的处境、心境、社会状况和当时特殊的氛围紧密相关，但在知识界激起的波澜远远不及海子、戈麦和我即将谈到的顾城。当然，其后还有被杀的作家戴厚英和中年猝死的王小波。
徐迟自杀的时间为人们所关注，那是1996年12月12日午夜12点，同时是13日凌晨0点，一个黑色星期五。如果说在90年代初是年轻诗人的自杀引起了整个诗坛的震动，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1996年岁末，80多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时，人们陷入各种猜测之中，有说他是长期为病痛所苦，老境孤独；还有人认为他是迷恋电脑难以自拔；更有人认为是在世纪末遭遇到一种神秘感和失落感而死。当然，对他的死因的最大可能性不少人认为是黄昏恋失败造成重大的内伤。但在我看来，徐迟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对这世界第一难题的猜想者洞悉如此之深，然而现在却对自己的命运难以做出正确测量，也许识人易而识己难吧。
然而，我认为，徐迟之死当是在凡俗世界中，自己创作冲动减弱和诗国的难以再现辉煌，以及对自己肉体和精神命运难以把握的无奈，促使了他产生了解脱的念头。事实上，90年代，无论是老诗人还是年轻诗人，地位都已然变得无足轻重。人们不读诗，诗人真正是“独憔悴”了。因此，仅仅用黄昏恋来解释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之抛弃生命，无疑是牵强而片面的。相反，正是诗人一生所珍惜的事业，他的诗作不再为人所读，他的诗心和他对诗歌人生感悟，难以在今天的诗坛传达。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所在。可以说，丧失了写作的生命，丧失了在岁月尘埃中留下诗思画意和生命的感悟，那么，这种生命就只是一种肉体的延续而已，对这种生命的中止恰是对真正的存在意义的呼唤。老诗人晚年一个典型的性格是沉默——家庭争吵中保持沉默，整天陷于网络与电脑之中是沉默，对世纪末的神秘的体验也是在沉默，甚至他最后的走，也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中，悄悄地选择了一个死亡般沉寂的午夜时刻，从容地由此岸到达彼岸。90年代诗人的沉默和诗坛的寂寞，确实是诗人最难以忍受的失重和痛苦。（《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
想起诗人徐迟
张建智
徐迟（1914～1996），离开我们已有14个年头了。他是我的乡前辈，我自“文革”结束与他初识，他的诗作、译作、报告文学集以及自传体随笔《江南小镇》，插架在我书橱显眼处，时可翻阅。由于他的《哥德巴赫猜想》闻名于世，如今人们只知他是一个报告文学家。其实，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徐迟的诗
最近，《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出版。作为编辑之一的陈子善教授说：“我们这一次编选，把各种风格、倾向和流派，基本上都兼顾了。具体到作家个人，比如徐迟，他在1949年后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影响不小，但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新感觉派’诗人。”
徐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文坛，那时他只有20岁，发表了意象派的诗，出版过意识流小说，也写过许多动人的情歌，是戴望舒、施蛰存为首的“现代派”中的一员。以1939年为界，徐迟早期诗作，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作品重意象，诗味朦胧幽邃。如他的《二十岁人》诗集中，《都会的满月》一诗开首就有“写着罗马字的/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代表的十二个星/绕着一圈齿轮”，最富诗意的有：“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又如《我及其他》一诗：“我，日益扩大了/我的风景/我！倒立在你虹色彩圈的IRIS上，/我是倒了过来的我。”这些诗句，主要是“去暗示事物而不是清楚地陈述他们”（见威尔逊《阿克儿的城堡》），充溢着意象派的风格。
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救亡的呐喊，使诗人从迷茫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徐迟1938年5月,挈妇携雏，离开了故土南浔, 离开了孤岛上海,到了香港。在香港，徐迟遇到了他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引路人乔冠华。在乔冠华、袁水拍、郁风等人的帮助和指引下, 他在1940年初冬，到了重庆。
近日，我整理书箧，翻阅旧书刊，无意间翻出了由孙望、常任侠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这本竖排的诗集，小32开，暗红色的封面，书装平常简洁，1943年7月由南方印书馆出版。版权页上印着重庆民权路37号。翻开目录，前面两首是徐迟的两首长诗《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
诗集由常任侠先生于1942年12月14日写了前言。他说：“这里我选取了三十六个人的诗，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虽然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姿态，但都是美好的，可爱的。因为用着争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浇溉培育的产品，所以显得那么灿烂，那么壮健鲜明。一个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用这样的装饰，才能使新中国的土地，充实健康，用这样的声音，才能歌唱出新中国人民热烈跃进的精神。我们新诗人的行列是绵长的众多的，产生的作品也是丰富的，这里只采撷这一点点，送给前进斗争的兄弟们，并为胜利祝福。”
对诗人徐迟，如今，我们知道他抗战时写了《在前方--不朽的一夜》、《太湖游击队》等诗文，对于《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两首长诗，所知甚少。其实，那时诗人的脚步，从兰州到酒泉，从陕北到天水，其足迹插到苏俄边界。经过几年的磨砺和锻炼,徐迟已经成了一个心向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人。
《中国的故乡》这样开头：“黄帝的子孙：/我们还记得吗？/你们知道吗？/中国的故乡在那里？/中国的故乡在西北/我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在秦陇盆地/在陕西和甘肃。”诗人还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去怀有江南的乡愁，因为抗战的大后方，那时在西北。诗人呼出：“我们抗战的根据地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的反攻条件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胜利的基础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也是关于抗战的一首长诗，“前方有了一个空前的大胜利，/后方有一个慰劳团派出来了。/……士兵们一堆一堆从战壕里出来，/……后方的大城市，/为这次胜利出了号外。”虽然今日读来有些口号化，但在当时战争年代，带有强大的鼓动力。“一片青云飘过来/在关隘上一座/锣鼓大声笑了/她们跳出最后胜利的大舞蹈/到那一天，四万万五千万人/都疯狂地，这样地、这样地跳动着。”徐迟的这两首长诗，读来感人肺腑，让人重温抗战风云。
徐迟，17岁开始写诗，18岁时在《燕大月刊》上发表处女作《开演之前》，22岁出版了第一本集子《二十岁人》。诗人彭燕郊在回忆徐迟时曾说：“徐迟是一个知识非常全面的诗人，很了不起。诗写得好，散文写得好，翻译也很好，他译的书不是普通的书，几十万字的《巴马修道院》是他最先译出来的，《托尔斯泰传》，英国人莫德写的，最权威的传记，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译的，都是大部头的东西。他还非常懂音乐，年轻的时候就出过两本关于音乐的书。”
今天，我们也许只看到后起的九叶诗派的成就，而忽略了一大批现代派的诗人，有些诗人的名字为人早淡忘，甚或被时代所掩埋。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以及抗战开始，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艺术反思、调整与转化后，现代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可以说，徐迟正是在现代主义诗歌之路上，洒下了探索者的一份心血，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才使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并且产生了穆旦这样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
徐迟之死
读着土黄纸的、每一个字都要细详的《现代中国诗选》，从而想起我与徐迟诗人的交往。上世纪70年代末，他和妻子陈松暂住南浔小莲庄，我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他卧室小坐片刻，他便带我往嘉业堂藏书楼旁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诗，虽然那时他已很少写诗了。邵燕祥说：徐迟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的报告文学也是当诗来写的。“诗人”不仅是徐迟的第一个身份，也是最根本的身份。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此话说得极是。
尔后，我和徐迟接触渐多。凡他回乡，我总能当面向他请教，还为他拍摄了许多照片。我请他写字，每次他都笑呵呵的，从不拒绝，没有一点大诗人与报告文学家的架子。
1996年12月18日夜晚，我突然间接到讯息：“著名作家，83岁高龄的徐迟，12月13日凌晨，于武汉逝世。”后来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李辉的《悲徐迟》一文。他写道：“就在一星期前，李小林（巴老女儿）与我在电话中，谈及想请徐迟为《收获》开办一个专栏的设想。昨天晚上，我告诉她这个噩耗。她连声说遗憾，说如果早一点与徐迟商定，说不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97年1月3日，施蛰存老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徐迟是老友；他最早的诗，是我为他发表于我编的《现代》月刊上的，由此成名。解放后，特别是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刊于《人民日报》），由此大名鼎鼎，然由此而自高自大，不认老朋友了。去年，回南浔时来我处，小座即去，与他相对无言，我们已谈不拢了！”又说，听说他续弦后，伉俪不合，闹了离婚，新夫人把他的钱都刮光了，以致郁郁不乐，终至自杀，恐亦当“自负赢亏”了，怪谁呢？……
秀州书局第53期（1997年1月20日）简讯上，转载米舒（曹正文）先生1月6日电话说：“冯亦代先生认为徐迟跳楼是狂躁症所致！”并转载了范泉先生1月11日从上海的来信：“……徐迟兄孩子徐津、徐延、徐建、徐音正向其父亲的朋友征稿，编成纪念集《送徐迟远行》（暂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我想，对于徐迟之死，应该说“黄昏恋”、“狐独感”之类的原因，是事物的触发点。对已达84岁高龄的诗人来说，这根本不太可能造成他会去跳楼的。至于施蛰存老的说法，我亦不能苟同。金钱对徐迟那样高龄的人，也已不太那么重要了，至少他还保留着一份作为高知的退休工资。至于所谓“狂躁症”，则没有迹象。无论哪类病，在未发展到顽症、绝症时，平时总有一点迹象会发生过；而在徐迟先生写与冯亦代的最后的信上，他说于武汉的生活状态很好，每天专心在电脑上写文，闲时喝茶读书，根本没有这类病症。从徐迟在《笔会》上最后一文《我与计算机》的字里行间，也读不出这类迹象。
记得李劼先生有一文《山顶立和海底行》，阐述了生命本源的意义。他说：“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人生具有本然的修炼意味，只是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但不管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人生总不外乎呈现为向上和向下这两种生命状态。”因此，我们能不能说徐迟之所以这样诀别，是不是生命和艺术到达顶点之前、追求美之极致时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不是在结束生命之际，他把自己生命之本，献给了毕生追求的美呢？我们这些人，对一位纯粹的诗人，对他所追求的人生之美的困惑，也许是无法体验的。（中国文学网）
徐迟决不是因互联网而死
王勇刚
徐迟是谁？
我怕我们新一代人会慢慢不再记得这个中国著名诗人、伟大报告文学作家的名字。
一个82岁的老人(1914出生)为什么要跳楼自杀？
在种种关于老人为什么自杀的猜测中，最让我生气的是说，老人是因为入迷互联网而自杀的。而且说这话的人还是国内一位有名的作家。
这是什么逻辑？互联网会导致人自杀，这样的故事我们在历史上听说过，中国建设第一条铁路的时候，有人说那会破坏国家动脉。
这样的无知发生在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且就在现代，你会相信吗？
老人是1996年12月12日出事的。就在1996年10月22日，我和他一起在武汉的东湖公园聊天，当时在场的还有诗人洪洋和彭邦祯。
我记得徐迟一见彭邦祯，就与他拥抱，并随口而出："中国一个诗人，美国一个诗人；中国的诗人在美国，美国的诗人在中国。"我们应该记得，彭邦祯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中，水中的月亮在天上。
你看，徐迟就是这样一位睿智的老人。
其实，他一生就是这样充满智慧的人--年轻的时候，大约20岁，就与当时很有名的诗人郭沐若一起在<新华日报>上讨论诗剧《屈原》。
60年代，他写了解放后第一篇描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后来，他又有了影响整个时代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他写的东西何止这些？
在每一个历史产生新闻的时期，他都能把那个历史时期的故事写的很激情、很技术、很专业、很让人理解。
真的很遗憾，他没有写互联网。
他写过计算机，写得是最精彩的了；在他的影响下，1993年我写过一篇讲局域网的文章，题目是：迈出孤独领域，进入缤纷世界。
他比我年长45年，但他比我更早用电脑写作
徐迟为什么没有写写互联网呢？
1996年10月22日在他跳楼前一个月，在东湖公园草坪上的聊天中，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事是，徐迟说，这个人啊，是越活越快的，好像物体下坠的加速度。我们70岁-80岁比60岁-70岁要快；60岁-70岁要比50岁-60岁要快，依此类推。我现在82岁了，将来90岁-100岁，100岁-120岁，那会越来越快的，我一会儿就可以活到200岁了。
说着，徐迟还笑了起来。
这是他乐观的一面。
第二件事是，当初我们中午吃完饭，洪洋老师提议我们到草坪上坐一会儿。没有想到，我们来到草坪边的时候，徐迟老人望着草坪中间的白色的椅子说，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远。。。。。。。
这又是现实。
下面是徐迟老人1993年为我的散文诗集《当代商人手记》写的序言。
序
徐迟
大约在70年代之末，或80年代之初，王勇刚曾写一封信给我。他说，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正在写着研究我的报告文学地毕业论文，希望我能给他说一点点意见。我回信说，你要研究我的报告文学，就请直接研究作品好了(潜台词：你也没怎么说你怎么研究我)因此，其他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好像是人海之间，两个人的眼睛偶尔相遇，而且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就分开了。也许从此不再相通了。
但后来我们却又相遇了，在一列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不过我不是去到终点站，而是到了中途的武昌站就要下车的。我在软席车厢中，先见到了叶君健，大家高兴得眼睛放光。接着叶君健又见到他熟识的潘淇先生。潘是交通部的副部长，这次被委派到深圳特区的蛇口，去担当交通部工作组组长重任的。叶君健就把我介绍给潘淇相识。潘淇立即热情地邀请我去蛇口采访并写作。正好这时，王勇刚从硬卧车厢来到软卧车厢。其时他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被分配在交通部工作。而交通部又让他当潘淇的秘书，因此他也是随同潘淇到蛇口去的。王勇刚见到我后更是高兴，说起了我们曾通过信。潘淇就对我说，将来我到了蛇口，就要王勇刚陪同我采访活动。我看王勇刚那样的年轻有为，便说这样安排很好很好。于是车到武昌，我就和他们告别下车了。然而去蛇口采访这件事，后来却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他随着潘淇有两三年之久。潘回北京时，他留下在深圳，在特区报当记者。然后我听说他改行了。他经商了。他当企业家了。但虽从商，而不弃文，他仍在写作，写了许多散文诗。
12年过后，我们又在经济特区的深圳相遇。这回他功告我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要多注意商人的言行，并且给我看了好几卷他的《当代商人手记》，又名《请你等着我》的散文诗集。这本集子的体裁却使我想起数学家兼散文家的帕斯卡尔的《思潮》的这本世界文学名著。我自己也曾试图用这体裁来写一本《网思想的小鱼》。而没有成功。我看完他的《当代商人手记》，就有点手痒，就摊开了稿纸来，要给他写一个小序。我已把这件事的全过程交待清楚了。这也是人海之中，少数几个人的不多几次的眼睛相遇，偶然对视而已，但说起来也怪曲折的，而且相当的热闹。
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既曲折，又很热闹。世界很小，中国也不大，真是容易相遇，互相对视。
这本"商人"的手记中，有一篇小文章题名《检察长的眼睛》，写得真是勿错。
他写出了深圳市检察长的眼睛，面对着一座商业大厦里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赞叹不已了'；"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不知他写的究竟是检察长的眼睛，还是检察长眼中的商品？当然两者都有的，还要加上检察长的思考。
而检察长思考的是"监察工作，一定要促进经济繁荣啊！"这篇文章在"商人"的手记中是较长的一篇。它写出了检察长的各种眼神，有时惋惜，有时沉痛，但主要是欣喜，对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满意之情以及他的没有忧虑、安度晚年的愉快心地。是的，检察长是要鉴别善恶、好坏、是非的，所以检察长的眼睛是明辨一切的。这篇文章使我对商品经济也禁不住的快慰莫名了，写得真好！
王勇刚的散文诗都写得极顶清净，高度凝炼，散扬出一种新的思想灵气。像我前面说过的，也是偶然相视中，刹那的光芒，却能在读者心上留下了一点痕迹。他写得很细腻，很空灵，心有所思，情有所溢，笔有所录，很像珠江口的浪涛，逆着蓝天，一闪一闪的发出亮光。从每一闪光来看，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唯其众多，一浪接一浪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展开着的，就有了铺天盖地的浩瀚的感觉。
看似单调，却似乎里面游泳着许多许多珍异的水族。从而感受到一位现代青年心灵的悸蠕与脉搏的跳动。当它们汇合成一本集子的时候，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形成大千世界中一个复合体，又浑厚，又玲珑，熙熙攘攘的，令人目不暇接。值得一看，可以细读。有审美价值，能引起读者啼嘘感叹的心弦共鸣点。
《当代商人手记》大致分为四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作《在旅途》属于个人的回忆。外婆家的小茅屋，小茅屋后面的一群杉树林；和金佛寺，寺前还有一群杉树林。
所谓"金佛山之梦"就是建立一个金佛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当代商人的最美丽的梦中梦。另一部分是当代商人有关商业的手记。还有，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是当代商人有关自己的心灵深处的统语或无声的呐喊，当代商人也还是人，有七情六欲的人。
有关商业的手记是作者的重要的经验谈。商业是充满诡橘和风险的舞台。商人在商业的舞台上表演着，或在商业的海洋里浮游着，时升时降，时出时没，忽儿升上云霄，忽儿如坠深渊。可喜的是我们终于建立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他也有了这散文诗的新题材。我读着他的这些短小精悍的散文诗时，感到惊心动魄。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如今它们是最新最美的事物。将近200首的小诗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但读完了又有尚嫌不足之感。我相信以后他还会往下写，生意越做越大，散文小诗越写越好，甚至写上一两千首和更多首来的。
我想，也不必对当代商人心灵深处的博语或无声的呐喊再多写什么话了。《手记》已在我们的面前摊开，任凭我们翻动、阅读。这里是他内心隐秘的充分宣泄，是美的机智，是俏皮而又严肃的思索。如果我愿意再多写一些，也许可以写很多很多多余的话，但是我又想，是可以不用多说什么话了。他说了很多可看、可听，可思的话。把小序在这里结束，《手记》就在你的面前展开了。1993年3月于深圳赛格公寓
徐迟老人到底为什么而死？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我记得徐迟老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影响很大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没有稿费。
他最难受的是看不到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资讯。
到了晚年，传说他家因为没有暖气而无法过冬。听洪洋老师说，那天徐迟老人跳下去的时候，一滴血都没有。
这使我想到徐迟老人那种选择有两种我可以接受的理由：或许，他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已经满足了；或许，他认为活着就要活的美丽，既然老了，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就不如……
不管怎样说，徐迟老人不会因为互联网而死，这一点，我可以用生命担保。（2002年04月26日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