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家的路——谈文化遗产及保护 寻找失落的世界遗产

寻找回家的路——谈文化遗产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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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遗产的发现与获取

文化遗产的发现与获取方法包括考古发掘、社会调查与征集、民族学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一）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中最常见有田野考古和水下考古两种形式。田野考古由系统确定考古遗址，在发现和确定遗址的位置后，便可以得到一个地区诸遗址的形态（规模和内部布局）以及遗址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的信息。通过这些空间分布信息所揭示的遗址的分布模式，既包括遗址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地形、生物资源、矿物资源、水资源等自然环境因素，对考古遗址进行可行性研究与立项；如果立项通过，便进入考古勘探阶段，对调查发现的遗址进行测绘，通过遥感探测和钻控了解地下的堆积情况勘探（包括寻找并纪录人类遗物和自然遗物）。在遗址表面发现了这些考古遗存后，记录它们的出土位置，然后拿到实验室进行整理和分析；另外，文献、运气和传说对考古遗址的发现与获取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有名的案例为：谢里曼运用文献发现特洛伊。奥杜威峡谷人类化石，瑞士新石器时代湖居遗址，拉斯克洞穴壁画（1940，法国）则是靠运气偶然发现的考古遗址。目前采用的田野考古方法有：直接观测、辨认遗址、绘制遗址图、测绘遗址、地形图、平面图、遗址平面图。

历史上由于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变，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港口、墓葬等沉没于水中；在一些古代航线下，还有大量古代沉船和文物，水下考古应运而生。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陆地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它以人类水下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对淹没于江河湖海下面的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调查、勘测和发掘,运用考古学所特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作为认识问题的手段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自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发生以后，随着瑞士湖上居址的确认，并进行了水下古代遗迹的科学调查和发掘，标志着水下考古学的确立。到了1943年法国海军发明了水中呼吸器，人们在水下才有了较多的自由，获得了进行水下考古的基本条件。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GeorgeBass）应邀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CapeGelidonya）海域的公元7世纪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由此开始了第一次的考古学家将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是水下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社会调查与征集

社会调查，即文物普查，是指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由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对本地文物资源进行较为全面性的调查工作。它一方面相对于考古工作的专题调查而言的。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文物部门平时所作一般性的文物调查而言。其目的在于发现以前未知的文物，复查已登记文物的保护状况，为科学保护、科学研究和发挥文物的作用提供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遗址、古墓葬和流散文物都属于普查对象。文物普查有专门的普查队伍，他们由文物、考古专业工作者和文化部门干部、技术人员等组成。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举办普查人员培训班，讲授文物法规、文物知识、文物鉴别和保护知识、文物普查方法和要求等，提高文物普查人员素质、保护普查质量。普查前对本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以及文物特点、原有材料作调查了解，并整理成文物史料汇编，还要制定文物普查具体计划。普查工作先进行试点，以积累、总结普查经验，提高干部业务水平，然后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普查中对每处不可移动文物都应实地调查。对新发现的文物，作好文字、照片和图纸等资料工作。对复查的文物，了解自上次调查以来有无变化，逐项记录、拍照，掌握现存情况。普查时还要采集各种文物、标本，征集流散文物。田野普查结束后，对原始材料进行分类、登记、编目、系统整理，分类编辑普查资料汇编、文物分布图、文物分布一览表和文物志等。在文物普查的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文物法规和文物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建立业余文物保护组织，聘请保护员，形成群众性文物保护网。文物普查工作结束后，推荐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可举办文物普查成果汇报展览。

文物征集则是博物馆根据其性质、特点和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有目的地不断补充物件或标本的基本工作。文物征集的原则如下：首先，如前所言，要从博物馆的性质出发。不同性质的博物馆应搜藏不同的文物，也就有不同的征集对象和范围。历史性博物馆主要征集：（1）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关物件资料。（2）直接或间接表现社会关系的物件。（3）具有代表性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产品，以及有关人们生产活动、商品交换等形象资料。（4）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有影响的帝王将相，重要起义领袖，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工匠、宗教领袖的遗物、作品、手稿及有关文献。（5）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6）反映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物件、文献。（7）反映历代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典型物件资料。（8）反映国际关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物件、文献。纪念性博物馆主要征集所纪念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historicalevents）的有意义的物件、照片、资料、手稿、文献和美术作品等。自然史博物馆主要征集岩石，矿物、土壤、古生物化石和动、植物标本。艺术博物馆主要征集适合本馆需要的各个时代各种流派的艺术作品，包括现代艺术作品、国外作品等。第二，从保护国家科学与文化财富出发。在征集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属于本馆征集范围，但又是有价值的物件标本，应当向有关博物馆及时通报信息，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先征集入馆，然后再妥善处理，避免这些珍贵物件标本湮没损失。征集工作应体现“博物馆是国家物件、标本的主要搜藏机构”的作用上。第三、从展示的需要出发。展示是建立在文物基础上的。展示即使已经展出也往往需要补充新的物件标本，以修改或充实展示内容，提高展示水平。另外，为有助于日后的诠释工作，文物征集要重视原始记录和原始资料，对征集品的有关情况，都应该有详细的记录，记录要求真实、准确。凡是需要了解的情况，都必须想尽办法去搜藏。因为，征集来的实物有无搜藏价值、诠释价值，宜否公开展示，都要求有确切的科学依据。失去科学根据的文物将很难利用，甚至成为负担。同时，与文物有关的文件、资料，要完整地保存，随同文物作为第一手资料一道移交保管部门。

（三）民族学实地调查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住居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早期的实地调查较多用于人类学领域，它与“民族志研究”或“民族志”一起构成收集资料的有效方式，实地调查研究是在一个自然场所咀进行，观察人员试图成为他即将研究的文化群体的一部分。民族学调查可分为以下四个步骤：一、选题准备：调查的目的和总的方向。充分考虑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效益，有什么样的价值？二、资料准备：查阅文献，包括图书、报纸、期刊、档案、照片、图象、电影、录音、录象等。三、调查设计：根据调查任务和已经掌握的有关资料，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个全面而又具体的计划安排和拟定调查提纲、调查问卷等。四、物质、经费和组织准备：在前往调查点之前，要对本次调查所需要的物资、技术装备、经费等作出估计和预算并充分准备。组织准备则是侧重指选择、训练调查人员。

实地调查是在民族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科研活动，调查的全过程必须在严密的科学研究规程控制下实施，其调查结论又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筛选整理。如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对亲属称谓进行研究的《易洛魁联盟》、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人的成年》、怀特的《街角社会》等都是运用实地调查法的经典之作。自民族学传人中国以来，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在实地调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35年，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携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研究，著有《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被吴文藻先生誉为“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原本就显现，它需要人们去发现、去发掘并且进行必要的阐释，也即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自己“说话”，它是由调查者、研究者及相关机构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确认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田野调查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根据逐级申报的原则，向单位或居住地所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请。项目申报的三个基本条件为：艺术价值、濒危状况、完整的保护计划。

二、文化遗产的甄别与判断

文化遗产的甄别和判断包括辨别文物真伪、判明文物年代、评定文物价值和等级几个方面。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鉴定过程中，应辩证地对待，不可将它们孤立起来。一、辨伪：在文物藏品中，特别是传世品，往往夹杂着伪品。在保管、研究、陈列时，首先要把混入文物的伪品辨别出来。辨别真伪主要是对馆藏文物和流散文物而言。对文物史迹，只是其中一部分需要辨伪。建筑物上的附属品石雕、木雕等毁坏之后，又按原状重新雕刻，与建筑物并非同时之物，其他构件的更换亦如此，如不辨别，把它定为原件，会引起混乱。二、断代：辨别文物的年代，是文物鉴定的主要内容之一。确定了文物年代，就可将其置于当时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研究。文物的真伪，最根本的是时代不同，还有所用材料、工艺的差别。文物断代对一切文物来说，都是必须的。在文物的断代研究中,除由于作伪而造成的一些文物年代混乱,需要鉴定辨别外，还有大量文物本身并无纪年，需要鉴定，判明年代。一些传世文物在历史流传中，由于自然损坏，有意挖损等，给确定年代带来了困难，还有一些文物史迹如古建筑，不同朝代屡次重修，更换构件，使一座建筑物具有多时代的构件，另有一些碑刻的纪年或关键字被砸去等，这些都需要通过鉴定，去判明年代。三、评定价值：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存，没有价值的遗存，不能称其为文物。在历史遗存被确定为文物之前，就需要对其进行研究，评定其是否有价值。在确定某历史遗存为文物之后，要研究它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高低。在研究文物的过程中，应将它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分析它的内容,鉴定它的制作工艺，揭示它的内涵及其在历史的地位与作用。从而确定它的价值高低，或它的价值的主要表现。

文化遗产的核心是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价值评估的本质就是揭示其文化意义。雅典宪章奠定了艺术、历史、科学三种价值类型，虽然目前的阐述更趋复杂与细化，包括考建筑、美学、史前史、人类学、人种学、社会文化、精神与宗教等，其多数仍不脱离上述三个领域，而精神与社会价值可视为新的进展；1967年基多规从经济角度提出，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应在不减损其历史与艺术重要性的前提下，提升其利用性与价值，以使大众可以认知与享受。评估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只有深入理解文化意义，才能对其价值作中肯的判断。为此，要对文化遗产作深入的学术研究，对其艺术、历史和科学的内涵，作充分的揭示。

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一）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导致文化遗产损坏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社会因素，如战争、暴力事件、失窃和事故；自然因素，如洪水、地震等天灾和各种动、植物及微生物，特别是光、热、水、空气这四种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目的，就是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它们免受人为事故的破坏，同时尽可能延缓自然变质的进程。

文保科学技术从学科结构分析，包括三个层次：（一）科学技术：对文物性状、内涵、生成、赋存条件及损毁机理的科学技术研究；（二）保护技术：在不影响文物基本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阻止和延缓文物随时效和自然环境变迁所发生的质和形的变异、避免人工环境变迁和突发事件对其质和形的破坏；(三)保护工程：对具体的文物的保护处理和预防性保护工程实施。从保护的性质，又可将文物保护划分为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和加固、修复性保护和养护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跨学科特征如下：文化遗产种类繁多，生成与储存环境极其复杂，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科学技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众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门类，并与多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关联的学科群。考古学、艺术史、科学技术史等领域成为其探索者，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前沿研究也往往有赖于对文物的科学技术研究而进行和推进。众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都与文物保护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会被考虑和尝试应用于文物研究及其保护，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文物保护的核心，并尽可能地吸收传统修复保护技艺的合理因素。

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原则与方法有：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多样性、时代性、地域性和不可替代性特点，决定了保护技术的审慎原则和技术方案的差异性，即便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同质文物，在保存现状、损坏程度方面也会存在区别，因此不可能一种保护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强调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从文物病害产生的原因入手，对症下药，铲除造成病害的根源。利用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论、手段、方法，对文物材质进行整体的和微观的结构分析，调查文物自然损坏的原因和全部具体过程，探索有效延缓和阻止文物损坏的方法以及最佳保存手段和途径。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才从文物的基本属性和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出发，精心设计技术与工艺，在实验室反复进行时效的和不同环境的比对实验，筛选出相对最安全的材料、工艺和技术，然后才能对文物进行小规模的保护操作并进行跟踪研究，取得工艺和技术参数，再经过时效验证后方能成为针对某个和某类文物的保护方法，并同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标准。保护性处理及材料研究是保护的关键。在进行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研究的同时，加强环境监测、测试分析、环境模拟、现场实验和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文化遗产科学保护任重道远。长期以来，随着国家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应接不暇，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但是，由于文物保护投入杯水车薪，文物保护科技人员匮乏，大量文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近些年，随着一些传统修复方面“人亡技绝”，更使中国文物保护事业雪上加霜，文物生存受到根本性的威胁，中国文物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造成中国文物保护现状严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历史城镇和古建筑保护的关键是管理和意识方面的问题，而科技支撑贫弱，明显成为制约的瓶颈。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和大型遗址的保护，在赋存环境变化后，由于没有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导致相当数量的文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而且至今还束手无策。

（二）文化遗产的管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最宝贵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当今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民族都强烈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是责无旁贷的基本义务。几乎所有国家，都对文物进行立法保护，发达国家还吁请和督促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政府间组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最为有力，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缔结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在发达国家，除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之外，很多地区还制定了特别法律加强他们的文物保护。在具体的保护工程中，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标准和技术规范。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包括：1、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生命体，其延续与发展必须被置于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之下，并使之在文化生态系统构成中与其他要素保持混元性、共生性，以及和民众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孤立的保护或仅仅专注于具体表现形式的保护，割裂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天然联系，无疑是一种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性破坏。2、田野调查和数据库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葆有原生态、本真性的文化事象。很多地方的民间艺术形式濒临失传和消亡的危机，首先必须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静态性保护方式将无形文化遗产转换为有形存在，运用多学科、多技艺、多手段来搜集整理非物质文化资源和实施“记忆工程”。3、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知识、技能或技艺,需要传承人能够以不同方式将它们复述、表演或制作出来。地方非物质文化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对传承人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加强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来实现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4、合理的开发利用：在文化形式、内涵和功能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适度的资本化运作和开发利用不仅是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使人们形成自觉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四、文化遗产研究与诠释

（一）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诠释

传统研究和诠释物质层面的资料时，着重于描述与解释大小、形状、色彩、质料、初级使用功能等。随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与概念的精确化，虽仍有学者针对物的本身进行诠释，但器物的意义更被强调为唯有置于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也就是说，由于所有物质成品均蕴含非物质的社会组织以及文化价值与观念的基础，超越简单的初级功能的认知，人类学更着意于文物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追求，或做为理解器物之意义、或作为科学解释之基础；进而提升到泛文化比较诠释的架构中，以探讨物本身之独特性及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普遍性。

文化遗产研究和诠释就是揭示文化遗产的美学与历史文化的内涵价值，并作出科学的推论。如前所述，古代物件多从质地、形制、纹饰、工艺或个人风格等方面考虑，而且受到资料等限制。对物件的研究和诠释，首要的是掌握其时代特征。任何一类物件，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反映该时代的特色或风格。尽管有的同一类别的物件沿续的时间很长，但其具体特征，都会因时代而变化。比如青铜器中的鼎，它从商代早期出现，历经两周、秦汉直到魏晋，是流行时间最长的器物，但其间各代的变化很大。不论造型、纹饰、制造技术或是铭文都有明显差别。研究和诠释不仅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也需要全面地综合观察对象。物件是历史时期的产品，它必然反映着当代政治、经济或社会生活的某些有代表性的特点，实时代特征。标本诠释物件，首先就要掌握当代的时代特征，这是标本诠释物件的一条重要依据。物件特征是可以辨认的。如标本诠释书画，先要了解书画的发展史，认识其时代风格及每个作家的个人风格。不同时代的绘画，有不同风格的特点，这是主流。同一时代中也会有不同于主流的风格出现，这就要求按时代分类进行对照比较，认识其不同的时代特征。

其次，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每个人的思想、性格不同，习惯经历不同，审美观点也不尽相同，绘画技巧也有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个人风格。但这也是较易于辨认的。正如辨别文学作品一样，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时代风格，个人风格，是标本诠释书画的主要依据。此外，还要从印章、纸绢、题跋、装潢、著录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和诠释，作为必要的辅助手段。古人的著录有不少可以作为标本诠释的可靠依据。但是，书也不可全信、完全依赖；因为古人著录中也有失实和错误的地方。文物诠释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切忌片面武断，重要的在于虚心体察，多方探索，以充分的科学态度，求得切实的结论。如果根据不足，宁可暂时存疑，再进一步诠释。同是商代的物件，也有早晚之分，尤其时代相距较近的物件断代更加困难，更要精细。如晚唐、五代的东西，或五代、宋初的东西，就不那么容易区别清楚。另外，中原和边疆地区的物件也有很大区别，同一时代的东西可能其区别就很大，诠释时还要必须考虑到器物产地的地区性特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诠释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集体、群体或个人创造的以非物质方式被后代所认可与继承的文化财富。因而，将之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比，更能把握其研究和诠释的内核；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财富是活态的、不断被发展和创新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静态的、不变的；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是特殊的物质，即具有能动性的人，物质文化遗产是静态的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指传承人继承和不断创新的文化，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指传承物本身；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通过传承人的口述或口述表演、身体示范或表演、综合示范或表演等进行的，传承人既是遗产的接受者又是创造者；物质文化遗产则是通过物的传递进行。在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遗产对比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精神财富的特点凸显了出来。这一概念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传承方式、价值和形态等的整体关注，它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遗产学领域，而且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的思维方式，使传统学术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都将面临一场革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诠释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遗产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不仅强调遗产的价值性，而且特别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具有多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视为其文化遗产”、“认同感和历史感”就是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性。同一遗产因群体、团体、个人价值主体变化或因所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等时代变化而变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呈现出一种历史多元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渗透的这种多元价值思维，对传统学术研究是一种启示。传统学术研究在面对文化遗产时,更多强调当下或古为今用，对遗产在历史、现实与未来针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多元性是关注不够的。就文学遗产的价值而言，由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和《毛诗序》的“诗言志”之说等开创的中国历代文论，多重视文本与物质文学的大传统价值，而对于非文本与非物质文学如民歌、说书、戏曲等所呈现的如祭祀、民俗、巫术等小传统价值却基本上是漠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左右文学生成和传承进程的不是大传统价值而是小传统价值，因此，只有用价值多元性的思维去研究中国的文学遗产，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文学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从形态角度提出和确立的，如“民间文化”、“民间创作”、“口头传统”、“非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它们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试图从生存和传承的具体形态来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民间”、“口头”、“非物质”等术语所表示的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或传承的形态。形态思维是一种通过对对象形态还原来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就是要求我们用是其所是的方式去认识、研究、诠释、保护它，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其固有的活态环境中，研究其“活”的存在和传承方式，这即是生态研究和诠释。

五、文化遗产传播与利用

（一）文化遗产的传播

文化遗产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以文化遗产为传播内容的信息流动过程。文化遗产传播又分为狭义的和广义文化遗产传播。广义的文化遗产传播是指与文化遗产有关的一切信息的流动过程及活动。狭义的文化遗产传播，是基于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为目的，有政府、大众媒介、市场、NGO等组织机构和社会力量以及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信息的流动过程及活动。我们所说的文化遗产传播主要指狭义的文化遗产传播。

文化遗产传播有很强的目的性，强调有效的价值传播。基于文化遗产传播的这个属性，文化遗产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目的性。文化遗产传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基于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基础上，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为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这点是判断传播活动是否为（狭义）文化遗产传播的最主要依据。2、社会化：文化遗产传播需要各类社会群体和组织、机构、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互动。3、持续性。持续性是衡量文化遗产传播是否有效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4、专业性。文化遗产传播注重专业、科学、高端的信息来源，强调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体具有权威性、专业性，这些都是基于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5、同步性。文化遗产传播是一个独立、完整、有效的体系。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文化遗产传播不应该滞后于抢救、立法、规划，而是应该与其同步协调进行。

公众是文化遗产传播的最终主体，也是文化遗产传播的最终对象。这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权威传播主体通过各种渠道对公众进行文化遗产传播，对公众产生影响，这时公众是文化遗产传播的对象；第二，受到传播影响的公众反过来进行与文化遗产传播有关的活动，这时公众是文化遗产传播的主体。文化遗产的有效价值传播，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公众的力量，带动公众文化遗产传播意识的觉醒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将经历从以政府、专业组织为主，到以公众为主的转变。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活动留下的、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具有独一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转性（一旦毁坏，无法恢复），遗产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文化遗产传播中所指的文化遗产具有普世价值。通过对文化遗产传播的研究，开始逐步形成一个独立、完整、有效的文化遗产传播体系。对于文化遗产传播规律、现状和方法的探索认知，有助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使得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文化遗产的传承也能更好地给予社会大众文化熏陶和文化体验。

（二）文化遗产的利用

文化遗产利用方式可以大致分为四类：游览不可移动文化遗产（遗址、历史街区、名人故居、线型遗产、文化空间、户外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参观博物馆（常设展、特展、专题展、巡回展等）；观看影视片（BBC、探索频道、国家地理等，专题片、科教片）；参与非物质文化项目（参观、操作、体验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对于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人类文化遗产因其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世人珍视，受到世人的保护，但在人们认识、理解和利用它们之前，并不能自行转变为可以为人类现实生存服务的文化资源。也就是说，人类文化遗产成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是有条件的。博物馆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收集、深入的研究，并通过生动通俗的方式向全社会传播，正是这一系列努力，创造了文化遗产向历史文化资源转化的条件。在人类各种文化机构中，博物馆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理想场所。它存在的理由，它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每一点上都与上述任务息息相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文化遗产是通过博物馆化而成为能为人类现实生存服务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博物馆应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系统整合，另外，在利用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把文化遗产看作人类过去生存状态的物证，而且要恢复时代的联系是指将它们与同时代各种相关的，有内在联系的物品结合在一起，再现当时的使用场景；所谓恢复历史的联系，则意味着将各时代的物品与作为它们先驱和作为它们后继的同类物品连结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通过这种系统的整理与组合，它们作为物证的意义才得以体现。在目前逐渐形成的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中，博物馆也应开始从“物”到“事”、从“珍宝匣”到“讲故事的大教室”转变。

（三）谈文化遗产旅游——在民族文化中找到回家的路

在文化遗产导论课上，教授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国人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实物阅读的训练，欣赏各种文化遗址于其而言，也不过是眼球运动，根本无法读懂它，无法与它进行对话，将其文化意义挖掘与展开。”一句话道出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任重道远。在我看来，这无疑也是对当今文化遗产旅游所面临的困境的一记醒目和叩问。

笔者认为，文化遗产旅游负有将深刻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丰富的历史资源的重任，因此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时，需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和长远的文化眼光，以承担起挖掘文化遗产深藏的文化价值和将传承发扬优秀中华文化的使命和责任。然而当下文化遗产旅游却面临着市场经济和外来强势文化两方面的冲击。

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迫切，人们愈来愈看重了不同文化的价值。文化遗产的“深度旅游”概念悄然兴起。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遗产进行深层的了解。处于当今的人们，已经不满足走马观花的旅行，而是希望通过旅游获得更多的认识与知识，包括历史的、生活的、文化的、生产的、民俗的、艺术的，来感受不同地域所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深度旅游”作为一种引导性旅游，首先对文化的引导者的文化素质提出了要求。反观当下中华大地，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旅游化，旅游却面临着没文化。正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身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于是文化成了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在各地大打文化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为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打造”文化的口号悄然兴起。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按照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必然导致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都被拉到前台。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而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文化的浅薄化成了市场化的必然。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有的文化遗产进行人为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这也是各个旅游景点充斥着胡编乱造的“伪民间故事”的真正原故。导游解说肤浅空洞，纪念鼎粗俗不堪，各地雷同，只能看看新鲜，看过则已，所获甚少，无知的旅游，缺乏魅力，多是一次性的。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行数千年，源远流长。然而，在经历文化五四以来第四次文化断层之后，它似乎变得支离、孤单、破碎、无力和飘零，变成一种弱势文化。面对着强势的外来文化，我们本能地有一种文化自卑感，于是处于弱势文化状态的人，多半都会改造自己，去迎合强势。于是某市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又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右“明清街”。衔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某古都建筑群里有了星巴克，还卖起了垃圾快餐……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

反观日本的文化遗产旅游，每一项奇风异俗．每一样普巧的技艺，每一种独一无二的小吃，每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细节，都被他们挖掘出来，呈现在旅游者面前。旅客在这立体而斑调的文化空间里穿行，自然得到丰裕的收获。再对比一下景点中的艺术品店。日本人展示给西方的多是浮土绘和陶艺。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对日木人的版画和陶艺颇为欣赏。十九世纪中木期，浮土绘曾经深深影响丁法国的画家，但中国艺术品店却堆满了假红木的家具，彩绘大瓶，双面绣和宜兴壶，大多是匠气十足的工艺品，成堆地济在货架上。价钱都很低，愈低愈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在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两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截然不同的态度。

笔者认为，文化遗产旅游需要有自己的尊严和灵魂，既不能迎合市场经济，也不需迎合外国的强势文化。当文化遗产旅游以迎合的姿态迎接旅游者时，其独特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便消失了。一个民族不能轻贱自己的文化，轻贱自己的文化，必然招到别人彻底的看轻。一个民族的自尊首先体现在民族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始终有一颗不跪的灵魂。当我们把自己的文化遗产奉若神明，严肃恭敬地挖掘和传承它的文化内涵，不容市场经济和外国强势文化的丝毫亵渎和改造时，文化遗产旅游便有了自己的灵魂，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民族找到了回家的路，而这也是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需要的长远的文化眼光。当这些遗产以高贵的姿态面对慕名而来的游客时，我相信随之而来的是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2】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诠说》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3】何裕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胜旅游》湖南地图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4】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导论课课件2012年春夏学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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