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朝阳门内北小街地区
一、朝阳门内北小街
朝阳门内北小街，呈南北走向，北起东四十条，南至朝阳门内大街，全长1032米，南段宽42米，北段宽18米，路东半条街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墙。朝阳门内北小街西侧是东四三条至东四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规矩整齐，平房区有多座挂牌保护的四合院。街道东侧是东四平房危改区，旧房已全部拆除，建起原住地居民回迁楼，一层都是小门脸底商。
二、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
现在东四北地区的现状是，宽阔的东四北大街，大街沿街大部分建筑是居民住宅楼，而胡同里却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平房四合院保护区。
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可以看到，元朝时期东四一带属寅宾坊和居仁坊，具体的胡同名称未曾标注；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属思诚坊和南居贤坊，已经出现了“东四头条胡同”至“东四四条胡同”，另有资料说，这四条胡同的名称在明朝嘉靖年问便已出现；清代乾隆年问，此地属正白旗，自“东四头条”向北一直扩充到“东四十一条”；20世纪初的宣统年间，原先的罐儿胡同成了“十二条”；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面的汪家胡同、船板胡同也被收编，成为“东四十三条”和“东四十四条”。
在这14条胡同里，变化最大的是东四十条。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条原本十分普通的小胡同越拓越宽，如今已经成为平安大道的组成部分。
东四头条自然是这9条胡同里的“老大”，有趣的是，它不仅是这些胡同中最短的一条，还是一个死胡同。
看看早先的地图，明朝的时候，东四头条是一个拐弯的胡同。那时它比东四二条还长出一段，由西向东，在延福宫东侧转向南行。至于它为什么会半截拐弯，则不知究竟：胡同东面是一片空白区域，使胡同无法向东延伸。到了清代雍正年问，这一片“空白区域”成为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的府邸，历经数代，至同治年问变作孚郡王的府邸——孚王府。这位孚郡王（后来封为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九个儿子，所以孚王府也叫九爷府。九爷一生碌碌无为，这府邸却规模宏大，其布局完全符合《大清会典》中对王府形制的具体规定，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
20世纪60年代，孚王府的西面新建了外交部大楼，东四头条又被截去了一大段，从此变成了死胡同。
由于孚王府的存在，东四二条同样是个半截胡同，不得不中途掉头向北，插入东四三条中段去了。
从东四三条至东四九条，都是东西贯穿的完整胡同了，但其间地形仍有变化。东四五条就有些调皮，中间拐了几道弯，还带出铁营南巷等枝杈胡同。
除了铁营南巷，在东四头条至东四九条之间还有不少小胡同忽隐忽现，使东西走向的主干胡同得以横向贯通。这些小胡同的名字在表现出某些地形特点的同时，也保留了历史演变的痕迹。如月牙胡同，确是那样小巧的一弯；板桥胡同、石桥胡同、流水巷，说明这里曾有沟渠。
东四地区历史悠久，旧时豪宅名府甚多。由东四四条东口进去不远，路北有所宅院，台阶很高，显得有些特殊。这宅子与1号、3号院原本属于一家所有，主人为清代同治年间当过礼部侍郎的绵宜。绵宜是道光皇帝的本家，属皇室宗亲，因此他的住宅被百姓称为“皇帝的叔叔家”。别看这宅子的院门不算大，里面却有三层院落，格局十分规整。
与绵宜宅相比，东四六条的崇礼宅更具盛名（见上图），它是北京城里唯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私人住宅。崇礼是晚清大臣，光绪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他是个碌碌无为的庸才，之所以官运亨通，全仰仗有个富贵女婿，即光绪皇帝的弟弟。崇礼陡然成了皇亲，身价大增，宅子盖得自然非同一般。如今六条的63号和65号院均属崇礼住宅，全院面积阔达一万多平方米。东西各是一个四进的大四合院，后门直通东四七条；中部为花园，有假山、亭阁、月牙河等。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的部下刘汝明购得这处宅院，在重新修茸的时候意外掘出大批金银珠宝，其价值远远超出购房的支出。有了这笔飞来横财，刘汝明修宅的劲头更大，使其华丽程度更不寻常。据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平时，冈村宁次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住所。
在距崇礼住宅东面不远的地方，如今的128中学所在地，还曾有过一座名府，即北洋军阀徐世昌的住宅。徐世昌在清末曾任邮传部尚书直至内阁协理大臣，1909年住进此宅。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原先大门在流水巷，护卫森严，要通过空中的过街楼才能进入院内。1922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4年后下野寓居天津。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多次上门，威胁利诱，想让徐世昌出任伪职，均被拒绝。后来，徐世昌索性闭门谢客，直至1939年病逝。徐世昌在东四六条居住的十几年问，正是中国经历重大变革和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他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东四二条胡同至九条胡同，是典型的清四合院集中地区。京城自古有“东富西贵”之说，东即指今东城区，原属于清代满洲正白旗子弟管辖和居住之地，范围大概可以从皇城东墙中段起算，东走至朝阳门，北到东直门所围绕成的一个方格。正白旗先由女真人努尔哈赤于1601年初定，以位于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族人为主，因旗色均纯白而得名。因此东城区内历来富贵人家居住的大型四合院特多。
东四地区位于“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内，传统文化底蕴浓郁，人文气息浓厚。元、明、清的民谚“东四西四鼓楼前（门）”，说的就是北京市四大著名的繁华区。修建于元朝的东四三条至八条严格按照大街24步、小巷12步的规格，虽经历了700年的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格局。可以说，东四地区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清晰的历史文脉和经典四合院群落，做好这些保护区胡同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有利于发展历史文脉、继承人文传统、弘扬民族文化。
三、东四危旧房改造区
朝阳门西北角旧有的老胡同有：朝阳门北顺城街、烧酒胡同、南弓匠营胡同、宝玉胡同、吉兆胡同、吉兆东巷、墨河胡同、铁匠北巷、仓南一巷、仓南二巷、仓南胡同、南门仓胡同、福夹道胡同、南利民胡同、后石道胡同、豆瓣胡同、南豆芽胡同、罗家胡同、梁家大院、后沟沿胡同、北豆芽胡同、豆嘴胡同、东门仓胡同、椅子胡同、东门仓横胡同等。如今这些老胡同连同这个区域的老房子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上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朝内北片住宅小区和沿东二环路的几栋办公大楼。
东四危改小区，东至东二环、西至朝阳门内北小街，南至朝阳门内大街，北至东四十条，总占地面积40.9公顷，建设用地为21.26公顷，拆迁居民6876户，有各类单位68个。改造前的东片地区，民宅90%以上始建于清末民初，大部分为碎砖头破瓦片和黄土泥修建而的，这是北京贫穷百姓建房的一个“绝活儿”。因年代久远，多数房屋漏雨、墙体下沉、阴暗潮湿。再加上人口密度大，拥挤不堪，居民自建违章建筑，使原本狭窄的街巷、院落更显拥挤，建筑密度超过80%，基本没有了院子，只剩下连接各家屋门蜘蛛网般的窄道。有的平房是由1976年搭的抗震棚改建成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居民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群众的居住环境差，生活质量不高。因此，对东片的平房区，采取“危改加房改”的形式，把平房区基本上是“推倒重建”。
2001年东部危房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03年11月首批28万平方米的回迁楼正式竣工。改造后的小区住宅楼，高低错落有置，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绿地面积30%以上。小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危改回迁居民约4000户，居民户均住房面积由14平方米增加到72平方米。东片以“奥林匹克社区公园”和“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两个公共建筑为支撑点，显示了现代服务意识的社区公园文化，并且是全国第一个奥林匹克社区公园。上图是新建成的东城区东四危改小区23栋居民回迁楼。
开发和建设单位是北京东方康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隶属于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现为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企业。开发的项目有东方文化大厦、东方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东创影剧院、王府井停车楼、交道口东大街危改小区、隆福广场、长虹影院、安定门外303号楼、芍药居西区项目，并参与建成了菖蒲河公园。是东城区大型国有房地产公司之一。开发建设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东四危改小区东片建有“奥林匹克社区公园”和“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两组建筑，显示了现代服务意识的社区文化，并且是全国第一个奥林匹克社区公园。
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总投资600万元，公园占地面积10800平方米，包括9000平方米高标准的绿化工程和绿地喷灌工程，2000平方米精美的铺装工程以及先进的电气（灯光、照明）工程和娱乐设施等，并设立了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主线的“奥运风”、“圣火”及“奥林匹克风”三组大型雕塑。建成后的社区公园，每天都以亮丽的风姿迎接众多的社区居民和过往游客，成为东二环路沿线又一个城市景观。
东四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坐落于朝阳门内大街和朝内北小街交叉路口东北角。“中心”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总建筑面积4731平方米，建筑高度21.6米，2005年7月全面投入使用，总投资约2500万元。体育文化中心的基本功能设置有两个主要场馆，地下一层乒乓球馆540平方米，首层综合馆含蓝球、羽毛球、排球功能613平方米，还有多功能厅、展示厅、体质测试站、棋牌室、儿童活动室、团队活动室、台球室、器械健身室、体质测试站、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等。
四、东四街道
东四街道位于东城区区境东部，辖区面积1.65平方公里，东起东二环路西侧，西至东四北大街，北起平安大道十条段，南到朝内大街北侧。辖区主要大街4条，胡同30条。2009年末有常住人口44253人，17297户。驻地单位1662个，其中中央、市属单位68个。辖区内有中小学校4所，医院2所，托幼园所1个。辖区内有清文渊阁大学士崇礼住宅及明、清两代贮粮仓库南新仓。
明属南居贤坊、思诚坊，清属正白旗，民国属内三区，1958年由东水车、宝玉街道和辛寺、东颂年街道的一部分合并而成，改东四人民公社，1966年改称东四街道革命委员会，1980年复称东四街道办事处。辖10个居民社区：南门仓、东四北大街南、二条、罗家、五条、铁营、豆瓣、八条、总院和十条。辖大街南、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东、六条西、七条、八条、九条、十条东、十条西、铁营、育芳、小街、仓南、罗家、南豆、北豆、豆办、顺城、烧酒、大街北、化纤、中宣、房修等29个居（家）委会。
二条社区居委会位于东城区东四地区南部，辖区面积70765.03平方米，有胡同3条，平房院落147处，楼门11个，总户数1580户，总人口3899人，社区单位13个，社区服务网点2个，居民小组12个，居民代表39人。
五条社区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中心地区，是典型的老北京胡同平房保护区。辖区面积151180.22平方米，有大小胡同3条和东四北大街部分商户，平房院落257处，楼门2个，总户数1971户，总人口4905人，社区单位113个,社区服务网点24个，居民小组15个，居民代表49人。
六条社区居委会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中心地区，是典型的老北京胡同平房居住区。辖区面积186231.3平方米，有大小胡同10条，平房院落242处，楼门3个，总户数2358户，总人口5961人，社区单位114个，社区服务网点41个，居民小组15个，居民代表39人。
七条社区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中心地区，是典型的老北京胡同平房保护区。辖区面积110835.52平方米，有大小胡同8条，平房院落229处，楼房8栋20个单元，总户数2080户，总人口5406人，辖区单位92个，居民小组19个，居民代表43人。
八条社区居委会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的西北部，是典型的老北京胡同平房保护区。辖区面积221891.11平方米，东临朝内北小街、西临东四北大街、南临七条胡同、北临东四十条平安大街。平房院落216处，楼门1个，总户数2547户，总人口6007人,社区单位221个。居民小组18个，居民代表53人。
北京军区总院社区居委会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北部，地处北京军区总院家属院内，是典型的军民共建型社区，辖区面积371526.27平方米，平房院落4处，楼门88个，总户数2378户，总人口5441人，居民小组22个，居民代表67人。
南门仓社区位于朝内北小街东部，是新型的现代化危改回迁小区，社区内有4000多平米的东四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供社区居民休闲、娱乐，南门仓辖区面积154345.06平方米，总户数2331户，总人口7016人，社区单位1个，社区商业网点52个。居民小组31个，社区居民代表67人。
豆瓣社区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的东部，东临东二环路，西临南门仓社区，南临朝阳门街道，北临总院社区。东起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西到罗家大院胡同；南起朝内大街，北到南门仓胡同，呈东西宽、南北长的倒L形状，面积176664.47平方米。社区户籍2646户，人口总数7413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裕固族等11个民族；居民小组33个，居民代表73人。
五、东四街道妇女状况调查
据新华社报道：1958年成立东城区东四人民公社时，有12257户，51065人，在应组织的街道7357个劳动力中，有女劳动力6186个，占总数的84%。东四人民公社的成立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妇女开始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党委根据全党全民办工业和两条腿走路的方斜，引导广大家庭妇女以“穷干苦干,白手起家”的精神,在国营大厂的支拨下,大办街道工业，先后办起了十九个工厂和一百多个生产小粗，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1958年尚未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一般是孩子较多，家务较重，年龄蛟大，文化较低，她们到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营大厂生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困难。根据稠查，现在公社办的美术加工厂劳动的286个女工中，都有十三岁以下的小孩。30%的女工有一至二个小孩，40%女工有三至七个小孩，无孩子拖祟的仅占30%；文化程度是文盲130人，占45.5%，高小以下的占45.5%，初中以上的仅占9%。
2011年《新婚姻法》的实施引起不少社区居民对婚姻的再一次思考，甚至有人为了它而劳燕分飞。究竟维系婚姻的秘诀是什么？是法律的约束还是我们对爱的执着？
看着社区里一对对两鬓斑白依旧相亲相爱的爷爷奶奶和人到中年依然甜蜜浪漫的叔叔阿姨，记者便去探究了他们那个年代，对于婚姻和爱情的理解。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能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启发，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秘诀！
难违父母命经营幸福家
东四八条社区居民郭殿彬今年87岁。很小就被过继给养父母家。在那里，他每天除了上学还要侍候养父母，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传宗接代的重任也担在了他的肩上。
那时候，结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没有自由恋爱结婚的可能。村里的媒婆总是在各村之间走动，说好一桩媒，媒婆还能拿到不少的喜钱。郭殿彬家就遇上了这样一个“认真”的媒婆，多次来家里说媒。
媒婆说的是邻村里的一户人家的姑娘，说姑娘天真朴实，品行端庄。养父母对媒婆口中的姑娘还算满意，郭殿彬万般的无奈，自顾自的哭了好久也没缓过精神。
结婚当天，郭殿彬坐在高头大马上，前面有吹鼓手欢天喜地的开路，后面是四人抬着的大轿子热热闹闹的走在接亲的路上。
接了新娘子回来，三拜九叩仪式一完，到了入洞房的时刻。郭殿彬一下子爆发了，死活不肯进屋。想起自己要和一个陌生的女人结婚，掀开盖头眼前的新娘子就是万般好看，他也依旧难以接受。
由于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程度不同，本来就相差四岁的二人一时间琴瑟不调，吵架拌嘴更是家常便饭。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二人调到了北京。随后，妻子王贵稳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做工。慢慢地，郭殿彬发现，妻子不仅孝敬父母，还心灵手巧，在工厂成了一级缝纫师。时间长了，两个人开始有了共同话题，可以一起聊聊有意思的事，架也很少再吵了。
郭殿彬告诉记者，他们那个年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年代，没有婚前的接触，更别说恋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会慢慢沉淀、变得成熟，对待事情的看法会有所改观，对人的态度也会因此而不同。如今，两个人相依相伴已走过了70多年，时不时他们还会一起回忆往事，谈谈那时的“矛盾”。
找对象只看人品新娘子骑车过门
和那个年代很多知识青年的生活相似，陈永红在山西省祁县每日除了支援乡村建设，更多的是盼望着有一天能重回北京。1977年，27岁的她就当上了山西省祁县豆罗镇的团委书记，因一心专注“事业”，她成了大家眼中的“剩女”。
上世纪70年代的村间，青年男女20出头基本上就已结婚成家。因此，不论她走到哪里，村民们都对“身居高位”却还是“孤家寡人”的她很是关心。“你怎么还不找对象？”“这个年纪早该结婚了。”虽然压力大，但陈永红依旧坚持着，不肯嫁到当地。经同事介绍，她认识了在五峰山林场搞技术工作的王殿卿。由于上班经常能碰面，又曾是一个学校的校友，二人也没经过太长时间便和家长说了谈朋友的事。
1977年9月23日二人在祁县豆罗人民公社“领证”结婚，所谓的领证就是在印制好的结婚证书上手写上两人的姓名。结婚证上，黑蓝色的钢笔字迹标注出了二人的姓名年龄。之后黑色的字体标着“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之规定，发给此证”右下角填写上年月日，并盖上了一紫一红两枚公章。一枚来自山西省祁县革命委员会，一枚来自祁县豆罗人民公社委员会。没有“小红本”的外包装，甚至上面连照片都没有。
领了结婚证的第二天，二人就踏上了回京的路途，回家筹备婚礼的事。而婚礼操办内容也很简单，只是各自做了一件衣服而已。男人穿上了一身毛料的中山装，男方家给她做的则是一件天蓝色弹力呢的上衣和一条黑色裤子。9月30日，“婚礼”正式开始。
一大早，新郎带着两个妹妹拿着新娘子的新衣服骑着自行车“接亲”。到了陈家，陈永红穿上新衣服，骑上小姑子骑过来的一辆崭新的“二八”车，和新郎一起骑回婆家，这“接亲”的仪式就算完成了。
晚上，陈永红娘家的哥哥嫂子和她婆家一家人吃了顿饭。桌上的菜色不算丰盛但却很实惠，鱼、肉、青菜、豆腐样样都有。也没有什么精心准备的祝酒词，只是接受着家人最简单的祝福。整个婚礼就算办完了。没两天，二人又回到了山西继续工作。
陈永红告诉记者，其实，那时候结婚考虑的除了大环境的限制，其余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人好不好。很少有人有意识在结婚前问问对方家的家庭条件，只要差不多，有共同语言就行。
宁嫁有为穷小子不嫁地主资本家
现年77岁郭淑珍嫁给田庆宝那年正是政府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婚姻法》中宣传的男20、女18，就是他们结婚的年纪。1959年初，同在夜校学习的郭淑珍和田庆宝一个在高阶班，一个在初阶班。
田庆宝是高阶班的班长，学习成绩和各项表现都很受校方的器重。在全校的大会上，田庆宝总能作为学生代表发表讲话。郭淑珍则和当时的女学生们一样，只是一心默默读书。
一天，刚从学校回到家里的郭淑珍被母亲叫到了房里，“有人给你介绍朋友，问你同不同意？”母亲突如其来的提问，郭淑珍羞红了脸。见女儿没作声，母亲就继续介绍起来。听说是学校高阶部那个在队伍前举旗的田庆宝，郭淑珍这才答应见上一面。
就这样，两个人就开始正式谈上了朋友。那时候，田庆宝的哥哥当兵牺牲了，父亲也不在。只剩下田庆宝和母亲。怀中抱着的一个烟摊是母子二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田庆宝每天在街上捡点烂纸卖钱贴补家用。
尽管遭到了质疑，但是郭淑珍却坚信，这个穷小子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是一定能让她幸福。“地主有钱，资本家有钱，可是我心里看不起他们。”就这样郭淑珍的坚持终于让两人的爱情结出了果实。
就这样，他们在当年的2月28日结了婚，婚礼办得很隆重。“穷孩子出嫁也要争一口气。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婚礼很隆重，我们今后的生活也一定更好！”郭淑珍说。
之后的生活，就像郭淑珍期盼的。在他们结婚时那个不足五平米的小房子里，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个风风雨雨，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
郭淑珍告诉记者，她们刚结婚的时候，经常会到工地或者工厂义务帮工。虽然多年都没有机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可是能一起响应国家号召，为他人服务，即使见面时间少，他们也依旧觉得幸福和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