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襄阳有关的革命志士·烈士的事迹
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今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人般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前辈为中国革命胜利所经历的艰苦曲折的奋斗历程，不能忘记曾经是革命胜利摇篮的革命老区，不能忘记曾经为革命付出过沉重代价，至今仍未彻底脱贫致富的老区人民。
襄樊老区是中国革命老区的组成部分。早在建党初期，早期革命活动家肖楚女于1920年8月和1923年秋，两次应邀来襄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播下革命火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二师学潮”。1924年从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谢远定，在襄樊培养发展了董振、李金铭、宋良献、高如松、马适安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并从莫斯科学习归国的程克绳，于1925年4月回到枣阳家乡，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党小组，以后发展为枣阳特支、枣阳县委。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鄂北各县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鄂北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8月中旬，中央派李富春、王一飞等到鄂北发动和领导农民秋收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发起了著名的蔡阳铺暴动、黄龙垱暴动、荆山农民暴动及石花、盛等地数十次农民暴动。1930年6月25日，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26师，转战南北，开辟了襄枣宜根据地(亦称鄂北根据地)，形成以翟家古城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局面，同洪湖、红安并列为当时湖北省的三个重要苏区。
1930年10月，遵照中央指示，鄂北特委与豫西南特委合并，正式成立鄂豫边特委，同时建立边区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活动范围横跨鄂西北和豫西南21个县及荆门、钟祥、当阳、远安等地，根据地面积达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70万。
1931年3月，贺龙、邓中夏率红三军主力从洪湖转战到鄂西北，开辟了保康、谷城、南漳、宜城、钟祥等红色苏区。同年9月，万涛、段德昌率红三军九师行至枣阳田家集(今属宜城)与红26师会师，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在鄂豫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鄂豫边苏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1931年11月，鄂豫边特委机关由南阳迁至宜城新街。1932年2月2日，改组为鄂豫边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襄樊革命老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建的红色苏区之一。鄂豫边根据地(后属湘鄂西根据地)，是党在全国建立的12个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和武装割据的形成，引起敌人极大惊恐，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地方反动民团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加之当时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的严重危害，在外患与内乱交织的重压之下，在异常艰难和危急的时刻，部分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被迫分散隐蔽或转移，以各种形式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革命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又纷纷聚集力量，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之中。1939年2月，建立鄂西北区党委，成为鄂西北、豫西南地区党组织活动和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心、抗日游击武装的指挥中心。在1939年10月新组建的鄂豫边区党委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的领导下，英勇顽强地同敌人做殊死斗争，为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1946年6月，积极配合李先念、王树声率领的五师突围部队粉碎了敌军在襄樊地区的围堵，胜利实现了突围。1948年7月，人民解放军在襄樊军民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援下，取得了襄樊战役的辉煌胜利。
在这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中，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贺龙、徐向前、李富春、陶铸、王震、胡绳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我军高级将领王树声、许光达、王宏坤、李德生、张廷发、尤太忠、王近山等，曾在这里进行过浴血奋战。在襄樊这块革命热土上，养育了黄火青、吴德峰、余益庵、高如松、李实、张光年、罗忠毅和开国中将田维扬等一批国家栋梁。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襄樊大地上发生过无数次气壮山河的战斗。枣阳平林是一片被烈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西撤，10月19日途径枣阳，蒋介石调集数万人的兵力围堵，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在平林的新集和土桥铺与国民党军鏖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部突围，时任十一师政委的李先念为解总部之危，脱掉上衣，带领将士奋力拼杀。1000多名红军伤员为了不拖累红军突围，集体要求与敌人战斗到底，他们每人怀揣两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经过两昼夜的激战，红军将士以一当十，粉碎 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红四方面军军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
无数襄樊儿女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襄阳县革命烈士董振，本是一个青年学生，在二师读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参加了“二师学潮”。1927年5月，他被敌人逮捕杀害于襄阳西门外，年仅24岁。革命烈士赵英，1930年7月成立襄阳县苏维埃政府时任主席，1932年6月被敌人逮捕后押往武昌。此时，蒋介石坐镇武汉“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亲自审问赵英，并许以高官厚禄，赵英宁死不屈，1933年1月被杀害于武汉硚口码头，年仅27岁。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到襄阳，担任农民赤卫军领导人的李自修，1931年1月14日带领自卫队攻打仙人渡团防局时被捕，当晚被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头颅挂在襄阳城北门。谷城薤山游击总队总队长付春泉，1931年11月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敌人把他押到河边，将他残害致死……
在襄樊这片红色沃土上，浸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据不完全统计，在革命斗争史料中记载的烈士达1.3万多名，有48位县委书记英勇献身，红九军26师6任师长5人牺牲。抚今追昔，我们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可以说没有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没有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有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
为国扬威 青春壮美
——忆杨威烈士
胡山 欧阳辉 袁哲
杨威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著名的女英雄。她以自已的青春和热血，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谱写了一曲威武不屈、坚贞高尚的青春壮歌，被誉为“襄阳的赵一曼”。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原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生前都曾热情地称赞她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共产党的好儿女。”
我们是杨威的亲密战友，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作一回忆，以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瞻仰杨威烈士壮丽的人生。
欧阳英——欧阳克敌——杨威
杨威，原名欧阳英。1921年10月8日生于湖北襄阳欧庙文垴村一个读书人家庭里，父亲是中学教员，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乳名三秀。抗日战争爆发时，欧阳英在省立(襄阳)第五中学念书。1936年，鄂西北抗日群众救亡运动高潮掀起，她经常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演戏、唱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是当时学界组成的“襄阳各界抗敌后援会学生工作团”的活跃分子。她喜欢读书和唱歌，参加了“读书会”、“歌咏队”，在学校地下党员的影响下，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年7月，党组织动员她和周亦群、徐涛等同学投笔从戎，报考第五战区张自忠将军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干部训练班。
武汉沦陷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到襄樊(后移到老河口)，鄂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中共与五战区当时统战关系较好，许多著名进步文化人士如钱俊瑞、曹荻秋、胡绳等都在鄂西北从事抗日活动，组成了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日益高涨着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也成立了一个“政治工作队”。于是，在干训班教官、共产党员曹荻秋的带领下，欧阳英、袁哲、王志超、傅萍第一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被分配到五战区“政治工作队”第七中队报到的时候，欧阳英出于年轻人抗日救国的高度热情，改名为“欧阳克敌”。这个名字，曾经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和议论：女孩子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克敌”?欧阳克敌说：“克敌是我的誓愿!”
欧阳克敌在政治工作队第七中队，满腔热情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军队的“恐日”情绪与某些腐败。她从秘密渠道得到一些进步书刊，从中汲取营养，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向往。党在关怀着每一个进步青年。地下党支部指定袁哲、周亦群、傅萍等同志专门培养欧阳克敌。接触多了，欧阳克敌与袁哲等成了知心姊妹。她开始悄悄打听怎样才能成为共产党员，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延安学习。
这期间，在五战区政治工作队中，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反共活动逐渐加剧。这些人到处散布恶毒谩骂和攻击共产党的言论。欧阳克敌性格泼辣大胆，听不惯邪言恶语，常跟三青团骨干分子争吵得脸红脖子粗。174师政治部主任侯少林曾惊呼：“欧阳都跑到我这里宣讲马列主义来了!”
1938年，在襄阳钟鼓楼图书馆里，欧阳克敌同徐涛等同志一起，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时年18岁。
欧阳克敌入党以后，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一次，当她听到特务们要搜查曹荻秋的住房时，便及时报告了党组织。在袁哲、欧阳克敌的共同掩护下，特务们的阴谋破产了。
1939年5月，日寇进攻随县、枣阳，逼近襄阳，前方战事吃紧。政治工作队的各中队也被派到五战区所属的各部队中去做宣传工作。欧阳克敌跟袁哲一起到了桂系84军174师政治部。袁哲的公开职务是政治工作队队长，欧阳克敌是队员。
在前方，欧阳克敌全力以赴地做着抗日政治工作。她经常活跃在连队里，深入到战壕中，唱歌、演戏、讲演，白天黑夜连轴转，向士兵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火一样的热情，感动了许多正直的爱国官兵，激起他们的民族义愤，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174师的政治部主任侯少林曾布置三青团特务监视她。
党组织考虑到自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各地反共磨擦事件日趋激化的客观形势，决定撤退一部分在国民党部队里“露红”的地下党员，欧阳克敌也在被撤退之列。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欧阳克敌和另外五位战友一起从鄂西北老河口出发，途经河南邓县，跋涉半月，到达当时我党在豫南的红色战略支点——确山县竹沟镇。
欧阳克敌到了竹沟，什么都觉得新鲜。她看到新四军中平等的官兵关系，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这些都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前所未见的。使欧阳克敌感动最深的，是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习惯上称河南省委)的组织部长陈少敏大姐，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大批青年所给予的亲切的勉励和政治上的关怀。欧阳克敌下决心，要向陈少敏大姐学习。
以后，党组织把欧阳克敌分配到竹沟教导大队青年训练班学习。去青训班报到时，她又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杨威”。当别人问她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时，她说：“让青春为祖国扬威!”杨威，就是“扬威”的谐音。
杨威无论是参加学习、训练、劳动、宣传与组织群众，事事积极，时时争先。其间，她结识了许多青年挚友，其中有“新兵队”(即党校)支部书记胡山同志。
“到敌人后方去!”
“竹沟惨案”发生后，1939年11月中旬，在四望山，杨威得知要跟随陈少敏大姐向敌后挺进的消息，高兴得跳起来了!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哪里出现有杨威的身影，哪里就可听到她激昂嘹亮的歌声。
从四望山往南便是敌占区。为了解决给养，陈大姐布置大家到几十里外去背米。几天的连续行军和背米，大家都很疲乏，而杨威却赶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她的歌声，仿佛就是大家的进军号。
陈少敏率领的这支干部队伍，由四望山往鄂中敌后进发。
一路上，杨威是多么地高兴啊!但她不再像原先那样歌声不止了。因为到了敌后，常常距敌寇据点很近，环境不允许纵情歌唱。未到过敌后的青年，过去只知有敌后，敌后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谨慎和小心，是大家互相提醒的首要注意事项。
沿路要过十几道封锁线。杨威和同伴们听说过，过公路就是过封锁线。开始，离开公路还有二三里路就整理背包、腰带，一到了公路边，就急速地向前跑。过了几条公路以后，加上一些到过敌后的老战士给大家介绍过公路的经验，大伙也就觉得过公路也没有什么神秘了。杨威虽是一个新战士，却像老战士一样老练，虽是一个女同志，却像男同志一样勇敢、镇定、沉着，一会儿帮助这个背行李，一会儿又鼓励那个不要怕。她说：“敌人没有三头六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到了湖北安陆青龙潭，部队作短暂的停留。青龙潭是一个小集镇，位于安(陆)应(山)随(县)交界的白兆山麓、 日水之畔。这个地区是连接豫南、鄂西北、鄂东、鄂中的咽喉。豫鄂边区党委决定在这个地区成立安(陆)随(县)工委，把胡山、杨威等五六个干部和一个班的警卫武装留下来，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公开名义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青龙潭留守处”。胡山任工委书记兼留守处政治委员，杨威任民运委员。
当时的鄂中，日寇横行，伪军遍地，土匪、“司令”多如牛毛，还有地痞流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斗争任务极为艰巨。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挑起整个工委的民运担子，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战友们出于关心、照顾，提议让杨威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去工作，但杨威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到敌伪顽势力复杂的烟墩店地区去做开辟工作。
工作刚开始，杨威和同志们就经受了一次意外的考验。一天晚上，工委正在开会，村口突然响起了狗吠声，有人接着喊了声“小日本人(即伪军)来了!”工委干部立即纷纷撤离会场。由于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紧急情况，不免有些慌张。有的从后门上了山，有的越墙钻进树林。可是杨威呢，她冷静地藏起了桌上的文件，当“砰砰”的敲门声响起后，她才不慌不忙地到房内找了一个使敌人找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
这次进村的原来是维持会的几个带枪的便衣。群众为了保护党的工委，机智地把敌人应付走了。杨威那种临危不惧的勇气，处理紧急情况的沉着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她根本不像一位小姑娘，而像一位久经磨炼的老战士。
此后，杨威经常单独在青龙潭、烟墩店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十人团”，扩大武装，建立地方党组织。经过短短三个月的努力，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工作局面打开了。安随工委的地方抗日武装，也由一个班发展成为拥有三个中队、二百余人的安随大队，其中有一个中队，即是来自杨威工作的地区。
战友情深
在战争年代复杂环境中工作，大家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个人生活问题往往无暇顾及。那时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大家都过着粗衣淡食的清贫生活。冬天到了，杨威还穿着单薄的衣裳，没有女式的，只好用男式袍衫御寒。由于敌情紧张，她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钻进稻草窝里睡觉是家常便饭，大家戏称为“黄花焖肉”。
一个深冬的夜晚，工委的干部们在一间屋里正围着火炉准备开碰头会。杨威推门进来了，腋下夹着一包衣服。
“衣服?!哪来的?”同志们高兴地喊了起来。
杨威笑而不答，只是把一件件衣服分发给大家。一直到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她利用一些“打汉奸”得来的白布，用土灰染了染，和“抗日十人团”中的妇女团员一起赶制出来的。
当大家都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却发现杨威穿的依然是原来那两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这位革命队伍里的小妹妹，此时俨然成为战友们的“大姐姐”了。
在这段日子里，包括陈少敏在内的许多人曾经正式和非正式的关心过杨威的个人问题，在共同战斗的革命队伍里，杨威也跟知心的女朋友倾吐过在自己心中孕育着的爱情萌芽。然而严峻的斗争环境，繁忙的革命工作，使杨威顾不上安排自己个人的生活。当时，她曾经对挚友作过这样的表白：“个人的恋爱，应隶属于革命事业。祖国胜利之日，就是我的幸福之时!”
迎难而上
1940年春，杨威调到京(山)安(陆)县委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共高潮，处于敌伪顽夹击中的鄂豫边区，形势十分吃紧。
特别是鄂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的京(山)安(陆)地区，敌伪顽的军事进攻和特务暗害活动异常猖獗：川军一部两度攻我大山头根据地；国民党顽固县长连续杀害我区委书记和区长3人；日伪偷袭桑树店柏树黄村时，用刺刀戳死我28名青壮年群众。
在这时局极为艰难的时刻，杨威毅然迎难而上，带着几个工作队员奔赴南安乡去做开辟工作。
南安乡是同云梦、应城接界的地区。敌人在离此不远的巡店和胡金店设有两个大据点。杨威带着几个工作队员勇敢地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活动。敌人进行“扫荡”，她们转移到日寇据点附近去“贴烧饼”；汉奸有活动，他们便及时给予严厉的制裁；国民党的特务来了，她们分别情况进行统战工作或予以处置。
杨威是个外来干部，对南安乡的情况开始并不熟悉，但她能紧密依靠群众，并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访贫问苦，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她召开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内战大会，在“抗日十人团”的基础上组织起了儿童团、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团体。于是，她便有了群众，有了依靠，有了基地。
县委十分担心她的安全。得知安陆顽固派县长彭炳文派便衣队杀害了我青龙潭区委书记王明时，县委书记胡山曾同杨威谈过一次话，告诉她京安的复杂形势，并希望她提高警惕。当时，杨威瞪大眼睛，目光中仿佛喷射着火焰。她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和软弱，只短短地说了一句：“革命是要流血的，但革命者的血不会白流!”在她的心中，是没有“危险”二字的。
她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等抗日地方工作中去。在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杨威兴高采烈地组织群众开展劳军运动，她和大家一起挑着鞋子、猪肉、大米，还有巡店佳肴“白花菜烧肉”，到大山头、白兆山去慰劳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将士。
杨威那不畏艰险、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和身先士卒的模范作用，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无不受到良好的熏陶。
抢挑重担
南安乡的工作，虽然中间几经曲折，但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使它成为京安县委的可靠根据地——夹河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夏，京安县委根据安陆桑树店一带敌顽我之间“三角斗争”特别尖锐的局势，决定由一位县委委员带队去加强桑树店区的工作。杨威主动请战，又抢挑了这幅重担。
欧阳辉当时是桑树店区的区委书记。当她得知杨威将来桑树店指导工作时，非常高兴，因为她们彼此十分相好。她们是这年春在京安县委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开会时认识的，真是一见如故，彼此就像同窗挚友，亲如姊妹。杨威就是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妇女部长的。
9月初的一天，将近傍晚了，欧阳辉正忙着筹备区党代会，杨威风尘仆仆地来了。她身着一套兰色土布便服，背着一个土布小挂包，俨然是一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打扮。见到杨威，欧阳辉和区委的同志们喜出望外，大家不约而同地迎上前去，跟她亲切握手，问长问短。板凳还没有坐热，杨威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工作。她听取了区委同志的汇报，接着又找群众开座谈会，以至连她平时常说的“例行公事”——吃饭这件事也竟然忘记了。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
在敌伪四面包围，离敌人的据点只几里路的游击区域，要开一个70余人的区党代表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杨威的布置下，会议开得很成功。对于安全问题，杨威的根本思想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她的指导下，区委组织了情报传送小组和民兵武装，发动群众议订了包括不去敌占区探亲访友、不接待外地客人等内容的“抗日公约”。会议期间，在会场周围的湾村和交通要道，都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群众盘查哨，夜晚和拂晓，由区中队向敌战区方向派出流动小组，以监视敌人的行动。
这次区党代会上，杨威代表县委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使与会代表懂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形势；懂得了边区的斗争任务；懂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完成的办法。她的报告采用了生动的群众语言，讲得深入浅出，使每个代表(大多数是农民同志)听得十分入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听了以后，对她的报告很赞赏。他说：“想不到一个黄毛丫头，竟能做出这样的好报告!”
党代会以后，桑树店区的工作发展很快。在短时期内，我党的政治影响就扩展到敌伪据点雷公店附近了。为了巩固桑树店区的工作，杨威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根据她的请求，县委批准她到桑树店西北方向的王家店一带敌后地区工作。这个地区，被称为是敌伪顽共管的“殖民地”。晏永宽、谢指良、许友详、雷镜若等顽伪匪特合一的“黑匪”，经常在雷公店、罗庙、巡店、桑树店、木梓村一带，专门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杨威工作的新区，对于京安抗日根据地是否能够继续巩固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杨威这位铁姑娘，又刚毅地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
不幸被捕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安陆晏永宽等“黑匪”时常采取深夜奔袭的办法来捕杀我地方工作人员，手段极为残忍毒辣。吴华琬、喻玉华、舒赛、王中生、方明华、腾蛟等一批区委干部先后被捕，他们中除少数侥幸脱险外，大多壮烈牺牲。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抗日群众惨遭毒手。面对险恶的形势，杨威毫不气馁。她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更加艰苦的战斗。
中秋节前的一天，杨威曾去看望在附近野战医院治病的挚友——袁哲。袁哲再三嘱咐她：一要注意身体；二要注意情况……。杨威很认真严肃地说：“我的身体，很好。情况严重，但革命需要斗争!”
农历8月15日晚，欧阳辉与杨威曾在一个叫丁家湾的村子里相见。时值中秋，皓月当空，两人还手挽手地到村外散步。踏着朦胧的月色，嗅着泥土的芳香，杨威轻轻哼起了一首她自己编的《黄莺之歌》。歌中，杨威把桑梓树象征为可爱的家庭，把黄莺的欢快歌唱比喻为一位战士对故土的眷恋。
唱完歌后，杨威又跟欧阳辉谈起了抗日战争由相持到反攻的必然转变，谈起了革命胜利的前景。
这天晚上，欧阳辉、杨威共宿在小丁家湾。翌日早晨，两人分别外出开会，并相约到大丁家湾碰头宿营。
杨威走遍了她管辖的许多村庄。晚上，因为她要在大堰角村召开一个干部会，来不及回大丁家湾。她便同与会干部十余人临时决定住宿在我抗日民主县政府交通员李贵和的家里。李贵和的妻子是村妇救会会长，与杨威关系很好，她们和衣而睡。
可是，就在他们刚躺下不久，村外突然响起了急骤的狗吠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杨威和战友们刚要往外冲，便被已经团团包围屋子的“黑匪”逮捕了。这次被捕的共有12人。只有一个躲在厕所屋梁上的干部得以脱险。
这一夜，欧阳辉没有合眼，一直在为战友的安全操心。
天快亮的时候，欧阳辉接到了农救会员送来的情报，才知道出了事，顿时怒火中烧。欧阳辉立即命令区中队紧急集合，并亲自率领着往大堰角一带去追击“黑匪”。但终因情况不明，除了在大堰角附近的稻田里拾到一些文件和日记碎片外，得不到任何消息。欧阳辉及时把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同志在接到桑树店区委的报告后，立即派侦察员进行调查，这才搞清杨威等是被“黑匪”晏永宽驻罗家庙的一个中队抓去的。伪中队长叫丁启国。县委十分关心杨威等人的生命安全，大家群策群力，制定了营救的方案。但是由于时间的短促，未能实现。
英勇就义
杨威被抓到罗家庙据点以后，丁启国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审问：
“你叫什么?”
“抗日!”，
“什么?”丁启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叫什么名字?”
“知道了还问什么?你们这些汉奸土匪!”杨威毫无惧色。
“你们天天喊抗日，把日本人抗走了没有?”丁启国厚颜无耻地说。
杨威愤怒了!她怒斥道：“不是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人民早把日本强盗赶走了。只有无耻的东西，把日本人当老子，为日本人效劳。你是中国人吗?!”
“我们是‘曲线救国’的队伍，哼……”丁启国的脸上立即露出了奸猾无耻的怪笑。
“呸!”杨威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她早就看见“黑匪”墙壁上挂的一面日本膏药旗。她呼地一下冲过去，把它一把扯了下来，丢在地上用脚猛踩!她还大义凛然地嚷道：“畜生!把你们头上的汉奸帽子也拿下来，让千人踩，万人踏!”
“审问”杨威的这一天，正是罗家庙逢双集日。审问的地,点在街头“黑匪”住的一座房内。杨威的正义声音，房外的许多群众都听得一清二楚，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
脸色气得红一阵白一阵的丁匪，恼羞成怒，命令四个匪徒将杨威按倒在地，一连打断两根扁担。但淫威并不能使杨威屈服，她依然坚贞不屈，骂不绝口。
丁匪并不死心，毒打之后又继续挑衅地审问道：“你是什么职务?为什么要当共产党?”
杨威义正严辞地说：“狗东西!你们还不明白吗?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拯救人民出水火，也正是为了消灭你们这些败类!……”
匪徒们黔驴技穷了，除了滥施刑罚外，没有一丁点能耐。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杨威始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敌人恐惧了，只好把杨威押回罗家庙的庙内牢房，绑在一根柱子上。战友们难过地流下了泪水，帮她整理一下衣服，抹去脸上的血水。杨威镇静地对同志们说：“没有什么难过的，反正是个死!为祖国、为人民而死，是值得的。敌人、汉奸是早晚要受到惩办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是日晚，我京安县行政委员会主任(即县长)鲁明健和县大队长吴天成率领京安大队攻击罗家庙据点。由于敌人依托寨内的工事，我军未能攻入。
当我军攻击的枪声打响后，被捕的同志猛地站了起来，高兴地欢呼：县委来救我们了！此情此景，说明同志们是多么兴奋啊。
杨威听了一会儿，沉着地对大家说：“听枪声，是我县大队。我们很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们的拯救，但硬攻伤亡太大，不好，我不希望这样。”
枪声停了之后，有的同志叹气。杨威又再三向他们说：“别这样，党为了拯救我们若是付出大的代价，实在不好。”
1941年农历8月18日(公历10月8日上午11时，匪徒们把杨威绑赴刑场。杨威面不改色，慷慨赴死。匪徒们把杨威的衣服撕下，只让她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脚下穿双草鞋。与难友们临别时，难友们都哭泣了。杨威毫不畏惧，反而更加从容。她身手被绑，只能以摇头的方式甩动着整理了几下头发。她微笑而安详地向难友们说：“再见吧，同志们!不要难过，我要上刑场了。为祖国、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和汉奸，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有一位一同被捕关押的女同志，名叫姜英(即张兰英)，哭得最厉害、最伤心。杨威很镇静地嘱咐她说：“姜英，放坚强些，一定要看到将来中国革命的胜利!”
杨威，就是这样在难友们的哭泣声中，被敌人拖出了牢房，推向罗家庙小街。小街上的群众看见此种情景，或显出愤怒的目光，或含着悲哀的眼泪。杨威挺起胸膛，满目怒火，一边走，一边向群众大声地呼喊：“乡亲们，汉奸马上要杀害我了!日本人是站不长的!你们现在看到我们死，将来也一定会看到日本人的惨败，看到汉奸们可耻的下场!中国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
杨威被带到刑场，仍高喊着口号。丁启国向她身上连捅了三刺刀，她仍然挺立未倒，怒目而视。她用最后的气力高喊：“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匪徒们又向英雄杨威的咽喉捅了两刺刀……
二十年后的1962年3月，敬爱的陈少敏大姐从北京来湖北，曾领着胡山等同志寻找杨威烈士的遗骸。根据老战友的回忆和当地群众的指引，在罗家庙山坡下的一条土沟附近，挖出杨威烈士的遗骸。是年，安陆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就义处修了墓，树了碑。从那以后，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人前来扫墓，在烈士墓前献上束束鲜花。
程克绳烈士简介
程克绳(1893—1932年)，原名兴武，又名祖武、常明、长明、锦西。枣阳市璩湾镇程坡村人。幼年在本村私塾和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夏，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革命人士相结识，曾参加法国留学生的爱国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转苏联莫斯科学习，1924年回国。
1925年春，程克绳受中共武昌区委派遣从武汉回枣阳领导农民运动。先后在枣西、古城、马岗、徐窝、郑岗等地办起10多所农民夜校，并亲自到各校轮流讲课，宣传革命道理。随后又办起平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回民俱乐部、文武学堂、青年读书会、党员训练班等10多种形式的学校。经过宣传发动，于6月15日夜在程家三房庙内吸收王大中等5人入党，建立鄂北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并任组长。10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秘密筹建中国国民党枣阳县临时党部，并任常委。12月，任中共枣阳县特支书记。1926年8月，中共枣阳地方委员会(一说县委)建立，程任书记。1927年1月，程主持召开国民党枣阳县临时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导的中国国民党枣阳县党部，并任常委。1927年8月，任中共枣阳县执行委员会书记。中旬，组织枣西农民武装1万多人，攻下隆兴寺区署和团防局，就地处决区长兼团总邱植卿等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打响了鄂北秋收暴动第一枪。10月，领导随枣边区红枪会暴动，并组织成立枣阳县农民赤卫队。12月，赤卫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程任总队长。1930年5月，发起襄枣暴动，建立襄枣宜苏区。10月鄂豫边特委成立，程为执行委员。同时，任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领导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恢复和发展。1932年春，任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委员。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到襄、枣、宜苏区领导“肃反”，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6月，程率失散红军100多人撤至钟祥，与当地游击队会合，整编为鄂北游击队，任总指挥。9月，又与红三军失散的部分战士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襄北独立团，任参谋长。同年冬，程被定为“改组派”被错误杀害于大洪山六房咀田家台子。1960年程克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军事将领、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生平简介被收入《辞海》。其事迹陈列于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祠及湘鄂西苏区革命纪念馆。
程克绳为了革命付出生命，而他的家人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程克绳长子程正恒(共产党员)1928年秋被捕牺牲，长女桂莲(10岁)、幼子丙寅(2岁)，在跑反中冻饿夭折，次女小莲(5岁)被敌兵追赶时丢失，后不知下落，5个子女中仅剩下次子程正丰幸存下来。
红色“文胆”萧楚女
——襄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萧楚女（1891—1927），原名萧秋，字树烈，乳名朝富，笔名萧楚女、丑侣、野马、匪石等。湖北省汉阳镇（今属武汉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理论家，《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襄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萧楚女才华横溢，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十多种报刊任主笔，写下了许多歌颂革命的辉煌篇章，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是中国农民运动理论家和先驱之一。
传播火种——襄樊马克思主义首播者
萧楚女曾两次到省立襄阳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他实际上是襄阳地区党组织的培育者和播种人。
第一次任教是在1920年9月至1921年夏，其间讲授鲁迅《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作品，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向学生讲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发展史，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使学生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社会发展前途；开展了学生运动和革命群众斗争。例如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自治会”领导学生举行示威，发“快邮代电”，要求北洋军阀政府迅速与苏俄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以及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等。
萧楚女的上述革命活动，锻炼了学生，培养了干部，为尔后襄阳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准备好了发展党员的对象。不幸，二师更换了校长，萧楚女不得不离开二师到其他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1923年，萧楚女第二次来到襄阳二师任教。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给学生讲《共产党宣言》，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在校内外组织领导青年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正当这些革命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却遭到了襄阳反动当局的仇恨，结果被军阀张联升驱逐出校。但他在襄阳这块土地上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在继续熊熊燃烧。在萧楚女离开襄阳不久，轰轰烈烈长达两年之久的襄阳二师学潮就发生了。襄阳城内现有萧楚女执教处遗址。
红色主笔——中国青年运动理论家
辛亥革命时期，萧楚女激于民族义愤，于1911年参加新军。10月间，他在武昌起义中，作战勇敢，因协助炮兵开炮，一只耳朵给震聋了。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又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了。对此萧楚女感到失望，愤然退出新军。嗣后，萧楚女到《大汉报》任编辑，又任《崇德报》主笔，开始用“楚女”笔名发表文章，无情鞭挞反动政府的腐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在“五四”运动中，萧楚女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思想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920年初，萧楚女参加了恽代英组织的“利群社”。与恽代英紧密配合，开展青年运动。萧楚女提出了“到民间去”和“改革社会”的口号。1922年夏天，萧楚女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他接受恽代英的邀请，往四川泸州师范任教。到校不久，为抗议军阀和反动政客开除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暴行，他发表了离职宣言。萧楚女离校后与熊禹治等人筹办以“选士育才”为宗旨的重庆公学，解决被开除学生的读书问题。重庆公学不久遭到川东军阀禁办。萧楚女以这个反动禁令作为“最后一课”，揭露反动派的罪行，鼓励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教育、寻找新的道路。
驻鄂的川军第二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森，乘川军内战，打着“拯救全川父老兄弟姐妹”的旗号，予1923年4月间由鄂回川。杨森仰慕萧楚女的才华，聘他任秘书。萧楚女利用这一机会开展革命工作，担任了杨森的秘书，替他写了一篇《杨森对川人的宣言》，提出了治川施政方针。这篇宣言发表后，社会舆论称赞它“胜过百万甲兵”。但是，杨森夺取川政后，将对人民许下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萧楚女愤而辞职。同年六月间，萧楚女到重庆，就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后经友人介绍，兼任《新蜀报》的主笔。他负责撰写《新蜀报》的社论和时评，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文章秉笔直书，尖锐泼辣，议论新颖，深受群众喜爱。
1924年1月，萧楚女得悉母亲病重，即离开重庆，回到汉阳家中。此时，母亲已危在旦夕，不久与世长辞。萧楚女处理完母亲后事，赶往上海，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并为《向导》、《学生杂志》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
同年8月，党中央委派萧楚女为中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萧楚女受命后再度入川，开展建党工作。1925年6月间，萧楚女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到南京领导工作，帮助青年群众组织了反帝大同盟等团体，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8月间，肖楚女又奔赴河南，负责中共豫陕区委的宣传工作，主编党的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帮助青年组织“河南青年协社”。
在此期间，萧楚女积极进行了反对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他在上海大学作过“中山主义与国家主义”讲演，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等专著，对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剖析。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却害怕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会使统一战线破裂，竟以党中央名义发表声明，说萧楚女著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纯系萧的个人意见，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萧楚女鄙视陈独秀的错误作法，继续坚持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5年底，萧楚女随同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恽代英等人前往广州。次年1月初，萧楚女在国民党“二大”旁听，对毛泽东、恽代英在大会上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发言，十分赞同。
农运教官——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人
萧楚女在宣部积极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负责组织稿件和排版。稿件经毛泽东审定后，他又负责校对和发行工作。《政治周报》宗旨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发行量逐步扩大，达到四万多份。
为了工作方便，萧楚女和宣传部秘书沈雁冰先后搬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寓所居住。他们朝夕相处，共同研究工作。毛泽东因兼职多，不常到中央宣传部办公。因此，萧楚女、沈雁冰的工作十分紧张。他们经常工作到晚上，才回寓所。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农民部公布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和由萧楚女、林祖涵、毛泽东、阮啸仙等九人组成的“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3月16日农民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请毛泽东担任即将开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聘请萧楚女、彭湃、恽代英、周恩来等人担任教员。
农讲所开学后，萧楚女任专职教员兼代教务主任。他在教务工作上，按照所长毛泽东制定的教学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设置了二十五门课程。萧楚女亲自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课题。肖楚女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农民运动理论和各省农村状况，农讲所学生按籍贯省份组织了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萧楚女协助毛泽东指导学生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编印成《农民问题丛刊》，由毛泽东亲自写序言。为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农讲所发给每个学生一套参考书，由萧楚女出题目，学生通过自学，找出答案。毛泽东因兼职多，农讲所许多工作都由萧楚女负责。毛泽东曾称赞萧楚女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
繁重的工作，紧张的生活，使萧楚女身体日益消瘦，肺病终于发作了。一次，他在农讲所讲课时，由于心情激愤，突然吐血了。学生们很焦急和难过，劝他回宿舍休息，但他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坚持讲课。学生们只好搬来一张藤椅请他坐下，给他递上一杯热开水。不久，他又气喘咳嗽，再次咯出了殷红的鲜血。他为了不影响学生听课情绪，悄悄地将略出的血吐在手帕里。学生们看到他为革命呕心沥血的高尚品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师生们很关心萧楚女的健康，厨工特为他做了一些富有营养的饭菜。他却把这份饭菜端给患病卧床的学生吃了。楚女的病情日益恶化，被送往东山医院留医。他在病床上老是惦念着农讲所的工作和学生们的学习，当精神稍微好转，即提笔回答学生提疑问的纸条。农讲所学生在毕业前要到韶关、海丰实习，萧楚女在身体尚未痊愈的情况下，离开医院，亲自带队，使学生得到很大收获。
农讲所结束后，萧楚女于十一月间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兼任军校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参加指导全校的政治工作。他在军校期间，主编《黄埔日刊》的政治问答，撰写了许多文章在《黄埔日刊》发表，一方面教育学生要与工农结合，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革命与恋爱，必须“学孙中山，学列宁”。另方面，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
局势不断恶化，萧楚女忧愤交织，更加拼命工作。他原来患了多种疾病，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日益恶化，以致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到广州东山医院就医。他进了医院后，局势急剧变化。4月15日广州发生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萧楚女、刘尔崧、熊雄等一千多名革命者被捕，4月22日关押于南石头监狱。敌人对萧楚女多次用酷刑审讯，他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蒋介石电令对萧楚女处极刑，广州的反动当局立即调驻盐步圩的第四军补充团的一个连，赶往南石头监狱执行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职能。
萧楚女等四十多位共产党人在刑场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从枣阳走出的开国中将田维杨
田维杨，原名田文扬，曾用名田维杨，1906年11月生于我市枣阳县(现枣阳市)吴店镇皇村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八一勋章，被选为党的“七大”、“九大”代表、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辉煌灿烂的一生
1927年，田维杨参加了鄂北枣阳、襄阳、随县农民举行的秋收起义，失败后，田维杨随共产党员王愚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929年参加了大冶暴动，后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入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长征，被派往红军大学一期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军事二队队长，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政委、支队参谋长、115师教导第一旅一团政委、副旅长、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副旅长兼苏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西军区一分区司令员、辽吉军区骑兵师师长、东北野战军4纵11师师长、41军122师师长、在北平接受毛主席检阅。
建国后，历任41军副军长、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水利工程部队副总指挥、总后勤部后方建筑工程部部长、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军区改名贵州省军区后，继续任司令员，后调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接见，以贵州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并作典型发言。
浴血奋战的一生
土地革命时期，田维杨参加过鄂北秋收起义，大冶暴动，中共苏区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其间多次受伤。长征中，他参加了著名的湘江阻击战、攻占娄山关和四渡赤水的战斗，到达延安后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参加了鲁南反“扫荡”战役、黄桥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率东北野战军11师参加了塔山阻击战，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平津战役中，率122师作为先遣兵团秘密入关，战功卓著。在湖南衡宝战役中，因作战任务完成出色，受到四野首长的嘉奖。在广西，参加了追歼白崇禧部的广西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又率122师出色完成在广东西江剿匪和广东阳江县解放南鹏岛的任务。
鞠躬尽瘁的一生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田维杨随中央红军长征，爬雪山时吃冰雪解渴，过草地时嚼草根度日。抗战时期驰骋于苏鲁豫战场。解放战争时，他从松花江江畔一直打到珠江之滨。在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的东野4纵11师被人民群众称为“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受到东野总部的通报表彰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1949年2月，田维杨奉命率122师警卫北平，官兵宁愿忍饥挨饿露宿在屋檐下，也不惊扰居民。1952年，田维杨任中南军区水利工程部队副总指挥，在湖北修建荆江分洪水利工程。经过几个月的顽强拼搏，这个建国初最大的水利工程胜利竣工，对长江半个世纪以来的防洪起了很大作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扎实工作，带领群众渡过难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田维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为稳定部队作了重大贡献。他严格要求子女，1949年，田维杨回到枣阳老家，教育在家务农的儿子田明升，听党的话，好好在家劳动。1950年田明升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7年拖着假肢转业回家，直到去世，也从来没因是田维杨的儿子而对组织提出特殊要求。田维杨的其他子女长大成人后，田维杨又先后把他们送到云南边远地区当兵锻炼。他还严格要求身边的干部战士，要求他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虽然健康状况很差，田维杨始终以革命工作为重。1977年6月，由于并发尿毒症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把夫人范动华和子女叫到身边，叮嘱他们努力为党工作，多做贡献，不要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6月12日，他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聋子”干革命 一生为人民 ——余益庵同志小传
余益庵(1900—1979)，原名余开谦，化名王有才，外号“余聋子”，枣阳吴店余畈人。八、九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随伯父、哥哥生活。余幼读私塾，1919年春考入枣阳县乙种蚕业学校专修半年，结业后在当地教私塾。因对当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不满，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余益庵在熊集组织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11月参加黄龙当暴动取得成功。1928年5月，他在枣西的蔡阳铺、琚湾一带开辟游击根据地，建立农民自卫队达500余人。同年8月，中共襄枣宜临时县委成立，余参加县委为委员，并兼任枣西区委书记，11月参加鄂北临时特委为委员。1930年2月，中共枣阳临时县委重建，余任县委委员，负责武装工作。5月14日，余益庵等成功地领导了著名的“蔡阳铺暴动”。随后乘胜前进，当日又攻下琚湾、翟家古城，取得了“日破三关，我无伤亡”的辉煌胜利。15日，农民自卫队在琚湾高桥铺整编，建立“红九军第五总队”，余任党代表。6月25日，总队于黄龙当陶山庙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余任党代表。至同年8月，这支部队经过40多次战斗，歼敌18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支，全师发展到1300多人，开辟了东到枣阳兴隆，南至随县双河、宜城板凳岗，西至襄
东的张集东津湾，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人口40万的襄枣宜苏区。1931年4月，红二十六师重新整编，余任师长，随后当选为鄂北临时分特委委员。9月17日，余益庵率红二十六师在宜城流水沟附近的汤泉与贺龙军长率领的红三军七、八师会师，受到贺龙的赞扬。1932年成立红九军总指挥部，余任总指挥长，并参加鄂豫边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为委员。
当敌人“围剿”襄枣宜苏区时，湘鄂西中央分局派来指导工作的尉士筠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余益庵被诬之为“逃跑主义”，并被撤职。到1932年6月，苏区受到重创，各地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余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8年9月，余益庵经多方打听找到省委组织部长钱瑛，经钱审查批准恢复了党籍，被分配到襄东特委任组织委员。1939年3月，襄东特委改为襄枣宜县委，余任县委书记，7月改任随枣地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任地委军事部长，主持地委工作，7月任地委书记，领导襄枣宜、枣北、枣南、随县四个县委及环潭工委工作。1941年9月，随枣地委改为鄂北特委，并成立鄂北游击指挥部，余任书记兼指挥长。1942年9月，特委撤消，余调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民运部长，1943年2月又调鄂豫边行政公署任人事处长兼工农处长。1945年11月，鄂北专署成立，余任专员。1946年6月新四军五师突围时，余随军转战南北，曾先后任信阳。陕南行署专员。1948年余随解放大军南下回乡，发动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并说服动员国民党枣阳游击大队长王明谟，率500多人20挺机枪，向人民政府投诚。
建国后，余益庵历任襄阳专署专员、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中国盲聋哑人协会主任、政协湖北省副主席。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8月10日在武昌病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辛亥革命志士—杨洪胜
杨洪胜(公元1875—1911年)，字益三。襄樊谷城人。原为清军，后退出，1903年加入湖北新军。1906年被编为第八镇十五协三十标列兵，后升正目。其间结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参加反清革命组织——振武学社。1910年秋，该社遭破坏后，加入文学社。后受命请长假离营，从事联络工作，并在武昌千家街开杂货铺，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机关。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临时总司令部，任军务筹备员。1911年10月9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革命党人总机关部暴露，武昌总、分机关被破坏，革命党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下达起义命令。
杨洪胜在当日下午，奉命秘密往工程营交送枪弹时，被军警发现，掷弹抵御，受伤被捕。当夜被清督署审讯，被打得体无完肤，终未供出一人，并且怒骂清吏无耻。10日凌晨，与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同于清署东辕门外英勇就义。
武昌起义的平阅路就是为了纪念这三位烈士改名为彭刘杨路的，并在三烈士就义处建有纪念亭。谷城县城东南3.5公里处汉江南岸高宁山有杨洪胜烈士墓
第一任襄阳党团特支书记—谢远定
谢远定(1899—1928年)，字伯定，号伯平。枣阳市谢家老湾人。1916年考入湖北省立中学，翌年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受教师恽代英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1919年，在校投入五四爱国运动。曾用老农、园丁、一之等笔名，在《上海杂志》、《觉悟》、《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社会主义讨论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920年夏，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改为东南大学)。1921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宁期间，他联合襄阳旅宁学生组织“襄郡旅宁学友会”，创办《襄军》季刊，为家乡反帝反封建运动呐喊，号召青年为改造社会而奋斗。
1925年夏，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派回鄂北开辟工作，以湖北省立第十中学校监兼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活动，发展一批党、团员，建立了襄阳党团特支，并任特支书记。
1925年，谢远定在襄樊组织领导以学生、店员为骨干的抗暴运动。半年时间，四次焚烧“仇货”(日本商品)，有一次没收商贩运载的“仇货”52船，罚款8万银元，还曾包围襄阳县政府，迫使县政府释放省学联主席包泽英。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谢远定受派回鄂北，先后担任中共随县县委书记(此间主持筹建随北游击大队)、中共鄂北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为发动以枣阳为中心的鄂北秋收暴动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汉口大智门车站外。
邓中夏
学生时代
1917年，23岁的邓中夏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当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北大任教，邓中夏不仅多次听李大钊的讲课，而且还读过李大钊发表的许多文章，给邓中夏很大的教育与启发。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和著名人物。
邓中夏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同志到街头演讲，使群众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推为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包括邓中夏在内的学生联合会核心，已经充分地感觉到，只是北京的学生行动起来还远不够，决定发动全国的学生运动，大部分人前往上海，邓中夏5月18日来到长沙，和老朋友毛泽东一起商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参加到全国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很快行动起来，大大地推动了湖南的革命运动，有力的推动了全国学生的联。邓中夏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注意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加入共产党
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邓中夏也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也在上海组成。根据临时中央局的要求，于同年12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书记。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书记部主任由邓中夏担任。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意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组织临时中央局，邓中夏被推选为委员长，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撰文批评
1924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2期发表文章《我们的力量》，批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幼稚的论点。邓中夏举出事实:产业工人数已达189.5万人，有组织工人已达27万人。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成长壮大。文章反对以心理解释社会现象。指出:无产阶级一面增强自己的力量，一面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国民革命及社会革命两种伟大事业。
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又掀起高潮，从此，邓中夏离开了青年团工作岗位，专心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4月，邓中夏奉命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撰写了不少文章，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这说明，邓中夏对马列主义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能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探讨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八七会议
邓中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中夏来到武汉，他又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而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邓中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邓中夏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2月末，由于密探得到密报，邓中夏在香港被捕入狱。
1928年3月18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兆征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虽然邓中夏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是，由于邓中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巨大影响，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5月，经周恩来等组织营救，从香港出狱，回到上海，立刻得到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通知，前往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筹办中共六大。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同志的强力支持下，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二军团和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坚决地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31年底，回到上海，等候中央的发落。1932年秋，党组织委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
被捕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互济总会援救长家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有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邓中夏化名施义，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邓中夏据理力争，还请著名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自己辨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就义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襄樊人的骄傲——余益庵
余益庵 余益庵(1900～1979)中国工农红军第26师创始人之一。枣阳吴店人。年少耳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枣阳发展中共党组织，建立武装，为组建红26师奠定了基础。1930年，与襄阳黄龙人谢耀武、赵英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第26师，余益庵任党代表，谢耀武任师长，赵英任政治部主任。1931年26师整编，任师长。同年被选为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到襄东特委任组织委员。次年，襄东特委改为襄枣宜县委，任县委书记。1940年，任随枣地委书记。1942年，调任新四军五师政治部民运部长。1945年，鄂北专署成立，任专员。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1949年5月，任襄阳专署副专员、专员。1953年，调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1958年后，历任中国盲聋哑协会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当选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余益庵(1900—1979)，原名余开谦，化名王有才，外号“余聋子”，枣阳吴店余畈人。八、九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随伯父、哥哥生活。余幼读私塾，1919年春考入枣阳县乙种蚕业学校专修半年，结业后在当地教私塾。因对当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不满，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余益庵在熊集组织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11月参加黄龙当暴动取得成功。1928年5月，他在枣西的蔡阳铺、琚湾一带开辟游击根据地，建立农民自卫队达500余人。同年8月，中共襄枣宜临时县委成立，余参加县委为委员，并兼任枣西区委书记，11月参加鄂北临时特委为委员。1930年2月，中共枣阳临时县委重建，余任县委委员，负责武装工作。5月14日，余益庵等成功地领导了著名的“蔡阳铺暴动”。随后乘胜前进，当日又攻下琚湾、翟家古城，取得了“日破三关，我无伤亡”的辉煌胜利。15日，农民自卫队在琚湾高桥铺整编，建立“红九军第五总队”，余任党代表。6月25日，总队于黄龙当陶山庙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余任党代表。至同年8月，这支部队经过40多次战斗，歼敌18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支，全师发展到1300多人，开辟了东到枣阳兴隆，南至随县双河、宜城板凳岗，西至襄
东的张集东津湾，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人口40万的襄枣宜苏区。1931年4月，红二十六师重新整编，余任师长，随后当选为鄂北临时分特委委员。9月17日，余益庵率红二十六师在宜城流水沟附近的汤泉与贺龙军长率领的红三军七、八师会师，受到贺龙的赞扬。1932年成立红九军总指挥部，余任总指挥长，并参加鄂 豫边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为委员。
当敌人“围剿”襄枣宜苏区时，湘鄂西中央分局派来指导工作的尉士筠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余益庵被诬之为“逃跑主义”，并被撤职。到1932年6月，苏区受到重创，各地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余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8年9月，余益庵经多方打听找到省委组织部长钱瑛，经钱审查批准恢复了党籍，被分配到襄东特委任组织委员。1939年3月，襄东特委改为襄枣宜县委，余任县委书记，7月改任随枣地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任地委军事部长，主持地委工作，7月任地委书记，领导襄枣宜、枣北、枣南、随县四个县委及环潭工委工作。1941年9月，随枣地委改为鄂北特委，并成立鄂北游击指挥部，余任书记兼指挥长。1942年9月，特委撤消，余调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民运部长，1943年2月又调鄂豫边行政公署任人事处长兼工农处长。1945年11月，鄂北专署成立，余任专员。1946年6月新四军五师突围时，余随军转战南北，曾先后任信阳。陕南行署专员。1948年余随解放大军南下回乡，发动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并说服动员国民党枣阳游击大队长王明谟，率500多人20挺机枪，向人民政府投诚。
建国后，余益庵历任襄阳专署专员、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中国盲聋哑人协会主任、政协湖北省副主席。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8月10日在武昌病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襄阳第一任行署专员高如松
1949年7月12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高如松为襄阳地区第一任行署专员。
高如松，1905年5月生于谷城茨河镇。又名高祥，高子明。是鄂北党团组织和谷城党组织的创始人。建国后曾任襄阳行署专员、武汉市桥口区委书记、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化工部专家司司长、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高如松3岁丧父，10岁丧母，依靠外祖母和姨母生活。1923年考入樊城鸿文中学，1924年转人省立十中就读，1925年已是襄樊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他积极召集进步同学商量对策，联合十中、二师、鸿文等几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列强”等革命口号，成立查仇队，抵制洋货，开展募捐。在他的发动下，很快募捐到3000多元，寄到上海，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被群众誉为“襄樊青年运动的领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中共襄阳特支成立，谢远定任书记，高如松任宣传干事，后接任书记。1926年 5月共青团襄阳地委成立，高如松兼任书记。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高如松回到家乡担任谷城县委书记。他一回谷城，就深人基层，发展党员，建立组织400多人，并在短时间内将大刀会、红枪会；硬肚会等迷信帮派组织改造为革命武装，相继成立了5支农民赤卫队。1928年4月至8月，先后领导了盛慷、茨河、石花及县城暴动，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鼓舞了鄂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
1930年，高如松再次担任谷城县委书记，建立了薤山游击队，并担任谷城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为鄂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至1945年秋，高如松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管理局人事科长，并参加了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冬至1946年春，他先后在热河等地任县、市委书记，嫩江省委民运部长，省委研究室主任。1949年5月调回襄阳，后任解放后的襄阳第一任专员。
1974年5月17日，他因“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