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1月19日、20日，德隆主案在武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关于德隆罪与罚的司法争论至此达到顶峰。5天之后，德隆最后的遗产——德隆大厦在上海被拍，以5．95亿元的高价易主。德隆金融帝国昔日的标志正随风消散。
庭审上，唐万新十分钟的法庭自辩表达了自己内心深重的罪疚感。他两次表示服从法庭的判决。2004年7月18日，出走海外的唐万新归国自首的细节，为德隆的故事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至今，新疆人仍视他为“儿子娃娃”，这在当地的语言中表达的意思是：“男子汉”“英雄豪杰”“敢作敢当”。
面对德隆系这一庞然大物倒下的身影，唐万新内心所经历过的恐惧也许是难以表达的；曾经的德隆系有过多少的辉煌，梦想和野心有多大，如今他内心回归的道路就有多曲折。
为了走近唐万新，本刊记者农历年前采访了新疆东西部研究院院长唐立久。他跟踪研究德隆十余年，积累了上千万字的素材。即便如此，在《解构德隆》一书落笔之际，他依然被德隆的庞大所震撼，他和助理花了大半年的时候才把德隆旗下200多家公司的资产关系、经营概况与核心经营人理清。书中，仅资产表就占去了50个页码。
2006年1月19日、20日，武汉持续两天雨夹雪的天气，德隆主案在此开庭。德隆首脑唐万新走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他面临两项控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操纵证券市场价格。
“说证据有一卡车，毫不过分。”德隆的代理律师陶武平感慨万千，尽管以代理周正毅案而闻名，陶武平开庭前还是感慨万分：“周正毅案（与德隆主案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据了解，该隆影响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2500多家机构和32000多名个人。案发前，德隆一度以其产业整合的理念和做法显赫一时。不难想象，案件的审理工作规模之大，仅案卷就有843本，涉及证人327名。
在庭审第一天认定的事实基础上，1月20日，法庭上展开了一整天长达445分钟的法庭辩论。关于德隆罪与非罪的激烈碰撞达到顶峰。下午6点05分，主审法官宣布休庭，并将择日宣判此案。从某种程度上看，这445分钟将最终决定对唐万新和德隆的量刑。
庭审中，唐万新做了十分钟的自我辩护。他在自辩中称，案发以来，他个人感到非常痛苦，负疚感和负罪感非常强烈，完全服从法院的判决。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他再次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
当这一场硝烟散尽，面对德隆巨大的遗体，恐惧也许早已不算什么，巨大的痛苦正来自内心的越来越重的罪疚感。10分钟的辨白也许不能解脱什么罪名，但是让世人看到这个曾经浪潮滔天的金融枭雄，内心的回归。“资本富有人性，财富源自真诚。”当唐万新一贫如洗的时候，才体悟到这一点，是不是一种悲哀？
德隆最初创业于1986年，距今不过20个年头；德隆开始产业整合的最初设想始于1996年，距今不过10个年头；这家快速累积起来的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帝国，其停摆也不过一年半时间。
在新疆乌鲁木齐，唐万新的父老乡亲都说2004年是唐万新无法迈过的坎，那是命中注定的。大约1993年，新疆有人曾经为唐万新算了一卦，预言唐万新40岁将一贫如洗，德隆全军覆没。当时唐万新把它作为笑料四处宣扬。2004年4月3日，唐万新40岁，10天后开始了穷光蛋之旅。
负疚一：德隆这个庞然大物倒地时的声音
“应该说在2004年4月以前，德隆所有的员工尤其是我们做产业这一块的人，对作为一个德隆人是比较自豪的。德隆有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列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行列。”一位曾是德隆国际战略部的员工这样评价自己眼里的德隆。
在唐氏四兄弟中，唐万新、唐万川是德隆的核心人物，此二人既懂经营、又对资本运作和资本市场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唐万里、唐万平较为务实，偏爱实业。
2004年4月3日，德隆召开了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一次会议。会议由唐万新、唐万川主持，到场的是德隆所有金融机构一把手。唐万新在会上表态:这道坎过去了，德隆还会有更美好的未来，若过不去，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开会了。当天会议结论是，全力护盘，坚决不能跌过30%。算下来，还得10个亿资金。与会的机构首脑们纷纷表态，努力筹钱。事实上，这已经是德隆最后的挣扎了。
当晚，德隆为唐万新举行庆贺40周岁的小规模生日晚宴。
4月13日，前身为陕西信托投资公司的健桥证券，首先抛售合金投资股票，当日合金投资股票跌停。第二天，德隆“老三股”全面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几周之内，德隆上百亿市值灰飞烟灭。
4月15日之后，德隆债权人蜂拥至上海德隆大厦，唐万新开始频繁更换办公和居住地点。
4月19日—24日，由德隆金融负责人发动所有的德隆机构和员工加入买盘行列，开展自救活动，购买“老三股”股票。
“部门经理10000股，普通员工1000股，计入年终考核的任务指标”。“事后很多人其实都买得更多。因为当时德隆的高层是这么说的，买得多表示对公司贡献大，更主要的是他说大家齐心把跌停板打开，公司已经准备了一笔资金，很快会把股价做上去，到时候公司发大财，你们发小财。”4月21日，新疆屯河和湘火炬确实放巨量打开了跌停，但随即又是一路狂跌不止。
德隆最后的一次挣扎让自己的员工损失惨重，一些员工至今想起仍感痛心：“最让我们心痛的绝非金钱的损失，而是我们对德隆深深的失望。”
2004年4月23日，德隆债权人之一，亚星客车集团董事长李学勤带着年迈的老伴，到德隆国际北京董事局找唐万里，李学勤的嚎啕大哭，彻底地击碎唐万里最后的心理防线。当天下午，李学勤在唐万里面前开始绝食：“不给钱，就要死在德隆。”唐万里仰天长叹：“这个太刺激了，我受不了了。”而此时，在上海被“老三股”连续跌停砸晕了头的唐万新也已经撑不住了。
2004年4月25日，唐万新与唐万里商量好到北京，公开面对媒体，可是飞机一落地，唐万新就改变了主意。几天后，再也承受不了压力的唐万新从云南边境，偷渡到缅甸，最后逃亡到加拿大，留下了大哥唐万里苦苦支撑危局。
2004年6月10日，德隆最后的夏天，无比喧嚣。上海浦东世纪大道旁，价值5.8亿元的德隆大厦兀然矗立，铝蜂窝板和银色玻璃完美结合的流线型外表在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光。在事先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德隆国际和整个德隆大厦里的员工开始被大面积遣散。德隆员工拿到的除了一份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再就是一张数额从5、6万到20多万不等的欠条。
2004年6月，唐万新悄然回国，面对他的是如潮的讨债大军和全民审判的压力，唐万新遭遇心灵上的打击，德隆的窟窿太大了，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唐万新再次偷渡出境。
在那段时间，网上关于德隆危机的文章不下800篇，“德隆系崩盘”、“德隆会否死去？”、“德隆为何如此脆弱？”、“德隆再爆资金黑洞”、“逼债大潮席卷德隆”、“拯救德隆”、“德隆重组”、“德隆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
那段胆战心惊的日子，不知是否令唐万新想起自己在新疆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狩猎的情景？这种狩猎法最大的风险是，驾驶丰田牌越野车，大灯照着前方7—8米处，眼睛盯着远处的猎物，车越开越快，却看不清跟前的路，下面随时就是危险的堑沟。德隆就处在这种状态。
当德隆系这一至今仍让人惊叹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地的时候，他听到的是比死还恐惧的声音。逃避并没有带给唐万新任何安宁，7月18日，唐万新重返北京，开始撰写德隆自救的重组方案。8月26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德隆进行整体托管。至此，唐万新已无法掌握德隆的走向。
12月14日，武汉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由，签发了对德隆核心人物唐万新的逮捕令。12月16日，在4名武汉公安的看押下，唐万新离开被监视居住了近5个月的北京中苑宾馆，乘火车南下汉江，受羁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负疚之二 ：德隆倒地的背景
2006年1月25日下午，在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三楼的拍卖大厅，德隆大厦被上海国际集团旗下的上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5.95亿元的底价拍下，创上海单体拍卖最高成交价的纪录。新疆学者唐立久此前曾多次去过那里，他想起唐万新曾经说的，“这幢大楼的构造既不方正，又非圆体，更不对称”。
唐万新的行事做人和德隆18年来的运营都很像这座德隆大厦，具备超凡的智慧、激情和想象力，但更像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体：既传统又叛逆、既坦率又狡黠，喜欢独立思考，蔑视主流的价值观和法则，厌恶循规蹈矩，但又被传统所桎梏。
2001年，德隆的高层们在杭州召开“西湖会议”，主要商讨对“老三股”采取撤退战略，还是护盘战略。当时会议上争论激烈，高高在上的德隆系套住了很多人的钞票。在巨额的护盘成本压力之下，唐万新有些害怕了。唐万新力主从老三股中撤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老三股辛辛苦苦翻云覆雨，结果制造了一批老三股的内部利益集团，许多高层和股东反对，西湖会议通过了护盘战略，当天晚上唐万新哭得很伤心：“德隆没救了。”
西湖会议后，唐万新一个人在海南，睡在水泥地板上自言自语，也许将来自己真的会成为穷光蛋。他第一次感觉到德隆这一庞然大物一旦失控将带来的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老三股”拖垮了德隆。
2001年后，德隆面临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来源于四个因素：一是金新信托发生挤兑风波；二是监管部门的调查，德隆从此被看作高风险因素；三是郎咸平炮轰德隆敛财模式，质疑德隆坐庄，引发了全国性的信用危机；四是当年沪指从2000点跌到了1300点，中国股市从此一蹶不振。
金新信托挤兑风波是德隆发展的重要转折。当时，唐万新不顾大多数人“听任其破产清算”的建议，力主挽救。如果德隆不管这场挤兑危机，任凭其破产，德隆可以毫发无损，仅仅是新疆屯河会亏1亿元左右。但是，唐万新考虑到金新信托毕竟是家乡(新疆)的企业，其股东有几万名自然人；另一方面，当时的德隆财务状况良好，负债很少，有一定的能力救援金新信托。
据称，德隆从所属产业中调动资金以理财、存款等名义支持金新信托，其中旗下上市公司共计支持28亿元，非上市公司支持10亿元，德隆从此走向资金链紧张和全面危机的不归之路。
金新信托的第一次挤兑风波成为德隆发展的分水岭。之前德隆系企业经营规范、运转良好，之后就开始扭曲和不正常了。后来，类似挤兑风波又发生了3起，为打通多种融资渠道，德隆全面挺进金融业。
德隆的员工这样描述这之间的细微差别，“2002年以前，德隆国际对投资还是比较谨慎的。所有的项目，哪怕只有几百万的投资，从项目经理到项目人员以及执委会成员都会组成一个团队，召开多次投资分析会议。”
“2003年后，做项目已经不象以前那么谨慎，可以说是变得狂热了。有些项目经理对项目的选择，更多地是出于个人利益，他会把一些不合适的项目极度美化，并要求做项目的人把报告一定要写得漂亮。因为总裁已经不参加这种讨论了，对项目的监管也远不像以前那么严了。”
2002年1月至2003年3月是唐万新最繁忙的时期，他同时指挥五大“战役”：友联管理的组建和运营——揭开德隆金融混业经营战略序幕、金融领域的全面进入、畜牧产业的大举投入、农资超市大规模布网、旅游产业整合计划，这五大战役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使德隆初现的危机进一步恶化。唐万新对资本市场切身的体验，形成了德隆一直以来偏好高风险的筹资模式。
2003年6月被唐万新视为德隆历史上经营最好的时刻，没有逾期欠账款，银行帐户可支配现金约11亿元。9月29日，在全国工商联成立50周年论坛上，唐万里意气风发：“再有3到5年，德隆将进入世界500强”。
2003年10月之前，德隆中层管理人士还可以从德隆获得45万元的无息贷款，其中30万元用于个人买房，10万元用于购车。但是10月之后，这项政策被取消。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10月下旬，德隆的大难突然降临。
2003年10月27日，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外逃，导致啤酒花股票崩盘。像一场瘟疫蔓延，不单啤酒花股票本身发生了"雪崩"，与之有担保关系的公司均出现了大幅的下跌，甚至整个新疆板块都惨遭跌停的厄运。
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德隆系各金融机构均发生挤兑现象，资金头寸全面告急，唐万新成了客户经理，白天主持召开6—12个资金调度会议，晚上接待或宴请来自全国各地追债大军，每天平均工作15小时。
从“啤酒花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到2004年4月30日止，德隆系再未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而且期间向银行还款17.3亿元，这一险峻的现实对于德隆这一航空母舰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负疚之三 ：德隆倒下的身影
由于法院对旁听者身份的严格控制，德隆主案不足一百人的旁听者中，除去德隆方面20名员工、家属，基本都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公检法人员——他们的目光，不仅停留在唐万新等个人的命运上，更是对这个判例尤为关注。“类似问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位专程赶来旁听的外省检察官如是说。
“德隆犯了它不能承担的错误，所以导致了灭顶之灾。”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德隆主案庭审之后这样表态。有趣的是，企业家、学者、政府官员和舆论对德隆的看法始终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唐万新所谓产业整合的宏大思路是：先控制上市公司；然后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然后通过对销售网络和渠道的整合，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和垄断性经营。这种产业整合的战略可以更快捷地树立企业的市场优势，事半功倍地强化其核心竞争力。
而事实上，德隆一直是三条线作战：一方面做产业整合这条主线；但由于资金缺乏需要融资，遂开始通过代客理财吸纳资金；为了让进来的资金增值，德隆又深陷在二级市场上运作。为了将产业整合这个主线做下去，后面的两根线却越做越大，风险也在集聚，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出事是必然的。
来自德隆员工的反思清楚的表达了德隆理念的悖论：“从外部来看，德隆好像是金融和产业的混合体，但真实的情况是，它的金融和产业实际上是互相割裂的。我们不了解金融做了些什么东西，金融对我们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我们做产业的时候也想利用他们的信托、金融租赁、保险等支持产业发展，但是召开了多次协调会议，最终都由于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了了之。”
而唐万新作为“超级庄家”的“产业整合”野心公之于众后，围绕其间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支持者有之，谩骂者有之，更多的则是质疑，即使在德隆轰然倒塌一年之后，这种争论仍在持续。
但随着德隆的核心资产新疆屯河被中粮集团收入囊中；湘火炬被众多企业抢购，最终被山东潍柴动力掌门谭旭光以10亿高价买走。这些发生在德隆坍塌之后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德隆产业整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认可。
郎咸平当年指出唐氏兄弟坐庄老三股赚了150亿，而实际情况却是老三股的流通股股权90％全砸在德隆系的企业手中，为此而形成的亏损在175亿左右。唐万新在庭审时指出了这一点：德隆的危机风险并未转嫁，而是将风险引向了自己。
为实现其持久直接融资的目的，唐万新一直奉行“集中持股”的理论，即试图于大量长期持有一种股票，然后对上市公司进行产业整合，以达到在股市上创造一个大股东赢、股民赢、上市公司赢的三赢模式，但最终失败了。产业开发与增长环节跟不上股价发展的速度，再加上老鼠仓，最终不仅套住了自己，而且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对于德隆的溃败的“警示”，新疆学者唐立久认为“从中看到中国民营企业和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的冲突。中国民营企业一旦山穷水尽，就遭遇人人喊打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万新最大的失败在于：对所处的外部环境没有进行系统而全面地认识。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金融体制的特点，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寄托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上注定将是一场悲剧。
“解读德隆，便是在解读中国。”巨人德隆倒下之际，有学者如是说。不知这是德隆之幸，还是不幸？
“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在最后关头，唐万新不知是否还记得说这话时的忐忑与苦痛。唐万新第二次回国，面对公安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我决定回来就有进去的准备”。“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我还年轻”。
不是结局的结局
据新疆学者唐立久说，唐万新羁押在在武汉第二看守所期间，坚持每天学外语，还报考了北京大学函授考古专业，似乎对日后生活充满信心。唐万平2003年春曾突发脑溢血，目前主要在上海、海南、新疆等地治疗康复。唐万川则在加拿大照顾万新的妻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德隆危机爆发后，唐万里则一直在为德隆的整体重组四处奔波，力图做最后的平稳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