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彭刘杨
1966年11月，我在“大串联”中到了武汉。经历过“大串联”的人，对当年火车拥挤之惨烈，会有难以磨灭的印象。从长沙到武昌，火车爬了一天一夜，中途断水断粮，我整整站了24小时，脚肿了。好在年轻，在接待站的稻草垫上睡了两个小时，就上街了。
去过武汉大学，我便找彭刘杨路。文革中的武汉，真乱。一路问，凡是讲普通话的，多是外地人，不识路；凡是讲当地话的，即使热心，我听不懂。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乱闯。有老人说，路名改了，难找；有人大叫说“你不是刚刚从那个方向过来的么”，也有人先反问：“你为什么要找这条路？”
是啊，为什么要找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的路名奇特。
因为这条路接着黄花岗；因为这条路的路名证明，不管统治者如何残暴，中国的男子汉大丈夫不会死光。
彭刘杨是指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三人，他们的事迹，一些回忆的记载大同小异。我大概是在十四五岁时读到彭刘杨事迹的，好像是在熊秉坤的回忆录中；后来在农村插队时读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所述大致相同。史称熊秉坤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人，近年有考证，确定打响第一枪的人是程正瀛。但谁开第一枪，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双十”最先那几分钟的参与者。至于为什么会有那第一枪，还得往前说。
黄花岗起义失败，半年之后，武昌党人也酝酿暴动。9月，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成立，在新军中秘密开展活动，准备起义。10月9日，党人孙武在汉口秘密机关检验炸药，不慎爆炸，引来军警搜查，党人的花名册等被官府所获。湖广总督府下令全城戒严。同日下午，党人杨宏胜运送炸弹时被敌军发现，他索性投出炸弹，自己也被炸伤。官方加紧搜捕党人，晚上，在起义总指挥部开会准备举事的彭楚藩和刘复基被捕。敌人连夜在湖广总督衙门组织会审，意在“从重从快”。参与审讯的参议官铁忠，见彭楚藩穿的是宪兵制服，暗自吃惊，他不想牵累自己当宪兵管带的妹夫，于是刻意为彭楚藩之开脱，诱供说：“你是宪兵，是去捉革命党的吧？”哪知彭楚藩笑道：“我就是革命党，你没抓错！”铁忠告诉：“你要是认罪，可以免死。”彭楚藩鄙夷地拒绝。次审刘复基，他死意已决，坦承反满革命，大骂清吏无耻。三人中，杨宏胜年岁稍长，时年36岁，他被押至庭前，因受伤已血肉模糊，不等主审官发问，便怒骂：“老子就是革命党，要杀便杀，有什么要问的！”三人被押到东辕门斩首，刘复基临刑时大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
三颗不屈的头颅被专制的屠刀砍下，也如三支火种被投在干柴上。我青年时常常想象，彭刘杨三人在沉沉的黑夜被押上刀枪剑戟森严的刑场时，也许都在计算着黎明时刻。
从来都说中国人生性能忍耐，可是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凡事总得有清算的那一天。是啊，谁能知道是哪一天呢，时候将到，一点点火星就够了，更不用说大地上落下了三颗自由高贵的头颅。
恐怖的气氛延续了十多个小时。由于起义机关遭到破坏，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群龙无首；又谣传官府特务得了党人名单，正在按图索骥，于是人人自危，所有党人都在焦虑中等待。乌云密布，镇压即将开始，反正早晚是一死，于是一些士兵拿钱买醉。工程营的士兵金兆龙喝了酒，被查岗的哨官（排长）陶启胜看到，金兆龙不睬他；陶怒骂：“你想造反吗？”金兆龙喝道：“造反就造反！”遂与他扭打起来，同为党人的士兵程正瀛用枪托击倒陶启胜并开枪打死另两名头目，——就这样，一名工兵在激愤中，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正在焦急等待的新军士兵以为这是起义信号，于是立即呼啸冲出营房，奔向军火库抢夺武器，起义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史家说，两千多年的帝制，被一名工兵的一枪击溃，即指此事。
那一夜的故事也是传奇性的，通宵激战，一言难尽。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天亮时，被清廷认为乌合之众却受到民众拥戴的党人占领了武昌。
在不怕死的士面前，专制制度只能依赖豢养的鹰犬爪牙，可是革命到来，那些为虎作伥的奴才们只能作鸟兽散。
百年历史波澜壮阔的第一幕就是这样拉开的。但很多人，据说包括很多武汉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竟然不知道彭刘杨事略，这是有人不想宣传他们而已。不说了。
1966年文革中，我在狂热的“万岁”呼喊中去寻找彭刘杨路，现在看来很可笑，但我那时的情感很单纯；45年过去了，今天，我又在“唱红歌”的狂热中追思彭刘杨，心情却不由沉重起来。
对相去不远的历史，我习惯地记写自己的感受。这段时间，我的音响里一直轮替播放着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和格里格的《培尔·金特》，这些悠扬起伏的旋律与彭刘杨的壮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我无法说清；但我一直依恋并沉浸在那样的旋律中，它使我抑制不住地激动，令我想象百年前那些追求自由平等的青年的音容，让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祖国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