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成青华 许晓川)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走过人生的壮年，如今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他的诸多著作，如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散文集《只求新去处》、《人杰鬼雄》、《名山大川》，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等，风行四方，《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等四篇作品更是入选中学课本和师范教材。怀着对后生学子的拳拳栽培之情，岁末年初，梁衡拨冗接待笔者，回首人生，畅谈感受。现根据访谈内容并结合文献资料，试以梁衡之语对其事业的成功概括为“四诀”。
“我是苦吟派”
由于梁衡丰富的人生经历，新闻界、文艺界和学术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将梁衡称为“记者”、“作家”、“学者”、“管理者”。当笔者问梁衡“在这些称谓里，您最在意的头衔是什么”时，梁衡笑答：“记者、作家、学者、管理者，都对。但自从我调离新闻出版署后，‘管理者’已很弱化。可能直到退休之后永随我身的是‘学者’和‘作家’。我写作和做学问都做得很苦，评论界说我是‘苦吟派’，我认为这较好地反映了我为文、治学和人生求索的真实状况。以散文创作为例，我发表散文作品较迟，写得又少。发第一篇作品是1971年，当时25岁，到1986年才结成第一个集子《夏感与秋思》。15年所得散文不过23篇。一直到现在，我写每一篇散文仍需要很长时间的酝酿与构思，比如写《觅渡，觅渡，渡何处》，从初次瞻仰瞿秋白故乡，参观纪念馆，萌发创作冲动，到最后成文，中间就相隔了6个年头。就这样艰难跋涉着，是一位苦行僧。”
正如评论家何西来所言，“梁衡并非属于才思迟滞的一类”，苦行之“苦”，系梁衡自找，说到底，这与他好研究问题的天性和凡事不苟且的习惯有关。梁衡说过：“大凡在创作上要做出一点事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干起来再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虽初通文字就敢写百万言，几部曲，居然也闯了出来，回过头再慢慢补课，充实自己。还有一种是先弄懂道理再干。看了些文章，知道些短长，有了自己的追求，不是呼拉拉地闯，而是精雕细刻地磨。”他就属后一种，“我经常是想的时候多，写的时候少”。
梁衡开始较投入地从事创作，是在“文革”之后文学再度繁荣时。那时文坛沉寂，几乎没有专门的散文创作队伍。另一方面，许多人头脑里又还顽固地存留着杨朔式的散文模式。到底散文是什么？这个最普通不过的问题引起梁衡久久地深思，“我是杨朔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学爱好者，曾受到他很深的影响。但再让我写那种文体，已很不甘心，它已经过时。那么，新时期的散文应该怎样去写呢？散文是众多文学艺术形式的一种，它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在这个规律没有看清以前，我不敢贸然挥笔。我注意到古代散文大家韩愈、苏轼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文论，而他们的作品都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为文主张。韩愈要求文以载道，文章如高山峻立；苏轼要求作品如行云流水，文章如江河横溢。正因为有这种文论的自觉，才使他们达到一个前人没有的高度。在学习散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是边研边习，一边从事理论探索，一边写作，总想做个明白人。常常是想一想再写一写，想通一点道理，就实践一两篇文章；再写一写想一想，创作中触发到一点感想，就努力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相结合，边掘进，边开采；边问路，边赶路，走得很慢也很苦。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文章如果真的用心来写，一生有几篇也就够了。近几年我基本上每年创作一到两篇散文。”
梁衡的散文能达到艺术性、思想性、学术性相统一，应该说是梁衡多种社会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梁衡神情严肃地说：“不仅做作家如此，当记者也是如此。在基层采访中，专家教我，单一品种的树林并不一定好，而不同树种长在一起的混交林有很多好处。由于所需营养不同和生活环境的互补，可以合理利用土壤养分，减少病虫害，使树木长得更茂盛。我一直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曾写过一篇论文《种一片新闻与文学的混交林》，提出做新闻记者，一方面要做多面手，另一方面要为出精品而努力。现在年轻记者发表文章、出书的机会多了，尤其要注意不要沾上粗制滥造、贪多求快的浮躁的习气。须知，精髓不存，大书无魂；精髓所在，片言长传。凑字数出书，如播种莠谷，看似一片茂盛，秋天却颗粒不收。在作品数量上，我是求少不求多的，我时时以‘我是苦吟派’提醒自己尽最大努力出精品。”
“文无新意不出手”
梁衡有一句名言，“文无新意不出手”。他努力身体力行。前面说过，梁衡在全国较早思考如何摒弃杨朔模式，提出要追求山水散文的真实性问题，得到文学界的响应。自从1995年以来，梁衡又呼吁要开拓政治散文创作的新境界，199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梁衡的专论《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梁衡说他写东西，每当提起笔，“最感头痛的是怎样避免重复：不要和别人的文章重复，不要和自己写过的文章重复。我每写完一篇作品，都自问是否与别人重复，是否与自己的过去重复。”所以，梁衡把他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叫作《只求新去处》。
访谈中，笔者问：“我们读了您的许多书之后，发现您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初版在1985年，当时中学生正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思想；您还在1984年办过全国第一家‘人才开发公司’。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善于紧跟时代潮流？”
梁衡回答，他一向提倡努力开创潮流，反对跟潮流。他说：“我在《数理化通俗演义》中提到过，成功的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要具有创新精神。”“当我们开始登上治学之路时，第一是继承，是将前人已掌握的知识接受过来。一般人做到这一步也就为止了。而科学家却不甘心于只数别人的脚印，我们看牛顿、法拉第、巴斯德、达尔文、卢瑟福等这些伟人，他们读了一些书，一旦接受到一种新思想的启迪之后，便立即进入自己的创造轨道，去顽强追求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当爱因斯坦还是个16岁的中学生时就有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思考。一部科学发现年表几乎全部为青年人所占有。只有不断地创造，科学才能发展，才能延续。”
梁衡说自己努力向这些科学家学习，不断求新，“《数理化通俗演义》的创作，是为了增加中学生对数理化的学习兴趣。书成后，作家汪曾祺曾称赞过‘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我把这话看作是对我致力求新的鼓励。创办‘人才开发公司’，在当时也属开潮流之举，而非跟潮流。”
应该说，“文无新意不出手”是梁衡在人生道路上顽强地以“有所为”的态度写作和做学问的反映。访谈中，梁衡特意强调：“一个人云亦云、毫无创新的人，可能在官场上还能混下去，甚至可以红光满面，荣耀一生。但是在科学的讲坛上，他只要还是重复一遍昨天的话，就再没有一个人听。”
“宠而不惊，弃而不伤”
平时与一些年轻的记者朋友聊天，谈起梁衡，一是羡慕梁衡的“一帆风顺”，二是觉得梁衡的经验只适宜中央大报的“大记者”，对于基层新闻单位工作人员来说则无从学起。其实这两点认识，都属误会或误解。
读过梁衡《没有新闻的角落》的人都知道，梁衡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梁衡上中学时喜欢文学，大学却考入档案系，这算第一次“不顺”。几年专业思想教育，已横下心来攻档案，成绩还好；却又赶上“文革”，毕业时发配到边疆劳动，工作都无着落，更不用说专业对口，这算第二次“不顺”。以后由写稿而逐步到大报当记者，由边疆农村又回到北京，梁衡就像“被人推到枯井里，靠着信念理想这根细绳，又一把一把地爬上来”。
但是真正的“不顺”还是成名之后的第三次。梁衡作为光明日报记者驻山西9年，由于报道和后期搞人才公司的改革举动，省里就向报社要梁衡。报社怕人被挖走，立即调梁衡回京任职。当时全国搞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梁衡名列其中，中央党校为这批人专开了二期培训班。报社领导说：“你先上任还是先上学？”梁衡说：“当然先上学。”在梁衡心里，学问比官重要。但是后来，仅仅由于一封匿名信，梁衡即被剔出名单。梁衡去上访，答案是：“问题是没有，但这一拨是把你误了。”
路在何方？梁衡说：“那时我读了大量古人的笔记和传记，使我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历史人物中我佩服词人柳永。他本有雄心壮志，进京赶考，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不想连考不第，竟在民间流落了十七年。他隐入歌馆妓楼，这算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但他都没有屈服，在这种最易消磨意志的地方也没有浪费掉自己的才情，而将中国词的创作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没有辜负手中的笔。新时代的文人当比封建时代的文人更要有出息。要紧的是永不妥协，自强自重。我决定调整生活，以这样一首小诗自勉：‘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天生我才，才当发光。不附不屈，慨当以慷。’时时警惕而不使光阴虚掷。结果，在我人生挫折最大、最低潮的那两年，恰恰成了我著述最集中的两年。”
说到梁衡当记者时的工作条件，梁衡在《光明日报》当记者9年，当的是驻站记者，长期在基层采访，亦无一些人所认为的“具备成名的地利之便”。当时，梁衡的工作任务是较重的，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不大容易抢到新闻，而他在工作中又很好强，就只好逼着自己另辟蹊径。
实践中，梁衡发现：“报上登的新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刚发生的，如昨天召开了某个会议，哪个要人来访，发生了某个案件等等，这些事时效性较强，可以叫‘瞬间’新闻，稍纵即逝。记者写这种新闻关键是要快，叫‘抢’新闻。还有一类新闻，是那件事早就发生，但是从没有报道过，还不为人所知。谁去发现它，报道它，它就是新闻。由于事件本身时效性并不强，它早几个月迟几个月，甚至早几年迟几年报道，一样可以吸引读者，这类新闻可以叫‘稳态’新闻。”
远离国家政治中心，梁衡逼着自己去研究发现稳态新闻，即在平凡又平静的生活中发现读者爱看的和想知道的东西。在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梁衡访问农民、教师，像梳头和挤奶一样地寻找新闻。比如，一个70多岁的老农，靠实践摸索成为核桃专家，他种的核桃两年就能挂果，皮薄如纸，肉都长到了皮外；一个农民养猪专家懂两门外语，创造了全国最好养猪指标；一个班主任在自己宿舍里支一张床，生一个炉子，为农村穷苦有病的学生补课，又补身体等等。事过多年，梁衡欣慰地说：“这些东西早就存在，没人写过，读者又爱看，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当记者期间，凡是我写出的这类稿件都得到了较强烈的反响，我获得的几项全国性新闻奖恰恰都是这种稳态新闻。”
梁衡笑言：“我详谈我的从业经历，目的是想说明，记者成名或许会有所在媒体的大小之别、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因素，但是成才则不分环境优劣，关键是自己如何适应环境，苦心孤诣，扬长避短。更进一步说，环境的优劣或者说顺境与逆境是随着人的遭际的变化而变动着的。生命就是创造。凡想有创造的人都会碰到阻力，因为他要破旧出新。一生绝对顺利的人，也就等于他没有在世上生活一回，因为除了享受，随波逐流，他没有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留下什么。人总有理想，无论大小，理想的实现是奋斗的结果。
奋斗就是克服逆境，什么都天遂人意，还奋斗什么？”
“孜孜以求，锱铢以计”
问：“您新近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您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有何评价？您认为在新形势下，新闻工作者应有怎样的新修养、新素质？”
梁衡答：“老实说，我不是很了解新闻教育。但是也能感觉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不是很紧密。我当博导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想写好一本‘实用新闻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使学生读了有用。我不太赞成提新素质。入世后，新闻工作者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学习新知识，在这里我可以谈一些个人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梁衡强调得最多的两点：一是惜时，二是尽力。
“人生苦短，在时间这种资源上，只有节流却再没有开源的可能。我们唯一能努力的就是拚命地去利用它。”当记者的那几年，每到年初梁衡就自制一张大工作历贴于墙上，并题这样几个字：“时不待我，我何饶你；孜孜以求，锱铢以计。”梁衡在一则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决不会让我的整块时间，一刀一刀地被人碎割。我倒要用一张网，一张很细的网，将时间之鱼一一捕捉。”
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跑，不断地写，不断地发稿。这是一种极紧张、日新月异的工作。但是一个人所有的知识总是会被消耗掉的。所以当记者必须学会不断地自我补充，这主要是读书。另一方面，把自己平时在社会和知识大海中的所见所感不断整理出来，奉献给社会。这些都需要时间。但是，记者连吃饭睡觉都无定时，要想有整块时间坐下来读书、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梁衡总结出一种对策，这就是“空中加油”———“空军作战时，为了给飞机补充燃料，但又不能让战斗机撤出战场，于是便‘空中加油’。记者的主要学习方式，只能是这种空中加油式。”
在记者生活中，大概有这几种情况最浪费时间：等车，坐车，谈话应酬，开会。这些时间如果不利用起来，记者的生命就将白白扔掉一半。梁衡当记者时，每次出差，包里都要装一本书。如果是长途车，从早到晚在火车上，总可以看五六万字。有人觉得一个人出差寂寞，梁衡出门却尽量不结伴，特别不要人陪。这主要为避免应酬而浪费许多时间。“长时间的工作中，我逐渐发现，记者采访中有两个时间空白段可以利用。一是，早晨起床到早饭前。这时无论是陪同的人还是被采访的人都不会上门，绝对安静。我在这个时间一般是背书。记者的基本功中，文字功是极重要的，应该像艺人‘曲不离口’一样，经常背诵和熟读一些范文。有一段时间，我出门都随身带着《历代文选》，就利用早晨的时间，将过去学过的一些范文，重新背习。第二种时间空白段，是刚到一地，还未接触采访对象，没有正式开始工作时，这一方面可以抓紧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抓紧搞点‘副业’。我有几个大本子，分门别类，贴着许多五花八门的资料，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这个方法，邓拓同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积累知识好比拾粪，要养成习惯，每天拾，见了就拾。也不要分什么羊粪、牛粪，先拾回来再说，它都会化作养分，滋养禾苗的。时间，只要肯见缝插针地利用，总还是有的。”
说不尽的《人杰鬼雄》——读梁衡的近期散文
刘波
梁衡的散文是越写越老到了。
他写山水的散文集《名山大川》，虽说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依高岩而挺立，但我看过之后，也并不以为意。因为古往今来，写山水的散文千姿百态，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比比皆是。然而，对他新收的集子《人杰鬼雄》，一经过目，便觉怦然心动。研读之后，感受更深。我冒叫一声：当代散文，就我看过的而言，恐怕还无出其上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感觉，诵读他这些文章，有一种总也说不尽的东西。
说不尽什么呢?
先说体式。当梁衡的散文《觅渡，觅渡，觅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在文坛上兀突而出、众口传扬时，我曾问他：“你这些文章算什么体式?是政论，是人物，还是抒情?”他说：“我写之前没想过这些，写过后也说不清楚。”后来，有评论家说他这些散文是政治散文，这大概是想和他过去写山水的文章有所区别吧。这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在这些散文中，篇篇都与政治有关。但若据此就说是政治散文，我看不大科学。若有政治散文，势必还要分军事散文、经济散文……那散文的分类就会没完没了。况且细细品味，你会发现，他的这些散文，主要讲的并非政治。
有论者又说梁衡的这些散文是人物散文。这也有证可据。《人杰鬼雄》中的许多篇什，如《觅渡，觅渡，觅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读韩愈》、《读柳永》等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在说人。但细细品味，他又不是在“写”人。如果是“写”人物，那就要写人物的音容笑貌，写人物的丰功伟绩，如司马迁之写《项羽本纪》、写《陈涉世家》，如穆青之写焦裕禄，如徐迟之写陈景润。然而，梁衡在写他的人物时，在音容笑貌、丰功伟绩方面却很少涉及，常常是一笔带过。照我看来，他是在“评”人。而评人，又不是干干巴巴做几条评价。所以，若说他这些散文是人物散文，恐怕也不准确。
其实，对梁衡近期的散文，大可不必硬冠以什么政治散文、人物散文、抒情散文等等。依我之见，散文无非是相对韵文而言。除去诗歌，便都是散文。古往今来，一些大政治家所写的政论，便是优美的散文。一些大文豪所写的记、序、传、书、墓志、杂文等等，便是优美的散文。梁衡的这些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前写后均没有考虑过到底算什么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是“文无定体”的散文，也可说是“梁衡体”的散文。在我看来，他并不是胸中先有一篇大道理，或者先有一种激情，然后再依托一个什么“人杰鬼雄”的载体喧唱出来。他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散文，似乎是“可遇不可求”之作。每遇人杰鬼雄，他总是神飞八荒，思接千载，思之所至，情之所钟，意之所适，就执笔为文。他把哲理和现实生活血肉一体地融合起来，把自然、人物和政治思想、社会组织联系起来，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活生生地表达他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物的见解和思考。这样的散文，你说它是政治的就是政治的，你说它是抒情的就是抒情的，你说它是人物的也是人物的……真是说来说去说不尽。
再说人物。梁衡所写的人杰鬼雄，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他们的功过，历史早有结论，在读者的心底，也早已有了永恒的定格，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梁衡却偏偏要说。说什么?他一不说人物的音容笑貌，二不说人物的伟业丰功，而是对人物作一番剖析，在千百年已有的定论上，再给出一个新的评价。这个评价，就是人格。人格是什么?人格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之风动一世，主要在于人格。梁衡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许多作者评价人物是讲伟业丰功；梁衡评价人物，却是紧紧抓住人格。抓住了人格，就抓住了人物实质。伟业丰功能说尽，人格高照无尽时。正因为如此，我看有些人物的一部传记，恐怕还抵不上梁衡的一篇散文。
《人杰鬼雄》的压卷之作《觅渡》，是一篇评价瞿秋白的散文。秋白去世半个世纪了，为什么人们至今以至永远怀念他，纪念他?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还是因为他的从容赴死?当然有这些因素。而梁衡在散文中却绕过这些，突出地评述了秋白对生、对死、对名的态度。对生，秋白本来才华横溢，如果他静坐书斋，作文、绘画、行医、治印，必能真正实现他的文化价值，但他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以书生之躯扑向大风大浪，好像用一块纯玉代替一块石头，去堵决口。梁衡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无私。对死，秋白不追求轰轰烈烈，而以柔弱之躯，靠理性力量淡然处之。梁衡认为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用勇敢、坚强已无法概括他，秋白是“达到了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对名，秋白在生命就要画完整句号之时，偏偏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剖析一遍，向世人昭示他是一个多重色彩之人。对此，梁衡写道：“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
几十年来，描写秋白、纪念秋白、评价秋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梁衡是第一个从人格上剖析秋白，一层层逼近秋白人性的最高境界，用秋白的人格魅力在读者心中搅起了轩然大波。难怪此文一出，先后有百多家报刊转载，难怪秋白的女儿独伊读过《觅渡》之后，在致梁衡的信中说：“父亲一生磨难多，争议多，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诚哉斯言!信哉斯言!记得当年《觅渡》一出，我们几个先睹为快的人，便不约而同，相互推荐。此后的几年里，我读此文不下十遍，每读一遍，就觉得和秋白接近了一步，但又总觉得和秋白有说不尽的话。秋白一生是一幅读不完的名画，梁衡的《觅渡》是一篇读不尽的散文。
再如《大无大有周恩来》，照我看，是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中最有影响的一篇。为什么?恐怕也是因为写了总理的人格。总理为什么在中华大地上无处不有?是因为他的经天纬地之才?是因为他的忧国忧民之德?还是因为他的见贤思齐之明?……这当然是人人皆知的缘由。梁衡的散文，却绕过这些，独辟蹊径，为总理归纳了六个“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这六“无”，层层逼近总理人性的最高境界，这就在亿万怀念总理的读者中，引发了刻骨铭心的、新鲜而无尽的话题。
其他如评价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评价韩愈的《读韩愈》、评价范仲淹的《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等等，无一不是层层剖析，情理交融，揭示出他们闪光的人格。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人杰鬼雄，才能以更新、更高、更实的形象立于读者面前，成为一幅幅读不完的名画。
再说思想。散文靠什么取胜?单靠描写?议论?诗意?抒情?恐怕不行。照我看来，散文的取胜之道，主要在于思想。这思想，就是言别人所不敢言，道别人所不能道。古往今来，凡大家之作，莫不如此。读《出师表》，读《谏太宗十思疏》，读《岳阳楼记》，读《五代史伶官传序》等等，无不感到有一种思想在冲击着你，启迪着你。有时只言片语，竟能使人幡然顿悟。读梁衡的《人杰鬼雄》，就常有这样的感觉。言别人所不敢言，是梁衡的胆，道别人所不能道，是梁衡的识。可以说，《人杰鬼雄》中的上乘之作，都是胆识之作。
读《大无大有周恩来》，我觉得最撼人心魄、最摧人肝胆的，是讲周恩来的第五个“无”：劳而无怨。起段劈头一句就是“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接下去便直言“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他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等等。多少年来，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千千万，说到劳而无怨，都是总理为国为民，不辞辛苦。惟独梁衡的文章将“辛苦”改成了“苦”。一个“苦”字，本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梁衡硬是用一枝笔，挑破了这层纸。一字之差，石破天惊。围绕一个“苦”字，真真让人一读三叹!在《红毛线，蓝毛线》中，讲到刘少奇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议，梁衡又直言写道：“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面对时弊，这段议论又能引发多少话题!类似上述的直陈胸臆的文字，在《人杰鬼雄》中还能举出许多。虽说当今世道清明，但要实话直说，也不是没有忌讳。没有胆量，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梁衡写人杰鬼雄的篇章，常常是由人及理，由事及理，由情及理，而又信笔所至，生发出一番议论。这议论，不管是片言只语，抑或是洋洋洒洒，多能做到言必己出，见解独到。拿起《人杰鬼雄》信手翻翻，就可以找到富有哲理的句子或段落。比如“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中国这个封建文化深厚、崇神拜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减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等等，这里透出的见识，不同样给人以启迪和思索么!
梁衡不是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思索的成果，远在当今某些“思想家”之上。所以《人杰鬼雄》一出，引得洛阳纸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愿梁衡继续这样写人杰，写鬼雄，写岳武穆，写文天祥，写孙中山，写胡耀邦……用他的一枝笔，带给我们说不尽的话题，留给我们说不尽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