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1907年初，随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中山的信徒面目出现。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1925年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1927年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1927年4月5日，汪与陈独秀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后于1927年9月13日通电下野，1927年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经越南河内去南京，并发表“艳电”。后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了“重光堂协议”公开与日本人合作。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 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 严以律己、简括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张学良
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 “西安事变”，以及此前东北军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建立的统战关系，是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当时的抗战局势将向何方发展确实难以预料。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能否在陕西立足并取得日后的迅猛发展也很可能是个未知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不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而且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完全配得上“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这样的称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此后，他被蒋介石软禁了五十多年，许多志向再也无从实现。这种丧失自由的生活，对于他这样一个胸怀大志、才干突出、当时正值盛年的人来说，其痛苦岂能以语言来表达？因此，张学良是一个悲情英雄。在值得我们敬仰的同时，更是极为令人扼腕。 有诗人《题张学良将军第一幽禁地》诗：“为邦兵谏死何哀，臣道终缧不世才。苍坡受旨观书处，抗日频传捷报来。”（《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要言不烦地反映了将军兵谏目的和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所付出的牺牲及其历史功绩。
在上述主要评价之外，张学良：
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他戒掉了鸦片，更忍受了五十余年的监禁生活。
是一个重义气、重感情的人——他的部下，上至军长下至士兵，几乎没有不尊重、拥戴他的；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更是传为佳话。然而，他也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兵谏”快要成功之时，他因为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事前没有跟任何人商议（包括当时就在他身边、对他的安危非常关注的周恩来），就匆忙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并且陪送他们回南京，从此被监禁。他关心蒋介石，蒋介石却对他心狠手辣。
纵观张学良一生，尽管也犯下过较大的错误，如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就尽占我东三省，但瑕不掩瑜，他后来通过“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为祖国统一、抗击法西斯立下了丰功伟绩。因此，他的功绩大于过失。
总之，张学良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蒋中正
在民国四大美男子中，人们对蒋中正政治得失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其相貌的注意，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蒋中正一直是一个头顶光光的秃头形象，难看得很，很难与美男子的形象相联系。然而，在早年的他却是英俊的。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乱世英雄，之所以能够取得震古烁今的抗战功勋，一定程度上却不得不感谢父母赐予的英俊容颜。很多年来，人们一致认为，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结合，是蒋因为政治原因为达到与孙中山的姻亲关系而追求宋的，然而，几十年后，宋美龄却坦言，是自己在一次宴会上与蒋相识后，倾慕蒋介石的英俊，“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的二姐夫英俊”，并主动追求蒋。后来，不顾二姐庆龄大哥子文的反对，在大姐霭龄的帮助下，最终说服母亲，成就了与蒋的百年之好。由此可见，蒋中正的美应当是无所置疑的。不过这话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蒋中正留学日本的西装相中，蒋戴金丝眼镜，目光迥然闪烁，而英姿神采飞扬，既有旭日初升的勃然生机，又兼文明洗礼的文雅之气。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形象。而蒋的美，重在刚直勇毅。在青年时代，蒋英俊挺拔，充满革命激情，眼神坚定而锐气十足。而到了老年，蒋相貌却越来越有儒雅之风，完全象一个和蔼的老爷爷，丝毫不见年轻时的霸气。
蒋中正这个人，与汪精卫不同，他曾经混迹于市井，曾经在少年时饱尝冷暖，对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象汪精卫从小读书，眼高手低，满脑子的革命框框，遇到挫折时就手足无措，不知所以。蒋中正虽然读书不多，但在少年时代读过私塾，而这份经历，在其人生历程中却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蒋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了曾国藩、王阳明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树立了“中正自守、其介如石”的人生标杆。可以说，这一时期，蒋中正的文化积累，影响了其一生的人生轨迹。也正因此，“七七事变”，他会召集胡适、张伯苓等知识分子商讨国是，最终痛下决心，奋起抗战。还有，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蒋中正不顾军队，用船将几十万件文物运往台湾。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其心中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有人认为，蒋中正是一军阀武夫，此言差矣。
蒋中正出身草莽，曾经在上海跟从黄金荣等流氓投机倒把，炒作股票，一直被人们认为流氓无赖。然而，正是这个流氓无赖，却被孙中山格外看重，委以黄埔军校校长的重任。而黄埔校长的首选，其实并非蒋，但其他人都看不上这个位子，只好让蒋这个后生来担当。蒋中正这个人，与其他的国民党首领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的首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能写文章，会宣传口号，能演讲造势，是革命家的好材料，但却不善权谋斗争。这些人属于眼高手低的典型。例如：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廖仲恺等等。而其他善于斗争，掌握实力的人却没有信仰，瞧不起孙中山。例如：陈炯明、陆荣廷等。唯有蒋中正，这个市井无赖，混迹于黑白两道，深悉世故权谋，但同时，信仰三民主义，对孙中山忠心耿耿，为孙杀陶成章，中山舰勤王护主，表现尤堪表率。这些年来，经过无数的挫折磨难，孙中山认识到自己这一代人想依靠宣传革命精神而实现革命目的是不可能的了，只有依靠有信仰的革命军队才能实现，而领导者必须信仰与实力兼具，而蒋正是此人选。
蒋中正在黄埔时凭借“中山舰事件”，一举成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世人评说中山舰事件，是蒋一手策划，又有的说，实属偶然情况下的被迫之举。不管到底是不是故意，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国民政府的几位领袖纷纷后退，而蒋中正走上前台，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其实，既是没有中山舰事件，蒋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在黄埔军校，蒋中正卧薪尝胆，勤勉努力，与学生打成一片，对他们嘘寒问暖，呵护备至。赢得了不少人的人心。同时，运用在上海滩混迹时的处世之道，跟王柏龄、欧阳戈等人称兄道弟，还有，团结了很多象何应钦、顾祝同等中层军官。总之，整个国民政府的中下层几乎都为蒋掌握，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却象空中楼阁，没有根基。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为蒋中正取代是意料之中的事。
蒋非常重视人伦道德，事母至孝，尊重长辈。有一次回乡祭祖，坐轿扫墓，半道遇到同父异母的姐姐，就把轿子让给姐姐坐，自己走了十几里山路回乡。由此可见，对于伦理蒋是非常重视的。
蒋虽出身低微，但其父亲以前是盐商，在蒋的成长过程中，对农民的艰苦是缺乏认识的。
以后革命的时候，也是大多于商人知识分子打交道，对于人际交往很有一套，但对下层的疾苦却很少关注。在1927-1937年的黄金时期，工业发展迅速，但农业却停滞不前。蒋却在这时期提出“新生活运动”妄想以伦理道德教化人心，可见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对于社会的主体不了解，对于现实不能做具体的分析，所以失败在所难免。因而，蒋在退守台湾后，吸取教训，马上进行土地改革。
纵贯蒋的一生，政治成败，任人评说。但忠孝仁义四字，除仁字有亏外，其他却大体不亏。忠于总理，为总理刺杀陶成章，中山舰孤剑勤王，可以说衷心耿耿。事母至孝，床前恃母，也可说尽了孝道。对于象李宗仁、阎锡山这样多次反对自己的军阀没有痛下杀手，表面是仁慈的的了，但对真正有威胁的政治力量却连也妇女不放过，手段残忍。并用特务机关，暗杀成习为人诟病。蒋在兄其美死后，照顾其家人，提拔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为党国要员，并严加追查张宗昌，在北伐战争中谁都可投降，惟独要杀死张宗昌替兄报仇，这对朋友够义气的了，只不过随着自己身处高位，朋友也越来越少了。
蒋年轻时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但被骂被打却代表此人是蒋的嫡系心腹，往往不会丢官，有时还能升迁。蒋对他们可说就象父母对孩子一样，呵护备至。而对杂牌军，蒋的确有私心，但人心不同，蒋无法探知他们的意图。所以，国民党内各怀心思，无法团结，蒋只是尽力维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