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就需要全面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作为衡量各级政府业绩的参照。
此次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该课题组在2010年8月中旬，抽取来自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的4800名居民进行调查。
七成半人感到幸福 青年人幸福感状况与国外研究结果相反
在被调查者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为59.2%，两项相加为74.2%；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从性别来看，女性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这与国外的许多研究结果一致。从结果看，女性未婚和已婚者的幸福感高于男性，但女性离异、丧偶者的幸福感低于男性。
从学历水平看，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幸福感最高，16.7%的感到非常幸福，60.6%的人感到比较幸福；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的被调查者幸福感最低，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3%，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为55.5%。
从不同年龄段看，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高的是61-70岁组，最低的为31-40岁组和41-50岁组。此外，30岁以下的青年人倾向于回答不幸福的比例最高，而7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无人认为自己“不幸福”。
一些研究认为，青年人单纯的快乐要高于中老年人，而老年人因为期望低等原因容易对现实产生满足感。但此次调查发现我国青年人幸福感最低，这与国外许多研究结果相反。调查报告撰写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分析，“虽然未有权威统计数据加以佐证，但其原因很可能与现在就业前景不明朗、房价水平相对较高有关。”
经济发展关乎幸福感 收入分配成影响幸福重要因素
调查还发现，在总的幸福倾向上，直辖市居民比例最高，其次是县级市和首府或省会城市，地级市最低；倾向不幸福评价的比例与这一趋势一致，直辖市最低、县级市次之，最高是地级市。在被调查的不同地区居民中，东部居民幸福感最高，西部最低。
调查分析，可以基本认定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幸福感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的发展应该以社会均衡发展为目标，致力于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提高全民整体幸福感。
收入高低是否与幸福指数直接挂钩？王俊秀向记者分析，当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收入增加的时候，幸福感也会相应增加；但当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幸福感增加的幅度会变缓或不再增加，反映在个体身上甚至有可能下降。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家庭月收入越高者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王俊秀认为，鉴于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于收入高低与否，选择和谁比对因个体差异而有很大不同。调查分析，对个人或家庭收入的评价高低是主观性很强的，通过与他人比较得到的相对收入是一个比收入绝对数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就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负责人群体幸福感最高 根源在于资源分配不合理
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
王俊秀指出，前些年大学生毕业首选外企，现在却转投国企和政府机关，这表明青年人在择业时更多地是寻求一种“保障”：外企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无限，当公务员却可以享受很多有形或无形的好处，工资好像不高，却可以有人际关系、住房等方面的资源。
关于公务人员“登顶”各类“幸福”调查的新闻并不鲜见。2009年5月，武汉市社科院曾发布《武汉市市直机关女公务员现状调查》，调查称从个人素养、事业发展、社会态度等多个方面看，武汉市女公务员的幸福感较强。2008年12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市民总体幸福感最好。2008年4月，西安市统计局对该市公众幸福感专题调查显示，幸福感最强的也是公务人员。
评论认为，工作稳定、福利保障完善和社会地位高，是公务员倍感幸福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而言，公务员越幸福，而纳税人所受的剥夺感就越强。
此次调查还显示，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拥有外地农业户口的调查者幸福感最低；认为自己生活得“没有尊严”的人幸福指数也排名末席。
调查最后指出，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幸福、尊严这样的心理感受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最小痛苦原则】http://weibo.com/xiaohan1969自认为法律改革家的边沁创立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作为效用主义伦理学的公共伦理原则无法成立，因痛苦易通约，幸福难通约，它会成为公权制造痛苦之源。波普尔“最小痛苦”原则更胜一筹，它将幸福决定权归个体而非共同体，消除积极自由的侵略性。公共伦理只能取最小公倍数。
【政府与幸福】政府功能如波普尔所言，并非为人民谋福利，而是为人民消除或弥补显见的非自然的外力造成的物理性痛苦，至于何为幸福，怎样才幸福，政府无权管，也无能统一，它由每个个体自行决定。赋予政府为人民谋福之权，必将剥夺人民幸福。政府消极功能至少是不能成为人民无害他人自行谋福利的障碍。
【政府与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自由人民可能失误产生奴役人民的政府，但自甘奴人民绝不可能创造保障自由的政府。自由是基于个体的伦理概念，意味着独立、自律、勇敢与担当，而不是依赖、恣肆、怯懦与推卸，若成天指望天降馅饼，从摇篮到墓地享受不劳而获的福利，不被奴役简直没天理。
日前，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小康》发布“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六成受访者感觉“幸福”，比去年高出0.4个百分点。在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健康和婚姻排在前三位；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则为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15.9%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幸福
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评价主要涉及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5个方面。
“2011～2012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公众认为公务员工作最幸福
“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比“健康”高出6.3个百分点。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国公众的工作幸福感有了较大的提升。67.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幸福感，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是61.1%。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占据最前面位置，而快递员、司机、保姆、矿工则在排行榜中处于末端位置。（据《南方都市报》）
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
的职业前20位
1 公务员 2 政府官员 3 教师 4 艺术家 5 高管 6 自由职业者 7 金融工作者 8 演员 9 飞行员 10 创业者 11 律师
12 工程师 13 作家 14 警察 15 民营企业家 16 职业经理人 17 心理学家 18 导游 19 记者 20 健身教练
（来源：大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