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基本信息

勿忘国耻，兴我中华

事件背景

具体经过

兵力对比

历史影响

相关人物

相关信息

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发生时间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发生过程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对敌政策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据说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此即所谓“铣电”，但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至今无法证实，张学良晚年否认有此电。）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编辑本段勿忘国耻，兴我中华

　　9月18日，这是一个令中华儿女痛彻心扉的日子。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大好河山风云失色，沦于敌手。从此，3000万东北同胞在此后的14年中过着饱受凌辱的亡国奴生活。然而，对一个民族最严重的摧残不是摧残他的肉体，而是摧残他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惟一的根与魂。今天，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能否清醒地坚守自己的文化家园？又到“九一八”，再谈血泪史。纪念“九一八”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精神催我们前行。历史老人依旧在前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只是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历史深刻昭示，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在亡国灭种之际彻底觉醒，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捐弃前嫌，在14年抗日战争中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熔铸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前进的道路上，有中华儿女的坚定团结，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弘扬，必定形成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历史深刻警醒，“落后就要挨打”是古老中国弱则被辱的沉痛教训。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善良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欺凌，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落后。今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民富国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集中力量把中国的实力搞上去，中华民族必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编辑本段事件背景

主要人物

　　张学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中东路事件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

　　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这一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1，东北军的惨败暴露了他的虚弱，使得日军对东北军极为轻视，坚定了日军的侵华野心。2，战争的失败使东北军上下士气低落，丧失了对抗外敌的信心。3，对苏作战失败，使张学良等东北当局人士认为，东北一隅不足以面对外敌，要抵抗外敌必须“举全国之力”。但中东路事件时，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南京政府却因为蒋冯战争的牵制未能出兵（仅援助军费200万），导致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信任不足。4，东北当局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而促进了原本敌对的日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缓和。欧美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废除外国权益的做法，态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这些都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大战前和大战中，南京政府和反蒋联盟都极力拉拢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东北军，但张则坐山观虎斗，不予表态。直到南京中央军打下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学良才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轻易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成为中原大战的大赢家。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宁粤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中共武装割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近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2000人。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害，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重灾区灾民达2500万以上，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国民政府前期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大量资金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

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编辑本段具体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因为王铁汉的对日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于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当时情况，你做得很好！”见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142页。）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负隅顽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大。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同意将锦州驻军撤至山海关，但日本要向法、英、美三国保证不占领锦州，由国联派兵驻扎中立区。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但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见刘维开《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12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12月7日，国联行政院放弃中立案设想。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12页）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p244)。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应对

　　9月18日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永绥舰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尚不了解具体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皓是19日代码，戌指晚7点至9点）。”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

　　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但是之意）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国民政府在处理九一八事变时，与激烈的民间反应相比，显得十分审慎。其中原因有：1，国际联盟成立以来，曾有成功解决国际纠纷的成例，且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国联公共卫生处处长拉西曼（L.Rajchman）正在南京访问。拉西曼表示，只要国联干预，日本必定撤兵。而蒋介石表示：“君须知日军既进占沈阳城也，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绝不愿退出东北也。”（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第129页）虽然蒋介石不尽信国联，但认为在中国无力与日军对抗的情况下，国联也是避免日军压迫的一个选择。2，东北易帜以来，东北地区依然是奉系的领土，虽然形式上归附南京中央，但东北军政当局在军权、政权、财权方面均有相当的独立性，南京政府实际上调不动东北一兵一卒，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南京政府在处理东北事件的时候，不得不顾及东北军政首领张学良的意见，而张学良在事变后采取的是“不抵抗主义”。3，此次事件的发生，和国际上按战争惯例来发动的战争不同，并非经过日本国内启动战争的正常、合法程序，而是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在日本军部部分激进分子的怂恿下，背着日本内阁和首相发动的，带有某种偶发的因素。事后，日本外务省、日本政府和军部、关东军，在是否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和最终目标为何等问题上也确实存在某些分歧。

　　如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早日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如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23日的代码）午。”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见《邵元冲日记》）

　　而且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

　　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就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于12月15日被逼下野）。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早在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尚未下野的蒋介石就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1931年12月25日和12月30日，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过去一些著述所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虽然国民政府没有下令东北军抵抗（国民政府实际上无法直接指挥东北军），但是对于上海、南昌、山东等南京政府直辖地方的官员，均作出必要时要“自卫”、“抵抗”的指示。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的中央军精锐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显然是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编辑本段兵力对比

日军方面

　　1．兵力人数
　　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
　　2:其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4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29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16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30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2联队，驻公主岭；
　　野炮兵第2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2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1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3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4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5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6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中国东北军方面

　　1．兵力人数方面：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2:部署驻地方面：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编辑本段历史影响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21世纪，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编辑本段相关人物

概况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

　　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进军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石原莞尔

　　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在家中逝世，享年60岁。

土肥原贤二

　　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对中国的计划，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

编辑本段相关信息

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不抵抗政策

　　过去长期以来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是因为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张学良部下为主的一些人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点。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各种史料的披露，尤其是当事人张学良晚年自由时开口说话，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洪钫“铣电”说

　　关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见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这就是所谓的“铣电”。张学良另一部下赵镇藩（时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见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页）。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1951年7月，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回忆材料时，也只提到张学良“鱼电”而没有提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发“铣电”给张学良。这显然与洪钫回忆称张学良曾将铣电内容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的说法不符合。而事实就是，“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见杨天石《找寻真正的蒋介石2》，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否认铣电的存在。唐德刚曾问张学良：“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此为铣电关键语）。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洪钫所谓的“铣电”，既没有原始档案资料可以查证，也被当事人所亲口否认，其真实性可想而知。

　　何柱国“蒋张石家庄会面”说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见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件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现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民国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而根据蒋作宾的日记，则证实12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又到石家庄。所以何柱国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

　　郭维城“九一八当夜蒋介石多次致电不抵抗”说

　　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证明蒋当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应德田“九一八后一两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说

　　1934年才到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曾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内容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但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的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对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发这样的电报。根据史料记载，9月18日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才第一次致电张学良，内容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19日的电报代码）戌（下午七点至九点）。”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应德田的回忆显然靠不住。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于是很多人评价，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主要是“源自国民政府的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使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认为若其知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初的时候张学良不抵抗是误判，那还能说得通；可1931年12月日军开始挺进辽西、进攻锦州的时候，日本吞并东北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且蒋介石、孙科、顾维钧也都命令或劝说张学良在锦州地区抵抗，张学良这时依旧不抵抗，这是“误判”还能解释得了的吗？

　　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简析

　　1，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中国无对日作战实力。1928年10月，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说，他曾到日本考察，看到群机狂飞、多艇跃水的浩大场面，认为日本的一切军备都优于我们，要求学生们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张学良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在对日问题上中国无任何实力可言。7月6日，张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文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与周旋。”可见当时张学良的头脑中笼罩着严重的恐日情绪。

　　2，对局势的误判，包括对日本国内局势的误判和对国联的依赖。因与日本接触甚多，张学良了解日本国内军方与政府、外务省在对华问题上有分歧，日本政府和外交人员反对军方一味动用武力的方式。而且事变之初，9月19日，日本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24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虽污蔑柳条湖事件为中方所为，但也表示将把日军“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但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日本军方和政府、外务省之间仅在手段上有分歧，在维护、扩大在满蒙的利益方面是一致的，没料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会逐渐跟军方合流。同时张学良也对国联寄予过高的希望。说事变初期这一阶段，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中有误判，是可以说得通的。（但随着日军进一步进攻黑省和锦州，国联也明显无力后，再说张继续不抵抗是因为误判，就说不通了。）

　　3，保存东北军实力与依赖中央思想。张学良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确实有爱国的一面，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他心中也占有相当分量。1931年12月29日,张学良对王化一说：东北军不能为瓦碎，如果为“玉碎”还可以，“瓦碎”则不必。玉碎指全国抗战，瓦碎指东北单独抗战。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白，要抗日就全国抗日，全国军队一起抗一起牺牲，单让东北军一家牺牲他是不干的。何况即使东三省失陷了，张学良还拥有热河、河北等数省地盘在。

　　4，贪图安逸、意志消沉、能力低下。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入居平津后贪图安逸，追求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而且身为一方统帅的张学良竟有吸毒的嗜好，且深染毒瘾。后来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这种评语用于之前的九一八事变时，也颇有几分合适。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但认为，日军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才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中称“国民党，绝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烟幕弹，“换句话说，国民党就利用这一‘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最后中共得出结论：“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宣言末尾还提出口号，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国民党！”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被迫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将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时，中共中央居然开始非常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前途和形势来。中共中央声称：目前中国的革命浪潮高涨，“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要求红军迅速“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见《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401—415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中共的国家和政府的成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进攻，以逐步攻占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1931年12月4日发布了《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543页），声称：“全国革命急剧地高涨”，“利用目前极端顺利的客观环境，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这个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使中央（苏）区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任何“保守和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在12月11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中，中共还声称，“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指国民政府）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争取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并且告诫群众，“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将打击面扩大到除了蒋介石外的国民党其他各派系乃至于其他各党派（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544—549页），显示了其极左性。

　　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在国民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之时，不断进攻国统区以扩大苏区。其中，中央苏区于1931年年底，陆续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的红三军和红九师，“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襄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和黄安独立团，发起黄安战役，共毙伤国军5千余人，俘虏近万。1932年1月，红四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军，发动商（城）潢（川）战役，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歼灭国军5000余人……1932年2月，中央红军以第三军团和第四军为主，在红军江西、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的配合下，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与国军激战33天。而这期间，正值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之际，红军的军事行动，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如陈诚第18军）。

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3．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苏联的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变初期，出于忌惮苏联的实力和避免两线作战，日本不敢贸然冒犯苏联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9月22日，日本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也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9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为试探苏联反应，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于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副外长）加拉罕询问苏联是否向黑龙江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东路。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对马占山及东北其他军队提供援助。

　　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它（指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方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进攻哈尔滨前，再次与苏方进行接触，苏联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进一步确保日本不把侵略矛头指向自己。对此，后来日本外务大臣不无感激地说：“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II）2—2，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在得知苏联态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但是，对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日本却态度冷淡和消极。1932年11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约见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苏联欲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欲与伪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提议马上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但日本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以及不愿美欧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结果：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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