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509 加尔文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诺扬（Noyon）的一个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主教的平信徒身份的助理。从1523至1528年加尔文于巴黎大学学习，为将来任神职作预备。但在大学期间，他最感兴趣的并非神学而是文学。1528年起在他父亲的吩咐下先后在奥尔良大学和部日大学学习法律。 此间他开始研读宗教改革家的作品。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突然的“归正”，正式脱离罗马天主教而成为改革派信徒。为逃避逼迫，他逃亡至巴塞尔，1534年1月至1536年3月，一直居住在此，此间他写成了《基督教要义》初版，目的是向法王为基督教改革派辩护。1536年加尔文取道日内瓦前往斯特拉斯堡，准备在那里过安静的学习和研究神学的生涯。他原准备只在日内瓦过一夜，但在那晚，他在巴黎认识的好友法惹勒前来挽留他留在日内瓦共同开展改革事业，并警告他，如果他只寻求安静退隐而不相助的话必遭天谴。于是，加尔文决定留在日内瓦。1538年复活节，加尔文和许多牧师因日内瓦很多人的放荡和不道德而拒绝行主晚餐礼。结果市议会命令这些拒绝行主晚餐礼的牧师三天内离境。
从1538年至1541年，他居住在斯特拉斯堡。 在此期间，加尔文在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讲学，结识了当时最有名的教育家施图麦约翰。加尔文还与路德派神学家布塞珥牧师成了莫逆之交。布塞珥思想折中于慈运理和路德之间，建立了牧师会议，实行教会惩戒法，组织慈善机构，并且在世俗政府和教会间建立密切关系。加尔文详细研究了布塞珥的思想和实践，并将布塞珥的部分作法施行于自己在斯特拉斯堡的教会中。此间，加尔文还多次参加德国各地的新教联席会议，并结识了墨兰顿，成为终身朋友，且与他们一起签署了奥斯堡信条。在此，他再版了他的《基督教要义》，写作了《罗马书注释》和关于主圣餐的论文。
无疑，斯特拉斯堡的三年时间是加尔文思想和教牧实践走向成熟的时期，并且为他未来在日内瓦的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基础并积累了实践经验。
1541年9月，在日内瓦的多次恳切邀请下，加尔文重回该市治理该市的教会和行政事物。1541年至1564年，加尔文一直在日内瓦市进行改革工作，直至去世。他第二次在日内瓦的23年改革可分为三个时期：五年和平准备期（1541-1546）；九年严重冲突期（1546-1555）；九年丰收期（1555-1564）。有趣的是，加尔文在其主导日内瓦的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并非议会成员，也非执政官，甚至连日内瓦公民都不是（直到1559年才被赋予日内瓦公民资格），在日内瓦的改革中前段，他是以主任牧师、大学讲师和法令起草编纂人的身份主导着改革运动。因此，我们不能将日内瓦改革完全等同于他的思想，然而，日内瓦改革在最大程度上是在其思想主张重大影响之下的实践。他的改革思想在这23年的改革中硕果累累，本文只撷取加尔文日内瓦改革的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方面予以叙述。本文也不打算着重于加尔文的理论思想，而是着重于他进行此等改革付诸实践的措施、历史实况和处境。
二、 日内瓦改革前后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情况：
在宗教改革开始前，瑞士就是欧洲最自由的一块土地。虽然在名义上瑞士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当时组成瑞士联盟的13个州均为自治的共和制邦国。瑞士的男人成为欧洲各国雇佣兵的重要兵源，也参加教皇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而建立的军队。由于瑞士各州对自己地方事务完全自治，所以宗教改革是由各州的民选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的。瑞士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人文主义在城邦得以建立根基，例如：伊拉斯谟就是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修订了希腊文新约圣经。因此，人文主义是瑞士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根源。在日内瓦改革前，瑞士北部德语区已经大多归属慈运理的改革宗教会，另外重洗派教会在瑞士也已经有很大的发展。
日内瓦是瑞士南部法语区首府。 加尔文从事改革时有人口一万六千人。到16世纪初，萨伏依公国控制了日内瓦，日内瓦在公爵和主教的双重统治之下。教士和贵族们建立了六十人的议会，负责制订法令，另选出4人为执政。议会所议的事务既有民事也有宗教。从1526年起到1536年日内瓦经历了一个政治和宗教的动乱时期。到1526年，日内瓦与弗利堡和伯尔尼结成联盟，并努力摆脱萨伏依公国的控制，直到1536年，经过一场战斗，在伯尔尼军队帮助下，日内瓦终于获得了独立。
从1532年起，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在日内瓦展开。 开始几年，日内瓦只是尝试进行天主教内部改革。经过一阵此消彼涨的斗争，到1535年8月12日，日内瓦议会正式宣布终止弥撒，并且清算天主教会一切财产，日内瓦议会有权指导日内瓦的一切宗教生活并对教会财产予以世俗化。这标志着日内瓦完全归向了新教，并且日内瓦议会完全掌控了日内瓦的教会。很多坚持天主教的日内瓦人开始离开日内瓦。1536年5月日内瓦议会正式投票通过脱离罗马天主教，归入新教。日内瓦的权力机构分为市民代表大会、议会和执政官。议会除了六十人的议会外，还有两百人的大议会，两百人中的二十五人又组成小议会。
加尔文改革前的日内瓦问题重重：首先，所有教会财产和收入均由市政府完全掌控；其次，对于牧师资格几乎没有任何条件和注册，很多以前的教士和修士现在都自称“传道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继续他们以前的舒适生活；另外，基督教的教育标准大幅度地下降到令人吃惊的低水平，因为很多教会组织已多年没有正常发挥作用了；最后，罗马天主教仪式和民间迷信长久以来混杂不清，现今已经在低教育人群中普及，宗教常常变成原始和迷信的领域。加尔文自己说：“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在那里讲道，而这就是全部了。 他们确实搜出偶像予以焚毁，但没有改革。 所有的事都在混乱之中。”日内瓦改宗新教之前，教会风气已经极为败坏，甚至有一位神甫说，只要他下属的教士们不讨小老婆，他也不讨小老婆。改宗新教后，在加尔文改革之前，日内瓦仍然处处是娼妓、酗酒、赌博、斗殴和奸淫等事。甚至常见到一些人赤身露体招摇过市。
三、 日内瓦神权政治的政治改革和教会管理：
如前所述，日内瓦的神权政治体系并非加尔文的发明建立，在加尔文1541年回到日内瓦开始改革之前就由议会统管行政和宗教事务。因此，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政治改革与教会体制改革是难解难分的。
加尔文重回日内瓦后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修改完备教会法令，并且于1541年11月发布了EcclesiasticalOrdinance （教会法令）。该法令将教会的职份分为四类：第一是牧师团（pastors），他们负责传讲、主持圣礼和管理教会纪律；第二是教师团（doctors），他们负责教义的教导；第三是执事团（deacons），负责教会的各种服事和慈善工作；第四个长老团（elders）是由平信徒组成，由市政府拣选产生，加尔文接受这一点是迫于压力而作出的让步。长老们“监督每个人的生活，友善地劝戒那些有过失的人以及那些生活混乱的人并且……给予弟兄间的纠正告诫。”
在教会管理方面最关键的部门就是长老团。如前所述，他们是二十五人小议会、六十人议会和二百人大议会所选派的平信徒，作为教会事务方面平信徒管理的代表，一方面他们要保证教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密切联系教会中那些受管理的世俗人士。所以，开始时毋宁说他们就是教会管理层中市政府势力的代表。但是，加尔文后来完全掌控了教会，所以，长老们反成了教会统管全体人民生活的工具。此种依靠平信徒长老管理而非依靠教牧管理的模式后来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和美国。此种带着民主色彩的教会管理模式吸引了大量的新教人士，被很多改革派基督徒视为是一种真正的教会模式。
宗教法院（Consistory）由牧师和长老们组成，负责监督社群的神学和道德，并且以逐出教会的方式来惩戒那些不服管教的教会成员。[14]这个宗教法院经常通过告密者或检举人来提起社会道德方面的案件。宗教法院虽然受理控诉和审判，但并不行使司法权，也不执行刑罚。其惩治的最高限度为开除教籍，如果其罪行应得的惩罚超过了开除教籍，则移交政府部门审理和执行刑罚。然而，在民事法律的制订方面，加尔文渐渐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因为，日内瓦教会是全体日内瓦公民的唯一教会，而加尔文坚持教会对成员的管制权力。
加尔文的理论强调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然而，在实践中，加尔文力劝属世政府要采纳牧师的忠告，并且要自动服从他们的判断。所以，在日内瓦城，律法需要牧师们的解释，于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行政管理观是一种真实的神权政治，以旧约以色列民的观念为根据，日内瓦全城成了一个教会。
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也就是1555年之前，日内瓦的加尔文的反对派Perrin及其追随者们反对牧师参与公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投票，他们援引以前罗马天主教教士们不参加政治投票的前例。然而加尔文却指出，牧师并非教士阶层，因此牧师不应被排除在世俗政治事务以外。1555年之后，Perrin及其追随者们逃离了日内瓦，加尔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高峰。在1555年之前，宗教法庭作出开除教籍的惩戒还须政府认可，然而到1555年之后，此种惩罚已经无须政府批准而可以由宗教法庭直接作出。但是加尔文的神权政治不意味着他主张教会要对国家有主导权，这种政治形态只是意味着加尔文对于政府事务的广泛的全面的关切。加尔文认为福音不可避免地与此世密切相关。他主张：市政官即使不“征询上帝的指示并且遵从祂的话语”，终将发现上帝之口（此时其实就是加尔文！）无论如何仍然给予忠告。《教会法令》中规定：教牧人员要“宣誓并承诺服从（日内瓦）的法律和政府”。所以，在加尔文的改革中，神学上的政教分离意味着：牧师本身并不立法，但牧师影响善法的制订和执行。 加尔文的政治实践无时无刻不带着宗教和道德良心的考虑，而他以一个非专业政治家的身份深深影响着日内瓦的政策和政治格局。以此，“加尔文主义教导那些以前在政治活动中消极被动的信徒们从事政治的模式和方法，并且促使他们能够成功地主张自己在政治运作体制中的参与权利，这也正是现代国家的状况。”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加尔文理解为个人主义者，相反，加尔文坚持全体高于个人，整体的优先性有实用的意义而其目的是属灵意义的。加尔文说：任何人若是“为了他的私人利益而忽视了共同利益，这不仅表明他自己缺少对敬虔的真正理解，而且是不正当地追求他自己的益处。”
四、 日内瓦改革的社会服务方面
1. 教育：加尔文1541年第二次回到日内瓦以后，就建立了一整套的教育体系。他首先出版了一套基督徒问答书，被称为《日内瓦问答书》（GenevaCatechism），其内容包括读书、写字、算术、文法和宗教，该书的目的是让所有的普通百姓都具备基本的初级教育水平和基督教教义基本知识。同时，还设立了几所中等学校，训练公民可以参与国事和教会服事。这样的学习对那些穷人是免费的，由政府支付费用，而且是强制性的。日内瓦的儿童每个主日中午都要测验所学的《问答书》的内容，直到能够完全背诵信仰的基本要道。对于成年人也是如此，1557年，宗教法院发现有五个成年人仍然“不能说明他们的信仰”，于是就命令他们聘请导师学习《问答书》并且在下个圣餐礼拜之前必须学会。1559年加尔文设立了一所大学，大学分为两部分：日内瓦学院（college or scholaprivata）以及日内瓦学术研究院（Geneva Academy or scolapublica），后者即现在的日内瓦大学。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高等神学教育和研究。 他的亲密同工伯撒被选为校长。 这个学院在加尔文去世前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564年5月1日，伯撒写信给友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1200名学生（指日内瓦学院），并且数目每天都在增长。”此时，日内瓦学术研究院也有了3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对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苏格兰和英国的教会改革和政治变革发挥了极重大的影响。
2. 福利院（hospital）：在改革之前，日内瓦已经有数所福利院来收容供给那些赤贫者和在战争中受伤失去养生能力的的人以及其他病人和穷苦孤独的人。在日内瓦改革前，福利院的官员和职份均由市政官员和世俗人士充任，和教会并无密切关系。社会福利和看顾贫弱，是加尔文教会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主要由执事团负责办理。加尔文在教导如何拣选执事时给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对穷人有真挚的怜悯和理解；二是自己不但不醉酒，而且不贪吃，生活简朴；三是喜欢赢利经营的人不该担任执事。因为在社会福利的服事中，执事很容易获得一些商业交易的信息并且要经手很多的财物。在加尔文在世时，从没有一个执事受到过贪污指控。加尔文还将看顾穷人的工作分为两类：一是为他们提供物质需要；而是探访和服事他们。 但是，加尔文并非固守这种两分法。1550年日内瓦设立了一个专门帮助法国宗教难民的机构，其中他所选派的执事并无上述区分。 福利院中的床位最多是提供给孤儿、私生子和弃儿。福利院尽量安排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进入抚养家庭并且给予一定的补贴。福利院的孩子们都会得到基本的教育。对于那些有学习潜力的孩子还会给予深造的机会；其他的孩子在13、4岁的时候就送到作坊和生意人那里作学徒。福利院里另一批人是老年人，其中能够工作的就帮忙服事。老人们甚至还可以带自己的家具财产来从而营造一个如同在家里的环境，在他们死后这些财产就归福利院所有。第三类人是残疾人、病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是福利院资源的最大消耗者而又最不可能回报福利院，但他们同样得到了精心照顾。其他日内瓦人有时也可利用福利院的设施和服务，比如孕妇（包括未婚母亲）可以使用福利院的医疗来生产。另外还有那些新近陷入贫穷和破产的人也可暂留福利院，直到他们确定安排好自己以后的人生。另外，那些住在自己家中的日内瓦人也可以使用“在外病人”的社会服务。据统计，接受福利院的服务的人中的三分之二是属于非住院的接受服务者。每周一，面包和葡萄酒就会分发给需要的家庭。有些是长期接受服务的，有些是短期接受服务的。日内瓦城外还另外设立了一个福利院来服事外来旅客和外来行乞者，这样作是为了防止疾病传入日内瓦。在灾病期间，日内瓦禁止进口水果、关闭了公共浴室、杀死野狗野猫、禁止野外放牧、隔离病人并且限制外人入境。福利院的资金主要来自教会捐赠，也有政府的税收。福利院在市政官监管之下。
五、 日内瓦改革的人民日常生活方面：
1. 商业经济：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后很快就对暴利商业行为开始解决。1543年12月小议会发布法令规定在小麦和葡萄酒经营中借贷利息不得高于5%。1547年发布的法令禁止乡村教区有高利贷的行为，并且借贷不得超过5%的利润，否则可能面临罚没本金以及处以罚金等惩罚。在日内瓦，随后发布的法令均对利率作了限制，规定所有的借贷公开，并且必须让真实的利率为人所知。日内瓦1557年的法令还规定，在确定利率的时候必须按照农作物丰收时的利率水平。这意味着，当春天农作物很贵的时候借贷给农民，到农作物收获季节价格很便宜的时候，要按收获季节较便宜的价格还贷给出借人，不得要求借贷人按农作物很贵的季节的价格还贷给出借人。1551年日内瓦议会建立了一家特别的金融机构来收取小麦和酒类特别税，用来偿还欠巴塞尔的长期债务。
2. 工作日：日内瓦规定主日必须停止工作崇拜，否则要受到处罚。此外，周三作为祷告日，也要到崇拜结束后才可开始工作。
3. 工资：日内瓦规定了某些行业的固定工资，任何超过限额的工资水平，雇主和工人都会被处以罚金。议会还有时处理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争议，并且组成仲裁庭来为双方确定一个合适的工资金额。关于牧师的薪金，1558年1月3日，加尔文和其他一位牧师代表全城和乡村牧区所有的牧师向议会提出了加薪要求，因为大多牧师生活贫困。牧师们并不要求富有，只是希望能够“诚实地生活”。加尔文毫不虚伪地提出他自己的薪金能够与其他教牧人员同等。议会最终于1月20日和秋天以及1562年4月三次提高了教牧人员的薪金水平。
4. 家庭生活： 日内瓦的婚姻法令规定了婚姻自由，其第八条规定：“父亲不得按自己的喜好强迫其子女结婚，而不顾其是否喜悦和同意。”该法令还规定了在婚姻里的男女平等。女方与男方有同等的权利在对方犯奸淫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离婚。但如果离婚的目的中有欺诈成分，则双方均无权要求离婚。丈夫不得虐待妻子。犯奸淫的不得再婚。法令还规定女子因淫乱而怀孕的时候不得被投入监狱。
六、 几点反思：
1.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加尔文的改革措施大多并非他的原创。日内瓦的民主共和制和神权政治在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前就已经形成了，他也大大借鉴了布塞珥和墨兰顿等等改革前驱的改革经验和成果，加尔文是在日内瓦已有的制度架构总体轮廓未变的情况下，为其注入了全新的、生机勃勃的基督教信仰的生命力。
2. 加尔文并非以政客的身份出现于政坛，而是以主任牧师和属灵导师与法规起草顾问的身份主导日内瓦的改革。这意味着，加尔文改革的本质是属灵性质的，他并不是领导一场制度革命，而是用其真理的教导来推动世俗政权的变革。
3. 加尔文的改革极其注重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提升和社会公义的实现。一些西方论者将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归于加尔文对勤劳工作和再投资的重视，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加尔文的改革尤其注意教会或者说在教会大大主导着的政府下的经济干预，但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日内瓦改革的经济干预是在教会势力的主导下进行的。加尔文痛恨各种形式的暴利和巧取豪夺，而最大限度地攫取高额利润恰恰是今天资本主义的追求目标。
4. 加尔文在教育方面，建立了一所高水平的神学院，其毕业生成为宗教改革的骨干推动力量，成为改革运动后期唯一可以与耶稣会在学术教育领域平分秋色的机构。然而，加尔文的教育不仅仅是神学院，而是低级、中级、高级教育的完整体系，领域也远超过神学。这对今日教会如何重建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极具启发性的。
5. 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加尔文的日内瓦是一个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城市。当我们今天学习加尔文的经验时，必须考虑他的处境和今日世界不同之处。
背景
1、受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
2、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
时间
1536年开始
内容
1、坚持《圣经》绝对权威，反对教皇权威
2、主张简化宗教仪式
3、核心：主张先定论，宣扬选民或弃民
4、主张发财致富
5、主张自由、平等，个人主义
6、制定严格的道德标准：主张选民要有奋斗精神具有简朴、诚实、讲信用等高尚美德
反映了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作辩护
7、主张建立共和式的长老制度（神职人员选举产生）
8、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教会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
使教会组织和国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更适应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作用
1、打击了天主教会的势力
2、净化了社会风气
3、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4、主张更为激进，其更激进之处表现在建立民主教会和严厉排斥异己，以及主张国家的民主化与共和化上。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旗帜
5、国际性影响广泛，日内瓦也由此成为“新教的罗马”
局限
镇压异端，判处异端死刑
